一个默默为北洋水师而战却被朝野一致排斥的德国人---汉纳根

http://jczs.news.sina.com.cn 2004年09月16日 23:27 舰船知识网络版

  德籍洋员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来华多年,长期受聘参与北洋的海防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他在甲午战争期间的突出表现,使他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熟知。但是,多年以来,人们对他的研究不多,评价也不高,甚至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令人颇难苟同。对于这样一位受聘担任高职的洋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予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 汉纳根其人

  汉纳根(1855-1925),德国赫森(Hesse)人,出身于军人世家。来华前一直在德国军队中服役,曾任陆军上尉,1879年应聘来华。不久,他发觉
清军所用的战术还是进攻太平军时的那一套“旧法”,“绝无奇谋深算,至于泰西武备新学,更梦想所不到”,遂离开军队,改而“从事于测算之役”。(1)汉纳根是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的女婿,德璀琳又与李鸿章的关系密切,因此,李鸿章对汉纳根也十分器重。此时,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海军,正需要大量人才,汉纳根得以进入其幕府,担任军事顾问。

  1880年,为筹建北洋海军基地,李鸿章命汉纳根会同汉员陆尔发及英国海军军官柯克(Captain Cocker)前往旅顺勘察炮台及船坞修理之所。根据汉纳根等的报告,决定先修黄金山炮台,并委派其负责监修旅顺口炮台。经汉纳根负责设计、建造的炮台在旅顺口分两个炮台群:一是口西海岸炮台;一是口东海岸炮台。西炮台包括老虎尾炮台、威远炮台、蛮子营炮台、馒头山炮台、城头山炮台、老铁山炮台,共6座;东炮台包括黄金山主炮台、东小炮台及臼炮台,摸珠礁炮台、老砺嘴主炮台、北山及人字墙,共5座。其后,又环绕旅顺背后,陆续修筑陆路炮台17座。他还经手创办了旅顺水陆兵弁医院。在旅顺基地的工程建设中,不仅各处的炮台淑由他设计完成,而且开山、挖河、筑路、导海等工程也常由他策划与监督,成为旅顺工程局总办袁保龄最得力的助手。另外,汉纳根还负责设计和修建了大连湾、威海卫炮台。1888年,根据汉纳根的计划,在威海修建炮台多处:南岸有皂埠嘴炮台、鹿角嘴炮台、龙庙嘴炮台;北岸有北山嘴炮台、黄泥沟炮台、祭祀台炮台;刘公岛有东泓炮台、东峰炮台、南嘴炮台、旗顶山炮台、麻井子炮台、黄岛炮台;加上日岛炮台,共有炮台13座。后来又修建了所城北、杨凤岭、合庆山3座陆路炮台。1890年,威海各海岸炮台陆续建成。这些炮台均以长墙连接成炮台群,其交叉火力能有效地防御海上目标,曾被人誉为 “东海屏障”。鉴于“惟炮台形势,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汉纳根曾“具禀声明,并条陈慎防敌军由陆后犯事宜”,建议朝廷能够加强炮台后路的防守。但因当时的中国官吏大都缺乏近代防务意识,认为汉纳根“怀挟私意”,拒不采纳。汉纳根既“与当事者意见不洽”,(2)且任期已满,于1890年返回德国。

  1894年6月,汉纳根再次来华。时值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而关系紧张,汉纳根主动向李鸿章提出去朝鲜察看形势。7月23日,搭乘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轮前往朝鲜。25日,高升号行至朝鲜丰岛海面,被日舰浪速号开炮击沉,汉纳根泅水方得以生还。8月23日,李鸿章任命汉纳根以五品花翎总兵衔,担任北洋海军总查。9月15日,与提督丁汝昌统帅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队去朝鲜。17日,舰队在黄海海面与日本联合舰队相遇,遂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海战,汉纳根与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指挥作战,海战持续近5个小时,朝廷因其此次督战有功,恩准逾格赏加提督衔。(3)黄海海战后,汉纳根先后向李鸿章和清政府条陈速购西洋快船,以加强海军。同时,他还向清政府建议改革军制,筹建新军。

  甲午战争结束后,汉纳根仍任陆军教官。后离开中国军界,转而经营井陉煤矿,直到1917年中德断交,并于翌年底被遣送回国。1921年汉纳根三度来华,于1925年在天津病逝。

