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吴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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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

    我出生于福建省闽候县，祖上几代是经营盐业的世家。在这名门望族之中，出过许多侍奉清朝朝廷的高官。

    专销海盐是朝廷委派的公职，也是规模甚大的生意。其销路遍及福建全省并远至台湾。早在百年之前我祖父的年代里，每年都可赢利几十万银两。因此，吴府成为家境充裕的世家，与陈府、林府、沈府，并称为福州名门四家。

    我的祖父辞去道台（旧中国行政区划为省，下分二道，道下分若干县；台即长官之意）后，仍然继续操持这庞大的家业，专销海盐，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为止。

    福建省远离北京，天高皇帝远，朝廷的统治力量鞭长莫及。因而自古以来沿海一带海盗丛生，甚是猖撅。吴家向台湾运盐贩卖，为了提防海盗掠夺，祖父早就在暗中与其头领打交道了。就这样，还不时地从海盗那边传来如此之要求：“某日某时，请将多少多少的金钱放置某处！”祖父无奈，只得顺从海盗的心意。这样一来，虽然一时钱囊告蓉，却换来了短期内盐船的安全保证。看来出钱的一方如同支付了巨额的买路钱一样，结果本利相抵，一无所获。据说，祖父还受过海盗的晚宴招待。赴宴时，被迎接他的人蒙上双目送至席上；一番盛大的招待之后，再被蒙上双目送还家中。和现在截然不同，那个时代的人看来都是万事大大方方、胸襟十分开阔。

    祖父名叫吴维贞，爱好十分广博。比如他将日本寄来的菊苗精心栽培，每年都可见到那朵大如盘的菊花争芳吐艳。有时连毛笔和墨汁、甚至印泥都自己动手来做。另外，他还喜欢金石艺术，经常操刀篆刻。我至今还保存着祖父亲手制的印泥，在字幅上盖章时常常拿来使用。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出世，不过，生后仅百日左右便背井离乡远去了。因此，有关在福建老家的生活未留下任何记忆。只是记得孩提之时曾看见过老家的照片，根据照片来看，当时我家庭院中有一个大水池，几只小船荡漾池上。因而可以想象老家的庭院十分宽大。

    我的外公名叫张元奇，他也是福建省出生，并且是清朝末期的一位重臣。他曾勤学苦读，通过了道道科举难关，终于登科及第。并且还曾屡任各种官职，特别是他竟攀上了御史大夫的高位，成为显赫一时、笃志成名的一位大人物。所谓御史，即担负向皇帝进谏上劝重责的重要官员。在光绪皇帝被幽禁之后，他一直侍奉着西太后。我的祖母在以后的年代里常常向我们这些孙辈们述说她对外公张元奇的回忆；并且话中还不时提起一些西太后的故事。


    听祖母讲，西太后的确是个绝代美人。在外公张元奇侍奉她的时候，虽说已是髦耋之年了，然而看上去仍旧像是刚过三十岁的人。当时，外公等高官在书写有关政事的奏折时，每日黎明前即起，沐浴之后，用蝇头小楷，一字一字地以楷书工笔誊写，即使途中错写一字，也不得不从头开始再写一遍。总之，那是一桩十分麻烦的差事。如此细心写好的奏折，上朝时进宫呈递。据说当时西太后垂帘听政，在御帘后面将奏折过目，并对那一本本的奏折于当场裁决。其裁决是既迅速又准确，对奏折中的内容常常提出十分尖锐的质问。她的异样聪明，委实令人感到吃惊。


    清朝末期，在以光绪皇帝为中心的激进派和盘踞于西太后身边的保守派的对立中，外公的御史之职位委实是桩棘手的差事。到后来，外公对效力朝廷之事深感厌倦。外公心中明白，倘若真的直言敢谏，惹得西太后不愉快，必遭贬滴无疑。不过，外公或许真的希望莫如一贬了之。于是，冒险向西太后进谏。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外公就被贬滴为浙江省的地方官。后来，清朝因辛亥革命而倒台。到了中华民国的年代，外公作为徐世昌的心腹，又异常活跃了一段时期。最后，外公出任统辖东三省的奉天省省长之职后，便隐退而去。我的母亲年轻时跟随着身为地方官吏的外公，为赴任所，从北京到浙江，又到湖南、东三省、福建等地，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记得母亲常常对我讲昔日旅途中的种种回忆。


    我的父亲名叫吴毅，是吴维贞的未子。我的母亲名叫舒文，是张元奇的长女。因二人的祖父是同乡，两家结交深厚。不知何时，吴家看中了张家的女儿舒文，从而提出：一定要她给吴毅作媳妇，永结秦晋之好。张家儿女成群，唯独对长女舒文比哪个都要宠爱几分，因而当时总是不肯爽快地答应。不过，到后来还是难却吴家的热心挚意，终于应了这门亲事。这样，父亲吴毅和母亲舒文在福建幸运地结了婚。那时父亲满十六岁，母亲满二十岁，母亲大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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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出生
    我出生于1914年旧历的5月19日。日本年号为大正3年。我的诞生地是福建省吴府。吴家的长子名浣（涤生）、次子名炎（景略），我作为三子出生于世，原名叫泉，字清源。

    在我之后，又有一个弟弟和五个妹妹出生，不过那个弟弟和第三、四个妹妹都很早便夭折了。现在，在我下边，按大小顺序来排，有清仪、清瑛（兰）、清桦三个妹妹。除了早殇的三个弟妹外，我门兄妹六人分散居住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美国。经过战乱动荡的年代，我们挣扎着熬了过来，虽说大家都已年过六旬，好歹至今仍然健在。


