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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棋士升段大赛

    昭和五年（1930），十六岁的我终于参加了盼望已久的棋士升段的大赛。那年春季的升段大赛，我的成绩为七胜一败获三等；秋季大赛时的成绩为八战全胜获一等。因而晋升为四段。


    接着，昭和六年的棋士升段大赛中，春季成绩为六胜二败；秋季成绩为八战全胜。昭和七年，春季为八战全胜；秋季为七胜一败。因而又晋升为五段。

    现在回顾起来，来日之后我最热心学棋的时期，是从初抵日本的昭和四年开始到昭和七年为止。尤其是在黑棋上对本因坊秀策、白棋上对本因坊秀荣名人的对局谱如饥似渴地研究了一番。那以后，为了学习宗教而过多地占用了时间，因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钻研棋艺了。


    到那时为止，我执黑棋为多，以坚实的秀策流为主体，战绩辉煌。可以说那是我高歌“黑先无敌”的时代。昭和六年、七年里，我在“成绩上位者选拔战”中连续优胜。特别是在昭和七年时事新报社主办的“擂台战”中，如入无人之境，连斩十八将落马，在棋士升段大赛中又首次执白战胜了木谷实。这是我的棋手生涯中胜率最高的时期。现将我来日后到昭和八年的成绩统计如下。其中昭和七年的胜率几乎达到了九成。


    昭和三年（十四局）九胜三败（打挂二局）
    昭和四年（二十一局）十二胜七败二平
    昭和五年（三十九局）三十一胜六败二平
    昭和六年（四十二局）三十五胜五败一平（打挂一局）
    昭和七年（五十局）四十四胜五败一平
    昭和八年（三十六局）二十五胜九败三平


    我们一家来日半年后，便由麻布谷叮迁居到东中野，在那里又住了一年左右。在我于升段大赛中不断获得好成绩的时候，深承濑越先生的眷顾，在西获洼他的地产内，另为我们建了一栋别墅，于是我们又搬到那里安居下来，这个别墅是二层小楼，房间有六个，我们一。家居住真是舒适宽敞。后来大哥尽早地赶回北京，将三个妹妹也接到了东京，全家终于得以团圆。二哥吴炎因为要继续在南开大学读书，所以只好一人独自留在天津。这个时期，大哥在早稻田大学的围棋部里作为主将非常活跃；而我不管去哪儿家里都不放心，只允许我跟随哥哥一起去玩。


    提起我来日当初，由于语言不通，地理不熟，日本的习惯亦不懂，因而经常晕头转向。其中最使我吃惊的是日本的“神舆”。在中国，与这种神舆相似的是在送葬时静静地抬着走的殡轿。由于我还不懂得日本传统的祭祀习俗，见到那些气势勇猛的人们担着神舆，还以为是既大肆铺张又兴高采烈地举行出殡仪式呢！这到底在为谁举行葬礼啊！当时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还有一次，我们兄弟俩去拜访赤坂的井上一郎先生的家，归途中迷了路。井上一郎是濑越先生门下中最早的弟子，与桥本字太郎和我都亲如兄弟。大哥为了找到归途，拼命地走，可是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当时若是在派出所间一下路就好了，可是那时在日本，总把我们中国人说成是“支那人”，大哥害怕被人蔑视，尽量避免去派出所问路。后来，无暇思顾得失，不得已还是去派出所打听，这才终于平安无事地回到家。这说明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及朝鲜人的蔑视己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了。我自身并未因此而留下多少不愉快的回忆。不过，据大哥说，对朝鲜人的蔑视最凶，即便是坐电车，日本人一上来，朝鲜人必须马上给他们让座。

    住在谷叮的那阵子，母亲因不懂日语，几乎从不外出，最初的两个月里，每顿饭都到附近的中国菜馆去吃。那时，一到天色将晚，在关闭套窗的时刻，都有卖豆腐的在门前走过。每当听到那划破沉闷空气的喇叭声，都勾起了母亲的思乡之念，这似乎更使她增添了几分孤寂的心情。


    记得在东中野住的时候，承蒙濑越先生的关照，常常叫桥本字太郎给我们送“甘纳豆”（类似中国的豆鼓）来吃。那时，我们的日语都是连蒙带猜的，说不通的地方大多采用笔谈。有一次，桥本字太郎在我家一起吃完晚饭，他本想以笔代口致谢，写了“御驰走样”四字（日本饭后客套语）。我和哥哥看了之后都以为是“出去散步”的意思，于是马上收拾停当，准备出门。桥本顿时惊讶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啦？我们看着他惊讶的样子，商面相觑，更是吃惊。总之，“驰走”二字，在中国只能理解为外出的意思，在日本却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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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园寺公毅先生

    昭和六年的入夏前，木谷实来访，邀我一起去拜访西园寺公毅先生。那时我们在西获洼濑越先生的别墅里刚刚安顿下来，对日本的生活大部习惯了。

    西园寺公毅先生在西园寺家族中论辈是当时第一银行总经理西园寺龟二郎先生的哥哥。因他办实业失败，以后便在丰岛区龙野川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信仰日莲宗，身边常有许多信徒云集。虽说是日莲宗，但先生倡导的宗教却稍有不同，据说是一种神灵的信仰，其内容如凭借意志力—即在佛教上解释为“法，’的力量来治病等，念诵的是独特的“南无妙法莲华经”。另外，遇到有关事业或政治的求问时，也进行类似请教神谕那样的仪式。

    当时，政友会的望月圭介先生、主管丹那隧道的三土忠造铁道大臣等，作为信徒也经常出入公毅先生的府邸。总之，其信徒在政、财界里为数众多，木谷实也是他的信徒之一。公毅先生作为业余围棋爱好者非常高强。


    后来这位西园寺先生对升段大赛中成绩超群的我很感兴趣，便吩咐木谷偕我同去见他。当我间木谷：“为何事而去求教呀？”木谷说：“为了让你身体更结实，棋艺更高强而去嘛！”不过最初我还是谢绝了他，没想到没几天他又邀我。就那样反复劝了我两、三次，后来，于入秋之前，我终于同意他带我去求教。

    一到先生的家，首先学着念诵了“南无妙法莲华经”。虽说念的什么全然不解其意。但据说是伟人之言，所以与木谷实一起认真地念完了经。因为公毅先生有句宗旨："魂宿腹中”，所以要求大家铭刻肺腹一般地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

    从那以后，我和木谷实一起频繁地往来于西园寺先生的府邪。有棋赛的日子，我去先生的家求教已成为固定日程，木谷实就注在西园寺先生家的附近，所以，每当我去求教，总是在先生的家碰见他。

    棋士升段大赛每天下午五时左右暂停，我便用一个小时左右去西园寺先生的家求教。每次去都立即将那天的对局谱摆出来请先生看，与木谷实共同研究的同时也征求先生的意见，当时，我们二人正在热烈地探讨着“新布局”。所以可以说，和木谷实共同搞新布局的研究主要是在先生家里进行的。另外，我还常常被先生叫去吃晚饭。饭后常与先生下将棋。可惜我的将棋非常拙劣，总是不能胜他。

    另外，还请先生为我诊察身体健康状况。就在供着许多佛像、经常祈祷的房间的角落里，我在终年铺垫着的被褥上躺下，请先生为我诊察身体。当时，先生找到我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后，口中念念有词，呛喝着以其意志来给我治疗。“这样就好啦。明天的比赛肯定能胜”被先生这样一念叨，顿时便不可思议地觉得我必胜无疑了似的。

