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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
中国共产党85个春秋的基本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这一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历史时期；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作为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历史的中国，在古代农业社会有着5000年的文明业绩，并曾以世界上的头号富强大国“独领风骚”达1500年。但是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坍塌，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承续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传统的先进中国人，前仆后继，寻寻觅觅，上下求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能够使中国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思想武器。先是以李大钊、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将其视为理论与方法统一的世界观，致力于因时因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即投入领导大革命运动和北伐战争。这时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对于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两个问题都有初步认识，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派出不少重要干部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但是对于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缺乏了解，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缺乏认识，对于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指导缺乏独立自主权，因而没有能够抵御异常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对党的进攻。这是党在大革命后期遭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革命向何处去？1927年8月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同时选择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仿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城市武装暴动，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另一条是仿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边远的农村进行武装暴动，这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为代表，放弃进军长沙的原定计划，开辟出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道路。这两条道路都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探索。但是，哪一条道路适合中国国情？实践证明，后者指出了革命胜利的航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尽管世界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领世界潮流，但中国仍属于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和交通极端落后，各地区发展又极不平衡，那种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利用危机时刻在反动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进行革命的理念，不符合中国国情。而领悟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真谛的毛泽东，造反上山，武装割据，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却有上千年的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传统的深刻烙印。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重要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左”倾错误领导不仅使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广大苏区几乎全部丧失，而且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又几乎使党和红军濒临绝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批判“左”倾错误领导，在改组中央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
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至抗日战争后期的1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基本上明确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历史性大飞跃的10年。在这个大飞跃过程中，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和宏观方面而论，获得了四个最重要的成果，或者说经历了理论的四次提升。
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这个思想虽早已有之，但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既要有实践的积累，又要有理论的准备。至抗日战争前期，这两个条件都已具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写出了许多重要著作，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为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有了这个前提，提出至今仍为“显学”的科学概念乃是势所必然。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这个科学概念时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化”这一基本内涵非常明确。此后，毛泽东又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的科学概念，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这两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史的第一块里程碑。
二是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先是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要走相反的道路。这就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道路。随后，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并且深刻地论述了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基本经验，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上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
三是构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核心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无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基础理论。但是，如何对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领导的革命进行定位，更为系统、深入地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则不是这个理论所承担的任务，而需要外延更大、层面更高的理论来解决。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错呈现的极端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和斗争本领，促进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提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概念，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科学定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时构建的和后来继续丰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诸多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为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最重要的理论建构。
四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之大全。在抗日战争中，党一方面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在思想路线上由于对过去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对党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是非，在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层领导中并没有统一认识，致使在一部分重要地区又发生新的错误。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决贯彻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一个新境界的理论提升运动。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泽东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党在奋斗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此为《决议》原文），以这个思想体系更普遍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有了《历史决议》的思想基础，在党的七大，全党形成共识，决定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我们党自创立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经过千辛万苦而获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这四次理论提升，是一个同心圆的外延不断扩大、内涵愈益丰富的递进关系。最后，在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党不仅为中华民族在近代第一次打败外国侵略者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创建了新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最伟大的实践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曲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是党在探索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既有重大胜利又遭受比较多的曲折和比较严重的挫折的一段历史。对这段历史怎么认识？尽管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结论，但是对这个《决议》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论断如何解读，在理论界和党史界迄今仍有不同看法。这里，我想根据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课题组首席专家龚育之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的思想，就如何解读这段历史，讲点个人看法。
（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对29年历史的解读。
新中国成立后29年经历的曲折和挫折，同新中国成立前党领导革命28年经历的曲折和挫折，不能完全等量齐观。就领导主体而言，两者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
两者相同的是：第一，党的领导没有经验，一是领导革命没有经验，一是领导建设没有经验，都是在探索过程中犯的错误。第二，两个时期主要都是“左”的错误。在大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前期虽然犯有右的错误，但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连续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最为严重。新中国成立后党所犯的主要错误也是“左”，特别是三年“大跃进”运动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其时间之长超过了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第三，两者错误的内涵就思想路线而言都带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性质，尽管其具体形态不同。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前期的主要错误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经验主义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建国后所犯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错误，既有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误解或教条化的问题，又有习惯于将革命战争年代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照搬的问题。“大跃进”的错误，就是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就此而言，党在建国前后所犯错误，其思想方法有相通的一面。
