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陈酿三国

Ragnarok

陈酿三国（代序）
曾有人言：“新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照例”也有例外，这就是酒。陈酿比之新制，味醇而厚。所谓XO之O，强调old，标榜的就是个“陈”，而不拿“新”作招牌。连带说来，标明“老字号”也是商家的习尚，瑞士银行，日本商社，德国汽车，法国香水，无不如是。连可口可乐一度改变传统配方，想推荐一种新的口味，结果弄到顾客们都跟它急，只得麻溜往回改。可见万事万物，“新”不过其中之一端。前面所引李渔的话，也是极而言之的。
“历史悠久”是中国人的骄傲。但这也遭遇到严重质疑。比如说百岁寿星佬“历史悠久”，同时也就是他饮食起居将每况愈下的意思。“历史悠久”的国有企业，意味着包袱沉重，缺乏活力。其实任何地区的人类，都拥有大体相同的时间轴线，所谓“历史”，不过是民族记忆的长短。国人引以自豪的，除了一大堆文物古董等精美器物，最重要的还是连续不断的典籍记载。这构成了民族的共同记忆，其中的经验教训不但嘉惠后人，而且启示世界。
历史当然不如某位学者曾轻率说的那样，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华五千年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它记载的每一桩尝试，每一项成功，每一个挫折，每一次失败，都铭刻着我们祖先的光荣与喜悦，痛苦和屈辱，都昭示着後世子孙去开拓与进取，发展和提高。尤其是当我们跨出了百余年来的低谷，超越近代历史的迷雾，具备重新认识周围世界和自身能力的今天，历史对于我们，更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科学也许能预测未来，但历史却明示着过去。从实证的角度讲，它对人类发展的意义或许更为重要。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紧贴地面，视点只见鼻尖，如果有一定高度，方能开阔视野。历史就是给现实中的人们提供观照所必须的高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历史，至少具备一些历史意识和历史感的缘故。而历史剧就是给一般观众提供这些意识的形式之一。尽管见仁见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解释会有不同，这正是历史魅力之所在，同时也给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一部二十五史，人们谈论得最多的就是《三国志》。它还是首先搬上戏曲舞台，同时又被说部编演为小说的，明人谈论“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就名列榜首。它是历史，是小说，但是又不仅仅是历史，是小说。经过千百年来的流传，演变，沉积，延伸，扩展，再流传，再演变，再沉积，再延伸，再扩展，已经上升为一种内涵丰富，意味深邃，意蕴无穷的文化了。至今人们犹津津乐道于此，无论茶余饭后的闲聊，还是正襟危坐的讲坛，仍然在品尝回味这壶陈酿。只是时与势移，味道反而愈加醇厚，而各人所得，也愈加不同了。
曹操《短歌行》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之句，为古今酒徒所宗，遂引发了河南伊川酒厂和汝阳酒厂的商标纷争，两家争相拿电视剧《三国演义》中饰演曹操的艺员作形象招牌，正应了那句“鹬蚌相争”的老话。
但领略历史文化的陈酿，并非喝酒知味，借以忘今。苏子美以《汉书》下酒者，读至张良博浪椎击秦，惜乎击之不中，满引一大白。又至与刘邦会，慨叹君臣际遇，再举一大白。（见龚明之《中吴纪闻》）读书知味，就别是一番境象。而裴松之注《三国志》引《江表传》：“与周公谨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交友而知味，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
近年来我的兴趣逗留于此，多少与中央电视台的邀约有点关系。88年和95年为策划制作三国方面的节目，曾有机会“行万里路”，两度走访三国时代的遗址和后续文物。89年和97年访问澳洲和台湾，也都以此题作过学术讲演，目前还正在写一部专著。本书所辑，兼及其他方面的问题，都是陆续应报刊之约，拉杂写成的。
性本疏懒，不复“倚马”之才思；薄发浅见，犹以“厚积”为自嘲。读者诸公知我罪我，端赖见仁见智了。

Ragnarok

陈酿三国之一----疯子与傻子

题目套的是“演戏的象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这句现成话其实也是中国民间艺人总结戏剧的“诛心”之论，我以为已经触及到斯坦尼戏剧艺术体系的神髓。类似的话还有一些，如“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等，过去常常用作小台子的俗联，洞穿时空两轴，品起来也满有哲理。
自从电视这个鬼东西风行以后，“天地大戏台”的话又应验出另一层涵义。尤其在中国这样重视家庭生活和天伦乐趣的国度，看电视成为绝大多数人日常的信息来源，娱乐中心和休闲方式，“黄金时段”的电视剧也因此身价不斐，成为制作者和广告商通力争夺的焦点。单只“数以亿计的观众”几个字，就不仅使演艺人员奋力争取，“混个脸儿熟”，而且也在制造商和销售商面前，展示了一个几乎无穷大的市场。
据说，中央电视台93年的广告收入，相当于每位国人掏出3/4元（报载98年黄金时段的广告竞拍，收入已然达到40亿元）。为了回馈社会，为了弘扬文化，或者也为了在愈演愈烈的各台“节目大战”中继续保住中心地位，中央电视台近些年来一直在斥巨资推出大制作，最近的例子，便是84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播出。这部片子在好几个方面稳居“中国第一”：投入的人力、设备、宣传攻势、投资、效益、播出时间，一直到绵延不绝的演职员名单。
照说《三国演义》在明代已有“四大奇书”之目，但由于它从历史、传说到戏剧、小说的反复互动和漫长过程，其在老百姓中影响之广大深远，可谓无出其右。更借助“汉字文化圈”的流播和海外华人社会的扩大，在世界经济“风景这边独好”的东亚和东南亚拥有现成的观众群。又因为日本企业界对《三国志》偏好的传闻，使国内喜欢动心机，或者不得不动心机的各界人士，也对《三国》谋略翘首以待。拍摄《三国演义》，因此成了“万事具备”之事。其实十年前就有人发表过想以电视、电影与《三国》联姻的“公告”，但终因“心有余而力不足”放弃了，于是这副担子也就理所当然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落在了中央台的肩上。
现在电视剧已播映过半，主要创作者的自信心还挺足，甚至有说“一百年也不会超过”的。舆论方面则评价不一，赞赏的不少，但批评方面尖刻的说“味同嚼蜡”，激烈的已经提到了“以谢天下”什么的。有反响、有争论，至少部分实现了制作者的初衷。作为古典小说的爱好者，我的看法倒是认为该有的情节人物差不离都敷衍到了，只是“戏”太差，不过是一部“电视连环画”，远不如当年的京剧电影片《群英会》好看。京剧《群英会》是在前辈艺术家千锤百炼的基础上，又集中了萧长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袁世海、叶盛兰等一代名伶，在组织戏剧冲突，刻画人物性格方面都极富创造性，不但演“疯”了，而且形成了“一棵菜”，也就是各位艺术家自觉主动的配合。
中国戏曲中本有“唐三千，宋八百，数不清的三列国”之说，这是一个戏剧和表演的宝库，遗憾的是电视剧的编、导、演们对这种成就基本上视而不见，更谈不上研究继承。有人说，电视剧不过是“大众通俗传播形式”，不必认真苛求，但一看见片子里刘备的人马老是扛着“蜀”的大旗满世界绕，想起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王业不偏安，汉贼不两立”的话，就老是觉得别扭－－刘备立的国号明明叫“汉”，史书为了和西、东两汉分别，才称“蜀汉”。后世陆续以“汉”为名的朝代还有一些，历史上分别称为“成汉”、“北汉”等。如果刘备自立“蜀”号，则“王业”早已“偏安”，“汉、贼”业已一气，还闹腾什么劲儿呢。类似的明显疏忽不少，据说有不少专家参与了“创作把关”，不知是怎么审的。
话又说回来，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创下的若干个“中国第一”，更多的恐怕只是数字上的意义，而没有利用各种优越条件把它作成一件精品，毕竟是件憾事。想当初乾隆皇帝临逝前，也曾对自己一个人诗歌创作的数量，竟然能比《全唐诗》总和还多而颇为自得。但是人们至今仍然奉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没有拿《乐善堂集》和《御制诗》当范本的，这就是“数”不敌“质”的一个证据。
小说《三国演义》是耐得住咀嚼的。它所以在“廿五史演义”中一枝独秀，不仅因为它成书最早，流传最广，手笔最大，而是因为这一段历史包含的经验教训极为深刻：一场较小的社会动荡，经过群英纷争，三家竞雄，最后达到一统。但是不过37年后晋室就“东迁”了，成为“南北朝”，竟酿成了更广泛的社会动荡，更深刻的社会矛盾，更长久的民族分裂。后来人痛定思痛，感到刘备的仁政，诸葛亮的民族政策和治蜀方式，才是长治久安的正道，因而总结出“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超功利历史价值观。
另一方面，方今天下的经济竞争也是“三足鼎立”，欧洲和北美竞相实现本土的“自由贸易区”，稳住阵脚，隐然与蓬勃兴盛、发展势头正猛的东亚及东南亚抗衡。这是下一世纪贸易战的基本格局。谁说《三国》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会使“汉字文化圈”及其影响地带的国家民众，在这种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受益呢？ 　
从“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的老话看，当初《三国》戏的观众里，确有一批被“疯子”们精湛演技迷倒的“傻子”。但现在的电视观众，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傻子”了，因为在家庭中观看电视的形式本身，已具有充分的“间离效果”。而《三国》电视剧的主要创作者们心里却横亘着太多的功利，急于靠着古典名著“扬名立万儿”，也没有下应有的功夫，把戏吃透、演“疯”，就马上又要移师全部《水浒传》了。
这消息传来，不禁使人倒抽一口凉气。我们还记得前苏联改编名著的谨严精湛，因为名著是民族以至世界文化的共同财富，理应用结合了现代科技成就的影视形式进行深刻的诠释阐发，才会功在当代，利及若干秋。希望挟中央电视台巨资和播放优势的决策者们，改变一下只搞“普及”的思想，更多的具备“精品”意识，不要再把第四部中国古典名著也拍成马马虎虎的“连环画”，再以“遗憾艺术”为由，挡着让“别人三十年内也搞不成”。