    却说福州，位于中国的南端，一个夏季，傍晚多雷。我出生的那年夕雨和雷电尤其猛烈。母亲年幼时和外祖父居住的官邪，就曾遭过可怕的雷击。后来，母亲就最厌恶雷电。哪怕有一点雷呜电闪，便心情抑郁，即刻大被蒙头，卧床不起。就这样，连饮食也受了影响，饭菜咽不下口。母亲生我的时候，营养不足，身体十分虚弱。更有甚者，据说那时正值闽江泛滥，洪水淹了无数的房屋、土地。大水不断地流进房屋里，母亲是在并排一起的几张大八仙桌上铺垫着被褥生下我的。据母亲说，当时我被哄睡的房间里还不时地有游鱼蹦跳进来呢。，正因为如此，我名泉字清源，都是与水深深有缘的名字。我亦时常觉得，我的性格像水而不像火，可能就是有此经历的缘故吧。


    母亲厌雷，终生未渝，即使是后来到了日本，一有雷呜仍旧心情抑郁，只得卧床不起。也许我就是在那种环境中出生的缘故，幼时身体十分虚弱，养成了一副比两个哥哥都少言寡语、乖顺老实的性格。

    在我父亲成年时候，以鸦片战争为开端，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更加变本加厉了。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社会陷入了动乱，盐商这一家业也无法正常地维持下去。因此，祖父死后，父亲他们几位兄弟会聚一堂，商量的结果是：将家产平分，各奔前程。

    不久，我们一家也分得了一些财产，于是，全家离开生我的故乡——福州，踏上了去往北京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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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我父亲在二十二岁时，依靠母亲亲戚的照顾曾去过北京。在我出生前的一段时期，父亲曾经留学日本。留学为二年，毕业刚回国时，父亲看来像是什么大学预科出身的人。不过，留学的目的和学的什么全不知晓，也许父亲只是为了使自己加深阅历。总之，说来有趣，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书，尽是些有关围棋的书刊和棋谱，而有关学问的书籍却几乎全无，看来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比起学问来，对围棋的热情似乎更大。而且，据说他还经常出入本因坊村懒秀甫创立的方圆社。


    当时，中国虽说已经由于辛亥革命而成立了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但实际状况离实现全国统一还相差甚远。那时我们一家徒居到的北京，就处在与革命政权完全相悖的行政管辖之下——即当时已经形成的所谓“北洋政府”。这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洋政府”，虽说是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但实权都操纵在包括袁世凯派在内的军阀们的手中。其实际状态是以段棋瑞为首的安福派（亲日派系）和以冯国漳为首的直隶派（亲英美派系）的官僚及奉系军阀的大杂烩。这个大杂烩的实质与革命之前的陈腐状态毫无区别。父亲对此干知百晓，然而为了寻找在北京安居乐业的落脚点，只好决定先设法在平政院（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的机构）里谋一公职。


    我们一家在北京城内民宅街的一角租住了一个宅院。这个宅院颇大，堂屋、厢房俱全。正房中间夹有一个大厅，两边各有二室，因而作为全家的起居室。厢房是东、西各三间，西面三间是书库、书斋和会客室；东面三间是佣人室、麻将室和食堂。佣人中有看门的、厨子、车夫、奶妈、女仆等十多个，他们在院内都各有自己的小屋栖身。我们一家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北京属中产阶级的一般生活水平，并非特别奢侈。那时物价低廉，每月给佣人的工钱除了奶妈最高为四元外，其余的都是二元左右。总之，据说若有二百元，就足够维持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了。可是，当时父亲的薪金总是推迟发放，最甚之时半年内仅发一次。因而我们实际上是靠一点一点地典当家产度日.

    那时，父亲才二十多岁，非常年轻，生来就是一个耿直单纯、不爱拐弯抹角和兜圈子的人。一次，不知怎的，说是车夫要求的车费超过了当初的约定，于是真的动了气，与车夫大吵大闹了一场。那时，在我孩提的心里，曾这样想过：别吵啦！多给一两个铜板不就完了吗？当时的官署是十分腐败无能的机构，若是在官署内没有本族的庞大势力，或是不拿出相当的贿赂买通各种渠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官升一级。由于父亲的性格与行贿之事格格不入，外公张元奇也已引退，后台势力变得
荡然无存，所以，指望父亲在官署中出入头地，简直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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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教导

    父亲为了让我们三个男孩接受文官考试，很早就为我们聘请了家庭教师，不让我们上小学，对我们施行了严格的单独教育。学习的内容与过去只为进京赶考的科举考试的内容完全相同。从最初步开始，尽是些三字经、于字文、大学、中庸、唐诗选、古文选、左传这样的书，都是必须死记硬背的。


    到四岁，我也与二位兄长一起被按在书桌前坐下，从早到晚，每天勤学苦读。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厉，若是每天叫背的书背不下来，手就会挨板子打。到了深夜，书背不下来不让睡觉。记得母亲为此常常心疼地劝父亲说：“已经晚了，别让他们背了行不行？”可是，父亲还是不肯罢休。甚至本应是休息的星期日，由于父亲布置的课程有耽误的部分，必须补课，因而实际上我们连星期日都不得休息。不管怎样说，我最年幼，可是读书的份量与二兄毫无两样，何况我身体虚弱，可真是岁月难熬。那阵子，我胸肺有疾，每日都吐痰不止，不过好歹自然地全愈了。父亲这种刻板的教育方法，日复一日地持续到我七岁半为止。