    据说西园寺先生年轻时曾留学美国，对西欧文化非常熟悉。后来由某个时期开始，被东洋哲学深深吸引，因而就信仰了日莲宗。先生的信仰是在日莲宗里掺入了许多儒教思想，对儒教怀有浓厚的兴趣。这样，一直到昭和九年（1934）先生去世为止，我成为先生家的常客，先生对我也十分宠爱。之所以对我如此眷顾，我想可能是由于我有汉学素养，幼年曾修过“大学”等，对儒教的教义深有领会吧。有幸与西园寺公毅先生结识，无疑成为我和木谷实亲密交往的良缘契机，并且成为我对宗教深感兴趣的入门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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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布局的诞生（上）
  川端康成先生在登载过《木谷实选集》（日本棋院刊）的月报上曾发表过“新布局青春”一文，他这样写道：“木谷实、吴清源创造新布局的时代，不仅是二人盖世天才的青春时代，实际上也是现代围棋的青春时代。新布局仿佛是一阵春风，她吹燃起青春独具的创造与冒险的热情之火，给棋界带来了绚丽灿烂的春天。虽然继木谷、吴之后，又涌现出了优秀的后来者，但是，可以想像，像新布局时代的木谷、吴那样旗帜鲜明地振兴棋坛、划时代的一代新人还未光临。当年，木谷、吴创造的新布局，是今日弈苑鲜花盛开的祥瑞。”

  对我来讲，如此不惜重笔的褒奖深感羞愧难当。然而，讲到新布局对现代围棋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的确言之无误。


  然而，即使是称为新布局，也并非就是天降地涌、突然诞生的新事物。新布局问世的数年前，它的萌芽就已经屡屡显露头角了。如我在昭和六年四段的时候，就曾在三三投子；昭和七年升为五段后，也下过数局三连星的前驱——二连星棋。


  升为五段后，我执白增多。由于当时无贴子的规定，若仍然依照昔日的小目定式，白棋无论如何都落后于人。布局应以平分秋色为原则，所以，白棋亦要像黑棋一样谋求实利才行。


  我十分尊敬的本因坊秀荣名人的时局谱中，就屡屡见他执白于投于星位.我之所以形成一种捷足先登、尽快展开的棋风，理由就在于我对于小目布局的棋深感急不可待因而当时我打出的三三或星的布局，是以“一手占据角地、尽快向边展开”的想法为根据的，这种想法时我来讲已是理所当然的思路，可是，人们当时把由角上小目开始缔角看作是绝对正确的，所以我的新下法惹起了巨大的回响。


  这个时期的木谷实，布局上总是投子于低线位上。他见战绩无甚奏捷，便不断地改变为高线位投子。这就是他开始构思“重视势力之新布局”的摸索阶段。


  从昭和八年开始，我与木谷实进行了“十盘棋”的抗争，新布局的嫩芽就从那个时期开始更清晰地显露锋芒，那一次的十盘棋，并非是生死攸关的“擂争十盘棋”，而是在昭和八年我升为五段、与木谷实段位拉平之初，按照时事新报的计划而对局的。


  我四段之时，执黑几乎未败过，然而对木谷实却往往黑先也难以取胜。昭和七年春季升段大赛时，我执白首次胜了他。以后，终于能和他势均力敌地平摆对局了。后来我成为新进的五段、与他并驾齐驱时，所有的年轻棋手中只有本谷实与我可称为珠联壁合的名望淇士。十是，时事新报社视此良机便制定出十盘棋的计划。


  就在这次的对局中，我执黑打出了在当时极为罕见的对角星的布局；木谷实也态度明朗地改变为“重视中央势力超过角地”的打法。


  这次十盘棋的第六局，中途移到了日兴证券社长——远山元一先生的家里对弈，此局的第一天在日本棋院进行，第二天在原地继续下的中途，据说木谷实的后援者 ——远山先生差人告知：远山先生因伤风卧养，实在寂寞，最好请到家里来下棋。于是，我们仓皇将对局场搬到远山家里继续厮杀。当时，棋已过中盘，远山先生盘腿坐在床上观战，当然，他的眼前是两个一头扎进棋盘里苦思冥想的棋士。

  现在回想起来，远山先生观棋可真是逍遥自在。远山先生作为木谷实的后援者，常常以让九子来请木谷实教习。每次教习从早上10时开始，下一局要到傍晚6时左右才=完。木谷实下棋从不知偷闲耍滑，所以不断长考，毫不吝惜花费时间。但是作为对手并无那么复杂的思考内容，因而常常寂寞难堪。后来，远山先生时常骄做地自称是
“木谷教习下，磨炼十年功”的人。总之，这些往事都能使人想起木谷实那种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的耿直好学、质朴无华的性格。


  可惜，这次十盘棋因中途木谷实晋升为六段，与我的交手棋份出现了段位差，所以只下到第六局便以三胜三败而呜金收兵了。


  作为新布局构思的发祥地——信州的地狱谷温泉非常有名。当年我与木谷实在十盘棋第五局的中途曾一起去过那里。那次对局正是盛夏炎热之际，“去温泉避暑和休养一下吧！”我听从了木谷实这一劝诱，二人携手去了木谷夫人的娘家——地狱谷温泉。且不管出门时第五局还是打挂状态，反正新闻社那里曾有话在先，说过只要能及时将对局谱登报即可，因而并未来诉说不满。


  地狱谷距汤田中很近，沿长野铁道到上林站下车，再走三十分钟左右就进入谷地。那里有许多三宝鸟和猴子，是一个幽静的山林温泉胜地。我原打算舒适安闲地读读书。静养一下，所以出门时带上了《易经》和《中庸》两册书。


  就在温泉放松静养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的早晨，我呼吸着新鲜空气，信步走进木谷实的房间，只见他正面对一个陌生人讲解围棋，一间才知道木谷计划写一本《布局与定式的统一》的书，正在向作家鸿原先生口述。我当时也很感兴趣，于是便在一旁坐下听他讲解。讲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新布局的观点，初听给人一种难以理解的强烈印象，然而，越听越发觉得言之有理，顿时我想，回去之后我也马上用新布局的观点去奕他几局。


  木谷实的新布局观点，虽说一言难尽其意，但根据它的“重视向中央发展势力超过角地”来看，三连星是新布局的代表之一。提起现代的棋士，武宫正树九段的宇宙流可以说是最原本地继承和发展了新布局的观点。


  我从地狱谷回到家后，马上就在报知新闻主办的棋赛中，以莜原正美为对象尝试了一下新布局的滋味；木谷实也以前田陈尔为对象领略了它的锋芒。可惜，也许是还未得心应手的缘故，我们两都失败而归，不过，据说木谷的对手前田，被那种违反当时之常的新手一打，顿时大惊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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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布局的诞生（下）
    现在再看看我当时的棋，真是连自己也感到惊讶。其中最典型的可以说是我在同年秋季升段大赛中与小杉丁四段的一局。这是被俗称为“十六六指”（日本的一种摆石子比赛的游戏）的一盘棋，因布局时棋形与称作“十六六指”的小孩游戏非常相似，所以被如此命名。从此棋可以看到，为对抗白棋高位上的新布局，执黑的小杉四段有意识地在低位上投子布阵。黑棋首先采取在角地与边上争取实利，然后猛然在天元一打，是企图侵削白棋中央势力的战法。作为黑棋的布局也属于珍稀布局。


