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影评一部，转自天涯旧帖

水烬

有关晚清、民国现实思考的浮光掠影

转自天涯，原作者许忆

最近重看《走向共和》以及看了一些关于民国、晚清的文章，很有感触。中国是个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的国家，总是在绕弯子了想图省便，吝啬抗争，结果比任何一个开明国家走的更曲折、流了更多血。一个民族经此曲折，至今依然矛盾重重，很难相信中国人总在表扬自己的有智慧。一些感触散乱记下，供学史的人一笑。
　　
　　一、慢一拍
　　以前人家说中国和日本一样维新，结果甲午一战，优劣立现。我说其实起点是不一样的，日本经过倒幕归政天皇，旧势力应该说是经过一个大的清洗，所以理论上是一个新的政权，所以政治上的包袱是很轻，加上明治天皇勤勉，一国人齐心，少壮派当国。维新的相当成功，而中国的是在旧瓶子里装新酒，太平天国并没有改变政治体制、社会格局，某些程度还加强的旧势力的反扑心态，虽然受鸦片战争及镇压国内起义催生洋务派的一时风气。但曾、李、左、张等人老成持国，万事讲究稳妥，有个同治中兴的成绩就颇为自许，并不晓得自己所处的历史当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在变，这期间，普法战争、美国南北战争都此起彼伏，某个程度给清朝一个喘息的时间。洋务派以为自己在进步，却不知道人家进步更快。所以到到中日战争一检验，中国输的非常干净。
　　这里说有个体制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假想，体制里的人是想改良，但涉及自身权势的时候，很难改变，要是太平天国灭亡时候，曾国藩振臂一呼，国家为之一变，政治洗涤一清，也未必后来不是日本人的对手。这个只是假想，曾国藩或知不可为或与民休息或道德文章约束及其他顾虑，却不知道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就慢了一拍，这要命的一拍。
　　
　　二、文化的判断
　　首先我从小就怀疑我们的两千历史并非封建主义，从小时接受的政治学分类而言，封建社会只在周朝及以前。秦以后，应该是非常鲜明的帝国主义状态，王权至上，以知识分子为社会行政主体并掌握话语权的中间阶层，及广大农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从帝国幅员广阔的大陆国家形态而言，有扩张的欲望但并不强烈（这一点与今日之美国多有相似，有领袖欲而少领土欲），更多在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大心态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家思想中，开疆辟土的现实意义就不过是一种完成统一的王权责任。所以秦、汉、隋、唐、明（即使包括赢弱的宋）在帝国初期无不四处用兵，极力扩张帝国，而扩张目标，却仅以恢复先朝疆域而已。
　　中国只有王权，没有神权。所标榜的帝国核心价值为儒学，接受儒家的方式是学，学则可疑之，疑则少诚，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思想根源其实是道家。道强调的是变化。所以中国擅长变与不变的学问，功利心强于道德。对于中国人而言，即使是皇帝替换，只要顺乎天道，也无不可。至于天道，那就是个表面文章了。以至坚贞者罕见，变节者众。比如五代冯道，在乱世当中的生存学问今天看何尝不见得没有道理。
　　西方国家多有宗教信仰。王权神权并立，接受宗教的方式为信，信极则轻生，可以坦然赴死。所以若干世纪来传教的热诚可以夸张到十字军这个程度。传教可以说是文化侵略，但价值观的世界大同也未必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化理想。只不过事及当世之人只有切身之痛。
　　所以这里要说日本是个很奇怪的例子，在文化上，毫无疑问和中国一体，但更要纯粹一点。道的思想也未必没有，但只及花草茶饮。于为人处事，还如儒家一样强调状怀激烈。
　　从体制上，日本倒是保留封建的状态几乎到幕府结束，只不过幕府时期藩属大名略为式微一点。另一点，很有意思，政权代表为将军，神权代表为天皇。这点而言，日本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信仰使全国的价值观统一，这也日本顺利变革的原因。
　　甲午战争，与中国，可说是变革的失败，也可说是文化的失败。
　　因为此时中国人甚至没有国家认同，失败是皇帝的，与百姓何干。
　　
　　三、民族问题
　　前面说中国人没有国家概念，甚至也没有民族概念，太平天国的号召里就没有特别强烈的满汉区别。曾国藩的镇压也就没有太大的民族情节，所谓满人走狗恐怕是中国人日后的好恶方式。
　　太平天国的目标非常混乱，但有一点却前所未有，就是破坏中国文化。这点可说是开坏风气之先，日后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没有太平天国的余毒影响，之前还有五四期间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及否定。
　　太平天国的方式自然不是曾国藩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可以忍受的。所以说曾国藩与其保皇，更不如说是卫道，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武斗，结果是曾国藩所代表高级或高层知识分子略胜一筹，但可惜这也高级或高层知识分子的最后一场胜利，约100年后，国共之间的斗争以共党所代表低层知识分子获得胜利，胜利的方式很大程度在于对于农民的组织。除了彼此之间的天然接近以外，强大的组织能力也非高层知识分子所能掌握的。
　　民族问题是有了国家认同的后的新问题，孙中山后来把“驱逐鞑虏”改成“民族主义”到后来的“五族共和”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淡。
　　中国人有很大的兼容性和适应性，以中国人哲学而言，置之不理往往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一旦放到桌面就再无回旋。
　　今天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如此。
　　某些骚乱费那么劲折腾无非换取一个重视。
　　
　　四、说话方式
　　世界乱的时候，就是中国人的机会，至今依然，同治中兴如此，一战期间的民国十年也是如此。后面二战缠斗其中，却籍此摆脱半殖民地命运，接着冷战中于美苏之间长袖善舞连横合纵，到现在金融危机中国的世界救世主表现。但可惜的是，每一次，机遇都把握的不够。
　　清朝想宪政的时候，汉人已经不答应了，所以武昌起义，袁世凯当国的时候，孙中山偏要与他斗，当然这个问题说来复杂，其实无关是非，却开启一个流血的说话方式的时代，此后中国人有革命勇气，却无协商改良的耐心和涵养，血流干，结果现在还有人怀念民国，说起码那当时氛围还是宽松，政治家还是开明的。经过一个轮回，国人开始意识自己是不是走复杂了，这个圈非但没有把自己走出光明，甚至还没有把自己走回去。体制的问题显而易见，一个大规模的彼此不信任情绪正在扩散。原来说历史是最好的教员，但显然中国人从来没有在历史当中学到过什么。两千年王朝更迭变无可变，马未都言中国人的封建体制2000年未在制度上破产。这个东西给中国人带来的是文化上自信心，所以迷恋传统，即使而今传统不复，还要举着恢复的大旗给社会主义注入中国特色。
　　清帝逊位袁世凯当国其实是中国一个很好开始，但也许就是来的太容易了，也就不会珍惜不去思考，今天杨度和梁启超的体制探讨还是意义的。他们其实都看到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都想到以某个方式去防范问题。可持续和稳定才是中国有所发展的根本。所以当时开明专制未必不是好事，革命家想一步登天，却没有想到乡间民众内心2000年训练出来的麻木和漠然。于是革命成了革命家的私欲，专制却成了一个共同掩饰的持续事实。
　　袁世凯是有本事的人，但可惜的是，太有本事了，以至无人可以牵制。总不能看着你通杀全局，所以我推翻牌桌，讲话的方式变了。
　　想来真的很可悲，
　　慈熙不和光绪好好谈，成就了戊戌六君子
　　袁世凯和孙中山不好好谈，结果是二次革命却只成就遍地军阀。
　　蒋介石和毛泽东不好好谈，结果是三年大规模的内战以及民主历程的彻底夭折。
　　中国始终没有养成谈判并尊重谈结果的习惯，也许身怀利器就不懂得克制了。
　　
　　五、阿Q主义
　　鲁迅总结中国的特色就是阿Q主义。一个善于自我解嘲的民族，一个没有信仰所以也不抗争的民族。当然，这也怨不得。历来成王败寇，胜利者通杀。无论你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成就只是这个赌局中的胜利一方，与旁观的百姓几乎无关。而且翻盘过于频繁，百姓已无法有无必要表态。
　　所以今天去想小时候接受的那些关于农民起义的历史观简直就是屁话，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从来无关阶级感情，什么所谓解救劳苦大众，想的也就是自己做皇帝而已。一个被剥削阶级成为剥削阶级的奋斗史而已。
　　所以军阀时代只是这个浓缩历史的现实教育，犹如唱戏般你来我往。也造就彼时军阀的涵养，以及小百姓的自我宽慰。中国百姓没有学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说高层一直也没有在乎过。
　　曾几何时，台湾带给我们希望，但当百万红杉军也没有让陈水扁下台的那刻，我一度怀疑所谓民主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还有就是群众的大多数是不是在正确选择。是的，陈水扁是进监狱了，但这不能不让人感觉是政权更替后的秋后算帐。
　　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后学生尸体前长跪不起，而后专意念佛，坚持吃素，这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内疚，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惺惺作态，这以后，惺惺作态也不复了。我们陷落在拜金主义当中，全民堕落。

六、为什么总是失败
　　中国的近现代史充满了失败，各种各样匪夷所思但又理所当然的失败。不过政治家们总认为处在伟大的不断胜利当中。我们的胜利往往是对错误的纠正，但我们总不反省为什么老是在犯错误。我们忽略错误，而后夸大胜利，比如比较值得拿出来一说的抗日战争的胜利，14年的斗争2000万军民的死亡大半个国家国土沦丧换来的价值恐怕最多是对日军的所谓牵制。胜利应该属于原子弹，当然有我们的功劳，但全部是苦难。
　　失败从清朝开始，但把清朝的灭亡和明朝的灭亡放在一起比较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这么说，明的灭亡还是有一定偶然性的，比如北京没有被李自成打下来（据说是因为一场瘟疫使守城明军丧失战斗力），或者说刚烈的崇帧皇帝逃掉而不自杀，再比如太子可以逃到南京，明帝国准备了终其一代的陪都结果并没有让正统的接班人用到，也正是这个所谓正统问题导致了晚明内斗的血腥而可耻的18年，不过怎么说接班的清帝国讨了一个老大的便宜。
　　那么清帝国就没有这么幸运，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12年宣统退位，帝国就没有消停过，而且是钝刀子割肉，一点一点把一个内政原本非常强势的大清搞到奄奄一息。外部是两次鸦片战争，接着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国都被打破两次，割地赔款不胜举数，内部是太平天国、义和团、捻乱、疆乱、保路运动、革命党，政变搞了两回，前者处置了八大臣，后者搞定了六君子。洋务也搞了，新政也弄了，最后权臣当国，孤儿寡母总算和平退位。如果不是冯玉祥破坏协议，驱逐溥仪出宫，也算是不幸中的一个万幸结局。
　　清钻了明末天下大乱的空子，轻松取国，老实说也没有因此放松警惕。终清一代，应该说皇帝都很勤勉，行政也强势，为了不蹈元末帝奔回草原的覆辙，也一直上紧满汉大防这根弦。但结果还不得不依靠汉人维持帝国最后的一息尚存。这形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悖论，一是汉人要驱满，一是维持下去还要靠汉人。所以这也成了中国最后不能实行君主立宪的死局。作为精神象征的最高领袖是异族人，而异族人近300年靠的是文字狱加铁腕而维系的统治，现在君主立宪却要剥夺这个异族君主的权利，让清帝象日本天皇一样万世一系的搞下去。显然不现实。上面说才12年冯玉祥就撕毁协议，不再优待逊帝。但我忽然一想，中国历史上，又何尝有哪个亡国之君得过优待。或者，这就是宿命。
　　那么彼时的政治体制究竟该如何是好呢？其实明白人很多，杨度是其中一个。宿命的是，他提出来的依然还是君主立宪。
　　他的《君宪救国论》说：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他的理由是：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
　　鲁迅的一些小说也验证了杨度的论点，当时的民众无所谓革命者的理想，他们要的只是处决的革命者一腔热血去救治疾病。而势力相当者互不买帐。中国人只服从不合作，至今依然。
　　对于坚定的君主立宪派杨度来说，排除清帝，当时的状况就没有其他皇帝给他做政治实验。于是他想造一个皇帝出来。于是就有了袁世凯临终前的“杨度误我”。
　　除却戊戌变法出卖光绪这一节存疑的历史暗影以外，洪宪登基以前的袁世凯还是此时最具威望和手腕的领袖人物，可惜与西汉王莽篡位的结局如出一辙，这又是一个悖论，位极人臣却不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洪宪随着登基威望和能量随之烟消灰灭。君主立宪的两个可能性就此终结。接着各派势力相争，到45年国共谈判的时候还不能就联合政府达成一致（一个障眼法的表面一致是达成了），非要伏尸千里，流血飘杵，争一雌雄才善罢甘休。想来当年灰心的杨度还是风清云淡的看高一眼做千古之评，挽袁世凯：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近百年后看此联，唏嘘不已。

七、变法棋局
　　我们处在一个改革的年代，所以对于变法有天然的亲近感。我们的历史教育也是如此，将变法人物一律树造成英雄——有点悲情的英雄。
　　但现在我们重新去看历史，忽然发现，其实中国历来的变法，几乎没有成功过，除了秦以前诸侯国的变法有了一些作为，比如商鞅。但气短的是，同样的是秦法严苛，偏居一隅的秦国可籍此统一六国，但秦朝时却被两个因惧失期的士兵一呼而天下应并由此灭国。
　　而且变法人物结局令人唏嘘，商鞅车裂，吴起射杀，王安石罢逐，康、梁避国，谭嗣同六君子赴义。所变之法，历来褒贬不一，甚至贬大于褒。何至于此，我分析有以下四点：
　　一是欲速则不达，变法之人觉得沉疴累累非雷厉风行不足以横扫积弊。但不知道积弊也是成年累月一点点形成的，解决起来自然不能一撅而就，治国本如烹调小鲜需慢火细炖方可火到肉烂。但革新心切之下一但稍受小阻则无所不用其极。事情做过了不但一无所成且误国害己。
　　二是众口难调，中国幅员广阔，各地风情民俗各不相同，往往一个政策都经各地的长久消化，形成每每不同的行政方式，也有了彼此情况不一程度不一的问题，但革新者研究问题又很难做到采样完全，视界广阔。所以治甲地的成功经验并不能完全套用乙地。若因乙地之不适用又做少许改良。结果乙地未必买帐，甲地又感受不足。以单一政策实施全国，必然举国不安。
　　三是一相情愿，变法者以为是为天下计，但事前动员不足天下人并不受用，改革执行者立功心切，又置若罔闻实施中的不协调声音，结果怨声载道，好心彻底做成坏事
　　四是伤筋动本，这点最难做，改革说到底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必然触及即得利益者的神经。现在我们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问题，觉得改革必须要与旧势力斗争，且不知做联合旧势力的尝试。你侵犯别人利益，别人必全力反抗。；力量都消耗在内斗当中，一个社会离心背德又何来进步。所以也造就了变法人物的悲情结局，陷入因果报应当中，殊为可惜可怜可恨。
　　还有一点放不上台面，但也值得一说，就变法的人人品都不怎么样，吴起杀妻求将，商鞅被司马迁说成天资刻薄人，王安石偏持，所用章淳和蔡京之流都是大奸之人，康有为日后的固执保皇，伪诏，及改谭嗣同绝命诗以标榜自己。非无大功利心的人不会轻易思变，有功利心则被功利熏心。变法也就常陷入道德及现实皆不接受的地步，举步维坚最后泥足自封，
　　这里还要说晚清戊戌变法说到底是书生误国，且不说所议之法日后在慈熙袁世凯手上多有所成，说明变法其事还是可为但其行则难作为，就说这邀袁世凯所谓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这条而言，可见康等极度缺乏政治智慧。即便是成了也必被旧势力反扑致使中国大动荡而陷于分裂当中，被环视四周的列强鱼肉。就说袁世凯这人，怕也不是这数个书生能掌握得了，无非复制东汉董卓故事而已。
　　最后说我们现在的改革非变法，则不过从一个非正常的年代正常化而已，所谓拨乱反正。只是如一个久居屋中的人，一日你放他出去走走透透空气，走的时间久了见的东西多了，就必然有在屋中不曾有的想法。此所谓人之常情，至于有没有大智慧去解决这新的想法，唯祝愿有之。
　　但有点可以肯定，就是这黑屋子，再也不可走回去了。

