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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国籍

    如前所述，我栖身玺宇的日子里既不读报，也不听广播，对世情变幻早已悲观厌弃。因此，就连对桥本宇太郎的擂争十盘淇，报纸上是如问报导的都全然个晓。最近查阅了一下当时的报纸，见第一局的前夕刊登过这样一篇报导："（前略）这是吴氏恢复了中国人身份之后的第一盘比赛。吴氏将以此为契机，返回中国，召集中国棋士，亲自挂帅，然后率帅再次东渡日本进行亲善对局、，所以说此次对局乃吴氏伟大事业即将展现于眼前的第一盘棋、，经此一战，倘若桥本（宇）八段败下阵来，那么'天下第一人'的世界最高称号将越海失落到中国去也；相反，桥本八段若不负众望将此金冠固守国中，那么吴氏将手持何物来作'凯旋厚礼'呢？总之，此战系天下之安危，双人对每一局都轻易势力，失落不得！"


    另外，还援引了一段所谓我的"谈话"："（前略）不久我就要回中国去了。围棋在世界的东方发祥，并成为历史悠久的思想艺术领地之一。我要将这一古老灿烂的艺术带回去，继续为促进两民族的和平而贡献微力。为此，我有个小小的打算，我想将大陆的那边的棋客如顾水如、刘昌华、魏海鸿等先生，以及其他著名的棋手们都网罗起来，带他们到日本来交流棋艺，共促日中亲善。并且，我想今后这一切活动还要仰仗读卖新闻社的大力支持。"


    毫无疑问，我恨本不曾对新闻社这样讲过。再者，什么我要回国、作为中国棋士要与日本淇士进行亲善对局等事情，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后来我才知道，难怪当我与玺宇诀别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遭到过许多人的误会与指责。"吴清源在日本受到那般良好的照顾，可是，日本一成为战败国，他却急急忙忙地恢复了中国籍。他可真是个忘恩负义的薄情郎。"如此中伤，祸恨原来在报纸上，无论是谁读了那篇报道都会那样错怪于找。不过，对天起誓，我光明正大，问心无愧。


    昭和二十一年入夏之前，有4个自称为"中国代表团"和华侨的人，到我起居的地方--玺宇来访。不知他门与玺光尊谈了些什么，谈话结束后，其中一位对我说： "请随我来。"就这样我茫然尾随而去，准知竟来到了杉并区官署。我一个人进了门口的一间房子，在里边稍候。当时，为何带我来区官署，我既没追问，他们也未曾提及。不过，我还是猜到了八九分：这是为取消我的日本国籍来区官署办手续！


    嗣后，于昭和二十六年，在办理恢复我妻子的国籍时，终于通过律师了解到当初取消我的国籍的详细经过。据律师的调查，当时区官署的知情人说：中国占领军方面的人一来到区官署，就让将吴清源及夫人的户籍交出，对二人的日本国籍不问青红皂白一笔勾掉了。


    我和妻子原以为丧失了日本国籍之后，还可以取得中国国籍，谁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我妻子后来只得风雨飘零，有国难投；我比她稍强些，在与桥本的擂争十盘棋第一局前夕，得到一本中国人临时护照。然面好景不长，一听说我第一局惨败，"你小子陷进怪诞宗教里执迷不悟，如此重大的棋赛却吊儿郎当地输掉了，简直是个没用的家伙。"一顿责骂之后，我的临时护照又被没收回去了。就这样，我和妻子双双成为无国籍的"国际游民"。


    日本战败后，当时中国的"驻日占领军"是蒋介石总统率领下的国民政府军。在中国大陆，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的第二年，即昭和二十二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展开了内战。我想，可能由于中国的驻日占领军也受国内动乱形势的影响而意见分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难怪对我的国籍问题既无人过问，更拿不出统一的方针政策。


    据可靠消息说，中国方面确实有一部分人极力主张给我恢复中国国籍，并将我作为"为日效劳者"而强行遣返。在此基础上，对我施行思想上的再教育，使我对中国围棋的发展作出贡献。


    昭和十六年（1942），以濑越先生为团长的"日本亲善围棋交流团"访问了中国，我是代表之一。同行的桥本宇太郎事后曾告诉我说，我们住的饭店旁边贴着题为"吴清源是文化汉奸"的宣传漫画，画中我那肖象的脖子上还挂着赏金。


    虽然我生性满不在乎，对此根本没注意到，然而，据说每次我离开饭店外出时，都有日本人的保镖暗中尾随身后。


    总之，我无国籍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两年。昭和二十四年，台湾成立了"中华民国"，不久便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于是，我们马上在横滨的"中国领事馆"办理手续，取得了"中华民国"的国籍，终于领到一本旅日华人的护照。我妻子那时也是无国籍者。昭和二十七年（1952），我们应邀去台湾时，委托律师将当时的情况原原本本据理陈述，终于使她恢复了日本国籍。


    大哥吴浣因其作为"满州国外交官"而效过力，所以在日本战败的同时偕同母亲和妹妹一起，比国民党政府还捷足先登地到了台湾。


    据说天津的二哥吴炎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抗日前线上成为一名军官，与日军浴血奋战。战争结束后，在"国共合作"的时期，他曾在河北省的重镇邯郸担任过某司令官的秘书。后来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发出搜捕共产党员的手令，但他所在师团的干部开会决议拒绝执行蒋的命令。因此，避免了一场火并，于大搜捕中幸免。谁知后来他还是因有人告密而被捕。双脚锁着沉重的铁镣，在黑暗潮湿的洞穴里被关押了半年之久。据说那半年之内他早就横下了一死的决心。后来，幸好他大难不死，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营救出来了。然而，自那以后，只要天气一冷，戴过 镣铐的双脚就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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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桥本八段的十盘棋

    昭和二十一年（1946）七月，玺光尊在杉并的并根叮借宿民宅。不久，若尾鸿太郎先生借同读卖新闻社的文化部长原先生来访。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此行只为交涉一件事：请我出山回归棋界，并希望让我和当年与岩本八段争夺过本因坊的桥本宇太郎八段进行擂争十盘棋的对局。

    那时我觉得，既然与玺光尊同舟共济，再次驰骋棋坛的日子不会重返了。何况眼下我正专心于信仰，下棋的事从未考虑过。当然玺宇内盘石俱无，我已两年多没有握过棋石了。

    当若尾先生与原先生热情地提出擂争十盘棋的话题时，说实在的，我并不怎么想试试身手，只知道对玺光尊言听计从。尤其是时值日本战败之际，老百姓吃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天愁明天。许多人为了弄到当天的粮食，挤进既不遮风又不挡雨、颠簸拥挤的列车，拼命地为采购粮食而东奔西走。再说列车上，一听说警察要搜查了，人们赶紧把"黑货"从车窗扔出去，然后纷纷跳车，拾起"黑货"再夺路而逃。可是，与拥挤不堪的车厢相连的"占领军专用"车厢里，那些驻军兵士们却悠闲自在地躺卧着。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我根本不相信"重新作为活跃棋士"的日子会再来叩门。况且，周围的环境亦不可能让我旧梦重温。

    由于若尾先生办事得法，在与我商谈之前首先和玺光尊交涉，并成功地征得她的同意。据若尾先生后来告诉我，玺光尊对围棋一窍不通，但她考虑到我若在十盘棋中获胜，就能为玺宇大作宣传，因而才点头许诺。

    这就是战争风云消散之后，奉玺光尊之命，我第一次手握棋石重返棋坛的经过。

    鉴于非常时期，我提议限用时间采取一日终局制，桥本宇太郎八段也爽快地同意。双方还认为限用时间各为六小时为妙。但由于读卖新闻社觉得六小时不太尽兴，结果规定各为七小时，一日终局。对局费是每局每人一万日元，我那一份钱当然都被玺宇拿去敬"神"了。

    昭和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擂争十盘棋第一局，在位于世田谷区深泽的若尾鸿太郎先生的寓所拉开战幕。

    从第一局对弈的前日开始，玺光尊像是亲自作战一样，不遗余力，召集全体信徒为我的胜利而终日不停地祈祷。

    然而，尽管我肩负玺光尊的期待，全力以赴地面对棋盘，但是棋艺毕竟荒废了两年之多，这期间的空白形成了难以弥补的差距。因此，尽管此局我执黑先投，但还是任凭白棋随意调遣。结果我措手不及，胡里胡涂地败下阵来。

    第一局我毫无精采地表演，一败涂地。为此，围棋界的有关人士都有些失望，当年的吴清源哪里去了？还有人担心这次十盘棋弄不好会成为一边倒的胜负之争。其实，我自己不但不气馁，也无任何不安。因为我是奉玺光尊之命对弈。我强烈地感到：与其说是我败了，不如说是玺光尊败了。

    继第一局结束的三天之后，第二局又拉开了帷幕。

    玺宇那里，按玺光尊的吩咐，比第一局时召集了更多的信徒， 照旧从早到晚不停地为使我获胜而祈祷。对局前一天，玺光尊还声称要"将围棋取胜之法力"移入我身体，让我与她在同室睡觉。那一夜，奉命"神旁伴睡"的我，一想到若有失礼之举动，将会铸成大祸！于是，害得我不敢轻易地翻一下身，在根本无法人睡的状态下捱到了天明。  