    新布局在社会上得以广泛传播是在安永先生写的《围棋的革命——新布局法》一书问世之后。就在去地狱谷那一年的除夕，我离开公毅先生的府邪，归途中路过木谷实的家，正巧当时担任日本棋院主编的安永先生也登门来访。我们三人幸会一堂，安永先生趁机向我们二人频频开口，争论起有关新布局的事。我和木谷实共向阐述了就此有关的意见，末了又围住棋盘，边摆边说，争论不休。由于我们只顾着争论了，不知不觉地过了一整夜。打开窗门，方知天已大白，在寒风凛冽之中，迎来了新年的早晨。


    每逢新年，我都要和濑越先生一起去明治神宫初拜，然后归途中到望月先生家去拜年。这已成为习惯了。因此，我一出木谷实的家门，便风风火火地跑回去，终于赶上了和濑越先生同去神宫初拜。


    安永先生写的《围棋的革命——新布局法》一书，就在我们三人争论一夜后的不久出版了。这本书署名以木谷实、吴清源、安永一三人合著，实际上，主要是将木谷实和我的意见由安永先生统一归纳，并总结出精采的理论。他说从原稿动笔开始，到出版发行仅用了一个月便完成了，因而自鸣得意。回想起来，除夕那天安永先生来与我们热烈争论新布局，原来是为编写此书而别有用心的。蒙在鼓中的我，拿到这本书后才恍然大悟。


    后来，“新布局法”在业余爱好者中间受到热烈的欢迎。据安永先生说，发行此书的那一天，来购书的人群行列将发行所平凡社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当时就售完了四万部。在那个时代，围棋书能售完四万部简直是超级畅销书。


    总之，新布局从此后大有人缘，就连我和木谷实的对局中，木谷打出的新布局也被印出了号外，在街头巷尾到处发放。那是在报知新闻社主办的棋赛中木谷实打了个比小目和星更高一路的“五五”布局，因而报知新闻社将此以“木谷打五五”的号外大肆报导于世。


    另外，在新布局兴起之初，还有第1手便打在比高目还要高的“四六”上的。这个“四六”曾被称为“大高目”或“超高目” 。可惜，那以后难得有人运用，所以“超高目”一词不久也因过时而被遗弃了。


    稍微想一想就知道，新布局不受任何繁杂的定式束缚，因而在广大的业余围棋爱好者中间倍受欢迎，这也许就是众人所望的必然之果吧。


    总之，随着新布局的诞生，为昔日的小目定式所束缚一时的布局终于解放，人们布局的思维方法也获得自由，棋盘上的世界似乎越来越宽阔了。新布局被创造后不久，木谷实和我都大大地运用了它，并因胜率良好而再次鼓动起人门对它的热情。后来，其他的棋十也模仿我们创造出了如宇宙流等新下法。霎时间，日本所有的棋盘上到处都展开了壮丽的“空中战”。可是必须重申，新布局比起昔日的布局，并非因其优越而必胜无疑。关键在于，新布局是建立在行棋者棋力之上的艺术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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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星.天元之局
    由于我处于向名人挑战的地位，因而毫无顾虑、轻装上阵。说真的，此局给我的感觉还不如参加升段大赛时紧张。因大赛的每一局都关系到升段的大事。在众人眼里，与名人对局，非同小可。而我只觉得是“升段大赛中的抽空下一盘罢了”。但是，对以秀哉名人为统帅的本因坊一门来讲，毫无疑问，此局若败，将有损于本因坊家门的权威。因此，对卫道士们来说，这是一场包袱沉重的重大对局。

    因我当时正处在用新布局下棋的颠狂时期，所以一开局，我就将1、3、5着按照三三、星、天元的顺序打了出来。看到白棋在两个角上均投子于小目，因此，作为黑淇为了使实地与外势保持平衡，故而采取了将第5手打在天元上的布局。这并非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标新立异。


    然而，此举毕竟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我这三手棋，都是与本因坊家的布局教条格格不入。尤其是三三，在本因坊门中规定为“禁手”。所以，不仅本因坊门中棋士们个个怒气冲天，就连一般的棋迷们也都大吃一惊。

    实际上，三三也好，星也好，我自己在升段大赛中曾打过多次。只是由于当时还处于《新布局法》一书出版的前夕，因而还未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亮相。即便是天元，第1手就投打的棋也不乏其例。到了第5手时才去投，这在我自己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当时，濑越先生曾十分担心：打出这样罕见的布局，恐怕不到百手就会溃不成军呀！总之，我第1手棋打在三三这个“禁手”上，这不仅引起社会上棋迷们的阵阵喝彩，同时，也是对名人、对日本人棋坛旧传统的挑战。于是，“岂有此理！”这种口气的信件刹时间雪片般地飞到新闻社。


    更有一件麻烦事：恰恰就在那时候，日本策划和挑起了“满洲事件”，日中关系越发走向险恶的道路上去了。当时各报刊均将我们二人的决斗夸大其词，大肆宣扬；随着社会上人们对此之关心越来越强烈，这盘棋终于被笼罩上一层“日中对抗”的辛辣气味。这对新闻社来讲，读者大增，自然是美事；然而对名人、对我来讲则是大伤脑筋的事情。


    对局中由于考虑名人的健康问题，决定每周只在星期一对弈一次。从昭和八年十月十六日开始，一直拖延到第二年的一月二十九日才宣告终局。由于此局并未采用封棋
制，名人可以视情况暂停，这一点对白棋绝对有利。到终局时，屈指一算，实际上对局天数只用了十四天。其中这样的情况很多：如第八天，白棋一开始就将早已预先考虑成熟了的一手打了出来：我只考虑了两分钟便应下一手。随后，名人来了个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思考，到最后也未见他落下一子，就干脆暂停收兵回营了。这样，连新闻社也因报导内容不足而十分困惑，只好以“名人身体状况不佳，一手未打”这样的消息而搪塞过去。


    此局基本上旗鼓相当，进展到中盘时，黑棋略微优势。可惜，由于后来有迫使濑越先生辞去理事长的白棋第160手的妙手出现，最后我以二目败而终局。现在我常想，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气氛中，若是我胜了这盘棋，弄不好会吃大苦头呢！那时我本人由于周围人们的特殊照顾，对社会上发生的骚乱一概不知，如今仔细一想，输了棋，处境反倒好多了。

    上面提到的那白棋160的妙手，是在第十三天的第1手棋时打出来的。没想到，一石激起了千层浪！

    战后昭和二十三年（1948），在我和岩本（熏）本因坊举行的“擂争十盘棋”的预想座谈会上，濑越先生在声明了“此话非正式，不得发表”之后，谈到“第 160手的妙着，是前田陈尔四段（当时）想出来的一手。”可是，读卖新闻社觉得这是件趣事，便不顾”非正式、不得发表”的在先之言，将此话登报泄露出去了。