水烬

八、浅谈中日变法
　　1853年，太平天国正式建都南京，流寇终于蜕变成为敌对政权，对于清帝国来说，肯定是一个最大的噩梦，而且很不幸这个噩梦还做了11年。但 1853年这年对于日本的德川幕府来说，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四条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军舰擅自在日本浦贺港口停靠，史称黑船事件，当时日本的震动非常之大，今天的许多日本电视作品上，还描写那时年轻人在目睹港口上耀武扬威的军舰的愤懑。但日本人愿赌服输的性格发挥了正确的作用，他们很快学会知道自己与这世界先进力量的区别，并清醒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
　　大约7年后，伟大的清帝国又一次被一支不到2万人的外国军队打破国都，并且据说经过清军英勇抵抗后以近2万人伤亡代价只打死了这支侵略队伍 12个人（有说4人）。可怕的是这还只是不幸的开始，这以后还有源源不断的对外战争失败。以至百年后依然盛行一个词汇，叫做“崇洋媚外”，这个词汇后面的现实是数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洋人的迹近遗传的恐惧。
　　与之比较，日本，我们总蔑称为“小日本”的国家，很好的发挥了他的小巧，他们没有炸沉那些停泊在港口的军舰，虽然之后也在“攘夷”的口号下与外敌发生零星冲突，但很快他们从不断的挫折当中发现了差距，所以首先是那些发生冲突的藩如萨摩等开始意识到的是另一个问题，即是这个社会制度已经发生问题，他们没有象我们那个著名的也不能说没有气节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深厚的理学的理论基础指导下“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并最终成就自己的“海上苏武”。而是发现问题的源头在于腐败落后的当国者——幕府将军。于是义无返顾彻底的开始颠覆“倒幕”战斗。这时候，清帝国也开始了自己的反省，在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下开始洋务运动，那些绝对算上是优秀人物的一代帝国精英从维护帝国的角度进行了纯粹技术层面的改良。好比两个同样严重的病人，一个进行了休克式的外科手术，另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服了几剂汤药做了简单的调理。两者的恢复情况在一场甲午战争得到了比较。又几年，在康有为等低级官员及士人驱动，中国学习日本进行新的一轮维新。一个新的不幸。
　　日本和中国都是以士为主要社会中坚的国家，社会的变革往往也靠这这些士人进行推动。所不同的是日本是武士，而中国的士在秦以后社会大一统所以崇文抑武的情况下早就退去刚武色彩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
　　日本有着很长的与我们的春秋战国相似分裂状况，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需要大量人才，所以各样的士人“学得文武艺、贷于帝王家”，周游列国，到处游说，所以造就了当时灿若群星的诸子百家。日本一样如此，武士们有着很强的建功立业思想，且自身就就具备力量。并且经过近300年相对稳定的“幕府时期”，造成武士大量失业。这些人也变成了社会不稳定因数。当他们推动社会变革的时候，能够不畏死的身体力行。这些力量汇聚在尊王的旗帜下，又符合日本社会一贯的儒家思想顾及的传统。于是果敢、舍生、服从及共鸣成就了日本一个新的时代，成就了在日后岁月的一个长久不败，是的，长久以来我们都认为二战已造成了日本的绝对失败，却不知道在这个契机又让日本获得新的成功。从失败中学习。中国似乎从来都学不会，但日本的机遇总是从失败开始。
　　反过来看中国的变法，首先说洋务运动是帝国高层的不得已而为之，处处体现了一个居高临下的倨傲。而戊戌变法的党人，则又呈现出一种想当然的天真与实际操控帝国政局的笨拙。变法内容与日本比较起来，还不曾有十分触及骨肉的变革，但已经引发了朝野的极大反对。自以为有皇帝的支持，又不去做民众的发动，时至今日，民众的思想未必比前清进步多少。而后面对保守势力的反扑，顿时失去了一个应对的从容和优雅，这里要说帝国的文人实在想象力丰富，100年前有个曾静，仅以川陕总督岳钟琪姓岳，想当然该是是岳飞的后人所以就一定要反清。100年后，这一堆同样杀气腾腾的书生们拍脑袋一想，觉得袁世凯练的是新军，思想就一定是新的。从常识想，素昧平生，一见面就劝你政变。我是袁世凯，也不会答应，很简单，与主义无关，从这堆人的卤莽和贸然也会想到事不可为。事败后，除了有任侠之气的谭嗣同慷慨赴死，而作为领袖的康有为、梁启超则带着足够的政治资本仓皇避国。若干年后今人议及，还把个失败原因冠在袁世凯告密的头上。真是国人大愚昧。
　　变法的结果是日本栖身强国之林，虽然一度因疯狂而偏失，但整体来说，还走在正确的发展的方向，而中国依然陷在传统的“枪杆子出政权”的中世纪的丛林生存法则当中，以武力发表意见。或者在另一个金钱至上的语境当中醉生梦死。
　　怎么办，这是问题。

九、帝国最后的风度和雅量
　　上次提到的那个叶名琛，官做到两广总督，抗英战争中以“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态度著名。现在的史料表明，其人并不如我们一直接受的印象那样颟顸、愚蠢、怯弱。曾积极的抗击侵略，城破被俘后，叶名琛被英军押解至印度加尔各答，咸丰九年四月初九吃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不食异乡粟米绝食而亡，死于印度加尔各答囚禁中。《清史稿》记载“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叶名琛死时人有挽联：
　　　　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
　　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
　　一个享尽尊贵的大人物被俘至异国他乡，据说曾囚于笼中任人观赏，该是如何一个大羞辱。绝食而死又需要如何大的勇气和毅力。但因为政治需要，所以一直丑化叶名琛名誉至今，再想想，中国的历史评说何尝有过一天公正。
　　
　　王闾运学帝王学，学帝王学的没有帝王可辅佐也是十分郁闷的事情，所以太平天国将亡的时候去劝曾国藩自立。据说当时曾国藩听完一声不吭，只在桌子上手指蘸水划字。划完后起身而去，王闿运凑到跟前一看，依稀是个 “妄”字。劝曾国藩自立的人很多，于是曾书联自表：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我想他也未必去筹划此事的各个可能性或因觉得事或不成而放弃想法，而是他根本也没有去想过。有武力的人放下刀即是对天下人的慈悲。十四年的举国刀兵，生灵涂炭使真有道学的人身心具疲，所以放下也是大智慧。蒋介石云近人中独服曾文正公，放细处看，也发觉两人多有相似，如日记中严格律己，几乎苛求自己向善。但比较起来，蒋公还是缺了那么一点量一点权变。如西安事变后捕已随自己回南京的张学良以法律处之。有维护法律公正这点是好的，但却忽略中国为人情之国，守原则而不顾舆论终使之形象大失。
　　或许蒋公失国也是必然。
　　曾国藩手下大将彭玉麟，幼年尝与一少女梅姑有白头之约，后女之父母将女另许他人，女竟殉情以报。故玉麟伤之，暇辄画梅以志不忘。一个刀光剑影里活下来的百战将军，常萦胸怀的竟是幼年时候如烟花般谢去的至情女子，想彭玉麟之画：枯树梅花，又映得内心何等的一片皎洁。
　　后人事功有及之者，有用情及之者。事功用情皆及者，我估计再没有了。
　　鉴湖女侠秋瑾事败被捕，全国舆论沸然，几乎没有一家报纸没有发出哀惋和抗争之声秋瑾知死不可免，便提了三件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三、不要剥去衣服” 山阴县令李钟岳私自许其后两条，并告秋瑾“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秋瑾去后，李知县自觉“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最终自缢于屋旁，终年53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另府署刑席陈姓者，以办秋瑾案为不然，竟告病辞去
　　有时人公议，有个人品行。为帝国留下了一点是非观和羞耻心。
　　汪精卫少年时谋刺清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后尤赋诗鸣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英雄。此案由肃亲王善耆审理，但这位王爷为汪精卫事迹精神所动，竟保全了他的生命。
　　一个垂垂欲坠的帝国，还有保全敌人的雅量。
　　于大时代无情变革当中算有了一丝人的味道。
　　
　　十、民国暗杀何其多
　　中国似乎是一个有暗杀传统的国家，但几乎所有著名的刺客都在司马迁的《刺客本纪》里面了，换句话说，在秦一统以后，刺杀或有耳闻，但已经不能对历史产生特别大的作用。造成刺杀日渐式微原因，我分析了一下，一是觉得在冷兵器时代，刺杀一个人起码要在一臂距离当中，所以对刺客的武功要求极高，但即使再高成功率也是极低，而且即使成功，刺客一般也很难全身而退，国家统一，燕赵已无，慷慨悲歌之士也雨打风吹去了。所以人才难得。（当然有射箭可能，但一般用于两军对垒当中，太平时候，硬弓肯定不如匕首好隐藏。至于暗器，呵呵，武侠里的事情吧，现实中鲜有听说）。一是国家已然很大，但资讯并不发达，刺客认不认得要刺杀对象且还难说，被刺一方也能常迅速掩盖事实，使刺杀效果并不能最大化。还有就是刺杀毕竟属于阴谋，除了象三国孙策被许贡门人刺杀这类属于仇杀情况，很多如烛影斧声这类事情，也不会写入信史，只剩一个道听途说去丰富你的茶余饭后了，至于事实是什么，鬼知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刺杀已经大多不是以弱刺强，被暗杀的更多的是政治失意之人如前代之君，失意王子或下台官员。属于追打落水狗，也无什么道义可言了。
　　但晚清民国之际，暗杀事件忽然空前密集起来，这一方面要拜火器发展起来，虽一般人，只要会扣动扳机，扔得出炸弹都可以去刺杀。晚清帝国毕竟已久，革命党只如燎原星火，以微弱之力抗击强权，也只有针对个人去搞肉体消灭搞搞暗杀。所以暗杀盛行，许多留日学生日夜研究日本的倒幕维新历史，恰恰这个时间也是日本暗杀最盛行的时候。如17名水户藩、萨摩藩武士樱田门刺杀大老井伊直弼。另外日本这个时期搞暗杀的也都并非无名之辈。著名如高杉晋作、伊藤博文、木户孝允、久坂玄瑞、坂本龙马都搞过暗杀。其中坂本龙马刺杀胜海舟，自己最终也被人刺杀（有说是新选组）。这些都给那些留日的中国热血青年一个启发。许多学子陆续回国，也就踏上了暗杀不归路。至于暗杀到底给灭清带来多大后果。这个很难讲。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撼动帝国基础。因为实际大人物被刺杀的毕竟不多，而孙中山等人发动的若干行动犹如蚂蚁攻击大象。给自己同志带的损失可能更大。但从暗杀带来的恐怖效应，及革命志士杀身成仁带来的社会震动却给帝国麻木的神经触动不小。渐渐共和理念随着铁与血渗入社会民众信念当中。中国人素有梁山情节。慢慢也就开始同情革命了，从同情到支持到参加，历程并不遥远。
　　这里着重要说的是徐锡麟刺杀恩铭案，恩铭其人也算是满人中的干员，任安徽巡抚，大力推行新政，并大胆采用严复等新人，政绩里面，尤其于教育方面最为显著，创办了许多学堂。为人比较注重感情，所以对前上司俞廉三推荐的他的表侄徐锡麟十分信任和提携，结果反被其刺杀，临死前大喊“糊涂啊糊涂！” 徐锡麟革命勇气可嘉但枪法实在不怎么样，打恩铭六枪没有打死，还是另一个革命党人陈伯平打的一枪才致命。后来审讯徐锡麟，藩司冯煦愤问“抚台是你的恩师，你怎的这么没有心肝？” 徐锡麟答：“恩铭对我的确好，但那是私惠。而我杀他，是为天下的公愤。”是不是公愤且说，但革命党人“大义灭亲”的势头赫然如现，叫今天的思维去想，至亲至信之人尤可杀之，况天下不相识其他所谓敌人。中国人内斗，兄弟相残一节在接下来的时间接连不断。逝者如斯，是该反省这一个“杀心”究竟从何而起了。随便说下，是徐锡麟之弟徐柱被捕交代出了秋瑾。
　　革命党人的暗杀习惯并没有随着满清灭亡而收手，而愈演愈烈，暗杀成了民国的习惯，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暗杀成了消灭政敌最直接的方式，不但如此，更恶劣的是，彼时新闻发达，暗杀完人还要栽赃他人以操控舆论。今天史料新出不少，许多以为已成铁案的再被翻开，由此发现真正是没有人干净了。陈其美密令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因为陶成章批评孙中山，多年后蒋日记披露道：“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为孙中山辩解。后陈其美亦被暗杀。说是由袁世凯指使，由张宗昌找陈的随员所为。姑妄听之吧。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案今天看也颇费思量，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二次革命由此而发，中国人已不为政见费口舌了而直接见于武力。那一边西南军阀陆荣廷的儿子据说也是被袁世凯毒杀了，历史的荒唐就在这里，杀一个人以为平事端，结果而引起更多人被杀。或者事情其实恰恰是反的，杀一个人就是为了搞起事端，而有些人正好火中取粟。所以我们很是纳闷袁世凯一世枭雄，不应该这么短视啊。
　　暗杀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暗杀邓铿，孙中山和陈炯明干了一仗并打跑了陈炯明。陈炯明的儿子现在翻案说，这个事该是孙中山干的。所以也是姑妄听之吧。接着廖仲恺被刺，胡汉民涉嫌，讨到便宜是资历当时并不算老的蒋介石。由暗杀扩到阴谋，由杀一个人扩到屠杀。其实是很轻易过度，民国的初期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戾气当中，接着中山舰事件、上海四一二清党。与之相对的是之前湖南等地农运清算，清党后的军事起义。党争变成了军事全面对抗。至于老军阀之间的刀光剑影已形成司空见惯。整个国家，屠杀变成常态，暗杀也多不胜数。从杀政要到民间复仇（如施剑翘刺孙传芳）。甚至形成如王亚樵这样的具有“暗杀大王”名头的闻人。蒋介石亦被其刺杀，但不幸的结果是汪精卫替了这几枪。汪最终也因这旧枪伤而死。
　　比起这些暗杀更可为可怕的是政府暗杀。这局实在失尽民心，如刺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李、闻案据说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主使，意在邀功于蒋。却不知道，坏掉的是整个政府的信誉。国民党失国退至台湾，尤还发生刺杀江南案。实在是劣行。如今民进党陈水扁选举的那两个子弹。很得国民党传统之神韵啊。
　　与之比较，共产党早期尤还组织锄奸队，如杀顾顺章。但整体来说，并不擅此道，或者说，其实有比暗杀更有效的方式。这个，我们知道就不说了。
　　刺杀是省便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但背后是对生命的绝对轻视。这个行为放在今天是恐怖主义，而另一个层面，则是面对问题所呈现出心智的怯弱和拙劣。是的，这个问题我讲的有点绝对了，但最近美国发生谋杀堕胎医生的事情，美国总统奥巴马是怎么说的，他说：无论美国在解决像堕胎这类棘手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都不应该用这样凶残的暴力手段解决。
　　一直以来，我们的是非观教育是有问题的，从小我们对于影视作品中的正反派人物结局，所关心的往往只是“他死掉没有”。我们对于生命是轻视的。民国暗杀之多，以至整个民国行政陷入一个下作、残酷的流血循环当中。所以上节我赞许晚清肃亲王保全一样搞刺杀的汪精卫一事。当暴厌充斥心头，失去了从容和理智，那一份原谅之心将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十一、近代中国契约精神的缺失
　　中国乱的时候，有些士大夫们未必去关注人民的颠簸流离，哀鸿遍野。对他们来说，现实的问题除了切身之痛总还是等而下之。而 “礼崩乐坏”，精神世界的全面塌陷才是他们致命所在。时代终归翻天覆地，有些人追随旧时代以身殉之。更多人随波逐流，能有一丝机会还是要抓住的。所以道德要求不了人们许多。失德而成功的人比比皆是。中国每个时代的谢幕，总是人性善恶的一次洗涤。但很难说坏的被洗掉好的会留下来。晚清民国的阶段，传统思想道德在混乱、迷失当中恰又与西方的思想碰撞一处。人们学着换一个方式看世界。但这一看，看了百年，至今也未必与世界同步，
　　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一件原也说不上多大的事情却闹的非常轰动。事情很简单，李鸿章的淮军在苏州城杀了献城的降军。杀俘在当时也不算大事。而真正使事情搞大的是，与淮军的合作的洋枪队首领戈登对此大为不满。甚至有要火并的意思（梁启超著《李鸿章传》记载：戈登闻鸿章之食言也，大怒，欲杀鸿章以偿其罪，自携短铳以觅之。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是什么让戈登不满，原来，此前因太平天国败象已显，守苏州城一干将领当中如郜永宽、汪安均、周文嘉等人，眼见得大势已去，都打算投降。于是郜云官等密约淮军将领程学启（也是太平天国降将）、戈登在洋澄湖边见面，商议投降事宜。商议出两个结果：一、献城；二、“生擒忠逆或斩慕逆首级来献” （郜永宽不忍加害李秀成，只答应杀慕王谭绍洸。李秀成后来也察觉不对，提前跑掉了）。并由戈登居间做保。
　　结果苏州主将慕王谭绍洸如约被杀，苏州城也如期献出来，没有想到程学启进了城后，一句“诚恐复生他变，不如立断当机”。登时将这些叛将全部给干掉了。（计杀纳王郜云官、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天将军范起发、天将军张大洲、天将军汪环武、天将军汪有为及部署千余人）。郜永宽的叔叔挈带全家逃到戈登驻地，跪求庇护；郜永宽的幼子哭诉父亲被砍了头！戈登才知道发生此等之变，自然大怒。
　　杀降有许多现实考虑。比如太平军有十万多人，安顿不好恐生大变。所以程学启与李鸿章事先密谋，李也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三昼夜，不能决”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只是戈登反应如此厉害，怕是李鸿章事先未能预料的，后来李做了许多工作，才算把此事平息下来。
    戈登加入洋枪队之前，是个英国军官。这个事情对于戈登来说，非常违背西方传统的契约精神。所以他感到严重破坏了自己的信誉，如何不怒。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失信事件。失信！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并没什么了不起。所以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近代东西方理念冲突的例子。只是当时中国人并没有在其中意识到什么。此等事例，日后在中国层出不穷。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五常，是中国人对自己最传统的道德要求。其中的“信”，字面解释“人言也”。上古时候，人用语言表达事物和状态，经验和技能也靠言传身教。所以应无欺骗。但儒家的学问往往只是中国人的表面文章。于是“仁义礼智信”成为站立在崇高道德的自我约束。事情一旦崇高就不是人人可以为之的。守信是种美德，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甚至在春秋时候，就开始嘲笑守信仁义的迂阔。如宋襄公的故事。所以中国的人真正研究和欣赏的是在信下面的权变。这是个学问叫做“权术”。一部《三国演义》将中国人的阴谋诡计表露无遗。中国历史上但凡胜利者从来没有不善于权术的，而道德完人要么是失败者，要么无所作为。
　　契约精神按我找到的解释是“一种相互妥协、满足对方要求进而满足自我要求的精神。契约的达成意味着当事人自我意志的限制与约束，意味着彼此间的忍让与妥协。这种妥协精神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体现了当事人的独立与平等，所有的让步与妥协都是在平等基础上，由当事人的独立意志作出的；其次，突出了当事人之间的协商与互利，契约当事人无法把对方仅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必须把对方当做与自己同质的主体，通过协商与让步，使对方得到某种利益，从而换取对方作出同样的让步行为来满足自身。最后，强调了规则的治理，妥协是理性人之间的一种利益让步，须有一套外在的规则予以约束。”简单的说，就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公序良俗。这与道德没有关系，因为有违契约就会被契约惩罚。是约束他人同时也自我约束的对等方式。所以，在此基础上，民众易于被灌输也便于行为，久之也会形成良好社会的稳定秩序。但契约精神非一朝一夕可以具备，契约精神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反之就比如近日的伊朗大选，选举不公已有违契约精神，但抗拒不公便使民主政治变成街头政治，则是对契约精神的更大违背。
　　曾国藩曾训斥李鸿章“凡事总归一个诚字”，晚清时候，历千年未有之变局，问题累累，前所未有。列强环伺，压迫深重，跟豺狼虎豹打交道却也非一个“诚”字能解决的。李鸿章、袁世凯都是一等一的权术高手，勉为其难，也不曾将中国搞好，或可理解。但民国以后，欣欣气象还没开始，一众人等就互不施信，彼此拆台，尔虞我诈、背信弃义。乃至刀兵相见。就十分可惜了。老舍的《茶馆》表达了且不如满清的感慨。
　　清帝逊位，虽属无奈，但诏书也分明写道“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意思是你们既然要共和，那我皇帝不做了就给你们共和吧。”结果3年不到，袁世凯复辟做了皇帝，这事，与全国人民来说，是复辟，是开历史倒车，对清室来说，这就是违约。也罢，2年后，在张勋帮助下，宣统也复辟了一次。张勋复辟，与众军阀结盟共进，结果众军阀不仅失约，还反手打将过来。后来无信成了习惯，就屡见不鲜了。
　　《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也写了非常明白，但也就12年，冯玉祥逼宫，将逊帝赶了出来。举国只有留美归来的胡适博士抗议，说这有违契约精神。但遭到爱国学生的痛斥。近百年，爱国变成一种盲目的顽疾。以为只要爱国就可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傅仪给日本人拉了过去，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这不能说不是对中国的一个打击。
　　契约精神也并非旧官僚如袁世凯等缺乏，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做的事情也总不大地道。比如南北和议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但为了栓住袁世凯，定《临时约法》两条，一要袁世凯来南京，一将总统制改成内阁制。结果两条执行不成。（内阁制倒是搞了起来，搞的结果确是残不忍睹的乱局）。知不为而为之，是天真是愚蠢。自己做总统制却要别人内阁制就是不平等了。共和来自不易，但孙等却没有足够心胸和冷静。宋教仁、大借款案后轻开战衅。结果造成“二次革命”一塌糊涂的失败。这且不重要，重要的是，袁世凯私欲大涨，得寸进尺。而国民党人也枕戈待旦。刻不相容。接下来，中国想平静也平静不下来了。
　　不过历史也算公平，袁世凯事事争先，欲壑难填。所以成了乱局的总负责，做了历史罪人。孙中山屡战屡败，锲而不舍，出师未捷身先死。倒也成就一代伟人。

