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子

天很冷了。我的两只手因为没有戴手套而冻得通红。高架下的风直直地串进我的领子里。真的好冷。走过那座教堂，白白的房子在风中显得孤零零的。生物课上我们做了实验——解剖一只兔子——可怜的兔子，被注射了麻醉剂，躺在冰凉的盘子里——刀在它的肚子上划一道线，然后血流出来，点点的殷红的血沾在雪白的毛上。空气中弥漫着福尔马林的味道——我对楚一说这些，我的声音在冷冷的风中有点干涩地说出这些。楚一楞楞地看着我，“你很怕吗？……你不该怕的。”我有点莫名其妙，然后大笑起来，他也笑了。冬天无人的街道上，我和楚一并肩走着。寒冷使我们的身子靠得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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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二战在欧洲打响了。后来，法国被德军占领了。再后来，戴高乐在伦敦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而在遥远的东方，一个法国军官从一个卖花女孩子手中接过第九十九朵红玫瑰的时候，他向她求婚了。女孩受宠若惊，含着笑答应了他。于是，纷飞的战火中，他们手挽手走进了徐家汇的圣母堂。军官对女孩说：在我第一次看见你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了你。女孩甜甜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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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不经意间的一笑一颦就会成为两个人相伴终身的理由。楚一说他第一次看见我，那个在教堂门前对上帝说话的我时，心中就有了种很莫名的感觉。那一刻，他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来望着我，然后用他温暖的手焐我冰凉的手。在寒风中，我的眼睛湿了。我不知道想做什么。
      也许，我不再是个寂寞的小孩。

      我拒绝了楚一，拒绝了他的一切。大概是我的不浪漫，我永远也学不会浪漫。
      放寒假的时候，楚一去了北方，那个曾经有他童年的城市。他写来信说那里在下雪，下得很大很大；雪中，俄罗斯的房子在哭泣。而我整天呆在家里，我不敢再出去。我怕在这座城市再遇到什么人什么事。
      我摊开我的笔记本，我看到这句话：
      “我是一个寂寞的小孩，漫步于城市灰色的高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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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理 班》
　　
　　刘嘉俊
　　
　　
　　也许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我进了物理班。可能我认为物理是我比较混得过去的一科吧。
　　
　　　　然后，我的大脑开始向一种科学方法进化，物理和数学逐渐成为条件反射而不是什么技能。在乘车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对我的身体进行受力分析，特别是在转弯的时候，很多计算向心力的公式一下子充塞了我的大脑。看足球的时候，会自觉地通过平抛运动的计算方法结合相对运动去判断球传得是不是准确。玩篮球的时候，看着一道弧线划过，大脑会分析这个弧线的数学方程。至于语文课，根本就是用来补充晚上的睡眠不足，英语课始终是在因为疲劳过度而麻木得不知疲倦的听与写中完成的。这几乎就是在训练的我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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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痛苦的变化大概在开学后的两个月中完成，其间，我的学生手册上增加了许多不太光彩的记录，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会有那么多不及格。甚至我和同桌的分数相加才能和最高分打成平手，或者我的分数是最高分的二十五分之八。母亲对我的教育也很让我难忘，我记得以前，她总是说要好好读书不然就去扫大街，现在她说如果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等着下岗吧，也许她也了解环卫局照样要求有学历了。不过母亲很舍得智力投资，我很早就了解了各种洋参丸中哪一种效果最好，不过ＤＨＡ这种东西的效果还需要通过时间检验。
　　
