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留学当自强

作者:孔庆东 http://blog.sina.com.cn/kongqd



       春 节期间,中央领导分赴各地体察民情,东博书院军机处的仲由先生也一路流窜,四处寻访,最近在焦作一带出没,来信说中原大地气色不错,地肥水美,民风醇厚,人情温暖。本方丈看了十分喜欢,建议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不妨改为“焦作访谈”更有意思。仲由还代一些学生询问,是国内的大学生素质高,还是海外留学 生的素质高,是考清华人大南大北大好,还是考魑魅魍魉大学好。

这个 问题,本方丈已经在多处解答过,总体精神是如果具有考入中国前三十所大学的能力,还是在国内读大学更值,等考研究生时,再考虑是否出国不迟。倘若考不上中国的前三十所大学,那么考一所海外的好大学还是相对容易的,可以试试,但也是有得有失。总而言之,我不建议研究生以前到国外读书。

至于 学生素质,我的感觉不一定具有权威性。因为孔和尚长期在北大工作,周围是清华人大北外民大等重点大学,接触的都是比较优秀的学生,虽然里边也有些南郭大师的后裔,我也对他们“连打带骂”的,但总体上这还是中国最出色的学生群体。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能以这些学生代表中国的亿万青年。

而我到国外接触的,也多是重点大学,比如汉城大学、东京大学、梨花女大、波恩大学、海德堡大学等,那里的外国学生是优秀的,在那儿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是很出色的,所以他们可以成为同龄人的骄傲,却不能作为同龄人的代表。

随着我有意扩大接触范围,努力了解,多方取材,乃逐渐知道,中国在海外留学的庞大学生群中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主要有下述几点。

第一 是自我中心,不善合作。国内总是宣传外国如何鼓励个人主义,其实国外更重视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如此。人家只是不希望“你们”爱自己的集体爱自己的国家而已,人家表面上分什么执政党啊在野党啊,什么三权分立啊、五马分尸啊,骨子里却是牢牢的“军民团结如一人”的,远近亲疏分 得清清楚楚。中国人可以当着外国人的面就争吵起来,而我从未听一个外国人哪怕背后说过自己的同胞一句贬低的话。我从外国人的神情中感受到,他们最看不起的就是不爱祖国、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助人为乐、没有同情心与合作精神的中国人。但是他们不会说出来,有时候还会鼓励赞许几句:“啊,你真有个性,你能够战胜 共产党的洗脑!”他们恨不能中国人都变成这样才好呢。

第二 是盲目崇洋,丢人现眼。有些国内的书呆子连基本的国际知识都没有,以为凡是“外国”,就一定先进富强民主自由。20多年前我读大学时,就有一位北大女生, 绞尽脑汁,千辛万苦地嫁给了一个刚果留学生。去了才发现,丈夫家里已经有好几个老婆了,而且生活还不如中国,家里冰箱电话都没有,只有一台12吋的黑白电 视。后来通过大使馆逃了回来,人家那几个大老婆还向中国抗议,说是欺骗了她们的老公。你要说那时候人心淳朴、信息不灵,也可以勉强解释。可到了21世纪, 中国跟国际接轨接得拿棍子都打不开了,还有一位爸爸是大款的女生仅仅为了改换一个洋身份,当一回“俺们外国人”,嫁给了一个塞拉利昂人。“塞拉利昂”这几个汉字挺美的,要是当个咖啡馆快餐店的名字,一定生意兴隆。可该小姐出国以后才知道,塞拉利昂被联合国评价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人类发展指数连年排 在世界最后一名,疟疾、伤寒和霍乱流行,人均寿命34岁,还不如中国的1948年。唯一的好处是民风良善,夜不闭户。该女生大哭一场,但并未因此而觉醒,她说的是:“我把地名搞错啦,下回再也不上当了,找个法国里昂的,保证有面子。”

第三 是招摇撞骗,不知自重。我批评过在中国的一些韩国学生不注意维护自己的国家形象,我那是为他们好,因为我从小就有朝鲜族朋友,我对整个朝鲜族都怀有感情,否则我才不管那闲事呢。其实少数中国的留学生也这样,到了国外,随便注册一个野鸡大学,然后就从事非法活动,有的比富裕,有的比放浪,甚至吸毒卖身,被人 家称为“留学垃圾”。平江不肖生写的《留东外史》和钱钟书写的《围城》已经尖锐讽刺了这类学生。奇怪的是,这样的学生往往还能摇身一变,以“海龟”的身份回国欺骗领导,谋取高位。有的海龟一吹嘘在国外当过“校长助理”,于是回国后就当了大学的副校长。其实在国外,某天校长办公室叫你去打扫一下卫生或者搬两 箱复印纸,也算给校长做了“助理工作”,需要的话,校长办公室就可以开具一份证明,证明你是做过“助理校长”的工作。而到了国内,按照中国的官场规矩,这就相当于副校长了,这还不让那些在海外刻苦学习的好学生活活气死?

