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adoxfishbear

2006-07-20

日夕思想三个多月，这系列文章要完工了。三月三十日发表首篇——《如何再看中国二十年？》——打算来一个对中国看法的总结，推断一下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行内反对的朋友无数。今天回顾，白纸黑字，我是把中国之后的历史预先写了出来。



问题是当三个多月前坐下来要再作一次推断，我发觉今天中国的局限及其转变比昔日的远为复杂。经济推断，掌握不到局限转变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系列开了头，夸了口，怎么办？于是先写几期回顾，希望这「回顾」思维可以带出一些什么来。



是一九六一年吧。作为本科生我问经济历史大师Warren C. Scoville：「历史是过去的事，过去的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管呢？」大师回应：「不知过去，我们无从知道今天身在何方。」说得对，这系列写了几期回顾，我对中国今天的局限掌握是比较肯定了，虽然远不及八一年看得那样肯定，那样清晰，那样简单。



中国会否继续高速增长二十年，是国际大话题。会或不会，一般的推断是看风水，跟着他们下注不如赌世界杯。直觉说再高速增长二十年很不容易，差不多不可能。想想吧，目前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年率大约百分之九，而没有全部算进去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还在上升（虽然不及九十年代升得那么快）。说目前的增长率，以实质算，达百分之十强应该可靠。以「十」为持续的增长率，复息算，十五年后中国的国民收入是今天的四倍，二十年是今天的六倍。可能吗？杭州是表表者，最近那里的每年人均收入逾五千美元。保守地调整物价，实质算，应该达一万二千美元或以上。持续二十年今天的增长率，二○二六年，杭州的人均收入大约今天美国物价的七万二千美元，或大约今天中国物价的二十四万人民币。应该不可能。



无可避免的第一个结论，是如果要持续目前的增长率，今后的主要动力一定要来自内陆，后勤基地是也。西部有什么矿藏大发现会帮助。这些看来是北京的意识，而我提出的工业第三阶段的发展——月是故乡明，工业的势头会转到农村去——跟这意识是没有冲突的。不要相信一般的报导。大约二○○○年起，中国农民的收入上升得快。还是很穷的，但改善得快。



这就是了。今天看未来，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农民怎样，中国就怎样。北京明白这一点，问题是怎样推动才对。大致上我是乐观的。有两个理由。其一是这系列写过五篇文章分析的地区竞争制度。如果这个妙绝天下的制度不能把在黑暗中度过了五千年的农民带到阳光下，其它多说无益。我为自己能在这把年纪解通了这地区制度的密码，感到骄傲，因为可以协助国内的朋友知道哪里可以修，哪里不能动。政府上层还可以做的是改善交通，提供县之外的公共设施，鼓励私营办学及医疗，更要鼓励私营的慈善工作。



第二项对农民前途看好的理由，是中国本土的市场大得离奇，有着数！在农村发展工业，中国不需要靠外贸，不需看什么鬼佬议员的面色。当然，外贸畅通无阻，更好，但农村的工业主要供应国内，本土市场够大，史密斯当年的专业产出定理有助焉。



中国要再来高速二十年，农民见到阳光是必需的条件，但不足够——英语所谓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是也。我认为在农业上，北京大步行差踏错的机会不大：在第三阶段的工业发展中，农民会继续转到工业去，而农产品之价会按步上升。不难推断，农业在不久的将来会转向企业化的发展。都可取。困难是「必需」之外的「足够」条件了。



国际政治或什么战争、恐怖活动等我不懂，这里不谈。北京上头的政制没有跟进，也不谈。地区的政制，尤其是县及以下的，我调查过，知大略，认为基本上是企业制，可以小修，无须大改。说中国的地区行企业制，除了我熟知的合约结构外，有两个观察支持。一是他们的投票选举着重于办事能力；二是禁止政治活动，甚至不准拉票。买卖官职的行为有所闻，是事实，但一般知情的说，这些年减少了很多，不时尚了。



上头严禁有效，但买卖官职的行为大幅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带来另一种麻烦。官职的工资实在低：一个县长有住所，也有应酬饭吃，但工资只每月二千人民币，虽然地区优胜的有奖金，但不多。这就带来人材流失的倾向与一个「五十六岁的假说」。后者是指干部五十九岁退休，到了五十六岁，积蓄不够，多多少少会考虑怎样赚些「好处」，或贪污起来。另一方面，我左打听右打听，虽然赚取外快的行为不少，但「正规」的贪污是大幅下降了。跟几位知情的朋友畅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同意，地区的激烈竞争是贪污下降的一个原因。他们也指出，能干而又做得不错的干部占大多数，有些贪污的也做得好。



