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德十年 - 季羡林 in Goettingen

季羡林自述忆当年:《留德十年》

1935年,青年学子季羡林赴德留学,开始了十年羁旅生涯。数十年后,学术泰斗季先生已近耄耋之年,忆及往昔,遂写下一部《留德十年》,以时间的脉络,记述了先生当年抛家傍路赴德求学德经过。在赫赫有名的哥廷根大学,先生几经辗转选定印度学为主修方向,遂对其倾注热情与辛劳,最终获得博士学位,也由此奠定了毕生学术研究的深厚根基。在此过程中,先生饱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带来的戏剧性苦难,而于苦难之外,又更难忘学长深思,友人情深。先生虽言“自传”只述事实,不及其余,然“诗与真”并行不悖,洋洋十数万言,生命之诗性本已蕴集期间。


楔子



七十多年的生命像一场春梦似的逝去了。这样的梦并不总是像"春宵一刻值千金"那样轻灵美妙。有时候也难免有惊涛骇浪,龙蛇竞舞的场面。不管怎样,我的生命像梦一般地逝去了。

对于这些梦有没有留恋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人到了老年,往往喜爱回忆往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当然也不能成为例外。英国人常说什么"往日的可爱的时光",实有会于我心。往日的时光,回忆起来,确实感到美妙可爱。"当时只道是寻常",然而一经回忆,却往往觉得美妙无比,回味无穷。我现在就经常陷入往事的回忆中。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把这些轻梦或者噩梦从回忆中移到纸上来。我从来没有感到,有这样的需要。我只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伏在枕上,让逝去的生命一幕一幕地断断续续地在我眼前重演一遍,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旁观者,顾而乐之。逝去的生命不能复归,也用不着复归。但是,回忆这样的生命,意识到自己是这样活过来的,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来了,风风雨雨都经过了,一直到今天,自己还能活在世上,还能回忆往事,这难道还不能算是莫大的幸福吗?

留学热(1)

留学热(1)


五六十年以前,一股浓烈的留学热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下于今天。留学牵动着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心。我曾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听到别人出国而自己则无份时,一时浑身发抖,眼直口呆,满面流汗,他内心震动之剧烈可想而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仔细分析其中原因,有的同今天差不多,有的则完全不同。相同的原因我在这里不谈了。不同的原因,其根柢是社会制度不同。那时候有两句名言:"毕业即失业";"要努力抢一只饭碗"。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后门,照样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样抢不到一只饭碗。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身价百倍,金光闪烁,好多地方会抢着要他,成了"抢手货"。

当时要想出国,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私费,一条是官费,前者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后者又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质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一种是各省举办的。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两种官费人数都极端少,只有一两个。在芸芸学子中,走这条路,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是否有走后门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般是比较公道的,录取的学员中颇多英俊之材。这种官费钱相当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往往令人羡煞。

我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可惜我投胎找错了地方,我的家庭在乡下是贫农,在城里是公务员,连个小官都算不上。平常日子,勉强糊口。我于1934年大学毕业时,叔父正失业,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其贫窘之状可想而知。私费留学,我想都没有想过,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官费留学呢,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今天歧视社会科学,源远流长,我们社会科学者运交华盖,只好怨我们命苦了。

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哭,无地自容。母校(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要我回母校当国文教员,好像绝处逢生。但是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满脑袋歌德、莎士比亚,一旦换为屈原、杜甫,我换得过来吗?当时中学生颇有"驾"教员的风气。所谓"驾 ",就是赶走。我自己"驾"人的经验是有一点的,被"驾"的经验却无论如何也不想沾边。我考虑再三,到了暑假离开清华园时,我才咬了咬牙:"你敢请我,我就敢去!"大有破釜沉舟之概了。

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国文教员,待遇优渥,每月一百六十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人民币,至少可以等于三千二百元。这是颇有一些吸引力的。为什么这样一只"肥"饭碗竟无端落到我手中了呢?原因是有一点的。我虽然读西洋文学,但从小喜欢舞笔弄墨,发表了几篇散文,于是就被认为是作家,而在当时作家都是被认为能教国文的,于是我就成了国文教员。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心虚在所难免。我真是如履薄冰似的走上了讲台。