    我七岁时，不知刮的是哪阵风，父亲信了道教。于是，只见他每日往来悟善社，盘腿打坐。看来父亲像是对尽职官署感到绝望，经亲戚的入教劝说而动了真心。父亲生就是个好着迷的性格，热衷于书法时，立即买来千大堆字贴摹本；迷上了小说时，书库里顿时增添了一大批小说。这次也同样，没多久就成为道教的虔诚信徒。


    后来，父亲终于觉察到在这种前途难测的混乱时代里，强制地对孩子们施行仿古式教育恐怕是毫无意义了。于是，辞去了汉学教师，给我的长兄聘请了英语、数学家庭教师，责令他为考中学做好准备。至于我，即便什么也不学，父亲也不管不问了。这件事可以说是父亲性好着迷的缘故，才造成了如此突然的大转变。现在回想起来，若无父亲的这次大转变，我肯定不会作为棋士来到日本的。


    父亲自从往来悟善社后，每天回到家也要在下午三点和晚十点，各盘腿打坐一小时，另外，从那时开始，时常与孩子们一起玩军棋。官署那里，即便去上班也无甚要紧的工作，所以父亲那阵子想去就去，想不去就在家里玩。特别是父亲钻研起军棋来，并且编排出许多新的玩法。当时他编的新玩法曾照成相片登载在《北京晨报》的画报刊物上，因而博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后来不知不觉中，父亲也教孩子们玩起围棋来了。并且，当父亲了解到兄弟当中我学棋最快，便渐渐地着重对我一个人用力施教。

    父亲首先教我们掌握了围棋规则，然后将收藏已久的围棋书翻腾出来，让我们每天摆棋书中的棋谱。当我觉得围棋非常有趣的时候，自己便主动地想学棋了。那时，父亲腾出更多的时间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地守着，指点我研究棋谱。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恩议，我对于围棋的记性特别好，只要是摆过一次的定式，再复杂也能记住不忘。那阵子，我每天从早上九点起开始摆棋谱，直摆到夜里十二点左右。由于学棋过于着迷，惹得母亲心疼起来，有几次竟狠心地把棋盘藏了起来。


    父亲起初既让我看中国的对局谱，同时还让我学他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棋谱。后来，又为我订购了由日本方圆社发行的月刊杂志《围棋新报》的合订本。那书一到手，我便如饥似渴地捧住不放了。《围棋新报》合订本分为三册，合计有六百局的对局谱，并附带有村懒秀甫的简单评论。合订本是相当沉重的书，尤其是第二册、第三册最重。因为我每天只手擎书学摆棋谱，所以，左右两手支撑重量最吃力的中指，现在仍然是弯曲着的。


    然而，父亲仅仅是将大量的棋谱给我看，并未像现在的先生那样热心细致地教过我。只是有时他自己先看看棋谱的解释，然后让我猜测下一手走在哪。或在学摆日本的棋谱时，将日文的解释译成易懂的语言来教我；再就是实战对局时，除了父亲自己作我的对手外，还让他的棋友也来当我的对手。


    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只要一学起棋来，从来都是忘我痴迷、不知疲倦。从学棋开始到第二年我九岁时，便可与父亲势均力敌地平摆了。父亲的棋并不那么高超，可能比过去的业余初段还稍微弱些。


    到我十岁时，父亲为了让我们见见世面，开始带我们兄弟三人到当时北京唯一的“棋会所”——“海丰轩”去下棋。其实那里与日本的“棋会所”不同，问面上是个小吃店，店的里面才是个下棋的场所。当时北京的围棋迷们云集那里，并时常下赌博棋。客人从赌金中抽出一成作为入席费付与店家。父亲好像也是那里的常客织一。另外，当时北京有名的棋手如顾水如、汗云峰、刘隶怀等常常出入于此，父亲请他们与我弈棋，记得首次对局好像是让五子左右，不过当时的胜败都已忘记。


    顺便一提，中国的棋盘与日本的不同，大都是用布制做，比日本的稍微大一点儿，另外，棋子的底部是平的，形状像是将一个小球切去三分之一，可以想象成一个小馒头的样子。因此，说起下棋时的“投子”，实际上是将棋子摆于盘上，或是将棋子推放到某一点上，并不像日本的棋石落盘时能发出“啪”、“啪”的那种惬意的声音。另外，中国最上等的棋子是云南石，棋盒属紫檀木的最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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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之死

    1925年，父亲不幸患了开放性肺结核病，由于病情急剧恶化、吐血不止，两个月后便成为不归之人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我当时只有十一岁。


    父亲临终的前几天，将我们三个男孩召集至病榻前，吩咐将遗物分赠给我们——给长子浣以习字用的拓本；给次子炎以小说；给三子我以围棋棋谱。这些都是父亲遗言的代替物。特别是习字的拓本与小说，全都是父亲生前非常喜爱的东西，曾经满满地收藏在很大的行李箱中。后来，大哥作了官，二哥成了文学家，我跻身棋士。所以，我们兄弟三人都是遵循父亲期待过的道路而笃行进益的。


    父亲弥留之际，还发生了一些事，其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母亲为了使父亲免遭一死，曾经向神乞求并许过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因父亲刚刚三十三岁，正是年轻有为之年，而且，上有老母、下有妻小，若撇下全家而去的话，对母亲来说日子可太难熬了。于是，母亲为了使父亲多活几年，向神乞求并许．愿道：“让三个男孩的寿命各缩减五年，将那十几年赐给他爹吧！”接着，母亲为了请神能“听”到她的祈祷，向诸神苦苦地哀求过、然而，得到的神谕却是“前世因缘，无可奈何”。