    后来，濑越先生否认了报上的那种说法。当时的报导如下：‘这是一件秘密事。那时，被吴清源打过一手之后，苦思冥想的的秀哉，回府后立即召集弟子们，为考虑下一手棋研究了各种打法。结果采用了还击的那一手，是前田这个弟子想出来的……” 这一报导见报后，惹得本因坊一门的棋士门怒不可遏：“捕风捉影的事，怎能在报上发表！”于是，他们对濑越先生进行了严厉的追究。濑越先生无奈，毅然承担了引起事件发生的全部责任，决定辞去日本棋院理事长之职。


    然而，即使是是辞职之后，对他的攻击还是不见收兵。就连濑越先生的家里，仍然有坊门的棋士将充满恐吓词语的书信不断投来。据说后来由间组的神部社长亲自从中劝解，并在一家饭店举行了“调停会”之后，这场攻击才终于偃旗息鼓。


    我那时生活得逍遥自在，毫无牵挂。对这件事竟然长期蒙在鼓中，直至几年前从别人那里听说后，才刚刚了解到事件的经过。160手的确是个妙着。稍微冷静地分析一下，就可看出这只有像秀哉那样棋艺高深的人才能谋算出来。即使如此，继续下去，结果如何尚且难言。的确，当时我置身激烈的对局中，对这一妙手并未察觉到。


    总之，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我也闹不清楚。反正将暂停后的棋，召集起本因坊门的弟子们共同商讨和推敲，这已是古今沿用的一贯作法了。这盘棋也毫不例外，一有暂停，便将一门的棋士唤来，专问研究对策。因此我想，即便说穿了这一手棋是由前田发现、由名人打出的，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吧。


    关于160手，还有这样一段闲话，即日本棋院大仓副总裁，事前便知道了这一妙手的存在。大仓先生对这盘棋的局势发展非常关心。当时，不知是哪阵风，就在第 160手打出来的前一天，先生在家中设宴招待了我和木谷实，让我们饱餐了一顿美味的中国菜。说来有趣，尽管我有时特意去大仓先生家问候拜访，却从未沾过他家餐桌的边儿。如今先生唤我去府上赴宴，这种美事还真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我们边吃边谈，话题尽是些有关围棋界的事情，而有关和名人对局的事连半句都未提及。可是，那天格外热情的大仓先生，在为我们送行至大问的途中突然说了句： “白棋的下一手要是打在这儿怎么办？”随即将翌日打出来的第160手的地方指点出来。由于是在漫步之中被人奉告，因而大仓先生所指点的那个地方，我当时并没有马上明白。当时我只是淡淡地一想，觉得作为围棋业余爱好者的大仓先生不可能一语道破天机。于是，随便敷衍着应了两句就告辞了。总之，“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却对此毫不留意。况且，我在升段大赛和其他的新闻棋战中忙得焦头烂额，就连和名人的对局，回到家后也几乎从未复盘仔细揣摩过。


    大仓先生怎么能知道第160手呢？我想，也许他听说黑棋略占优势后，便向本因坊门下打听白棋的命运。大概那时，他被告知“有这一手杀手锏，没关系。”因而得知了第160手的秘密。


    这次对局到了最后的那天，是在数寄屋桥的旅馆对弈。那时我的败北几乎已是决定性的了。但盘面上还残留着若干复杂的官子。我拼命地收官。抽空去厕所时，无意中看见对局场的休息室里，秀哉名人的弟子黑压压地聚集了一群，他们手中拿着许多张棋谱，都是早已将收官直至终局的多种打法彻底研究透了的棋谱。见到如此异常紧张的气氛，吓得我提心吊胆，于是赶紧向濑越先生求救。濑越先生立即拜请了京都围棋界的巨头、吉田私塾的主办者——吉田操子先生来担当公证人，后来，就连担当应急公证人的吉田先生，见到那戒备森严的阵势，也大吃一惊，觉得事态非同小可。最后，白棋终胜了二目。我记得终局的时刻，名人脸上硬梆梆的肌肉顿时松弛了许多。


    局后，木谷实带我去饮食店慰劳。谈话中，木谷极力为我抱不平，说：“这盘棋完全只给白棋以有利条件，是极为不公平的对局！”

    两年之后，木谷实与秀哉名人下了“名人引退棋”。那时木谷吸取教训，极力主张对局应采用封棋制和“同息一馆、闲人免进”的形式。果然，他的主张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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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籍日本

    在我和秀哉名人又对弈之际，社会上阵阵阴风冷雨向我袭来，有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曾为我十分担心，他就是山崎有民先生。


    昭和六年，他于‘满洲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回到了日本。由于日中关系日趋险恶，他在北京美术商的买卖早已无法正常经营了。往在日本的华侨也都相继不断地返回中国。山崎先生当时对我说，若是我还想继续学棋修业的话，不取得日本国籍，终归难以长久留住日本。他劝我尽早加入日本国籍。山崎先生参加过日俄战争，曾在向二0三高地的冲锋中九死一生，成为幸存的三人之一。他常常以此为自豪。他在中国大陆有很长的生活经历，对政治亦了如指掌。


    我毕竟对政治一窍不通，便去找望月先生商量入籍日本之事。望月先生认为日本与中国是同种同文的国家，入籍也是件好事。于是劝我将名字改为吴泉。为了既不忘中国也不忘日本，吴泉字的前一字按照汉文读音，后一字采用日文训读。就这样，我高兴地顺从了这一劝导。昭和十一年四月，入籍日本的申请被批准了。我改名为吴泉。最初见报时，大家都只会用日文训读我的名字，其实吴字应是音读。由于大家很不习惯，念起来又不甚通畅，于是，昭和十五年，在镰仓我与木谷实下“十盘棋”第六局之前，又恢复了原名——吴清源。


    全家只有我一人加入日本籍，母亲和兄妹们仍然保持原有国籍。

    战后，我曾因为国籍问题而苦恼过。其实，入籍的事情我并未与獭越先生作任何商量。我想，未和他商量反有好处。因为獭越先生是个过于于认真、责任感强的人，当时若与他商量，战后他肯定会为我的国籍问题而大伤脑筋的。


    大哥吴浣从早稻田大学转到明治大学，不管在哪个大学读书，他都作为围棋部的主将而十分活跃。他曾获得大学生循环赛的优胜。后来，他毕业后，我拜托床次先生对他
给以照顾，决定让他去“满洲国”任一官职。


    “满洲国”由日本一手扶持建立，日本政府曾将“满洲国”作为“理想之乡”而大肆宣扬。我由于对实情毫不了解，轻信了政府的宣传，见大哥就职之事有了眉目，以为今后会在“日满亲善”中大有作为，一时曾倍觉心情舒畅、踌躇满志。

    大哥一度就职于“满洲朝廷”的宫内省，嗣后调至于驻日本的“满洲国”大使馆，走马上任又回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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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岛、“满洲”

  昭和九年（1934年）五月，在日本棋院、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共同举办之下，以“日满华围棋亲善使节团”的名义，我们一行访问了中国各地。这次旅行预定为两个月、除了我和木谷实，还有安永一先生和田岗敬一先生同行。

  由于身着和服，行动不便，决定以西服领带的打扮前往。我和木谷实穿西服是头一遭，谁也不会系领带，只好请田岗先生帮我们一一系好。乍一穿上西装，心情就好像是当上了某会社的社员一样。木谷实过去长年和服打扮，没想到西装领带对他再合适不过了，看着他就像一流会社的要人一样气派，真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从东京去长崎的沿途，出席了各地举行的“送别棋会”，最后到达长崎，乘上了“上海丸”，一路乘风破浪驶向上海。船在浩荡的长江入海口逆流而上，由那时算起，抵达上海已是翌日的傍晚时刻了。