地区政制上还有另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那是「市」的定位。说过多次，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的手上，即是说经济权力落在县之手。市呢？除了某些有自己的发展土地（一般没有，或很少），「市」本身是没有经济实权的。头痛所在，是没有经济实权的市，在人事上却有权管拿着经济实权的县。从一个商业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地区政制——应该那样看 ——这个市与县之间的权力安排是不对的。县是今天中国地区竞争的命脉，其经济权力范围大致上不能改。北京要考虑把「市」再定位。



今天向前看，中国最大的麻烦是来自外间的影响。高斯真的担心美国的经济思维，引用于中国会闯大祸。不是没有道理的。三年前北京提出的反垄断法，是美国反托拉斯的进口货，害得我要大骂十篇文章。最近再提出的反垄断法（不是早一点的反收购垄断），大有改进，但有机会还要骂。什么最低工资之类也是外地证明行不通的进口货。至于那些建议什么联邦制、代议政制等言论，比起我这个只略知地区政制的人，对中国的制度更是一无所知。是那么容易取得的数据，为什么这些政治专家不参考一下呢？说过了，与西方相比，中国是个没有秘密的国家。经济实践之道，什么方程式，什么博弈理论，皆废物也。



进口货，最头痛可能还是货币制度的思维。我跟踪了美国的货币制度四十多年，知道不是好制度，与朱镕基时期搞起来的中国货币制度相比，输了半条街。美国的货币制度在理论上行得通，但实践很困难。格老时期美国的利率轮上轮落七八次，目前这一轮是提升了十七次。这是什么可取的制度了？币量理论，头痛头痛，尤其是地球正在一体化的今天，货币专家连什么算是货币也搞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何必清楚呢？朱老划定下来的货币制度说，稳定币值是不需要懂得怎样算货币量的。



看官须知，经济制度不同，需要的政治制度也不同，而零件政策的处理也因而有别。进口「零件」思维，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百鸟归巢，纵是名牌配搭得好很困难。二十多年来中国石破天惊的经济发展，是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还是走自己的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算了。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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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27 | 关心挥洒 处之泰然

经济顾问工作不易做。一九七六年，美国通胀两位数字，三岁多的女儿进了幼儿班几个月，不知从小友或老师中听到些什么，回家问我有没有替她准备大学钱（college money）。她当时不可能知道何谓大学。听得心酸，于是把心一横，接了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工作，赚点外快。

还好，雇主知道我的灵魂价高，同意我的职责限于作客观分析。话虽如此，受君之禄，担君之忧，不容易睡得着。可惜的是，为其中一案写下的两吋厚报告，艾智仁读后说是他见过的最高档次的实证研究，雇主买断了，不能发表。

有钱收的政府顾问工作也做过，一次很不幸。我反对他们推出租金管制，怎样也不写赞同文字，他们竟然欠钱不付！此后我推却所有政府顾问工作，钱再多也不干。回港任职后遇到新上任的财政司彭励治，一见如故，他说我是他最信任的顾问，没有钱收的，就是经常一起吃午餐也是梅花间竹，一人出一次。没有酬报的闲谈建议算不算是顾问工作很难说，但与彭老相交的日子我是愉快的。

是这样的一个人。自一九七九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起，关于中国经济的分析与政策建议，我竟然写过不下百万字！教学生只教经济解释；评审学术文章，见有政策建议那部分，无论自己如何同意，永远打个零分。不是说经济学者不可以提出建议，而是建议任何人都可以做。经济学的本质是解释现象，或解释某项政策会有怎样的效果，至于效果是好是坏，可说可不说，与科学无关。

没有作过中国的经济顾问。好几次，国内朋友给我提供资料与协助调查的方便，使我觉得他们也想知道我怎样说。事实上，二十多年来，没有一次我要求国内朋友提供文件或资料而受到推却，而这些朋友都读我的文章。这样看，在某意义上，我对中国的经济研究有点顾问的味道。

