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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马之梦


    对桥本本因坊的十盘棋结束后，暂没有什么重大的棋赛，得以在仙石原过一段安静的日子。那时家里只有我们夫妇俩和一个女佣人，有时妻子娘家的人来小住几日，此外很少有人来访。

   仙石原的确是个不便之处，尤其是请大夫最难。有时胃痉挛发作，请医生到家里来需用半天。我常常在等大夫期间疼得浑身冒汗，像只虾米似的弯曲着身子，呻吟不止。另外交通也不方便，出去对局，赶到汽车站一看，平时总是误点的汽车却往往提前两三分钟开过去了。假如死等下一班汽车，就会赶不上转乘的火车。叫辆出租小车也要费很大周折，其实，小车仅用二十分钟左右便能驶到小田原。尽管如此，能够生活在辽阔的大自然的怀抱里，我还是非常喜欢。在仙石原生活期间，我习惯了被浓绿包围的环境，并产生了养马的念头。若能在这一望无际的高原上养马，每天骑马兜风，该是何等地乐逸呀！

   我对动物没什么兴趣，可不知为何从小特别喜欢马。

   看到中国画中的旅行者都是持缰乘马，悠然信步在群山耸立的羊肠小径上，越发使我迷恋挥鞭纵马之事。那阵子，别人问我喜欢什么，我总是回答说喜欢马。因而亲朋好友们便送给我许多以马为内容的东西。不久，家里布满了马的书画及摆设。这样一来，我就更渴望有一匹真正的马。去九州云仙洞时，正值秋高气爽，在驯马手的引导下，我曾兴致勃勃地骑马围绕饭店跑了一周。这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也更加激起我养马和骑马的愿望。在仙石原高原上一边骑着马溜达，一边侧耳聆听百鸟啼鸣，真是美哉妙哉！由于这个念头愈来愈强烈，我开始认真地考虑如何实现养马之梦。

   我整天琢磨养马的事，并开始学习饲养方法。我家斜对面有一块九百五十坪左右的空地，那里青草繁茂。如果买到手，足够饲养两三匹马。我想，假如饲养费用太高，将来可作为观光马委托给别人经营，这样起码可以赚回饲料钱。

   那块空地为表石阁旅馆所有。由于我每天去那里洗温泉，和旅馆经理很熟。当我间他是否有意出售那块空地时，对方回答说：“如果是吴先生的话，卖给您当然可以。”价钱是一坪五百日元。听后我高兴地和多贺谷先生商量，但他只是“嗯、嗯”地听着，好像没什么兴趣。当时旁听的妻子虽没公开反对，但也是一副不乐意的样子。嗣后，多贺谷先生出于我的经理人的立场，对养马之事进行了一些调查，数日后，他说地皮一坪五百日元太贵了，前一年有个叫田中的人在附近买了五千坪土地，当时价钱一坪才三百日元。只因为我对家庭经济一无所知，再加上多贺谷先生和妻子的不悦神色，弄得我不敢执拗，只得作罢。

   不知不觉之间，对藤泽九段的十盘棋计划逐步具体化了。加上我养马的念头渐渐淡薄，建立观光牧场的美梦至此烟消云散。

   一般来说，大凡棋手搞实业，十有八九难获成功。可是养两三匹驾马又算得上什么实业呢？连这么个小小的计划都未能实现，现在想起来真觉得遗憾。倘若当时我稍微坚持一下，即使只买下那块空地也是好的。总之，在那块我常去散步的空地上，至今留存着我的养马之梦与迷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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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棋士生命作赌注的十盘棋

    自藤泽（库）和我晋升九段之日起，就命里注定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当时各家报社都争相计划举行我们两人的决战对局。结果，读卖、朝日和每日新闻三家之间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三家将停止竞争，平分秋色地分别举办有关我与藤泽（库）九段的对局。读卖新闻主办“擂争十盘棋”，每日新闻主办贴四目半的“四盘棋”，朝日新闻主办我与藤泽（库）、木谷实、桥本四棋士的“四强战”。由于朝日主办的“四强战”中我要一人独弈六盘，因此将三社的对局合起来，我将苦战二十盘。

    如前所述，因我一直觉得十盘棋不过是擂台战式的对局，所以随时都有接受挑战的精神准备，但藤泽（库）九段那方面却似乎是件复杂的事情。他总不给予应战的答复，致使前次与他的商谈搁浅。

    我本人并不知晓藤泽（库）九段为何在与报社的商谈中闹别扭，据说他之所以迟迟不愿应战，主要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纠缠不休，即秀哉名人引退之后，名人位这把空交椅应由谁来坐？

    由于藤泽（库）九段不愿应战，读卖新闻才急忙组织了我与桥本本因坊的第二次十盘棋对局。而且，在该报的通告中，谈到藤泽的近况时有如下的评述：

    “广大围棋迷们期待已久的吴氏与藤泽氏的交手，尽管吴氏历来是从容坐擂，但不知何故藤泽九段却怏怏无应战之意。因此，二人的决斗难以实现。而且藤泽氏自晋升九段以来，棋力已显出骤降之势。昭和二十四年秋季升段大赛时他三胜三败，昭和二十五年春季大赛时二胜四败，本届本因坊战为三胜三败，不振之势持续未减。有人认为，由于桥本八段在本因坊战已取得了优胜，时至今日，棋界人士们的注意力恐怕已从‘吴一藤泽之对抗’，转移到‘吴一桥本之决战’上来了。为此，本社为了继续期待藤泽九段振作起来的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待此决定首先举办‘吴一桥本十盘棋’的对局。可以预见，作为‘吴一桥本时代’到来的响亮回答，此番决战成为本年度最大的历史性的争棋！”

    藤泽九段读了通告之后火冒三丈，立即在日本棋院机关刊物《棋道》上以头版头条报道的形式发出了“我随时应战”的声明，并在文中指责读卖新闻“无理”。对此读卖新闻也针锋相对地同样在《棋道》上刊载了“是谁无理”一文。至此，一场笔战更使商谈陷入了僵局。这场架越打越烈，后来竟演变成了互相揭短的地步。几个月过去后，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闹得满城风雨。后来，由于藤泽的母亲去世，据说在举办葬礼仪式的过程中，人们趁机使双方言归于好，并且终于实现了“吴一藤泽对局”的最初目的。

