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般生活着的莫斯科街童

莫斯科库尔斯基火车站长长的过道里响起一声呼唤：“格里沙！”，名叫格里沙的少年回头一望，发现是几个身穿橙色衣服的成年人，即刻拔腿逃跑，转眼消失在车站铁轨和环城公路间一大片堆满废弃针管和杂物的四方形地带后面；那是莫斯科街头流浪儿聚集注射毒品的场所之一。紧追在后的鲍里斯气喘吁吁，只得停下脚步，几个成年人一脸懊丧。

　　鲍里斯医生是国际紧急社会救援服务组织（Samu social international）的成员，每天在俄罗斯首都的大街上搜寻流落街头的青少年儿童，向他们伸出援手，这项工作已经持续4年了。他一直在同格里沙接触，起初一切进行得相当顺利，男孩子没有躲避他，听着他劝告，还同他说过几次话，甚至表示愿意接受帮助。可是，今天他为什么一看见他和工作组的其他人就拔腿逃跑呢？鲍里斯喃喃自语：“怎么回事呢？不过他应该会回来的……”

　　紧急医疗社会救援组织于1993年创建于巴黎，创始人是法国人克萨维埃·埃玛努埃里，宗旨为“继承世界人权宣言精神，发扬自由、平等、博爱和互助思想”，起先命名为“巴黎紧急社会救援服务组织”，SAMU这一名称是“紧急医疗救援服务”（service d'aide médicale urgente）的简称，后发展成全球规模的“国际紧急社会救援服务组织”，总部于1996年12月正式设于巴黎12区圣米歇尔济贫院内（23 avenue Courteline）。

　　鲍里斯和工作组的同僚来到俄罗斯首都执行人道救援任务，时间并不长，因为莫斯科是他们在全球15个城市中新近开辟的活动点。俄罗斯首都聚集着将近4万个街头流浪儿，所有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孩子都有，他们大多乘坐火车来到莫斯科，当然基本上全没有买票，是偷偷混上火车的。

　　街头流浪青少年在莫斯科有几个固定点“扎堆”，库尔斯基火车站便是其中之一，平日过夜的地方是大楼楼梯间、廉租屋巨大的取暖管道里或是屋顶下。与人们想象的相反，流浪儿并非因为没有父母而流落街头，这些青少年中，孤儿只占极少一部分比例，大多数孩子都出身于穷困家庭或是问题家庭。他们一旦有可能，便像逃荒者一样，离家出走，来到大城市谋生。然而，社会上并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于是他们落入城市最底层，成了受一般人讨厌、遭警察追赶、被社会遗忘的“鼠辈”，小小年纪已饱尝辛酸，看尽世态炎凉。但是，这批天涯沦落人并不因此而希望接受成年人的教育和救助，更讨厌被收容进救助机构。一年四季的流浪和煎熬使他们学会了挣扎生存的本领，也养成了不甘受拘束的习性。社会人道组织人员的关心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孩子在这种街头杂居环境中已染上了吸毒恶习甚至染上艾滋病。

　　勒宁斯基·普洛斯派克特街区里，24小时昼夜服务药房前，好几个流浪青少年已发现“莫斯科紧急医疗社会救援组织”的卡车开过来了。4男孩1女孩登上了车。车里的服务人员中，一位是社会福利局工作人员，一位是司机，一位是负责协调工作的法国人，还有好几个受雇于紧急医疗社会救援组织的俄罗斯人，他们来此帮忙，纯粹是义务工作。莫斯科街头虽然已经看不到雪，但仍然十分寒冷。紧急医疗社会救援组织今天接待的这5个青年人，年龄分别在16岁到24岁。他们的指甲十分肮脏，因为天冷，双手冻得通红，染上皮肤病个个都在搔痒，而且因为长期用针管注射，臂膀上已印痕累累，有些变成了大疖子，显然都是吸毒的瘾君子。莫斯科的街头吸毒人用50卢布购买不用医生处方的一剂Butaphanol 和Dimediol 两种药，捣研成细粉，给自己注射。

　　他们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有移动电话，多数是偷窃得来。但他们的穿着打扮仍很入时，御寒衣物的质地极其一般，看得出是从切尔古伊·索斯卡亚跳蚤市场上买的抄袭上流青年服装式样制作的冒牌服装。