中国的经济改革风雷急剧，紧张刺激，而有关制度运作的精彩话题实在多。我只用英语发表过五篇关于中国经改的文章，中文下笔的则无数。不是没有外地学报收容，而是我希望中国朋友读，为他们下笔。求文的外地学报不少，但每次英文完稿后，我必亲自翻成中语，很麻烦。高斯最近来信要求我把中国地区竞争制度的分析用英文写出来，但我提不起劲。有些人见我回港任职后少用英文动笔，说我从前有贡献，回港后不中用了。这些无能之辈自己没有说过半句可以传世的话，不知学问何物。另一方面，赫舒拉发、德姆塞茨、巴赛尔、诺斯、科斯等大师从来自香港或国内的学生听到我写下那么多中语文章，纷纷要求我翻成英语。

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在学术上，中文那样不值钱。一个足以传世的思想，写了下来，不管用何方文字，总有一天会传世。以中文下笔当然是为了中国同胞，但在中国经济的话题上写了过百万字，主要起自一点关心。二战期间有两年多在广西捱饥抵饿，小朋友每几天死一个，我觉得有责任替中国的青年做点事。

没有奢望改造社会，但一九六九年巴赛尔认为我是产权及交易费用分析的行内第一把手，而高斯一九八○年劝我回港任职，以中文下笔介绍新制度经济学，也说过类似的话。究竟自己是否那么厉害不重要，但知道关于制度的话题不由自己以中文动笔，天下没有第二人。话虽如此，跟踪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多年，我学得的实在多。说大器晚成很老土，但今天我对制度运作的理解，比巴赛尔一九六九说的与高斯一九八○说的高得多了。科学中，经济学的独特头痛之处，是世事知得不够多理解就不够全面，而自己的经验，知得够多要在六十岁之后。

关心有代价。有哪一个父母不曾经因为关心自己的儿女而睡不着呢？关心中国的青年，自己的经历有决定性。广西的不堪回首，佛山华英三年的罚企时间多于吃饭的，湾仔与皇仁书院的留留升升，太宁街的吵吵闹闹，多伦多没有大学收容，作职业摄影师去也，总之一事无成。但当近二十四岁美国有大学收容，知道是机会，一发劲，学问的增长势如破竹。

是的，自己的经验说，一个青年看不到机会，看不到前途，不会大博一手。当年一起游玩的年轻朋友，好些智力不比我差，但没有机会，或看不到，没有打上去。一九六八年，后来是林毅夫的老师基尔·庄逊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一个重要的亚洲农业研讨会议，请我作首位讲者。我准备了文稿，在讲台下望，见到名家云集，有所感慨，于是把文稿推开，说：「今天我站在这里作为首位讲者是荣幸的。但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在亚洲农村见到烂泥地上打滚的孩子，我曾经是其中一个。如果有我的机会，他们今天也可能站在这讲台上。」

是简单的哲理吧。如果一个青年有机会而不打上去，自己放弃，自甘堕落，我们管不。但如果政府扼杀了一个青年的机会，政府要负责。多年以来，凡是见到政府不需要负担费用而扼杀了青年打上去的机会，我一定反对，动笔指责没有手软过。扼杀了年轻人力争上游的机会，说什么扶贫，什么福利，什么补贴，什么教育，都很无稽。

改革制度无疑是增加青年图强机会的最佳法门。这方面，二十多年来中国做得好，非常好。抚心自问，我没有这样的本领。然而，写过无数次，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扼杀青年机会的政策。骂过不少次，还会继续骂下去的。有人说共产党不是好东西，不可能作出什么好事来。这些人的智商在我之下，而我则同意邓主任的黑猫白猫说。高斯定律高举私产与市场，是史德拉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思维。高斯本人呢？他支持共产党！这是真学问了。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是五千年来最可悲的，给我痛骂了几句，不知所终。任何人左右了中国青年的机会，我不会笔下留情。

关心有代价，而如果关心得认为自己可以改造社会，或担心北京会否接受自己的建议，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是个学者，千锤百炼，知道一个学者可以做到的极限是在哪里的。知道这极限，为了过瘾喜欢走到尽头，但既然千锤百炼，永远不会跑出界。有这样的本领，外人怎样批评皆可处之泰然。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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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31 | 《中国的未来》序

这是一本书的序言，是一本专栏文章的结集。不是百鸟归巢那种，而是刻意地在专栏写一系列有连贯性的文章，然后结集成书。二十多年前我有两本这样以一个大题材写一系列文章而结集的书：《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文章是先在《信报》发表的。都很成功：自己满意，畅销，认真读的人多，有些北京朋友甚至认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起了点作用。其后一九九三年，要带佛利民到北京会见江总书记，那里的朋友要求我写一系列评论中国经改的文章，带到北京去。我于是写了《中国的经济革命》那系列，文章不多。这本小书价格相宜，销量高，但因为迫着动笔，时间不够，文章的重量就比不上此前的两本了。

