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他的初恋情人

【序幕】

　　1963年，深秋的北京，天高云淡。

　　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携其夫人微笑着从机舱走出。

　　西花厅，周恩来同富尔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很高兴再一次见到阁下。”周恩来精神饱满，微笑着与富尔握手。

　　“已经6年多了，总理一点也不见老。”富尔端详着修饰整齐、风度翩翩的周恩来，“总理到过巴黎？”老牌外交家富尔知打道怎样打开话题。

　　“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周恩来用巴黎味很浓的法语简洁地答到，往事在脑中闪了一下，一个秀丽的面庞闪了出来。

　　“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富尔的这句话，是世界上把最浪漫的民族和向世界上最严肃的民族发出的邀请！

　　周恩来的微笑富有魅力，意味深长。

　　前法国总理知道中法建交有戏了。

　　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猜到：在周恩来那两道浓浓的剑眉下紧锁地对往事、对昔日的战友和对初恋情人张若名的深情回忆……

　　【风华正茂】

　　周恩来和张若名友谊是在天津南开开始的。

　　张若名，1902年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富裕人家。1916年考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为第十级学员。家境好，人特别聪明，性情刚烈，心高气盛。在校期间的成绩据说是从没得过第二，人又长得漂亮！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是拔尖的人物。

　　1919年“五四”运动中，她与郭隆真、邓颖超等发起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9月，她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12月，17岁的张若名当选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会委员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学联主席吧。

　　1920年初，抵制日货活动中，周恩来做总指挥，和郭隆真、张若名、于方舟带领数千名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4人当场被捕，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期间，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经过半年的斗争，　7月17日，全体代表获释出狱，周恩来等人被当成“英雄”，胸佩“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式的欢迎，在组织学运和牢狱斗争中，周恩来和张若名惺惺相惜，英雄相敬，结下了深深的情谊。两人的才气本身都是不同凡响，相貌又是难得人中龙凤。

　　邓颖超后来对侄女周秉德说：“那时觉悟社的人都说，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和张若名就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的确，周恩来和张若名的友谊是纯粹、圣洁的。

　　当时《觉悟社》的二十多个成员相约，从事学生运动期间不谈恋爱，不结婚，张若名、邓颖超自然恪守约定。

　　深受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张若名、邓颖超思想颇为极端激烈，一心要独立，一心要自由，根本不会把自己的一生托付、依靠于某个男子。

　　周恩来刚从日本回来，更是清教徒般宣称抱独身主义。他认为，只有独身主义，了无牵挂，才可以一心从事革命，从事救国，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中国。

　　“面壁十年”的绝决是他人格中最具禅意的誓言。

　　尽管他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有不少女孩子－－包括前清老翰林南开创人严修的女儿，为爱国学生辩护的大律师刘崇佑漂亮的侄女对他暗生情愫，但都被周恩来的独身主义挡退了。

　　从学运领袖人这一点上，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是志同道合的青春战友。若论私情薄厚，周恩来与张若名的接触从组织工作、领导地位的角度讲会比邓颖超更多些。张若名的才情、能力更强一些。

　　主要的是邓颖超当年不过是15岁年纪，尚未深更情欲，而张若名则已是17岁的漂漂亮亮的一个大姑娘了。

　　1955年，周恩来对这段雾水情缘，毫不掩饰。在晚辈好奇的追问下，当着邓颖超的面，含蓄而概括地说：“开始两人的确不错。”邓颖超在旁边望着早年的恋人，永远看不够的丈夫，堂堂的共和国总理，任其表白，笑不启齿。

　　【留学法国】

　　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出狱后不久，《觉悟社》组织考虑到被捕社员的安全，一致主张他们4人赴法求学。

　　前往法国的路费、生活费不是个小数目。严修、刘崇佑两位没做成的老丈人钦佩周恩来的真诚和品德，器重周恩来的才干和早慧，认定周恩来非池中之物，在这个时刻，雪中送炭，资助周恩来赴法。同时周恩来也以特约通讯员身份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得到些补助。

　　张若名的家境好，但老爷子不同意。

　　她背着家人去保定留法预备班报了名，父亲得知消息立刻派人赶到保定。张若名料想赴法计划已暴露，刚烈的性格哪会屈服，毅然离家出走。临走还使了个“杀手锏”，她给父亲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要追我，你们若是追我，我就跳海了。”

　　在周恩来，刘清扬父亲的推荐、担保下，又由津学联借支了一笔钱，这样才凑足了赴法经费。张若名文笔很好，与恩来一样以北京《晨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写稿补救。

　　周恩来临去法国前，邓颖超想到欧洲天气寒冷，怕周恩来不适应，特地赶织了一件毛衣送他，在毛衣领侧内绣了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周恩来安慰邓颖超说：“别灰心，你年龄还小，以后还有学习机会。我到欧洲后，一定给你写信…”说者情深意重，带着兄长般的关怀；闻者切切悲泣，带着朦朦胧胧的恋情。邓颖超点了点头…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乘法国轮船《波尔多》号离上海赴法。这一年周恩来22岁。周恩来在法国入党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旅法小组》（后发展为《旅欧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1921年，周恩来先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ALLIANCE－FRANCAISE）补习法文。不久，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城－BLOIS继续学习法语。尽管学习紧张，还进行社会调查，晚上常常通宵达旦地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但他还是挤出时间多次给邓颖超写信，托教育家马千里转交邓颖超。后来，周恩来与邓颖超便直接通信往来。信中更多的是讨论新思想、政治动向，看不到多少春花秋月、离愁别恨。