　　车上的社会救援组织工作人员刻意不向这些年青人提冒失的问题，他们顺其自然，由他们主动地、断断续续地叙述各自身世。孩子们谈到家庭、谈到社会与他们的关系，谈得最多的是同民警的关系，没有一个人不涉及这个话题，警察对流浪者从来不留情面，动辄施以棍棒。

　　萨沙是个面容相当英俊的褐发青年，坐到桌前一碗接一碗往肚子里灌菜豆泥，一杯杯喝着汤，吃得狼吞虎咽。说话间，车下走过两个民警，手按着腰间警棍。青年流浪者隔着玻璃窗看，神情顿时紧张起来。民警来到车前，盘问了两句。过后，萨沙说：“这两个人我认识，人不算坏。火车站里的民警要厉害得多。”在公共场合负责治安的警察人员经常来回使用软硬两手，时而要挟、敲诈，时而蛮横施暴。有时，流浪人贿赂些钱给他们，警察就睁一眼闭一眼，容忍这些青少年滞留于火车站各个角落里；甚至还会打开几间屋子，让他们进去避一阵，或是让他们到城外的废品堆置站安身。然而，另外一些时候，警察丝毫不肯通融，毫不留情地将他们从避难所驱逐出去，挡也挡不住。

　　“莫斯科紧急医疗社会救援组织”女主席弗朗丝娃·奥洛维奇曾经接触过该市负责治安的军方领导人之一、公安部队的古尔波斯基将军，后者下过命令，要下属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对待流浪人群体。但即便是将军，一些禁区还是无力冲破，有些措施无法付诸实行，例如为防范艾滋病发放避孕套、给瘾君子调换针管等，在莫斯科行政部门那里是绝对不会予以考虑的。

　　普京掌政的俄罗斯首都，官僚化行事作风盛行，办事很难。最让人气恼的是无法统计究竟全市有多少无家可归者因为没有按照法定规章登记，从而失去在当地得到治疗的机会。许多少年于是四处漂泊，时而在城里出现，时而消失。吉罗姆感叹地说：“他们就像枝头的小鸟，一声枪响惊走一片。”社会救援组织工作者不辞劳苦，到处寻找他们，相信能把他们带回社会大家庭里。奥洛维茨女士说：“我绝对不追求数量，这个工作是很难达到成绩突出的。工作辛苦难见成绩，离开班子放弃工作的已有好几个。”

　　什尔金是司机，他经常驾着车整夜在城里转到夜深，时间太晚经常无法再赶回家，就睡在车里，因为若是第二天再返回，路上堵车花费的时间更多。什尔金还常常用自己的钱给流浪儿买东西。雷娜的被子就是他给的，女孩子在街头流浪已整整6年，今年才16岁。白天她游荡在市内各车站，晚上在20层高的大楼内苟且借宿。她用被子紧紧捂着自己已隆起的肚子，再有2个月就要分娩，孩子的父亲已经搭上了另一个女孩子。

　　紧急医疗社会救援组织有一天接到流浪少年打来的紧急电话，请他们赶快派人急救流浪儿尤里。来到曾用作展览中心的VDNKh，社会救援组织者在位于富裕小区住宅楼下一个非常隐蔽的地窖里，发现里面挤着十几个少年，室内充满恶臭味，尤里躺在地下，他得的是坏疽，已一个星期无法动弹了。救援人员好不容易将他运出来，怎样处理呢？医院救护车不会管街头流浪者，最后决定还是自己送他去医院。在路上堵了两个小时车，赶到第一家医院吃了闭门羹：“不收社会渣滓！”，最后总算给了一张介绍住院证明信。驾驶员拼命抢时间又开了30分钟，来到第二家医院，尤里被推进了手术室，因为坏疽会让整条腿坏死，必须锯掉。少年在手术台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一生，默默无闻，谁都说不出他的姓，只知道他在街头流浪已有8年，父母酗酒，他跑了出来，是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人。

　　广袤的俄罗斯大地现今是富人的天堂，向往的是富裕的物质社会，穷苦人无插针之地。在莫斯科国际社会救援组织工作的弗丽达说“现在的人只认识钱。”掏钱捐助人道组织的人，本人大多生活不富裕，有的甚至也很贫穷。在公共厕所出售手纸的妇女常常让流浪人免费进入；天寒地冻时期，火车站工作人员故意在一些靠站的火车车厢里不关闭暖气，好让躲进里面避风的孩子们稍稍有些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