　　　　然后，我能说我充分地适应了高三的学习环境，然后我发觉班级里成员的改变“让我欢喜让我忧”。那么多的新面孔足以让我后悔当初的班级沙文主义让我少认识不少应该早点认识的人，那么多新的朋友或者勉强成为朋友的人让我的通讯录丰富了不少。物理班，男女生的比例大约是二点四六比一，女生的资源匮乏让整个教室不是太吵闹就是太沉闷，违反中国传统阴阳调和理论的结果我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了。反过来说，男生资源过剩形成的男生贬值的效果我也很深刻地体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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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我整整半个月的长吁短叹中，我认识了莹。说认识，其实早就认识了，就是同班同学嘛，不过却从来没有想到她是这样的有意思。在开年级会的时候，她因为实在找不到地方，屈尊坐在我边上。我说她是屈尊是因为我这种因为住的地方不太敏感从而没有什么市容监督所以一直很幸运地没有被抓的人确实没有什么能吸引她的地方。当年级组长在那里长篇大论到“我们这届学生的水平总体还是不错的”的时候，她轻轻地接上“我们一直在努力”，而老师说“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达到分数线”的时候，她说“我们会做得更好”，都是广告词。我看了看她，而她只是一种对老师的说教不屑一顾的表情，耸耸肩。我认为班级里的女生都不太可爱的想法从此消失。
　　
　　　　然后，有一次语文老师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在课堂上读了我的作文，说是写得很有新意。鬼才知道那是我早上起来发现作文没有写在吃早餐的时候用了２５分钟涂的，至今我还坚决不承认那是我真实水平的反映。下课以后，莹跑来问我那里面“引用”的名言是哪里看到的，谁说的，很有道理。我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够出名的话，你说什么都能在前面加上“有位名人说过”，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够有名至少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她笑了，我从来没有看到那么明亮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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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随后的时间，我有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万有引力的公式是错误的，因为虽然莹的体积与质量都不能和班主任相提并论，我却感到她的吸引力比班主任大，至少我的眼睛是这样感觉的。我很警惕这种危险的感觉，在我下决心前的一秒却想如果高三再不体验一下，这辈子就没有机会早恋了，那可亏大了。何况，我也未必能抓住这个机会，以我对自己的评价来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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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就是高三，只要你上了其中任何一节课，就不会有任何怀疑。不过，可以选择上课的风格。如果选择认真，我能在两节课里从老师那里知道不少需要自己归纳的东西，减少了自己摸索需要的时间与努力。如果选择抓紧时间，我能在同样的时间里完成相当数量的习题，能得到的效果和上课差不多。不过，无论怎样，作业的数量是相同的，虽然你能选择做还是不做，或者抄，但是老师也可以选择放弃你，找你去办公室，点名批评或者通知你的家长。因为老师在选择的自由度上胜过我们，愿意以身试法的并不多。
　　
　　　　我总是很认真地做作业，虽然效果相当有限。通常我会用不少的时间做题目，各种各样的，效果仍然有限。我记得雷锋说把有限的生命投人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我觉得我把有限的时间投人到无限的题海战术中去。于是，我的学生手册上不再出现能让人惊讶的成绩，让人眼睛一亮的或者特别刺激神经的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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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方面，莹和我有相当的共同语言。她可能比我稍微好一点，却比我更不在乎。有时候，她会拿着一些题目来问我，不是因为我很厉害，而是因为我很耐心，耐心到用笨拙的办法艰难地完成。或者，她觉得问高手她会有自卑感，而比我不行的就没有利用价值了。而我，似乎很愿意被她打扰，有时候，我甚至会期盼她的打扰。
　　
　　　　测验在一次次地进行，而我的信心在一点一点地消失。我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成绩不行而不自信，只是，我觉得我像是一台旧机器，每天吞吐着数量可怕的习题，所有的感觉就在这最强烈的感觉的阴影下渐渐麻木。测验时的心理状态根本不是问题，反而，我会想高考的时候那些因为心理状态不好的人怎么过的这一学年。而我看到的绝大部分的同学都是这样，教室里的生命气息真的是气若游丝。
　　
　　　　这时候，莹就更加引人注目。在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她的声音总是潇洒而自信，虽然不常正确。偶尔对了，她会在老师转身的一刹那，抬起手竖起代表胜利的两根手指，鼓励自己；错了，她会掩着嘴，做出无心之失的样于，老师也不会苛责。她是所有的同学中最有人缘的，像她这样的人，这似乎是很正常。
　　
　　　　但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有那么好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