但是,宋校长真正聘我的原因,还不就这样简单。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一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在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宋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与当时的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私交颇深。有人说,如果宋校长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与何在国外也是同学,则他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不只是校长,而是教育厅的科长了。

总之,宋校长率领着北大派浩荡大军,同师大派两军对垒。他需要支持,需要一支客军。于是一眼就看上了我这个超然于两派之外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兼高中第一级的毕业生。他就请我当了国文教员,授意我组织高中毕业同学会,以壮他的声势。我虽涉世未深,但他这一点苦心,我还是能够体会的。可惜我天生不是干这种事的料,我不会吹牛拍马,不愿陪什么人的太太打麻将。结果同学会没有组成,我感到抱歉,但是无能为力。宋校长对别人说:"羡林很安静!"宋校长不愧是北大国文系毕业生,深通国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他使用了"安静"二字,借用王国维的说法,一着此二字,则境界全出,胜似别人的千言万语。不幸的是,我也并非白痴,多少还懂点世故,聆听之下,心领神会;然而握在手中的那一只饭碗,则摇摇欲飞矣。

因此,我必须想法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抬眼望尽天涯路",我只看到人海茫茫,没有一个归宿。按理说,我当时的生活和处境是相当好的。我同学生相处得很好。我只有二十三岁,不懂什么叫架子。学生大部分同我年龄差不多,有的比我还要大几岁,我觉得他们是伙伴。我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可以刊登学生的文章,这对学生是极有吸引力的。同教员同事关系也很融洽,几乎每周都同几个志同道合者出去吃小馆,反正工资优厚,物价又低,谁也不会吝啬,感情更易加深。从外表看来,真似神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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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热(2)

留学热(2)


然而我情绪低沉,我必须想法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至高无上的梦就是出国镀金。我常常面对屋前的枝叶繁茂花朵鲜艳的木槿花,面对小花园里的亭台假山,做着出国的梦。同时,在灯红酒绿中,又会蓦地感到手中的饭碗在动摇。二十刚出头的年龄,却心怀百岁之忧。我的精神无论如何也振作不起来。我有时候想:就这样混下去吧,反正自己毫无办法,空想也白搭。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这辆车还没驶到山前,等到了山前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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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良机

天赐良机


正当我心急似火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真像是天赐良机,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一百二十马克。条件并不理想,一百二十马克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相比之下,官费一个月八百马克,有天渊之别了。

然而,对我来说,这却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非抓住不行了。我在清华名义上主修德文,成绩四年全优(这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我一报名,立即通过。但是,我的困难也是明摆着的:家庭经济濒于破产,而且亲老子幼。我一走,全家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我面对的都是切切实实的现实困难,在狂喜之余,不由得又心忧如焚了。

我走到了一个歧路口上:一条路是桃花,一条是雪。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满了雪的路上,则是暗淡无光,摆在我眼前是终生青衾,老死学宫,天天为饭碗而搏斗,时时引"安静"为鉴戒。究竟何去何从?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

出我意料之外,我得到了我叔父和全家的支持。他们对我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为祖宗门楣增辉。这种思想根源,我是清清楚楚的。当时封建科举的思想,仍然在社会上流行。人们把小学毕业看作秀才,高中毕业看作举人,大学毕业看作进士,而留洋镀金则是翰林一流。在人们眼中,我已经中了进士。古人说:没有场外的举人;现在则是场外的进士。我眼看就要入场,焉能悬崖勒马呢?

认为我很"安静"的那一位宋还吾校长,也对我完全刮目相看,表现出异常的殷勤,亲自带我去找教育厅长,希望能得到点资助。但是,我不成材,我的"安静"又害了我,结果空手而归,再一次让校长失望。但是,他热情不减,又是勉励,又是设宴欢送,相期学成归国之日再共同工作,令我十分感动。

我高中的同事们,有的原来就是我的老师,有的是我的同辈,但年龄都比我大很多。他们对我也是刮目相看。年轻一点的教员,无不患上了留学热。也都是望穿秋水,欲进无门,谁也没有办法。现在我忽然捞到了镀金的机会,洋翰林指日可得,宛如蛰龙升天,他年回国,决不会再待在济南高中了。他们羡慕的心情溢于言表。我忽然感觉到,我简直成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虽然还缺一个老泰山胡屠户和一个张乡绅,然而在众人心目中,我忽然成了特殊人物,觉得非常可笑。我虽然还没有春风得意之感,但是内心深处是颇为高兴的。