    翌日，睡眠不足的我揉着眼睛来到对局场，果然，比起第一局来，"再输可就不妙了"的声音在耳边回荡，激励着我奋起直追。不过开局后仍然看不出我的棋比第一局有起色，有几处该投的地方却没有落子，奕至中盘，看起来行将崩溃的白棋七零八落地散成几堆。不论是谁瞧上一眼都会认为我和白棋必败无疑，尽管如此山穷水尽，我仍从内心不断地发出激奋的呼喊："决不能输！"誓死也要负隅顽抗到底。玺宇那里，大家在我对局期间始终不停地祈祷了一整天。

    弈过中盘，绝对优势的桥本，落子开始有些失常。只见我那即将崩溃、散乱不整的白棋，个个如枯木逢春，奇迹般地全部活净，盘面也逐渐变得细微起来了，到后来终于转化成胜败不明的局势。争大官子时，桥本不慎继续出现缓着，最后，我终于将乾坤倒转，侥幸获得一目胜。

    担任这盘棋解说的是濑越先生。局后，"桥本简直是异常。这样好的棋要是再输掉，马上给我赶出门去！"濑越师傅如此痛心地叹道。有关此局，桥本宇太郎回顾时说："到中盘已看出我为必胜。但是刚过中盘，我的心情不知为什么突然变坏，精神上失去了集中力。看来输的原因只能是精神失常。"黑棋失常，此事确实不可思议，后来，社会上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到桥本先生该落子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阵阵鼓声，妨碍了他继续思考。还有人甚至这样说：当桥本先生思考时，蜘蛛就从房顶上垂落下来，倒挂在他的眼前……。总之，这些说法一传十、十传百、神乎其神。
诚然，对于胜负，人们的理智仍有难以驾驭的地方。我觉得：是我那死不认输的执著之心与銮字众徒的祈祷声援，使得桥本先生落子时乱了手脚。对此，我想不会有人怀疑它的可能性。

    第三局，于九月在野田的茂木房五郎先生的寓所进行。这一局我执黑先投，并且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顺风得手取得大胜。不过，第三局以后，玺光尊突然对十盘棋丧失了兴趣。其原因也许是没有收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因此，为使人获胜的祈祷不再举行，对十盘棋对局的日程安排也不再给以考虑和方便。现在回想起来，我置身玺宇，在戒律森严、各种意外事件接连发生的日子里，能够顺利圆满地将十盘棋弈完，实在是一生中令我深感自豪之举。

    那时我非常遵守教规，对局前步出玺宇，对局中从不与"俗人"交际。一到午休时刻，迅速躲进自己的休息室，避免与他人闲聊。对局一结束，起身告辞即返，从不参加局后的研究会，所以，有关棋界的形势与世情变幻，我照旧一概不知，犹如与世隔绝的山林隐士。

    其实，那时棋界的有关人士们见我身为玺宇信徒、整日为玺光尊尽忠效力，感到十分担忧，大家都热情地希望我早日摆脱玺光尊的统治。可惜由于我总是躲避众人，再者许多人也唯恐劝说无效，反遭嫌怨，因而无人自告奋勇地出来当面规劝我。据说当时安永先生曾讲过："欲使吴先生摆脱玺光尊，除了将他彻底地打败而别无良策。"此话的意思很明显：我一输棋，便会声望大跌；玺光尊也不会觉得我有利用价值了。这样一来，我与玺光尊势必不分自离。

    第四局在九月里进行，对局场远在京都的南禅寺。此局我执白棋，并且奕出了许久未用的对角线上的两个三三。后来棋势发展为双方竟进中腹，但由于白棋占了主动，终于又克一城，获得六目胜。

    第五局也安排在京都对弈。由于桥本身体欠佳，毫无精采表演，白棋在131手时只得中盘认输。此局于当日傍晚前及早结束，桥本的"消费时间"为三小时十二分；而我只用了一小时零二十五分钟。这是我所有擂争十盘棋里最早终局的一盘。至第五局止，我四胜一败，形势十分有利。

    第六局以后的对局，为了静等桥本宇太郎身体状况恢复，暂且延期举行。但实际上，因玺光尊只顾她自己活动日程的方便，使第六局赛期总得不到确定。因此一直拖了半年以上，我才终于能够稳坐盘前打第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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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事件

    昭和二十一年（1946）五月，我妻子及另一个信徒奉玺宇光尊之命，拦阻了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汽车，向他递交了玺光尊的亲笔信，于是，"麦克阿瑟事件"发生了。

    当时玺光尊认为，通过使全世界的人们都理解玺宇的教义，进而必定能实现世界和平。她还认为只有她才能担负起这个重大使命。为此，她打算首先使占领军长官理解玺宇，令我们窥探与麦克阿瑟相遇的机会。经过对他每日活动的详细调查，发现麦克阿瑟一到午餐时刻便离开GHQ司令部，乘车回美国大使馆。

    这样，我妻子与另一信徒奉命埋伏在麦克阿瑟回大使馆的途中，伺机递交玺光尊的亲笔信，那一天，她们很早就藏在美国大使馆的附近，当麦克阿瑟的汽车从远处开来时，她们猛然跑上前去将车拦住。对着正要下车的司令官，我妻子迎上去打了个招呼："please！"（英文--请）然后又说了声："是礼品！"随即将那封信递给了麦克阿瑟。这样一来，平素凶狠顽强的麦克阿瑟只得尴尬地苦笑着将"礼品"收下。记得信中大致内容是这样："请汝火速前来玺宇皇居神境！玺之光，承受乎！………

    有关"麦克阿瑟事件"的报导，当时在日本完全禁止，但在美国各大报纸的社会消息版面上却纷纷发表了。

    我妻子她们被拘留了一天之后，翌日获释而归，当时真没想到那么快就出了班房，据说这多亏了GHQ司令部"事情不大，可马上释放"的指示，才开脱了她们。释放之前，警察还狠狠地训斥她们说："有你们这帮疯子在，我们就难得清静！"不过，她俩都是玺光尊的心腹，任凭警察如何严历训斥，只当作是一阵耳旁风而已。

    从此后，每当玺光尊一行打着"天玺照妙"的幡出门时，都有便衣侦探尾随而来。

    我们不顾警察的严密监视，几天之后奉玺光尊之命再次潜入GHQ司令部。这次是我与清水先生等二男二女共四人，还将一些信徒进献的贡品--糌糕作为小礼品携带进去了。司令部的正面，戒备森严，设有"直属警察署"。我们窥视到一个绝好的机会，避开警戒，从正门跑进了司令部。

    进入办公大楼后，我们向传达室的一位日本雇员提出要见麦克阿瑟司令官。谁知对方看是我们，根本不予理睬。正当我们在传达室争吵不休的时候，从里面出来一位美国人，将我们带到大楼五层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只有两把椅子，于是我和清水先生便一屁股坐下。不料还未坐稳，那个美国人顿时表情凶狠地哇哩哇啦发起火来。我们不懂英文，面面相觑，全都目瞪口呆。后来，好不容易才弄懂了他的意思：男的起来，让女的坐！那时，我第一次了解至"美国人还有这么个习惯，对他们那般尊重妇女，觉得既惊讶又新鲜。

    我们献上小礼品--糌糕，并讲明来意。也闹不清对方是否听懂了，就稀里糊涂地被他们送客了。正当我们要下楼返回之际，看到正面大门那里又增加了几名警察，他们早已发现我们的潜入，只等我们一出去就收网逮捕。这时，那位带路的美国人灵机一动，将我们引到后门去，悄悄地将我们放跑了。

    就在同一个时期，受玺光尊的指使，我还曾只身一人前往"中国代表团事务所"去充当说客。对出来接待我的秘书，我极力辩解他说："日本和中国乃同文同种之邦。希望我们不要计较战争的结果，务必和平友好下去！"于是，"日本已战败，连天皇都低头认罪的时代，哪有你装模作样说话的地方！"对方狠狠地反唇相讥。 "吴清源本应是中国人，可你什么时候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就这样，我被奚落了一阵后只得怏怏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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玺宇的生活

    昭和二十一年，日本国战败，社会异常混乱，战前的"价值观念"早已被全盘否定，大家都交织地怀着"告别战争的安全感"与"生活前景难测的不安感"。在这两种情感的支配下，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日本进入了民众失去精神寄托、犹豫傍涅的时代。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战败后有了允许自由信教的政策。于是，各种"新兴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以奎光尊为教祖的玺宇也属其中的一个。


    战后的"新兴宗教"之中，有许多是因推行宗教大众化而成功的。可是，玺宇在该教是否应该大众化的问题上完全拒绝与世俗妥协，彻底地禁锢在玺光尊的独裁体制之中。现在回想起来，玺光尊若有意开门传教，大有成功之机会。


    我们在关根叮栖身之时，家住青森县八户的一位信徒--宫重先生曾携带一百万日元的巨款来到东京。当时我们在关根叮租用的民宅乃房东小误先生所有，他曾声明：可以八十万元出售！宫重先生听说后，为了将此房产买进来作为玺宇的根据地，筹集了这笔巨款。宫重先生在八户是个大户人家，祖上几辈都经营造酒。他很早就深怀笃信之心，曾信仰过佛教。后来经玺宇信徒的介绍，得识玺光尊，听过她的说教后便成为信徒。


    关恨叮的宅第十分宽大，若作为玺宇当时的根据地是再好不过的。玺光尊的心腹胜木先生以及干部清水先生对此也深感兴趣，于是便去劝说玺光尊将那座住宅买下来。可是玺光尊刚恒自用，毫无买房之意。任凭你磨破嘴皮，她依旧奉守故技，扬言要行让小误成为信徒，再设法使他将房产奉献出来。到后来，上劝玺光尊的人中，就连胜木先生也落了个挨打的下场，买房的指望终于破灭了。


