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新道路

五湖散人

谭中先生的文章《酉鸡高唱东方文明灿烂》可能有点乐观主义，反映了在美国的华人学者（也许是美籍华人）的看法。可惜的是，这种看法与在中国的华人会有很大不同。人的地位决定人的观点。身在美国看中国，加上一些感情因素，难免过分乐观。

　　首先，中国目前正面对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环境大变化。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中国的环境保护、水利、农业、矿产等政府部门对中国环境状况的严重性并不讳言，比较实事求是。连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将开展自身的环境治理。新的国家领导人一直提倡“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主张“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考虑。

成本昂贵的发展

　　春节期间乘火车和汽车旅行的中国人可能都知道，铁路和公路两旁其实都是垃圾带。中国星罗棋布的中小城市（包括县城和城镇），大都缺少基本的废水、废气和垃圾处理基础设施，都是一个个的垃圾“围城”，只是程度不同。城市垃圾向农村扩散，成为一个不得已的解决之道。加上农村自身的环境问题，中国可以说没有多少净土了。

　　过去，在计划经济年代，无论农村还是城市，中国人吃粮油肉受到限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这些生活必需品是不凭票证供应了，但空气和水却普遍污染了。人们要喝干净的水，要呼吸真正的氧气，只能到市场上去买。

　　水价已经大幅上涨，政府只能通过价格手段调节用水。在水的问题上，北京等中国的特大城市都要依靠外部调动。无论北方南方，凡是大城市，都遇到了水的严重制约。

　　许多大城市每年都要计算有多少个蓝天。一些城市希望蓝天数达到比如60％，等等。人们若想一下，即使这个目标达到了，那剩余的40％则是重度污染，黑云压城。

　　关于中国为世界生产的廉价产品。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少中国学者指出，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在中国销售和从中国出口，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中国是否从中受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许多中国工人在这些世界工厂中找到工作，政府也从中取得不少税收；但另一方面，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的受益不如跨国公司的受益，工人拿到的是微薄的血汗钱，政府也经常遇到外国公司逃税的问题。这里还不谈由此导致的贸易差额问题，不公平地统计在中国的头上，导致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

　　而且，由于中国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比较低，外国公司在中国并不像在其母国或者其他国家那样承担过多的“公司（社会）责任”。一些污染严重的外国企业和产业也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正在为全球化付出巨大的环境和人类安全代价。

论发展模式尚早

　　在过去的接近30年的发展中，中国在一些方面确实大发展了，但不要忘记了：这种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大地、水体、大气、廉价劳动力（包括知识分子）的巨大耗费基础上，存在着各方面的隐患。这样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什么可持续的“东亚发展模式”，更非世界发展中的“范式转换”。

　　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不过1000美元（即使以购买力算，也仍是地道的穷国。我并不相信所谓“购买力平价”学说，原因是产品的质量问题和在全球化下世界价格的迟早平均化）。

　　东南亚国家，比如印尼、泰国、菲律宾在金融危机前就达到这个水平。拉丁美洲国家早就高过这个水平。中国目前经历的发展阶段，这些东南亚和南美国家都经历过了。这些国家目前无一不是面对着贫富分化、大规模失业（欧美国家的几百万失业人口就是严重的问题，但相比穷国的天文数字失业，这算得了什么！）、环境恶化、金融危机、社会扭曲。

　　中国的发展，若真能避免了东南亚和南美出现的问题，那才叫创造了“东亚或者中国发展模式”。现在，即在人均GDP1000美元，在许多改革计划尚未取得成功的情况下，还是不要谈“中国模式”的好。

　　最近两年，中国开始探讨“和平崛起”理论。我对这个探讨一向高度支持。外界高度关注这个理论，但主要集中在狭义的对外政策层面，严重忽略了这个理论的另一个关键词，即是探讨中国发展的“新道路”。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中国目前问题的严重性使我们不能重复旧的道路（自己走过的和发展中国家已经走过的），因为目前建立在环境和血汗代价基础上的发展无法持续，其解决的问题比产生的问题要少。

　　中国急需发展的新道路。至于“新道路”是什么？我们可以在积极、全面讨论的基础上找到这样的道路。

·作者为中国南开大学教授、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