但是,我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前面说到的家庭经济困难之外,还有制装费和旅费。因为知道,到了德国以后,不可能有余钱买衣服,在国内制装必须周到齐全。这都需要很多钱。在过去一年内,我从工资中节余了一点钱,数量不大,向朋友借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长途万里的旅行准备算是完成了。此时,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搅和在一起,但是决没有像调和鸡尾酒那样美妙。我充满了渴望,而又忐忑不安,有时候想得很美,有时候又忧心忡忡,在各种思想矛盾中,迎接我生平第一次大抉择、大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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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mache nun Feierabend.

Weitere Inhalte kann ich erst vielleicht am Sonntag hier po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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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ke schön! Mach doch weiter. ich freue mich drauf, die weiteren Teile zu l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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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的准备工作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1)


我终于在1935年8月1日离开了家。我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子女。这样一个家和我这一群亲人,他们的命运谁也不知道,正如我自己的命运一样。生离死别,古今同悲。江文通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他又说:"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含血相视。"我从前读《别赋》时,只是欣赏它的文采。然而今天自己竟成了赋中人。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临离家时,我思绪万端。叔父、婶母、德华(妻子),女儿婉如牵着德华的手,才出生几个月的延宗酣睡在母亲怀中,都送我到大门口。娇女、幼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离别,也许还觉得好玩。双亲和德华是完全理解的。我眼里含着泪,硬把大量的眼泪压在肚子里,没有敢再看他们一眼--我相信,他们眼里也一定噙着泪珠--扭头上了洋车,只有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我眼前一闪。

我先乘火车到北平。办理出国手续,只有北平有可能,济南是不行的。到北平以后,我先到沙滩找了一家公寓,赁了一间房子,存放那两只大皮箱。立即赶赴清华园,在工字厅招待所找到了一个床位,同屋的是一位比我高几级的清华老毕业生,他是什么地方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夜半联床,娓娓对谈。他再三劝我,到德国后学保险。将来回国,饭碗决不成问题,也许还是一只金饭碗。这当然很有诱惑力。但却同我的愿望完全相违。我虽向无大志,可是对作官、经商,却决无兴趣,对发财也无追求。对这位老学长的盛意,我只有心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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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车上

"满洲"车上


当年想从中国到欧洲去,飞机没有,海路太遥远又麻烦,最简便的路程就是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其中一段通过中国东三省。这几乎是惟一的可行的路;但是有麻烦,有困难,有疑问,有危险。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东三省建立了所谓"满洲国",这里有危险。过了"满洲国",就是苏联,这里有疑问。我们一心想出国,必须面对这些危险和疑问,义无反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仿佛成了那样的英雄了。

车到了山海关,要进入"满洲国"了。车停了下来,我们都下车办理入"国"的手续。无非是填几张表格,这对我们并无困难。但是每人必须交手续费三块大洋。这三块大洋是一个人半月的饭费,我们真有点舍不得。既要入境,就必需缴纳,这个"买路钱"是省不得的。我们万般无奈,掏出三块大洋,递了上去,脸上尽量不流露出任何不满的表情,说话更是特别小心谨慎,前去是一个布满了荆棘的火坑,这一点我们比谁都清楚。

幸而没有出麻烦,我们顺利过了"关",又登上车。我们意识到自己所在的是一个什么地方,个个谨慎小心,说话细声细气。到了夜里,我们没有注意,有一个年轻人进入我们每四个人一间的车厢,穿着长筒马靴,英俊精神,给人一个颇为善良的印象,年纪约摸二十五六岁,比我们略大一点。他向我们点头微笑,我们也报以微笑,以示友好。逢巧他就睡在我的上铺上。我们并没有对他有特别的警惕,觉得他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旅客而已。

我们睡下以后,车厢里寂静下来,只听到火车奔驰的声音。车外是满洲大平原,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去看,一任"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直奔,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我正朦胧欲睡,忽然上铺发出了声音:

"你是干什么的?"

"学生。"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北平。"

"现在到哪里去?"

"德国。"

"去干嘛?"