《中国的未来》是今年三月底起在《南窗集》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一个大题材的系列文章的结集。动笔前就有这样打算，但不敢肯定，因为文章不易写，没有信心可以写出一个可读的整体。毕竟写完了，而考虑到题材的困难，自己满意。原来共十八篇，但隔了一期发表《扶农大纲说》，认为有关而重要，于是编为十八，原来的十八改为十九。此外，这结集加了一个附录，是二○○四年一月初写好、二月十六日在《信报》发表的《还不是修宪的时候》。这篇长文重要，因为有先见之明，首先提到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独步天下。

我为解释这地区竞争制度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而终于得到完整的解释，要靠两个因素。其一是地方政府的朋友有问必答，绝不隐瞒，有关的文件有求必供。其二是自己在经济学上作过研究的学问，刚好与今天的中国地区制度有关。没有作过类同的研究，我不可能成功地解释这制度。

在「中国未来」这系列中，有五篇是解释上述的地区制度的。不厌其详，用不同的角度反复申述。侯运辉与萧满章等懂经济学的朋友投诉有不明之处，高斯也要求我再解释。高斯不懂中文，他的助手译了一篇给他看，他认为重要，要求我详述。其后他两次要求我用英文写出来。七十岁还能解通中国的达文西密码，宝刀未老，上述朋友的投入有助焉。

说过多次，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妙绝天下。读到北京提出的改革地区的一些建议，感受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搞出来的制度是那么优越。以五篇文章解释，最后一篇写得萧满章说完全明白，于是心安理得。解释得清楚，北京当局应该知道哪方面可以改进，哪方面不要动，算是作出贡献了。至于北京的朋友读不读我的文章，或听不听我的解释，则不能顾及。不应该顾及：北京要怎样做是他们的决定，书生之见只是书生之见而已。

不是书生之见那么简单。是科学之见。经济是一门科学，可以解释现象。解释现象的发生——即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与推断或推测现象的发生是同一回事。说过了，预测与推测不同。前者要靠水晶球，或看风水，后者则要指明在怎样的情况下某些现象会出现。简言之，这里说的「情况」就是经济学说的局限条件了。科学逻辑称「验证条件」，经济逻辑称「局限条件」。

我坚守的从史密斯传统发展下来的经济学，指定局限条件的转变是推断现象发生必需的。很困难，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局限条件的变化多而复杂，不容易简化，更不容易拿得准。其二是局限条件的转变要与真实世界发生着的大致吻合，不可以子虚乌有地作出来。不容易，但如果掌握到真实世界的局限转变的重点，基础理论——主要是需求定律——运用得宜，经济解释或现象推测可以很准确。原则上可以万无一失——实证科学应该这样——但面对世界的复杂，拿不准局限转变的要点，理论掌握不足，失误频频似等闲也。我自己是幸运的。过于高举自己是人之常情，在经济现象的推断上，我对自己的准绳有点自豪。不是没有失误，而是命中率高。对需求定律的掌握自成一家，前无古人，而对真实世界的局限变化的观察，不遗余力近五十年了。

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反对的行内朋友屈指难算。最亲近的巴赛尔也反对，但认为我的理论天衣无缝，半点错漏也没有（见拙作《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第三章）。问题是当时我对中国的局限转变是否看得准。一天晚上，无意间，我把中国改革制度的交易费用一分为二：知道市场运作的讯息费用与说服既得利益接受改革的费用。一九八一年，看得清楚，这二者正在下降，没有理由不继续下降。

重读当年对中国改革的推断，给自己打一百分。可惜当时不同意的师友那么多，自己不敢推断细节。话虽如此，当时我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之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

今天看中国未来，远比二十五年前复杂了。形势好，发展动力九十分。然而，明显地，一两步大错会败下阵来。地区制度可以小修，但不要大改。这方面我有信心。货币制度大致上要坚守朱镕基划定下来的，千万不要改走欧美的制度。这是说，人民币要坚守一个固定的锚（虽然我认为以一篮子外币为锚不是最佳的选择），不能让人民币大幅升值。这方面，虽然支持升值的言论多（包括北京的智囊），我也有信心。写了数十篇文章解释，北京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币大幅升值，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搞起来。改善农民生活是今天北京政策的重点。说过了，这方向不可能错。不能大搞福利经济：小搞可以，大搞完蛋。这方面也不会是大问题：在目前的制度下，大搞福利，地区不会接受。