  在上海的逗留预定为两个星期，是此行访问时间最长的地方。当地的富豪张谵如先生谈情款待了我们一行。船一进港，便看到众多的欢迎人群在岸上挥手跃动。许多令人想念、倍感亲切的面孔也夹在人群之中。最最令人吃惊的，是我看见了幼年教我汉文的老师——杨先生的身影。


  在上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棋会，当年我生活在北京时与我常常竞争胜负的顾水如、刘昌华、雷博华等中国棋士们也幸会一堂。一阵寒暄之后，对局开始。由于那正是我们狂热地运用新布局奕棋的时期，因而我们投下的子都是高位。对此，中国的棋士们个个惊诧不已。


  我们还从上海去了苏州和太湖等地游玩。那天，我们乘游船随波浮荡在太湖，船上主客对弈、谈笑风生。听说大湖也有类似海盗一样的水寇，时常袭击游览船只。为了以防万一，我们的船也不敢大意地乱开。上海名菜繁多，我们此行真是口福不浅。遗憾的是我滴酒不沾，见到那“酒浸小蟹”，虽然馋涎欲滴，却只好逊谢了。记得还有一道菜是用活蹦乱跳的小虾沾着佐料汁生吞人口，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光阴似箭，我们在上海两周的逗留一晃而过。我们队张谵如先生处得到一千元的谢礼，接着向青岛继续旅行。


  到了青岛，我和木谷实二人决定去国分先生的府上打扰几日。国分先生那时正因脖子疼不能扭动，样子十分可怜。他向我们诉苦说，到处请医生来看过却总是不见好转。那时，木谷实在西园寺公毅先生去世文后，继续在他儿子西园寺公直先生那里作信徒。公直先生给别人治病时，常常将手掌按在病人的患处，白中念念有词，采用“神贴掌”的精神治疗法。我和木谷实原来也学过此法。于是，“给国分先生治一治脖子吧！”木谷实劝我用“神贴掌”治疗法。我虽然不愿轻易卖弄此法，但经不住木谷和国分二人夹攻，“那就试一下吧！”我被说服了，只得点头答应。


  “也许很不灵验，光靠这个谁也不晓得管用不管用。”我一边嘟嘟哝哝地说着，一边取出一块手帕，贴在国分的脖子上。将手贴放在手帕上的约有三分钟，就那样纹丝不动地使精神贯注一统，然后将手撤开。怎么样？只见国分的脖子顿时疼痛全消，彻底治好了。

  手到病除，国分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我们受到了格外热情的款待。其实，我的妻子在遇到孩子肚子痛的时候，将掌贴在肚子上治疗，孩子的腹痛都曾一下子就治好过。用木谷实的话来解释，贴掌时，只要是将精神贯注一统，掌内便有静电传到患处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离开青岛，我们又踏上了去“满洲”的旅途。

  在“满洲”，于“康德帝”御前，我和木谷实每日用一个小时，下了三天的棋。由于当时我是五段，木谷是六段，所以对局我为黑先。，结果，我十二目胜，“满洲皇帝”观战时，曾拿出笔记本，认真地作了纪录。


  皇帝的侍从中有位徐先生。当年我住在北京时，曾让徐先生五子奕过棋。这次御前邂逅，真是他乡遇故知。当我问徐先生，觐见皇帝时该怎样称呼为好？徐先生告我说要称呼“皇上”。和木谷实的对局结束的那天下午，在皇宫御庭内抬出了桌子，决定由我和徐先生对奕。皇上随后也步出宫闱，前来观局。看到我的对手比较弱，便开金
口道：“联想看你吃他的子，越多越好。”一闻此话，徐先生顿时紧张起来，旋即将胜负置之度外，越发紧固地防御，拼死地不让我提取。我也剑拔弩张地想吞吃对方的几团子。然而，对方根本就无取胜之意，只求能活便罢。说真的，要吃掉背水为阵、殊死求生的子确实不易。非常遗憾，最终我也未能吃掉几子。


  对局结束后，我献给皇上一本新布局的书。皇上龙颜大悦，与我亲切攀谈。由于皇上龙踞御座，我总是仰着头用北京话对他讲有关围棋和在日本的生活等事情。也许皇上平常用北京话闲聊的机会甚少，与我谈话时显得格外有兴致。


  然而，据说皇上的“帝宫”原来是日本烟草专利公司的旧址，破旧不堪。日本的外交官经常出入宫廷，皇上虽然对他们那种蛮横傲慢的态度毫不动气，耐心以礼相待，但仍然可以看得出，他过着“笼中鸟，不如意”的生活。一想起前一代清朝皇帝威扬四海的光景来，怎禁得住痛心疾首、满腹凄凉。总之，那次的中国之行，是我初次还乡，心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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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天津!”

    昭和十年，我二十一岁。


    这一年的五月，西园寺公毅先生患癌症去世。记得前一年的年末，公毅先生曾对我说过，他想让我“得道”。“得道”，是指将先生倡导的宗教之秘诀传与我。无论哪一种宗教，仅仅是信仰，就只能称称为门外汉而已。唯有积多年之修行后，才能得授于那种宗教精髓的入门键。这个入门键，即各宗教之秘密，或称为秘诀。


    公毅先生逝世后，其子公直先生继掌山门。不过他与公毅先生的修行方法大有不同。木谷实在进入公直先生的时代里仍然继续其信仰；我却于公毅先生独去仙界后即离门而别。


    回想来日之后，我始终被对局纠缠紧迫。在前一年秋季升段大赛时，我升为六段。不过，随着身入高段，对局时间亦相应延长，真是此一局未完，又一局亟待，连续奋战。对当时已筋疲力尽的我来说，能得以修心养神的地方，唯有西园寺先生的府第。可惜西园寺先生一去不复返，埋头苦战于胜负之争的我，心灵深处仿佛顿时出现了无底的空洞，在难以解救的寂寞中，度日如年。


    就在这十月一日的夜间，发生了一件事。而且恰巧是在重大的秋季升段大赛前夜。升段大赛将于翌日迫临。入夜后，我将老子的《道德经》读完，正欲上二楼去歇息，突然一阵轻微发作，顿时陷入了“神灵附体”的状态中。据“心灵学”解释，即“接灵”状态。若是“神灵附体”程度严重，便会手舞足蹈起来。嗣后我作了 “玺光尊”（日本一宗教组织的头领）的信徒时，曾在金泽陪伴双叶山（日本著名相扑力士）三十五天之久。他也是灵感强烈之人，据说每当有劲敌相逢的相扑大赛的那天早晨，他都常常进入“接灵”状态之中。


    总之，我无意识地双手摩挲着自己的身体，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随后便感觉腹中一下子变得空空的了。这时，我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步履瞒珊地走进洗手间，直愣愣地坐下不动了。那时己是夜里10时左右。


    母亲早已睡下。可是，一想起我穿过寝室前的走廊去厕所多时总不见出来，“明儿还有大赛，这是怎么啦？”母亲放心不下，便到厕所来看。只见我两眼直呆呆地坐在那里。母亲大惊失色，唤起妹妹们，将我迅速搀扶到房间里躺下，赶紧通知濑越先生，并请来了医生。