水烬

十二、再谈近代中国契约精神的缺失
　　我们总说晚清腐朽，但即使这样的一个即将灭亡的时代也一直致力于自救的努力当中，比如最后的一次努力是迫于社会革新的要求，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当时推进无论力度还是速度都可谓雷厉风行雷霆万钧。
　  1905年10月，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次年，五大臣归国，拟出立宪方案。9月1日，朝廷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说明立宪原则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宣布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了解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宣布之日，让一直推动此事的立宪派“奔走相庆，破涕为笑”。举国更是“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贺。”可见民众之热切之期待
1908年8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fff法大纲》23条。1909年3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10月，资f政院在北京成立，亦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清政府将预备立宪期9年改为5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f会，1911年先成立内阁。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所订内f阁官制，组成新内阁，
　　本来顺乎民f意，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内f阁名单公布以后，登时给这些热切中的民f众兜头一盆冷水。原来给内f阁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f族官僚四名，蒙f古旗人一名，满族八名，其中皇族又占五人，时人讥为“皇族内f阁”。革f新还是变成了自家游戏，立ff宪和独f裁没有区别，权和政一样没放，民众岂不哗然。当时立ff宪派如汤寿潜等还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却遭到拒绝。这以后，立ff宪派化身革命党，那个已经让人民已经失去幻想的第一次国会还没有开，武昌起ff义爆发。清政府赶快推出《宪 f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象征性的收缩皇权，已无人相信。
    此时，还有一个人一直冷冷旁观，并不做声。他就是离京城不远的安阳洹上村赋闲的袁世凯，本来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朝廷的权力中枢也算是一等一的大臣。却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登天后，被摄政的醇亲王载沣一捋到底，解除了袁所有职务，并令其“回籍养疴”。而且开始还想杀了袁，在张之洞的劝说下才保留一命。醇亲王是光绪之弟，据说是因恨戊戌年袁世凯出卖光绪而要搞他。但我觉得更大可能是袁世凯据有北洋，且因是施新政颇孚民望。就想学咸丰死后慈禧太后搞掉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故事。可惜载沣年轻，也没有慈禧那样的本事和手段，把袁搞走并不得人心，且国政搞的也很不怎么样。
    对于袁世凯来说，无缘无故，遭此大辱。怎么能没有想法，即使原来是个忠臣孝子，现在也就怀上了一个愤恨的心。所以说不是每个人开始都有野心，当然我觉得那时候的袁世凯也未必有篡夺天下的心气（保命已不容易了），但时局一乱，象袁世凯这样的枭雄，心思又难免不活泛起来，且随着变化的深入想法也越来越大。
    武昌起f义后，各地跟着独立不断，皇族们手足无措，这才又想起了袁世凯（即有袁下面运作的结果，也说明载沣等人的政治不成熟）。于是通过一个讨价还价后，把抓住大价钱的袁请出了山。重回政f局，袁世凯已然不是当初的忠臣干臣了。他得为自己做点事情。于是狐假虎威，首鼠两端，利用两边力量互相打压，把两边都实实在在唬住了，最终获得自己的政f治利益最大化。清帝逊位，孙中山也辞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荣登大位，修成浮光掠影的那几年正果。
    本来顺乎民意，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内阁名单公布以后，登时给这些热切中的民众兜头一盆冷水。原来给内阁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四名，蒙古旗人一名，满族八名，其中皇族又占五人，时人讥为“皇族内阁”。革新还是变成了自家游戏，立宪和独裁没有区别，权和政一样没放，民众岂不哗然。当时立宪派如汤寿潜等还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却遭到拒绝。这以后，立宪派化身革命党，那个已经让人民已经失去幻想的第一次国会还没有开，武昌起f义爆发。清政府赶快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象征性的收缩皇权，已无人相信。
    清廷失信民众，民众以革命待之。
　　清廷失信袁大人，袁大人以篡位待之。
　　按传统的说法，叫做天道循环，按西方的价值观理解，就是你违背了契约精神，所以你就要被惩罚。但这个道理并没有在我国人的心目确立起来，纵观有信史以来的3000年至今，失信的事情层出不穷，虽也做取信之事，但凤毛麟角，且失信后再取信，困难重重。比如今天许多之事，有时候官方处理也未必不客观不真实，但就是叫人不相信，还不是以前许多事件信息公开不及时，解决方案过于粗糙。对付舆论又不够诚恳，对付民众总一个简单粗暴的“不明真相”。或矫正过枉，民情激愤之下，迁就舆论，不免叫人担心带来的另一个负面后果就是影响到处置公正。量变转为质变。当人们相信谣言胜过政府公告的时候，社会显然是有问题了。
    再说回契约精神，这个东西没有在我国产生的一个大原因是，契约精神应产生于商品交易发达的社会，比如古希腊那样海上贸易成熟的国家。有交换才有契约，有契约才会守约。而我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商品交易贫乏。人民物欲不强烈，所产生的也就是叫你克制的道德。就是两千年一直做统治工具维系社会稳定的儒学。
    我看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得出一个想法，就是儒家的政治是驯服的政治，是由上及下的一个治理过程。儒家的社会也是一个驯服被动的社会，充满等级观而没有平等意识。比如古代称皇帝直接就是一个“上”字，称官员为“大人”，（当然等级观以培养我们民族的谦虚，比如草民自谦“小人”“在下”妻子孩子则为“拙荆”“犬子”）。我以前说过中国人没有精神信仰，但无限崇拜权利至上者。既然是崇拜，就有必要将权利至上者塑造成道德完人。这也是克林顿出丑闻美国人继续让他当总统，而我国要打倒某个领导，必先找其下三路的问题。所谓在道德上打倒。但很显然，这是农业社会物资匮乏时期的政治理念。
    我觉得政治家不该是道德家，出于宣传需要你把他包装成道德家但也无妨，但如果他要真是一个道德家，可能会坏事。道光皇帝是个非常朴素的皇帝，节约到苛刻的程度，要以道德评论，很难对他有什么指摘。但就这个皇帝任内，打败了鸦片战争（至于战争的导火索——销禁鸦片，究其原因就是大量白银外流触动了他那颗节约的心），签了《南京条约》，开始了丧权辱国的中国近代史。《清史稿》的总结呈词还给他留面子“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有德无能还不一样是天下的大不幸。所以政治家一定是能干的人，什么人能干，简单说，做生意的。你还别不服气。当然换说法即“有契约精神的人”。也许大家更能接受点。
    做政治必须要有一个计较的心，要合作要妥协要沟通要承上启下要左右逢源，最重要的还是要守信和坚韧。该君子的时候君子，该小人的时候小人，一切放在台面。受得万众的欢呼，也挨的住民众的辱骂。试想一个把官做成了老爷的人，能受得了这个吗。中国的社会必然要放弃等级观念，因为平等这才是社会的进步，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我们要让当权者知道进退，并非因为道德和触觉。而应该是制度。我们也需要一个精神，让领袖象华盛顿一样不迷恋权场。当然这就是契约精神。象一个真正的公共公司一样，经理人与上为全体股东创造利益，与下为全体员工争取发展，与外和业务单位平等互利，当然他也因此获取报酬。而不是贪污做假帐，欺上瞒下，去糊弄股东，劣待员工，商业欺诈。甚至欺瞒不成，派两个打手去打人一顿。平和的面对彼此，积极的处理问题，公正公开。这是契约精神。
    晚清后，民国也做了许多宪政尝试，袁世凯弄权，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把自己套在临时约法里面的，他做修改的尝试，他未必没有向善的愿望。民国立国于前清积弱不堪的烂摊子里，内忧外患，国破民穷。今天人们想，开明专制也未尝不好，决策于一处，少讨论，大建设。或如蒋介石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做一个较长期的民主规划。（这里要感叹中国人非常局限于眼前小利。做事求速达而不计后果，且绝少一个长期规划。也许是长期农业社会培养下的小农眼光局限吧），可惜，民国初建，人们民主欲望太切，政治家们过于年轻，血气方刚，只晓得争取不晓得妥协，多留洋回来，对中国社会了解不透，目标远大不切实际。且武人势大，旧势力盘根复杂。读历史的时候，还可感受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样热血的政治家的铮铮之青，但放在大历史看，又何尝不是影响民主发展的一个被动因素呢。
　　更可惜被当时国人寄于厚望的袁大总统误入岐途，没有做成华盛顿，而是做了王莽。
　　中国不幸！

十三、近代中国商人的得与失（上）
　　按照马克思理论，我们知道社会的进化过程在封建社会到共产主义之间应该是资本主义。但伟大的苏联和中国显然都跳过了资本主义这一步骤，我们小时侯读《政治》这门课，当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内心还是蛮自豪的，因为就象我们上学跳级一样，只有最好最聪明的孩子才会跳级。所以觉得自己的国家一样如是。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变色。马列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全面失败，再看过去，世界上大部分进入社会主义的，原来几乎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而且，我们现在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其实很明显是在补资本主义这一课。当然理论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所谓“不争论”。但我好奇的是，在一轮经济改革大潮中，风起云涌的一代企业家，以他们童年时期经过的教育，又怎么去看待自己过去要“打倒在地并踏上一万只脚”现在却已亲身成为的万恶的资本家。多么人格分裂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不必为有钱人担心。
    中国出名的商人，同样大多记载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虽然他极力为商业行为辩护，以叙货殖之利，但他生存的时代，已经极度鄙视商人。汉令商人着两色鞋以示区别，而中国历代，沿袭此观念，如规定商人不许穿稠，不许戴方巾，子弟不许科举等等，简而言之，商人经济富裕，但没有政治地位。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追求的是：“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商人货通四海，物流八方，让百姓见到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用到各种令人愉悦舒适的用品。当然会煽动人的物欲，使人不安生起来。（隐约只有宋代重商，重商的某个原因令人辛酸，就是在这个虚弱的国家，有以金钱换和平的国策，如宋太祖就有攒多少钱买燕云失地的打算，宋代重商的结果，就是市民阶层的发达，这个令人向往又畏惧的时代，尤其是靖康年徽、钦二帝及无计其数的皇族子弟，后宫玉女被俘虏至北方冰雪之地的一刻，繁华顷刻云消雾散，金枝玉叶被踏入泥泞之间化作尘土。）
    这个情况到晚清一变，政治书上说是，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但显然与晚清动荡的格局有关，乾隆皇帝曾经傲慢的拒绝了英国人通商的申请，认为帝国什么都有，所以没必要买卖。财富也雄厚，更没有必要占那点关税的小利。且“阜民之道，端在重本。国家要务，莫如贵粟重农”，但咸丰时候，中国人发现，一方面是中国还真的是有许多东西没有，以前视为奇技淫巧的洋人玩意可以轻松的打败帝国，另一方面，帝国连续不断内战外战，大量的白银流失，长期稳定的小农社会经济也受到海外产业的极大冲击频临破产。穷了，是真穷了。再不去做点生意，政权也维系不下去了。 “问诸官而官亦无款之筹，问诸民而民更无力之可顾，除息借洋款外，其能凑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赖以商”，于是大量的商人应运而生，而且，不是卑微的生存，显然在帝国的各个层面，都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简而言之，是有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当然这时候，商人更多还是官员的附庸，他们帮助官员出谋划策，如胡雪岩帮王有龄运作升迁，也为官员筹措军饷。又如胡雪岩之于左宗棠，盛宣怀之于李鸿章。但商人还没有影响帝国的能力，所以胡雪岩的一生很具代表性，同时代人陈代卿评胡雪岩“游刃于官与商之间,追逐于时与势之中,品够了盛衰荣辱之味,尝尽了生死情义之道”，胡鼎盛时，曾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一时无人出其左右，俗话说“常在河边走，那能不湿鞋”，胡的失败也顷刻之间，光绪八年（1882），胡“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海关海运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关门倒闭。接着，慈禧太后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百度百科）”表面上他是失败于极度投机，实质上象他这样依附于官场生态发达的商人也终因为靠山的倒下而失败。李鸿章与左宗棠交恶，李鸿章的策略即是“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胡雪岩的投机失败也逃不开盛宣怀的推波助澜。这是近代商人的最开始的宿命，从更深层次讲，胡雪岩还没有具备近代商人特质，鲁迅称他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商人”。他的失败更象是中国传统商人的最后挽歌。不过近年随着高阳小说的流行，胡雪岩再度成为新时代中国商人的偶像，令人无奈的是，大家学习的怕还只是胡如何“官商勾结”的那一部分。100多年前的手段至今一样有效，不知道是商人的悲哀，还是中国的悲哀。
    而盛宣怀，一方面借助其官场宿主李鸿章的成功，跳出了这一劫，随着中国格局的变化，充分掌握官方资源的盛还是非常从容的生存了下来且与时俱进，除了在清末的路权之争中措施不得当，引发了保路运动，最终导致清的灭亡，而自己也一度逃亡日本神户。其他时候，盛以其非凡的能力，推动“洋务运动”，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现代文明的若干第一，如　
　　　　    1. 1872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
　　　　　　2. 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
　　　　　　3. 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
　　　　　　4. 19世纪70年代在湖北“勘矿”；
　　　　　　5. 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逐渐发展为真正称得上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6. 90年代后期修筑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
　　　　　　7. 1897年建成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8. 1895年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897年在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这是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
　　　　　　9. 1902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
　　　　　　10. 1904年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于190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
　　　　    11. 1910年办成私人的上海图书馆
    不过我更关注的是他的两个特性，一是他追求稳定，在义和拳乱及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他先是反对义和团运动，再就是策划东南互保，使当时疯狂并被疯狂惩罚的帝国的半壁江山免于战乱。后又追随袁世凯，反对“二次革命”，认为此革命破坏的是来自不易的共和。另一个是他热心慈善，上海图书馆关于他十八万件材料当中，有两万件是关于慈善事业，由他组织推动的上海地区的善会、善堂等民间慈善组织，在赈灾救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国家赈灾救济工作起着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三个很有意思的近代商人特性：一是，追求进步，注重发展，商业竞争，最计较的就是产品更新能力，货物有没有符合社会需求，且需主动去引导需求，商人不走在时代的前端肯定不会有大作为的。二是，注重稳定，有恒产者有恒心，所以这类人排斥暴力革命，但有推动社会改良意愿，显然好的社会对商人的收益最大。三是，热心公益，关怀社会，近代商人大都是文人出身，受圣贤教育，有忧国之心，修身齐家平天下，也是必然。但这个恰恰是我们现在的商人所缺失。为什么缺失，显然与受到一直以来的阶级斗争教育有关系：与传统的割裂，缺乏爱与信任的教育，导致了今天商人对社会公益的漠然，当然，冠冕点讲，这随着社会进步也在好转。
    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沙皇俄国战败。使帝国震惊。第一次日本打败中国，中国人更多觉得是诸多偶然，而不以为是体制之胜，而此次俄国之败，使帝国开始相信，日本的体制是成功的，以此为契机，以商人为主体的立宪派奔走呼号，呐喊鼓吹“立宪胜于专制”的道理。为什么立宪的主角是商人，这主要是因为晚清商人的逐渐势大，及我刚才总结的三个特性的驱动，使商人参政意愿强烈，针对风起云涌的各地革命事件的爆发，商人更希望以和平方式改良社会。又如程雪阳先生《宪政前行的动力——从清末商人看今之私营企业主》一文所说“商业行为的本质是平等的交换主体在多次博弈后，相互妥协达成“合意”而签定一份契约。而宪政政体下的政治行为的做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民和其统治者签定的一份“契约”，同样需要统治者和人民在不断博弈中达成合意。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效用的理性计算”，显然，这种建立于“合意”基础的政体比其他任何政体都更为接近商业行为的准则，更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也更容易为商人们所接受。”商人是最接受“契约精神”的人，恰值这个大时代变迁之际，商人成为推动“立宪”的主力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当中，一个近代中国影响巨大的商人——南通人张謇执此运动之牛耳。