第四 是娇生惯养,不会自理。我曾经多次批评家长送孩子上大学,后来发现自己落伍了,如今不单上大学要家长送,一位30岁的女博士也是家长送到北大来的,父母在 北大附近的旅馆包了房间,给她洗衣服、擦皮鞋、送书、送饭,住了一个多月才生离死别地回去了。我跟我农村的亲戚一说,他们谁也不信,非说我瞎编的,说北大博士要是那样,国家不早就亡了?他们以为中国的博士都是郭靖黄蓉呢。可是最近孔和尚发现自己又落伍了,家长送孩子已经送到国外来了。详情不展开了,反正已 经搞不清是孩子留学还是父母留学了。所以每当孤陋寡闻的外国朋友讥笑中国贫穷时,我就以这样的事例加以反驳:谁说中国人穷?你看,一个人留学,带着两个佣人,而且这两个佣人一个是化妆品公司的副总,一个是中学的教导主任,你们国家谁有这个气派?但咱关上门,孔老师严肃地说,大哥大嫂,你们这是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呀。对孩子来说,万事依靠父母,那还不如呆在国内。知道历史上什么人平均寿命最短吗?就是自己啥也不会、万事有人伺候的“太平皇帝”。

当 然,海外学生多数我看还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来的,也知道应该怎样读书、怎样生存。君子当“慎独”,特别是在风气下滑的大环境里,保持一分清醒,才能真正克服“异域”的困难,发挥“留学”的优势。成龙唱得好:“我是男儿当机枪。”中国的海外交流史源远流长,咱当不了玄奘大师,也不要当“殉葬”大师,当不了鉴真 大师,也不要当“渐蒙”大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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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地主阿,嫩咋又弄些个包脚布来。还嫌额们时间富裕,有兴趣读这等没完没了的文章。这那是灌水,这简直是黄河开口子了。能来点自己的观点好不好??谁要是有读这方面文章的兴趣会自己上网找,斑竹大可歇歇手,节省点精力,额们也节省点时间。:sadboy: :h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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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是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第九,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成,那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残酷。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的吗?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国家啊国家!农民占国家的70%,怎么就不代表国家呢?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这还不够,国家2003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后来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了城的人(有些成为国家干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这样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里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
第十一,干部制度
农民是没有权力当干部的,考公务员农民是不可以考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 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 当然是“灰款”。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 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 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要“民举”,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举”上 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更加劳民伤财了;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 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机。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怎么请得起律师和法官?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京城。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打官司打得倾家荡产,没有足够的钱,结果有理也打不赢官司。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冤上加冤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么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那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的,保卫人民,就得给钱他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被告,基层的部门基本都是这样。
谁愿意从一个派出所所长变成一个流氓,但现在是不得不变成一个流氓。如果不变成流氓,所长就当不成了。所以,执法的也冤枉!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法制是越来越完备了,少数人的“法治”越来越被这个社会“默许”了。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那么干嘛还要送科技下乡呢?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后的农村有害,干嘛把农业推广技术的部门推向市场呢?改革以来,有一条规律: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打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旗帜”让农民越来越失利,总是让强势阶层越来越有利,科技推广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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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金融制度
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也是国民,为什么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那么的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 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 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 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里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么配置资源呢?到村里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么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里来、雨里去,两年里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里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里。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涨了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就象北大、清华给美国人培养人才一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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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

一, 制度与贫困

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

上 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国家一句话:矿产资源属于国有,这就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 国家了。什么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制度规定只有资本家。当地人是国民,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 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1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于谁?属于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属于国家;农民集资办起了电话,产权属于国家信息产业部;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谁剥夺了穷人的产权?!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第二,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后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四十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里的人什么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十五、六岁,过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么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力,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里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里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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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

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可治者未尝有闻!
长期二元化结构,长期城市对农村的剥削。。。

请看 李昌平:中国农民怎能不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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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走了一些穷地方,发现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么多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出来。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么GDP?我取了一个名,叫垃圾GDP。发展不是硬道理吗?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发展的什么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 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 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守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守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 造了梯田。最近几年,主流社会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 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的羞愧,为我们主流社会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羞愧。很多人讲保护动物的时候表现的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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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一代德国人是越来越不行了
不过我国现在尤其是农民也越来越可怕,我不是攻击农民兄弟,姐妹。归根结底是因为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慢

以下引用,不代表本人观点

你绝对想不到的农民素质叫你惊心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虽然社会风气不好,道德滑坡;可是广大农民还是质朴善良的.可是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农民的素质其实就是很底下.
  我们这里的人到超市或者农村小店偷东西的事情时有发生.被超市抓住示众的次数,比城里多得多.
  农民在村里小店赊帐,不仅经常拖欠,[常常一拖几年.]而且赖帐的概率也很高.

  农民在蔬菜农作物上滥用高毒高残留的杀虫剂已经是普遍的现象.尽管他们知道这样做的危害,尽管可以买到合格的,比较安全低毒农药.当你质问他们时,他们大都会说,反正我自己又不吃.
  
