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三家北京穷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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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北京市统计局曾经发布过一个北京市贫困状况的调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新的统计）。根据这个调查，全市享受城市低保的各类家庭中，无就业人员家庭占总体比重达４９．３％；有下岗、失业（领取失业救济金）人员的家庭占总体３９．８％；占比重最少的社会救济人员和优抚对象家庭，包括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抚养人，以及孤老残、部分返城知青、劳教特赦人员等按国家政策应该享受社会救济人员的家庭占总体１０．９％。

　　而记者在近期采访中了解到，由于近年来再就业工作的推进，下岗失业人员在低保人员中比例缩小，而由于家庭变故和其他个人原因造成贫困的申请人员基本保持原有比例。

　　日前，记者在北京走访了由于不同原因造成相同贫困的三个家庭，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要健康地活下去

　　家住北大蔚秀园的蔡老太太今年７４岁，头发几近全白，穿着一件泛白的蓝色旧衣服，见记者到来，热情地为记者倒水。

　　蔡老太太患有精神分裂症及强迫症的女儿李英（化名），今年已经４１岁了，在一旁好奇地看着家里的不速之客，听说我们是来采访的，便好奇地问道，“采访什么？是采访我吗？采访的东西要在电视上播吗？”

　　蔡老太太赶紧打发女儿出去玩，说是要和记者单独谈话。李英在蔡老太太的催促下出去了。

　　蔡老太太的丈夫曾被派往前苏联学习心理学，１９６０年代回国后被分到北京大学心理系任教。而蔡老太太则由老家随迁到北京，在万泉河小学当了一名教员。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这个患病的李英，她１７岁上大学期间因学业和感情方面的缘故，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及强迫症。

　　１９８８年，蔡老太太的丈夫因患糖尿病去世。“我当时感觉天突然塌下来了，觉得这以后的路怎么走啊，生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今后坎坷艰难的路要一个人去走、去闯，这些都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她说，最初她被眼前的困难弄得惊慌失措，骑车时常常两眼发昏，晚上睡觉，心脏也跳得厉害，而且很容易半夜惊醒。面对这种情况，蔡老太太害怕了，她上医院去咨询了医生，医生告诉她，弄不好，会得抑郁症。而这样一来，家里的情况将会变得更加不可想象。“听到医生的告诫，我如同从梦中惊醒：这个家庭现在最需要我的支撑，两个孩子需要我，尤其是有病的大女儿更需要我。所以，从那以后我决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不久，蔡老太太也退休了，只能以退休金维持家里的生活。而大女儿李英还有病在身，随时要吃药，病情复发时，还要住院，每次住院，医疗费至少也得一千多，严重的时候几千甚至上万。二女儿还在读书。

　　由于女儿和丈夫患病，家里已经没有积蓄了。丈夫去世时，学校给了１４００元的抚恤金，丈夫的同事和亲朋好友捐了一些钱，但这些钱早就被大女儿的住院费掏空。后来，她通过丈夫生前的好朋友的推荐，到北大附小当了一名兼职的小学教员，管理一个班级，一个月的收入是１８０元。但这个工作也没干多久，大概一年后，她又到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做临时工。同样没干多长时间，又到农科所收发室负责收发信件及接电话，晚上到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守夜值班。

　　这段时间，北大校内一位教授的妻子患病，全身瘫痪在床，需要别人不时帮助她翻身，蔡老太太便又接下了这份活儿，每晚工资４元钱。但做了４个晚上后，老人就辞去了这份工作，因为太影响休息和白天的其他工作。

　　随后的日子里，蔡老太太还做过抄写员，帮人抄写文稿，１００字３毛钱；

　　逢年过节，残联以及政府会给蔡老太太少许慰问金，在深圳成家落户的小女儿也会偶尔给点钱，这些钱老人都一分不差地存起来，随时预备李英犯病住院。

　　老人到现在还记得，一次李英突然犯病，由于当时手中钱不够，一位医院主任说，“没钱就在家中呆着”。“这句话时刻让我记着，所以，平时花钱时，我无论如何都会先留下一定的积蓄以备应急，再才考虑生活开支。家里的开支已经压得不能再低了”。说到这里，老人给记者打个形象的比喻：“ 我存钱就像蚂蚁做巢一样，好不容易把巢做了一部分，等到雨水来时又冲得一点也没有了”。