国际政治不论，战争或恐怖活动我是门外汉。我不同意佛利民不久前说的：中国不搞政改，早晚会有大动乱。佛老没有跟进这些年中国地区的政制改革。改了很多，有好有坏，好多于坏，我不是专家，不敢多说。要说的是外人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永远只看北京，是大错。权力下放了那么多，很多方面北京要管也管不着。说过了，中国的制度自成一家，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的「民主」眼镜看。

今天最头痛的问题，是宏观调控。这个通胀低（约年率百分之二）的经济「过热」的头痛，除了中国，历史没有出现过，其它国家求之不得也。我不知何谓经济过热，但北京的处理手法多而常变。老实说，他们的经济专家（好些是朋友，一些跟过我这位大师）的分析与言论难以恭维。有点搞笑，有点发神经。会另文跟他们搞笑一下，与这结集无关。有关的是北京的宏观调控会不会把中国的发展杀下马来。机会不高，因为北京不会那样蠢，见势头不对还要调控下去。问题是一不小心，「调控」过度，把经济搞垮，翻身不易。另一方面，动不动就宏观调控，调来调去，对投资者的意图与信心肯定有不良影响。这是影响了投资者的前景预期，对经济可以有很大的杀伤力。困难是预期的形成，经济学到今天还没有掌握到解释。如果北京的宏观调控重复又重复，甚或变本加厉，促成了无可救药的不良预期，经济一蹶不振，翻不得身，会是见笑天下的大悲剧。经济逻辑说可以发生，虽然历史没有出现过。

为恐读者不买《中国的未来》这本书，书内的重要推断，这里不谈为上也。
（按：欲购买此书，请联系香港花千树公司：arcadia@netvig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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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扶农大纲说（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九