    记得战后成为甲州财阀的若尾鸿太郎先生自从打听到我的事情之后，曾几度来玺宇寻访。那时他说过：他发现新兴宗教团体因获得众多信徒的捐献，各种实业蓬勃发展，利益也逐渐上升。


    若尾先生还曾与玺光尊洽谈，并夸下海口：若是与他携手共济，委任他来组织、管理教团事务，他可以让日本人口的一半都成为信徒。但玺光尊固执己见，倘若信徒不能全面服从她，她绝不放心。因此，她不但不采纳，反倒劝说若尾先生也来作她的信徒，并希望他也脱离世俗、共度清苦的"信仰生活"。当然此言如同废话，白费日舌。
今日回想起来，玺光尊没有向世俗妥协，作为宗教团体 未获成功，这反倒是件好事。何出此言呢？因为如果玺光尊成功了，我自己的"信仰精髓"恐怕也会遭到她的蹂躏与摧残。


    玺宇内的严肃生活与清规戒津的修道院别无两样。也 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私生活完全被禁止，既不许闲聊，也不许间津俗事。与信徒以外的人交往当然更在禁令之中。正因为如此，我和妻子同居一个屋檐下，然而连夫妻间的悄悄话都从未交谈过。由于报纸、收音机等一无所有，长期与世隔绝。世上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任何情报都无法传入。


    另外，私人物品也不许自由携带。有个规定叫"毒品检 查"，每个人的随身物件经常遭受盘查。毫无疑问，携带金钱的事更是大逆不道的。有一次，一位信徒接受盘查时，"裤腰带里藏有毒品，给我脱下来！"一声叱呵，吓得他战战兢兢地赶快求饶说："腰带一解，裤子就会脱落下来，饶了我吧！"……


    玺宇的信徒大多是社会上半呆半傻、正直善良的人，不 论怎样受人指使，都一心为了讨得玺光尊的欢心而效尽犬马之力。一次"查毒"，在一位信徒身上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但玺光尊仍不死心，下令继续搜查，于是，众信徒竟然连水池都不放过，一齐跳进池中拼命地查找所谓的"毒品"。


    我等信徒的生活，每天从早到晚都要修行和祈祷。除了集体唱念"天玺照妙、天玺显现"的神名以外，还要念观音经》、《般若心经》等。另外，为使信徒增加，每天还要出门去现身说法。那时，我们每天早上5时即起，一直忙碌到近午夜11时才能摸到床边。


    根据玺光尊的说教，玺宇信徒在"劳动、心魂、说法，三个方面，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改造世俗之精神"。信徒们在睡眠不足的时候聚精会神地唱念神名，因而进入"半神灵附体"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劳动时，就连自己也不相信为什么变得那么能干。如做缝纫活儿，不但比平常快速灵巧,而且越来越能精确地缝制。有这种亲身体验的信徒无不万分感激，信仰之心也更加虔诚。


    玺光尊对外来参拜的稀客历来倾心相待，可是对常来的信徒却非常苛刻。信徒到玺宇来时一般都带些贡品，当时必须是擎举过头地向玺光尊献上。贡品中的农产品必须是最上等的，而且必须仔细洗净后带来。若有丝毫不中意的地方，便会被呵叱为"有毒"，不予接受。当然，被呵叱为有毒时，信徒本人必须立即在奎光尊面前彻底仟悔一番才行。


    回想在峰村先生为玺宇教主的时候，玺光尊不过是称为"蒲田有德之妇"、一时受人仰慕而已，谁知她竟然妄自尊大起来。原以为她的目的是成为"某某神"便罢，没想到她却说什么："现在的天皇已失去了神的本质变为凡人。而我才是真正的日本天皇，也是天照大神的化身。"后来，她索性自命为"世界的天皇"。尽管玺光尊对她的身份日渐高贵这件事自诩为"除去面纱露真姿"。然而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想当天皇，一枕黄粱"的"怪灵"附体。


    就这样，随着玺光尊的"步步高升"，她对信徒们的要求也越发尖刻。不久，觉得"伴君如伴虎"、不得不脱离她的信徒也日益增多。信徒一减少，她便大发雷霆，叱责留在玺宇馆中未走的人们负有"共同责任"，还怪罪我们是"信心和努力不足"。


    当时我的任务之一是向熟人讲解玺宇的宗旨，劝说他们入教。我曾将"野田酱油"的前一代社长茂木房五郎先生引见给玺光尊。据说茂木家世代信仰日莲宗，到了房五郎先生那一代，由于他身体贫弱，为了锻炼身体与意志，曾去四国岛巡礼了八十八个寺院。战前，茂木房五郎与我同期作为西园寺公毅先生的信徒，经常携手出入先生位于拢野川的宅第。他还是我及木谷实棋抨前的旧交。


    经我的牵线，茂木房五郎先生前来面见玺光尊。玺光尊热情地劝他入教，并且还说："我要是当上了日本天皇，就让你当总理大臣！"一闻此话，弄得茂木先生两目发呆，回到家里还似作梦一般。从此以后，任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去相劝，他也不敢到玺宇馆来露面了。


    为了宣传玺宇，我的足迹踏遍了四面八方，但都未能像玺光尊所期待的那样取得成果。每次传教空手而归，少不了被责骂为"只因你敬神之念不足！"实际上，唯我独尊的那种"排他性"与我的基本观点完全相悸。因此，虽然我为了宣传玺宇而到处奔走，但实在难以开口声称"銮光尊是天皇，是唯一的神。


    只有当我从野田的茂木房五郎先生家回来时，才未遭叱责，因为我几度去打扰，每次登门都请他捐献"神之供品"，每次都能拿回来五瓶酱油和三瓶甜酒。正值商品奇缺的年月，所以只有那时玺光尊才不叱责我。总之，在她的眼里不管是谁，传教时，只要没有将"玺光尊比任何人都伟大"的意思解释清楚，对方未被她的说教打动心弦，也不来进献 贡品，就不能使她十分满意。


    信徒中谁若是不中她的意或是因病难以使用，玺光尊便毫不留情地将他从玺宇馆驱逐出去。被逐的信徒非常可怜，腹中空空，两袖清风，流落街头，整日为乞讨翌日的食粮而发愁。尤其是看到心地善良的信徒被逐出玺宇，我心中最难忍受，但也爱莫能助。


    被逐的信徒如果将新信徒带来，或揣上一笔钱财而归，能为教团作出贡献，便允许回归。总之，驱逐成为"兴办教团"的手段之一，其他的新兴宗教中似乎也有类似的做法。


    我也曾几次被驱逐。但由于我的熟人多，即使被赶出门去也毫无困窘之感，甚至反倒觉着轻松愉快得多。每次被逐，我就到各个信徒的家里辗转盘桓，特别是多次在前多 先生家里充当食客。因家住金泽的前多先生同是玺宇信徒，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心逗留的"世外桃源"，为此，"吴先生可真不错！即使被驱逐也有投奔的地方，毫不发愁。"其他的信徒经常以这样羡慕的口吻议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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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流浪

　
     由横滨逃难来的信徒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总人数增加到十几人。除了我们和"玺光尊"共同起居以外，每天还有许多信徒前来参拜，"玺宇馆"平日也有三、四十位信徒出入。尤其是许多住在横滨周围的农民，每次来参拜时都真心实意地贡献"御供物"（供品），因此，我们并未因粮食紧缺而发愁。

     但是，我们在鹈木的信徒家中这种食客式的生活绝非长久之计。于是决定尽快地另选一处新居。后来，暂且决定租用私房，首先选择了我妻于的旧交--世田谷区尾山合日置先生的寓所，不过，对于非属信徒的日置先生来讲，突然接受玺光尊一行住人家门，确实是件麻烦事，他一时犹豫不决。后来，碍着我妻子的情面，再加上玺光尊一行每天从早到晚在门前打坐，弄得他无可奈何，只好同意租房。

    租房成功后，玺光尊又实现了她"先借厢房，再占堂屋 --喧宾夺主"的计划。这座本来就只有三、四间的狭小住宅，由于玺光尊赖在正房内不走，日置先生无处栖身，犹如被逐之客，只好跑到附近的朋友家去借宿。

    这段时期内，秉承玺光尊之意，为了实现与大陆红会的交流，曾决定让我与两位干部同去"满州"。同行的干部之一是胜木先生，他从"蒲田时代"开始便成为玺光尊的心腹，曾称为玺光尊之弟。

    " 满州"之行决定后，立即着手联系飞往"满州"的飞机。我独自一人前往位于市谷的陆军参谋本部，向接待我的主要军官请求让我们三人搭乘飞往"满州"的军用飞机。明白我的来意后，那位军官退入后室，向上级长官报告。不一会儿，他出来答复说："可以让你们搭乘。"随即将出发日期与搭乘的飞机都确定下来。我当时非常激动，觉得总算又可以见到十分想念的故乡了。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尾山台的玺宇馆。想不到后来我们未能实现飞往"满州"的计划。只因有家难归的日置先生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与朋友商量，将玺光尊每日拜求已被查禁的"天照大神神谕"之事，向玉川警署控告了。当我们即将出发之前，玺光尊和胜木先生被警察拘捕。飞往"满州"的计划当即成为泡影。

    后来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即同意让我们搭乘的那架军用飞机，按计划起飞后未能降落到"满州"，途中便坠落于日本海，机上人员全部葬身鱼腹。这使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带我去相面的事，据算卦先生讲："这孩子到三十岁时将有溺水丧命之厄运。"我想，这次事件或许意味着我已从"水难之相"幸免了。这使我对"命运之神"的大恩大德深深感激、终生不忘。