水烬

十四、近代中国商人的得与失（中）
　　张謇是晚清的状元（我记得有最后一个之说法），清帝逊位诏书就是他写的，他这个状元实在是来自不易或者说叫人啼笑皆非，张謇十六岁考上秀才，因为他的家庭是“冷籍”（三代没有功名），所以这个秀才是冒别人家（如皋张氏）的籍，但因此也受到这家人的不断敲诈最终打了官司，这事情闹了四年才在老师孙云锦等帮助下平息并恢复原籍，而后张謇受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之邀，在其帐下做了幕僚，这里他认识了同样投奔过来的袁世凯，并按吴之命教袁读书，后因袁世凯背离吴长庆投靠李鸿章而绝交多年。张謇这段时间因写了《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声名开始显著，成了朝中大佬们争相延揽的的对象，但张謇坚持自己考取功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发生了，那些朝中大佬也是太想把他录用进来，竟然连续四年恩科考试把别人的卷子认作是他，而录错他人。（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考官潘祖荫懊恼不已，甚至拒绝孙的拜见）所以张謇直到第五次才考上，据说当时，主考官翁同龢怕再弄混了，命人等张謇一考完，就把卷子收上来直接交到自己手上，而后立刻向光绪皇帝推荐，于是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并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张謇入翰林期间是“翁门”弟子中的重要人物，其间出风头的一次就是甲午战争失败，弹劾李鸿章，要杀李鸿章再战，此时所谓是张謇的清流时代，中国每个时期都不会缺少的所谓清流人物，从来都能名留青史，身后留芳，但就是没有人清算过这些清流于历史于国家究竟贡献多大，还好，不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也算是暂时脱离了政治是非旋涡当中。
    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另两个没干多久就打了退堂鼓，但张謇撑了下来，创办时艰辛多难，非一般坚韧之人可以坚持，张以状元之尊操办实业，筹措股金，最差的时候，困顿上海，登报云卖字三天，以筹措旅费。其间屡受他人奚落，受尽言而无信之人之事，如其在给刘坤一的信中表白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但最后否极泰来，终于创办大生纱厂，又因欧战西方产品短缺而一举占领市场，其他事业用如海滨盐荒、兴办盐垦公司，推广植棉等陆续开展，终成为一代大贾。
    张謇毕竟是文人本色，认识到“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以兴办师范教育为端始，后又兼及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以实业家之力运筹民生，竟至创立南通近代第一城。所谓“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他目睹政治之混乱，而后“遁居江海,自营其事”，把南通作为小国家来治理,实现他的“新新世界雏形”。
    他以“舜耕于历山”自喻在南通的经营,亲自撰写了一支《垦牧乡歌》
　　　　
　　　　“翠郁起兮垦牧之乡
　　　　
　　　　我田我稼
　　　　
　　　　我牛我羊
　　　　
　　　　我有子弟
　　　　
　　　　亦耒亦耜
　　　　
　　　　而冠而裳
　　　　
　　　　僮万兮进井里
　　　　
　　　　百年兮洪荒
　　　　
　　　　谁其辟者南通张”
　　　　
　　　　流露出颇为自得之情。

    张謇开了其后中国“实业救国”的风气之先，行商人事而无商人行状，心系国家，既然无力匡济大局，便俯身造福一方。前有张謇之于南通，后有卢作孚之于北碚（晏阳初在定县办平民教育,梁漱溟在邹平搞乡村建设还毕竟是学者事业）。虽历近百年，馨风不散，可惜而今中国商贾，能力实力皆不缺之，却无可作为。人性乎？制度乎？只依稀有个号称“中国首骗”的牟其中，看其言论倒是有其“大”的一面，斯人已狱，无可辩之。
    商人反对动乱，毕竟事业来自不易，动乱伤害较之无产者显然更大，而收益率更低乃至于无。但目睹国家积弱，社会不稳定，所谓应对之策也只能积极要求改良，张謇是立宪派主要领袖。1903年他曾赴日本参加博览会,并同时考察了政治、农工商和教育。1904年4月,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拟请立宪奏稿》。同年张謇又主持刻印了《日本宪法》,意在为中国之变法提供范例,一时间“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为了使立宪运动获得广泛支持,张謇与袁世凯重修旧好。由此形成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呼吁立宪的格局。
    张謇为推动立宪做了许多努力,包括在上海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连番上书奏请立宪。清廷迫于压力,同意各省选举议员,成立省级的咨议局——张謇成为江苏咨议局的议长。张謇反感革命，但清廷终究有违众望，不久武昌起j义，起h义时，张謇恰途经汉口，见城中火起，知有事变，尤还赶赴江宁，求见驻防将军铁良，一面要铁良派兵增援湖北，挽救清朝之危局；一面动员他立即推动清廷实行立宪。铁良让他与总督张人骏商议。但张人骏痛斥立宪不可行，并且不肯出兵援鄂。张謇很愤慨，但也无计可施。接着，他的立宪派朋友江苏巡抚程德全和浙江巡抚汤寿潜，宣布脱离清廷独立。至此张謇才认为趋势已然，于是走向共和。
    张謇的转变很值深思，一方面说明，商人对于时事变化的顺应，而不是盲目的与趋势作斗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商人对于个人情绪的克制，懂得妥协。这是多年商业行为训练出来的结果。（开个玩笑，这个也是炒股票的第一要领。）
    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但不久因不能原谅临时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向日本正金财团出让汉冶萍公司 50%的股权的行为，张謇辞职，并与章太炎等选择拥立袁世凯。张对孙中山没有好感，一是孙的政策有节制资本、控制私人资本的主张，这与商人利益有违，另一方面，张謇日记记载了对于孙中山的个人印象为“不知崖畔”，他觉得这个绰号“孙大炮”的革命家有点想当然，激情大于理智，空话胜于实干。这是务实的商人与务虚的政治家的区别，这也是中国近代政治的可悲现状，革命领袖一次次煽动起民众的革命热情去翻天覆地去扭转乾坤，但实际问题一件也没在革命中解决甚至更为恶化。
    张謇选择袁世凯，也是认为以袁之实力可保中国之稳定，但袁世凯最终选择了帝制，洪宪登基后，天下动乱又起，举国失望，张謇彼时已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返回到南方，继续从事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事业。袁世凯死时，纷争依旧未平，共和局面已趋不复，张感叹：“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机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张謇之遗憾，中国之遗憾。
    张謇事业因扩张太大，后终因经营不善，资金不济而逐渐失败，有分析云因张謇在企业中权利过大而不受控制，过于依赖个人决策导致。这也是中国今天企业之问题。中国人缺乏民主精神。于最需要民主的现代商业里也一样如是，多年来，我目睹许多企业老板虽因独裁屡撞南墙而死不悔改，搞一言堂还是轻微的，大搞企业内部的个人崇拜才显示真正文革流毒，中国遗恶。当然张謇之败，也败在这个事业过大，时局过乱，也却非某个人可以力挽狂澜。
    若干年前，我于南通下一县城做一个地产项目，时值南通大力推广“现代第一城”的城市形象，报章成篇累牍报道张謇其人及其壮举。声势号大，叫人印象深刻，只是不知道效果如何。于今天又光阴荏苒了一遍，也不知道还有几个还去谈论。再想时不免唏嘘，当时大力报道足以说明这城市曾经多么遗忘，且还要靠这近百年衰败的旧事以贴门面。记住了什么，学到了什么，也不知所谓。现在全国盲目拆迁，大搞城市建设，搞得千城一面，任你去哪一觉醒来都能“错把他乡当故乡”，但究其城市的精神内涵，却苍白的已不知所言。
    张謇这样的人，以状元做商人，以清流入浊世。又以商人办公益，让浊世出清流。功德何其之大，胡适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只是想想，中国近代出了那么多的能人志士，壮怀激烈，心怀高远，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行千古未有之作为，生生不息，前仆后继，却还是没有把中国的事搞好。不免气馁。
　　　　
　　　　（本节文字严重参考言夏先生《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位商人：国商》，特此致谢！）

十五、近代中国商人的得与失（下）
　　张謇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时代的开端，还是有除旧更新的气象和些须憧憬的。袁世凯死后，到1926年段祺瑞下台前，各路军阀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纵横捭阖，错综纷乱，但还能保持着一个所谓力的平衡，这有点象冷战时候的核恐g怖平衡，看上去是乱，但毕竟不大乱，中国是多极的，军阀们你争我斗，但争斗的还是比较君子，两军交战，前面队伍象征性的放两枪，后面该用大洋的用大洋，该拉关系拉关系，联合的联合，翻脸的翻脸，不对劲的这边通电下野，对劲的那边也不把对方往死里搞，反而留些体面比如礼送出洋，求个日后好相见。政治上共和的形式毕竟是保持着，至少在舆论宽松方面，恐怕是今天也远远达不到的水平。另外打仗打的是洋钱，所以军阀们也注重辖地建设，比如张作霖之于东北，阎锡山之于山西。于乱世当中也能保持局部地区的一派欣欣向荣。
    张謇是社会贤达，资格老到令人望而叹止，所以也能一门心事安静的搞他的南通建设，甚至养兵自保，与外界并不打搅。这也是中国商业的一个难得的黄金时期，一方面，欧洲开战，列强无暇东顾，原来攻击国内的外国商品锐减，这给民族商业带来了充裕的市场空间。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面粉、棉纱生意。一方面，国内的战乱，早前外国商品对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带来的冲击，使农村社会’结构有了变化，简单说，大批地主变成了财主，因为避;难到大城市又带来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资本汇聚且使资本市场开始发端，还有，一些失势官员弃仕经商，如复.辟失败的张勋等。所以很难去形容这个时代，在农村可能土地凋敝，战火纷飞，在城市里却歌舞升平，灯红酒绿。资本家阶层既然形成，无产阶级也相伴而生，从郁达夫小说《春风迷醉的晚上》看到，一个普通的纱厂女工生活还算不错，起码不比今天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出租屋里的打工妹差。
    1926年7月17日，张謇去世，这一年，中国形势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广州方面，已经平定了陈炯明的“叛乱”和“商团暴动”，貌似在蜜月期当中的国共方面组织北伐，北伐的意义今天看来最大也就是对于国家统一的进取，但这个北伐军及其身后的政权是不是对于国家民生有更大的积极意义，现在很多人看到的是未必，比如说1924年由陈廉伯组织的商团暴动在很大一方面说明商人对他的武力抗议，因为商人是最怕乱的，如果不是逼迫太急为什么要暴动。（广州商团成立于 1912年，是商人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而组织的自卫武装。由商人组织的暴动在中国近代史也只此一次），这个所谓的革命政权对于社会的威胁在当时更大被革命的热情所掩盖。革命这个词汇，今天也要审慎看待。革命是破坏，革命很难创造。
    1926年还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说，一是为配合北伐战争，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k义，二是近代重化工之父范旭东的永利碱厂首次生产出碳酸钠含量在99％以上的“纯碱”。遂定以红三角牌商标，在同年8月于美国召开的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奖章。
    第一件事，直接就导致了1年后四一二镇压工运事件的发生，上海是当时中国的资本中心，也是产业中心，有大量的技术工人，所以这也是工运蓬勃发展的基础，起初工人起k义是为了驱逐军阀，此举也得到视趋势而动的商人的支持，比如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 “五卅”反帝运动时始就支持罢lk工罢;市，大革l命前后支持北伐，反对孙传芳。但工运成了常态，且有革资本家命之势时，那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了，所以虞洽卿很识相的支持了蒋介石。另一个层面，这即是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高潮也是绝唱，因为之后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基本与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关系，当毛泽东创造性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实现时，所谓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更象是由一群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起k义。只不过已被西方舶来品的马列主义包装了一下。
    同时由共[[ 产k党组织的农运在各地开展（尤以湖南为烈），农运，有什么积极意义，教科书上说很多了，对不对我不置评，但从其残酷镇压地主的组织形式来看，无疑是日后一切恶运动的发端。这年新的中国主宰人物蒋介石崭露头角任北伐军总司令，国民党内部也在分化，三月份中山舰事件其实已经呈现出国共分裂的端倪。
第二件事，就看出中国民族产业的艰辛发展，身处乱世尤取得如此成绩非常不易。“实业报国”在范旭东这一代商人心目中根深蒂固。据说范旭东年轻时候赴英曾想去当时世界最大的制碱公司卜内门实验室参观，却被拒绝，言中国人只配参观锅炉房。若干年后范旭东永利公司做出名堂以后，卜内门几番要求合资，其负责人一次拜访永利，期望参观，范旭东托事不见，嘱咐他人带其参观，特别强调实验室不要去了，参观锅炉房即可。多年之事尤切齿难忘。
    朱英《浅谈近代中国商人的义利观》认为在“近代商人当中以儒家为代表的重义轻利之说显然占据了优势主导地位，并且对商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制约影响。”但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无数次列强凌辱的民族挫折感，也是近代商人内心挥之不去的一道心灵伤痕。知耻而后勇。是一代民族实业家的客观写照。
    这里不能不谈一位毛泽东声称不能忘的实业家——卢作孚，卢作孚1925年秋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与张謇的半实业半政治，盛宣怀的国家资本，范旭东的技术实业有所区别的是，卢作孚更能体现出一个商人的智慧和事功，他常在绝望之处产生重大的转折和无限的希望。比如说他创办这个民生实业公司，打算买船搞航运，公司创办筹资困难，好不容易筹到一些钱，去上海打算买一艘轮船，结果到了上海才发现钱不够，换别人可能也就悻悻而返重新来过，而卢作孚却转换思路，用大部分钱买了发电设备回家搞了个发电厂，小部分做了购船定金。结果发电厂盈利，加上另行筹够之资本买回一条小轮船。
　　当时航运大都由外国公司垄断，中国公司的船生存非常不易，但卢作孚却能就靠一条船起步逐渐做大了事业，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还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上自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接待热情，侍候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又通过化零为整等方式合并了重庆以上航线的7个轮船公司，接着便向重庆下游扩展，再合并了7个公司。将军阀刘湘、刘文辉的船只亦以高价收买入股的方式，变成了民生公司的产业。
　　到1935年，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2只，吨位16884吨，职工增到2836人，有股本120万元，资产730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在与横行川江上的日本太古、信和、日清及美国的捷江等轮船公司竞争中全面胜出。
　　这样的一个实业家，在实业取得成功的时候，还做了两个大功业，一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要求民生公司将船只沉没，堵塞航道以阻日军（另一大船运公司虞洽卿就服从命令沉没绝大数的船），卢作孚拒绝政府这一要求，而是不顾日机狂轰烂炸，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武汉失守后不及撤退的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屯集宜昌迁川工厂物资，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这次抢运行动，瞩目中外，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在整个抗战期中，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另一件事情是他与张謇一样，致力于乡村建设实验，成为北碚开拓者，在北碚创办公园、学校、图书馆，体育场和报刊，并“以青岛的建设为蓝图，建起了北碚第一个街心花园，并在北碚的周围种上了从上海带回来的梧桐，使北碚有了一个花园城市的雏形。”（卢作孚的次子卢国纪先生文）后来成为陪都重庆时期文化人聚居的地区，由可想见当时鼎盛、完美。
　　卢生活简朴，克己奉公，但为人处事却不刻板，他与军阀、地方关系都处的不错，这也是他事业有成的要素。解放后，又非常主动的将公司交给国家，非常识时务。
　  但卢作孚结局叫人唏嘘，1952年2月8日，在“五反”运动高潮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于重庆家中。起因竞是他和公司中的公方代表去北京开会请了这些代表吃了一餐饭，结果回来后被控腐蚀国家人员。据说最大一击是，一个多年在他身边被他视儿子的通讯员上台揭发了他。斯人已去，声称不能忘记的毛泽东指示说：“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运动随后逐渐刹车，到10月间正式结束。新的运动却在酝酿中，近代商业及商人这个称谓都在这些接连不断的运动中逐渐荡然无存，直到1979年，中国商业重新萌芽，30年后，风起云涌，人皆言商。但“义”字难见，偶有行“义”者，民众视之均觉动机可疑。
　　商人的价值于社会不可或缺，在于流通货物、创造就业，增加税收，引导消费，改善生活。意义重大，于社会也贡献良多，但却得不到社会的体谅。我前段时间听严介和演讲，大致意思是说商业模式决定了是否有发展，举例说他的企业，最有经验的人最多资金去管理工厂，但收益最低，搞资本运作的收益一般，而去搞工程的是没有什么水平人员也没有什么大钱投入却赚的最多。
　　是的，大家都计算什么最赚钱，那么那些不赚钱的谁去做呢，那些工厂是不是要大量倒闭，人员大量失业呢。某省的前省长不是说要把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清理出去吗。但你不能把十几亿人的中国清理出去啊。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以为这只是《蜘蛛侠》里说说而已，但大约在70年前，确实有许多中国的实业家就是以这样的话当作自己的价值观。从契约谈到责任，从责任谈到道德，我们一个漫长近百年的曲折时代悠然而过，但从那个时代下来一点温暖一抹亮色经过运动的一次一次洗涤全然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
　　范旭东说：“羡慕近代工业繁荣的情绪有余，这繁荣究竟是建造在什么基础之上，却无暇计及，毕生事功，无已浮萍，不待人亡，政e已垂e息。”一语成畿，竟成这一代商人的注脚。