　　此时周恩来正热恋着如花似月、整日笑语盈人的张若名。

　　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多是一时精英，藏龙卧虎。女少男多，而张若名又是花容月貌、目若朗星，整18岁。不乏有跃跃欲试的，可的周恩来人品、才华、能力、相貌无论单项、综合都是凤麟龙角，令人自惭形愧，窃窃有意者逐渐隐隐退去。

　　刚到法国时，郭隆真和张若名在巴黎的云母片厂一面做工，一面学习。郭隆真比张若名大8岁，总像大姐似地照顾张若名。

　　1922年，她俩一起加入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少共组织内，张若名化名“一蜂”，而张若名来之前只学过几个月的法文，一到巴黎更是如鱼得水！

　　以其特有的聪慧和运用法语的能力，居然和法国人讲的貌似神合，有鼻子有眼，令一起学习的朋友们心悦诚服。仅在1921年内就为《晨报》撰写了关于留法勤工俭学和一战后欧洲信形势等10余篇文章，这些在劳累的工余、在床头混暗的灯光下信笔写出的文章，今天读来依然是栩栩如生，思路清晰，体现出她观察和认识问题的敏锐能力。法文进步很快，短短一年张若名的法语就和包括周恩来在内的留学生拉开了距离。

　　张若名能够顺畅阅读、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法文原著，所以在少共组织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中，常常由她担任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又把讲稿整理成文章，写下了学习心得和宣传提纲，如《帝国主义浅说》《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在法国《赤光》杂志上发表。后来这些著作杂在国内公开出版。

　　同时，她还经常为国内的《晨报》《妇女日报》等报刊撰写法国通信。

　　另外，也因她的法语口语比较流畅，又是女子，身份隐蔽，在组织内还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即和法共保持秘密联络。

　　初恋总是特别美好的！－－1922年应是周恩来与张若名感情最溶洽的一年。

　　两个人都是活动力极强的人，又是异地他乡的旧朋友、战友。应该说，在这一年周恩来还没有确定谁是自己的终生伴侣。但法国浪漫的土壤，巴黎浓厚拉丁风情，丰富的文化底蕴，肯定改变了这位留日学生的僵硬教条，开始能以“布尔乔亚”的情调去领略和欣赏生命的美、生活的美，包括对异性美的欣赏。

　　来人称“周恩来是共产党里最有人情味的人”，与这几年经历、阅历是分不开的。

　　不过，周恩来有周恩来惮惧的人，这个人就是蔡和森。毛泽东最早的引路人，周恩来兄长级的良师益友！蔡和森是湖南人，曾与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最早提出“必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旨，主张暴力革命，思想和行动极为左倾和激进。

　　蔡和森绝对是个怪杰，一到法国，就不想进工厂也不肯随班学法文，除开会外整日抱著〖法华新字典〗找僻静处看书。囚首垢面高谈马克思主义，开口闭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所译的错误百出的《国家与革命》逐段传给别人看。他看到周恩来工作缓慢了，学习松懈了，立即火暴脾气上来，向周恩来发出警告：“你不该沉湎于美，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双眼应该一直盯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工人身上。”

　　胸有大志的周恩来，平日十分佩服蔡和森身上那种纯粹的无产阶级献身精神。被这老兄的“当头一棒”猛然喝醒，深悔沉湎其中，几不可自拔，他没忘记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蔡和森对周恩来声严色厉地呵斥，冲淡了外界美色对他的吸引力。

　　周恩来后来向邓颖超表白：“有蔡和森这样一位朋友就足够了！”

　　周恩来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了。

　　张若名作走为终生的伴侣到底合适吗？周恩来考虑着这个问题……若名是勇敢的，嫉恶如仇！但复杂的党内头争要求你必须服从党的纪律……有时荒谬的但个人委曲必须退让；若名是积极的，但她的家庭出身，使它的党性一直是受其他同志的怀疑；若名是可爱的，但她的才高气盛，使她无可忍耐，一次次的辩论，让已疲惫不堪的周恩来感到终究必有一伤。

　　周恩来知道自己的选择，他感到万分的痛苦，他想到了温顺可爱而又坚强的小超时－－－－－这位未来的共和国总理此时做出了个终生的选择！

　　1923年张若名离开了巴黎。十分伤心地和周恩来分手。

　　【古寺青灯】

　　1923年，郭隆真从巴黎来到里昂，意外地遇上了自己的大名县同乡杨堃。郭隆真很高兴地把杨堃介绍给自己最好的女友张若名认识。当时，杨堃还在奋力攻读理科硕士学位。象个“老夫子”。郭隆真热心他们的百年之好。而杨堃的婚姻是家庭包办。好事变成恼事拖了下来。张若名对婚姻的态度，并不急于做出选择。因为她要做的事很多。