    结果，母亲白白地祈祷了许久也未能如愿以偿。却说父亲死后，母亲对神许下的“孩子们的寿命各缩减五年”之约言，又必须要解除、撤回，因此，按照道教的方法，在黄纸上写好”解愿书”，由王先生在父亲灵前烧掉。王先生是父亲的道友，是特为我们主持殡葬仪式的人。据说，那天晚上，王先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王先生坐上一辆漂亮的马车，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膝陇之中，他看见我的父亲由一些穿着华丽纸衣的纸入陪伴着站在那里。那些纸衣和纸人都是和父亲的遗体一同火葬了的。据说，父亲告诉王先生：“因自身仍处修行之中，所以，于我灵前烧了解愿书也无济于事。”并将解愿方法和如何在黄纸上写文章等事教给了他。王先生生怕忘了那篇文章，于梦中突然惊醒，提紧了一颗“火枣”。火枣并非现实存在的食物，据道教解释，吃了它就不会忘事。


    王先生起床后，马上将“父亲教他写的”文章提笔誊写到黄纸上。他本来是个不善作文章的人，可是那一天写的文章却相当出色，简直就像出自父亲之手一样。我记得是以“祖母、家慈在……”这样作开头语的。后来，据说是将此托梦书按照梦中“父亲指教”的那样，在灶王爷的神像前烧了。这样，母亲终于得以“解愿”。


    其实，灶王爷并不是司掌寿命的神，可能是请他向专管寿命的神转达乞求吧，专管寿命的神是“北斗星君”。在父亲弥留之际，信奉道教的父亲的亲朋道友们曾聚于香案之前，向北斗星君祈祷过“延长父亲的寿命”。据说，众人祈祷的结果是得到了这样的神谕：“将洗脸盆盛满水，一周之后请看水面！”一周过后，哥哥俯身观看水面时，说是看见了一匹倒卧着的马的影子。可是，我也凑近脸盆看了看，却什么也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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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大总统

    正当我们一家的头上降临了“父亲病笃”这一厄运之时，段棋瑞和张作霖这些亲日的奉天派军阀与吴佩莩为首的亲美英的直隶派军阀的战争，以北京为舞台反复不休地展开了。因而每次军阀开战，我们都不得不到天津去，在英租界外公的别墅避难，不过，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果是奉天派取得了政权，段棋瑞当上了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北京才暂时得以风平浪静…


    段祺瑞这位将军对围棋非常喜好，常常允许北京的围棋高手出入他的公馆，当时在中国，虽然没有像日本那样的以下棋为职业的职业棋士，但有几位棋士可以说是近乎于半职业的。这些棋士大多以担当秘书或顾问为名受聘，出入于权贵者的府邸。他们有时也与来客弈棋，有时也接受有钱的棋迷的赏金，以此来谋生。

    在段棋瑞将军公馆常常出入的棋士中，有当时人称第一棋士的顾水如。就是这位顾水如，将当时年幼棋高，初有名气的我介绍给了段棋瑞将军。从那时起，我每月以学费为名领取一百元的补贴，往来于将军的公馆。那时，我家因父亲去世收入全无，对亲戚又难有过多的指望，所以一直是靠变卖家产勉强度日，佣人也大多辞退了，即使是这样，仍然难以糊口，哥哥甚至忍痛将父亲留下的碑贴拓本也拿出变卖。因此，对全家来讲，我每月百元的学费补贴，便成为支撑全家生计的主要收入了。


    顾水如为何将我介绍给段棋瑞将军，至今尚且不晓。我想，可能是由于李律阁为我开了尊口。而顾水如恰巧就在北京李律阁开的赛马场担当着顾问的差事。李律阁是我姨母婆家的大老板，所以我称他为姨父。他很会做买卖，是个大富翁。他的兄弟之中有一位名叫李择一的人，曾被安福派政权委以重任，从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厂买进了两艘军舰。他还曾在为解决满秒事变后的塘沽协定时，以中方代表的身份作过公证，李氏家族曾经为段棋瑞和张作霖等亲日派的北洋军阀提供过相当数量的资金。段棋瑞将军于1918年招待过方圆社的广濑平治郎先生和岩本熏先生，那时的资金主要是仰仗了王克敏和李律阁。我这位姨父还是打麻将的名人，有关他的故事我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有一天早晨，我有事来到姨父家。恰巧姨父夜出晨归，刚刚进门不久。众人见姨父满面春风，喜气洋洋的，一问才知道昨夜与张作霖及其部下打了桌麻将，整整输了五十万元。据姨父说，原来去时就打算好了输那么多的，结果输的不多不少，正好是预定的金额。只见姨父十分得意他说：“这比赢五十万元要难得多噗！不简单吧！”五十万元）目当于现在的数十亿日元的巨额，我觉得姨父的话真是气量太宏大了！我也同众人一样被惊得膛目结舌。日后一问，确实有这么一笔帐：输给张作霖的那五十万元，以位于北京郊外的数万公顷的广阔农田“南苑”来作抵代，白白地出让了。无疑，输给张作霖的五十万元，是手法体面的一种贿赂而已。类似这种事情当时在中国到处皆是，司空见惯。