    虽然如此，在对局限用时间的商谈中又遇到了难题。长考派的藤泽毫不让步地主张双方各为十三小时。我则主张最长十小时，并表示以此为界，不再退让。

    我很早就主张对局应以一日终局为原则。尽管围棋有很强的艺术性，但终究属于竞技。如果对局为两日以上，就难免有伙伴儿的提醒与支招儿，从而容易使竞赛掺进不纯的因素。另外，我认为，要想使围棋作为国际比赛而加以普及，也应当将对局限定为一天为佳。限用时间短，但棋艺不一定下降。快棋赛中也曾有过不少出色的棋谱。再者，我所敬重的本因坊秀荣名人也曾主张限用时间应为一天。

    总之，在限用时间问题上，我不能只对一家报社让步，如果轻易让步，那么三社共计二十盘的对局，我都必须遵守限用时间为十三小时、三日终局制的规定。这对于以体重七十公斤为自豪的藤泽来说十分适宜，但对于体力很差的我来说，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总之，当时我主张的十小时不容改变，最多退让到二日制才愿出阵迎敌。谁知藤泽更是顽固，毫无让步姿态。我为了打开僵局，折中取十一个半小时来做让步，最后甚至让步到十二个半小时。然而即使是我一让再让，藤泽在限用时间问题上仍然是连一分钟都不肯退让。


    由于在限用时间上没有达成协议、交涉再度出现搁浅。之后半个多月里，我没有听到任何来自报社的消息。事情到底怎样了？正当我也有些沉不住气的时候，朝日新闻社的“责任记者”学艺部次长户川常夫先生突然到我家来访。一见面，他就劝我无论如何要同意限用十三小时的要求。而且还告诉我说，朝日新闻社的首脑会议决走，今天如得不到我的同意，就放弃“四强战”的计划。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理解他的处境。我想，如再僵持下去，最最为难的是这些有关人士。因此，为了顾全大局，我毅然答应了十三个小时的要求。

    说点儿离题的，我至今还记得有关朝日新闻“四强战”对局费的往事。由于朝日新闻社早就听说过我喜欢马，打算用对局费的一部分买一匹一流的赛马赠送与我。如前所述，当时我只是热衷于养马的计划，根本没想过当赛马的马主。当此事传入耳中，我惊愕不已地对他们说：“我只不过想骑马代步而已，赛马的事我可是力不能及”。不消说，我当场谢绝了这件事。

    我对户川先生表示同意限用时间为十三小时之后，又打电话将我的主意通知了另外两家报社。这样一来，与藤泽九段的十盘棋对局便排除了一切障碍。霎时间，战云密
布。我与藤泽九段的决斗不久即将揭开战幕！我反复体会着这一对局的重大意义，于翌日踏上了去金泽的旅程。我打算先到前田先生那里落一下脚，在就近的温泉治疗一下痔疮。

    一到温泉后，我估计当天的报纸会发表“藤泽对吴十盘棋”的消息。然而寻遍了报上所有的角落也没有见到发表的消息。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户川先生离开我家后，径直去了藤泽那里，将我同意限用时间的事告诉了他。不料，藤泽却一反当初“随时应战”的诺言，没有立即给予应战的答复。户川先生又尾追到名古屋，再次与藤泽谈判。结果却是吵闹一场，不欢而散。为此，朝日新闻社不得不忍痛决定放弃“四强战”的计划。

    当读卖新闻社任命山田虎吉先生为“责任记者”后，这个被称为既费时间、又很棘手、空前绝后的“吴一藤泽十盘棋”才终于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十月，朝着可望落实的路上迈进了。与藤泽九段的交涉，从开始筹划到落实，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

    此次十盘棋或许可以称为“昭和二十年代最大的争棋”。我于临战前从未有过“必胜不可”、“决不能输”之类的念头。因为我历来认为胜负取决于天运，所以在对局的“前夜祭”的仪式上让我当众表示决心等事，对我来说实在是受罪：，但这次对局非同以往，迄拉开战幕为止，不但费时两牢，而还在社会上引起一阵骚动。说真的，听到对局之事己决定后，我心里也十分紧张。记得我正在温泉洗澡时，永野辉雄先生也跳进池中，问我对胜负有何预见。我当时回答说：“我只要能保持恒常之心，就不会输棋。”我曾预想过，面对计算精深、刚劲有力的藤泽九段，我将会凭大局观的稳
健之力来抗争。不过，胜负结果只有神明知晓。我只要在盘上竭尽全力，结果如何，只能听天由命。我想，只要抱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达观信念，就可以保持恒常之心。

    昭和二十六年（1951）十月二十日起，我与藤泽（库）九段激战了三天。第一局的场地选在日光的轮王寺，我们在漫山红叶艳似彩屏的景色中对弈。藤泽九段执黑先行，弈到50手时，黑棋开始在左边白模样中施展手段，很快就引起了一阵绞杀。当时黑棋的企图是将白模样彻底侵蚀干净。但执白的我也将黑子赶进自己的阵地中，决心将打入的黑棋来个“瓮中捉鳖”。这样，一场激烈的绞杀场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后来，黑棋终因差一气，仅仅弈至94手时，藤泽便投棋认输了。

    但是，认为黑棋输在一手棋上则是个错觉。当时无论我还是藤泽都有误算。实际上应该是白棋一气劫而黑棋提取后获胜。终局后，记录员盐八四段点破谜团，我俩都哑然不语，目瞪口呆。

    总谱中的黑棋第91手，如挡在图1的1位，接下去到⑤成必然。然后黑棋不提取白二子，而于7位紧气打吃。临到白②被逼得提取黑四子时，图2的黑1便迅速紧气。接着从白②至黑5，就会出现图3中的对杀场面，结果应该是白紧气劫。不过我认为，即使白为紧气劫，白棋尚有在总图中的A位压的好手，结果仍然是复杂的胜负之争吧。只
因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序幕战，因而我俩的误算也出了名，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其实，胜负全凭运气。“智者干虑，必有一失”，即使是行家，双方都出现误算的事并非新鲜。重要的是当事人不必对此太过虑了。