Ragnarok

也许并不偶然，当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历史戏《唐明皇》时，北京台正在播《戏说乾隆》；后来中央电视台的《三国演义》挟强大的宣传声威播出时，北京台又在播《戏说乾隆》续集。“戏说”续集换了赵雅芝这样的主角，戏也较正集略差，但据一项统计说，北京地区的收视率仍旧超过《三国演义》，前年的帐就不用算了。《三国》主要靠小说原作的名声，以大投入博大产出，没有赔本。而《戏说》的投资者从不张扬他们在海内外收入的数字，显然是自己个“闷得儿蜜”了，要不然急着忙着拍什么“续集”呢。

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是争夺热点，当然就有行有市。观众不用举手，只须用“换频道” 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就够了。如果有客观独立的收视统计，实在应该是所有电视节目决策人员案头必备的参考。一位决策者曾激愤地同我说：“我就不相信《唐明皇》不如《戏说乾隆》，看《戏说》的是什么层次的人？”我答曰：“我就是看‘戏说’而不看‘唐明皇’的。” 以两剧作出这样的比较，本来没有必要，却看得出一种失衡的心态。这就是前些年喧腾一时的“严肃文艺”、“纯文艺”对“地摊文艺”的讨伐，和近来以“高雅文艺”、“典雅文艺”与“通俗文艺”的抗衡。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打起根儿就“严肃”“典雅”的文艺形式，比如诗歌，《诗经》里颇受称许的《十五国风》就是“桑间濮下”之语，词起源于教坊酒楼的小令，小说是俚巷之谈，圆舞曲源于奥地利民间双人舞，歌剧《赛维尔理发师》最初的观众是市井小民……文艺发展的大体趋势，都是源于鄙俚民间，一定时期文人采入整理定型，发展到极至，成为小圈子内的精致消遣。一种形式被“玩死”了，就再从民间鄙俚处取得另一种，接着玩下去。

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可以姑且不论，但大众喜闻乐见的，必然会形成需求，形成市场，而擅长此艺者也不难名利双收。唐代一名叫文溆的和尚善于“俗讲”，“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纶……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教坊效其音调，以为歌曲。”（赵璘《因话录》）俨然今日之”歌坛巨腕儿”。这是来自当时儒家的批评，不会有广告吹捧之嫌。韩愈曾著《华山女》诗，描绘当时佛道两家以俗讲技艺打擂台，争夺听众的激烈情况：“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恶恣诱胁，听众狎洽排浮萍”，等到道教说书艺人华山女儿出来后，即“訇然振动如雷霆”，“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这就是公开的竞争。不要小看这“俗讲”，这就是中国说书和白话小说的老祖宗。

观众的需求和爱好就是市场。中国有“文化市场”，并不自今日始。白居易，柳永的作品当时都有市价，李渔入清后弃功名衣冠，以经营私人的芥子园“出版公司”和编导演戏曲流动演出为生，郑板桥还自书“润笔”价格，明码实价，童叟无欺，这些人都名显当代，光耀后世。以编著“三言”闻名的冯梦龙分析唐宋小说的区别时说：“唐人选言，深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文心少而里耳多，不通俗其能可乎？”可见有能通于“里耳”（用今人之话，应该说是文化市场的消费大众）之俗，才是占领文化市场之大焉者的不二法门。

当然任何市场都需要多元，都需要引导，文化市场尤其如此。明人又有一句话：“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京夲冯玉梅团圎 》）现在看来，这里的“话”指表现方式，包括象电视剧这样依赖技术传播的表现方式，是必须在“通俗”，即大众“喜闻乐见”上下功夫的；“语”是内容，“风”同“讽”，内容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才能打动感动消费大众。考虑到提出者已经是500年前的古人，这种总结相当透僻。

咬文嚼字地说来，《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以叫“演义”，就是透过“七实三虚”的史实人物故事传述（即“演”），表达出褒贬惩扬的历史价值取向（即“义”）来。“戏说”则是另一种“姑妄谈之”的方式，从这个意义讲，《西游记》就可谓“戏说玄奘”。玄奘取经在佛教史、中外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上，都可谓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这部小说的人物故事显然都与史实无关，不过借玄奘这个历史人物和取经历程的大致故事作为轮廓，抒写作者的看法感慨。我以为《戏说乾隆》会写戏，所以热闹好看，但却不俗，清代盐、漕两帮渊源及贡绣等历史掌故叙来头头是道，其中自有作者的历史观，其才学识力，显然高于靠着名著还写不出戏的《三国演义》的“编剧”，和缺乏历史常识的《唐明皇》编剧。别的且不说，一部《三国》戏，拍完看完人们都欣赏曹操去了，显然就没有“演”出这段史实应有之“义”。

顺便一说，现时流行“顾客就是上帝”的说法，据说是舶来品，不知出于何典？据我所知，西方销售学有“顾客永远正确”或“顾客就是国王”，意思是产品和销售都应当顺从顾客的意愿，极而言之，形容顾客能享受象伺候国王一样的周到服务。此语源自“国王不会错”（A king can do no wrong），是英伦一位专横国王的名言，与中国“口含天宪”的说法相得益彰。而上帝（God）则是西方世界的价值源头，显然从来就不会去参与消费，“顾客”和“上帝”因之不能构成类比。这或许是以讹传讹的又一例证。话说回来，中国电视剧市场已然形成，竞争也实际上展开了，只是还不够公开，所以作为“非上帝”的消费者多是被动接受，不愿接收的就只能“换频道”，换来换去仍不如意，就睡觉，或搓麻去了。　 　

中国名著无疑应在电视剧中展示其风采，也有现成观众和基本的市场，但为什么不可以用比如“招标竞投”的方式，来遴选更合适的人选，更理想的搭配，更谨严的构思，更深刻的开掘，更完满的表现，和更长远的社会经济效益呢？ 我想，电视剧钜片的决策过程仍然有大力改进的必要，不能只攥在少数人手里，把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玩儿”成“普及”的电视连环画了事。

说到这里，又想起前些年拍的《西游记》。已故戏剧史专家吴晓铃先生曾对我“戏说”，“以前看《西游记》，没有闹懂妖精是什么样儿，看完电视剧，才知道什么是‘妖精’，而且还真妖精！”我想，这是对创作者没有搞清《西游记》的真正内涵的感言，除了不成功的特技，就是在“女儿国”、“盘丝洞”等“以色试心”的情节中卖露色相，充填故事的噱头。这种“戏说”，实在还比不上《戏说乾隆》，以及相类似的《包青天》（可谓“戏说包公”）。

可见“戏说”得好不好，还是要看创作者的综合功力，而不仅仅是这样一种实际上更难把握的形式。

[ Last edited by Ragnarok on 2005-7-11 at 17:57 ]

Ragnarok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一听这歌声，就知道电视剧《三国演义》又开播一集了。有趣的是自打电视剧播出，“拥曹”之声大为高涨。一位导演说：“拍完《三国》，更喜欢曹操了”。一位演员则说：“把这个人物演成奸雄，觉得挺对不起他的。”观众反映里面，喜欢曹操一派也占了上风。
奇怪的是，电视剧的本旨是“忠实于原著”，包括原著“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但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收视效果，倒使人想起那句“南辕北辙”的成语来。

当然，“为曹操翻案”的呼声不自今日始，不少大家早已悬有雄文警语，其中郭沫若不但撰有长文（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从郭氏全集《历史编》第三册翻检，此处不赘），而且还写了一部话剧《蔡文姬》，塑造了一个曹操全新的舞台形象，来表现他的雄才大略，温文尔雅，善解人意。