  二 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

  汉纳根第二次来华,正赶上甲午战争爆发。这与他第一次应聘来华的情况不同,在面临火与血、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必须做出抉择:是回避还是参与?按常理说,他作为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以私事重至中华,非有华官之敦聘”(4),完全不必冒此风险,做出回避的决定是很正常的。但是,他的正直品格不容许他这样做。因为在这场战争中谁是侵略者、非正义的一方,谁是自卫、正义的一方,他是了然于胸的。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参与。仅此一端,就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先是1894年7月23日,清政府雇用英国怡和洋行的商船高升号,载兵由大沽口出发,增援驻守朝鲜牙山的军队。汉纳根作为一名普通乘客搭船同行。25日9时许,当高升号驶至丰岛附近海域时,恰与日舰浪速号相遇。日舰向高升号放空炮两发,威胁高升号停轮,并准备将其俘虏。这时,船上的清军管带们立即向汉纳根表示:“宁愿死在这地,不愿当俘虏。”汉纳根把这个意思转告给船长高惠悌(Galsworthy),并“与船长约定好”,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让高升号返回始发港大沽,“因为船出发时,两国并未宣战”。当日本人持武器登上高升号后,以临检为名,要俘虏这艘船时,船长高惠悌称“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抗议下服从”。汉纳根把船长与日本人谈话译给中国管带们听后,全船将士齐声反对。这时,汉纳根挺身而出,对日人说:“(船长)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许他这么做,军官和士兵都坚持让他们回到原出发的港口去”。高惠悌也指出:“考虑到即使已宣战,这也是个公平合理的要求。”(5)但是,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根本无视这一合理的要求,竟下令发炮将高升号击沉。汉纳根泅水获救。亲身经历了这次事件,汉纳根心不能平,向英国驻仁川副领事务谨顺(Willian H.Wilkinson)提供证词,揭露日人的残暴罪行(6),同时也萌生了投身中国军旅的愿望。

  丰岛海战后不久,李鸿章有意让汉纳根担任北洋海军总查来协助丁汝昌,召见汉纳根称:“君愿入海军代为指教以助丁汝昌乎?丁汝昌业已受命,将率诸舰出寻东舰。倘东舰阑入北直隶海界,应即迎头截击。君诚愿往,老夫之心安矣。”(7)汉纳根明知任务艰巨,但激于对日本之义愤,慨然许之。遂登定远铁甲船。9月17日晨,北洋舰队护送铭军10营入朝,从大东沟返回旅顺。上午11时许,北洋舰队突然发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汉纳根与提督丁汝昌、右翼总兵刘步蟾,都登上了旗舰定远号前方的飞桥辽望,判定为日本舰队。于是,他们一面密切注视着日舰的动向,一面商讨御敌对策。随即命令各舰升火、实弹,排成犄角鱼贯小队阵驶向敌舰。12时20分,日本舰队逐渐接近,丁汝昌、汉纳根等见12艘日舰以单纵阵冲来,为了发挥各舰舰首主炮的威力,下令改变原来的犄角鱼贯小队阵 “以镇远、定远两铁甲居中,而张左右翼应之,令作犄角雁行(小队)阵”(8),直冲日本舰队。

