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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来源：中评社

一向词锋厉害的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两会期间经常成为记者追访的目标。今天被一名外国记者追问中国增加14.7%军费会不会威胁邻国时，李肇星就当场教那名记者数学，如何算出中国人均军费远远低于美日等国家。最后，他还劝那名记者说话要公道，还要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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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早，外交部长李肇星进入人民大会堂，立即被大批记者包围。当一名外国记者用英文追问中国加军费问题时，他马上用英语回问那名记者能不能讲中文。听到那记者说懂一点点，李肇星就反问他说：「你是哪里人？」记者说：「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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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记者马上把握机会，用他一点点懂的中文，问起中国军费「涨价」的问题，但还没问完，李肇星立即说，中国人均军费一定比新西兰低。那名记者似乎没听全李肇星的话，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李肇星就决定好好的给这名记者上上数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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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星说：「中国土地面积是日本的26倍，人口大约是日本的10倍，但军费却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二。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军费远比美国、日本、新西兰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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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新西兰记者似乎已难以招架，都不知怎样问下去。但李肇星却还是要好好教训下去，他说：「你说话应该要公道，我认为你现在还要好好的学习，关于新闻工作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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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台湾记者问到："如果有机会和陈水扁直接对话，您会想跟他说什么?" 李肇星立马沉下脸呵斥到：“我为什么跟他直接对话，他是什么人，他算谁？...”说完掉头往外走，但是当他听到一位女记者问到：“听说您给奥运做了首歌，能不能谈谈”时，李外长马上笑容满面停下来说：“这个女孩儿不错，说说看...."

看来李部长还真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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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来源：太阳报

「陈水扁是谁？他凭甚麽跟我讲话！」外交部长李肇星昨日评论台湾的陈水扁总统的「终统行动」时指出，他不会评论陈水扁这个人，但强调那种违背历史潮流的冒险行动，不会有任何好的下场，下场更会是「悲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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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炮仗颈」的李肇星昨日上午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前表示，他不会对陈水扁这个人作任何评论，但他的下场会是「悲剧性」的。当问若他见到陈水扁会有何话说时，李肇星大声说：「陈水扁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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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评论目前的中美关时，他表示中方希望美国在胡布峰会上要有所表现，只有这样才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及有利於台海和平与稳定。

对於目前陷於低潮的中日关，李肇星认为困难局面是由日方造成的，他呼日本要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昨日李肇星被记者追访时亦出现一段小插曲。一份香港英文报章的洋记者以英语提问军费将会增加多少时，李肇星即时以普通话反问：「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如果是德国，我们（的军费）一定比你少。你要知道我们中国幅员广大，内地有多少人？我们的人均军费不是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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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hpu1234 于 2006-03-06 01:24:31     



德国之声/在中国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前夕，本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搁置了物权法草案。

据德国之声记者在北京的实地观察，人大常委会这一不寻常的决定源于一位北京大学教授日前发表的公开文章。结果，不仅下周即将召开的人大会议将因此黯然失色，中国25年的改革进程也在左派狙击手的冷枪下显得踟躇不前。此前，物权法的起草已经酝酿十年，在本届人大也上下反复讨论、修改了四年，作为一部全面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法律草案，本来有望成为中国改革25年以及中国法治建设的一座里程碑。

但不久前，一位鲜有人知的北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授”巩献田上书人大，质疑这部法律草案有违“社会主义宪法精神”。这是继郎咸平、刘国光早先分别挑战中国主流经济学之后，左派阵营对中国政学界日益上升的“政法系”的第一次阻击。 为此，2月25日，北京法学界有关专家在人民大学召开了一次研讨会，正式回应了来自左派保守阵营的攻击。虽然在许多中国法学家看来，巩献田的文章充斥着逻辑混乱、陈辞滥调，有恍若隔世之感，但几乎成功地迫使人大在审议物权法的议程上回到了四年前的原点，极尽凸显中国立法机构其民意代表性如何之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滞后、以及陈旧的意识形态如何在在阻碍着中国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进程。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剑教授说，中国现行宪法有足够的弹性，讨论中的物权法草案与之并无冲突。他对德国之声记者表示，他的研究同样非常关注心社会公正问题，但是，“巩献田关注的社会公正与否并不仅是结果问题，而是制度保障问题，即实现社会公正的程序问题。”

曾经以1992市场经济改革社论名动一时的“皇甫平”，近日也在中国媒体现身，坦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滞后，造成改革失去方向和动力，暗示14年后中国改革再度面临根本选择。 但是，作为中国顶尖的人大制度专家，蔡定剑更尖锐的指出，司法上的程序正义固然重要，中国在这几年也取得了相当进展；但是，政治程序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大的立法效率低下，已经妨碍了社会公正的制度建设，比如关系到中国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物权法的通过。 此间分析家也注意到，作为中国仅有的合法民意代表机构，其立法规划竟然被一纸缺乏充分依据的文章所动摇，不仅证明了这一机构民意代表性的不足和立法程序上的随意性，更暴露了当下中国政治气候的左倾和保守；而且，这一保守的政治气候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共高层仍然坚守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 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政策上崇尚新自由主义、而意识形态偏向保守、同时社会和政治控制维持威权?D?D构成了一个“晚期威权主义”体制，在1989之后成功维持了政权，虽然缓慢而被动，却也促进了政经分离的若干改革，承认并加入了国际秩序。胡温政府接手以来，尽管尝试了各种理论可能，包括欧洲式的社会民主道路、党内民主先行、以及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等等，在国际和国内社会的压力下，在社保、教育、人权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具体改革，但是政治层面的改革停留在“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

中国第四代领导层意识形态趋于极端保守，甚至以朝鲜、古巴为师，正在对中国总体改革产生实质性的“倒车效应”，也唤醒了许多极左“僵尸”。 一时间，中国威权体制下原本脆弱的协商政治空间被保守话语栓塞，原本有限的改革共识随之淹没，更为迫切的政治体制改革则被搁置，中国晚期威权所追求并依赖的“法治政府”也因此困在意识形态保守教条的铁笼中。外界因此很难想象中国高层能够推出任何有想象力的全盘改革计划，未来的任何创新或者改革可能更多的是偶然之举。 上海着名自由派学者朱学勤日前接受德国之声记者访问时表示，“中国的改革宁快勿慢，宁改勿停”，否则，后果难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