这真是“时与势移”。大家知道，传统戏曲舞台上的曹操永远是张大白脸，类似的人物还有“指鹿为马”的赵高，“谦恭未篡时”的王莽，明代权相严嵩，以及步曹操后辙的司马懿。这是一个人物类型的系列。这张大白脸一上台，就是阴鸷奸险的标记。

西谚云：“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是讲莎士比亚笔下塑造的是一个复杂的，可以多方面诠释的形象。老曹比小哈年长得多，也比小哈出现在舞台为早，即使不算现今的电视剧，中国的观众人数也要比西人多，但似乎只有两个反差极大的曹操。这是为什么？是中国人只具备“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否！中国一向秉“中庸”之道，深知“过犹不及”。是中国人只会表现单纯的人物形象？否！《四郎探母》和《吴刚杀妻》，就是以表现人物在特定情势下的两难处境，而使观众如醉如痴的。

对“两个曹操”现象的解释，一般是从“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的区别”，或者“封建正统观念使然”两方面立论的。但其结论都不否定曹操的历史形象，反有责备文学形象的意思。这其实是可疑的。《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演义史书《三国志》，向有“七实三虚”之说。中国史学以其独特的传统和运作方式，为现代西方史学所称道。其中一点，就是隔代修史，以避开写“当代史”难免之人际关系的尴尬，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片面偏颇。《三国志》的撰述者陈寿虽是蜀人，但其父在诸葛亮手下受过处分，他入晋作了史官，自然以晋为正统，也必然要追溯将天下“禅让”予司马氏的曹魏为正统。所以人物传记的规格也大有不同，曹操是帝王级别的“武帝纪”，刘备孙权虽称“先主”“大帝”，但已贬入下一级别的“传”了。如按“纪”写戏，曹操最受优待，自然不会是大白脸。
但请诸君特别注意的是，构成三国正史内容的，还包括南朝裴松之“奉旨”作注，征引的二百余种公私史籍。最后给曹操涂成大白脸的“基因”，正是源自裴注，以及沿此而来的历代无数民间艺人创作的“三虚”。

比如陈志说曹操“少机敏，有权数”，裴注就引《曹瞒传》说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叔叔屡次在他爹面前告他，曹操就故意装中风，让叔叔告诉爹。老曹急呼他出来，发现一切正常，问何故，小曹说“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陷害）耳。”“自后叔父有所告，嵩（曹父）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耳。” 不知如今欣赏曹操，又身为家长的朋友，如何看这段故事中欺父诬叔的小曹操？

再比如，陈志写董卓进京后“欲与计事”，只说曹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裴注则引《世说新语》说曹操投吕伯奢，“备宾主礼”以后，曹“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和孙盛《杂记》“……既而凄然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的结语。不知如今赞扬曹操，又喜欢交友的朋友，如何看待这段故事中身为贵客，却因疑心而尽杀主家的曹操？

类似的细节差别还有，但关键也正是“细节差别”。正是这种差别才使人们做出了相反的判断，尤其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一句话，可谓曹氏性格的点睛之笔，损透了。中国自古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以极端牺牲精神奉献他人的墨子，也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以极端的“不利他”名言著称的杨朱，正是有了曹操此语，才出现了这样极端”损人利己”的警世名言。后来《三国演义》和戏剧《捉放曹》都扣住这句话，铺垫加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说实话，曹操的白脸，也正是在这时侯才涂上去的。这难道是“正统观念”的偏见，和“文学形象”的歪曲，才使曹操出现了正负两个映像吗？

南北朝为何出现大量的贬曹记载，原因也复杂，中华书局《三国志》校点本的“出版说明”云：”东晋之后，史料的发现已经渐渐多起来了”，可以补正陈志之缺失。我想还去除了陈寿“为尊者讳”的忌惮。

曹操下过“求贤令”，但后来又杀过不肯为他所用的名士弥衡（“借刀杀人”一语典故出处），杀过不肯为他专用的名医华陀，杀过聪明胜他一筹的名吏杨修。到他子孙时，“九品中正”的门阀制度代替了举荐贤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因此官员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世胄蹑高位， 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不但没有保住曹氏江山，而且断绝了西晋的人才，邓艾、稽康等武略文才之士，一个个被送上了断头台。曹操“代汉”采取的策略步骤：挟天子，加九锡，树党羽，把一切都铺垫妥当了，然后再让子弟从容登基，并且同样美其名曰：“禅让天下”，等等，都被司马氏亦步亦趋地学到手了。

和曹操同时代的刘邵写过一本《人物志》（曾有出版社以“三国人才学”大做广告）。书里专有“英雄”一章，可以窥见当时对这个概念的看法。刘劭以为若分别言之，“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但是事实上“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举例而言，“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这就是当时的“英雄观”。

自打汉末天下大乱，群起诸公曾笼而统之地被称为“群雄”。《三国演义》里又细分为“英雄”、“枭雄”和“奸雄”三档。曹操是以“英雄”自许而且许人的，见他“青梅煮酒”一事，却不幸被后人评定为“奸雄”之首。 这一字之别，古时说法是效《春秋》褒贬之义，深入骨髓的。恐怕就是经过若干世代的后人体验捉摸，“锻炼”出来的笔法。

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感和历史观，也是“演义”之所谓“演义”。“英雄”的称谓不但没有曹操的份儿，也没有留给他私相授受的刘备，一般称刘为“枭雄”。《三国》的最终英雄是诸葛亮和关羽，他们是失败者，却使后世诗人写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惺惺惜惺惺”的诗句来。古人本有“三不朽”的说法，为“立功”、“立言”、“立德”。诸葛亮和关羽是立德的楷模，也就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雄。这正是《三国演义》的价值所在，因为它能从“群雄逐鹿”的纷繁史事中，清理、提炼、总结出超功利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判断，来抗衡甚至替代“成则王侯败者贼”的功利判断，所以它才不朽。

和中国“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说法相反，有句西方谚语道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文革”中因为陈伯达的引用曾经风行一时。不过当时“笑得最好”的风云人物，包括陈伯达自己个儿，也没能“笑到最后”。这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说到三国群雄，崇尚功利说的人往往以为“笑到最后”的是曹操。但翻开《三国演义》的最后一回，却赫然写明“三家归晋”，天下属于了司马家族，“笑到最后”的并不是曹操和他的子孙。如果历史的大幕从此落下，或者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那么“笑到最后”，能够出来向置身于历史之外的观众谢幕的“英雄”，当然是其心思之透明度已经达到“路人皆知”的司马昭和他的儿子司马炎。
可惜历史的链论永不止息，历史的帷幕永不降下。当我们看到历史的连台本戏（今日谓之“连续剧”）的下一出时，发现整个中国的走向在这里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急转直下：刚刚沉醉于“三分归一统”（公元280年）西晋政权，夹屁股就出现了皇族内战（公元301年，史称“八王之乱”），“接下来”就是“中原板荡”，北部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公元304年起，史称“五胡乱华”）。司马氏的子孙和近臣不得不放弃黄河流域优越的文化及经济核心地带，逃往东吴和西蜀的“边鄙”故地（公元317年，史称“晋室东迁”）。从此，开始了长达273年的全国大分裂（史称“南北朝”）。可见他们也不算作“笑到最后”。

从汉末黄巾乱（184年）开始社会大动荡，用了96年实现的大统一，仅仅勉强维持了37年（其中还打了16年内战），就带来更深重的民族劫难，陷入更长久的国家分裂，更深刻的社会冲突和更剧烈的文化变动之中。无怪司马氏的旧臣在长江南岸的新亭聚会，眼见山河变色，人物寥落，感慨万分，会相对欷嘘落泪了。南朝裴松之所以“奉敕”为《三国志》加注了比正文还多的资料，就代表着被迫南迁的中原士人痛定思痛的结果，还能对“始作俑者”曹操说出什么歌功颂德的话来？如果历史学家只以现今所谓“阶段性成就”，楞要对曹操作出纯功利性评价，那么他心里一定还有什么没有讲出来的东西。

当然，一个人“生而有涯”，在价值系统紊乱或失衡的时代，判断谁是英雄尤难，难免又会见仁见智。我想起三十年前读到元代扬州人张鸣善的一首散曲《讥时》，调寄《水仙子》：“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刚来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歧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

在这种时代，拿英雄自许或者许人，当然有各人的自由，也真的是“大无可奈何”之事。但后人如何看，后人的后人如何看，才是历史。

[ Last edited by Ragnarok on 2005-7-11 at 17:57 ]