    医生诊视了我的“病”状后，也只是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见我牙关紧咬，毫无表情；切脉微微，若跳若止；呼吸浅薄，并无异常。弄得医生无术可施，只得给我打了一针，说了声“请给他好好暖暖身子”，便回去了。我当时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直到被按躺下都隐隐约约地有所知觉，然而无法开口说话。又过了一小时后，于午夜12时，我终于能开口说话，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是，即使是到了次日，依然有神灵附体的感觉。那天的升段大赛只好因“病”而“不战败”。


    嗣后，我将精神贯注一统，向神祈告昨夜的事情究竟为何？于是，即刻在我心中听到了这样一个声音——“回天津！回天津！”


    记得这次发作的数日前，天津的二哥吴炎给我寄来了当地发行的报纸《庸报》。那个报社的社长是一位红zi.gif (65 字节)会的信徒，报纸每期都有他撰写的一篇有关红zi.gif (65 字节)会的专栏论述。我读了报上的论述后非常感动，对红zi.gif (65 字节)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将此事如实讲给望月先生，并递交了秋季升段大赛“休场报告”后，决定立即出发去天津。对濑越先生，我只说是回去祭扫家父之墓。不过先生觉得，在如此重要的升段大赛中途去扫墓，岂不怪哉？


    放心不下的濑越先生便去望月先生那里询问，当我出发后不久，先生也了解了真相。我递交了升段大赛“休场报告”后，只身肩着背囊，除了带上三等舱的船票钱外，轻装简从地由神户上了船。三等舱位于船底，我从那昏暗的船底逃了出来，在甲板上让海风吹拂身体，久久眺望那无边的大海。举目无亲、身无半文的我，究竟为何而去？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毫不迷惘，更不怯懦。因为有一种信念在强烈地打动着我——神在身边保佑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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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红会

    船到天津的塘沽港，二哥吴炎前来接我。说是母亲十分担心，早已给他去了电报。我决定先到哥哥住的南开大学宿舍打搅几天。到了宿舍，安顿下来，我便立即委托哥哥设法将《庸报》社长李先生介绍给我。当时，二哥边在大学读书，边在庸报社做零工。


    据说李社长是个虔诚的红信徒，一切新闻报导都放任让记者们去干，他只在自己的专栏里每天撰写有关红会的解说或一些活动的报导。


    我向李社长恳求尽早赐教红会教义，李先生愉快地答应了。从那天后，为了在李社长那里聆听教诲，我每日都去庸报社。


    可是，当时南开大学是抗日民族运动开展最热烈的地方。何况我来自敌国日本，仅此一点就会遭白眼，若不是与二哥一起形影不离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围攻与殴打。


    在这种处境下过了一周左右，我便离开大学宿舍，决定去烦扰二哥的朋友家。


    这样，我于昭和十年、二十一岁时在天津入了红会。并迄今始终一贯地信仰红会，现在，我已是日本红干会的元老会员，并得赐道名为吴碟灵。


    经常遇有各种各样的人请求我将红会的宗旨简单说明一下。然而，事情并非那样容易。若是勉强地作潦草解释，容易招致误解。无论怎样通俗易懂地来阐述，也要写成厚厚的一本。但我还是想斗胆一一试，将红会在此扼要介绍一下：
红十会布教之目的，在于领悟“解救他人，同时即解救自己”之真谛。大家都要互相帮助，从地球上消灭无益之争，实现世界和平，让人类得到解放。红会认为：综观一切宗教的本源，存在着宇宙之神——“至圣先天老祖”。那稣、释迦、穆罕默德、孔子、老子等，都是为了救济人类而受至圣先天老祖派遣的圣人。世界上的五大宗教，追根溯源，都是同根同生的，根据对世界五大宗教宗旨的研究，可以寻到那个本源，红会的真正目的，在于打破宗教界里的所有排他性，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应该在同根同源的悟性上联合起来，从地球上消除各种无益之争，进而救济人类。正因为如此，红会不存在“开山教祖”，无论哪种宗教的信徒都可以信仰和加入此教。

    书归正传，那时，我每天从热情相待的二哥的朋友家出来，到庸报社就一头扎进社长室，洗耳恭听李先生的教诲。


    然后去道院，从晚十点半开始打坐。为此，我和李先生二人每日形影不离地往来于道院。盘腿打坐乃修行之一。为何要在那个时辰进行？因那正值日夜变换时刻，也正是阴阳交替的时候。所以认为此刻的修行最有效果。


    有时我于10时前到达，有机会常和道院的干部们闲谈，或听讲有关红会的事情。坐禅一结束，归程中再到报社歇歇脚，吃点稀饭后回家。回到二哥的朋友家时，每次都是夜里近12时左右。虽然如此晚归，但寄宿家的伯母也曾是个道教信徒，见我千里迢迢热忱求教，每次都和蔼可亲地开门迎候。


    当时的红 会非常严格，要想成为“修方”（正式的道院信徒），条件是必须有六位干部会员的介绍，并且要有百日以上的修行，我挚意成为修方，得到了六位干部介绍，为达到百日修行，每日往来于道院。


    天津一到十一月，叶落秋深，寒气袭人，身上亟需外套一件。可是，我赤手只身离开日本，并未带外套。不过，那时天津住着一位曾是旧军阀、后又从政界引退了的人，名叫藩复，他叫人给我做了件漂亮的大衣，真是雪中送炭。


    藩复先生引退后成为道教的信徒，当时他一家三十人住在天津，共有佣人六十人伺候他们的生活。过去有钱有势的家庭，佣人必须是家族人数的两倍，此乃一般常识。


    在藩复先生家里，时常有围棋迷们云集一处开棋会。我有幸得到他的知遇，便是从应邀参加棋会开始的。总之，在天津，藩复先生作为我最善良的理解者给我以慷慨援助。

    在中国，一般军阀等政治家引退后，走向信仰之路的人很多。就在我客居天津之时，听说孙传芳这位军阀政治家引退后也信了佛教。有一次他步出寺庙时，遭到一位二十岁左右女子的枪杀。孙传芳遇刺事件，原因只是那位小姐为报杀父之仇而已。


    再说我虔诚地进入百日修行之后，约莫过了一个月左右，开始接连几次收到濑越先生发来的电报——“速归！”原来日本方面觉得我孑然一身远在千里，应该早些回返。

    由于催我回东京的电报频传，我沉不住气只好请求将修行缩短为六十天。后来，六十天修行一完我就成为修方，拜得到“北极真经”一部，嗣后于十一月中旬，乘上了回日本的船。到达日本后，我打算在回东京的途中先去位于京都绫部的大本教本部拜访一次，希望能见到出口王仁三郎先生。为此，事先曾得到大本教天津支部的干部为我写的介绍信。可是，船一到下关，便接到濑越先生发来的“速回东京”的电报。接着又有通知说，十五日将在广岛举行棋会。我盘算着，那个棋会结束后，返程时再去大本教拜访亦不为迟。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东京。


    非常遗憾，我最终也未能实现得见大本教的出口王仁三郎先生。就在那个月的十日，我回到东京后不久，大本教遭到了大搜捕。大本教的干部全部被捕人狱，大本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毫无疑问，风云突变的战争前夕，社会陷入了连宗教活动也没有自由的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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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见疗养所