  平常,养殖户喂猪都是用垃圾东西,特别到了收猪人到来之前,他们都要给猪喂烂苹果,烂蔬菜,西红柿甚至水泥.
  每当收大葱的人到来,他们便先给大葱浇水,再往里面裹泥土,往里面裹砖块石头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他们很少关心时事.即使关心的农民,他们也很少,看新闻价值观也停留在皇帝时代.怀念毛的专制,闭关.总以为中国从来就是老大,美日德英西方国家都是"小菜"
对老毛的残暴特别佩服.他们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要是老毛在,谁敢小看中国?美国,日本算个屁,早把他们铲平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要不死,那该多好.可以继承毛的大业."
  打台湾有什么难的,几颗原子弹扔过去,啥事情都摆平了.
  每当矿难灾难发生,他们总是不屑一顾:"中国人这多,不死几个,地球都憋开了.死了好,省得计划生育了."
  
  农民对于黑社会特别崇拜,对杀人越货都谈得津津有味.对不择手段暴富起来的人羡慕尊敬.
从前的女孩子找对象都找老实正派,现在流行这样的顺口溜:一流小妞嫁大款,二流嫁个释放犯,三流嫁个生意人,四流姑娘没人要,只好跟个老实蛋.
  我是农民的儿子,不愿意诋毁自己的父母.可是在整个社会风气败坏的大环境中,农民的素质更让人担忧.由此可见,中国的法制民主进程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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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knowhow 于 2008-2-16 01:51 发表
楼上的现象的确典型
素质表现形式其实就是装B,表面做的到位,通常别人就认为你素质高,这个通常和国家的富裕成都关系密切,难怪外国人说我们素质比他们低。这不假,比如不冲厕所,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但是这样的人 ...

昨天我在超市门口亲眼看到一个德国人随地吐痰:noway:
素质这个词是讲环境的,我倒是觉得国内的环境越来越好了。仓廪实而知礼节:handdance:
舀一瓢月光,一醉一宿一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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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在中国,“海归”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指的是“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

  彻底结束中国无自己芯片历史、带领团队成功开发设计出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星光中国芯”的邓中翰,是海归;创办搜狐门户网站的张朝阳,是海归;抗“非典”的英雄钟南山,是海归;主政中国农业大学的陈章良,也是海归……

  海归,分布于祖国大江南北、各行各业,已经成为中国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为详细介绍海归在中国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从今天开始,本报推出系列报道《海归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敬请关注。  

  数据显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以来,有24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当选为两院院士,57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担任了“973”计划首席科学家。在2006年新受聘的长江学者中,具有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为192人;特聘教授中直接从海外应聘回国工作或近3年回国工作的有32人;99位讲座教授全部从海外聘请。

  另据统计,教育部直属高校在岗校长中,近八成有留学经历,近2/3的博士生导师是留学回国人员。81%的中国科学院院士、5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海归。72%的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是海归。“这是1997年由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统计的数据,现在一定超过了这些比例。”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助理张宁说。

  2007年2月揭晓的2006年度国家科技奖中,一批海外留学回国人员摘得多项大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有36.58%是海归,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中有66.67%是海归,国家技术发明奖第一完成人中40%以上是海归,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30%以上是海归。媒体评论,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海归中已经涌现出一批中国科研领军人物。

  海归不仅活跃在教育和科研领域,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国创业。截至2005年底,中国已建立留学人员创业园110家,入园企业6000多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关村科技园区已经建立了21个留学人员创业园。到2006年底,园区累计注册留学人员创业企业3588户,注册资金总额达到45亿元。在创业的留学人员中,57%拥有个人的科技成果,44%的科技成果获得专利。

  对海归问题素有研究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海归创业对中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海归踊跃回国创业,推动了国内新经济、新技术、互联网、IT、通讯、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发展。

  二是海归创办的企业中涌现了一批重大技术创新项目,推动了“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的发展进程。

  三是海归因其文化经验、人文精神以及国际人际关系网络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全方位接轨的催化剂。

  “海归创业已不仅仅是个人发展上的一种选择,而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一种战略性优势。”王辉耀说,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平稳发展,吸引全球在华投资,也为海归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创业良机;再加上国内留学人员政策环境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踏上归国之路。数据显示,2006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2万人,同上年相比,增长幅度达到21.3%。

  除一些旧有的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的政策之外,新近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进一步推动了海归回国发展。不久前发布的《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十一五”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国家将采取积极措施吸引留学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此外,各地也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留学人员归国的政策措施,在《北京市“十一五”时期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规划》中的一个目标即是,到2010年,争取在园区高科技企业从业的留学人员突破10000人,留学人员创办企业数达到4000家。

  “应该说,海归既是中国建设的生力军,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受益者。”张宁表示,“首先应该是受益者,他们受益于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全面建设小康战略、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战略等。”

  王辉耀表示,“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海归群体有着天然优势,这是一个中国成就海归的时代,也是一个海归需要中国的时代。”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8-10 第0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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