  12时50分,海战打响。提督丁汝昌在指挥中身受重伤,汉纳根乃与右翼总兵刘步蟾共同督战。北洋舰队皆以舰首指向日舰本队,先将日舰本队拦腰截为两段,并向敌发动猛攻。“定远猛发右炮攻倭大队,各舰又发左炮攻倭尾队三船。”(9)定远先发炮击毁日本旗舰松岛第7号炮位。又从日舰比睿的右后方发炮猛击,比睿下甲板后部全部毁坏,并起火灾,侥幸逃出北洋舰队的炮火网。随后,定远与诸舰合力猛击日舰赤城,赤城中弹累累,死伤甚众,其舰长坂元八郎太伤重毙命,最后逃出作战海域。战到下午3点半钟,定远和镇远处在5艘日舰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险。但二舰将士在汉纳根和刘步蟾的指挥下,毫不畏惧,果敢沉着,坚决抗击。在日舰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各将弁誓死抵御,不稍退避,敌弹霰集,每船致伤千余处,火焚数次,—面救火,—面抵敌”。(10)日方记载也承认这样的事实:“定远、镇远二舰顽强不屈,奋力与我抗争,一步亦不稍退。”“我本队舍其他各舰不顾,举全部五舰之力量合围两舰,在溜霰弹的倾注下,再三引起火灾。定远甲板部位起火,烈焰汹腾,几乎延烧全舰。镇远前甲板殆乎形成绝命大火,将领集合士兵救火。虽弹丸如雨,仍欣然从事。在九死一生中毅然将火扑灭,终于避免了一场危难。”(11)在此危机时刻,定远舰向日本旗舰发射的一颗巨弹,将其重创。据日本随军记者报导称:“霹雳一声,命中松岛舰下甲板,击中第四号炮。松岛舰舰体倾斜,白烟腾起,四面暗淡,海浪涌起,疑鲸鲵也会惊而逃离。巨弹爆炸,又使火药爆炸,如百雷聚落,毒烟充满了整个军舰,伤亡80名,分队长志摩大尉也因之死亡,将士们皆抽泣而不能自持。此时,松岛舰终于因火药爆炸而起火,黑烟冲天。……许多火炮已被击毁而不能发射”(12),已经完全丧失了指挥和作战能力。日本舰队只好停止作战,向东南方向逃逸。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中,汉纳根会同刘步蟾指挥得力,终将日本舰队击退,使其遭受到重创。海战结束后,光绪帝特颁谕旨,以汉纳根“在海军当差,教练有方,此次大东沟之战,奋勇效力,深堪嘉奖。加恩赏给二等第一宝星,以示鼓励”。又因其“在船督战尤为出力”,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13)

  黄海一战,北洋舰队虽击退了日本海军舰队的进攻,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实力大为削弱。此时,如何整顿与加强海军,成为当务之急。有鉴于此,汉纳根因于10月上《整顿水师刍言》,内称:“现与倭战,北洋水师最关紧要。今虽未得海军大用,而大东沟之战已极努力,终至击退倭船。奈本船亦各受伤,多日不能再战。……此后如要海军精强,终于能大战大胜,应先竭力整顿”。 并提出8项整顿措施,其中主要有以下3项:

  (一)全国海军由海军衙门统一指挥调度。“嗣后海军衙门应自行管理海军船只、船坞、制造等局,所用水师文武官员本署自行遴选。”

  (二)调南方各水师主要舰艇充实北洋海军。“刘步蟾应派往上海,按照大东沟战事整顿南洋船只,备妥北来,林镇泰曾应赴福建,将福省船只照样整顿,备妥北来,一同攻战。”“广东鱼雷艇甚多,……拟请选其行驶极速,船身较巨可出大洋者,拣数艘令至北洋,随同作战。”

  (三)战舰一律配置新式快炮。“定、镇甲舰及靖、济等舰快船尚无新式快炮,现在外洋尚有做成之大小极新极快炮位可以购买,拟请每船大小添购数尊,以资御敌。”

  汉纳根认为,一面抓紧添购新船,一面整顿原有水师,“新船到来 ,固可合成大队纵横海上,即或迟到,各该船亦可于大海中与倭船驰骋,以利进奔。”(14)

  其后,汉纳根还亲自到总理衙门,向各位亲王大臣反复说明购买新舰的必要性:“惟欲制倭,仍须赶紧购买快船。”“买船一事,实为当时要务。千万不可惜小费,误大事。”并再上一条陈,强调整顿水师与购买新船,指出:“查中国海军,近八年中未曾添一新船,所有近来外洋新式船炮,一概乌有,而倭之船炮,皆系簇新,是以未能制胜。现在第一应买能挡鱼雷及雷艇者,第二宜购快船快炮,第三应整顿水师将弁。按海军为中国新立,规模虽具,将领中未能满意,仍不足恃;幸习气未深,尚易整顿。惟定造船只,缓不济急。……若向购买,并聘募外国将弁水手同船来华,分拨我旧有之船,将我船将弁水手分半,令登新船。新旧合成一大军,另派一洋员为全军水师提督,当可与倭海军相见于东瀛渤海中,使之只输不返”。(15)