    玺光尊和胜木先生被拘留十天之后获释。我们不得不离开日置先生的住宅，再次寻找安身之处。

    不久，我们又发现一处可安稳栖身的地方--位于世田谷区松原叮的金木先生的宅第。金木先生论辈是金木子爵的女儿，当时年事已高，但仍然是个富有灵感的人。几年前她是玺宇的信徒，为了峰村先生的实业曾援助过二十万日元的巨额资金。

     根据玺光尊的指示，我承当了与金木先生交涉借用住宅的使命。由于金木先生当时已疏散到位于山中湖的别墅，那座旧宅第便暂时借给了德川先生居住。那时，从尾山台乘车去位于松原叮的金木氏旧宅，途中经自由丘换车，即使是一路顺风也须花费近两个小时。我于太阳快落山时出发，到达松原叮已是晚上8时左右。我开门见山地向德川先生请求暂借金木氏旧宅之事，当即得到他的同意。于是，我马不停蹄地返回玺宇馆，同玺光尊再次奔向松原叮。当我和玺光尊到达金木先生旧宅时已是午夜12时左右了。

    记得那天晚上，我与德川先生及玺光尊三人一起，在蚊帐中聊了个通宵。翌日，信徒们也尾随而来。

     此后的几年里，我同奎光尊一行走南闯北，到处借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期间有关住房安排等事全都落到我的头上。回想最初寻找住房时，我还多少有些面子，一说即成。然而，由于玺光尊每遇一次事件发生，其信用都有一定程度的跌落。到头来，倒霉的却是我--为寻新居，厚着脸皮到处作揖，犹如重担压身，棘手得很。
我们总算在松原叮金木先生的宅第得以安顿。但这个注所仍然是寄人篱下、敷衍一时之处。不久经金木先生的介绍，我们又迁移到松原叮重松先生的寓所，并在那里一直熬到战争结束。

    玺光尊原是佛教信徒，后来半路出家改信神道，或许由于此缘故，在她的说教中混杂着佛教的"未法思想"（指释迎牟尼死后一千五百年到一万年佛教衰落时期--译者），而且有江户时代以复古主义为核心的旧思想。因此，从她对红 会的"否定排他性"这一宗旨持不恭敬态度来看，玺光尊的思想与倡导"道慈"的精神水火不能相容。她的内心深处，与虔诚信仰红 会教义的我相比较，从来没有"心灵上一致"的地方。所谓没有"心灵上一致"，即指我与玺光尊没有相同的"神灵附体"。具体地说，在反复多次的进入"接灵" 状态时，附于玺光尊身上的"神灵"与我从未有过一致。记得最初，玺光尊和我都为能有相同的神魂显灵而努力尝试过，然而，结果是事与愿违，一无所获。为此，我与信徒同伴们的思想截然不同，并且难得玺光尊的青睐。在外界人们的想象中，我似乎是她的亲随之一。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我竭尽全力的结果只是得到一阵冷遇而已。玺光尊也许早就想清除异党，把我赶走为快。不过，她又觉得我还有"使用价值"，才暂时将我收留在她的党羽之中。相反，由于我妻子天真纯洁，与玺光尊的"显灵"常常相仿，所以被视为亲随而倍受重用。她总是在玺光尊身边左右不离、从不叫苦地忙碌。

     战争刚刚结束时，人们都陷入六神无主的混乱状态之中，而玺光尊却在玺宇馆中堂堂正正地挂起了太阳旗，向众人大力宣讲"日本思想"，并且大力倡导充满信念的实际行动。当时，对其杰出的举动，我曾十分钦佩。虽然明知我在她的眼里并不中意，但我还是真心实意地相信了她的说教。战后不久，在我负责联系借用重松先生的住宅之时，还接受了玺光尊的一个指示：设法将金木先生从深居简出的山中湖别墅带出来。原来，玺光尊早就希望让金木先生加入她的信徒行列。

     当时，我对玺光尊比较尊重，视她的指示为"神之命令"。于是，我领取了往返的交通费后，身背背囊，只身跨上电车而去。，正值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电车毫不准时，一旦停车后，谁也不知道何时再开动。我乘着拥挤、颠簸的电车到达御殿场时，己是日落黄昏。山中湖的旭丘我不但从未去过，就连金木先生别墅的问牌号都不知道。下了电车后，我逢人问路，在夜幕徐徐降临之际，朝着旭丘无精打采地迈着沉重的脚步。登山路时，周围越来越黑；不一会儿，连脚下的路也难以辨清。漆黑的山林之中，伸手不见五指，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磨蹭，活像个幽灵在徘徊。后来，我开始有些胆怯了，不知如何是好，前后思量之际，正好一辆卡车由此经过。看到这救命的一线希望，我激动得拼命向卡车招手呼唤：，卡车在我面前嘎然而止。一问去向，说是去旭丘。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司机见我手中无灯无火，只身冒险走山路，实在觉得可怜，二话没说就让我上了车。

    这样，好不容易才到了旭丘。不过，旭丘太大了，从卡车下来后，将周围环视了半天也闹不清哪儿是金木先生的别墅。这时己是夜间9时许，大多数的人家已熄灯入睡了。我走到还亮着灯的人家去敲门询问，也记不清敲到第几家时，总算打听到金木先生的别墅。据金木先生说，若是平常他早就关灯去睡了。碰巧那天他外出晚归，因而迟迟未睡。虽说我几度幸运，终于找到了金木先生，可等我开口讲明此行的目的--请他去玺光尊那里，没想到金木先生一口回绝说："虽说大家公认玺光尊是富有灵感的人，但最近她有恶灵附体。也许是妄自尊大之灵附体了吧！"金木先生还说他无法再相信玺光尊了。

    由于金木先生意念十分坚定，任凭你纠缠不休地劝说也难以使他回心转意。于是我只得失望地退到别的房间休息。

     进了房间，我茫然屹立，灯光下，我孤独的黑影倒映在墙上。想到此次我未能完成"神之命令"，心情沮丧，真想跳进山中湖一死了之。这也许是我始终不渝的"思神"之心和战后混乱之中前途无望的无力感，才促使我怀此绝望的心情，死，我并不认为可怕，也不觉得不可思议。我想，倘若去死，干脆按照幼年算卦先生预言的那样溺水而死。我甚至感到：此时此刻，不正是应该去死的时候吗？

    正当我考虑是否写遗书的时候，也许金木先生凭其灵感，察觉到我的心思，于是推门进来说："到了十月十五日，我去玺宇馆，你安心地睡吧！"一听此话，我如释重负，同时也觉得浑身瘫软无力，一头栽倒在床上，呼呼地睡了起来。

    可是等到十月十五日那天，金木先生还是未来。

     秋天到了，我们因无法继续待在重松先生家里，只好"迁居"到位于小金井的大井先生的家去借宿。这位拥有占地三千坪的宽大宅第的房东出身干名门世家，他的夫人秀子曾是玺宇的理解者。当我们一行擎着"天玺照妙"的旗幡拥入大井先生的宅第后，玺光尊照例是喧宾夺主，占领了有壁龛的正房。于是，大井夫妻只得被排挤到茶室里去住。

     迄那时为止，每当玺光尊"名为借、实为占"地住进私宅后，见房东不愿甘当信徒，也不乐意将私宅奉献给玺宇，便总不死心。为此和房东不断地发生口角，结果我们的下场只能是被逐之客。大井先生的宅第也不例外，逼得我们只好迁居，一走了之。

    我们从大井先生家迁出后，又搬进西荻洼关根叮的小梧先生的寓所。那座住宅占地六百坪，有二十多间房，全部用柏木建成，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宅第。房东小梧先生本是个大地主，因他住在别的宅院里，所以我们一行终于找到了宽敞的住房，并求得一时的安稳，真是福分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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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空袭

如前所述，昭和十六年，随着日中战争逐步扩大，一切来自大陆的书信检查得更加严厉，就连北京红会总院寄来的坛训（以扶乱求得的神谕）也难以收到了。不久，日本红会的一切活动终于陷入瘫痪。

当红会从日本消失后，也许由于我对她的信仰尚且肤浅之故，不久，与红会宗教形态相似的“玺宇”将我吸引。再者，鉴于小田秀人先生已在玺宇任职，我妻子又与教主峰村先生有远亲之缘，我和妻子便顺水推舟地成为玺宇的信徒。

昭和十六年深秋之际，有位家住浦田、名叫长冈良子的妇女不断出入玺宇。她原是佛教信徒，信仰过弘法大师。不过，由于她异常富有灵感，常常以法力为众人治病，颇有声望，身边也拥有许多崇拜者。那些信徒都称她为“蒲田贵妇”。

  “蒲田贵妇”的财产中持有矿山一座，那座矿山本是青森县一位信徒捐献给她的。为了筹措采掘资金和寻找投资行，她曾到玺宇登问求援。

不久，由于峰村三夫先生为了矿山事业到处奔波，于是，“蒲田贵妇”一显才华，代替三夫先生为众人通俗易懂地解说“御神示”（神之启示），并担负起“信仰指导”的重任。由于她异常富有宗教的特殊魅力，不知不觉，她在玺宇信徒中间的声望高出了峰村教平亢生，一跃而成为玺宇中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记得大约在昭和十八年，“蒲田贵妇”出版了《诚之人》的小册子，主要在她的崇拜者与玺宇的信徒中间散发。书中的主要内容大都是佛教之说，并写道她自己梦中被 “天照大神”召见，因而秉承神谕，特来普救众生。但是，那本书被警察发现，“蒲田贵妇”不久就被鹤见警署拘捕入狱。当时我也闹不清为何被捕，于是我们立即拜访了当年的内务大臣大达先生，向他陈情询问原由。大达内务大臣立即向鹤见警署打电话调查了事情的真相。这样才得知，罪状为“不敬罪”。