    第二局我执黑棋，在弈出了难以撼动的胜利局面后，竟出现了走棋过分的错误，刹那间，局势被逆转了。这真是失策的一局！

    第三局我执白，对优势的黑棋步步紧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取得了平局。

    第四局我再度执黑失手。至此，十盘胜负的前四周为一胜二败一平，我暂时落后。奇怪的是，到第四局止双方都执黑未胜一局。在我的经历中，无贴目的对局连续两局执黑失手的事还从未有过呢。况且第五局我执白棋，又对藤泽有利。如果让执黑的藤泽顺利取胜，形势将是一胜三败一平，我不得不陷入窘地。因此对我来讲，这第五局是至关重大的一局。

    第五局仍在我熟悉的小石川“红叶”旅馆进行。只见藤泽步步为营，小心谨慎，至第二天封棋时黑棋仍然阵脚不乱，我无隙可乘。战至第三天的傍晚，双方都苦思冥想，陷入酣战之中，不料突然停了电，顿时周围一片昏暗。不过我和藤泽都毫不介意。那阵子供电状况极差，停电是家常便饭，，桥本宇太郎与岩本本因坊对局时就经常是秉烛夜战。

    由于我们的身心全都倾注于胜负之中，再加上早已习惯了停电，黑灯瞎火的也毫不在意。当电灯突然又亮了的时候，我和藤泽几乎同时“啊”的惊叫了一声。双方都不满地抬头瞪了几眼天花板，随后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

    这时，徘人（徘句诗人）中村汀女先生前来观战，即景吟徘句一首：
春夜怒嗔嗔，何问枰前人易惊？久灭灯复明！
在这次观战后，他又作了三首徘句：

（一）
激战日当午，
偶见纹枰游丝浮，
凝眸更踯躅。
（二）
迅似春光短，
石石敲在一瞬间，
响得心儿颤。
（三）
幽怀伤春感，
试投一子惊波澜，
孤石光闪闪。

    看来徘人的确不同凡响，在杀气腾腾的争棋中仍然玩赏风雅，实在令人佩服。

    结果，第五局自电灯复明后，骤然间变成了激战难解的局面。经过反复激烈的较量之后，白棋终于抢到胜利之果。至此，双方都是执白得胜，各自成绩均为二胜二败一平。从第六局开始，胜负将从新的起跑线上争夺。

    没想到这第五局即胜负之争的高潮，其后便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从第六局至第十局结束，我势如破竹地获得五连胜。

    再输一局就将被击退降为“先相先”交手的藤泽九段，在第九局时曾经是胜利在望的局势，可惜由于一大错觉而一蹶不振地败下阵去。

    最后的第十局是在成田山新胜寺对弈。


    此次十盘棋设立之初，藤泽九段曾提出一个对局的条件，即：倘若他被击败，希望再次举行擂争十盘棋，以给他重返擂台的机会。没想到第十局竟成为我们再次擂争十盘棋的序幕了。记得弈第十局的前夜，藤泽九段曾说：“希望将此局的成绩算进第二次十盘棋的胜负局数中去”。我则回答他说：“第一次是第一次。第二次十盘棋应该另当别论。把第一次的成绩算作第二次，这样的事既没意思，又办不到。不如把这最后一局当作临时的比赛，真不想下的话，不下也行。但望你和山田先生商量后再定！”说完，我一头钻进蚊帐中睡下了。

    后来，藤泽九段去央求山田先生，但显然难以如愿。过了很长时间，山田先生来到我的寝室，对我答复说：“己设法使藤泽九段同意了你的意见，还是按与擂争无关的临时棋赛来下吧。”结果翌日开始的第十局，我仍然执白中盘胜。

    这样，轰动四海的擂争十盘棋，弈至第九局时我已先胜一筹，并终于以七胜二败一平的战绩而告捷天下。

    同时，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四盘棋”，也在擂争十盘棋的间歇期间举行，结果我又获得四连胜。

    此次十盘棋结束后，青木一男先生、三崛将先生及山田虎吉先生等人曾为我呼吁说：“早该授予吴清源名人位了！”不过，我可没有非当名人不可的想法。这一主张只是棋界一部分人的意见，从未认真地加以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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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访台湾

    昭和二十六年（1952）八月，我将藤泽库之助（朋齐）九段击败之后，实际上已成为日本棋界的“第一人”了。这时，台湾棋界发出了我去台湾旅行的邀请。

    当时台湾棋院的理事长是周至柔先生，台湾银行总裁应昌期先生任干事。大哥吴浣作为理事，无报酬地义务为棋院介绍讲解日本的棋谱，致力于围棋普及工作。但有不少围棋爱好者竟连个能自由下棋的场所都没有。虽然台湾棋院招牌满大，也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

    记得在接受邀请之际，熟人中有几位曾考虑我持有台湾籍，访台时也许会被当地人这样劝道：“别再回日本了。”担心我一去不返。当时我想，如果我真的不能回来，到那时再说。反正对结果和后事过多地忧患将没完没了。因此我根本不把此事挂在心上。像我这样长期漂泊海外，徒居异国之人，倘若那样瞻前顾后，恐怕早就生活不下去了。孔子有这样一段教诲，大意是：诸事行之前，心有二思。一思即行者，易悔于轻率，，三思者必生疑惑，万事皆休矣，我就是将这段教诲奉为行动指雨的。

    据说此次应邀访问之际，台湾棋院将授予我“棋圣”称号。但我认为，“棋圣”应敬赠给善始善终地保全了棋士生命之后、享有超群技艺与人格的人。我的棋士生涯任重道远，还须再接再厉，接受如此崇高绝顶的称号既当之有愧，已为时过早。倘若在今后的棋士生涯中成绩一蹶不振，玷污了“棋圣”的名声实在是担罪不起。由于领受棋圣称号委、实令我诚惶诚恐，故而只得谢绝。这样，据说台湾棋院将代之授与我“大国手”的称号。盛情难却，我只得承领了。

