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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纷纷倒向美国 中俄道德权威受挑战
吉尔吉斯斯坦近日的“郁金香革命”,反对派借“选举舞弊”发难,由南而北,短短一个星期就推翻了把持该国十多年的阿卡耶夫政权,在中亚地区产生了极大的震荡。
由于斯大林当年随意划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包含了分歧严重的不同族群,派系众多的反对派是否能够顺利控制全国,尚在未定之天。但是这一发展对中俄两个大国的利益形成了严重的挑战,是不争的事实。不仅上海合作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设立一个反恐中心的计划有流产之虞,吉尔吉斯是否还会留在上海合作组织内也有疑问。
如果吉尔吉斯动乱在中亚造成骨牌效应,那么中俄两国以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中亚稳定和合作的基本架构、并以此遏制美国对这一地区日益深入的渗透的战略构想都难以为继。
“去俄罗斯化”最新表征
先看俄国。尽管普京汲取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国的教训,对吉尔吉斯的动乱采取表面上的超然姿态,阿卡耶夫政权的垮台象征莫斯科在俄罗斯“境外邻域”势力的进一步衰落,是不争的事实。
法国《费加罗报》报道吉尔吉斯动乱的标题是《俄国处于守势》,《世界报》的标题则是《吉尔吉斯革命在中亚削弱俄国》,都表露这一明显事实。
更进一步说,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亲西
这一趋向,无疑是对普京总统个人的极大打击。众所周知,普京取代软弱的耶尔辛总统上台以来对俄罗斯民众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号召力,便是旨在恢复俄罗斯荣耀的“普京主义”,其实质是重建俄罗斯对“境外邻域”的政治影响乃至控制,说穿了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苏联时代的政治疆域。
可是几年下来,“普京主义”却处处碰壁,前苏联地区的“去俄罗斯化”有增无减,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和俄罗斯斯拉夫文明的摇篮乌克兰都不顾莫斯科的意图和赤裸裸的直接干预,而纷纷建立了亲美政权。
与俄国外交挫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京出任总统以来“拨乱反正”,俄罗斯经济从崩溃边缘出现明显的好转,特别是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飞涨和居高不下,作为产油大国的俄国财政情况十分良好,其石油储藏又为莫斯科增添了有力的外交利器。
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都是在能源是仰赖俄国的事实之外,吉尔吉斯也是中亚诸“斯坦”中缺乏能源储备的少有例外。
可是莫斯科“硬实力”的明显好转,却未能扭转它在前苏联范围内的政治和文化空间不断缩小,警示人们“软实力”也是重建大国之风不可或缺的要素。俄罗斯目前的软肋,便是其文化号召力和道德权威的下降,造成前苏联范围内各国纷纷要“脱俄入欧”,连对俄罗斯安全极为重要的南方“软腹部”(高加索和中亚“斯坦”地区)也不例外。
吉国在清代属中国
对中国而言,中亚动荡的战略挑战也非常严重,与中国大段接壤的吉尔吉斯斯坦尤其如此。对吉尔吉斯动乱,海内外中文媒体可谓连篇累牍,可是无人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几乎整个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在清代都曾经属于中国的版图。
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东部大湖伊塞克湖,古称热海,唐初玄奘西行取经路过时便作了详细记载,后来长期属唐政府管辖,著名诗人岑参便在当地作了《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的名篇:“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在清代用蒙语称特穆尔图淖尔或图斯库勒,清代地理学家徐松《西域水道记》记载“湖南岸山间有汉文旧碑”,长期是中国西部内陆大湖,至同治三年(1864年)因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而被沙俄强占。
再如这次吉尔吉斯反对势力发源的南部费尔干纳盆地(也称河谷),费尔干纳地区如今分属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等国,自古也是中国属地。例如费尔干纳在北朝时臣属后魏,《魏书》译为破洛那,后来成为唐代疆土,译为拔汗那,后改华名宁远,隶属蒙池都护府休循州都督。
这一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汉朝,《魏书·西域传》明载:“破洛那国,故大宛国也。”换言之,这里是汉朝张骞通西域之后向中国大量进贡“汗血马”的大宛国故地。直到唐代,诗人高适《送浑将军出塞》还说“控弦尽用阴山儿,临阵常骑大宛马”。唐朝的“大宛都督府”治所在石国,即今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石干。费尔干纳地区在《清史稿》中称费尔干,清代长期是中国领土,直到1990年代,还是中国和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等国的领土争议问题。
中国“软力量”没复兴
由此可见从历史角度,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复兴丝绸之路盛况的要地;从现实角度,中国西北地区的分离主义动乱不断,吉尔吉斯斯坦又是另一个关键。这里可以提到至少两点。
第一,吉尔吉斯斯坦有相当多的维吾尔族人口,也是“东突”疆独运动的活动地区,前阿卡耶夫政权曾经在中国压力下限制了“东突”分子的活动。
第二,因为领土争议,吉尔吉斯斯坦有相当的反华力量,例如近日反对力量中的要人巴基耶夫2002年5月被迫辞去吉尔吉斯政府总理职务,便是因为吉南部阿克瑟区发生反华示威警察开枪打死民众的事件。这次动乱中,吉首都比什凯克的中国商城首遭洗劫,绝非偶然。
毫无疑问,中国近年来的国际影响力随着经济崛起而明显增长,但是中国的“软力量”并没有出现类似复兴。近日北京制定“反分裂法”之后的许多连锁反应,包括欧盟在军售解禁问题上的倒车,以及台北326大游行都是明显例子。
“普京主义”近来接连的挫折以及吉尔吉斯的动乱再次警示北京:文化复兴和道德权威重建的任务刻不容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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