据说，当今之世，能挨近“天照大神”者，唯独“现人神”天皇陛下一人。一介草民痴梦妄称秉承天照大神之神示，并肆意将此到处宣扬之举动，纯属潜越，是对天皇不敬。

据说“蒲田贵妇”被拘捕前临危不惧，毫不慌张，对她的信徒们妥善地下达了焚毁不利书籍及有关留守期间的对策等指示，然后镇静自如地挺身而去，拘留期间曾去探视她的人回来说：蒲田贵妇在班房里，还不时地给同室的其他囚犯抓虱子，丝毫没有难堪之色，态度格外沉着坚定。”

其实，玺宇将天照大神作为“御本尊”而供奉之事，警察早就秘密调查过了但是由于峰村教平先生的影响里不大，因而警察对此置若罔闻。然而“蒲田贵夫”则另当别论。她的信徒怡然分布在广阔的地区，尤其在以金泽为中心的北陆地区人多势众，就连北海道的函管也有她的信徒。“蒲田贵妇”经广泛经营海产品批发的买卖。百忙之中仍然频繁进京，从事各种宗教活动，她对信仰允满了献身的精神，为了信仰，就连手中把持着的一座位于青森县的矿山也都捐献出来了，到后来，她经营的商业因无人操持，终于彻底破产。

到了昭和十九年，人人都耳闻目睹地了解到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陷入苦战。我们这些寻常百姓也早已是寅吃卯粮，并且还经常置身于空袭的危险环境之中。正在上实践女子学校的小妹已经无法正常地学习，一想到凶多吉少，前途难测，我甚是不安，不得不设法送她回国。当时我委托熟人，让小妹紧急搭乘了飞往上海的军用飞机，将她送回了大陆。这样，全家都安然无恙地返回祖国，日本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到昭和二十年（1945），空袭更加频繁。在乡村有亲戚朋友的人都纷纷撤离东京，去外地疏散。那时我们夫妻二人总是与玺宇的信徒们一起行动，并未打算离开东京。那阵子由于峰材三夫先生为了铁矿的事业日夜奔忙，玺宇之中常不见他的身影，我们夫妻便代替他在玺宇的本部住下，于留守中继续维持。

那一年的三月，东京的下叮惨遭大空袭，被焚为一片焦土。当时，喜多文子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获原佐知子初段于浅草一带不幸被烧死了。

玺宇的教主峰村教平先生那时由于“背负因缘”（患病的宗教用语）而卧床不起。再说峰村三夫先生，为了生产铁矿而与小田先生夜以继日地奋斗。可是不久，眼看着那项实业也要落空，催逼债款的事情即将发生，他们徒劳无益，已陷入破产的困境之中。加以峰村教平先生一听到空袭惊慌失措。对比之下，“蒲田贵妇”先前被捕之时尚且镇静妥善地下达指示，因此，当时的信徒们全都疏远教平先生，跟随“蒲田贵妇”而去。从此，她的信誉与威望更加高涨。

四月二十三日的大空袭中，我们居住的地区也遭到轰炸。当时我们将染病在身的峰村教平先生抬到自行拖车上，拉着他躲开熊熊烈火，向新宿御苑逃去。

在火舌的吞噬之下，人们四处逃窜。我们头裹防空中，尽量避免迷路，终于逃到了新宿御苑。抬头一看，御苑早戒备森严，不许避难的人群进入。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改变方向，又逃到明治神宫外苑一带。这时才松了口气，暗自庆幸避开了死神的追逐。
当空袭结束、火势也收敛了的时候，我们一边返回一边想：这一切都化为灰烬，没指望了。可是走近家一看，我们那条街仍然完整无缺！原来，由于消防队努力扑救，火势在距离一百多米的邻街那里被扼制住了。真是好险啊！

谁知好景不长，没多久，于五月二十五日再次遭到大空袭。这次我们那条街直接遭到了袭击。轰炸一结束，我们立即从防空壕逃出来，眼前呈现出一片火海的景象。只听一位信徒说：“最好是逆风逃！冲过火墙就是一个月前烧焦了的邻街，只要到了那里就可得救！”于是，我们重新戴上防空巾，将身子从头到脚用水淋湿，然后传着水瓶每人喝上一口水，将峰村教平先生抬上拖车，拉着车冲进火墙中去了。由于我体弱无力，不能扛运大件行李，只能抱着盛满水的大水瓶而逃命。

大火熊熊地燃烧着座座房屋，阵阵旋风由平地卷起，在头顶上狂啸。前后左右都是烧焦的木片不停地飞溅，滚烫的薄铁皮从屋顶上飞舞着滚落。当时，火墙里火团、火花、火星随风飘散，像是降了一场红雪一般。我们只顾低头俯身前进，终于冲破火墙，到达了上个月就烧成废墟的旧街。回头一望，我们那条街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烈焰将夜空映得红彤彤的。

在旧街集合后，我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蒲田贵妇” 为核心向四谷的兵营去逃难；另一路以峰村教平先生为中心逃到四谷的永心寺。到那里以后的二、三天中，我们受到了赈济。当时，我们全都不名分文、狼狈不堪。 “蒲田贵妇”与峰村教平先生商量了一下如何解决十几位信徒的安身之计。

商量的结果是：峰村三夫先生与染病的教平先生及若干信徒一起到峰村先生的别墅山中湖畔去疏散。其余的十几位信徒随“蒲田贵妇”一起行动。我们夫妻也与众一样两袖清风，只好跟随“蒲田贵妇”去流浪。

离开四谷的兵营后，我们一行暂时先到东京世田谷区的鸭木落脚，在一位信徒的家里安顿了一下。当时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对玺宇的信仰之心更加虔诚，在“蒲田贵妇”的倡导下，靠着朝夕祈祷，残喘度日。 那时玺宇的祈祷词是“天銮照妙、天銮显现”，众信徒将此句反复唱念。在声声高起的祈祷合唱之中，我们似乎感到体内涌出了一股奇妙的力量...。

六月二十九日，横滨也遭到大空袭，顿时夷为一片废墟。从东京的鹤木到横滨咫尺。那天，我们刚刚吃早饭时，就看到闪光的B29轰炸机群编队飞向横滨。眨眼间，横滨的中心地带便升起了滚滚的浓烟，B29机群轮番轰炸了多次，然后迅速编队返回。这时，只见横滨全市早已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了。

大空袭的第二天，居住在横滨的一些信徒也投奔到我们一行之中。信徒人数增加后，“蒲田贵妇”便正式宣布自己为玺宇的教祖，并将自己的名字改称为“玺光”。玺光教祖见后来信徒又逐渐增加，觉得自己的宗教身份也应随之高贵起来。不久，便自称是神之化身——“玺光尊”，从此她便改称为“玺光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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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擂争十盘棋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六月，我与木谷实七段的镰仓十盘棋结束后，读卖新闻社又开始筹划下一次的擂争十盘棋。结果，寻遍棋坛，在秀哉名人逝世后能作为我的对手、可令天下棋迷注目的，除了当时在野的棋界“最长老”、棋正社的总帅——雁金准一八段以外，别无他人。由于当时的日本棋院里八段棋士空无一人，按理能与雁金先生以分先抗争的对手并不存在。然而，因雁金先生本人曾开过尊口：“我想与吴清源以分先对弈一次”。读卖新闻这才将我摆在“日本棋院代表”的位置上，希望我与雁金八段以分先对弈的十盘棋能够付诸实施。当然，读卖新闻社的本意是打算给昔日与本因坊秀哉争夺“名人”而下野了的雁金八段以一良机，使他东山再起，望他获胜后名正言顺地享受围棋界“最长老”的优厚待遇。


雁金先生与秀哉名人决裂后结成了棋正社，日本棋院与棋正社向来就势不两立，尤其在段位等问题上有过很大的磨擦。为此，日本棋院不可能轻率地应诺与棋正社进行擂争十盘棋。于是，雁金先生为了促成此次的擂争十盘棋，便离开棋正社，重新结成了琼韵社。果然是位德高望重的棋坛宿将，帅旗一动，棋正社里景仰他的棋士们，除了高部道平八段留下外，纷纷随去加入了琼韵社。


鉴于雁金八段离开了棋正社，日本棋院再无理由拒绝我与他的对奕。这样，一番周折后，我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终于决定下来。


在限用时间上，雁金先生希望采用长时间，我则希望越短越好。经读卖新闻社的调停，最后决定各为十六小时。对局场选择了位于镰仓腰越的“读卖海道场”。并且，读卖新闻社为了此次对局，在正屋附近可眺望大海的“松木立”的中央又新建了一座非常雅致的茶室式对局室。这次擂争十盘棋我若败北，将有损于日本棋院的名誉，
因此，空气显得异常紧张。由于雁金先生非日本棋院所属，迄那时为止难得与他对弈，也从未研究过他的棋谱。只有我为四段的时候，有一次在读卖新闻社举办的擂台战中排在第十位与雁金先生遭遇，那时我黑先胜了两目。当时是在数寄屋桥的旅馆对局，是我来日本后第一次在旅馆的“宿店封闭”式对局。