    所谓国手，在中国相当围棋名人之地位。在古代，“国手”原是指占卜阴阳、观测天文、熟知历法、指导农业生产等活动中担当“领导国家之手”重任的人，据说，围棋原是作为占卜天文、阴阳的工具而发祥，所以“国手”即操纵围棋的人。嗣后，围棋逐渐演变为一种赌斗胜负的竞技，但“国手”这一称号却依然保存下来了。

    我们一行中有我和妻子，多贺谷先生和女棋士本田幸子共四人。那时，我妻子处于被无理取消日本国籍的状态，为了取得出国护照，曾经请律师据理申辩，才恢复了日本国籍。

    台湾——我初次踏入的土地，大哥吴浣、母亲和两个妹妹还都健在。我与母亲自昭和十六年分别以来，已有十一年未见面了。由于母亲还希望与我们一起在日本生活，于是约好，手续一办妥就把她接过去。一年后，于昭和二十八年，我们在箱根仙石原特意为母亲造了间配房，再次共享天伦之乐。

    在台湾，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

    当时台湾棋界人士普通认为，我已将藤泽九段击败而雄踞“第一人”的交椅，在日本棋界既有相当的发言权，经济上也一定很富裕。因而许多人都热烈欢迎我，争相请我赴宴。不过我从未得到任何酬报。他们哪里知道，当时我正处于不知何时已被日本棋院除籍，一旦在十盘棋的擂台上败下阵去，恐怕会立即遭到棋界驱逐的状态。话说回来，这些事就是禀告台湾同胞也无济于事。

    访问期间，我曾去台湾红#会道院参禅。由于台湾红会刚恢复不久，尚苦于维持。一见我来参禅，便求我捐赠。反正台湾人都以为我在日本功成名就，一定腰缠万贯。岂不知我刚从不名分文的窘境脱身不过四、五年，实在是无捐赠之力。作为穷极之策，只得乞求应昌期先生赠我三千元，这才借花献佛地捐给了红干会。谁知台湾棋院的周至柔理事长知道此事后，把我叫去，叱责我说：“这种事不可胡来，否则要坏事的。”大哥吴浣也怪罪说：“纯粹是给我找麻烦。”究竟为何不允许呢？虽说他们并未讲清原因，但看得出，台湾政府与红会的关系不好，因而使我徒劳无益。

    应昌期先生是位有名的围棋规则研究家。几年前他曾制定了台湾围棋规则，并表示要征求我和林海峰九段以及日本棋界有关人士的意见。他打算得到我和林海峰的赞成
后，译成五国文字广泛宣传，并声称要作为国际围棋规则加以普及。

    为了说明台湾围棋规则，应先生的代理人——原在神户居住过的很有名气的华侨吴先生特来日本，同我和林海峰、三掘将先生、村上文祥先生等一起就台湾规则的良否进行讨论。会上，大家都以七分外交辞令的口吻说：“很好。”只有我一人持反对意见并明确指出：“有些部分不好。”

    台湾规则的详细说明在此省去不谈，总而言之，编得十分合理。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由于终局时必须将实地全部用子填满，因此盒里棋子差一颗也不行。关于围棋规则我还将在后面章节里详述。

    总之，我以前就认为日本棋院的规则不合理。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围棋规则不仅作为规则而且作为思考方法都是顺乎自然的，因而没有硬行改变它的必要。应当说明，中国的围棋规则是伴随围棋的发祥与发展而锤炼成型。这与国度、政治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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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峰少年

    台湾棋界邀请我的另一目的是请我判断少年林海峰的棋力，倘若他成材有望，再与我商量如何培养他的才能。当时，林海峰只是个十岁的小孩，因与台湾棋院理事长周至柔先生是同乡，周先生很想把他培养成一流棋士，故而用力栽培。

    我与少年林海峰的“试验棋”在挤满近两千人的公会堂进行。我们在如此多的观众面前对奕，可见当时人们就对林君寄予了巨大的希望。对局是让他六子。局势经过接二连三的转化，最后我在林少年的占地中大搞颠覆，得手后获一目胜。后来林少年说：“先生的棋果真是硬梆梆的。序盘时我简直不知道下的是什么棋，等发现走的不对劲儿了，才终于将吃奶的力量使出来。”

    “试验棋”结束后，周至柔先生问我：“如果将来林少年在日本修业，是否能成为六、七段？”我回答说：“假如尽早地送至“日本留学修业，想必会有出息的。” 在诊断少年棋士的发展前途时，与其说是根据他当时的实力，不如说是首先考虑年龄。若是具有一定才能，当然是年纪越小越能迅速达到一流水平。因林少年年仅十岁就可以与我让六子下棋，今后只要本人努力，我想总会进步到相当高的水平上去的。

    依周先生之见，林少年在日本修业的期间让他在我家寄宿，由我每天教他，必然会名师出高徒。其实，高超的棋力必须在付出一切精力来谋求职业棋土地位的前提下、于众多同样境遇的未来棋士中不断地厮打才能获得。可惜我家住在箱根，不可能每天往返来对局。因此决走让他寄宿在一位华侨的家里，那位华侨在东京经营一家中国菜馆。于是，少年林海峰在下完“试验棋”的两个月后，即昭和二十七年（1952）十月，胸怀跻身一流棋士的远大目标，远渡重洋，来到日本。

    林君来日之后，我必须尽快解决他属于哪个棋院的问题。当时台湾方面曾希望林海峰属于升段速度较快的关西棋院；而我则考虑日本棋院那里有望新手苔萃一堂，势力也大，因此就决定让林君去作日本棋院的院生。假如我当时知道自己已被日本棋院除籍一事的话，绝不会简单地将他送到日本棋院，而肯定会使他隶属关西棋院的！