Ragnarok

电视剧里的诸葛亮我看到了两个，觉得湖北台的《诸葛亮》主角缺乏飘逸之气，“空城计”用险时，导演特地给了个后背，我猜是想说明孔明也是凡人，当时也吓出了一背冷汗，着实败兴。《三国演义》里的演员表演又显得张扬，恐怕是近几年的背景材料看多了，不知该听哪家的，照“复杂”的路子走吧！表演上要命的二字真诀“分寸”就把握不好，“火”了。闭眼一想，还是马连良地道。

说“近几年背景材料看得多了”，是指《三国》研究界，包括古典小说评论界里批评诸葛亮形象的声音突然高亢了起来，似乎非要弄出“两个诸葛亮”来。比如批评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不采用他兵出子午谷的奇计，反而提防并且在死后设计暗算他。至于“愚忠”啊，“失误”啊，也挑出不少。有的则检直用陈寿站在西晋史官立场的批评，而没有把陈寿有私怨的因素考虑进去。史学上的“翻案风”是自五四以来文化选择倡导起来的风气，又听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人说，“消解神圣”是“后现代”的特征之一，那么对“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的“消解”，也正逢其时。

就冲还怀念着马连良，就知道我肯定连“现代”状态都没有进入过，遑论“后现代”呢？但最近又听一位朋友附耳密告，说今年某权威刊物将以文化上的“新保守论”为纲，倡导新“新潮”，便又暗自庆幸“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句老俗话的明达，它似乎已然“解构”了所有时髦发展趋向，都不过是沿着一个环形体运动的秘诀。比方对襟褂子、旗袍和喇叭裤的重新风行，影视界演绎三十年代上海滩的风潮。又好比自行车的追逐赛，你只消原地不动，从旁看上去，已经就是站在后“后现代”的“前沿”了。最后这话读上去略嫌别扭，但这符合某种学术意味的“话语系统”，此中深奥，自不足与外人道。

学术文化也有思潮或时髦，但是更重要的是立场。这可能是安身立命之本，也不妨为追名逐利之道，但它毕竟不是时装，不是玩意儿，更不是胡适当年轻佻比喻的那样，是可以对“历史”这个小姑娘任意打扮的技巧。对诸葛亮的评价，就有一个学术文化的立场问题。

清初人毛宗岗整理校订《三国演义》，有“三绝”之说，即诸葛亮为“智绝”，关羽为“义绝”，曹操为“奸绝”。这一“智”一“奸”，差之毫厘，却去之千里。说起来中国古代有一个智慧人物的系列，比方杜甫说诸葛亮“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提出来和诸葛比较的伊尹、吕尚（俗称姜太公）、萧何、曹参就属于这一系列。陈寿说他年轻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乐也属于这一系列。此外还有孙子、孙膑，往下数，还有辅李世民的徐茂公，佐朱元璋的刘伯温，最为人们乐道。《水浒传》里的“智多星”吴学究，显然也是仿照这个系列塑造出来的。其中姜尚在唐、宋时代还享受与文宣孔子相当的“武圣”待遇，他的“武成王庙”里供奉的就有这些同伴。不想关羽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但已是后话，不表。中国对智慧人物的崇尚，多在兵家中，尤以春秋战国和历史大变动时期出现的代表人物为甚。陈寿曾批评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 ，优于将略”，从纯功利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

说又说回来，诸葛亮在汉末躬耕南阳，本来不一定非要出山的，尽可以象他的朋友司马徽、崔州平等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争雄，干他鸟事？但他出山辅佐的恰恰是三方中最弱的，而且正在哭（不仅是苦）无立锥之地的当口。冲这一点，他这就不是那种好打“太平拳”，喜欢扶强凌弱，“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辄纷纷离去”的主儿。以后三家鼎足，连年用兵之际，又值荆州受到孙吴失信偷袭，刘备意气用事招致彝陵惨败，以蜀国兵员匮乏，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劣势中，犹能独立支撑局面，而且坚持东和北伐的《隆中对》大战略，在世之日，使司马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这两下子就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这种智慧，历史上能够达到的不多。何况他从来不是寻章摘句的腐儒，精通科技，“长于巧思”，论进攻他改进了“连弩”，论防御他设计了扎马钉，后勤供应他发明的“木牛流马”，至今仍然使人感到神秘。正是这些新型技术，才使他虽然劳师远征，仍然以攻为守，坚持到底。所以尽管后人痛惜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依然承认他属于“内圣外王”，也就是道德崇高，事业有成的典型。

诸葛亮不仅名垂后世，而且当时就受到民众的爱戴，《三国志》记载他死时“黎庶追思，以为口实”，“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到处都在开追悼会。成都的祠堂，就是当年建起来的。数十年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灭蜀以后，晋武帝还派专人去了解总结诸葛亮的治兵之法。能得到敌手这样的敬意，也就“不白活一回”了。据说东晋时大将桓温到蜀，还找来一位当年曾是侍候诸葛亮的小童（犹今日所言“身边工作人员”）的百岁老翁，想问自己比诸葛如何，老翁回答颇妙：“诸葛在时，不觉其异。自公殁后，无人能比。”（殷芸《小说》）可见他确实是以“肉身”成圣，而不是后人认为的“近妖”一流。

中国传统的人文崇拜有一向有两大系列：一种是道德楷模，如孔孟一类圣贤；另一类是前述的智慧人物。形成后世诸葛亮崇拜的因素很多，但他兼有丰富智慧和崇高品德，跨越两大系列，恐怕是主要原因。这符合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效法天那样自强不息，效法地那样厚重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式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语出《易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后来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拟的校训）；象流水一样灵活的智慧，象大山一样坚实的品格（所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有人突发奇想，认为既然《三国演义》里常说“视时务者，方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要是诸葛亮辅佐的不是刘备父子，而是曹操父子，又该如何？

这当然是无数个“历史上的如果”命题中的一个。我看这种“如果”是不存在的，第一是诸葛亮在襄阳的一帮朋友中，没有一个帮曹操的（亲戚倒有，如他的堂弟诸葛诞），就连“走马荐诸葛”的徐庶，被逼进了曹营依然“一言不发”，可见有政治立场的对立；第二就是为人的差别了，诸葛亮受朋友“托孤”之请，的确作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象曹操和司马懿那样，自己个加“九锡”，“挟天子以令诸侯”，留着让儿子当皇上。退一万步说，交诸葛亮这样的朋友，放心，交曹操、司马懿这样的朋友，糟心！

这又涉及到文化是一个“价值系统”的问题。在一个有系统的价值体系里，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有伦常作为保障，也就是相互间具备“期望值”：你“仁”我“义”，敬我一尺，还你一丈。小到居家过日子，大到治国安社稷，无不如是。价值系统如果变乱了，你不仁我不义，君“不君”，则臣亦“不臣”，你有初一我做十五，父子夫妻同事朋友上下都在你骗我，我骗你，伦理常情没有了，“期望值”消失了，干什么好事都白干，交什么朋友都白交。到了大家都相信并且抱定“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哲学，而嫌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诸葛亮精神的时候，这个社会离着乱世也就不远了。

当然，“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到了下一次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时，人人折腾得够够的了，那又是猴年马月的事，你我还赶得上么？

如果我们还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在超乎一时得失之上的东西，价值比功利大，存在比功利久，影响比功利远。 “智”和“奸”一字之别，倒也有“诛心”的意义。

[ Last edited by Ragnarok on 2005-7-11 at 17:57 ]

Ragnarok

隆中对》是了解诸葛亮和一部《三国演义》的核心关键。这个大策划的第一步就是“跨有荆、益”。荆州当时辖有九郡，包括了今日之两湖全部和两广的北部，无论处于中国腹心的地理位置之重要，还是面积之广大，都足以使“有志图王者”“心摇旌迷”。赤壁一战的核心问题就是决定荆州归属，连夷陵大战也是因荆州易帜引发的。其中周瑜和诸葛亮又联合又斗争的故事，不但成为赤壁一役成败的关键，而且还为决胜以后情节的发展增添了袅袅不绝的余韵，留下最著名的的警语，便是周瑜临终前发出的感慨：“既生瑜而何生亮”。

用金庸小说的套语（“套语”为话本小说的语词系统之一，颇近古意）来说，周瑜用尽心机谋害诸葛亮的种种打算失败之后，应该取的正确态度是“学艺不精，技不如人，认栽。”何况“小时候胖不算胖”，“退后一步天地宽”，“留得青山在”，“躲过初一，还有十五”等等，为自个想开点的说词道理有的是，何至于气死呢？

说气小量狭，其实冤枉了历史上的周瑜，《三国志》反而特别赞许过他的“性度恢宏，大率得人”，“惟与程普不睦。”裴松之註《三国志》引《江表传》则补充说：“（程）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谨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歉让服人如此。”可见历史上的周瑜和小说戏剧中的周瑜差别之大，远胜于曹操。奇怪的是却没有热心人替他翻案，后人作翻案文章，说不定也有势利心作祟。