    这个包括赛马场在内的广阔农田“南苑”于1942年被日军接收去了。被接收时恰巧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在李律阁的家里亲眼看到了这一幕情景。虽说我是偶然在场，但似乎我与此事深深有缘。那一年，我因有关“红十会”的宗教事务回国探访，因而有时也抽空上李律阁家串门。当时我和李律阁及王克敏正在畅谈以前邀请日本棋士来的趣事，大家谈笑风生，兴致勃勃。突然，一群日本军官鱼贯而入，将李律阁叫到二楼上去密谈。过了一会，只见李律阁绷着脸从楼上跟跄下来。我立即感到：可能是要被接收了。果然，事实证明我的直感是对的。


    书归正传，话说段棋瑞有个习惯，每逢星期日，六点左右便步出内室，与他私聘的棋士下棋；或是观看棋士之间的时局；然后请大家共进早餐。从我家到段将军的公馆，坐人力车也要一小时以上，所以一到星期日，必须摸着黑爬起来赶路。

    段将军行棋如飞，直感力强，其棋力完全具有日本业余段级水平。不过，因他自尊心强人一倍，输棋便恼，那些私聘的棋士人人皆知。伴君如伴虎，为了尽量不败他的兴致，必须设法让他赢棋。将军的下法大体定型，布局时，双方相互围空，接近中盘，觉得双方的围空基本完成了，便猛然打入对方的阵势中，只求活小块便罢。将军称这是“花园里面建小舍”。毫无疑问，对方因手下留情，既不能把打入的子吃掉，又不敢在将军的宝地上动土。当然，“常胜将军”是他了。


    我只有一次作为将军的对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况且谁也没告诉我不能赢将军，因此，我根本不懂要讲什么客气。对局是让我二子，将军平时就蛮横无理，盛气凌入，所以，对局时也满不在乎地对我使用无理着，我也毫不旁骛地拼命追杀白棋，顾不上对将军察言观色，终于将盘上的白棋大部吃掉。据说当时旁观的棋士及随从们都为我捏了把汗。而我由于只顾下棋，对此竟毫无察觉,后来，将军无奈，投棋认输，拂袖而去，一整天再没露面。都怪我的“失敬”，被顾水如训了一通不说，就连照例有的美味早餐也未能混上。可怜那天大家都只好自认倒霉，饿着肚子回家。据说,1918年岩本熏来华时与将军对弈，因他也是未满十七岁的少年，和我一样地“失敬”，大概事后也被广濑先生训斥了一顿。


    从那以后，将军再也不指名让我和他下棋了，尽管如此，一到月底，我去求取百元的补贴时，将军仍然照旧知数发给。我想这一点可真是不错。


    记得战后我应邀去过台湾，听到这样一个关于段将军下棋的故事。将军有个儿子叫段宏业，此人棋术非常高强。某一天，父亲吩咐要见他，于是他急忙乘火车长途跋涉赶到北京将军的公馆。将军见到儿子，二话没说，先和他下了盘 棋。结果儿子毫不客气地赢了老子，于是将军恼火了：“你小子除了下棋没别的能耐，马上给我滚回去！”就这样．儿子是他自己叫来的，他竟不屑一顾地立刻将他哄了回去了。


    我就是这样经常去这位将军的公馆下棋，然而未到一年的光景，他便倒台了。因此，我也因此失业，全家不得不再次饱尝生活的辛酸。几年前，注在天津的二哥来日探访，我们阔别了四十四年再次重逢。当畅谈起过去的事情时，记得哥哥曾这样说过：“段棋瑞在中国，因他镇压抗日运动成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罪恶昭彰，臭名远扬。不过，他也于了一件好事，就是援助过吴清源，使他的天才得以发挥，结果在日中友好中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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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赴日(上）

     在北京，有三个很早就建造起来的美丽的公园，即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和南海公园。一时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的一部分曾对游人开放过。北海公园里的“漪澜堂”、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都是设有棋席的馆子。北京的棋迷们全喜欢到这两处馆子来以棋会友，聚乐消遣。在那里，时常有些阔绰富有的棋迷自愿提供赏金和奖品，自命不凡的棋士都可自由参加，为夺赏金而争高低。

   段棋瑞将军倒台后，我成为那两个棋席的常客，并且是连战连胜，赚了许多赏金和奖品。有一天，<<北京晨报》登载了我抱着大批奖品的照片及报导，于是，围棋神童出现啦！棗我的名声大振，顿时传遍了整个北京城。

   那时，我们在大陆也常常听说台湾有个很有成就的林家，昔日在福州曾与吴家一起作过盐商，于后来迁到台湾去的。林家掌门的弟弟林熊祥来到北京，得知我的事情后，不知何意，非要让我与日本强手对上几局不可。他带着我来到北京的“日本人俱乐部”一试锋芒。 “日本人俱乐部”也想试试这个“神童”到底有多厉害，因而早就预备好了棋盘、棋子，静等着我的出场。

   对局是以我的先手开始的。记得对手是个有职业初段左右棋力的人。由于我在布局时上了两手骗着的当，几乎要全盘崩溃，不得已陷入苦战之中。不过，中盘以后，我拼命地吃掉了对方近四十目左右的棋，用尽心机实现了逆转，终于获得了六目的胜利。

   这时，观众中有一位先生名叫山崎有民，就是他将“北京有个围棋天才少年”一一我的存在，告诉了獭越宪作先生。看来，这就是我被日本了解的引线。

   山崎有民先生在北京经营美术商品，与獭越宪作先生很熟。他热情地劝我赴日留学。有关徙居日本之事，他作为我们一家的代言人，和濑越先生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五十多封，就连在日本的生活保证等细节条件，也由他那个窗口来作决定。他对我们的帮助真是无微不至、不遗余力，是我们永世难忘的恩人之一。