然而，两者的错误又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建国后是党在全国范围执政条件下犯的错误，其危害和影响比过去要大得多，其承受和克服错误的耐力也比过去要大得多。其次，建国后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过程中犯的错误。过去危害最烈的“左”倾领导人犯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山沟里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视为“狭隘经验论”。建国后党犯错误时则不然，其指导思想始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要努力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这种探索也曾走上错误的歧途。这是与过去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区别。再次，建国后党是在批判苏联模式过程中犯的错误。过去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苏联经验神圣化，建国后上述两次全局性的大错误都与“以苏为鉴”有不解之缘。“大跃进”的错误是为了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而引发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为了使中国不走苏联“蜕变”的老路，要“反修防修”而发动的。前者是将苏联作为正面参照物，后者则将苏联作为了反面参照物。这是又一个不同。
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还会犯错误呢？其主观愿望与实际过程相背离的原因在于：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并不等于对中国的真实实际能有正确的认识。建国后党犯的错误，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是因为党的决策严重不符合那时中国的真实实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是如此，反右派斗争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所犯的错误，莫不如此。正如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认识一样，开始是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随后补充道：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同此道理，讲“中国化”，也要讲两句话：不仅要讲联系中国实际，还要强调正确地认识和联系中国真实的实际。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来看，只强调“民族化”不够了，还要与时俱进，讲“当代化”。不与时俱进，不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要“当代化”，同样会犯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发生和酝酿着巨大的变化。在党的“八大”前后，党和政府看到这个大趋势，制订了12年科学发展规划。但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则抛开甚至背离了这个时代潮流，在根本上是反科学的。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某些方面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那时我们国家尽管也迈开了改革的步伐，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但由于在许多方面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比较滞后，因而那时讲的“中国化”没有融入“当代化”元素。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犯错误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理解有“教条化”倾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本来是在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斗争中提出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反对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去寻找现成答案，强调它是行动指南的方法论。但是自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解读渐渐有了“教条化”的倾向。这不仅强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争，我们跟论战的对方一起“都讲了许多空话”，而且影响到国内的政治经济决策。这样，在主观上坚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而实际所探索的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却陷入了歧途。这是建国后党犯“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
（二）如何理解建国后29年的历史发展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
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最初是党的十三大报告。那时的表述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两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这是从实践层面讲的。在十四大报告中，又提出了党领导进行两次伟大革命的思想。第一次伟大的革命不仅仅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包括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次伟大的革命，是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场新的革命。其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目标是将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据此，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与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而言，两者的下限有一个时间差。前者是到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后者是到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讲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就是延伸到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以后的一段调整。经过这段延伸，也获得两方面成果。就实践成果而言，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讲的，是“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就理论成果而言，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丰富和发展。其丰富和发展的内容，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已作了概括。这个新概括包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从总体上回答了在中国如何进行革命、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标志着党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说这段历史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是因为党在这个时期已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先是在苏共20大后的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结合上下功夫，“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后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说，党要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任务，在那时已经提出了。
事实上，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已有良好开端。如果探索成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就应该从那时算起。遗憾的是，接踵而至的历史发生大的曲折，出现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失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变成历史现实。不过，从1956年党的八大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取得的成功还是经历的挫折，都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准备。这个准备，从总体上看，最重要的是：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党继续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根本的政治基础。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工农业生产在动荡中曲折发展，终于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在新阶段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基础。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1957年后探索的偏离和“文化大革命”的迷误，首先是思想路线发生了偏离和迷误。那时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往往从“本本”出发乃至从个人意志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探索陷入歧途。“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促使广大人民群众觉醒，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和群众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思想基础。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这个时期已开始的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积累了深刻的实践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文革”前的还是“文革”中的，都是继续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实践基础。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宝贵的干部资源。在20年“左”的错误期间，尽管许多干部受到迫害，但后来得以幸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有了重要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基础。
这诸多方面的准备，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无论哪一点都是不可缺少的。没有这样的基础，很难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奋起，我们国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党的历史发展的第三个大的阶段。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怎样解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8年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时期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党在领导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开始注入“当代化”的元素。作为这场伟大革命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指导思想一直很明确，他一方面反复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另一方面不断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的这种鲜明的世界眼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将“当代化”元素注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原生态。在这个伟大革命的过程中，党自始至终注重以多种视角，从多个侧面，不断总结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和新鲜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还在继续，直至目前已获得一个实践成果，两个理论成果。无论实践成果，还是理论成果，都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内涵。