唐宋以前，历史上认定赤壁之战的主帅是周瑜，如李白的《赤壁歌送别》诗就说“二龙相争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还特别强调“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两位都是川人，却都没有提到诸葛亮什么事，就是明证。北宋以后理学提倡尊王学说，朱熹在《通鉴纲目》中首先遡刘备为正统，诸葛亮地位也大幅上升，说话戏剧艺人讲述三分故事，东吴患得患失的私心被张扬出来，尤其是他们趁关羽北上宛洛，威震华夏之机偷袭荆州，致使诸葛亮《隆中对》恢复中原的策划功亏一匮，尤其为南宋盼望“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士民所痛诟。主题一经确立，元人《隔江斗智》杂剧描写诸葛与周瑜间争斗，周的形象因之被改塑。

这也有艺术上的需要，否则就衬托不出诸葛亮的智谋气度的高超。衬托人物一般都以常人常态为基准，如《福尔摩斯探案》中的华生，《堂•吉诃德》中的潘，以及《西游记》中猴哥儿的兄弟猪八戒的设置，都使主人公或因智谋之高妙出人意表，或因理想之虚幻令人回味。《三国演义》情况略有不同，它先用才智相若的周瑜，后以韬略相捋的司马懿来衬托、突出诸葛亮，以使诸葛亮一线贯穿。以至有读者认为《三国》自五丈原后可以不读，《红楼梦》自焚稿后不忍卒读的感慨来。周瑜不幸被选来担任这种尴尬角色，自然要写成嫉贤妒能，偏狭忌刻的人物了。

嫉贤妒能，偏狭忌刻的人物，古今中外恐怕都免不了。如果是这种人是你的上司，就会是“武大郎开店”；如果这种人是你的同事，就会“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如果是你的对手，就会阴毒狡残，无不致极。这种际遇，难免防不胜防。在赤壁大战前后，诸葛亮与周瑜的关系，正好兼有以上三种。要作到不卑不亢，应付裕如，而且每出奇招妙想，使聪明绝顶的周瑜计计失算，招招落空。实际上正是他们间的这种斗智，才使初出茅庐的诸葛亮一下子光彩过人，“智绝”的形象也矗立起来。我们不得不佩服无名艺术家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嫉妒无疑是恶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莎士比亚笔下的雅戈，因为嫉妒挑唆奥赛罗怀疑爱妻，而奥赛罗又因嫉妒而误杀妻子，最后悔恨自尽，以至《奥赛罗》成为不朽的悲剧。周瑜因嫉妒而一再寻衅谋害诸葛亮，最后含恨病殁。都是现成例子。

现代人在婚姻观念上大概看得开一些了，“协议离婚”的兴起就是明证，但在事业上能否看开，就很难说。体育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不服输”是运动员最基本的品格之一，比对手“更高，更快，更强”已经成为奥林匹克口号。我国跳水女将高敏参加国际大赛，从未输过一场，不知同时的各国女将会不会生出“既生瑜而何生亮”的感触？相反，男队谭良德始终被美国的洛加尼斯公平不公平地压住，以至始终与金牌无缘，也颇令同情者扼腕。但无论从体育精神来说，还是从观众审美需求来说，“瑜亮一时”，也就是“既生瑜，也生亮”，才能出现精彩的对局。如果让美国职业明星“梦之队”和业余队赛一场，肯定不会激起球迷的兴趣。

这就形成了一个永恒的悲哀：冠军反正只有一个。如果“世无英雄”，让你“庶子成名”，独步一时，难免会产生一种落寞感，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从社会底层最终走上当时文坛的颠峰，结果看到一片空漠，觉得失去了奋斗的乐趣，于是自杀了，像他笔下《马丁•伊登》的主人公那样。如果“世有英雄”，竞争激烈，但老是被“山外山”，“人外人”略胜一筹，压上一头，又会产生“既生瑜而何生亮”的感慨，于是气死了，像《三国演义》中的周瑜一样。

一时英杰，在这两难境地中何以自处呢？我想胜负观应该多元化，社会竞争并不等同于体育比赛，不但可以并列，而且可以在激烈对抗中双胜。钱锺书与曹禺、华粹深大学同班，当时亦有“龙、虎、狗”的戏称，后来一在学术界独领风骚，一在戏剧界占据鳌头，一在教育界著名教授，各擅其长，传为美谈。又如美日汽车大战，各集谋士，竞出奇招，斗智斗技，忽而此长彼消，忽而此消彼长，结果是美国汽车注意了经济性，日本汽车提高了档次，现在还看不出瑜亮之别。

差别是永恒的，那怕一点点，一丢丢。正是这点差别引发的良性竞争，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学术进步和社会整体发展。关键在于看重差别不等于小肚鸡肠的嫉妒，更不要变成铲除异己的暗算。
说到这里，想起鲁迅一篇文章的著名题目《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在今天激烈竞争中，我主张”费厄泼赖”应当实行。

[ Last edited by Ragnarok on 2005-7-11 at 17:56 ]

Ragnarok

还是十几年前，我夤缘在香港游荡了几个月。独步港九，穿街走巷，发现店铺差不多都供着关公的像，心中忽焉一动，觉得这位神道不但经历了“五四”文化选择的巨大冲击，而且眼看就要随同（或者引导）我等“跨越世纪”了，居然穿透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必定有其非同寻常的魅力。后来留心收集了一些资料，又有机会到各地（后来还包括台湾）的著名关庙走走，更觉得其中大有名堂。中央
电视台约我做几期有关三国文化的节目，第一期的题目就是“关老爷现象”。

“关老爷”是清人传下来的非正式尊称，适用面比较宽泛，不象佛教徒称“伽蓝菩萨”，道教徒称“关圣帝君”，或儒士称“武圣人”、“关夫子”那样专门。“现象”是现今常用的术语，是指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偶见或习见的事物或状态。这种名目，颇像瓜皮帽配旅游鞋，新旧搭配，其实颇为抢眼，“髦”得正合“时宜”。

“关老爷”确有被称为“现象”的资格。作为“刚而自矜”（陈寿传记评语）的“败军之将”，为什么他会在千载以后压倒群雄，晋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护国保民”神？不但使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就连“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清代一幅庙联，已道尽了他崇高的历史文化地位：“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上联说关羽尽得释儒道三教尊崇，下联表关羽历代加封的殊荣。

这使史学家颇为迷惑。乾嘉时的赵翼以博学名，但在《陔馀丛考》中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皆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於前，而显烁於後，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卷三十五《关壮缪》）美籍学者黄仁宇至今亦认为“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神，秘密结社的团体也祀之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其次是他居然能够融会三教，混一九流，甚至超越历史上的民族鸿沟，也有一联曰：“三教尽皈依，仰聪明正直，心似日悬天上朗；九流享隆祀，祝英灵昭格，神如水在地中行。”又把关羽崇拜普及九流，形成全民信仰的状况总结出来。据一项统计表明，随着清代华人移居浪潮的波及，现今世界上有140多个国家地区建有形制不一的关庙。跨越五洲，扬名四海。这在时、空两轴上都堪称奇迹。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任何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似都不应小觑。

但是悲哀也跟着就来了。别看现今供关公者众，但一问到“为什么”，典型的回答有三种：一曰“不知道，别人供咱就供”；二曰“讲义气，表示好交朋友”；三曰“财神，保佑发财”。

第一种属于“傻小子过年――看隔壁的”，是典型的“从众心理”。如果停留在这个层次，当然很容易解释文革中人家“打砸抢”你也“打砸抢”，现今别人“坑蒙骗”你也“坑蒙骗”。前苏联有一部很有名文献片叫作《普通法西斯》，在大量纳粹纪录片的基础上剪辑而成的，表现的就是普通德国人如何变成法西斯的过程。可见这种盲目从众并非中国独有，带来的后果也极其可怕。

第二种也异曲同工，因讲究哥儿们“义气”跟着折进班房，甚至断送小命的实例，也已经屡见不鲜了。

第三种也成问题，如果干的是坑蒙骗的勾当而又想平安无事的话，现实中需要用财色去用心打点的，恐怕是该是贪官污吏，而非神佛。

关羽是中华民族信仰最众的神祗之一。于右任先生尝题马来西亚一关庙联曰：“‘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就是这种现象的现代写照。至于后世种种传说故事，赋予他的多重品格和内容，实则是构筑宋明以来中华民族精神品德价值体系的一条线索。

目前论及关羽崇拜之书籍文章，大率以“历代统治阶级提倡”为立论要据，是以“阶级斗争”史观而笼统言之，未能深入研究的浮泛之议。实则关羽信仰源於民间，而且后来也主要在民间滋育发展，所谓“统治阶级”的介入，不但于时较晚，且为顺应民间之必须。

