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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持续崛起还缺什么?
杜平
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里,世界各地出现了普遍的社会动荡,但美国却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平稳崛起。回溯百年前的世界局势,特别是美国国力持续提升的历程,人们也许会联想到正走在振兴途中的当代中国。
就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点看,现在的中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有很多可比之处。这并不是说中国依然落后美国百多年,而是说中国现在所面对的一些现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美国崛起过程中也都曾出现过。
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期远未完成,各种崭新的课题还在纷至沓来。当前和今后,中国政府必须正视的核心课题,就是确保转型期平稳不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美国当初向工业化大国过渡的经验和教训中,也许能够找到可资中国借鉴之处。
经济膨胀带来相同的社会问题
美国在1880年前后进入城市化阶段,经过大约4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了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过程,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绝大部分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以此为界碑,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以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国家。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异常艰难而漫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今30年,但现代化步伐不仅没有跨越“三农”问题,而且还长期被这个问题所羁绊。中国政府不久前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景,虽然给人以希望,但曙光依然渺远。
尽管如此,中国财富积累的速度,与美国崛起之初颇为相似。从1897年至1911年,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两倍;1897年至1912年,美国的全国储蓄增加了五倍;1900年至1912年,美国全国的财富总量翻了一番。而与此相似的是,至少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和外汇储备等等,都连续大幅度增长或者翻番。如同美国当初一样,中国也展现了大国崛起时的磅礴之势。
然而,经济规模的膨胀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它们反过来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巨大威胁,使现代化进程陷入不可预测的状态中。美国曾经经过了这个阶段,并且经受住了考验;中国目前正在被考验之中,能否平安渡过,正是中南海领导人为之寝食难安的问题。
美国在崛起之初,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众多而庞大的问题,其严重程度恐怕不次于现在中国的情形。少数人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多数人陷入了穷困状态。工人们在危险的环境里超时劳动,报酬低廉,前途不保。而与此同时,大企业与政府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某些地方政府甚至被企业所操控。
深入人心的社会进步运动
针对这种局面,从19世纪末开始,直到20世纪前十多年,美国掀起了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进步运动,史称“进步主义” (Progressivism),目的是扼制大企业的权力,结束商业垄断,铲除政治腐败,寻求社会、环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以便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值得提出的是,虽然这场社会公平运动持续很长时间,各领域和各阶层都卷入其中,但却没有带来社会的震荡,而是真正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其中主要原因,一是这场运动深深植根于美国特有的务实哲学中,运动者希望诉诸政府的力量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不是试图颠覆既有秩序;二是政治领袖参与其中,包括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以及塔夫特都人曾亲自主导和推动。
中国社会现在面对着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政治腐败、贫富差距、社会不公以及环境恶化等等,都对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成了极大挑战。胡温体制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与美国当年的社会进步运动非常相似。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但其结果又会如何,既要看当政者的决心,也要看整个社会是否配合。
美国那场进步运动的最为可贵之处,不只在于缓解了社会矛盾,更在于把“进步意识”变成了宗教般的全民信仰。“进步的教育”、“进步的医疗”、“进步的企业”、“进步的工程”、“进步的资本主义”、“进步的美国主义”、“进步的社会科学”,如此等等,这种无孔不入的思想普及运动凝聚了全民的意志,增强了全社会的向心力,更使美国人增强了归属感。
假若中国的“和谐社会”也能成为宗教般的全民共识,那么,当前的种种社会矛盾也就有可能得到化解,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和不同阶层之间也就能够和谐相处。
对制度的信任不可缺少
美国从开始崛起到屹立不倒,这个进程中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有一个不变的进步理想,并且对现行制度坚信不疑。在中国,虽然近代以来的强国之梦从未改变,但迄今为止却没有出现一个使人民坚信不疑的制度。这是中国追求持续发展目标时必须正视的最大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千疮百孔,但美国却是另一番景象。资本主义在欧洲陷入艰难困境,并非仅仅是因为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债务,而更是因为人民对民主制度下的社会秩序失去了信任,对政府的诚信和能力没有信心。
而在美国,股价在上涨,消费需求在膨胀,但消费品价格几乎没有波动。这一方面体现了美国人对“美国进步”理想的坚信不疑,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人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活力与稳固充满信心。
最典型的事例,应该是1929年的股市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本来,那场全球性的经济大动荡源自美国,但在美国和欧洲的结局却是截然不同。在欧洲,民主政治遭受致命的打击,政治和社会发生剧烈动荡;但在美国,罗斯福政府只是靠“新政”就带领美国渡过难关,并且巩固了政治和社会秩序。
在 “大萧条”最为深重的时期,德国几乎有一半选民投票支持立场极端的政党,而美国激进政党所获得的支持极其微弱。在国家困难时期,美国人出奇地易于管理,愿意与政府配合。即便生活困难,数百万人突然失业,但美国社会整体上依然给人以乐观的气氛,对制度的信任没有放弃,对进步理想的信念没有削弱。
对中国社会而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就是一场突发事件可能会导致全盘大乱。人民对现有制度是否坚信不疑?各级政府的能力和诚信是否值得信任?在灾难降临之际,人民是否愿意与当政者同舟共济?这些都是执政者必须经常思考的问题。
最不需要未富先骄的心态
上世纪20年代,美国国力空前旺盛之际,社会上却出现了几个特殊的现象。一是孤立主义情绪高涨,人民不希望卷入任何外部冲突;二是宗教信仰极度昌盛,教会人口急剧增加;三是“美国意识”和对国家的自豪感异常强烈。
这些现象之间看似存在着矛盾,但实际上却与“美国进步”的思潮密切相关。越是发达,越是富裕,就越需要自我意识和精神信仰。这一点,同样值得中国研究。
中国在崛起,这是事实,但远远还不是强国。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还是脚踏实地,最不需要的是未富先骄的自大心态。不论是对待自己的国人,还是在外交事务上,都应该如此。有些人以为中国现在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低,但只要了解一下百年前的美国,人们就知道中国还差之甚远。
早在19世纪末,世界上就出现了“美国化”趋势。一是美国的产品在世界各地受到推崇,即便是富国的国民也都以使用美国产品为荣;二是美国的政治模式纷纷被老牌政治大国所研究和模仿,包括法国在内;三是世界各地的移民大批大批地涌向美国。
与上述现象相比,中国现在的产品、政治模式和社会制度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就显得一目了然。因此,中国若要持续进步,就一定要看到并且承认自己的不如人之处。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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