水烬

　　　十六、近代历史的随机性与宿命（上）
　　大清国自1644年入关到1912年皇帝退位，享年268年，历10帝，大体上来说，风波不断，好几次即使谈不上亡国，但也算是危险之至，比如康熙朝的三藩之乱，吴三桂久战之兵，一呼而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湖北、河南几乎半国响应，但折腾8年最终无可奈何花落起。比如嘉庆年的林清之乱，一百多天理教信徒居然就打进皇宫了，还好林清胆子够大，组织力却很差劲，很快就被官兵围剿，整个事也就突出了未来的道光帝，当时的皇子旻宁的勇敢机智，在大乱之际成功组织反击。只可惜这个当年无比果敢的帝王在位期间不曾给帝国带来荣耀，反而是中国近代不幸的开始。还有太平天国乱起，其鼎盛时候的一个北伐，就“次第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晋州、深州，迫保定府，京师震动”，吓得咸丰帝差点“西狩”以避其锋芒。还好，太平天国那里对打到京城愿无奢望，支援不力，关键时候大清还有僧格林沁这样的一代名将，成功围歼了林凤翔、李开芳所部，有惊无险度此一节。
　　其他如反清复明、准格尔部的边乱、回乱、白莲教、捻乱、义和团及近代连绵不断的列强欺凌。教大清这样的一个由外族统治的帝国，能坚持下来而不被灭国，殊为不易。但你忽然又发现，那么动乱和凶险的时候他没被灭国，但后来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却顷刻叫它土崩瓦解，不由感叹造化弄人匪夷所思。
　　八国联军事件后，清帝国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一方面慈熙太后痛定思痛，觉得此乱世非新政而不可为，惩办顽旧势力如徐桐、刚毅等人同时（可怜这次是洋人要杀，戊戍变法君子们没有搞掉的这些人现在被一窝端），也大力提拔改革新人，一方面袁世凯等新晋大臣图强进取，练兵、创办武备学堂、发展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试办地方自治及开设新式学堂诸方面，均有成效。并与张謇等人倡议立宪，举国呼应，朝廷虽有些延搁，但做出的样子还是接受立宪的。比如派出洋考察大臣，提出立宪时间表，帝国的气象还算是欣欣向上，但但就在这疑似升平之际忽然风云突变。
　　事情从四川的保路运动开始，先说四川这个地方，看中国历史，得四川则天下在望（或者说失四川则失天下更恰当点），最早是刘邦得四川，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四面楚歌，十面埋伏，最终把强大的项羽打败了，得立汉朝：若干代后，他的后代刘备取四川而三分天下，唐朝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到四川才让唐朝又延续了 150年，南宋和蒙古打了50年，最后也是在四川守将刘整投降后战斗每况愈下，最终失国。这以后民国政府移都重庆，才在8年抗日战争中坚持了下来，取得最后胜利。所以说四川是个很重要的地方，但大清恰恰是这个地方宿命般的先乱了。
　　说来这乱还是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引起的，盛宣怀这个人，看其行迹倒有点象埋伏在清朝的卧底，专门负责捣蛋。晚清的“己亥建储” （光绪二十五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因戊戌变法而看不惯光绪的慈禧在荣禄等人的策划下，所做出的废帝计划的第一步——即立十五岁的溥儁为皇储），当时有以洋务实业立身，以赈灾兴学闻名的富绅经元善在得知慈禧欲立溥儁为皇储的消息后，曾密电时任电报局督办大臣的盛宣怀，请其上言挽回。岂料经元善很快得盛氏的复电,你知道这个盛大人是怎么说的，仅一句话：“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可见其对大清的态度。
　　当时盛宣怀新官上任，即颁布“铁路国有”政策，这个政策按说从资金的利用效率，建设的力度及国家战略而言，也无可非议，但之前社会各界已为修铁路付出太多，利益损失较大，如果多加抚恤，也不至激发事变，但一方面朝廷没钱，另一方面盛宣怀本是商人，商人考虑事情，机巧有余，厚道不够，且商人为官，有偌大权势在手，做事也颇不顾忌。于是，不但没打算补偿让出股权的股东，还想出以国家铁路股票换路权的空手套白狼的手段（1911年6月1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川督王人文发出“歌电”，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意在不仅夺路，而且夺款）川人路、款两失，自然不答应，于是象现在一些上访喜欢举着领导人语录或画像一样，那时候的四川人就已经创史般的举起光绪的画像游行，上书，抗议。古今都是这样，
　　对于群体性事件，官员们都是一个思维，就是先镇压。这个思维很值得学者分析一下，官员未必不知道镇压会激起更大民变，但还是坚持不懈，我想除了侥幸心理以外，还有把事情搞大也会转移最初的矛盾焦点，以规避或减轻自身的责任。当然，镇压也是有技巧的，这是门学问，以中国几千年连绵不断的民变史，镇压居然没有成为显学诚为执政者之憾。
　　盛大人是槽糕的危机处理者所以不能免俗，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有着几十年处变不惊，历乱不倒的帝国最重要的商人的处事方式，居然把事情搞的如此不可收拾，这或者是盛大人个人历史上的一个小疏忽，问题是，他的疏忽和不慎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我想不出何至如此，以至我怀疑莫非他是有意为之，也只有这样想才能挽回他的声誉。
　　唯恐天下不乱的革g命党人肯定不会放过此机会，当晚，同盟会会员曹笃和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这种“传木为号”的方式居然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煽动各地群众揭竿而起。数日之内，各地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起g义队伍进围成都，接着，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至此，四川大乱。等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已回天乏术（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新军斩首）。
　　另一方面朝廷还命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汉空虚，对于清朝来说，一个更致命的危险即将发生。
　　盛宣怀只是打算给帝国省点钱，结果，把帝国给弄丢了。
　　今天看来，武昌起iui义充满了小概率事件，事实上，他的成功偶然的象是上天有意为之，总而言之：混乱，无组织，巧合和幸运。起j义的组织者先是听说湖北新军已经入川而决定提前起j义，接着消息走漏湖广总督瑞澂有所提防而决定延缓十日，接着组织者之一孙武等人试验炸弹出了事，被当局查抄到起kk义旗帜、文告、花名册。瑞澂警醒之下马上戒严，起jj义者决定当晚举事但消息却没传达了出去，按说到此，事情也很难搞起来了。最后，最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日后被官方赞誉为伟大革命第一役的武昌起kk义，竟因为一个小小的争吵而发动：士兵金兆龙臂缠白巾，枕枪而眠，被排长陶启圣发现，疑其起j义，便要缴他的枪，金不从，二人扭打起来，金兆龙大呼：“再不动手更待何时？”士兵程正瀛开枪击陶，便打出了武昌起jj义第一枪。于是一众人闻枪行动，起jj义出乎意料的顺利，但起jj义结束，领导者们一合计，觉得自己人微言轻，不足以号召全局，于是把躲在床下的协统黎元洪拉了出来，逼他做了军政府大都督。从此黎元洪正式步入民国舞台的权利颠峰（虽然是虚权）。但当年逼立他的这些人却没得到好的下场，其中起hh义领导人之一的张振武被其与袁世凯合谋杀掉。
　　如果武昌起y义是个孤立的事件，那对于朝廷来说是一点也不可怕，事实上冯国彰进剿的非常顺利，如果不是袁世凯夹带私心的话，武昌起h义很有可能如孙中山他们举行的无数次起j义一样无声无息的被灭掉。但微妙的事情一再发生，首先是历史上并不多见。仅存在谋士幻想里“传檄而定”居然成为事实，武昌起hy 义，天下呼应。大半个中国省份跟着宣布独j立。而后皇族们实无办法，居然把当初想除之而后快的袁世凯当救命稻草给抬了出来，没想到此稻草竟是毒药，袁世凯一面和革k命政府和谈并军事上逼其妥协，一面谋清廷退位，在清庭尤有迟豫的时候，一个匪夷所思的刺杀恰倒好处的出现了，袁世凯虚惊一场，倒是没事。而是把满人中最能干的良弼给干掉了。皇族再也不坚持了。历史到此，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结局的悬念揭开，清帝选择和平退位。从保路运动到清帝退位，一共也就七八个月的时间，快的令人有点措手不及，尤其对于那些乡村的中国人而言，一夜之间，天子没了，天也就变了。这以后中国发展很慢，但时事变换让人耳接不暇，以至解放后由可在农村见到那些留辫子以不变应万变的老人。
　　据说乾隆皇帝从来没有想过大清可以千秋万代，只要25朝即可，因为中国最长的朝代周朝也是25朝，乾隆万事都有标杆，比如认为做皇帝做到他爷爷康熙那么久就可以了，于是做了60年退位做太上皇。他十分满意自己这一生，封自己“十全老人”，可惜身后事真是由不得他，只经过10代一半也没有达到。
　　晚清的结局由许多偶然事件组成，所以说读历史的人未必不去想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最近上映的一部美国新片尼古拉斯•凯奇演的《先知》，里面有句有趣的台词，说“历史由一系列随机性事件和错误组成”。回顾我们的近代史，也确实如此，总是发生莫名其妙的事情，事发偶然且不算什么，但问题总是一错再错。
　　我们从从小受到的教育以为历史已有定论，但经历这么多，随着成长会不无悲哀的发现，那些已经被言之确确的事情后面还有真相，还有细节。甚至发现自己整个历史观是充满意识形态后的虚无。所以现在阅读的时候，对自己不断的否定后，从当初的震惊开始感到麻木。遗憾的是，即使今天，我们抛弃了官方史观，得到的却是得不到任何形式承认的道听途说和自相矛盾。现在我们只有靠自己的社会经验选择我们相信的历史，这是个人的可悲。也是时代的可悲，因为历史变的不庄重起来，我们想从中得到的借鉴有可能因为错误的认识而事与愿违。但你从你有限的知识还是隐约发现，历史演变那看不见的手又在发挥作用，当你不无恐惧的从现实社会当中看到历史上读到过的那些事件正在重演，你接着会相信什么。这是随机性，还是宿命。

水烬

　十七、近代历史的随机性与宿命（中）
    晚清的结束，是皇帝选择和平退位。皇帝是和平了，但不代表中国人从此进入和平，因为现实是恰恰相反的残酷，接着开始的民国时代，算其在大陆的时间，从 1912年到1949年结束，一共37年，这37年，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乱世。当然由于中国人从来都疏于数字管理，所以很难统计古代的乱世损失到底有多大以用来比较。不过我们看到民国所进入的是一个现代的热武器社会，单从武器的进步和杀伤性而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无可比拟，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它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百姓最大量的非g正常死亡。
　　20世纪对于世界来说都是动荡和颠覆性的，只不过中国人付出的更多了一些。俗话说吃一亏长一智，亏我们肯定是吃多了，智长了多少，只能不自信的说待考。
　　有一个说法，中国的历史是有几个大循环的，比如说第一个大循环是经过春秋战国的大乱，就出现一个秦这样短暂的统一的社会，而后带来的是汉的强盛，再就是三国的大乱，再就是两晋的赢弱。第二个循环同样是南北朝的乱，隋的短暂统一，唐的强盛，而后五代十国的大乱，两宋的盈弱。第三个循环是南宋、金、蒙的并立，而后是短暂的元，再就是明和清的强盛（清的出现使这个循环有了破局之感），之后是。接着是民国的混乱。再下面，政府已经下了定论，现在是盛世，所以说第三个循环与前两个循环有了不同。（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五百年一个周期，这个周期的排列在这就不多说了。）
　　不过比较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说中国的历史30年一小乱，50年一大乱。查查历史书，确实没有超过50年的平安（当然这是指全国的范围），战争、政争、党争、自然灾害、无休止的农民起h义。总之致乱的因素多不胜数，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人象中国人这么有宿命感，《桃化扇》戏词是怎么讲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金枝玉叶尚有可能转眼变成阶下囚或发配给带甲人为奴。何况那些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老舍《四世同堂》里总在准备三个月食物的祁老太爷的危机意识未必具有代表性，但可略见一直以来的中国人如惊弓之鸟般的生活状态。顺便要说中国的建筑文化是木结构的，似乎天生就为了预备着被烧毁。而中国人语境当中大量因为太多不确定因素而带来强烈不安全感的词汇。比如我们见面就问“吃了吗？”，显然是因为我们饿的太多了。比如小便叫“解手”，过去被押解囚徒在迁徙途中请求松绑方便专用词汇。还有我们太多的霉、腌、泡、腊、熏的食品也说明了食物的匮乏和对未来的不确定的担心。今天我们总是以自己民族的勤劳、忍耐、吃苦感到自豪，却不知道这个性格的养成代表着多少中国人在各自时代的煎熬。
　　49年建国前，民主人士黄炎培真诚的建议中h共要走出这历代王朝盛衰的周期性。但记得当时毛主席非常自信的说我们找到了办法，叫做人民当家作主，于是我们从此开始了嗑嗑碰碰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k主义时期，直到有一天，西方帝国主义指责我们不民主没有人权的时候，面对我们的外交发言人义正严辞的左顾而言他，我们开始迷糊了，感情民主与人民当家作主是不同的两件事情。
　　中国人对现实不满的方式是回忆，因为现实的愈不愉快，回忆的就愈不真实，中国是有那么几个说的过去的皇帝，但在回忆中，说的过去被强化成英明神武，无比伟大。于是所谓的“盛世明君”成了中华民族的鸦片烟。即使是现在这个公民意识空前高涨，民主成为普世价值的时代，我们文化里依然充斥着“明君”情结，如施耐庵《水浒》主旨一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所以现在中国人在物资需求上是有所提高，但无论在生活质量及思想觉悟方面显然处于一个令人绝望的水平，最近两个新闻很有代表性，一是某红色贵族的孩子到某大学演讲，单讲了一句不打算从商及当官，就获得了无数的掌声和媒体夸奖。首先声明我原本并不反对政治家的后代从政，政治世家对培养有素养的政治人才是有好处的，就象卖猪肉家的孩子继续卖猪肉不值得我们奇怪，那为什么要反对政治家的孩子从政呢？但几十年来目睹社会之怪状，使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猜度这些官员及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可以从政但不能破坏社会公平，他们的孩子可以从商但不能用父辈的权势寻租。但事实上全社会都心知肚明潜规则是什么。而现在这个含着金钥匙生下来的孩子从英国留学回来，首次露相即标榜信奉共产主义还声明不事仕商的时候，喝彩言之过早，且观其言察其行吧。同时也不由叹息那么多毕业即失业的学生可真没有他这份对于未来的从容和洒脱。
　　比较这个新闻带给人的怀疑和郁闷，另一个新闻只剩下辛酸，一个获得廉租房的老百姓向他的地方长官下跪。他所带来的社会真实是，只要官员做一点点份内的事情，就是对黎民百姓的恩赐施舍，我们非下跪不足以表达出感恩零涕。下跪这个动作，使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所致力的新革命旧革命成了屁话。而这些官员不在居者有其屋的基本人权上有点作为，反而好意思接受别人的下跪还能把这样的新闻报道出来。许多网站在报道该条新闻的下面禁止了评论或多或少表达了这个社会的反感吧。
　　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是37年的大乱选择下来的，所以起码在生命力方面说明了这个体制的优越性，清末民初，各种思潮涌动，中国显然是有一些选择的。但比较当时所有重要派别领导人的思想，又会惊讶的发现，专制几乎是殊途同归的一种必然。前段时间看有个网友在不遗余力的宣传帝制，我从最初的极度反感到现在的试图理解，很大原因是我再度去审视我们的历史后的无奈导致的，世界最难吃的东西也有他的价值，但一个社会只会去选择最坏的制度，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选择机制是逆淘汰的，造成劣币淘汰良币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他的文化基因里注定了。而文化基因则是他们所身受的时代所有的苦难慢慢训练出来的。让我们看看这些有着美好字眼的文化基因吧。
　　比如说：“稳定”，中国历史上的频繁战乱，使太平显得无比重要，所有的盛世前面必须冠以太平二字，否则，盛世无从谈去，没有人在乎两宋的经济发达，因为他处于不断的外族入侵当中，反过来，太平就必然是盛世，而无论老百姓到底过的怎么样。大清乾隆年间，是标榜和大唐一样的盛世。但到访的英国使节在这个传说流蜜的土地上记录了一个叫国人无比沮丧的事实，根本没有盛世华景，只有触目惊心的贫困。张宏杰《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里怎么说：“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但又怎么样，这样的盛世对于中国人又是如此的难得，3000年来不打仗不动乱的日子少到几乎数得出来。所以民国37年的战乱使老百姓对太平的渴望变的无比强烈。民国最大的现实就是谁带来稳定谁就是救世主。无论在他的治下又将是如何腐败、高压。但只要太平即可。为了这个理想，革命领以及军阀们都当仁不让的为之奋斗。老百姓没有选择，只有等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最后活下来，就对其高呼万岁，因为终于太平了。
　　比如说：“知足”，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与之比较后来常常流离失所的中国人颜回还有何不知足，中国人知足历史的背后全部是极度匮乏，所以我们从国家到家庭都强调要知足，以至我们更多时候在远远不足的情况下就学会满足甚至有时都感到奢侈。这个知足是被训练出来的，因为我们常被要求去比较，当然只做纵向比较，不做横向比较或者说我们只和差的比，不和好的比。我们总是这样比，以前吃不饱饭，现在吃饱了，这是进步，但不能比较别人已经吃的更好。以前吃大锅饭，现在你虽然下岗了但还是有下岗职工发了财说明机会是存在的所以你要跟着知足。旧社会人民无权不能当家作主，新社会有人民代表大会虽然你只是被代表，但这也是进步。这个文化一度发展成为一种运动，叫“忆苦思甜”。发展至此，除了学会感恩戴德夫复何言。
　　比如说“文化”。中国的文化史就是破坏文化的历史，所以说“文化大革命”不是史无前例，不是破坏文化的发端，而只是秉承传统并集大成。孔子一做官就要杀少正卯，这就是我们文化不兼容的开始，后面，秦始皇焚书坑儒，是要大规模的消灭不同意见。接着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要统一思想。宋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是对创造的消灭。明开始的八股文科举。以仕途和陈旧刻板的学问去笼络和禁锢知识份子。清的文字狱直接以肉体消灭去恐吓知识份子，当然还有其对古籍的篡改、伪造，更直接从文化源头进行阉割。文化大革命后，这个破坏文化的民族精神被发挥到及至，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受着那些被意识形态篡改的面目全非的文化影响。
　　比如说“谋略”，每个民族都有阴谋诡计，但如此推崇阴谋诡计欺诈之术的恐怕只有中国人，公元前七世纪的郑庄公就懂得如何使诈去赢得战争以及政争，甚至 “欺天“以达到自己目的（前722年，其弟（太叔段）勾结其母（武姜）发动叛乱，被庄公打败。郑庄公把母亲赶到颍，立誓不至黄泉不再相见。后来庄公感到后悔，颍地受封人颍考叔向庄公进谏，庄公于是掘地至泉，和母亲相见。）中国人所推崇的偶像更是阴谋诡计登峰造极的诸葛亮先生，这个东西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民族肌理当中了，阴谋无所不在，如何提防阴谋是中国人无论何时何地的必要思想准备，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不要随便信任别人。在成长的过程也鲜少没有人不被自己的亲人、朋友、老乡、同事欺骗过，反过来扪心自问，谁也不敢说从没有说过假话，没有损人利己过。我们也想待人以诚，但现实与理想的距离犹如改变自己的肤色，以已故巨星迈克.杰客逊的切身经历而言，毫无办法除非发生病变。
　　不过中国人穷则思变，但也不排除病极乱投医，晚清时候，每当重大挫折，总要痛定思痛振作一翻，第一次鸦片战争振作搞洋务，甲午失败振作戊戌变法维新，振着就变成义和团。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新政。虽然振作不在点子吧，几乎变成惯性而非必要性。但总还是处于一个不甘堕落的自救状态。而到了民国，只有一个五四运动，别的就剩下全武行，大家都用枪杆子表达思考和态度。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深层次的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即使这个日后被定调为核心精神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正确行动也不无遗憾之处，运动从当年5月4日的学生游行开始，当天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弱国本无外交，所以说外交人员何辜！但中国人的仇恨情绪总是非常表面化，针对对象更是肤浅的符号化，结果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和这些年时不时的所谓爱国活动中去打砸肯得基，围殴日本车车主如出一辙）。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与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直接行动”、 “牺牲精神”的舆论主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大讲师梁漱溟基于法律常识，在其《论学生事件》一文的公开质疑：
　　“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我以为这实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处处都是专制，不但政治一事）养成的。”
　　多数人的暴力也是专制，在反专制的行动中对抗以专制，专制这就成为了中国人的宿命。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及学生很多成为共产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周为筠《反思五四》：五四激烈反传统给中国造成了权威信任危机和社会控制系统的崩溃，经过这次思潮洗礼之后，传统中各项权威在人们内心中，已经脆弱到崩溃的边缘。由此必然导致文化失范和道德混乱。这时期逐渐形成了很多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五四熏陶下大多数都左转了，他们被绚烂的乌托邦思想所迷惑，以致于走向激进的革命之路。）
　　在一部名为《开天辟地》的主旋律电影当中，直接将五四运动描述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端。而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文化的改造也发了大力。虽然改造不够彻底，但对于日后的中国社会依旧带来了重大的变革，对人也有了许多质的潜移默化，当然很多东西无法改变，它只是置换了一个形式，对了，我忘了说我们中国人是最擅长搞形式的。
　　　　陈丹青说：我们生活在五四运动的后果当中。
　　　　诚若斯言。撇去那些犯忌讳的社会分析，我宁愿相信因果。