    林海峰成为院生后，每天往返日本棋院，开始了围棋的修业。但他并非开始就一帆风顺地练就了一身本领。由于收留他的那位华侨对围棋一窍不通，棋院那里对于院生的日常生活也管教不严。再加上林君还是个孩子，只身远离父母，处处言语不通，每天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其实何止是他，连我过去也同样，对于在胜负的世界中不将其他对手打败就毫无出路的道理，仅凭一颗幼小的心灵还难以深刻认识到。日日夜夜地埋头学棋，对局时只许胜不许败的院生生活，林君也和其他孩子一样开始时很不习惯，甚至还曾一个人跑到浅草去闲逛，或乘坐山手线列车去过车瘾，而且一坐就是半天。看来，在通向未来棋星的漫长修业道路上，他实在是难以集中精力走下去了。如此下去，凶多吉少。

    经我与多贺谷先生商量后，决定送林君到京都的朱涧义先生的家寄宿。朱先生曾担任过大贩华侨联合会会长，是位权威人物，对围棋也有很高的见识。当时日本棋院关西总部设在京都的藤田梧郎先生家。朱先生收留了林少年后，便决定送他去那里修业。记得这是少年林海峰来日后一年左右的事情。

    回想一下我所走过的道路，真正下苦功夫钻研、棋力日新月异地进展，是在父亲去世后全家生活重担压在我双肩的时候开始的。“你是作为台湾棋界的代表来日本深造的，责任重大呀！”林少年也许就是聆听了朱涧义先生的谆谆教导后，开始认真学习了。果然，他的棋力突飞猛进地赶了上去。后来，朱先生移居名古屋，林少年就寄宿在藤田先生的家里。到了来日后的第三年，林君终于不负众望，迅速地到达职业棋士的起跑线——初段。林海峰君是我漫长的围棋生涯中唯一的弟子。我虽未能将他留在身边，但一直到他晋升三段为止，始终对他进行了对局谱的函授教育。具体地说，就是我将林君寄来的对局谱仔细研究后，加以修改与评论，再寄还给他。真想不到他晋升初段之后战绩辉煌，升段速度之快令入膛目结舌。“这是由于师傅的函授教育，才使我养成大局观，得益匪浅。”一听到此话，我无比欣慰地感到，作为师傅，我总算尽到了应尽的责任。

    后来，我遇到摩托车祸，因后遗症而在第四期名人战循环赛中一败涂地。那时他却在同一循环赛中一鸣惊人地获得了优胜。我高兴地看到，在最后的挑战赛时，他势如破竹，打败坂田名人，雄姿英发地就位为新名人。在即将望到我那棋士生涯的终界线时，我一生唯一的弟子一林海峰青年已然一跃而就任于名人之位了！一想到此，怎能不使我感慨万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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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坂田八段的擂争十盘棋
　

    结束了为时约三周的访台旅行，游兴未尽地回到日本。准知恭候我的却是可称为“藤泽九段复仇赛”，即战后与他的第二次擂争十盘棋。算上昭和十九年那次藤泽（库）为定先的十盘棋，此次擂争已经是第三回了。

    由于上次以分先对局中我多胜一筹，所以此次擂争十盘棋的交手棋份改为藤泽（库）以先相先对局。此次十盘棋从昭和二十六年（1952）十月开始，到昭和二十八年三月，仅奔至第六局我便大获全胜。

    第六局获胜后，成绩为五胜一败，将藤泽击退到以定先交手的惨景之中而鸣金收兵。据说弈至第六局时，藤泽害怕被击败而有损日本棋院的名誉，故而怀揣辞呈与我对局。应当指出，正因为这是一场背水之战，必然死拼。但面对胜负，若忽视了恒常之心，能赢的棋也难以获胜！

    昭和二十七年（1952）十月，每日新闻社决定每年举行我与“本因坊”无贴目的三盘棋对局。因那时的高川八段正处于连续称霸本因坊战的巅峰竞技之中，所以一直到昭和三十五年（1960）为止，我几乎每年都与高川本因坊大战三盘棋。除中间有两年因故未打，纵观前后，九年之间共打了二十一局。

    在对高川本因坊的系列性三盘棋的前期，我先发制人地获得了十一连胜，紧接着吃了个四连败，后来又不分轩轾地三胜三败，到昭和三十五年（1960）结束时，总成绩为十四胜七败。

    昭和二十八年（1953）五月，读者新闻社又接着主办了我对坂田荣男八段的六盘棋。交手棋份规定，坂田八段为先相先。

    当时的权田八段在各项棋战中都取得超群的成绩，向人们预示了他的全盛时期即将到来。记得昭和二十四年我与岩本本因坊擂争十盘棋结束后，被我击败后的岩本本因
坊曾多次扬言：“我虽被击败，但后面还有坂田哪！”

    此次大战六盘棋非比往常，它不但使我领略了号称“剃头刀坂田”的颠狂竞技，而且还品尝到他棋锋犀利和意志坚忍的苦涩味。我从始至终地埋头苦战。尽管对方是先相先的对局，结果一胜四败一平，在战后的“争棋”上，我首次败多胜少，落人之后。当时对局双方自始至终短兵相接，激战不休，一直争夺到盘面再无余地可争时才有结果。并且每场胜负之战俱在微乎其微的险境中鸣金收兵。看看我的败局便知：第二局执黑三目败，第四局执白二目败，第五局执黑一目败，第六局执白一目败。

    这次六盘棋大战的结果使广大棋迷们一一饱眼福，当然也引起人们的期待，即希望我与坂田八段以“擂争十盘棋”的形式来一场正式的生死决斗！

    此次擂争十盘棋，为了迎战坂田这样一位劲敌，我不得不重新振作养神，为了能在十盘棋宣布结束以前始终保持旺盛的体力和气力而费尽了苦心。另外，我每逢临战之际都一如既往地做这样的精神准备，即只考虑如何在盘上全力以赴去拼杀，而决不过虑结果。什么一定要胜啦、什么输了会如何呀，我全部不加考虑。我认为，这种精神出自我的信仰。可以说，支撑我的棋力的全靠我所信仰的神力。说起来，一流棋士之间棋力之差是微不足道的。胜负的关键取决于精神上的修养如何！

    对坂田八段的十盘棋弈至第四周，我二胜二败。第五局至第八局我连胜，终于以六胜二败的成绩将坂田八段降格到定先而高奏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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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会梅兰芳