但历史遗存有时又会混入“阶级斗争”大潮中。湖北当阳关陵是传说中关羽“身靠当阳，头枕洛阳，魂归故乡”的葬身之所，那里立有一块“四好碑”，道是“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如果你把“好”字置换为一个特定人物的称呼试试？恐怕四十岁上下人们耳朵，当年都曾经为之磨出过茧子。
但“好人好事”一语至今通行天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之二甲编“好人好事”条：“豫章旅邸，有题十二字云：‘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邹景孟表而出之，以为奇语。吾乡前辈彭执中云：‘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亦名言也。”那正是理学以“伦常日用”构筑价值系统的时代。至于“好”字作何解释，代有不同。这种不同，正反映着中华民族整体提升的努力。

我想，沿着这个思路深入下去，庶几为解开“关老爷现象”之谜的正道。

[ Last edited by Ragnarok on 2005-7-11 at 17:56 ]

Ragnarok

三国故事里确实充满着智慧的光芒，如果只有一方有高超的智慧，或许还不明显，如竞争各方都有能人高士，势均力敌，就象看高手奕棋，迭出妙着，险象环生，精采纷呈，才越发能显示出各方智谋的高明。如果不是两方而是三方，那就不光是攻守易势，老是有一个未知因素混杂其中，这局势就更加变幻莫测了。

可惜棋类比赛都只有两方，只有跳棋例外。但《三国演义》写的却正是三方斗智。这里面就产生出无数复杂微妙的三角关系来。上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后，几位朋友在电视上大谈裁判公平问题。照说足球比赛透明度已经无以复加，双方球员的攻防技战术，包括任何一个细节，都可以用电子技术放大，反复，昭示于天下。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裁判，所以才产生了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的说词。裁判就是比赛的第三方。

三角是个奇妙的组成。从几何学上说，三点决定了一个平面，还因此派生出“三角”这门学问；物理学则认为三点是最稳定的支撑，所以照相机等支架都是三角架。文学艺术中，表现人际方面三角关系的作品相当的多，从《红楼梦》的宝黛钗到《安娜•卡列尼娜》、《雷雨》等，都是从这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展示出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有人以为写三角恋爱是创作的不二法门，其实未必，《三国演义》就没有写什么恋爱，主要写政治上的三角关系，更见精采。

当然，现实中还有更多情况不止三角，而是四角，五角甚至十角八角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无论多少角，最终都可以简化为三角。比如战国时七雄争霸，说到底只是秦的“合纵”和六国的“连横”，以及对待“连横”六国态度的差别和前后不同，构成大的三角关系。其实，三国也是“合纵”“连横”之争，曹操势大，用的是“合纵”之术，千方百计要打破吴蜀联盟；吴蜀是用“连横”之术，必须合力以抗强曹。围绕荆州得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也可以说，一部《三国志》，核心就是荆州的得失。三国时期三次大战役中，有两次与荆州有关，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刘备是在赤壁之战后从东吴借得了荆州，而失荆州又直接引发了彝陵之战。蜀汉势力的消长是和荆州的得失关系非常密切。其实这种局面的形成，和诸葛亮《隆中对》“借力打力”的大战略关系极大，所以常言他“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

说到“借荆州”，倒想起一句歇后语来，“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刘、孙两家因借荆州而结盟，又因失荆州而成仇。有人想，要是当时刘备不要借荆州，或者“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那么历史的发展或许会有些不同吧？
其实赤壁大战前，荆州是本来也不是在东吴控制中，而是在曹操手中，赤壁之战后被刘备取得，也谈不上从东吴手中借的。所以清代一位史学家赵翼认为，“借荆州之说之所由来，而皆出于吴人语也”，只不过是东吴的一家之言罢了。荆州位于魏蜀吴三家交界处，与今天的湖北荆沙市位置略同。刘备当年要从河南入西川，建立根据地，最简捷的途径是经荆州；要北伐中原，直逼曹操的首府洛阳，最简捷的路线仍然是出荆州，所以诸葛亮的《隆中对》把“跨有荆、益”作为战略任务提出来，还特别说明“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曹操南下统一全国，第一步就是得征服荆州，或顺流而下，或溯江而上，著名的赤壁之战就发生在荆州地区的范围内。荆州的地理位置对于曹、刘两家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因为他们的目的针锋相对，都要统一天下，所谓“汉贼不两立”。

孙权则不同，事实上是惟求偏安自保，无意天下争雄，所以他就成了天平上的砝码，放在哪一边，那边的份量就重。但甘宁等人也向孙权献策：“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要把荆州当作东吴的西部藩屏。当时曹操的现实威胁最大，所以联刘抗曹，就是他唯一的选择了。而促成这一局面实现的，在刘备一方是诸葛亮，在孙权一方则是鲁肃。

小说戏曲中的鲁肃是个忠厚好人，好象老是在被诸葛亮利用似的。史书记载却非如此。鲁肃绝不是个窝囊废，相反非常精明。他最初劝孙权与刘备结盟，是要让刘备以汉帝宗室的身份统带刘表部众，顺利“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刘表部众降曹后，又是他亲自到当阳见刘备，“劝备与权并力”，主动促成了刘孙联盟。当时荆州并不在孙权管辖之中，而是曹操据有，所以刘备寄人篱下，不得不以“借”的口实向孙权要求“都督”荆州时，又是鲁肃竭力劝孙权答应下来，把这个“画饼”给刘备聊以“充饥”，达到“共拒曹公”的战略目的。当时周瑜、吕范等人主张趁机扣留刘备，鲁肃认为应趁曹操在荆州立足未稳时，借刘备的力量安定荆州，给曹操多树强敌，为自己多结盟友，才是上策。（“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 《三国志•鲁肃传》） 但荆州是在刘备还是在孙权手中，作用可是大不一样的。史书记载，曹操听到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的消息时，正在写字，大吃了一惊，笔都掉在地下了，可见荆州到了刘备手里，对曹操意味着多大的威胁。

赤壁大战中，孙权自认为是主力，也觉得荆州作为胜利成果，当然属于他所有。但实际上他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治理，也不能有效的防止曹操卷土重来，所以暂时要借助刘备的力量和声望管理守卫荆州，作为他的一道屏障，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借”。鲁肃、诸葛亮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就象高明的棋手，看的不是一步两步，而要看到十步八步，以至更多才行。所以诸葛亮知道荆州可“借”，而鲁肃也是真心实意的愿“借”。各自都有各自的想法，实际上也在斗智斗谋。看来这个“借”，还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互相借助，互相利用。后来鲁肃单刀赴会，要求归还荆州时，关羽说：刘备也参加了赤壁大战，“身在行间，寝不脱介，努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并非毫无道理。

有人会说，两家既然有结盟抗曹的大局，何必闹的这么张扬，协商一下不就得了吗？事实上鲁肃是顾全大局的，他一方面积极交涉，使刘备答应以湘水为界，后来还把长沙、零陵、桂阳等荆州的大部分郡属都给了东吴，但仍然保留荆州作为刘备北伐的基地，还特别向孙权指出曹操还在威胁双方，吴蜀应当同仇敌忾，不能闹矛盾（“曹公尚存，祸福难构，宜相协辅，与之同仇，不可失也。”）。但他一去世，情况就变了。曹操利用荆州归属相争造成的矛盾，需要借助东吴力量给他解围。关羽在荆州攻克樊城，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威震华夏，曹操不得不商量着要迁都到许都以避其锐，蜀汉势力空前强盛。司马懿建议并许诺孙权“割江东以封”，让他派兵抄关羽的后路，鲁肃经死，才发生了吕蒙用计，白衣渡江，使关羽兵败麦城的事。

曹操对刘、孙的争夺，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所以关羽闻讯急忙回军救荆州，曹操下令不许追击，就是想看到关羽、吕蒙鹬蚌相争，久峙不下。没想到关羽失败得这么快，这么惨。孙权收回荆州后，也害怕刘备兴兵复仇，想引祸水北流，于是把关羽首级送给曹操，暗示刘备，这是受曹操指使的。没想到曹操比他更明白，将关羽的头以诸侯之礼葬于洛阳，撇清干系，表示与己无关，果然把刘备的怒火引到东吴方面去了。看到曹操玩了这么漂亮的一手，孙权也赶紧在当阳礼葬关羽遗体，这就是为什么当阳有个关陵，洛阳又有个关林的缘故。

政治、外交上的三角关系需要借助第三方力量。彝陵之战，火烧连营八百里，东吴虽然取胜，但也闹了个两败俱伤，最后还是让曹魏“合纵”之术坐收渔利了。所以刘备死在白帝城后，诸葛亮很快就派人与孙权通聘修好，再结盟誓，才能够专意北伐，“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可惜国势已经伤了元气，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这么瞎聊，可又应了一句歇后语：“看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忧”。但是直到现而今，大到国际政治，贸易格局，小到人际关系，这种或明或暗，微妙复杂的三角关系还是到处可见的，能不能处理得成功，确实需要智慧胆略。三国的经验教训，是否还有一定的教益呢？