   在我十二岁那一年的夏天，岩本熏六段、杉丁四段一行来北京访问。那时我第一次被介绍给日本的职业棋士，并和他们下了几盘棋。结果与岩本熏六段让三子下了两局全胜）二子一局输二目；与小杉丁四段让二子一局胜。因此，我的实力被大大地证实了。

   那时的成绩传报到日本后，有关催我赴日的事便骤然间具体化了。只因我自己还是个孩子，交涉的经过等等一概不得知，详细的经过也毫不了解。算来，有关我迁徙日本之事，从提起到实现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

   日本方面，对我来日之事最热心奔走的人是濑越先生。他踏破铁鞋，向犬养木堂先生、望月圭介先生、大仓喜七郎先生等财、政界有钱有势的后援者周旋游说。最后的结果是，由日本国内发出指令，委托犬养先生的女婿棗驻北京的芳泽公使来全权交涉办理。于是，芳泽公使便找到当时刚刚从“北京政府的国务次官”宝座上退职不久的杨子安来商谈此事。

   杨子安先生是湖北人，文章与书法都十分出色，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与吴家并无交往，只是认作我的义父，以便承蒙他照应。在中国，与官府的老人结识，或是受到未曾交往的长辈的关照时而结成义父子关系的例子很多。虽称为义父，但在户籍上并无变化，仅仅是以亲戚的形式给予关照罢了。这并不像日本的习俗那样事关重大。

   日本方面决定：由大仓财阀的公子当时为日本棋院的副总裁大仓喜七郎男爵来作保，以两年为限，每月发给我二百元的生活费，并在两年之内彻底考察我的才能深浅。总之，事情终于这样地谈妥了。不过，从杨子安的内心来看，对我渡海赴日之事曾抱以消极的态度。也可能他对我的身体虚弱，以及对日中关系越发险恶的将来十分担忧，因而他也曾考虑过让我作为学者立身于世。因此，杨子安向日方答复时提出：“清源尚是幼童，身体亦非健壮，希望再等两年，让他完成了象韶之仪再去。”芳泽公使觉得此话有理，便欣然同意了。所谓的象韶之仪，是指虚岁十五时举行的成人仪式。然而，据说濑越先生误认为那就是结婚仪式，担心事情要糟，便急忙向山崎有民先生打听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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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赴日(下）
　

    到了1927年，我执白胜了刘隶怀，名副其实地坐上了北京棋士的第一把交椅。那一年夏天，井上孝平五段来京游访时，让我二子对奔，结果我大胜。再以黑先连下三局，取得一胜一败一打挂（即暂停）的成绩。当时，四段以上的职业棋士能允许对方先手开局的几乎没有。所以，那真是非同小可的决断。井上五段让我先手开局之事，可谓伯乐之卓见，后来他自己也常常对此引以为自豪。井上五段回日本后，称我有“胜过传闻之才能”，再次向日本棋界转告了他的看法。

    那个时期，我们全家仍旧继续依靠变卖东西度日。为了二哥能继续上学和照顾全家，大哥毅然决定中途退学。当我能执黑迎战井上五段之事传开后，便成为促使母亲及哥哥决心前往那陌生土地的主要因素了。

    当时我自己的心情是这样：因一切都由母亲和哥哥来商定，所以我对赴日无任何担心，只要顺从决定便可。到了1927年的秋天，我赴日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这样，我们也越来越坚定了东渡的决心。等到赴日之事真的决定下来，即刻便收到了濑越先生发给我的正式邀请书。那封书信我至今在家中镜框中珍藏着。它以绝妙的言辞，写出了一篇显示执笔人的文采与卓识的名文，简直难以想象是出自于棋士之手。若译为现代语，文面如下：

    谨启，前几日，通过山崎氏收到了你的来函，谢谢！我虽未有与你直接见面的机会，但过去从岩本氏那里听说你年纪虽幼，但棋力高强。这次，我又看了你与井上氏对弈的三局棋谱，更加敬服你的非凡器量。若是敝人的健康与时间允许的话，我真想去拜访贵地，与你亲切切磋棋艺。然而事情可能不允许，我深感遗憾。

    我急切盼望你身体强健，完成大礼后，到日本留学，从而共同不断地研究。愿你能在不久的将来荣升为名人。我的拙劣之作一、二册已寄。到了山崎氏那里，在你来日之前，若肯为我研究一下，我将感到十分荣幸。你和刘氏下的二局棋谱，加上我妄下雌黄式的评论，己在《棋道》六月号上登载，同时综述贵国棋界现状的文章也冒昧登载于上。因此，务必请你谅解！

    搁笔之时，谨拜托你向贵国的棋伯诸贤们转达我的问候。遥祝你身体健康！ 濑越宪作谨具5月16日

    1928年，秉承濑越先生之意，其高徒桥本字太郎四段到北京专程来访。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正式考察我的棋力，以及就赴日之际有关琐碎的事项代替山崎有民先生来磋商，我和桥本字大郎以黑先弈了两局，皆以六目和四目获胜。