水烬

　十八、近代历史的随机性与宿命（下）
　　宣统皇帝退位，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权体制在中国历史上总算暂别，为什么说暂别而不是终结，是因为我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某些不自信，实际上，皇权体制的结束也不代表专制思想的结束，在以后的十几年当中，光复辟就有两次（如果不算上满洲国那节），而中国社会，也根本在民主外衣下一直延续着专制体系，是的，因为总结历史我们才感受到这个民族的悲哀，因为通过对比我们豁然发现，原来袁世凯如果不去当什么皇帝，几乎算是在民国以来所有领导人当中离民主最近的一个领袖。
　　他毕竟开创了民主国体，他毕竟还是用民主的方式去聚集个人的权势，他甚至用全民公f投的方式去推自己做皇帝，他也在舆论反对中退位，并在民情奋涌中可耻死去，他的荣辱起码体现了民主的能量，当然，这或许是我以偏盖全的一次赞扬，但袁世凯去后，一个国家本可以体面进入民主社会的机会被彻底颠覆，民主被更时髦的“革命”一词取代，因为“革命”之名，孙中山要求自己的同志按指印来表示对于个人的效忠，蒋介石，一个基督徒，一个唯一的有宗教信仰的中国近代领袖却以最典型的中国方式（或者说东亚方式）将权位交给儿子。而毛泽东，这个日后的人民共和国领袖，最革命的一个共产党人，在革命尚未成功时期的词作《沁园春• 雪》一经发表即被人看出了其中的帝王思想。过去我们看书到此一节时只说当时反动派的污蔑，但现在我们不得不佩服时人的洞察。因为之前之后的一切无所不登峰造极，当人们对一个人高呼万岁并认为他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你会觉得当时这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真的众生平等吗？！
　　时至今日，绝对的个人独裁已经被所谓的集体领导取代，但更为糟糕的是一个绝对空前的官僚集团凌驾于民众之上，这时候没有相对的人民监督，同时失去绝对权威的威权威慑。可想而知这社会横行的贪污腐化不负责任从何而来。
　　中国近代历史的不幸，也几乎不是什么专制与民主之争，而是各路英雄打着美好的旗子争来斗去伏尸万里结果还是归到起点。这样来回不懈的折腾，搞成民主远非民主，专制也不象专制。除了生灵涂炭别无所获。当整个世界在20世纪经济科技人文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还在跌跌撞撞摸着某块也不知道有没有的石头过河，当奥巴马在白宫以一顿轻松的啤酒宴请来解决种族问题的时候，我们还以中世纪所谓感化的方式让亲属给远遁他国的分裂分子写信。中华民族今时今日还能以压榨血泪廉价劳工创造的庞大外汇成为世界经济的提款机来换取一星半句所谓国际话语权的时候，其自我一直标榜的所谓5000年悠久文明深厚文化已经大幅退步到对世界不能施加任何实际影响，就如一个闹绯闻的主持人所言：当你不能输出价值观就不是一个大国。几十年目睹怪状之纷杂之匪夷所思之触目惊心。于是，我们不由深思，这究竟拜何所赐。
　　从历史去看，专制和等级制是中国最悠长的传统，周朝以前的事情我们不清楚，但周朝是个由宗室、功勋封建藩属组成的统一国家应该没有什么疑义。只不过东周时候的王权衰弱，导致了中国最早的分裂，准确的说这个分裂还是在一个王权统一的名义下的叛离和内斗，直到东周死撑了514年后，那个实在已不值一堪的东周君居然想趁秦乱袭秦反被其灭。中国终于走上真正统一的时代。“统一”开始是中国唯一选项，并成为最大价值观。当欧洲被分裂成为无数的国家并彼此攻战的时候，中国已经以庞大帝国的姿态以世界中心的名义微笑自封。当然，这个辉煌的帝国却在最近的一百年当中输得不堪回首，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欧洲的和平至今也不过64年，这个和平还不包括1947年——1991年44年火药味很强的冷战及时不时的局部战争。很多时候你只能站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谈目前状况下的是所谓成功。而永恒价值这样的东西根本就随着时间的波涛一变再变以至也许从未曾有。就好象现在的普世价值是民主，但在过去的20个世纪当中，谁怀疑过君权至上。
　　以中国之庞大，而又如此推崇中央集权，所以非有力的集权政府就肯定不能够号召天下，于是建立一个专制的政权几无可避免。因为无数的历史教训是，一但中央权威衰弱，对于地方掌握失控，往往就会取代以军阀混战。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分裂结果只是军阀混战，而不是象欧洲那样形成类似城邦政治的协商及契约传统。
　　中国一乱，考虑的便是统一这样宏大的思想主题。中国人的思想体系原来就是建立在大乱思治的时代，这个思想和着那些分分和和的经验，也就预测了每个乱的短暂和被平息的必然。而欧洲或许是乱的太久了，历史上他们也经历了若干意图统一欧洲的强人时代（如拿破仑、希特勒）但终未能如愿，于是他们就开始研究在诸侯林立的局面生存方式。随着协商和契约技巧的逐步提高，他们终于协商出一个叫做欧盟的体制。当然，你不可否认这一百年，人类文明程度大幅提高、价值观的变化都对此产生的重要影响。
　　大的历史叙述有那么多专家去考虑，我感兴趣的是历史的某些细节。比如中国人畏惧权威但不崇拜权威，只服从而不信仰，这个现象几乎与皇帝这一名词的出现同步发生。皇帝代表权利但不代表崇高，比如秦是个短命王朝，虽然开创无数中华第一。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奇妙的王朝开端。中华第一帝秦始皇威严但无尊贵可言，因为他所谓的父亲只是一个沦为人质的落拓王子，被一个商人以投资的态度拯救出苦海并最终推上大位，他的母亲出身歌姬，且被那个商人过了一手，所以始皇帝有可能是这个商人的私生子，是的，以上情况说的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即使放在民间，也会招人歧视，所以这个皇帝即使威震八方但并不叫人心悦诚服，相反当时的臣民们是这样看待这个皇帝的，破落贵族子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乡间流氓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尔。而之后，秦的政权更被各地的英雄当作是一只鹿而追逐不休。最终被那个工作极不负责任的小亭长猎获。中国接下来的这个强大王朝同样没有让百姓崇拜和尊敬的血脉，所以说某一方面中国人是最懂得人人平等的，因为从一开始，中国人信奉的就是“将相宁有种乎”。
　　当然中国的历史是后人写的，究其实质往往是政治与文学。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读出两个东西，即权利与争权夺利。俗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完全可以修改为铁打的皇位流水的皇帝。当然这个话有更为经典的表达：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同样拿皇帝说事的俗语还有“拼的一身胆，敢把皇帝拉下马”，皇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全部内涵，而皇帝只是这个政治体制的形象代言人。花边作用是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对生活最奢侈的想象，当然，也刺激一切野心家以此为奋斗目标。
　　或者说，“将相宁有种乎”还是一个比较浅层次的丛林法则，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对于权利追求暴力化的本能，但另一个层面。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大致也说明了中国思想体系当中对“皇帝”相当学术性的轻蔑。这在日本“万世一系”是不可想象的。而中国，这个能混这么悠久的古国，历经沧桑而屹立世界，是因为很久以前，中国人就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虽然是专s制国家，但个人是靠不住的。所以中国人能非常容易的适应新政权，因为谁做皇帝百姓一样都是纳税吃粮。一样开科取士，我们以“天道循环”来解释政权更替的合理性。以“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礼记•大传》）这些表面文章表示王者得政，但2000年专s制体s制才是万世不变的，49年以后我们的历史学界由于意s识形态的需要来鼓吹农民起s义，但不能回避这些农民起s义一旦成功也依旧纳入旧体制当中的尴尬。所以，无论你是篡位，你是起s义，是敌国，是异族。只要你有能力扫涤天下，立都改元，荣登大宝，你就是真命天子，就是替天行道，中国百姓就会无条件的伏首称臣，别无二话。也足以可见中国这个制度的坚固和兼容。马未都说，中国的封建体制2000年没有在制度上破产。而这个没有破产的制度随着宣统皇帝的下台在形式上终于凋敝，但精神内核，却固执的深入我们骨髓。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政权更替本是常态，但基于某种执政的合法性，或者对于暴力的掩饰，或者说神圣性，所有的新当国者无不粉饰历史。编织一些美好的有些光怪陆离的说法。比及早期那些动揶什么天生异象，天神授孕、斩白蛇石人出的鬼故事。及至近代，更高级的玩法就是意识形态；近代中国遭遇西方世界，所学皆无可观，但是用意识形态鼓动民意号召天下，掩饰着骨子里坚忍不拔一股专制精神却登峰造极。中华能人志士热血男儿赴汤蹈火虽千万俱往矣纵然沧海桑田生灵涂炭矢志不改。最终无不归结到对权位的迷信和迷恋。因为要执政，所以是先进性。因为总是正确，所以承受错误的实质且一错再错。当然细看历史，不无悲哀的发现，这个专制病毒已过染全民，100多年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高榜横扫动辄打倒，便从暴君史跌跌撞撞到了暴民史。
　　1851年．洪秀全（称号“天王”）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其中“国”原作“囯”，“天”字的两横上长下短，新政权往往是要造字的，比如武则天的那个 “曌”字），这个从1843年从创立 “拜上帝会”开始的邪教组织。仅10年就发展到建都天京（今南京），并占领近小半个中国。在全盛时期的兵力超过一百万人（包括女兵十余万人）声势一度之大，大有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之态。靠的是什么，因为比及那么多蜂拥而起也接着迅速失败如无头苍蝇一样的农民起k义，太平天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动静，靠的就他有理论纲领。在洪秀全所著的《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
　　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5义诸凡听上去美好的理念。他给那些贫困无望的农民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给身怀不遇的民间能人们一个机会。但结果呢，定都天京后，领7袖们生活迅速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4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更严重的是其势头最盛时，为了莫名其妙的理由，发生“天父天兄”大打出手的天京事1变，兄弟自相残杀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自此势头直转立下，立b国仅13年即告覆灭。
　　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诸凡听上去美好的理念。他给那些贫困无望的农民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给身怀不遇的民间能人们一个机会。但结果呢，定都天京后，领袖们生活迅速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更严重的是其势头最盛时，为了莫名其妙的理由，发生“天父天兄”大打出手的天京事变，兄弟自相残杀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自此势头直转立下，立国仅13年即告覆灭。
　　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k权统治》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大致戳破了这个所谓农民起义的噱头。
　　以太平天国当时之盛，却不能最终消i灭已经非常衰败的清王朝，还反被其败。按照过去的教育，我们也曾为这个革j命起j义没有完成统ki一大业而失望，现在看，只觉得庆幸不是他取代清朝。因为其教义、教规、戒律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k反者及治下之民，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o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l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以中国当时之状况，刀兵沃野，神州凋敝，在列强凌辱之间先自伤元气。只能说，中国人不幸。
　　中国的奇特是这个从19世纪末开始的全民癫狂状态并没有因为太平天国的失败而终结，相反这才是一个开始，接着更为疯狂的义和拳运动居然让一个自鸦片战争后就没打胜过一场对外战争的国家居然想全世界宣战。再接着，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就开始一场持续3年的动耶上百万人对仗的内战。那段兄弟阋墙的若干重大战役所表现出史诗般的杀戮依然充斥今天影视作品中，只为彰显胜利者的勋业，却没有内省，没有悲怀。是的，还没有消停，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这一次，10年之久。一代人的消磨还不打紧，一个传统中国，就此打住。