  汉纳根的建议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汉纳根建议的精髓,是购买新船要与整顿水师并行。但从翁同龢家藏文献中保存下来的《总署给汉纳根购船札》(16)可知,汉纳根的购船计划很快地得到了批准,但其整顿水师的建议却被搁置一边了。而当事者办事迁延,加以新船洽购费时,缓不济急,购船计划也终告落空。

  三 建议实行持久战略与编练新军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内部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御敌方针,正当朝臣们在为主战与主和争论不休之时,汉纳根所上《条陈节略》引起了主战派大臣翁同龢的注意。《条陈节略》称:“以今而论,与倭大战,恐无胜理。惟有阻遏倭人,不敢长驱直进,令宋帅一军进扎要隘,十分严守为上,随战随退,随退随即增兵。……封冻后可添数万,兵力亦可渐厚。”(17)所谓“随战随退,随退随即增兵”,其实就是一种持久战略。(18)

  事实上,对日实行持久战略乃中国惟一取胜之道,在当时已成为许多中外有识之士的共识。如英国海军部情报处提出报告称:“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总的来说,他们都是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没有合格的指挥人员。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并指出:“中国要想取胜日本,只能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譬如说两年或三年。”(19)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也做过预测:“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以慢慢利用其持久的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还特别强调:“中国如能发挥持久的力量,在三四年内可以取胜。”(20)在清朝官员中,也不是没有人认识到对日军实行持久战略的必要性。如南洋大臣刘坤一,早在战争爆发不久即主张对日军的攻势要“以坚忍持之”。后来更明确提出:“‘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21)还有些官员也认为:“与倭人抵死相持,百战不屈,百败不挠,决之以坚,持之以久。”“兵贵持久,乃能制胜。”(22)但是,汉纳根与所有中外持久论者最突出的不同是,他提出了“赶练新军以备大战,添购船炮以固海军”的具体制胜方案。(23)

  汉纳根的编练新军建议受到主战派官员极大重视,尤其是翁同龢对此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1894年11月15日,有谕旨称:“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著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所有一切章程,均责成臬司胡燏棻会同该员,悉心筹画,禀明督办王大臣,立予施行,不令掣肘。”(24)这使汉纳根深受鼓舞。本来,他先提出一个要练10万新军,后见难以被采纳,又提出一个练5万新军的计划:“步队四万人;马队五千人;陆路炮队三千人,用炮位一百四十四尊;围城炮队一千人,用炮位四十尊;工程队一千人。” 翁同龢阅此计划后,写下自己的意见:“招募三万人,枪械按三万人核算,洋将宜核减。”(26)后亦即按此意见裁定。汉纳根所上《练兵办法》九条,其第一条称:“今者,奉旨练军3万人,悉仿德国军制。督办恭亲王命汉纳根为总统。”(27)又据令同汉纳根编练新军的胡燏棻奏称:“练兵一节,臣以时势急迫,十万人未宜骤集,当与汉纳根再三拟议,始定先练三万人,……臣已遴派干员,驰赴山东、河南、口外朝阳一带分投招募,京津附近地方亦赶紧设法招集;务责年力精壮,不准以老弱疲软之人充数。俟招成若干,即预备操场,随时点交汉纳根,认真训练。总期早日募齐,练成一支劲旅,以备征剿,不致稍涉迟延。至购械募将两事,应责成汉纳根办理。”(28)在汉纳根的积极筹划和推动下,一个编练3万新军的计划终于最后敲定了。