回到日本，我再次一头扎进对局之中，每天一局接一局地应接不暇。

升为六段后，限用时间为十二小时的对局骤然增多，而且几乎都是两日制对局。两日制的第一天可以尽早封盘暂停，所以，第二天几乎都是昼夜拼杀。

木谷实最喜欢夜战，他在对局中，白天慢条斯理，一到夜间便猛地一下鼓起干劲，不战个通宵达旦决不收兵。我想，夜间也许情绪沉稳，可使注意力更加集中。怪不得后来我与他在镰仓进行“擂争十盘棋”的时候，他从白天起就要求将套窗关紧、点着电灯对局。那时，对局开始的时间早已事先走死，但午休可以自由地使用时间，和木谷实对局时，常常是第二天彻夜激战也不能终局，实际上一直是续战到第三天下午四时左右才见分晓。


因为我体弱无力，连续不断的日夜激战，实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可是，当时的新闻棋战大部采用的擂台赛的形式，因此，越是获胜，对局就越是增加。特别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夏天，在七、八两个月里，我不得不连续下了二日制的十七局，十七局可以说是每周平均两局。那时一局的艰辛，可以与当今两局相比。所以，局后只能休息一天，尔后又有对局恭候。这样，每周必有两天通宵达旦的搏斗。何况那时正值三伏盛夏，冷气设备还未诞生。


据说林海峰九段一般在比赛场合也是每下一局体重减轻三公斤，而且需要三天才能复元。因我生来就很瘦弱，一次不可能减轻三公斤的。即使是这样，一局熬下来也要掉
一公斤以上的肉。但是在体重尚未恢复之际，又必须一头扎进下一局的拼杀中去，到最后，竟瘦到再无多余的肉可减的地步，顶多只有四十公斤了。


我在新闻四社联合举办的擂台战中，曾力拔十二将，可惜遇到第十三人前田陈尔的那一局时，连看一眼棋石都感到恶心，结果以二目之差败北。


到了九月，身体疲备不堪，一副病态，每天夜里发低烧。于是赶紧到神田骏河台的杏云堂医院去检查，结果才知道患了“肺浸润”。肺浸润在今天属于肺结核的一种。我小时候曾患过此病，这次是自然痊愈后的再次复发。


我这副病态根本无法下棋了。只得在秋季升段大赛时“休场”，于家中静养，母亲和濑越先生尤其焦虑，用不知从何处打听到的各种各样的疗法来劝我医治。


三个月过去后，血沉由最初的每小时二十毫米恢复到十一、二毫米，每天仍然发烧，但不很高，37．5度左右。看来似乎有好转。


病情虽然不再趋向恶化，却总也不见明显的好转。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到何时才能参加角逐，似乎一时难以指望。于是，当时担任日本棋院理事长的古岛一雄先生便积
极劝我住院治疗。


古岛先生曾担任过《万朝报》的主编，是绪方竹虎先生的前辈。古岛先生在信州的富士见高原有一座别墅，他与有名的结核病疗养所---富士见疗养所的院长正木先生交
谊深厚。


正木先生除了本职为医生外，还是个小说作家，笔名“不如丘”。丘即指孔子，不如丘即自愧弗如孔子的意思。“事到如今，还是多花些时间彻底治疗一下为好！”古岛
先生这样说，劝我去富士见疗养所住院。我曾几次应邀拜访过古岛先生的那座别墅，早就看上了富士见高原的景色，于是欣然同意。古岛先生就我住院之事当即委托正木先生，正木先生也愉快地表示接受，结果，我幸运地免费住院疗养，于昭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前往富士见疗养所。


人人皆知，富士见高原在日本的高原中空气最清净，对结核病的疗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据正木先生说，他在全国巡查一遍之后，得出富士见高原为最佳疗养地区的结论
后，才下决心在那里修建疗养所的。富士见疗养所还因为在久米正雄的小说《来自月亮的使者》中作为写作背景而十分有名。


住院的第一天就有人向我宣布：“安静第一”，“最初的两个月里必须进入全天卧床静养状态”，并且还被警告，“说话多了也不好！”

与今日相比，那时治疗结核的特效药一无所有。即使有也不过是防止食欲减退的消化剂等等。说起治疗方法，完全是依靠安静和高原的清净空气，让肺部被结核菌侵蚀
为空洞的地方，由滋生出来的膜儿像一堵混凝土的围墙那样将其包裹住，从而达到慢慢愈合的目的。

绝对安静的状态对一般健康的人可谓寂寞难熬之事；然而对我来讲，好不容易才从残酷的胜负世界中逃脱出来，难得能如此享受清闲的宝贵时光，因此，我毫无苦感。

我请人帮助安装了一个撑书器，大部分的安静时间都在读书中度过。那个撑书器使用方便，只要是头扭转的范围内，无论哪个位置上都可以撑起书来，自由自在地躺着阅
读。阅读的一页，可用撑书器上的金属夹子夹住，只要挪动一下夹子，就可继续翻开下一页。

住院时，我将幼时读过的书，从四书五经开始，到王阳明、程子、中江藤树、本居宜长等有关儒学、国家的书都细细地读了一遍：以红zi.gif (65 字节)教的论述为主的书也读了许多。吕祖全书等也是那个时期读的。

住院前夕，久原先生送给我一本生长家出版的《生命的真相》，劝我读一读。带着此书，一进疗养所的大门就开始阅读，谁知里面尽是记载依靠信心来治病等经验之谈。有一天，正木先生来查房，见我正在读此书，“读那样的书，能治病吗？”先生一间，我无言对答，慌忙将书合上，藏起不读了。记得那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说不须请医生、光凭信心就可包治百病。


万万没有想到，享受了两个月的安静时光，我大有收获——彻底根治了自幼就有的老毛病——疝气。这是因为我每天躺着不动，腹内支撑小肠蠕动的腹膜完全长好，小肠下垂现象便不复存在了。这真使我喜出望外。

进入静养生活的两个月后，再也不发烧了，并可以洗澡淋浴及逐渐地增加日光浴的锻炼。日光浴是从晒足十五分钟开始，这样循序渐进地加强锻炼一个月后，允许每次全身晒一小时。

住院期间，来探视的人非常稀少，有一天，喜多文子先生光临。据先生说是拜访了富士见的老相识后顺便来看我。她还特意为我带来了仓田百三的《出家与作弟子》一
书，并有数册日莲宗及一休宗等宗教方面的书。如此厚待，对除了看书别无他求的我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

记得当时喜多文子先生曾这样告诉我：“东京方面，由于时局异常骚乱，人人都谨慎小心，莫谈国事。就连我丈夫六平太的能乐教习也很少搞了。只有围棋，因为是无言之物，不会祸从口出。比起来，我倒是因外出教习增多而忙得不亦乐乎呢。”

将要入冬时，经允许我可以慢慢地散步。于是我今天串串病房，明天到附近转转，显得异常活跃。富士见高原的秋天景色非常迷人。极目远眺，一边像海一样，到处生长着芒草，金风拂荡，漫山遍野泛起阵阵白色的浪花。另一面是日本南阿尔卑斯山脉，座座峰峦头顶着初冬的白雪，默默无言地高耸入云。向北望去，八岳山挺拔险峻的山峰，像支支利剑刺破天空，干燥的空气，晴朗的蓝天，站立高处，冷飓飓的风迎面吹来，令人心旷神怡。脚个的这片沃土不禁常使人回想起养育我长大的北京风光。每当找独自出去散步，一想起能够从胜负场上那乌烟瘴气的日月里逃脱出来，不但对病身未抱任何不安，反倒暗自庆幸，我终于享受了生来未遇的安静与修闲。