[ Last edited by Ragnarok on 2005-7-11 at 17:55 ]

Ragnarok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人迷上了《三国演义》，成天捧着书看，啥事也不管。一天，老婆对他说：“家里快没粮食了，咋办？”他正看到“群英会蒋干中计”周瑜领着蒋干察看后营粮草一段，便随口回答：“帐后粮食堆积如山，何谓无粮？”第二天，老婆说：“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快想个法吧！”，这位仁兄正看到“出陇上诸葛亮装神”，又用诸葛亮的话答道：“陇上麦熟，可就食了。”

这说明了《三国演义》的魅力和在群众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三国演义》化了不少笔墨来写粮食问题，还有什么“乌巢劫粮”啦，“许攸问粮”啦，诸葛亮造木牛流马运粮啦，等等，连曹操马踏青苗，按照他自己颁布的命令都该斩首，后来是“割发代首”，以示惩戒。这些有名的故事，都说明在军事竞争中粮食，后勤保障机制，或者更扩大来说是后方经济问题对于战争的重要意义。没有基本的经济保障，是无法赢得胜利的，现代战争更明确指出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了。

三国群雄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军事对峙的同时，也抓紧发展各自的经济，实行不同形式的改革，尤其是农业，实际上又是另一种形式的竞争。从现在看来，正是由于三国时期的竞争局面，才加速开发了长江流域地区，使它们具备了与一直发达的黄河流域地区争雄的某些经济实力。

三国时期，原来比较发达的中原经济因为连年战乱，破坏得很厉害。据统计，东汉末年中国人口有五千六百多万人，到三家归晋后，才剩下一千六百多万人，不到三分之一，当时曹操的诗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应断肠”之句，就是中原的真实写照，正可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三分之初，东南、西南的经济和中原相比，显然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蜀国人口只有九十多万，吴国也只有二百三十万，士兵约占十分之一左右，还不算数以万计的各级官吏，在实力上自然难以与曹魏抗衡。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也是经济实力的对抗，而谁先掌握充足的经济实力，谁就有希望在军事上获得胜利。

三国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中，首先是屯田，就是组织军队和农民屯垦，好象我们的生产建设兵团， 这是一种战争时期的生产体制。三国都先后搞过屯田，但最有成效的是曹操，因为中原受到的战争破坏最大，严重缺粮，长安一斛谷子卖到五十万钱，“居者无食，行者无粮”，国民生计已是大问题，何况还要进行战争。曹操最早实行军屯、民屯，表现出极大决心，并特别设置了“大司农”“典农中郎将”等独立的官职系统，规定屯民将收成的一半左右交给政府，以充军粮，司马懿则更明确提出“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他们广泛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用具，使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兵粮充足，胜券也就在握了。

蜀汉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战乱中受到的破坏也较少，刘备入蜀之初，原准备把大片良田沃土赏赐功臣，赵云劝止说：“益州人民刚刚经过一场战事，还是应该把田宅归还给他们，使其安居乐业”，既可以安定民心，又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刘备接受了这个意见。诸葛亮在汉中也实行过军屯，主要是解决北伐中军粮运输的不足，后来姜维屯田，则是为了躲避宦官黄皓的猜忌。

大概是诸葛亮曾经“躬耕于南阳”的缘故，他一入川，就十分重视水利，尤其是秦汉时期修建的著名工程都江堰的维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四川的丝织业当时为全国之冠，号为“蜀锦”，诸葛亮认识到“决敌之资，唯有锦耳”，是与魏、吴以至通过滇、缅到达海外贸易的拳头商品，所以也大力发展相关的手工业。成都也因此叫做“锦官城”，“锦城”。

三国鼎立还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中国文明长期以来是以黄河流域为主发展起来的，中原的战乱，使大批富有生产、管理经验的人才，从黄河流域流向东南、西南长江流域，使中原的工农业技术应用在富庶的自然资源条件下，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刘备带去的人才大多是“南下干部”，曹操在淮上与孙权争夺时，曾下令当地居民北迁，不料弄巧成拙，十几万户反而渡江南来，凭空增加了东吴的实力。

就拿诸葛亮三兄弟来说吧，都是中原知识分子，后来却各为其主，哥哥诸葛瑾在吴国当过大将军，从弟诸葛诞在魏国做官，做过扬州刺史，镇东大将军，当时人们说，三个诸葛中，“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这只是名次排列，里面可没有骂人的意思。可以看出人才的流动和分布，这就为促进蜀、吴两个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大家都抱定宗旨，死守经济先进地区，没有必要的人才流动，那么落后地区的开发会更缓慢的。

当时没有“禁运”，“经济制裁”这类东西，战争状态并没有对三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产生多大影响。象今天情形一样，商业贸易最发达的是东吴。孙权搞屯田一度颇积极，但后来人们纷纷弃农经商，或被征入伍，就荒废下来。究其原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东南沿海有地利，向有经商的传统，东吴的商业贸易在三国里最为活跃，比如饮茶是三国时期开始盛行起来的，而吴国的制茶业发达较早。瓷器也同样如此，吃过四川的泡菜人都知道，泡菜是把蔬菜放在一种形制特殊，容易密封的陶瓷容器里腌制的菜，川人每天离不了的。考古发掘证实，最早的泡菜坛子是东吴传过来的。吴国的军队还有“军市”，就是军中市场，“征伐止顿，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三国志•潘璋传》）一批随军的商人，老是跟着，到处做买卖。没想到后来还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吕蒙偷袭荆州时，就是让士兵化装成与蜀国互市的商人，穿上商人的长袍，“白衣渡江”的。如果没有这样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吕蒙的计谋也就无法施展了。

东吴的生意还做到外国，不光临近的亚洲各国，还包括非洲，一直远到欧洲的大秦，就是罗马帝国。据载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讨丹阳时俘获了一些黑矮人（侏儒），一个在孙权那里的大秦商人说，这在他们国家是很稀罕的，孙权就派会稽人刘咸与这商人一起，带男女各十人去大秦。据说要从海外的一个港口乘大海船，扬七张帆，走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曹丕刚刚登基当上魏文帝时，曾派人到东吴要一些奇珍异品，象什么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牛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大部分都不是中国出产的。有些大臣建议不理曹丕的索求，孙权却答应得很痛快，说“他所要的东西，在我这儿就象瓦石一样，我不用的可以换来军马，为什么不和他们作作交易呢？”这就是东吴海外贸易发达的好处了，也说明东吴人的商业头脑和战备观念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正是东吴的远航船队，首次打通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台湾古称夷洲，那以前和大陆还没有什么联系，但它附近的岛屿（古称亶洲）却从秦汉以来“时有至会稽货布者”，会稽人出海也时常有因风向飘流至那里的。孙权于黄龙二年（230年）派大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寻找这两个岛屿，结果只找到了夷洲。这是史籍上有关台湾最早的记载。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也从那时逐渐密切起来。

三国经济竞争的结果，促进了各自经济优势的发展。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在三分归一统后写过著名的《三都赋》，描述三国都城壮丽繁华的景象，可见发展水平已比较接近了。后来五胡乱华，东晋南迁，中原文化科技进一步向长江流域传播，造成南北方既浑一又均衡的发展。

说起来，当年魏国略相当于今天之华北西北，吴蜀所在区域分别略相当于华东华南与西南，今天仍然是我国除东北以外的三个主要经济区。它们在全国的作用，也依稀和三国时期有几分相似：北方有政治文化之优势，东南沿海有商业贸易之便，西南有资源丰富之利。近年有些经济专家提出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发展战略”，也是这种格局的变化发展。为了全面振兴中华，也需要各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促进人才流动，合理布局。这些依然可从三国历史中得到某些启发。

[ Last edited by Ragnarok on 2005-7-11 at 17:55 ]

Ragnarok

一提到三国时期的科学技术，人们最容易想起的恐怕就是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了，因为小说赋于它神秘的色彩，好象是一种无动力的自行机械，这在科学上就像”永动机“一样，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刘仙洲教授，在几十年前发表论文，认为它们就是人力推动的独轮车和四轮车，现在还能在川陕一带见到的这类独轮车。现代科学家大都倾向于此种说法。