早在相当于日本棋院的长老，濑越先生入段之前，雁金先生就已经是身居六段的高段强手了，据说他曾深受本因坊秀荣名人的宠爱。据秀荣名人称赞他的计算精深时说：
“雁金能看破千手无一遗漏，真是难以对付！”雁金先生不但神机妙算，而且还是治孤名手，与我捷足先登为特点的棋风相比，打起来截然不同。他坚实无比，一般在中盘开始就像坦克驰骋一样，所向披靡，以“力战之雄”著称。


昭和十六年八月五日，我们开始在“读卖海道场”宿馆三日，下完了第一局。雁金先生执黑先投，也许因为与正式对局的疆场阔别多年的缘故，老将军并未将其功力全部发挥出来。我趁机先声夺人，执白获得了中盘胜。


第二局是十月一日我黑先开局。这盘棋我被雁金先生的素来之功力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尤其是那强韧的粘着力，在我与其他棋士的对局中从未遇到过。从第一天开始
就是一场激烈绞杀，名副其实地成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直杀到第三天仍然毫无结果，我从中盘开始一直是寸土必争、苦战恶斗，咬紧牙关顶住了雁金先生的猛攻。然而局势仍然是在白棋略占优势的印象中进入了第三天。那最后一天的夜里，我们两人都筋疲力尽，尤其是雁金先生不顾高龄簏战，据盘侧人讲，老将军早已气喘吁吁了。当时黑棋仍然继续在苦战，于胜负不明的形势下绞杀不停。也许因为气力已到绝尽之界了，在第208手，雁金先生不慎误出失着。可惜如此浴血奋战之后，一盘好棋囚这一失着使老先生前功尽弃，胜负局面一下子倾向对黑棋有利，我终于获六目胜。我想，这盘棋如果雁金先生不出现失着的话，很可能执白获胜，并且必然成为白之名局而流芳百世、今后人赞颂。


第三局在临近年末的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下完。此局我执白棋，雁金先生的黑棋打入白的大模样中，显示出不愧为治孤名手的真正面目，将我的大模样践踏无余。
最后我以四目败北。

第四局于昭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下完。此局之前，即二月七日我举行了婚礼，是我婚后的第一战。我执黑先投，若是赢下这一局，我将处于优势地位；相反，败了，则等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切再从零开始。因此这一局关系重大。幸运的是此局我抢先占了大场，到第三天的下午取得优势，然后步步为营、加倍慎重地打下去，终于多了三目。第四局获胜后，我三胜一败。


第五局开始前，即昭和十七年三月初，我与小田秀人先生一起，因宗教上的事情去中国大陆和朝鲜大约旅行了两个月。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访问大陆的红会。如若一切都
顺利，“玺宇”也希望能像昔日的大本教那样，与大陆红会开展宗教上的交流。这原是秉承教主峰村教平先生的意思，鉴于当时的形势，打算拜访北京红会总院，请道院尽快向日本派遣布道团。


当时的北京设有日本政府“兴亚院”的一个常驻机关。“兴亚院”属官居大臣的青木一男先生统辖。我们一到北京，首先拜访了“兴亚院”的驻京机关，与负责调查监督大陆上宗教动向事务的志智嘉九郎先生会晤。志智先生与桥本宇太郎交谊深厚，战后曾在日本关西棋院担当理事。他愉快地接待了我们，并对有关红会的事情一一询问。我们也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翌日，我们同志智先生一起访问了红会北京总院，拜见了“世界红会最长老——许兰洲先生，并向他请求派遣布道团。于是，立即举以扶乱、拜求坛训。结果得到的神文启示是：“参拜了天津红会之后，有关派遣布道团之事，在济南道院问明。”


当日无话，昼短夜长。一声鸡叫迎来了北京又一个美丽的黎明。这一天，我来到幼时常去以棋会友的“来今雨轩”，出席一个别致的欢迎宴会，一番受之有愧的款待，令人终身难忘。


我们从北京总院出发，经过天津道院巡礼，然后长途跋涉到了“满洲”与朝鲜。五十天之后到达济南道院。在那里拜求坛训，得到的神谕是，“因时势艰难，目前派遣布道团不甚适宜。”总之，鉴于日中关系越发恶化，宗教上的交流也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对雁金淮一先生的第五局从五月二日拉开战幕。那是我从大陆返回后的第三天。虽说我疲惫未消，仓促上阵，一度曾担心能否在三天的激战中坚持下来。不过，十分幸运，我下出了五局中难得见到的得意之棋，终于一鼓作气地取得了执白中盘胜。


其实，那阵子我热衷于信仰，比起对局来，曾觉得信仰应胜于万事。此念虽重，但实际上自昭和十三年从富士见疗养所出院以来，不顾大病初愈，无论是对局还是有关宗教的事情，我都风雨兼程地奔忙，目不暇接地应付。现在回想起来，那样地拼搏，竟然能维持住身体不再犯病，真是万幸。我想：正因我自恃年轻，既在对局场上全力以赴，又在信仰中竭尽虔诚，因此才获得如此的成功呵！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到第五局止，我四胜一败，把老将军逼退到“仅剩一城”之地。若是第六局也拿下，净胜局上将超过雁金先生四局而多胜一筹。鉴于此形势，有关人士考虑到雁金先生的名声与健康，决定将第六局以后的对局全部中止。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结束时，日本卷入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国内到处都笼罩着一层战争色彩。围棋界亦不例外，昭和十六年，结成了所谓“棋道报国会”，棋士们被迫奔赴各地去慰问伤兵及“勤劳动员”的人。昭和十八年的夏天，我也到釜石制铁所慰问过。当时慰问团长是岛村利广六段，我们大家一律头戴战斗帽、腿上缠绑腿。去釜石的路上尽是隧洞，我们被蒸汽机车喷出的浓烟一熏，个个如同钻进烟囱里的老鼠一样。更麻烦的是头发、胡子全都粘满烟灰，黑光油亮，无论用脸盆洗几遍都清除不净，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慰问的主要工作是请伤病号作对手下棋，倒也并非难事。

棋士中也有许多人被迫应征入伍，不久都奔赴前线。据说在军队中，有几位棋士因棋术高超，多少还过得舒服些。其中最典型的是岛村先生。因他所属部队的最高长官是个大棋迷，将他留作勤务兵，专让他充当长官的围棋对手。多亏有此福分，方才免去了上前线送死的厄运，终于大难不死而归。


与岛村先生相反之例是我的把兄弟井上一郎先生。他很早就被征兵，刚一入伍时，长官同他：“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都可以说！”并上一郎直率地回答：“希望能尽量分配到舒眼点儿的地方去。”顿时，长官大发雷霆：“好一个放肆的家伙！”二活不说就将他分配到离满蒙边境很近的诺木罔去了。谁都知道，后来诺木罔遭到苏联红军主力部队猛烈的攻击，日军全军覆没，一溃千里。幸亏井上先生当时患了疾病，作为伤病号被提前送回日本方得以幸存。昭和十九年，同门棋士有幸在赤垣聚会，只是井上与桥本等在会场角落里窃窃私语地谈了半天。虽然当时不知他们谈话内容是什么，但事后一想，并上肯定偷偷诉说了他在诺木罔吃苦的事情。总之，有关诺木罔事件，政府发布了言论箝制令，一切真相都禁止公开泄露。井上一郎由于在军队时患过病，战后不久，不幸与世长辞。

接着叙述擂争十盘棋。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结束后，于昭和十八年（1943）秋，我与木谷实共同晋升为八段。读卖新闻社继雁金先生之后，又开始物色我的新对手。然而，八段阵中已然
无人敢来抵挡。于是，当时势如破竹地升为六段的藤泽库之助，异军突起而被选中。那时节，藤泽库之助六段被赞扬为“黑先无敌”。他棋风简朴坚实，若执黑先投，从不给白棋以可乘之隙。大多数人的印象是，凡对藤泽六段执白相争者，在尚未施展招数的情况下就会被他甩出擂台。那时我在棋士升段大赛中曾遇到过执黑的藤泽六段，但两战皆败，从未胜过一局。


此次擂争十盘棋，鉴于藤泽库之助当时为六段，我则高居八段，有二段之差，因而对局为藤泽的定先（即始终执黑）。当时，我觉得与藤泽执白对局实在艰难，再加上对雁金先生的十盘棋劳顿未消，以及因其他事情尚且心身疲惫，无心恋战。况且藤泽即将晋升七段，希望他升为七段后与他以“先相先”（三盘中两盘执黑）对局，可是由于敌不过有关方面的强力劝说，最后只得应许。


此次擂争十盘棋对局规定藤泽库之助为定先，而且还约定：即便中途藤泽晋升为七段，只要我未被击败，直至十盘下完为止都应始终不变地以定先对局。其实，我若被击退一步，对局立即会改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而藤泽又确实是即将升为七段。这样一来，即使我真的被击退一步而改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只不过还是保持了那原有的一段之差罢了。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对手虽是虎狼之将，但我进退无忧，比起与雁金先生对局时的气氛来，当然大为轻松和乐观。


昭和十六年（1942）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芝草旅馆的“环翠”间里，第一局开始。面对夸耀为“黑先无敌”的藤泽库之助六段，每一局我都必须执白奋战。限用时间各为十小时，二日终局制。


这一局，十分遗憾，我未能击垮黑棋的铜墙铁壁。第二局，首次突破了藤泽的钢铁防线，扳回一局。第三局，黑棋获胜。第四局，我的白棋高奏凯歌。就这样，你赢一局，我夺一城。我俩相持不下，一时强弱难断。