　　２０００年，北京市施行了低保政策后，蔡老太太申请到了低保。她说，“一个月的水电费是三十几元，煤气费也要好几十元，电话费五十多元。”平时吃饭，两个人三、四百元也就对付了。

　　没钱的生活使老人在平时用钱时精打细算，一块钱一斤的梨，老人是不会买的，只有到了五毛钱一斤或一块钱三斤时才会去买。平时去附近的早市，也会选择那些价格非常低廉的菜，遇见非常便宜的青菜，老人会多买一些做成咸菜。

　　至今，老人的家里还用着结婚时的床和书柜，不堪岁月的腐蚀，断腿的断腿，坏掉的坏掉，但老人都舍不得丢，自己用钉子、木头、铁皮，把它们修修，接着用。到春天，老人还会到野外去挖些野菜回来吃。

　　“我只有好好地活下去，孩子才会得到照顾，才会有康复的一天”，“我健康地活下去，就是对家庭和社会的最大贡献”，老人说，“我一旦走了，女儿没人照顾，不会自己生活。家里的煤气、电对于女儿都是危险品，不但会危及她自己的生命，对邻居和社会也是一种威胁”。 说到这里，蔡老太太边擦拭着眼睛边告诉记者，她的耳朵已经有些不好使了，听起来非常吃力。采访过程中，有些话记者不得不大声重复一遍。“关节炎也时常犯，犯的时候几乎疼得不能走路，从家里到居委会这么近的路要走好半天”。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遭遇，老人的脊椎落下了后遗症，晚上经常疼痛难忍。她告诉记者，曾经有些药商为了做宣传，到院里来免费发药，她领了一些来用。

　　女儿患病，使得平时走得很近的亲戚，一下子疏远了。

　　“面对着自然规律，不久的一天，我终将会离开女儿。那时的情景，说起来就让我揪心，真的不敢去深想，我甚至曾想过让女儿跟我一起走了算了。”

　　现在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有一天会成立一个康复中心，让李英这样的孩子最终有一个归依之处。

　　全家都领低保

　　经过燕园办事处负责民政事务的于女士推荐，记者采访了赵女士。

　　赵女士一家三口，每个月都在领取低保金。患有精神病的丈夫基本上不能工作，１４岁的儿子正在上初中。

　　记者跟着赵女士来到她家。一套公公婆婆留下来的两居室房子，墙刚刷过，门也是新油的。“那是去年年底，我做装潢的妹夫看到家里墙、门窗实在太陈旧了，免费帮我弄的”，赵女士说。

　　家中摆放着简单的家具，一些老式的衣箱和衣柜还是公婆生前留下来的。客厅里摆放着的２９英寸康佳彩电，算是家里最贵的东西了，“这是前年几个小姑凑份子帮忙买的”， “摆放电视的大柜子是同一栋楼一户人家搬家时给的”。

　　１９９７年，赵女士丈夫因单位效益不好而下岗。随后，一个朋友借了一大批钱不还，赵女士的丈夫深受打击，患上了精神病。 而在这之前，赵女士一直是农村户口，没有工作。１９９９年，赵女士公公去世，家里惟一一个有收入的人走了。“从那以后，家里的日子开始过得非常紧巴，一家人都没工作！”赵女士说。

　　“２０００年，日子有所好转了，我们全家开始享受了低保”。赵女士一家三口是北京市最早一批享受低保的家庭。“自从丈夫患病后，我就没出去找过工作，想找也不能找，就在家里一边照顾丈夫一边照顾孩子”。

　　这两年，她通过燕园街道办事处，找了一份用三轮车接送孩子上学的活，院里有些工作忙、没时间接送孩子的父母，就将孩子托付给她。“这些孩子的学校离我住的地方不是很远，一天跑两趟，不耽误我照顾丈夫和孩子”。她平时接送的小孩一般都有两个，单趟的每月挣１００元，两趟的每月挣１９０元。现在孩子学校基本上都放假了，她闲在家里。“眼下接送的两个孩子明年就要升六年级了，孩子大了，不知道下学期，还要不要我接送”。赵女士告诉记者，由于这个工作不稳定，燕园街道办事处给他折合月收入１５０元。按照北京相关低保的法规，丈夫一个月领取２９０元的低保金，１４岁的儿子领取３５９元的低保金，全家一个月总共领取７８９元的低保金。