    这样，在众人的尽力相帮之下，根据母亲“寻求新天地。开辟新生活”的决断，我们终于决定于1928年10月里启程东渡。家族之中，暂且由母亲和大哥吴浣陪我去日本。

    我们的生命安全由望月圭介先生担保；围棋修业的安排是让我作濑越先生的门生；另外，生活费是以留学费为名，暂由大仓先生以二年为一期限，每月支付给我二百元。因二哥吴炎要继续上学，决定将他寄托到舅父家去住；三个妹妹也分别寄托到亲戚家里。只等我们在日本生活安定之后，便来迎接他们去日本。当时，依杨子安之意，还是说我们此行不过是暂时的二年契约罢了，劝我们过两年后，毫不客气地回来即可。母亲从来都是老实厚道的性格，最怕干出头露面的事情。然而，在关系到一家人生死存亡的重大方针定夺之际，却变成了一个有斩钉截铁之决断力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如此，母亲对日本的事情还是两眼一抹黑，以“棋士”作为一种职业到底如何？在当时谁也闹不清的情况下，竟放心大胆地将一家的命运都押注到儿子的才能上，毅然地同意了迁徒到日本去谋生,这需要下多么大的决心才行啊！

    记得我的赴日之事决定之时，北京正值靳云鹏将军维持治安。这位将军听说了我的事后，答应在我东渡之日，送我一千元作为饯别。可是，由于他和蒋介石的国民军反复交战，当我们即将动身赴日之际，他正在河南省展开着激烈的战斗。靳将军原来是个大烟鬼，由于战场上连续三天出现了十万火急的局面，他便不顾一切地跑到前线去指挥作战，不知不觉地将吸大烟的事忘到了脑后了。枪炮声中，有个多嘴的部下想了起来便问他：“将军，您不吸烟也行啦？！”没想到，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将军突然又犯起了烟瘾，痛得他满地打滚。于是乎，吃了个大败仗，逃回北京城。结果，本来答应送我的一千元饯行费，后来折了一半降为五百元。不过，虽然是五百元，也是一大笔钱。这钱在赴日之后给我们的生活帮了大忙。另外，据桥本字太郎说，因为与我下了“试验棋”，他还得到了靳云鹏将军的“谢礼”三百元。那个时代，若是每月有一百元，便可悠闲度日了。所以，桥本字太郎追述往事时说，那三百元真是有了大用场。

    这样，渡海赴日的日期决定后，大哥和我便经常去山崎先生的家，跟他那美丽的夫人学习日语，以便做些准备。1928年10月18日，我们一行，承蒙山崎有民先生作向导，从北京去天津，再从天津塘沽港上船，一路顺风地向日本进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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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之初

　

    1928年10月23日，我们一行乘坐天津出港的大贩商船“长安丸”抵达日本，在神户港上陆。那时我刚满十四岁。

    我们先在京都的吉田操子先生家滞留数日，又乘列车一路驶向东京。到了东京，屈指一算，已是从神户上陆以来的第五天了。当天，我们被迎到赤坂的“三叶葵饭店”，好不容易挨到“来日致词”与“记者会见”等仪式进行完毕，才得以卸除鞍马之劳。

    翌日，桥本宇太郎特来迎接并送我们到濑越先生盛情安排好了的“麻布区谷叮六十一番地”，在一个借宿宅里暂时安顿下来，这个我们最早在谷叮的家，离当时在溜池的日本棋院很近，乘市立电车只有两站路，慢慢地溜达也很快就到。谷叮六十一番地”，对于不会讲日语的我来说，为了迷路时能在派出所打听，不得不死死地背熟了。即使是现在，提起那个地名来，仍然是倍感亲切的日语。

    在这个谷叮六十一番地，我作为濑越先生的弟子迈出了日本棋士生活的第一步，作为在日本修业的条件，由大仓副总裁发给我生活费，如若两年时间的修业毫无出息，生活费就会到期停发。我们一家好不容易才有一次机会来到日本，就那么一事无成、简简单单地回国可不成，虽说我身为少年，但还是想到了有必要做些精神准备。

    刚到日本时，我一直穿着中国式的礼服“马褂”，以那种打扮出席各种正式的场合。一周之后，在床次竹次郎先生家受到招待时，喜多文子先生对我说：“即然已经到了日本， 总是穿那种服装就不太合适了。”于是，她赠给我一套和服。从那以后，每逢棋赛的时候，我都喜欢穿上和服出场。

    喜多文子先生是日本“能乐”喜多流派的掌门——喜多六平太先生的夫人，是女流棋士的一代先驱、。在战前相当严厉的升段制度下，她凭真才实力晋升为四段；战后被赠授为六段。从那时起，她就拥有许多年轻有望的女流棋士作为弟子。她是濑越先生夫妻的大媒人；后来也拜托她作了我们夫妻的月老。总之，深承她象母亲一样多方眷顾，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

    来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日本棋院究竟要授我几段？“当时与现在不同，段位具有绝对的权威，所有的棋士无疑都是根据双方的段位来决定交手棋份，对局费和教习费也因此而不同。所以，接受几段事关重大，濑越先生极力坚持说我完全具有三段的实力，然而大多数的棋士则认为顶多授予初段。于是决定假设我同格于三段，立即进行正式的“段位认定”的“试验时局”.