水烬

　　十九、近患与远略
　　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海军战舰16艘；东印度公司武装汽船4艘；运兵船1艘；运输船27艘）和陆军4000人（爱尔兰皇家陆军第十八团；苏格兰步兵第二十六团；步兵第四十九团）海军2~3千海军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武备废弛、敌情不明、指挥紊乱，因此屡战屡败。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南京城下。清政府已无力再战。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本身似乎并没有对大清帝国产生太大触动，因为比较起来，这不过只是中国历史上若干次外族侵略中的一次，何况本朝就是外族。道光皇帝本来是希望省点银子才同意了林则徐的戒烟计划，结果事已至此，又花些银子买个消停，《　　，《南京条约》这个条约我们一直冠以“丧vf 权辱j国”，但却对近代中国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叫做开vg 放，当初英国政l府派出的使节马戛尔尼拜见乾隆皇帝，希望达成的通商、贸易、传教等请求，却被傲慢的帝国皇帝以天;朝上lp国无所不有，且无先例给予拒绝。
　　以至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但仅半个世纪，英国人以另一种方式，让大清帝国满足他们最初的所有期望，只不过在这个期望上他们加码了许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天k朝上k国自居的中国人从此意识到天外是有人。他们不再是蛮夷，而是叫做洋人，或洋大人。
　　起初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是缓慢的，因为外国的势力还不曾量变到质变的程度，但因为开放流入中国的西方事物及思想却催生中国的动荡，很多事实表明，当一个新的思想来到的时候，上层社会往往没有低层接受的快。当朝廷料理完战后事项继续过他的太平盛世（不幸的是，这期间在位居然是清帝当中最乏善可陈的咸丰皇帝），而乡间一个落榜多次以至癫狂的书生洪秀全就因为一本翻译过来的基督书籍以及癫狂时候的几句胡话而认定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某个方面也加速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影响。最起码，那些在内战中新兴的帝国官员以及上层知识分子终于真正开始意识到了中西的差距。
　　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围攻安庆时，胡林翼策马登山观察形势，喜谓贼虽强，不足平也。忽见江中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胡林翼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病情因此加剧，不久即去世。剿灭太平军，胡林翼已有成算；但见洋人之势方炽，则欲不忧而不得矣！时人对于西方科技发达的震惊，当以胡反应最烈。这何尝不是一代人在巨大差距面前的目瞪口呆。但或许这又是中国人一种自我教育方式，他们只相信自己所见到的。
　　战争培养了一代人，战争也逼得你要与时俱进，只是你的认识层面是停留在什么位置，这就是本节文字要探讨的东西，我们这个非常讲究谋略的国家，在最近的一百年，有没有一个象样子的长期战略，有没有过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并且留一个足以发展成为显学的华夏振兴之策，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拨乱反正，接着一次又一次的重蹈覆辙。
　　同治中兴带来的一点成就，一点底子比如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海军居然被小日本鬼子打的全军覆灭。中国人再一次开始痛定思痛，于是康有为等人登场开始一场激进且没有根基的维新运动，当毫无玄念的受到反对的时候，就把心思用在如何对付同治中兴的主要领导慈熙身上，可惜眼高手低反被其害。
　　死六个君子且不打紧，因为西方社会对于光绪皇帝的同情，大大引发了慈熙对于整个世界的迁怒。这个怒气是全民的。表现出来就是癔病式的义和拳运动。大清国在民情激越下下令对全世界开战，全世界自然是打不着，就退而求其次去围打各国使馆。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神兵加之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打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把这些使馆搞定。接下来就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
　　北京乱成一锅粥的时候，有一群清醒的地方官僚，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这么大一个乱子最后以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条约》了结。朝廷在惊心动魄之余又一次反省，于是又开始一场新政。
　　当清朝最后的铁碗人物慈熙去世去以后，中国的格局再次发生变化。孙中山及各路革命党人风起云涌，原来民众期待的立宪游戏被那群愚蠢的皇族搞砸以后。没有人再有耐心去奉陪这个末日王朝了。武昌革命后，各地独立。但最终收摘果实的还是帝国的大臣袁世凯。按照当时所有的可能而言，这其实应该算是最好的结果。可惜中华民族本以为可以躲掉的灾难还是不可幸免。袁世凯当国时候的那些纷争今天想来其实无关正义，正义只是领袖们的表面装饰。北洋政府倒行逆施，国民政府也未必救民于水火。
　　但问题是，谁都觉得自己是对。比如吴佩孚，何尝不想统一中国，自身操守又何等优秀。但又如何。这些有能力都觉得自己可以救中国，但问题是，中国应该怎么救。我不知道这些先驱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想象或许是有的，但肯定没有计划。一个严谨的周密的足以打动后来者的计划。可惜的是，中国没有继承者，这个号称开天辟地的年代，谁都只愿意做开拓者。哪怕及至而今的一个市政建设。是的，这是中国特色，有无数的开头，但遽然而止。只留下遗憾。
　　先是洋务运动，解决技术问题，但不能改变体制，于是搞起君宪，让有权的人限制自己权利真的很难，即使是大势所趋也逆势而动。于是共和呼声再起。共和同样解决不了一个两千稳定体制延续下来的庞大帝国的问题，
　　首先是思想问题，思想是专制，共和就是一个理论，一个零和游戏，一个本来就没有土壤就企图他能开花的幻景，于是出现三民主义。我现在还不是特别搞懂它的深刻内涵，我觉得其实就是某些美好图景的普及化的表述方式，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家对于他期望治理民众的一相情愿。他说我们要最终会怎么样怎么样。但他没有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达到他说的那个样。
　　接下来就是共产主义，一个更美好的想法，就好象说我要让所有的人都有很多钱，但所有人都有很多钱的可能会是钱不值钱。又好比一个素食主义者对于我们这些吃肉的人的鄙视和救赎。他不知从何而来的道德崇高感。并升华成一种狂热。我们起初生活在这个狂热当中，狂热退后，我们又继续生活在这依然声称狂热但明显失落使我们无所适从的地步当中。
　　其实体制无论好坏，只有适合不适合。新加坡是绝对的威权国家，日本、英国是君宪，美国是共和。北欧的那些国家的富裕已经支撑出他们的共产主义化的苗头。
　　体制是可以自我调整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调整体制的自觉和耐心。切合题目，也就是说中国是个经常被近患打搅的国家，以至形成一种处理近患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短视的，它深刻影响到我们对于未来思考的坚持。
　　抗日战争本来可以打的更加体面，也不能说蒋介石以时间换取空间的策略不对。但问题是东北20万军队被一万小日本就给赶跑了，你哪怕抵抗一小下也不至于这么狼狈。接下来，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战，让蒋介石从韬光养晦立即走向激进一面，在上海这么小且没有任何战略纵深可言的地方投入70万军队与敌消耗，只为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且还不顾及上海还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自己拉敌人在自家的银库里打架。精锐耗尽，就变成以空间换取时间，说起来是悲壮的，但又是何等无奈。这只是百年当中的插曲，问题是这一百年这么打来打去的中国人究竟从中学到什么，想到什么，很难总结。
　　错误几乎必须被重复，从不去深刻反省民族的未来，也不致力于当时社会体制的改良，只是一味的推翻重来，我们体味到更多是每个体制的恶，而不能感受国家于我等草民的保障及提升。日本人在明治的时候就开始布局教育，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在思考日本的命运时候，已经想到未来的触手将伸到哪里。德国两次世界大战失败，甚至被一划为二，还可以和平统一且继续迅速成为欧洲第一等强国。美国，那一群同样在暴力斗争后的战士获得国家独立，考虑的是这个年轻国家如何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然后去兼容整个世界。
　　而我们的国家战略是什么，我们的民族战略又是什么。秦国靠远交近攻统一七国，我们现在实施相反的战略，结果搞的几乎没有朋友。该怎么萌芽，而后怎么生长，最终如何开花，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老早认识自己地域及资源的局限，所以很久就想好，走出日本该怎么办，如何以朝鲜为跳板，以满洲为经营之本，以夺取中国为遥望天下之依靠，二次世界大战他是吞了快了以至噎住了。但人家计划仍在，奋斗不息，你能在下次他又吞你的时候寄希望于他继续噎住。
　　与之比较是中国领袖的辛酸，据说汪精卫投日前给蒋介石去信，仿《赵氏孤儿》程婴对公孙杵臼故事反其意云“君取其易，我取其难”。这就是中国当时的战略，无论那边输赢，中国都保持不败。今人尤以此惋惜汪，此事是不是反映汪之本意我不考证。但以此之策而自喜实大不为然。因为这不是战略，只能勉强算是智慧，辛酸懦弱油滑首鼠两端的智慧。这智慧危难时可保一时，但长期发展与国民国家何益。
　　可恨的是，这个东西已经深入而今的外交思维。于是中国外交所谓“互不干涉内政”的鸵鸟政策世之闻名。看上去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但底下有谁还鸟这一套，虽然我们不一定要要多管闲事，但籍此回避自己的国际责任显然很难取信世界。强大的国家对你不屑，弱小的国家指望你不上。那么你做什么大国常任理事国。你怎么维护世界次序。
　　做负责任的大国不是光输出银子，而是要输出价值观。
　　但现实是什么，是苍凉西风中一棵老树枯枝，是无望涟漪散去后的一片泡泡，是人走茶凉后的一直无语，是关上文挡转去娱乐版看刘德华结婚的一声叹息。
　　换个口味,调剂一下:
　　
　　 遥控器主义
　　　　
　　我们享受着美好而愉悦的婚姻分享着生活有与即将有的一切，这是我们婚姻的初衷，并且在很最初的时候也如此实现，从历史来讲，我们原本是分裂的两个独立体，也正是因为对统一的美好遐想以及对对方的占有欲才使我们趋向邦联。这是个伟大的开局，因为之前我们从陌生的相逢到相识就花费了我无数的智商，是的，是我，而非我们。每个有价值的想法只会是个体创造，但要是实现就需要集体共同努力。这当中包括无原由的背离、迷失、交叉以及所有歧义发生的克服。想法在实现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倍受一切存在的困难所困绕。这是代价。当对方以罕见的毅力拒绝，直到被我更罕见的毅力加上诚意打动时候，必须指出，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坚强胜利，当然我也客观认为，不会再有来者，换言之我们的毅力从婚姻开始，就已经荡然无存。
　　我老婆个人认为这是欺骗。我给予的解释是，广告与实际总会会发生误差。一般而言，你只会为自己的预期买单，你也只能为自己的预期买单。这是一个广告从业者的经验之谈的局外话。
　  我们在婚姻生活的起初并没有太多矛盾，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撕开这包装纸上的温情脉脉。我们礼貌，谦让、有意识的共同创造趣味，我们陪笑、陪着时间、陪者将就，去度过婚姻中应该存在的蜜月时刻。也必须要互相赞美和让步。当然，这一切发生在遥控器的掌握问题暴露以前。任何时刻，甜蜜对于矛盾重重的掩饰将使问题是趋于复杂化。
　　遥控器是什么，遥控器是我们家不可动摇的主权。是的，这严重关系到一个家庭成员在此生活的地位问题，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但在蜜月时间，主权可以避而不谈，我们有许多要做的事情，我们百废待新。我们有许多建设问题，我们忙的顾此而宁失彼。但建设有暂停的时刻，当一切开始平静，我们发现，在主权问题上，我们处理的非常不恰当，或者说，在很久以来，由于我们的谦让，使问题变的无比复杂。
     作为这个家庭政权中的两个主要政党，我和我的老婆，关于我们家庭的政治体制也曾经有无数规划，我们的内心倾向独裁，但谁独裁是个关键问题，所以我们双方都暂时妥协为共和。实行两党制下的议会制度。无特定元首，进行模糊分工，一般而言，我负责外交，经济建设及重大战略研究制定。我老婆着负责内政、财务及重大战略的审核。但在实施过程当中，发现分工并不明确，具体言之，老婆人际关系处理的比我更好，在经济建设方面更有直追我的态势并且由于掌握财政的关系，动耶否定我的战略实施。而我虽横草不提竖草不拎但对内政也经常横加指责。我是家庭主要的消费者，所有财政管制对我约束太大。我认为自己的战略研定已非常完美，所以拒绝审核。所以共和制度使大堆问题搁置，并使双方矛盾加深，某天终于爆发。只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居然爆发在遥控器的问题上。当我们为各自的选择费尽口舌也不能达成统一的时候。才发现人间正义原来无关是非，而只在乎由谁主持。
　　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家庭的主权原来是在一个小小遥控器上，是的，我们居然是通过它来选择我们的精神世界。虽然互联网非常发达，但总有不可避免的电视时间。只要这时间一有交错，我们就会发生一切碰撞。我承认我并不是非要看电视，但我必须要拥有在我想看电视就能看到电视的权利，好象我们并不总是声称自己的主权，更多时候也不知道主权意味什么。但我们还是深深认为主权必须在握，即使我们并不知道主权是不是必须。
　　主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权的事实把握，所以当邻居们进行着并不频繁的国事拜访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予非常礼貌的款待，让他们喝好茶，坐沙发。看我们家庭收藏。但决然不会将我们家的主权给于掌握，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也不想为此招惹太多的外交纠纷，于是转移我们的 电视到我家的战略纵深——我们的卧室。以此宣布我们对此的严肃看待和保护。
　　这或许是个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任何精神上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而不容有失，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尊严在于对于自己精神自由的把握，我们必须拥有选择频道的自由，随时随地选择节目的率性。关键不在节目，我再强调一下，是自由。
　  遥控器的冲突是严重的冲突，是两个十字军的彼此征伐。所以起初我们互相通电指责，声嘶力竭声讨。都宣称自己是合法遥控器持有者。后来我们发生肢体冲突，战争规模从小及大，从大到巨，直至列强纷纷干预。我父母及她父母的适时阻止，使我们开始痛定思痛，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开始认真考虑我们的家庭政体。关键时刻，理性还是大于感性。
　　会商结果是：要独裁，对，我们要独裁。哪怕是片刻的独裁。
　　于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会谈，终于在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开始我们新的政治实验。我们开始两党轮流执政，先以月为单位。但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一个月不看电视，于是逐步安排为周、日、小时、刻、分钟。我们进行频繁的政权交替。难免不出问题。关键是我们的精神建设断断续续，使我们不能很好的成长。
　  所有的创新源于失败的经验，搁置问题，创造彼此更多空间，是我们主要思考的方向。还好我们经济有一段时间比较宽裕，于是我们又买了一个电视，实行一家两器。也就人们常说的具有遥控器主义特色的一家两制。我们现在拥有两个遥控器。我们开始实施互不干涉的独裁政治。我们的精神世界互不打扰。我们甚至在生活其他方面也不交接。和平，开始的是没有生机的和平。
　　但有一天，那个宁静的下午，我们彼此沉默的坐在各自的电视机前，看无聊乏味的节目。忽然间，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欲语还休。那些美好的往事不约而同的在我们内心开始交织。如微波荡漾的河面难以休止的涟漪。只是回忆中那只蜻蜓的偶然点水，我们发现，我们变了，我们的感情有了很大变化，即使那些战争的岁月我们也不曾对对方如此的冷漠。一种应该交叉的生活平行开去。就剩下事不关己冷冰冰的客气。一家两制带给我们不是和平，而是隔阂。
　　怎么办。
　　我们将另一台电视送了人，继续选择在一个电视面前共同面对，首先我们去学会接受，接受对方的趣味和需求，我们重新开始谦让，或者在实在不能谦让的时候选择错开。我们继续实施一家一制的制度。对外宣称这是我们新的时代开始。一个重大的客观原因是我们有了孩子。起初我们以为自己有了人民，后来发现我们是我们人民的仆人。这是心甘情愿的政变，一场由我们自己酝酿并发动的玫瑰政变。我们的孩子最终接管了遥控器，成为名义上的元首，当别人主持主权的时候，忽然发现原来主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我和我的另个政党。我们的感情依然还在。