    昭和三十年（1955），妻子怀孕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那时我已四十一岁。为了迎接孩子的出世，我们决定离开居住了五年的箱根仙石原。虽然我本人已习惯于生活在仙石原高原的富丽景色中，但和年迈的母亲及即将出生的婴儿一起生活，这个地方确实是过于偏僻了。然而，搬到东京去，又怕卷进华侨两大派系斗争们旋涡中。左思右想，最后决走搬到气候温暖、生活便利的小田原去往。

    昭和三十一年（1956）一月，在乔迁之喜的同时，我的长子信树也呱呱落地了。我们一家四口在小田原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时，作为日中文化交流项目之一的中国京剧代表团应朝日新闻社的邀请来到日本访问。京剧是中国传统戏剧，比日本歌舞伎的历史更为悠久，深受民众的喜爱。这个京剧访问团团长是著名演员梅兰芳先生，副团长则是现任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先生。

    在我童年的时候，梅兰芳已是一位家喻户晓、深受欢迎的年轻名演员了。像我一般大小的孩子都非常崇拜他。早在战前，大仓喜七郎男爵就邀请过梅兰芳京剧团访问日本，这回则是他第三次访日。

    我在第一章提到的李律阁、李择一两位姨父是李氏家族中最有钱势的大富翁。我小时候，李择一曾写过一个剧本，由梅兰芳先生主演。从此，李择一全家都成为梅先生的捧场者，互相保持着密切往来。后经李择一的介绍，我也结识了这位仰慕已久的舞台明星，并承蒙他的看重，誉我为“围棋天才少年”。

    梅兰芳到达日本后，我很想见到他，便专程赶到他下榻的宾馆看望他。记得多贺谷先生也同行作陪。尽管我们阔别三十年，但一见面就热烈地谈论起来。梅先生很关心地问到：“如何才能使中国的围棋振兴起来？”我回答：“要振兴中国的围棋，首先要发现天才少年，送他们到目前的围棋先进国——日本深造。这是一条捷径。”

    临别时，我把自己的围棋全集赠送给了梅先生，他也送我一套《梅兰芳剧本选集》及《舞台生活四十年》。我还得到了访日演出《霸王别姬》的请帖，与妻子共同欣赏了京剧艺术。梅先生的表演技艺精湛绝伦，从他的唱工、扮相及做派不仅看不出他已年届花甲，相反地，他那纯熟的演技中蕴涵着无限的魅力，连我这个门外汉也被深深吸引住了。这使我再次领会了“艺深无止境，功到自然成”的道理。我也暗下决心，要在棋盘面前再接再厉，精益求精。

    京剧团回国几个月后，梅先生写来一封信。说他回国后立刻拜托朋友顾水如先生，物色到两个围棋天才少年。想送他们到日本来深造，问我能否收留二人做徒弟。这两个少年便是陈祖德和陈锡明。我回信答复说，我本来很愿意收下二人，但小田原离日本棋院较远，加上老母多病，我家实在难以寄宿。还须找个更合适的人家。谁知后来长崎发生了“国旗事件”，中日再次断交，此事也就搁浅了。直到六年以后，陈祖德与陈锡明，还有另外三名棋手作为战后第一个中日友好围棋访日团成员，才终于来到了日本，他们与日本的年轻职业棋士进行了多场比赛，其中唯有，17岁的陈祖德以四胜三负的比分领先，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出发前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嘱咐他“到了日本，别忘了拜访吴清源先生”。后来他果然来我家里做客。我深有感触地想到，倘若没有国境之分，这个少年便可自由出入日本棋院与我家，那该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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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劫问题

    如前所述，昭和二十五年以来，我每年都要参加《每日新闻》主办的三盘棋或四盘棋对局。昭和二十五年，对桥本本因坊的三盘棋获三连胜；昭和二十六年，对藤泽（库）九段的四盘棋又获四连胜。接着，于昭和二十七年始，对高川本因坊的三盘棋（每年一次）持续到昭和三十三年二月，我又获十一连胜。至此，我总共获得了十八连胜的不败纪录。可惜，我在对高川本因坊第四次三盘棋的第三局中受挫，要不然，我的连胜势头仍然不会停顿的。

    我与高川本因坊的第五次三盘棋对局，定于昭和三十四年（1959）十二月至翌年年初期间举行。第一局我失利。在此着重谈谈第二局。我执白棋，与高川激战，在胜负不明的形势下进入尾声。双方都拼命地收官，直到连单官也收尽后，双方停止投子。请看该谱便知：假如就此宣布终局，那么盘面上黑棋多四目，因黑贴四目半，所以应该是白获半目胜。如图A所示，白棋在中间地带还留有一手棋未补。白棋若不补，黑1打吃即造成一劫；但白棋劫材多，如此争下去，最终亦是白胜。当时高川计算的棋路和我完全一样，因此他不主动来打劫。很明显，黑棋打劫的手段并不成立，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补那一手，而且，若补上一手，白棋反会输半目。这样一来，高川一直按兵不动，等着我来补棋，而且认为我理所当然地非补不可。但我也不再投子，只等候高川宣布终局。就这样，我们二人如同步至雷池，走到图中的局势时，便默然相对而坐。过了一会儿，高川起身离座，与《每日新闻》的责任记者松村先生到隔壁小屋去商量。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原来根据日本棋院的规定：一手劫时应补棋。按此条款我必须补棋。但我认为，在完全无落子必要的地方去投子，显然是违反棋理的。我之所以不去补棋，并非只为贪图取胜，而是考虑到此举实属不必。况且，以前我对岩本先生十盘棋的第二局时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前车之鉴，同属一理。我当然认为不必要补棋。