"留学。"

一阵沉默。我以为天下大定了。头顶上忽然又响起了声音,而且一个满头黑发的年轻的头从上铺垂了下来。

"你觉得满洲国怎么样?"
"我初来乍到,说不出什么意见。"

又一阵沉默。

"你看我是哪一国人?"

"看不出来。"

"你听我说话像哪一国人?"

"你中国话说得蛮好,只能是中国人。"

"你没听出我说话中有什么口音吗?"

"听不出来。"

"是否有点朝鲜味?"

"不知道。"

"我的国籍在今天这个地方无法告诉。"

"那没有关系。"

"你大概已经知道我的国籍了,同时也就知道了我同日本人和'满洲国'的关系了。"

我立刻警惕起来:

"我不知道。"

"你谈谈对'满洲国'的印象,好吗?"

"我初来乍到,实在说不出来。"

又是一阵沉默。只听到车下轮声震耳。我听到头顶上一阵声,年轻的头缩回去了,微微地叹息了一声,然后真正天下太平,我也真正进入了睡乡。

第二天(9月2日)早晨到了哈尔滨,我们都下了车。那个年轻人也下了车,临行时还对我点头微笑。但是,等我们办完了手续,要离开车站时,我抬头瞥见他穿着笔挺的警服,从警察局里走了出来,仍然是那一双长筒马靴。我不由得一下子出了一身冷汗。回忆夜里车厢里的那一幕,我真不寒而栗,心头充满了后怕。如果我不够警惕顺嘴发表了什么意见,其结果将会是怎样?我不敢想下去了。

啊,"满洲国"!这就是"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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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

在哈尔滨(1)


我们必须在哈尔滨住上几天,置办长途旅行在火车上吃的东西。这在当时几乎是人人都必须照办的。

这是我第一次到哈尔滨来。第一个印象是,这座城市很有趣。楼房高耸,街道宽敞,到处都能看到俄国人,所谓白俄,都是十月革命后从苏联逃出来的。其中有贵族,也有平民;生活有的好,有的坏,差别相当大。我久闻白俄大名,现在才在哈尔滨见到。心里觉得非常有趣。

我们先找了一家小客店住下,让自己紧张的精神松弛一下。在车站时,除了那位穿长筒马靴的"朝鲜人"给我的刺激以外,还有我们同行的一位敦福堂先生。此公是学心理学的,但是他的心理却实在难以理解。就要领取行李离车站,他忽然发现,他托运行李的收据丢了,行李无法领出。我们全体同学六人都心急如焚,于是找管理员,找站长,最后用六个人所有的证件,证明此公确实不想冒领行李,问题才得到解决。到了旅店,我们的余悸未退,精神依然亢奋。然而敦公向口袋里一伸手,行李托运票赫然具在。我们真是啼笑皆非,敦公却怡然自得。今后在半个多月的长途旅行中,这种局面重复了几次。我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此公凡是能丢的东西一定要丢一次,最后总是化险为夷,逢凶化吉。关于这样的事情,下面就不再谈了。

在客店办理手续时,柜台旁边坐着一个赶马车的白俄小男孩,年纪不超过十五六岁。我对他一下子发生了兴趣,问了他几句话,他翻了翻眼,指着柜台上那位戴着老花眼镜、满嘴胶东话的老人说:

"我跟他明白,跟你不明白。"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一笑置之。

在哈尔滨山东人很多,大到百货公司的老板,小到街上的小贩,几乎无一不是山东人。他们大都能讲一点洋泾浜俄语,他们跟白俄能明白。这里因为白俄极多,俄语相当流行,因而产生了一些俄语译音字,比如把面包叫做"裂巴"等等。中国人嘴里的俄语,一般都不讲究语法完全正确,音调十分地道,只要对方"明白",目的就算达到了。我忽然想到,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离不开语言;同外国人之间的交际离不开外国语言。然而语言这玩意儿也真奇怪。一个人要想精通本国语和外国语,必须付出极大的劳动;穷一生之精力,也未必真通。可是要想达到一般交际的目的,又似乎非常简单。洋泾浜姑无论矣。有时只会一两个外国词儿,也能行动自如。一位国民党政府驻意大利的大使,只会意大利文"这个"一个单词儿,也能指挥意大利仆人。比如窗子开着,他口念"这个",用手一指窗子,仆人立即把窗子关上。反之,如果窗子是关着的,这位大使阁下一声"这个",仆人立即把窗子打开。窗子无非是开与关,决无第三种可能。一声"这个",圆通无碍,超过佛法百倍矣。