    12月1日起“试验对局”开拘，首先遇到的对手是那一年春季棋士升段大赛时获得“一等”的蔽原正美四段。那时日本棋院规定四段以下的低段者的限用时间各为八小时，采用一日终局制。不过，那次棋赛考虑到我不习惯限时制，因而决定采用不限时制。无论如何这是来日后的第一战，又充满了国际比赛的浓烈气氛，因此，我非常紧张。彼原也磨刀霍霍，施展出浑身解数。双方竭尽全力来战，最后下完这一局时，整整用了三天。因这是场重大比赛，对局室决走选用整洁如新的日本棋院的“妇人室”。在这个平时不常用的房间里边，放置着镜台和床，能够为妇女提供住宿的方便。据说这是根据留学美国的大仓先生的指示而造的，当时在日本也是寥寥无几的房间。这盘棋我执黑，幸运地取得中盘胜。

    接着，第二局是同秀哉名人的让二子局。这次的对局应该说是正式“试验”了。秀哉名人身材非常瘦小，体重不至“三十五公斤。然而他一旦盘前落座，立即显出其身材比别的棋士都大上一圈，这次和彼原四段的对局场地一样，仍然选在棋院的妇人室，不过，代替上次公证的濑越先生的是桥本字太郎，他守在棋院，寸步不离地时刻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这次对局前，“要是输了怎么办？”大哥与母亲都异常担心。不过，因我来日不久，并不像日本的棋士那样被名人的权威带来的压迫感所束缚，因而能够手脚放松、心情平静地对局。暂停的时候，以木谷实先生为首的许多年轻棋士，曾络绎不绝地来观局面。可以猜度，这盘棋已成为当时年轻棋手们极为注目的一局。最后我以四目胜而终局。总之，这是一局自认为下得不错、又使别人心悦诚服的一盘棋。局后，承蒙名入给了我以如此的评论：黑棋态势极其庄重坚实，成功地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布武堂堂，未给白棋以可乘之隙。此二子局可作为快心之杰作。”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终局后，名人的评论一结束，桥本字太郎便带我到面馆去吃面，那顿面条真是香喷喷的，令人终生回味。

    说起名人的威压感来，有这样一段回忆：在我被正式授予三段之后，马上又与名人下了盘让三子局，可是这次我被他的威严所压倒，一时陷入了大苦战之中。

    这次对局已计划在时事新报的新年版上刊用。当时，我对日本的交手棋份还不清楚，以为是让二子，所以开局时只摆了两粒黑子。“三子!” 名人口中重重冒出了一句。他表情冷漠无情，语气斩钉截铁。我一开始就被他这一句震住了，因而总是迟迟不敢落子。后来，心情慢慢地放松开来。然而已是对局的第三天了，况且局面也到了胜败不明的地步。最后，我将所有的子都治孤活净，终于获得了十一目胜的战绩。记得在对局的第二天休息时，“三子局要是输了。你就给我回国去”我被濑越先生这样叱责了一顿，当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总之，在我同秀哉名人的二子局获胜之后，接着又与村岛四段黑先五目胜，被正式地承认为三段。

    在我定为三段之后，由于担心我的身体不佳，喜多文子先生为我介绍了杏云堂医院的佐佐木医生，请他为我检查了身体。检查的结论：“胸部有自然痊愈的结核病痕迹。为了避免旧病复发，最好在一年之内不要参加棋士的白刃决胜负式的升段大赛。”因此，在第二年即昭和四年，我只参加杂志《棋道》和时事新报主办的“新闻棋”的对局，战绩是十二胜七败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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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棋作战

    我刚刚来到日本的时候，在年轻棋土中木谷实四段以其出类拔萃的技艺而十分突出。别的棋士一听到他那“怪童”的名字，都畏惧三分。在震惊天下以本因坊秀哉名人和雁金准一八段的决斗为开场的日本棋院对棋正社——“院社对抗战”时，木谷实四段继名人秀哉后出场，将棋正社的雁金准一八段、小野田干代太郎六段、高部道平六段三棋士，各各连续击败三回，独自一人单枪匹马便使对抗战胜利结束，成为力拔干钧的实力者。


    后来我在时事新报主办的“擂台战”中，遇到了木谷实四段，首次与他对局。面对这个强敌对手，若用一般的手段去打，毫无取胜的把握。经过再三的考虑之后，决心采用模拟棋的对策与他一试。因我是黑先，所以我想第1手打在天元上，以后便模拟白棋走下去。从天元开始打，然后模拟下去的战术，必然逼得对方要尽快在中央挑起战火来，因此，于此时抓住战机，充分发挥天元一子的作用，把握住中央的胜负变化使之于己有利——这就是我的作战方法。白棋若不尽快地接近中央布子，就总是被对方模拟，棋势也会越发显而易见是对黑棋十分有利——这就是我对局前研究出的结论。

    在对局的前两天，我将这一想法告诉了登门来访的桥本宇太郎，“这可真有意思。一定试试也很好！”经他这么一劝，我更觉得干劲倍增了。


    对局一开始，我第1手打天元，其后便仿照白棋一手一手地模拟。顿时，木谷实显得张皇失措，如坐针毡。他反复长考，总是迟迟不愿落子。而我只是模拟便罢，所以毫不多占时间。后来，实在忍耐不住的木谷，几次离席与“责任记者”三谷水平先生去商量。后来据三谷回顾，木谷当时曾抱怨说：“这样不停地模拟下去，棋就没法下了。”作为责任记者的三谷，因我并无违反规则，所以也不能劝说我停止模拟，为了安慰木谷，三谷曾苦口婆心地费了好大的劲儿。


    我模拟到第62手，于第63手开始变化。那时候我的作战初获成功，黑棋棋势一目了然，非常好下，可惜我于中盘略有松懈，被木谷实在124手走了一个妙手，结果以三目之差败北。


    对局结束时已是更深入静，连末班电车也没了。于是我和木谷实在棋院过夜，我们谈棋话志直至黎明。那时可以说是我初次与他结识。总之，我来日后两年之间，常常是执黑也不能胜他。到我的段位追上了他，与他平起平坐之时，已花去了将近四年的时间。这期间里他是我的第一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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