    但是，高川却似乎认为我在耍赖。过了好大一会儿，松村先生走了出来，对在盘前一直等候着的我说："请实事求是地补上一手吧。硬磨下去，报纸将不得不评论你的态度问题了。"我据理反问："我想请教：为什么非补不可呢？"后来高川也走出小屋，在盘前坐下，开始就双方的主张进行研究。这盘棋如果继续弈下去，就会变成图A那样的情形：
我提完最后一个劫白A（黑21的上面）后，黑棋显然已无劫材。至此为止，我们双方计算的棋路完全一致。倘若再往下走，黑棋将损一目。这时，高川说道："下一手我弃权了。"我回答道："下一手我也弃权。"谁知过了一会，高川又说："那么，再下一手我就提劫。"我答道："你我都已不再下了，怎么能提劫呢？"高川如梦初醒，说："原来问题就在这里呀！"

    这个问题后来只好委托日本棋院审查会的人来解决了。他们根据日本棋院历来的规定，将此局判为执黑的高川半目胜。同时也承认棋院规则有不完备之处，约定尽快研究出完善规则之策。可是事隔二十五年后，直至今天，关于修改规则一事仍然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另外，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书刊上说我坚持这样的主张："因为我非日本棋院所属，所以没有遵守日本棋院规定的义务。"其实我根本没提到过这样的理由！正如前面所讲过的，当时我并不知道已被棋院除籍的事实；假如我知道，就不会在所属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与高川继续对局。这个一手劫的问题在战前就时有出现，本因坊秀哉名人也曾讲过："从实战上讲，不得不承认'一手劫时无必要补棋' 这一点。"对此，我举双手赞成。我认为，若一切都根据实战就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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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强战到名人站

    自昭和十四年与木谷实进行的镰仓十盘棋以来，我连续激战十五年，到昭和三十一年对高川本因坊的十盘棋为止，终于以“吴清源天下无敌”而宣告结束。

    这时，读卖新闻社为了取代自家垄断的擂争十盘棋对局，于昭和三十二年（1957）计划举行“日本最强决定战”。这项棋赛以决出“实力的名人”为目的，聚集了当时的全体九段棋手，即我与藤泽朋齐、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木谷实，以及本因坊高川八段等六名强手，以大循环的形式，每人各执黑、白一次，与另外五人战两局。这就是俗称的“六强战”，是名副其实的决定最强者的棋战。

    对此，我十分不满。首先我提出，为什么六强战的出场棋手都是擂争十盘棋中我的手下败将？再者，那些被击败的对手在没有东山再起的情况下竟然被授权以分先的棋份再次与我竞争，这岂非借了钱又赖帐吗？纯粹是对四百年来围棋界老规矩的无视与践踏。人们不禁会问，吴清源费了十五年以上的时间，生死搏斗才打完的擂争十盘棋还有什么意义！我向读卖新闻社的代表高桥雄豺先生提出了质问，并对该计划表示异议。双方交涉的结果是交换了一个备忘录：“读卖新闻社今后仍以吴清源为中心举办围棋活动。吴清源对该报社的计划给予大力协助。”对此，我只好表示谅解。

    第一期最强战从昭和三十二年开始，激战至翌年四月，我以八胜二败获得优胜。第二位是木谷实九段六胜三败一平，第三位是坂田荣男九段四胜五败一平。我与木谷实自昭和十九年以来一直未交过手，阔别十四年后，此番遭遇仍是我获得胜利。

    第二期最强战，坂田九段以八胜一败一平优胜。第二位是木谷实九段五胜四败一平，第三位是我五胜五败。在这次棋赛中，坂田九段异军突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三期，我与坂田九段均以六胜三败一平的成绩“同率优胜”。

    “日本最强战”尚未结束，读卖新闻社又决定于翌年举行“名人战”。第一期名人战的参加者除我以外，还有坂田荣男、高川秀格、木谷实、藤泽朋齐、杉内雅男、宫下秀洋、岛村俊广、藤泽秀行、岩出正男、桥本宇太郎、桥本昌二、半田道玄，共计十三名棋士，并且仍以大循环赛的形式进行。

    这个计划公布以后我才知道，高桥代表事先对我一句招呼也不打，完全无视备忘录中“读卖新闻社仍以吴清源为中心举行围棋活动”这一诺言，真是欺人太甚。我向读卖社的小岛编辑局长提出了抗议。但小岛答复说：“因为我社与日本棋院、关西棋院有协约，不能只给吴清源以优厚待遇。但如果吴清源在名人战循环赛中陷落，读卖社将立即终止名人战，再以吴氏为中心考虑新的计划。”面对现实，我考虑到读卖社花了大钱，好不容易才实现名人战计划，单为顾全一纸备忘录就让计划废除，确也于心不忍。因而我毅然同意给予合作。不过，坦率他讲，既然说了以我为中心，就该相应地给我以适当的待遇，即使不愿施舍给我“第一期名人”的头衔，也不应将我视为十三人中的普通一员啊！对此，我至今还耿耿于怀。

就这样，这在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十盘棋的擂台上力挫群雄、独霸鳌头的出色表演，竟冷冷清清、毫无结果地谢幕了。我就是带着这种无限惆怅的心情参加了第一期名人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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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红会

围棋与信仰，对我来说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不然，恐怕我是不会在异国他乡生活下去的。我之所以能长久地维持棋士生命，可以说是依靠着信仰。她使我经常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假若在棋士生活与信仰之路二者中只能选择一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信仰之路。特别是昭和十年我皈依红会以来，信仰对我来说就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战后一个时期内我加入了玺宇，在这个组织中每日致力于宗教活动。即使在那个时期，我仍然对红会保持着坚定的信仰。


住在仙石原的时候，我与棋界人士很少交往。在没有对局的日子里，研究棋谱和宗教学习就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红会后援会解散之后，遗留下一部分有关红会教义的书籍，我重新研读了这些书，也学习了一下日本各种神道的教义，最后得出结论：红会教义是最最接近真理的精确学说。因而我对她更加深信不移了。

战后的中国大陆于昭和二十四年（1949）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一度被禁止。为此，世界红会根据坛训：“北京总会、天津宗院、济南母院等处的所有权限全部移交香港。”第二年，在香港成立了兼有各种权限的道院——“宗母总办事处”。