所谓一个实践成果，即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是逐渐明确和完善起来的。一是1981年的《历史决议》，通过总结建国30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初步概括，指出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二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同时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使我们党探索的道路有了非常切题的称谓。自此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凝聚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强大动力。三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鉴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相对立的传统观念，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新的理论指导，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四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指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还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和阐发，从而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内涵。五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六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立足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进一步总结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作了深刻论述，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展开，从而丰富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最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又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至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和内涵更加明确，党领导人民坚持这条道路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更加充满信心。
所谓两大理论成果，首先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基本上是与概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同步的。这是对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从不同层面作的概括。1981年的《历史决议》初步概括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可视为邓小平理论的雏形。邓小平在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为后来概括邓小平理论明确了主题。据此，十三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称谓，并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使这个理论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对邓小平理论的最后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南方谈话”既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疑虑，又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以新的观点和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南方谈话”既是邓小平思想之集大成者，又标志着邓小平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十四大以“南方谈话”为基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条件、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作了展开论述，使这个理论形成规范化体系，并且正式表述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首次确立了这个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高度评价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经过十三大、十四大对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概括之后，从1993年底开始，《邓小平文选》第3卷和增补过的第2卷相继出版，全党和全国人民对邓小平思想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刻。有了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正式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体系和时代精神作了新的阐述。十五大强调：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还说：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样，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它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原创形态发展为当代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理论成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同前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样，具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理论的不平凡品格。江泽民指出：理论创新就是要使党的基本理论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现在面对新世纪，必须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
当历史进入新世纪的时候，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世纪之交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使社会主义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更加发展壮大，使我们党始终成为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这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也是必须经受的严峻考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弘扬先进文化和加强党的建设，使我们党的执政具有更加强大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和群众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顺应时代前进、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的产物。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000年春天提出后，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对其历程发生重要影响的，有这样几个关节点：一是2000年2月江泽民的广东之行，首倡"三个代表"思想，提出了它的基本要求。二是同年5月江泽民的华东之行，论述了它的重要意义，号召要把它贯彻到党的全部工作中去。三是在同年10月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党的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符合"三个代表"要求来衡量，"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这将它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四是2001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对它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并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回答党的建设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论断。经过"七一讲话"的理论建构和展开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初步的理论形态，开始具有理论体系。五是2002年的"五·三一"讲话，首次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的新要求，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六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明确定位。经过两年多的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立论依据、科学内涵、基本要素、传脉关系、精神实质、体现途径、历史地位等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说明。在全党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十六大将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怎样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呢？就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发展史而言，毛泽东思想被视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比较系统地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在中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包括革命转变理论）的伟大创新。邓小平理论被视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比较系统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其理论建构是直接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之上，既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又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更鲜明地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时代气息，因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党的理论、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伟大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和深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一方面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要求，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这两大战略思想，在实践上将有助于我们国家在战略机遇与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以更加宽广的世界眼光，立足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在理论上进一步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收获。
85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波澜壮阔，绚丽斑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今后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邓小平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中国实际"的内涵会愈益丰富，"结合"和"切合"的方法会与时俱进。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会愈走愈宽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将以不断地反映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而向前发展。 （作者 石仲泉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引文来源：http://210.34.4.20/news/detail.asp?serial=42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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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14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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