  汉纳根编练新军的计划刚一出台,便遭到了重重阻力。试看胡燏棻在奏报开始招募新军的同时,即流露出他对招募新军的担心:“臣反复熟虑,汉纳根练兵募将之说,固属良策;而其中办理棘手之处,却有数端,不得不鳃鳃过滤,思患预防。”他认为有“四难”:一是“筹款之难”;二是“购械之难”;三是“求将弁之难”;四是“约束之难”。其第四难正是要害所在,故特别加以强调两点:一则怀疑汉纳根之动机不纯,其“建言本意,似欲多购船械,为牟利起见”;一则担心“现虽借才异域,冀救目前之急;但恐操纵不能由我,他时后患更多。”(29)现在从翁同龢家藏文献中发现胡折初稿,对“约束之难”讲得更为透彻。称:“此次建言本意,无非籍练兵以侵权,购船械以牟利,削平倭寇,恐非其人。纵令练成,幸而获胜,而他日之要求锡赉,恐有非财帛所能偿,且非朝廷所能主者。…………彼益得窥国家之虚实,侦兵力之强弱,察地势之险夷,观人情之向背,诱结军心,多方要挟,该国必袒之以欺我。稍不如意,动辄思逞。留之,则恐受其祸;去之,又恐触其怒。当是之时,必穷我以所不能应,而迫我以所不能忍,恐后患且十倍于倭,岂非引寇入门,自贻伊戚!”(30)这份胡折初稿暴露了胡燏棻的真实态度,从内心是反对编练新军的。盛宣怀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称:“募客将,照西法练精兵三万人,上议许可,派胡臬司(燏棻)与汉纳根议办。汉欲独揽饷权,胡请罢。”(31)便点明了胡燏棻对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所起的破坏作用。

  其实,在当时反对编练新军的势力中,胡燏棻只是被推上前台的人物,在胡的背后还站着一大批中枢衮衮诸公。胡折初稿一则称“谋之老成,参之众议,咸谓有无穷之后患,并非臣一人之私言”,继则称“旋奉王大臣来函”、“具征王大臣顾画周详”(32),便透露了其中的消息。首先反对练新军的是慈禧的亲近大臣荣禄,在督办军务大臣会议上“议洋队事,仲华(荣禄)力争不可”。(33)在军机大臣中,刚毅最反对按西法编练新军,所以光绪皇帝特地问他:“练兵之道,何以中不及西?”刚毅不敢正面回答,只好说:“平时须多讲。”李鸿藻对汉纳根练兵之事,也“颇不以为然”。(34)他本属于帝党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却倒向了后党一边。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亦持反对的态度,声称:“练此大军本系创举,中国不能操纵,练之何用?”(35)何况在胡燏棻的背后,还站着一位掌握军事指挥大权的李鸿章。盛宣怀在致友人书中道出了李鸿章当时的心境:“乃忽专任汉纳根,不归华帅节制。太阿倒持,原不可不虑”,“仍宜中堂(李鸿章)慨然自任也”。(36)据张荫桓的甲午日记所载,李鸿章曾特留胡燏棻共餐,“席间(张荫桓)询傅相(李鸿章)汉纳根练兵事,傅相言云眉(胡燏棻)向不知兵,又升转在迩,岂合以此相累?至汉纳根,虽有才而不宜驾驭,不图内间抚番至此!”(37)趁此觥筹交错、酒酣耳熟之机,李鸿章一面对朝廷专任汉纳根练新军表示不满,一面示意胡燏棻从中脱身。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胡燏棻更加有恃无恐,竟然向督办军务处“直斥汉(纳根)为贪利无厌”。在这种情况下,原先支持汉纳根的恭亲王奕訢也改变了态度。翁同龢孤掌难鸣,徒唤奈何。他在日记中写道:“夜草驳洋队稿,此事全系胡燏棻簧鼓,以致中变,余不谓然也。”(38)表现了他十分无奈的心情。甲午战争后期清廷采纳汉纳根编练新军的计划,何以刚刚启动就又匆忙刹车,由此可窥见其复杂的内幕。

  在中国海防近代化的进程中,借才异域诚乃必不可少之举。在应聘来华的众多洋员中,以英、德两国为最多。其中,英籍洋员以琅威理(William M.Lang)为最优;德籍洋员以汉纳根为最优。他们都对中国近代的海防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汉纳根在甲午战争中的优异表现,尤为值得肯定。惜乎当时主政者不能知人善任,用之又疑,使其未竟厥功。对此,时人多有评论,或批评“当局即覆奏中止,未免因噎废食”,或认为汉纳根“胆量可取,弃之可惜”,建议“截留汉纳根所募洋将”,“仍派为教习”,以步、炮、马队50营“调齐在小站练兵”。(39)无奈时机错过,为时晚矣。尽管如此,汉纳根的编练新军实为中国近代军制改革之先声,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作者:戚海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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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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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签名档……
波恩有个合唱团?
我很感兴趣~~~

Originally posted by 班超 at 2006-1-9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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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籍洋员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来华多年,长期受聘参与北洋的海防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他在甲午战争期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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