昭和二十五年日本大本教复活后，总长出口宇知磨先生便立即设法与香港红会本部进行了交流。由于大本教第一代总长出口王仁三郎先生曾在一次神灵附体中，受红会的最高神明“至圣先天老祖”的“委任”，在日本设立道院红会。因此，大本教从战前开始，就热心于建立世界红干会“日本支部”。谁知从大本教分出去的另一派在静冈成立了“三五教”，他们也希望与红王会相互提携。结果，从昭和二十六年开始，双方围绕谁是日本红会的“本家”的问题争执不休，并且就关于设立红会日本支部的领导权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香港道院认为不能对日本的事态放任不管，故而决定从台湾派遣两位于部，连同居住日本的我共三人，对此纷争进行调停。这是件棘手的工作，召集了多次理事会，都没能取得良好效果。于是台湾来的两个人将调停使命委托给我后便回去了。这样一来，调停的担子全落在我一人的肩上，使我大伤脑筋。

这期间九洲的练早地区发生了水灾，香港道院及时将大约三十五万日元的救援款送到我的手中。由于日本尚未成立红会组织，因此我把钱捐赠给了日本红十字会。后来，日本东洋大学校长大岛丰先生准备建立红会日本支部。他拜求到香港红会的坛训是：“如果修行场所——道院尚未具备健全的设立条件，那么红会日本支部将不会有令入满意的开端。“但大岛先生无视这一坛训，在临时借房子的情况下，强行开始活动了。害得我一愁未去，又添新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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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祸的厄运

　
    昭和三十六年（1961）八月的一天，下午一点钟，位于半岛区目白的椿树山庄附近，为筹建日本红#会支部的事务所，人们正准备召开理事会。那正是我参加第一期名入战的时期。这天，我为了出席会议从小田原赶到东京，在中午时分向目白的红zi.gif (65 bytes)会筹备处奔去。我平时最讨厌迟到，总是提前到会，似乎要迟到了，因此我急忙赶路，在东京火车站乘上一辆出租车。当时东京街道上的车辆和信号比现在要少得多。车子奔驰在目白宽阔的道路上。因我未及时叫司机停车，车已开过离椿树山庄很远的弯路上去了，我只好请司机调头开回去。然后在事务所对面的街道上下了车。

    下车地点离人行横道很远，我怕迟到，三步并作两步地横穿马路。刚走几步，一辆公共汽车和一辆小轿车就开了过来，我犹豫着，不知过还是不过，后见两辆车都为我减了速，便拔腿跑过去。哪知公共汽车后面又有一辆摩托车急速驶来，他见汽车减速，便加大油门超车，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没等我反应过来，已被撞飞了，当场失去知觉。醒来已是在医院里了。据目击者说，我被撞飞起来后，又落在摩托车上，身子被车拖了几米远，才滚倒在街道上。

    我被送进了丰岛区杂司谷的东大医院分院。车祸发生在下午一时十分右左，昏迷了大约二十分钟，我恢复了知觉。发现自己被安置在一间大病房的床上。因为注射了止痛针，当时并不觉着有多疼。据警察说，车主是一个小印刷所的职工，为了按时把校样送到客户手中才拼命地奔驶。医生曾向警察解释说伤势不重。其实医院的检查很潦草。虽说手腕上几处明显的搓伤没什么大事，但右腿不能动弹却被忽视了。只因医生说伤势不重，所以既没透视，也未做心电图和脑电图的检查。

    当时，我的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有五个多月了。我请人通知她说，伤势不重，不必担心。当晚，多贺谷夫妇赶来看望。这时，我的左腿疼得厉害，已无法站立。脚肿起很高，并且发烧。可是医生却无视病情，根本不给检查。几天后，腿肿仍未消退，且完全不能站立，于是就将我转移到一个单间。家里人实在看不下去，就向医院提出做透视检查的要求。谁知院方却错误地把右腿写成左腿，检查结果当然是一切正常。好不容易院方才查明错误，重新透视，这次发现有腿骨接合部位移位，同时腰骨也有两处裂伤，关于腰骨裂伤，医生什么也没对我们讲，多亏陪住的人看了放在床边的透视照片，才告诉我真相。就这样，对我的处置一误再误，拖了又拖，害得我绑着紧腰衣、脚上打着石膏、在医院苦苦地熬了两个月。这真是个倒霉透顶的灾年。我至今不理解，著名的东大医院为何对我如此敷衍了事？甚至到最后也不肯给我做心电图和脑电图的检查！很明显，我的大脑因车祸受到了影响，出院后经常头疼。各种后遗症使我非常烦恼，车祸的厄运使我的棋士生命骤然缩短了。

    车祸后两个月左右，我出了院。三个月后，我继续参加名人战。住院期间，读卖新闻社曾设法调整名人战对局的日程，尽量避免我因伤不能出场而判为"不战败"的情况出现。此刻我虽然出院了，却不能正襟端坐。为了照顾我，允许我坐在椅子上弈棋。由于对手都不习惯坐椅子对局，特别是在名人战这样重大的比赛中，会使他们常常感到提不起精神来。于是让我一人坐椅子，对面则放置一个小台子，上铺榻榻米，再垫上蒲团，对手就坐在上面。

    第一期名人战最后一轮中，我的对手是坂田荣男九段。当时，藤泽秀行八段以九胜二败的成绩居首位，只剩下对桥本昌二的一局了。其次是我和坂田均为八胜三败。如果藤泽秀行败给桥本昌二，其成绩将与我和坂田之间的胜者同为九胜三败，须再次进行一番决战。
   

    当时，我和坂田都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这最后一局成为双方全力以赴的一场激战。与此同时，藤泽对桥本昌二的对局在另一旅馆举行。傍晚时分，藤泽沮丧地败下阵来了。这时我执白棋，在坂田黑棋的压倒优势中进入收官的苦战。即使如此，我仍未放弃战斗，寸土必争，穷追不舍。胜负终于揭晓，除去贴五目外，双方打成平局！按当时规定，如果平局则判为白胜。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终于以九胜三败的成绩与藤泽秀行并驾齐驱了。但遗憾的是，名人战规定，执白的"平局胜"比真正的胜局略逊一格，我仅此毫厘之差，只得屈居第二位。这样，第一期名人战的桂冠便戴到了藤泽秀行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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