从我对雁金先生的十盘棋以来，报纸都被统一管制，版面不断缩小。到了我对藤泽之时，晚刊被废止，晨刊也只是薄纸一片，前后不过两页。围棋专栏缩小得异常可怜，视力稍弱者不得不端着放大镜去找我们的对局谱。尽管如此、读卖新闻社仍然全力以赴地登载。


第四局结束不久，藤泽库之助便升为七段。不过，按照初约，交手棋份仍然以“定先”继续进行。第五局，我获胜。第六局，藤泽力扳一局。第七局，我势不可挡地又破一城。就这样，各自一进一退，继续拉锯式地反复争夺。


此次擂争十盘棋之前，鉴于交手棋份始终是藤泽“定先”，因而按大家的估计，可能是黑棋以绝对压倒的优势而获胜。在此意义上讲，第七局结束时，我四胜三败，白棋真可谓浴血奋战、力挽狂澜。


第七局打完后，昭和十九年春，征用命令书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第二天，我无可奈何，只得打点行装前去报到。没想到，一检查身体，诊断结论为：体质极差、不能耐劳、免除征用。我终于了喘口气，飞奔回家。


听说藤泽之助七段那里也有“赤纸”（入伍通知书）送到。藤泽氏既年轻又壮健，按道理会征兵的。然而，还是他逃难有术，去报到的当天就被允许回家了。

第八局到第十局，是在万众痛感日本惨败的昭和十九年五月至八月之间打完。那阵子，我被逼得整日觅食，毫无安心下棋之余暇，终于在饥苦之中吃了个“三连败”。


总而言之，我对藤泽库之助七段的擂争十盘棋以四胜六败告终。然而无论怎样说，从我力否众人之测，取得了接近于平局的成绩来看，可以不客气地称为斗志顽强、骁勇善战了吧！当然，此次擂争于特别时期；到了战后，我对藤泽先生又继续进行了两次擂争十盘棋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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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婚事

    昭和十五年（1940），随着日中战争日趋激化，中国驻日大使馆早已被迫关闭，以华侨为中心的旅日华人纷纷返回了大陆。我们一家也面临着必须回国的紧要关头。


    全家一回国，只剩我孑然一身，亟需有个人来照应我的生活。到那时为止，能够对信仰红zi.gif (65 字节)会给予理解的年轻女性，我总觉得还未幸遇一人，有关结婚的事也未曾作过切身认真的考虑。此时形势逼人，我不得不十万火急地成家立业。


    我将终身大事首先拜托给喜多文子先生，请她作媒，为我择一良妻。喜多文子先生的信仰之心非常诚笃，她原是佛教信徒，从佛教的禅宗开始，时宗、净土真宗……最后是日莲宗，她信仰过的宗教宗旨共改变过八次。那时，她又退出佛门而信仰了神道。

    提起喜多文子先生改信神道的起因，非常有趣。先生手下有众多的业余围棋弟子，为了普及围棋，曾在新桥的艺妓中间教授淇艺。为此，每逢星期二在棋院的二楼，先生特地为艺妓们举办教习，向伊藤友惠等女弟子们“名手传绝技，妙语授珠现”。在她的热心指导下，艺妓们棋力大增，终于有位名叫小缔的艺妓获得了初段。当小缔的“初段披露”庆祝会于新桥的一家饭店隆重举行时，我也应邀出席了。不久，小缔告辞了艺妓生涯，与神道有关人士结了婚。嗣后，小缔的郎君热心劝诱喜多文子先生脱离佛门，改宗为神道。


    恕我离题，每逢元旦，按惯例我都陪伴濑越先生去明治神宫参拜，并顺路去望月先生家拜年。然后再与濑越先生分手，独自一人去喜多文子先生家拜年，历来十分快乐。尤其是每次前往喜多先生家问候都见到四位家传弟子云集一处。她们都是女流棋士或未出茅庐的新秀。大弟子是获原佐知子，最后一位弟子是本田寿子（现在的杉内九段的夫人——杉内寿子八段）。我曾多次在先生家里和这些弟子们一起吃丰盛的年饭，每次在那里度过的时光都很愉快。书归正传，喜多文子先生由于改宗神道的缘故，与莫道大教的峰村教平先生结识为友。于是她便委托我们共同的熟人——峰材先生来作月老，为我物色一称心的配偶。不久，峰村先生将中原健一先生的长女和子小姐介给给我。中原先生是峰村先生的远亲，在峰材先生着手经办各项实业时曾经提供过部分资金。


    我早已将终身大事全权托付给喜多文子先生了，因此，喜多文子先生毫不迟疑地当即同意峰村先生的介绍，立即着手进行缔结婚约之事，昭和十六年入夏之前，我们定下婚约，随后我便将注所从濑越先生的别墅迁到位于中野的中原先生家入赘。看到身边有了照拂我的人，母亲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开始为回国做准备，择吉离开日本。昭和十六年八月，母亲和妹妹将我与正在上实践女子学校的小妹留下，踏上了归国的路程。我赶到大贩港送行时，望着母亲与妹妹登上去天津的船，一直望到离港的船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为止，心酸落泪的我真是难舍难分。其实，即使是回到祖国，在那战火弥漫、世道混乱的社会里，恐怕仍然难以度日，此番送行，我的心情格外沉重。


    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二月七日，我与和子的婚礼在明治纪念馆举行。十分荣幸，黄野长知先生夫妇与喜多六平太先生夫妇来作我们的婚礼介绍人。由于正值非常时期，炭火不足，在寒冷的会场上我俩一边打着哆嚏一边举行了庄严的婚礼。当时到会者中有濑越先生夫妇、并目一郎先生、桥本宇太郎先生、木谷实先生、远藤柳作先生、小田秀人先生、峰村教平先生、峰村三夫先生，以及其他各位贵宾光临，我至今深感不胜荣幸。结婚时，我二十八岁，和子二十岁。


    婚后，我们俩口子由于和峰村先生有非常之缘，因而更加频繁地出入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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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会后援会

    昭和十三年，以原来的大本教信徒为中心，开始协商建立红会日本支部一事。当我离家去富士见疗养所住院期间，为商谈此事，三位有关者曾寻访过我家。其中有一位是小田秀人先生。他毕业于京都大学，在学校作教师，由于对心灵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于是辞职成为研究心灵学的专家。

    据说他在学生时代非常喜好围棋，常常出入学生棋界的“道场”——京都非常有名的“吉田塾”。据小田先生讲，他们以大岛丰先生为核心，正筹备结成红会日本支部，特为协商此事来访。

    大岛丰先生从前曾在大本教的总长出口王仁三郎先生那里做过秘书，后来因相处不和而离开了大本教。嗣后，他也创立了善邻协会这样一个为东亚人办的学校，并亲自担任理事长，工作十分活跃。那时时他还招收了许多蒙古青年来作留学生。

    大岛先生早在大本教时就成为红会信徒。大本教被无理镇压后，使大陆的红会与日本的红会信徒之间的交流陷入绝境，大岛先生曾想方设法欲使红会摆脱困境。他为了招收蒙古学生常常往返于日本和大陆之间，所以他曾专程拜访“红会北京总院”，并提出商讨有关结成红会日本支部之事。唇来，据说总院告诉他：“在日本有位红会的修方——吴清源，请与他会面后相商。”

    我于翌年富士见疗养所出院后，毫不拖延地与大岛先生和小田先生进一步商讨了建立红会日本支部之事。当然，要建支部必须在具备有修行场所——道院的基础上才能组建成健全的支部。可是，我因棋士生活所迫，大岛先生又忙于善邻协会的事务，因此难以分身来全力筹建。最后决走：“筹建负责人”由小田先生担任，大岛先生就任理事，我的职称为参事。

    成立红会日本支部，当然要得到日本政府的许可才行。但当时日本正在中国大陆肆意“进出”、穷兵默武。大陆上日本神社到处林立，日本“神道”已经强行推广到中国人身上，当我们申请“设立许可”之时，政府方面答复说：“红会对中国人、对日本人全部不分彼此地承办救济事业，其宗旨无任何政治色彩，是一个完善的组织。对此，予以理解。但是，正值政府在大陆推广日本神道之时，不允许任何宗教从中国输入。”有此“理由”，批复许可之事万难有望了。

    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只好对设立红会日本支部一事打消了念头。于是，代之而结成了“红会日本后援会”。决定由“满洲国长官”远藤柳作先生任理事长。其实，宗教的后援会实属荒诞，迄今未闻。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时的办法。

    红会日本后援会一组成，我们就尽力与大陆的本部进行密切的联络。可是由于战争越来越扩大，日中关系日趋险恶。日本方面越发疯狂地侵略中国，就连红会发祥地——济南道院也被当作了日本军的营房。而且，竟然还有人打着红会后援会的幌子在大陆上为非作歹。后来，从大陆寄来的邮件全要经过拆检，就连我们想拜求大陆本部的坛训（神谕）也非常不自由了。这种情况下，红会后援会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唯一一次较大的活动是：昭和十四年（1939）天津遭水灾时，根据我的提案募捐了四万日元。由常务理事松井为代表，将那笔捐款携至大陆去救济。那时我个人主要的工作是将道院出版的有关红会教义的书作少许翻译。

    到了昭和十五年，红会后援会无法开展有实际内容的活动，纯属有其名无其实。如此下去毫无意义。于是我提议解散。经理事会商定，终于决定各奔东西。

    解散后，为使红会不至于灭绝，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供奉、祭祀御本尊“至圣先天老祖”的场所。另外，“筹建负责人”小田先生也会失业，因此不得不为他考虑一个安身之计。后来决定在赤坂丹后叮，当时的红后援会事务所附 近的“篁道大教”那里祭祀御本尊。