但是也有不同意见，新疆一位科技人员王湔就花费了多年功夫，研制这种神奇的机械。我曾经观看过他的模型，木制马形的关节是活动的，以轮轴推动前进，木马也似乎奋蹄前行。它的特点无非象四轮推车，木马起到稳定前辕的功能。我曾经到过当年诸葛亮北伐的指挥中心之一，现为四川广元市的筹笔驿（现在这一带恢复了部分蜀汉栈道，以供旅游者凭吊），万山环绕，一江蜿蜒，交通条件是相当艰难的。所以四百年后的李白，犹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设想如果仍然依靠人力推拉，躜行在蜀道崎岖山路之间，恐怕并不省时省力。
须知诸葛亮所以要造“木牛流马”，主要是需要在蜀汉人力资源极端缺乏的条件下，解决“恢复中原”的前线后勤供应问题。原其初衷，其实与一次大战中欧洲战区大量使用汽车差不多。但汽车因此经过这次大战的严酷检验，成为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交通运输工具，却是当初人们始料不及的。

实际上，三国时期虽然不过百年，但它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在中华民族科技文化史上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和三国竞争的局面大有关系，竞争才出成果。

和现在的军备竞赛一样。三国时期的很多科技成果，也是首先运用于军事目的，不光木牛流马。诸葛亮曾经改进了汉代的一种强力弓箭形式的兵器弩机，使之从单发变为十连发，称为“连弩”，又叫“元戎”，就象现在的连发冲锋枪似的。这种新式武器曾为蜀兵赢得过胜利，据说曹魏大将张郃就是被这种新式武器击毙的。曹魏获得实物后都很惊讶，但巧匠马钧的细心研究，用心揣摸，指出如果再改进一下，效力还可以提高五倍。

东吴境内河湖交错，又临大海，在制造、使用船只方面很有经验，赤壁一战，就是发扬了这一优势。当时东吴造船业一度领先于刘、曹，发展到新的历史水平，所造船舰“大者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南州异物志》）远航北至辽东、高丽，南至东南亚、天竺（印度）等地，是一支真正的海军和远洋船队。但魏晋也不甘落后，刻意发展造船技术，到灭吴时，晋国大将王浚制造的船又比东吴的大出两三倍，“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舟楫之盛，自古未有。”结果“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晋舰队顺流而东，势如破竹，东吴五千战船也成了俘虏。竞争中发展起来的造船术，对南北朝以至唐宋的海上交通和贸易都有很大影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军工转民用了。

行军布阵，离不开对地形地貌，道路交通的充分了解，所以地图是军事指挥员的囊中必备之物。熟悉三国故事的人都知道“张松献地图”的事。张松是刘璋部下的官员，因为刘璋谙弱不能自保，主动把西川的地形路径绘制成图，交给了诸葛亮。张松后来为这张地图丢了一条命，可刘备的军队就是凭着这张地图，顺利地攻下了素称天险的四川。《三国演义》中有关地图的故事还有一些，《失街亭》的故事就是一例。马谡一意孤行，屯兵于山顶，副将王平劝说无效，将形势画成地图派专人火速送给诸葛亮，诸葛亮一看地图，就知道马谡必败无疑了。刘备攻东吴时，因为天热，在彝陵的密林中结营八百里，也是给诸葛亮送去了地图，诸葛亮在成都看到，就知道大事不妙了。看来当时绘制地图的技术还真不简单呢！

中国的制图术很早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时代，大约也是征战的需要，已经有相当水平。还记得荆轲刺秦王的事吗？荆轲就是以向秦王嬴政献地图为名，在地图中暗藏匕首，躲过卫士的盘察，留下了“图穷匕首现”的成语。长沙马王堆出土过西汉用帛画的地图，近年还发现西汉的纸地图，可能推翻东汉蔡伦造纸的传统认识。事实上，三国时期制图术的确有一个新的大发展，不仅是绘图技术的提高，还提出了最早的制图学理论，这就是历仕魏晋的裴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地形方丈图》和“制图六体”，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个基本原则，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图理论，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世界地理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与古希腊的托勒密交相辉映。著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制图学，要比西方领先一千年左右，现存西安碑林里的两方宋代地图碑刻描绘中国地形之细致准确，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军工都能转为民用的。比如《三国演义》里写关羽用的青龙偃月刀和张飞的丈八蛇矛，老百姓就没法拿来砍柴、钻眼，那玩意儿说得太沉了，当然，关羽的刀和张飞的矛都是小说家言，不足为凭的。军工转民用，说起来好象是十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似的，广告上也老在说什么什么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是“军工技术”。其实，这是世界科技发展的一个趋势，很多人们熟悉的用品，最初都是用于军事目的的，比如农业上用的拖拉机是由坦克发展而来的，电子计算机最初是为了破译军事密码，更不用说从核电站，通讯卫星直到防汗臭鞋垫这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产品了。可以说，现代家庭里充满着曾经用于军事用途的东西。

三国的军事医学也有很多传奇性的故事，最有名的，自然是华陀的故事了，他为关羽“刮骨疗毒”，要用开颅手术为曹操治疗“头痛风”，这在传说中都被带上一层神奇色彩。史书记载，华陀是用一种叫“麻沸散”的药作为麻醉剂，来进行外科手术的，《三国志》的有关记载，是人类文化史上关于全身麻醉术和腹部手术的最早记录。这种神奇的麻沸散究竟是如何配制的，至今也还没有真正搞清楚，有的人认为是以鸦片为主要原料，有的人认为是曼陀罗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战争的环境，外科手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进展。

华陀还创立了最早的健身体操“五禽戏”，摹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用来怯病强身。今天武术里的形意拳，什么猴拳，蛇拳，鹰拳等等，很可能就是由此发展变化来的。还有现在风行的健美操，道理也是一样的。关云长“刮骨疗毒”在小说中也说是华陀做的，史实上曹操杀华陀在前，关羽负伤事在后，“刮骨疗毒”是另一位不知名的医生做的，可见当时有本事的军医还不少。因为华陀有名气，情节上又能前后照应，所以后世小说家就把故事移花接木，按在他头上了。

此外，被后人尊奉为“医圣”的张仲景也是和华陀同时代的人，不过他的名字在《汉书》而不是《三国志》里，因此一般以他为东汉人了。张仲景是内科专家，当时战乱频繁，疫病流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对军队也有很大影响，曹操兵败赤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感染时疫的人太多，战斗力大受影响。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一整套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中医辨证诊治的临症理论，至今仍被中医视为法则。据说华陀看到这部书曾拍案叫绝，说：“此真活人书也。”是一部真正可以救活人的书。医学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但是每一个重大进展，又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说到三国科技，人们总是推崇诸葛亮，史书也确实记述他非常重视科技，还亲自发明创造，“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一位一专多能的T型人才。从这一点看，他和两汉以名物训诂的见称后世“汉学”大儒有着带有根本性的差别。文革中有人以他为“法家”代表，其实，“儒法兼用”才是后世能员干吏的特点。

其实，那时候最巧的还不是诸葛亮，而是曹魏的马钧，就是改进诸葛亮连弩的那个人，被誉为“绝世巧思”。他出身贫寒低微，却聪明好学，肯于钻研，发明改进了很多东西。有一次听见人们议论说，古时候有一种指南车，失传已久，恐怕不是真的，他却认为原理是对的，也应该能造得出来，别人都不相信，经过几天研究，他果然制造了一种制作出以齿轮传动的一种指南车，这在行军时是非常实用的。还有农业上使用的提水工具“翻车”，“令儿童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于常。”（《晋书•杜夔传》）这在浇灌耕地上非常实用，至今仍在南方一些地方能够看见的龙骨水车，恐怕就是翻车的后代。马钧还改进了织绫机，提高功效五六倍，使古代纺织技术有了一个突破性发展，这类机械直到解放前还可在一些偏僻的农村看到。还有水力推动的齿轮传动玩具“百戏”。他的发明涉及范围相当广泛，真可谓三国时代的爱迪生了。说来他也是曹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受益者。这说明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还是会用人，而不一定事必躬亲，这一点上，似乎还是曹操更高明些。

当然，曹操用人才，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华陀给曹操医治头痛，他想让这位名医老乡作他的私人医生，只为他一个人服务，华陀不愿意，他就就宁可杀害华陀。这还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霸道作风。马钧的很多项发明都失传或无钱制造，如发石车，就是可以把石块抛掷几百步远，以击伤敌人的，是火炮的前身，也是掌管的官吏不拨给经费，不能投入实际应用，成为我国科技史上的憾事。

竞争促进发展，战争更是一种特殊的，紧迫的竞争，关系着生死存亡的竞争，科技在这里就是特殊的战斗力。一项新的科技成就，关系着数万，数十万以至数百万，数千万人的生命，所以必然要集中最优秀的人才，调动最先进的设备和充足的资金，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来，投入应用。战争中或战争后，凡是能够有利于生产、经济发展的技术，设备，自然而然地会转入民用途径，继续完善、改进。综观世界各国历史，无不如此。三国科技给我们的启示，恐怕就在此吧。

[ Last edited by Ragnarok on 2005-7-11 at 17: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