话扯得太远了,还是回来谈哈尔滨。

我们在旅店里休息了以后,走到大街上去置办火车上的食品。这件事办起来一点也不费事。大街上有许多白俄开的铺子,你只要走进去,说明来意,立刻就能买到一大篮子装好的食品。主体是几个重约七八斤的大"裂巴",辅之以一两个几乎同粗大的香肠,再加上几斤干奶酪和黄油,另外再配上几个罐头,共约四五十斤重,足供西伯利亚火车上约摸八九天之用。原来火车上本来是有餐车的。可是据过去的经验餐车上的食品异常贵,而且只收美元。其指导思想是清楚的。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外国人一般被视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只要有机会,就必须与之"斗争"。餐费昂贵无非是斗争的方式。可惜我们这些"资产阶级"阮囊羞涩,实在付不出那样多美元。于是哈尔滨的白俄食品店尚矣。

除了食品店以外,大街两旁高楼大厦的地下室里,有许许多多的俄餐馆,主人都是白俄。女主人往往又胖又高大,穿着白大褂,宛如一个白色巨人。然而服务却是热情而又周到。饭菜是精美而又便宜。我在北平久仰俄式大菜的大名,只是无缘品尝。不意今天到了哈尔滨,到处都有俄式大菜,就在简陋的地下室里,以无意中得之,真是不亦乐乎。我们吃过罗宋汤、牛尾、牛舌、猪排、牛排,这些菜不一定很"大",然而主人是俄国人,厨师也是俄国人,有足够的保证,这是俄式大菜。好像我们在哈尔滨,天天就吃这些东西,不记得在那个小旅店里吃过什么饭。

黄昏时分,我们出来逛马路。马路很多是用小碎石子压成的,很宽,很长,电灯不是很亮,到处人影历乱。白俄小男孩--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在旅店里见到的那样的--驾着西式的马车,送客人,载货物,驰骋长街之上。车极高大,马也极高大,小男孩短小的身躯,高踞马车之上,仿佛坐在楼上一般,大小极不协调。然而小车夫却巍然高坐,神气十足,马鞭响处,骏马飞驰,马蹄子敲在碎石子上,迸出火花一列,如群萤乱舞,渐远渐稀,再配上马嘶声和车轮声,汇成声光大合奏。我们外来人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禁顾而乐之了。

哈尔滨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谁来到哈尔滨,大概都不会不到松花江上去游览一番。我们当然也不会自甘落后,我们也去了。当时正值夏秋交替之际,气温可并不高。我们几个人租了一条船,放舟中流,在混混茫茫的江面上,真是一叶扁舟。远望铁桥一线,跨越江上,宛如一段没有颜色的彩虹。此时,江面平静,浪涛不兴,游人如鲫,喧声四起。我们都异常地兴奋,谈笑风生。回头看划船的两个小白俄男孩子,手持双桨主划的竟是一个瞎子,另一个明眼孩子掌舵,决定小船的航向。我们都非常吃惊。松花江一下子好像是不存在了,眼前只有这个白俄盲童。我们很想了解一下真情,但是我们跟他们"不明白",只好自己猜度。事情是非常清楚的。这个盲童家里穷,没有办法,万般无奈,父母--如果有父母的话--才让自己心爱的儿子冒着性命的危险,干这种划船的营生。江阔水深,危机四伏,明眼人尚需随时警惕,战战兢兢,何况一个盲人!但是,这个盲童,由于什么都看不见的缘故,心中只有手中的双桨,怡然自得,面含笑容。这时候,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环顾四周,风光如旧,但我心里却只有这一个盲童,什么游人,什么水波,什么铁桥,什么景物,统统都消失了。我自己思忖:盲童家里的父、母、兄、妹等等,可能都在望眼欲穿地等他回家,拿他挣来的几个钱,买上个大"裂巴",一家人好不挨饿。他家是什么时候逃到哈尔滨来的?我不清楚。他说不定还是沙皇时代的贵族,什么侯爵、伯爵。当日的荣华富贵,从年龄上来看,他大概享受不到。他说不定就出生于哈尔滨,他决不会有什么"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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