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邓小平？ [郑永年] (2007-03-06)

五湖散人

　在中国“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前夕，总理温家宝以个人名义发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 5000字长文。这篇文章已经引起海外媒体尤其是华文媒体的高度关注，大家都希望从中解读出关于这次“两会”甚至是今秋中共十七大的一些重要信息。

　　温家宝长文涵盖四个主要部分，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关于和平发展”和“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

　　本文不谈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问题，而是侧重分析此文所隐含的中共政策话语重心的变化。这很重要，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政策话语的变化经常会导致直接的政策变化。

发展再次成为硬道理

　　就内政而言，温家宝文章所强调的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当政时提出，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概念不断被使用，来论证中国各方面改革政策的合理性。

　　这个概念的逻辑是这样的：初级阶段意味着中国还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改革的首要任务因此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社会公平和正义也是改革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达到必须以解放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为前提。

　　这个逻辑曾表述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简单明了的说法中。

　　这个逻辑反映在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中共政策上，最终落实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概念中。现在温家宝再次强调这个概念和这个概念背后的逻辑。

　　他提到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也提到“南巡”后中共十四大所确定的“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路线。

　　温特别强调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他引用“南巡”后中共所强调的“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说法，也引用邓小平说过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温家宝的讲话可以说是中共高层近年来首次回归邓小平政策导向的最明确的表述。胡温领导层自2002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政策层面的创新，来应付和解决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包括社会群体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日益增加的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环境的恶化和党政官员腐败等等。

　　新领导层意识到，尽管发展还是硬道理，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但是如果不能有效应付和解决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经济发展本身就会是不可持续的。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领导层已经形成了一套既承继邓（小平）江（泽民），又有自身特色的新政策话语，科学发展观、协调发展、社会正义和谐社会等成了这个新政策话语的主要概念。

　　温家宝在长文里强调的是发展，而把近年来发展出来的新政策话语置于一个次要的地位。

现在同时强调公平与正义

　　问题是，为什么要回归邓小平？从表面上看，可以把这篇文章解读为温家宝对自去年两会期间以来对中国改革路线的争论即所谓的“左”“右”派之间的争论的回应，为今年的两会定下一个基调。

　　因为贫富差异和社会分化等客观问题的存在，新老“左派”逐渐利用领导层的“亲民”政策话语来“反思”和批评以往的经济改革政策。另一方面，“新自由派”则力促深化经济改革，并要求把改革扩展到政治领域。

　　两派之间的争论在去年两会前后明显化，代表两派的知识分子不仅各自召开会议来声明自己的主张，而且也在各种媒体上交锋。

　　尽管两派之间的争论极为正常，但对领导层来说，这样的争论会产生负面的政治效应。对内来说，这种争论会产生相当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很多政策难以制定和落实。

　　最明显的莫过于人们对《物权法》的争论及其产生的实际政治影响了。同时国内的争论也必然产生外部影响。一些西方观察家开始怀疑中国既定的经济改革是否会继续下去，左派政策话语是否会成为主流。

　　事实上，为了澄清中国的改革政策，胡锦涛和温家宝本人在去年两会期间和随后，多次表明中国政府会继续深化经济改革，强调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在社会公正和正义之上的社会和谐并非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经济改革路线，而是要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海内外的疑虑一直是存在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两会来临之际，温家宝从正面阐述政府的立场显得非常必要。

　　但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从深一层次来看，这也表明中国政策重点转移的困难。邓小平强调经济发展优先，现在则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两者之间自然有不同的地方，是发展的优先次序问题，即是把政策重点放在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之上。

实际政策有待争论

　　这里牵涉到的不仅是政策话语问题，而是实际政策变化问题。而任何政策变化必然牵涉到利益的重新分配。

　　比如说，如果光强调经济发展，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就会处于优先位置；但如果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那么包括工人、农民、流动人口在内的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就不能被忽视。

　　正因为这样，领导层的“亲民”政策尽管得到多数社会群体的认同，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首先是各级官员尤其地方官员对新政策有抵触。要从以往的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策转移到以人为本的政策，对地方官员来说并非易事。

　　一旦当政策转型触动到地方利益时，他们就会变着法子来抵制政策实施。进而，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尤其强大。

　　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既得利益已经根深蒂固，很难动摇。实际上，有中央官员早就承认在推行一些政策时，中央方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种说法既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决心，也表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

　　很显然，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更是因为他们和各级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关联。无容置疑，在政策执行遇到困难时，中央政府有时也不得不作些妥协与调整。

　　温家宝的文章强调了中共的目标是建设基于社会公平和正义之上的社会和谐，但更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这种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意在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但这并不是说对改革的争论就没有了。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只要社会问题客观存在，如果允许争论，争论还是会在任何时候和地点出现。中国既有发展的惊人成就，也有发展带来的严重问题。如果贫富不均的社会环境和生态恶化的自然环境不能得到改变，经济发展很难持续。

　　但从近年来的发展经验来看，发展模式的变迁不是中央层面作些重大政策调整那么简单。一旦触动重大利益，政策就变得难以执行。

　　因此，有效的政策就首先取决于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妥协。利益妥协的首要前提就是利益表达，对国家政策的争论就是利益表达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最重要的民意表达机制的两会，应当鼓励政策争论。只有通过争论，社会才会达成共识，利益才能达成妥协，有关部门才可以理性决策。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