    篁道大教是以峰村教平先生为教主的宗教团体。从他们拜求“御神示”（神谕）时于白纸上呈现等方法来看，与红会的宗教形式非常相似。另外，篁道大教的地点位于红会后援会事务所的附近，信徒之间早有许多交流。

    教主峰村教平先生原是位实业家，由于在各种实业中出师不利曾一度破产。后来，义弟三夫慧眼识真人，见峰村教平富有灵感，让他侍奉神灵，兴盛篁道大教。

    峰村教平先生曾考虑单纯从事宗教，但难有理想的收入，因此提倡“教业一致”。教即宗教；业即实业，非指修心养性之业。若在实业与宗教一体化的基础上去传教，不但信徒会增加，而且财力也会日益富裕起来。后来，三夫先生又拜求到“长野的黑姬山附近出铁矿砂”这样一纸神渝，于是大喜，向四方求援借款，在那里备置了一套矿砂采掘设施，并建起了冶炼炉。

    小田先生也随着御本尊迁移到篁道大教去了。为使矿砂采掘实业获成功，在那里他全力以赴地工作。小田先生到处奔走，今天去军需省请求提供资金，明天跑到银行去申请贷款。比起信仰来，身后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实业热风”推动着他日夜奔忙。

    当红会后援会解散、与大陆红会总院的交流被断绝后，我也以篁道大教作为红会的代替，频繁地往返于篁道大教，并与峰村教平先生及三夫先生结识为友。当我进入篁道大教不到一年之际，篁道大教便将其神道的名称改为“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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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坊战

    如前所述，昭和十三年，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引退棋决定与木谷实相争。在秀哉名人即将引退之际，他曾提出将“本因坊”这一“家传名位”传让给日本棋院。棋院当然求之不得地接受了这一名位的传让，重新举办了全日本选手权战，决定优胜者可以获“本因坊”这一名衔。这就是本因坊战的由来。

    本因坊战现在由每日新闻社（过去的东京每日新闻与大阪每日新闻）投入巨金并与日本棋院缔结契约而举行，规定每期本因坊在位期限为两年，每隔两年在本因坊和挑战者之间举行新的本因坊决战。现在，名目繁多的桂冠名衔设立，为争夺那些称号的棋战已达到鼎盛时期。然而回顾一下漫长的围棋史，那时期设立的本因坊战则是各名衔战的先驱者。

    本因坊战从提案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曾一度在棋士中间引起巨大的分歧。无论怎样说，当时正处于根据段位而制定交手棋份的严格时代。若和比自己段位低的人以分先来对局，对当时的棋士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之事。另外，认为贴目是与真正的围棋精神相悸、绝不能得到承认的意见，也以“长老棋士”为中心，人多势众。后来的一段时间内，认为如此争执不如干脆不设本因坊战为好的意见又占了上风。

    从昭和十二年元旦开始酝酿的本因坊战，曾经几度险些破产。然而，由于有关者的热心敦促，难产的本因坊战终于在众人努力下而实现了。昭和十四年，第一期本因坊战拉开了序幕。

    第一期本因坊战预选赛经过了两年时间，刚好在我和木谷实的镰仓十盘棋的同时举行。现将当年的本因坊战从预选赛开始到最后决赛为止的复杂程序说明一下：第一阶段，从四段阵营中的低段者开始展开预选赛，然后出线者与高段者，包括七段的全体参加，从中选出八名挑战者候补。第二阶段，在这八名候补挑战战者中反复进行四次淘汰赛，每次淘汰赛的优胜者积五分，以下人的积分依次递减；根据四次淘汰赛总积分的高低按顺序排出成绩表。最后阶段，”在总分第一位与第二位之间进行六盘胜负的决战，从而决出第一期本因坊。

    我在四次淘汰赛中的成绩是：一回优胜，一回为二等，还有两回是初战即溃。其实八人之中我的胜率本来较高，可惜由于积分的关系只好退居第三位，因此不能在挑战者决战中出场。第一位是关山利一六段，第二位是加藤信七段，在这二者之间进行了“本因坊决定六局胜负”。但由于决战结果是三胜三败，打了个平手，因而第一期本因坊便由预选赛中总积分为第一位的关山六段获得。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 九月，关山六段晋升七段，同时改称号为“本因坊关山利仙”。

    第二期本因坊战的预选赛，在第一期本因坊决出的昭和十六年便已拉开了战幕。可惜由于十盘棋、结婚、宗教上的问题等事情堆积如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而战绩不佳。结果是桥本宇太郎获优胜。他和关山本因坊的挑战局于昭和十六年五月开始。第一局桥本胜；七月打了第二局，然而因中途六十六手时关山本因坊昏倒在地，旧病复发，其后的对局无法继续下去。因此，本因坊决定在卫冕战中弃权，将本因坊称号奉还给日本棋院。后来，见到关山本因坊不能对局，他的大弟子、年轻棋士尾原武雄趁机挺身而出，向棋院请求：“让我代替师傅来打吧！”当然，此事被棋院一口拒绝了。总之，替师出征的尾原先生，他青年时代血气方刚的性格，给人们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后来，鉴于关山七段已将本因坊称号奉还，第二期本因坊便由桥本宇太郎就任。他改称号为“本因坊桥本昭宇”。

    第三期本因坊战的方式有些改变，到了最终预选淘汰赛时，分成了八人一组，共四组来进行；各组的优胜者再组成四人循环战，优胜者获得向桥本本因坊挑战权。

    最终预选淘汰赛的举行于昭和十九年，正值太平洋战争战局紧张，日本国土上空敌机频繁骚扰。在这次淘汰赛上我连胜出线，再于十一月分组赛中胜了濑越先生，获得了四人参加的“挑战者循环赛”的出场资格。

    可是，当时的形势是战场上频频告急、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大家为了免遭空袭，都打算立即离开东京。日本棋院那里能安心于棋赛的棋士日趋减少，整个棋院呈现出一片麻痹状态。虽然每日奔向棋院打听，但何时、何处对局等事情无人掌握。整个棋院都是见势不妙，走为上策。特别是桥本宇太郎等人，本来就是临时进京到棋院参加比赛的，为了随时能返回大阪宝家，每次来棋院，都捆打好小包裹，一副整装待发的模样。

    那时我因无法填饱肚子，落了个慢性营养失调。说起配给来，大米根本不足，苹果也只是一星期分半个。副食只有做完豆腐后剩下的豆腐渣。靠配给根本不能维持体力。

    于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濑越先生介绍的农家采购，就这样异常艰苦地保持着体力。采购地点的农家位于东京都郊外的国立，原是一个租借农场，归先生某弟子经营的会社所有，生产各种农作物。我本来就瘦弱，更无体力，即使去采购，肩背手提总共不过能拿二十公斤左右。而且，如此重担压身早已是竭尽全九而搬运量仅仅是另从的一半。另个还必须将米藏在手提包的底层，上面盖上蔬菜，通过车站检票口时，必须避免被人发现是偷运大米。扛到家后，还有重要的工作等侍，即把米倒入一升装的瓶子里，用木棒捣成精米。

    总之，在这种根本不能安安稳稳下棋的环境下，我拖着营养轻微失调的身子，被寻食采购的生活逼迫，从昭和十六年秋开始至“十九年春为止的棋士升段大赛中，战绩不佳，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连败局面，简直是溃不成军。

    如上所述，我在第三期本因坊战分组预选赛决胜局胜了濑越先生。那时我已结了婚，搬出濑越先生的别墅，住进新居。濑越先生也面对时局，留下别墅墅，卖掉旧的正宅，并做好了一有不测风云便即刻离开东京、撤回广岛的准备。

    记得与濑越先生对局是在东京都中目黑的桥本文治氏的家里进行的。当时我们二人都是身裹国防服、足缠绑腿的姿态。对局中遇有两次空袭警报，每次都立即中断对局，飞身钻进防空壕。炸弹正好在离对局场桥本氏宅院不远的目黑雅叙园附近爆炸。这一局，是我在战争结束之前最后的对局。

    第三期本因坊战就是在这种险恶环境下进行，我虽然获得了挑战者决走循环赛的出场权，但那以后的对局在哪里打？不，就连打不打都闹不清楚。我推测日本棋院恐怕已将棋战无限延期或是中止了，于是，不得不就此断念。

    实际上本因坊预选赛好歹还是继续到了最后。岩本熏七段成为挑战者。第三期本因坊挑战局在桥本本因坊与岩本七段之间争夺。第一局是昭和二十年（1945）七月二十四日始在广岛市内进行，公证人由濑越先生担当。第二局也预定在同一场地，从八月四日始到六日止进行。由于来自官方的严重警告说：万分危险，不许对局！所以，只得仓皇将对局场移到郊外的十日叮。正当对局的第三天即八月六日，已然临近终局之刻，广岛市被原子弹投中，顷刻间市内大火熊熊，一切都焚为灰烬。根据桥本宇太郎的回顾：离市内十公里的对局场也遭到强烈的冲击波袭击，纸隔扇和拉门被掀倒吹跑，玻璃窗也粉碎得无影无踪。倘若真是按计划在广岛市内对局的话，现在我们三人哪能活到今天，肯定埋到广岛的焦土之中“火葬”了。总之，岩本、桥本两氏与濑越先生真可谓大难不死、虎口余生之福将。可是，据说獭越先生的三儿子在“勤劳动员”中被炸伤，在同学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家，然而十天之后便咽了气，死时仅是个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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