　　开销方面，今年四、五两月共缴了煤气费４２．７元，水电费７７元，每月还得交有线电视费１２元。“打个电话都得控制在几块钱之内，如果有事，体谅我们难得处的亲戚一般都会打过来”，“平时中午孩子不在家，我一般都是到北大校内买些馒头，回来随便做个素菜对付一顿就算了，外面的馒头贵”。菜都是到附近早市去买的廉价菜，两三天买一次，基本不会去超市。

　　儿子现在上初一，一学期的学费是１３０元，赵女士考虑到儿子的学校离家比较远，来回跑既危险又耽搁学习时间，所以让儿子每天在学校吃顿午餐，６块钱。上个月，儿子交了１６８块钱，包括一个月的午餐和一次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说到儿子，赵女士满脸幸福：“儿子很听话，平时花钱很少，不像其他孩子大手大脚。学校平时组织到外面玩，别的孩子花个几十、上百很正常，而给儿子１０块钱他也不要。从小到大，我几乎没给儿子买过衣服，一直都穿他姑姑孩子的旧衣服。”赵女士非常内疚地对记者说。

　　“孩子和大人生病一般都是不去医院的，主要是太花钱了，直接到药店去买点便宜药，花十来块钱就对付了。丈夫也有好几年没去医院看病了，他这种病上医院太贵了。”

　　拆迁后越来越穷

　　记者在东华门找到了张女士的家：１０来平方米临街的一间小屋，门上挂着一张用面袋补起来的门帘。屋里放着大小两张床，床上铺着简单的铺盖。屋内左边一个办公桌上放满了碗、筷、油等生活用品，办公桌下放着脸盆、存放米面的胶桶。屋子当中一个用来当饭桌的小茶几，上面散落着杯子、药等物品。角落里摆着一个小柜子，上面放着锅、电热炉等炊具。屋内右边放着两张单人沙发，墙边放着几个盛杂物的大纸箱。屋子上方，沿墙挂着两排衣服。已经斑驳的墙壁上，用毛笔写着诗和大大小小的“冤”字。正对街的墙上一面大镜子，上面同样写满了诗和大“冤”字。

　　“这房子原来是东华门街道办事处的，办公桌、床是办事处给的，纸箱、茶几、小柜子和沙发是街坊送的，空调也是原来街道办事处淘汰的”，张女士告诉记者。“生活用具一切就简，能维持生存就行，幸好还不用房租、水电费”，张女士指着茶几上家中惟一的一个玻璃杯说道。

　　而在张女士４００多平方米的老四合院未拆迁前，家境小康，丈夫有个好工作，家里还开了个小饭店，屋里装修豪华，铺着两层地毯。“那时候家里条件殷实，算是较为富裕，平时出门经常是坐出租车。”张女士的丈夫谢先生说。

　　２００３年２月，张女士原来的家被拆迁后，她们一家三口就过着流离的生活：先是在石景山，张女士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住，后来被强行赶出。之后又过了一段流离失所的日子。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７日，东华门街道办事处给他们整理出了现在的住所。

　　从自家房屋遭强行拆迁后，张女士和谢先生就开始了上访生涯，“一开始，我以为通过上访，事情很快就会解决的，用钱也没那么省。谁知道事情一直拖到现在，这才开始知道钱太紧张了，一个钱要掰成两半花”。

　　由于谢先生和张女士都是单位内退，两人的退休金合起来只有一千来块。而上访的费用，加上照顾老人的费用，使得家里基本上没有多余的积蓄，

　　“现在我们的生活基本上靠丈夫蹬三轮车的收入，拉一天活就有一天吃的。一天不出去，就有点熬不住。”张女士告诉记者。

　　“今天早上，我丈夫给了我２０元钱，买了５斤棒子面和一点芝麻酱，现在都没了。钱花得太快了！平时买菜就上附近的农贸市场，比超市便宜。一般会买些土豆、大白菜这种便宜的菜”。

　　“生病是不会去医院的，虽然退休了，有所谓的医保，但那也得超过一千才能报销。平时一些小病，直接上药店买点药吃吃就完了。”张女士说。

　　下午５点多，５７岁的谢先生蹬三轮回来了。他告诉记者，拉活的车子是四月份花了三百多块钱买的一辆二手车。车子经常坏，前几天车子又坏了，换了个轴承。

　　老谢拉活，不敢去远处，因为他是无照经营。而现在东城区已经不发三轮车营运牌照了。“我一般就是在王府井、天安门附近转悠，不敢跑远了，到别的地方，说不好车子就能被城管没收。”

　　（本报记者 傅旭明 实习生 黄胜利）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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