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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我父亲在二十二岁时，依靠母亲亲戚的照顾曾去过北京。在我出生前的一段时期，父亲曾经留学日本。留学为二年，毕业刚回国时，父亲看来像是什么大学预科出身的人。不过，留学的目的和学的什么全不知晓，也许父亲只是为了使自己加深阅历。总之，说来有趣，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书，尽是些有关围棋的书刊和棋谱，而有关学问的书籍却几乎全无，看来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比起学问来，对围棋的热情似乎更大。而且，据说他还经常出入本因坊村懒秀甫创立的方圆社。


    当时，中国虽说已经由于辛亥革命而成立了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但实际状况离实现全国统一还相差甚远。那时我们一家徒居到的北京，就处在与革命政权完全相悖的行政管辖之下——即当时已经形成的所谓“北洋政府”。这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洋政府”，虽说是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但实权都操纵在包括袁世凯派在内的军阀们的手中。其实际状态是以段棋瑞为首的安福派（亲日派系）和以冯国漳为首的直隶派（亲英美派系）的官僚及奉系军阀的大杂烩。这个大杂烩的实质与革命之前的陈腐状态毫无区别。父亲对此干知百晓，然而为了寻找在北京安居乐业的落脚点，只好决定先设法在平政院（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的机构）里谋一公职。


    我们一家在北京城内民宅街的一角租住了一个宅院。这个宅院颇大，堂屋、厢房俱全。正房中间夹有一个大厅，两边各有二室，因而作为全家的起居室。厢房是东、西各三间，西面三间是书库、书斋和会客室；东面三间是佣人室、麻将室和食堂。佣人中有看门的、厨子、车夫、奶妈、女仆等十多个，他们在院内都各有自己的小屋栖身。我们一家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北京属中产阶级的一般生活水平，并非特别奢侈。那时物价低廉，每月给佣人的工钱除了奶妈最高为四元外，其余的都是二元左右。总之，据说若有二百元，就足够维持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了。可是，当时父亲的薪金总是推迟发放，最甚之时半年内仅发一次。因而我们实际上是靠一点一点地典当家产度日.

    那时，父亲才二十多岁，非常年轻，生来就是一个耿直单纯、不爱拐弯抹角和兜圈子的人。一次，不知怎的，说是车夫要求的车费超过了当初的约定，于是真的动了气，与车夫大吵大闹了一场。那时，在我孩提的心里，曾这样想过：别吵啦！多给一两个铜板不就完了吗？当时的官署是十分腐败无能的机构，若是在官署内没有本族的庞大势力，或是不拿出相当的贿赂买通各种渠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官升一级。由于父亲的性格与行贿之事格格不入，外公张元奇也已引退，后台势力变得
荡然无存，所以，指望父亲在官署中出入头地，简直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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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出生
    我出生于1914年旧历的5月19日。日本年号为大正3年。我的诞生地是福建省吴府。吴家的长子名浣（涤生）、次子名炎（景略），我作为三子出生于世，原名叫泉，字清源。

    在我之后，又有一个弟弟和五个妹妹出生，不过那个弟弟和第三、四个妹妹都很早便夭折了。现在，在我下边，按大小顺序来排，有清仪、清瑛（兰）、清桦三个妹妹。除了早殇的三个弟妹外，我门兄妹六人分散居住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美国。经过战乱动荡的年代，我们挣扎着熬了过来，虽说大家都已年过六旬，好歹至今仍然健在。


    却说福州，位于中国的南端，一个夏季，傍晚多雷。我出生的那年夕雨和雷电尤其猛烈。母亲年幼时和外祖父居住的官邪，就曾遭过可怕的雷击。后来，母亲就最厌恶雷电。哪怕有一点雷呜电闪，便心情抑郁，即刻大被蒙头，卧床不起。就这样，连饮食也受了影响，饭菜咽不下口。母亲生我的时候，营养不足，身体十分虚弱。更有甚者，据说那时正值闽江泛滥，洪水淹了无数的房屋、土地。大水不断地流进房屋里，母亲是在并排一起的几张大八仙桌上铺垫着被褥生下我的。据母亲说，当时我被哄睡的房间里还不时地有游鱼蹦跳进来呢。，正因为如此，我名泉字清源，都是与水深深有缘的名字。我亦时常觉得，我的性格像水而不像火，可能就是有此经历的缘故吧。


    母亲厌雷，终生未渝，即使是后来到了日本，一有雷呜仍旧心情抑郁，只得卧床不起。也许我就是在那种环境中出生的缘故，幼时身体十分虚弱，养成了一副比两个哥哥都少言寡语、乖顺老实的性格。

    在我父亲成年时候，以鸦片战争为开端，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更加变本加厉了。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社会陷入了动乱，盐商这一家业也无法正常地维持下去。因此，祖父死后，父亲他们几位兄弟会聚一堂，商量的结果是：将家产平分，各奔前程。

    不久，我们一家也分得了一些财产，于是，全家离开生我的故乡——福州，踏上了去往北京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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