2006-08-10   绝对不怀疑温家宝先生要大幅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没有任何理由不支持他的意图。方向不可能错：农民的生活搞不起，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有大成。问题是怎样做才对。  是极端困难的政策话题。农民贫困的国家，说要改善的随处都说，不知说过多少次了，但有谁真的办到呢？今天农民生活过得不错的国家，农民的生活没有真的悲惨过。不愚蠢地约束农产品进口，农民的人均土地只一亩多，上帝也恐怕救之不易。华中张培刚大哥六十年前在哈佛获奖的博士论文，指出农业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所在。当然对，可惜大哥当年的大声疾呼如石沉大海。近十年来有转机了，大哥可以告慰，但农民的生活可否一般地达到小康之家，还是个大问号。  扶助农民或贫民不容易。赈济、补贴等往往长贫难顾，不容易鼓励他们自力更生，况且这些「慈善」措施，开了头不容易收回来。多建公路，鼓励农村发展工业，提供教育与文化水平，可以做，应该做，但效果多半不足够。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能以这些算得上是「正性扶贫」的方法把农民的生活大幅地搞上去。今天北京有钱，可以大花一笔扶农，也打算这样做。他们下注显得小心谨慎。不久前读报道，说北京选数十条格外贫困的村落，给每村一笔钱（记不清楚，不多的），让他们自己选择怎样花，看看效果如何。这是投石问路，不坏。扶贫工作的陷阱屈指难算。  要改进农民的生活水平，六十多年前作小孩子时我就听到，老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回顾历史，中国农民的故事永远是悲剧。近代最悲的故事有五十年代后期兴起的人民公社，与早一百年的太平天国，是内战，据说农民死了三千万。纵观世界，资源局限与中国类同的，没有一处农民生活得好。是多么令人失望的经验。  奇迹终于出现了，大约六年前开始的，地点是中国。近三年这奇迹来得清楚，令我舒一口气。有不少实例支持：成熟了的荷兰豆因为工资过高而没有人采摘；较差的农地被弃置；农业雇用农工开始盛行；机械耕耘代替牛力，等等。最明显有两项。其一是民工荒在珠三角一带来得严重；其二是苏、浙一带，三年多前农工的月薪大概人民币三百，今天五百也不易找到。那些说中国进入世贸后农民更苦的言论，要不是刻意中伤，皆胡说八道也。  还有不少支持农民生活开始跃升的例子。三年前近于市镇的农地每亩年租大约二百五十，今天是四百多——农民工资上升后如是，反映着农产品之价上升了不少。实地调查，我喜欢用推论（infer）的方法，认为最可靠。两年多前，为了摄影在国内到处跑，凡到农村我必定细看，跟农民聊天，然后draw inference，没有一次不支持他们的生活正在上升的看法。  大有改进不等于足够。正相反，这改进是好势头，鼓励我们顺水推舟，把握着这机会把农民的生活大手推上去。有机会成功吗？很难说。这势头是史无先例的发展，是个现象，推不上去就让天下同声一哭吧。  让我们冷静下来，细想为什么上述的势头奇迹地出现了。两个原因是明确的。其一是我多次提及而又作过深入分析的中国地区的激烈竞争制度。在那土地使用分成的局限下，人手不足土地不值钱，于是，县与县之间竞争招商，也迫着竞争招工。加上九十年代中期起中国大举放宽人口流动，农民转到工业去发展得好。外间报道下岗工人多，其实是转工频频，另谋高就也。不久前带一位在东莞设厂的朋友到长三角参观工业区，他看得仔细，说：「这里是厂家天堂，因为见不到工厂的门前贴着招工告示。」其实长三角招工也不易，只是没有珠三角那样紧张罢了。  其二是朱镕基时代推出的货币制度，上苍保佑，发展为人民币的币值在国际上偏低，成为世界第一强币。二十多年前开放改革之初，有谁想到人民币会变得那样强劲呢？八年前我说人民币是强币，五年前在南开大学讲话，说人民币大强。不要忘记，那些日子人民币的灰市汇率低于官价，但懂得掌握基础经济理论的不难看出其隐藏着的强势。二○○三年初我见官价与灰市偶尔打平，就说国际（尤其是美国）将会施压，逼使人民币升值。这是经济学。  人民币的强势对农民有大助，因为偏低的币值可使知识不足的劳力容易卖出去。最明显是我称为接单工业的，差不多是农转工的必经之路，遇到无可避免的国际廉价劳力竞争，人民币不偏低很头痛。  上述可见，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与人民币有大强势，皆难得一遇的条件：前者妙绝天下，后者是神州数千年一见的。二者虽是人为，但那么巧合，确属天意！这也可见目前中国农民的生活开始明显地有转机，来得不易。要记着，上述二者都大幅地增加了农民劳力的需求。今天中国扶助农民的要点不是补贴农业，而是要保持及加强这需求的继续。  向前看，无可置疑，扶助农民要把工商业的发展推到内陆去，推到乡镇去。说过了，信奉市场，我是反对凡事市场的。政府的策划需要，但要明智地利用市场运作的协助。公路的建造，公众的设施，不可以没有策划，而教育、文化、医疗等发展，或多或少要有政府的参与。这只不过是说，很多事项用公司的形式处理，可以减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不能否认胡涂帐或见不得光的还不少，但退一步看，看大势，北京是懂得利用市场运作的。说实话，我没有见到另一个更喜欢利用市场的政府。  在重要的教育与医疗这两方面，对农民重要的，不妥，但有改进的迹象。骂过了，走着瞧吧。目前的主要困难，是宏观调控出现了问题，尤其是房地产那方面。不反对约束炒买炒卖可能引起的楼价狂升暴跌，但反对不容许楼价上升。最近推出投资增值税，引狼入室，看来是大错，将另文解释。不容易判断怎样的行为才算是炒买炒卖，也无从判断泡沫之将至。但如果城市的楼价不反映市场的供求，对扶农有害无益。  道理是简单的。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升，需求会转到乡镇去，促长了乡镇的工商业发展，从而增加市场对农民劳力的需求。困难是毫无约束的土地使用，就算工业园搞得美轮美奂，市容足以炫耀，工商业的发展会集中于繁盛之区，乡镇落后，而不愿意离乡别井的农民会继续穷下去。因此，土地使用分配的策划是需要的。决定了这分配（不容易），只要房地产之价反映着市场的供求，楼价再高也要接受。理论逻辑说，如果楼宇的空置率够低，楼价不容易有暴升暴跌的情况。记着，不同地区的土地使用分配是重点，我期待看看北京表演他们的天才。  中国的农民真的可以杀出重围吗？如果北京不行差踏错，应该可以吧。是非常困难、近于不可能的希望，但上述有利条件的巧合，也近于不可能，毕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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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未来，中国的农民怎样，中国就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