水烬

　　二十、体制的迷局（上）
　　庚子之乱后，以慈熙太后为领导核心的清政府最高当局再一次痛定思痛，开始新政，1901年4月，清廷成立督办 政务处，就全面改革作整体规划，任荣禄、庆亲王及李鸿章为主管， 张之洞及刘坤一为协同办理；张刘二人联名三次上奏《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定出改革方向，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制。
　　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应该说是当时朝野各方都可接受的优选方案，需要说明的是，这还是一次由地方权贵推动国家高层响应的上及下的小范围政治实验，因此这个朝野当中的“野”字只包括一些地方乡绅及实业人士而并不包括一般民众，但对于民众而言，戊戌年没有完成的国民宪政教育此时再度开始，此后晚清立宪运动半途而废乏善可陈，但国民教育使民智开启方面足可称道蔚为可观。新政伊始，也算是雷厉风行，卓有成效，废科举，办学堂，改官制，搞地方自治，派留学生，财税改革等等，进展成效或不一，但确实干的热火朝天，期间，除了面子问题对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宽恕以外，还对其他维新党人都网开一面。
　　而对干才袁世凯等新兴官僚的起用，更使整个新政比起戊戌维新有了更有实际的成绩（确实官僚比书生更做的成事）。到1905年派遣特派钗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 、兵部侍郎徐世昌 、湖南巡抚端方 、商部右丞绍英 、尚其享及李盛铎等五大臣考察西洋，据说最后的考察报告也是梁启超所撰写（维基百科说考察团回国后进呈了一份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编成《列国政要》 133卷及《欧美政治要义》18章。该报告由随员所写的宪政研究资料。该报告由随员熊希龄执笔，参考了流亡东京的梁启超和杨度所写的宪政研究资料。）一时间，宪政改革可谓已达成举国共识。
　　反过来看革命党这边，已几乎搞不出什么大动静，除了光复会煽动的民族暗杀获得舆论同情以外，孙中山等人频繁发动的那些起u义（据统计，自1894年到 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p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并没能在动摇朝廷根基方面取得任何进展。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u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当时孙中山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打工，因此并不知情，孙中山也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所以说，在近代史的某一时期，暴力并不是中国人的选项。但可惜的是，好景不长。
　　这个好景的结束应该从慈熙、光绪的去逝为开始，慈熙的死，标志着晚清政治当中的最后一个强人没有了，一个没有完成宪政改革的帝制国家，没有强人，在风雨飘摇的大时代当中已是不幸。而如果接班的是一个笨蛋的话，那几乎可谓是灾难。中国的不幸是，每当面临命运歧路的时候，总是宿命般的选择最坏的那个选项。才7岁的傅仪即位，自然不能对帝国产生影响，所以关键人物就成了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说载沣是笨蛋，也不恰当，其实此人还是很有骨气的，比如日后拒绝日本人的诱惑去伪满洲国，且在帝国的最后，没有负隅顽抗，而顺应大势也不能说不明智
　　但他当政的那三年，确实干的不怎么样的。先是排斥袁世凯，民间传闻，是载沣为光绪出气，但国家公器岂可为只为解决私愤，再就是千呼万呼开始来的“皇族内阁”，手段拙劣，迹近无耻，给举国热望兜头一盆冷水。晚清的格局，已只在如何还政于民了，纵然不那么情愿，也断不可排挤汉臣，表面上是给了皇族更大的权利，实际上是不知觉的把自己放在了火上烤。也恰好给煽动民族情绪的革命党人落了口实，所以说排斥袁世凯和“皇族内阁”两个事情，是这个覆灭的政府最后两着臭棋，臭到直接覆灭了自己。
　　历史的当事人一些不恰当言行直接影响了历史，但对于那个沉默的社会而言，也具备了颠覆这个政权的一切可能。当然我说的并不是孙中山少数革命党人的军事冒险，一个有着两千年传统体制不变的国家在酝酿他的巨变时候，他的社会和政府一样即怀憧憬也一样忐忑不安。
　　晚清政府宛如一个技术不成熟的驾驶员，在驾驶这辆苦难严重超载的巨大卡车，在时代的崎岖道路上几经颠簸危险数度，终于一刹那把握不住，翻了车。也许要问，假如他把握住了这次是不是可以顺利开到光明的前途，但事实上，从车况和路况而言，纵然不在1911年翻车，也会有极大的概率在未来的某一年翻掉。道理很简单，对于这个享受了300年安逸的满清权贵——同时也是宪政新手而言，实在难度是太大了，当然，与日后此起彼伏的政治势力比较起来，还不是最难。或许要说，为什么不停下来修理这辆破车，事实上，是停下来修理了，可惜磨和度不够，新换的配件直接成了危险的诱因。这是1911年前的现状，至少在四个方面，埋伏了足可爆炸的风险，也许驾御的好还是进步的力量，但我前面说过，中国的选择总是让最坏的结果发生，1911年，终于爆炸了。
　　第一方面是与外国不平等条约导致的财政困境，不平等条约其实也变相触进了中国的开放，清末得此影响整个经济其实是发生巨大的变化，其财政收入超过康熙盛世，但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各种赔款借款，庞大又使财政入不敷出足以拖垮整个国家经济（周志初、吴善中考察了近代中国的赔款总额。他们指出，鸦片战争以来，因不平等条约及其他具体情况，中国应偿付的赔款本息总额约为17.6050亿海关银两，实际支付额为13.3548亿海关银两。王年咏、相瑞花均对近代战争赔款的总值作了辨析，得出不同结论：前者认为近代中国共有8笔战争赔款，总值为13.75亿元，折合库平银10.45亿两；后者则认为其总值约为 13.263亿元，合库平银9.568亿两。袁成毅专对中国近代对日战争赔款情况作了探讨。他指出，近代中国共有三次对日战争赔款，额达76542万元，纵按最少的算，晚清70年，每年光战争赔款要还1366.8万两白银），国力衰微由此可见，后来武昌起5555义，清廷让袁世凯去镇压，袁世凯要军费，但朝廷已负担不起了。比较起来，日本、德国都有过穷困时候，但人家化困难为力量，挺了过来就发了，中国不知道为什么总挺不过来。财政困境唯一造成的好处是，满清退位后袁世凯与孙中山达成暂时和谈，都没钱，只好先歇歇。
　　第二方面是租界，租界是当时的国中国，庚子条约中规定外国人驻军的地方中国人不得驻军，袁世凯因为此还创立了中国的警察制度。租界使中国有了政府力量达不到的地方，换言之，各种颠覆国家的活动在国内有了基地，各国使馆也程度不同的扶植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和势力，政府通缉的要人也可以大摇大摆的出入中国，比如梁启超。另一个方面，租界的保护使中国的舆论达到空前的自由，彼时中国舆论强大到数度影响到中国政局。宽松的舆论使中国对民间原本强大的管制力量得到了花解，一方面宪政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一方面人民可以在一定区域自由的批评政府。所以，原本晚清政府一些惺惺作态的伎俩都得到了揭发。对于帝制国家而言，政府没有权威，可不见得是好事情。
　　第三方面，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停科举、办新学堂、派留学生。事实也证明这也是颠覆满清政权的最直接原因，科举停了，使最后的守旧读书人也不再支持政府，而新学堂和留学生更是接受了新理想，成了朝廷的直接掘墓人。
　　第四方面是，袁伟时认为的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经济自由，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以此为发端， “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政府渐次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
　　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已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尽管这一规定要不仅在打官司时管用，并要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仍须假以时日，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经济自由代表了人的自由，人捍卫财产的动力是巨大的，事实上，满清也最终灭亡于一场民众捍卫财权的抗争，为保护自己的铁路利权不被国家收回而导致的四川路权运动触发了一场最有效的起LL义，当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些民间资本的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但问题是，此时的人民已经不是过去的顺民，你既然用不恰当的手段来抢夺私人财权，那么人民也还以不恰当的武力。这个国家终于颠覆于一群民众财产权利的觉醒。
　　不过总结到此又发现，其实整个民众对宪政并无太大追求，当时最好的报纸发行也不过万份，即使扩散阅读达百倍也不过上百万人接受新的思想和被舆论影响。老百姓只是认为，我的财产，你不能说拿走就拿走，他们还认为，一个女人再做的不对，你政府也不能说杀就杀还公开去杀，他们对谁下台谁上台并不关注，菜市口杀人的时候都挤过去看，但管杀的是谁，什么暗杀了一个权贵也只当七侠武义一样道听途说。
　　皇帝没有了祖宗还在，至于什么是祖宗，被奴化了300年以后，他们觉得辫子就是。从来没有当家作主过只有频繁的被做主，既然总搭不上话那就继续旁观看笑话的习惯，鲁迅写阿Ｑ上刑场游街那段：……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Ｑ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
　　这一节文字，深刻到骨髓里了。

水烬

　　二十一、体制的迷局（中）
　　近代中国对于体制变革的追求，是在被西方列强打怕的前提下发生的结果，一边是经常挨打，一边是一但被打败就把原因归咎于体制，也因为怕再挨打，所以稍有挫折，更是孜孜不倦的追求更新体制，狂热到几乎病态的程度。
　  1895年4月，甲午战争结束，晚清被先前视为“倭寇”很瞧不起的日本打败，那种悲愤之感难以言表，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广东南海人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当中国的读书人关心政治的时候，往往也确实是国家最危险的时候，5月2日，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但这个看似慷慨激昂的事件居然不了了之，由此可见读书人的群体性事件总归成不了事。
　　到了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才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正式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这是差不多是中国人最初对于体制改革的动议，清廷有切身之痛，所以才听下去这样二千年更古未有的建议，戊戌变法由此展开（当然迅速夭折），虽然事有波折，但举国上下尤其是高层还是基本认定，日本的实君君宪体制是最好的学习目标，也差不多是权利分让的底线。
　　新一轮的维新在一轮血腥的拳民之乱后继续开始，但不甘退却历史舞台的满清权贵们又动起了新的心思，他们利用改革官制、组建内阁等维新名目意图夺回太平天国后渐落汉人手中的权势，直到赶走袁世凯算是达到这一轮夺权的顶峰，当社会发生变革之时，最坏的情况就是变成权贵夺取利益的饕餮盛宴。不幸的是，我们古往今来的权贵从不错过任何变革之际的贪婪掠食机会，当然，历史也证明，最后被吃掉的是他们自己。
　　所以晚清本可以选择实君或虚君两种方式的君宪体制，无论哪个，总还保留着一个王位，但他们搞砸了，搞成了他们下台换别人来共和。
　　但毕竟君宪是中国人充分准备过的一次机会，期间制定的许多法律已相当完备形成日后民国、今朝法律的基础，并且在此期间，宪政思想通过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路径对民间有了一定灌输。形成一个基础。
　　与之比较，如果说君宪还有康、梁等大儒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及政府上下大力支持并配合的研究探讨及实施准备，那么之后的共和就显得仓促许多，这也怪革命来的太顺利，顺利的几乎大家还来不及思考，共和是个什么样子的。这里要说孙中山也未必知道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或者说他未必知道他给予这个国家设想的体制是不是适合。所以才闹出了仅仅为了钳制袁世凯，就能把总统制匆忙变为内阁制的一幕，现在想想几乎是开宪政的玩笑。
　　事实上，这个个人心机很重的改变直接导致了民国初年的政治混乱，且影响深远，流毒广布。1912年至1914年不到两年时间换了9任总理（含代理），平均每任任期两个多月，这点时间在台上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只忙于调和人事，处理危局。究其原因，过去认为是总统太强势，袁世凯太霸道，总理难以上下逢源要么只能奉命行事要么抗命而事无所成。
　　今天我倒觉得，是袁世凯还不够霸道，辛亥革命后的地方势力割据势力强大，纵然是袁世凯也无力弹压，又何况一个虚张声势只为各方满意的空心总理。内阁制看上去暂时架空了袁世凯，但实际上中央权威由此落空而让地方势力更加坐大，袁世凯横空干预，又落得非法或越权的恶名，不妥当的行为得不到实质制止，那就助长了扩大胡作非为的勇气。袁世凯是个传统官僚，除了因循守旧的一套等级伦理观念，他还具有一般干练良臣雷厉风行追求效率的管理风格，我想，他的内心是讨厌那些在国会上的夸夸其谈的的年轻议员，虽然具备留洋背景却对国计民生一无所知，只知道争取却不知道妥协，不是长篇阔论就是动辄抗议却任由大量议案无限搁置。
　　没有人比此刻的袁世凯更想有一番作为，1912年才53岁的袁世凯年富力强正当壮年，由位极人臣转为国家领袖，本该大展宏图之际却被一个所谓的内阁制给挂了起来。在国家开天辟地百废待新之际他又怎么能容忍自己被搁置在一边，而此刻全国各地，看上去一团和气，实际暗潮汹涌，各省各势力争权夺利已趋白热化。外部是缓过神的列强虎视眈眈，于是他到底忍不住出手了，先是说说没人理会，再次说说就有点疾声厉色，最后就是出钱出刀子了。（现在有考证，出刀子的事情如刺宋教仁是很说不清楚的事情）。他一动手，马上就有人报以二次革命。我觉得虽然袁世凯这次很轻松的搞定了孙中山。但由此他得到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中国这个状况，协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关键还是要靠拳头。拳头怎么样才握的紧，打的凶，只有大权独裁。
　　袁世凯23岁就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为 “事大党”及闵妃所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25岁的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体面也彰显这个年轻人非凡一生的端倪。之后复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很早预判到日军的动向，在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化装逃出汉城脱离朝鲜独善其身。再之后小站练兵，巡抚山东时候驱逐义和团，搞庚子新政，垂钓安阳韬光养晦，最后逼迫清庭退位，达成共和。一生事功无懈可击，即使所谓戊戌时期的告密行为，我也认为这是他对于时局的清醒认识而有别于那些书生理想的意气用事。那么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事到临了糊涂了要搞复辟呢。
　　他临终前的解释是“杨度误我。”当然还包括那个用假报纸糊弄他的太子儿子。但问题是，即使杨度和袁克定或者曾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世界第一流的宪政专家古德诺，他们怎么就能让这个一辈子把时局看的很清楚的一代枭雄给迷糊住呢。事实上，任何事情不能只从结果判断，1915年的中国，当皇帝也是弘扬宪法（洪宪）的一条道路。在12月25日蔡锷护国军起事声讨以前，这个国家，全部的声音，就是复辟。
　　首先有许多知识精英如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倡导袁世凯君主立宪，，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需要皇帝，而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并不矛盾。英日等国皆属君宪政体，是事实上的民主政体。
　　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纷纷表态支持实行君主立宪。
　　而且世界公认的共和国家美国在1913年2月以“卡内基基金会”的名义，向袁世凯委派的宪法顾问古德诺。从历史、政治、法律、国际关系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论证、比较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长短，明确表示，“中国如果采用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 “从共和回到君主，只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就行了。”
　　从袁世凯的内心呢，我想他是动摇过的，在传说中他向前来问询的冯国彰赌咒发誓没有当皇帝的心，仔细看来未必不是真心所想，他已经是终生总统，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成气候，甚至他觉得自己活不了两年。当日本报纸的首先把中国将恢复帝制的消息揭露出来。袁世凯立即发表谈话说：“辛亥革命初起时，清室愿意让位于我，我坚决不肯接受。我如乘人之危取而代之，便是欺孤凌寡，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为了保障皇室安全，我不惜牺牲一己，勉强出面来担负艰危之局。我完全懂得古今中外帝王子孙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皇帝。我已牺牲了自己，岂忍再遗祸子孙!”话说的漂亮，但还是当了皇帝，为什么，只能说是他对时局有自己的判断。
　　借平息二次革命的余威，天下才稍稍归心，袁世凯逐步获得无上的权利并当上终生大总统，但这还不够，因为他要考虑到身后事，从袁世凯对外交涉的一贯态度应该说他是个爱国者，所以这样的人应该是有一份对国家的责任心的。我在想他此刻对国家的判断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这个国家依然分裂，地方势力坐大，军阀已经事实形成，而这个国家在他身后已没有可以威望全国的人。
　　孙中山，只是一个眼高手低的理想分子，一个广东他还没有搞定，何况搞定全国，副总统黎远洪，更无从说起威望，且还没有一点势力。至于段其瑞、冯国彰，做到军头已达及至，岂有下马治国之量。那么如果走回过去内阁制的老路，又会因为争论不休而一事无成。我估计他想来想去，只有冒险复辟，当然如前面说，是君主立宪而不是帝制，这样，他可以树立一个名义上的元首，只要靠血缘而不要靠能力，使最高元首的诞生可以简单明了顺理成章。同时放开政务实现宪政，让有能力的人进来。从而让那些有能力的人即可有做事的路径又被制约在一个名义的元首之下。这虽然是这些学者的研究，也应该是切实打动袁世凯的地方。
　　于是，中国体制的又有一次变化，也就八十几天，云南那边一动，所有曾经联合劝进的军阀纷纷倒向，连袁世凯一手栽培的北洋重将们也大义凛然起来，冯、段二人的态度让老袁明白大势已去。这样洪宪复辟就被全国的反对之声打断，以至我们到现在还没弄清楚这个短暂的体制打算干些什么，以及这样干下去究竟有什么样的结果。
　　为什么要反对，梁启超认为这几乎是个国民面子问题，政体可以讨论，但国体不能说变就变，让世界小看中国。孙中山是几乎没有信任过袁世凯，他这派革命党也几乎是逢袁必反。那些联合劝进又临阵倒戈的地方势力，本也就是随波逐流暗怀私心，时机一到当然闻风而动乘机裹乱，至于袁世凯的北洋嫡系，也已经是各自坐大，无心与老主子陪绑了。
　　历史被各种叫的响亮的喧嚣舆论所填充，且对失败者没有同情只有奚落，但我们起码并不能由于洪宪历史而轻易否定袁氏当国的价值。中国所谓的人心向背其实也是极易被鼓动操控上不了台面的，所以时至今日世界对于我们那些动辄反西方的游行无动于衷甚至嗤之以鼻。撇去有大规模的分析，民国历史只从一个小处着眼，或许看到那些无关正义后面的一点青红皂白。那就是民间对于民国3年开始印发的银圆（袁大头）的信任，这种信任比较48年发行的譬如草纸的金圆卷就无疑如天上人间了。某个程度说，民国在大陆的统治，是从一种对于其货币信任开始到崩塌结束。当然，近代历史的狂热从没有以老百姓的财富所取向过。所谓饿着肚子闹革命。
　　袁世凯去后，就任的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其瑞不和，召冯国彰、张勋调解，张勋别有用心，与众军阀再议复辟，这次更离谱，原来张勋忠实于他的辫子，当然众军阀更是别有用心。所以再次复辟虽然毫无悬念的失败，但天下已经是面目全非，再也不复那个万民期待的共和了，所有的政客鼓吹暴力，所有的军人大开杀戒，民国之境况，比之南北朝五胡乱华、比之五代十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国之内大斗，一省之内乱斗，一县之内小斗，斗无可斗，为斗而斗。生灵涂炭、赤壁千里。
　　康有为当初进献政改之策，已经比较先见性的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以他对于世界宪政进程中对于革命的了解，也预见到了所谓光荣下面的实际血腥，所以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他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每况愈下，屈辱深重，乃至一代中国人奋发图强，慷慨激昂，以救国家出水火为宗旨以赴汤蹈火为快意，但有志者皆想报国，从道不同不相为谋到你不同意我打到你同意，最终明知同室操戈不可为竟不可避免，民国的后来，体制已无关紧要，政见之争蜕变成赤裸裸的战争，做什么且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谁去做，为了这个谁当家作主。中国人胡打一气。打到消停的时候，猛然发现，这争论的最初，是因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