新鲜的室外空气对我这种病是天然的最佳良药，因而疗养所规定，到了冬天也不允许将窗户关死。富士见高原一到严冬季节；夜里气温下降到零下十五、六度左右。连门
的金属把手都冻得冰凉，一不小心握住了，弄不好会粘掉一层皮下去。而我却只穿一件睡衣、仅盖一条薄被便度过一冬。身体确实受到了一番严格的锻炼。

记得那年初冬时节，濑越先生前来看我。他一进病房，觉得太冷，十分吃惊。于是劝我说：“如果禁受不住这里的寒冷，就提出来，千万别客气！”在伊豆也有个疗养地，四季如春，他可以介绍我到那里去住院。先生来时紧裹着外套，口中不住地喊：冷！冷！而我却若无其事地身穿一件睡衣。也许身体早已逐步适应了寒冷，因而并无那么冷的感觉吧。所以我对换个地方疗养之事丝毫也不考虑，对先生的深切关怀感谢一番后，便一口谢绝了。

后来，经允许我可以更自由地散步。于是就常到富士见车站附近去玩。

那时，由于“日华事变”，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战争风云。日本各地到处都可见到为出征兵士们送别的场面。富士见车站亦不例外，每天都有一群一群的送行人拥挤在车站。那时，我一直盲目听信了“日中战争是为大东亚的和平而战”的日方宣传。然而我的心中还是不禁泛起阵阵杂乱的疑团。，每当看到送别出征的情景时，我总是久久地眺望，思绪万千。

就在疗养院内最大的一间病房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大陆的地图，患者们每天都将日本军进击的状况记录其上。他们在我的面前总是避而不谈，但我却清楚地知道，这间最
大的病房里，除了日本军进击而别无其他话题。

富上见疗养所里有许多病房，其中“白桦病栋”为最上等。那里常有各界名流往院疗养。我认识的有作家崛辰雄先生，政治家永田秀次郎先生的儿子永田亮一先生，画家曾宫一念先生，还有一位稀客——萨摩治八郎先生的夫人也在此疗养过。

据说萨摩先生是个出身亿万富翁家庭的纨绔子弟，他一辈子吃喝嫖赌、放荡不羁，将财产挥霍殆尽。夫人出院后不久，当时耗资三万日圆，在疗养所附近建造起一座豪华的别墅，打算一住不走了。可惜如此倾国倾城的美人，独自守着一座空房。丈夫在外花天酒地，似乎把她忘了。

在我的身体明显恢复后的一天，我和几个人结伴访问了那座豪华的别墅，并和那绝代佳人照了纪念像，可惜那些照片在战火中全被焚为灰尽。

结核病的疗程很长，疗养者需要有极大的耐心。这种病一般在疗养初期退烧很快，眼见着明显地好转。可是疗养到一定时候，“自感症状”虽然大大消失，但往往再也看不到有更明显的效果。

遇到这种状况时，丧失耐心而未能彻底疗养至康夏的人，有的吸烟、饮酒，有的偷跑出医院，于是造成病情再度恶化的不乏其例。年纪轻轻就因旧病复发而归天之人，在我身边也历历可数。记得富士见车站前面有一家“扒金库" （注：弹子游艺厅），一到夜里，常有一些病号从医院偷跑出来，在此寻乐和消磨时光。

我住的病房是“富士见病栋”，这里有许多《文艺春秋》社的社员和他们的关系户来往院。菊池宽先生的情妇也在此疗养过。

我隔壁的病房有一个比我晚一个月入院的人，名叫千叶。他也是《文艺春秋》社的社员。千叶住院期间最爱玩克郎球，邻近的克郎党徒们每天聚会，架起克郎球盘大订一
场。我也被卷了进去，而且越打越精湛，这个游戏后来逐渐在全疗养所风靡一时，由于大家越打越上瘾，惹得医生们不得不采取将克郎球盘没收入库的高压政策。


千叶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住院期间和我交情最深。或许他过于年轻气盛，见自己的病情恢复缓慢，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后来又患了失眠症，异常苦恼。我见他时
常背地里吸烟，还偷偷地往眼药瓶里灌注威士忌，于无人处悄悄地一饮而尽。我出院后，他的病情仍无明显好转，终于成了不归之人。


昭和十三年六月，当我的病情有显著康复的结论后，接受了本因坊秀哉名人与木谷实七段的“名人引退棋”的解说之任。


这个“秀哉名人引退棋”，名副其实地成为秀哉名人最后的一盘棋。从六月二十六日于箱根开局，中途由于名人病情恶化，八月十四日弈至百手时便中断。然后过了三个
月，于十一月十八日于伊东再次交战，到了十二月四日才终于有了结果。实际上对局的天数共十五天，限用时间各为四十小时，成为载入棋史的一场重大对局，同时，这也是“世袭名人制”时代名人最后的一局。木谷为了此局，决定当年秋季升段大赛时“休场”，对其他的棋战一律挂起免战牌，在半年之间全力以赴地迎战秀哉的“引退棋”。

这盘棋结果是木谷实黑先五目胜。此局乍看朴实无华，但却十分复杂。由于名人抱病对局，下完这盘棋后，大约过了一年，于昭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不幸告别了他那叱
咤风云的棋士生涯。

这盘引退棋的观战记者由川端康成担当。数年后，他将观战记汇写成一部小说《名人》。在川端先生的作品中被称为名作的《名人》，令人百读不厌，千古流芳。

对我来说，于病中担任如此重大对局的解说，无疑是副重担。虽然疗养所的医生嘱咐过，不许我过于勉强地工作，但一想到重大对局之中怎能允许有错误的解说，于是，我便叫人将研究用的袖珍型棋盘与棋石送到病房里。需要研究的棋谱每周由每日新闻社的责任记者鸿原先生亲自带来，由我看过之后加以解说。可是，到了中盘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冷不防地让我看谱，要作出漂亮的解说实在是有些强求。不过，话虽如此，我还是不能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左思右想，不得不在夜深入静之时，偷偷地展开棋谱，反复揣摩名人秀哉和木谷实的真意所在。

川端先生作为观战记的执笔人，真是费尽了心血。有一次，他说：“我想看看吴六段是怎样作解说的。”于是，特意和鸿原先生一起到疗养所来看我。


自我住院以来，已有一年零三个月的光景，昭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出了院。那正是因名人住院治疗、名人的引退对局不得不中断的时候。


在我往院期间，除了名人引退棋以外，我还接受了朝日新闻刊登升段大赛实战谱的解说之任。这件差使，也许是懒越先生见我病情好转、怕我收入减少而特殊关照给我的。为此，朝日新闻的责任记者胡桃先生每周都到疗养所来取我写的解说稿。


即将顺利地出院之时，按照朝日新闻社的计划，为了观察一下我身体恢复的情况，决定让我与藤泽库之助四段下一盘“试验对局”。限用时间各为四小时，结束后，再用调光给我作一下透视检查。对局后检查的结果是：不可勉强，必须让身体一点儿一点儿地逐渐适应对局。


出院后，我立即出场于当年的秋季升段大赛，然而由于身体尚未彻底恢复，结果成绩为：三胜三败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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