　　1924年很快来临了，这年对于张若名是个多事之秋。

　　张若名因组织活动，受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查询问，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1924年，周恩来也不再担任少共书记，新任书记作风专横跋扈，刚烈正直的张若名对此极为愤慨和不满。

　　经过许多不眠之夜，反复痛苦的思想斗争，张若名终于为自己选择了今后的道路：放弃政治活动，退出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求学。

　　关于这段历史周恩来评论说：

　　“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法文较好，经常担任主讲人，还将自己的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少共机关报《赤光》上。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参加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几次跟踪盘问。她感到委屈和不满，决定退出党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

　　“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不变的，我的终生伴侣，必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艰难险阻的战友。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开始与邓颖超通信，还向她求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来信越来越频繁，总计达250多封。周恩来逐渐发现邓颖超正是他要寻找的人生伴侣，这样，1923春天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了爱情关系。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1923年确定了关系，1925年结婚，从相识到结婚，整整经过了六年时间。1924年7月，周恩来奉调返回祖国。同年冬季，郭隆真去苏联学习。张若名先后把两位最亲密的战友送上了火车，以后在法国的路，只有她独自跋涉了。

　　张若名选择的路，无形中使她和“老夫子”杨堃靠近了。她搬进了距离里昂大学较近的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学公寓，这里的租金相对便宜，又供应伙食。

　　她像一名圣徒修女一样，在这个“保护圈”公寓住了将近3年。

　　几乎没和一个中国人见面！

　　几乎没说一句中国话！

　　同时，这种“修女”式生活，也使她摆脱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踪。

　　教堂地钟声，伴随着这个曾经名震京津一代才女，埋葬了她青春中最美丽的时光！

　　一个可能会有毛泽东、周恩来那样作为的五四时期“急先锋”、激进“少年共产党”嬗变成一位古寺青灯下的学者。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7年10月，里昂中法大学招生。张若名以3门专科合格的优秀成绩，顺利地踏入著名的里昂中法大学校门。准备在这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专业就选定世界高水平的法国文学：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

　　至此，张若名通过自己的5年的努力奋斗，已同杨堃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同在一所大学，同在攻读文科博士学位，关系自然比以往更密切了。

　　数年的枯等，杨堃对张若名始终一往情深，若名对杨堃的了解也日渐加深。时机尚不成熟，杨堃与张若名的关系仍未明朗…好事多磨－－－亲戚们都开玩笑说杨堃是“长脖老等”。杨堃却相信时间的考验，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他很有自信地等下去。

　　这一晃就是6年。

　　1930年春天一个夜晚，天已经黑了，张若名仍在宿舍里埋头读书。

　　突然，她听到楼下有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声音在喊：“张若名，张若名！”她颇觉奇怪，马上下楼去看，只见一个男青年，穿着一套笔挺的白色西装，头戴白色“法国盔”。那人顺手摘下黑墨镜，张若名大吃一惊，这不是周恩来吗？

　　周恩来小声说他的行动十分秘密，二人悄悄离开中法大学，向附近的村镇走了一段路，然后进了一家小咖啡馆。

　　老友相逢，分外亲切！

　　周恩来告诉她，自己去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的会议，途经里昂、马赛从海路回国途中专程来见她的。并告诉她已于1925年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小超向若名姐问好。

　　张若名向周恩来诉说了这几年攻读硕士学位的艰苦经历。

　　周恩来还对张若名说了目前在国内干革命相当危险，他常是随身带着烈性毒药，随时准备为严守党的机密献身。最后他深情地对张若名说：“这次分手，不知什么时候能再相见，也许个人牺牲了，看不到革命胜利，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

　　张若名望着这位自己唯一钦佩、爱慕的恋人，听了这些话，泪眼迷朦、不能自己！

　　人面桃花，不是当年了！

　　尽管张若名没有同周恩来一样，同走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周恩来始终把她当作可信赖的的朋友。张若名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革命志向表示敬佩，祝愿共产党早日成功。她向周恩来再次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中法大学的大门快要关上了，周恩来也必须赶快离开里昂。

　　在咖啡馆门前的夜幕下，两人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月明星稀，张若名思潮滚滚、情意绵绵！

　　25年后周恩来向侄女解释自己的感情：“你知道世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嘛。”

　　【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

　　1930年春，杨堃已在国内公开告示，与家中的妻子离婚，并把消息告诉了张若名；同时，杨堃还把自己写的一篇《我的婚姻史》拿给张若名看，文中剖白家庭为他包办婚姻的过程，自己对婚姻的认识，以及后来痛苦的离婚经历等等，并以这几年他与家庭间的几十封通信为证。

　　杨堃的坦诚和衷情深深打动了张若名，她感到万事具备，不能让一往情深的杨堃再默默等下去，她终于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与杨堃结婚。

　　蜜月度假返回里昂后，张若名便专心投入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最后几章的写作，并于当年秋天全部完成。

　　全文用法文写作，共计5万余字。

　　安德烈·纪德是一位古典大师作家，10多年后的1947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此时，他在文坛刚刚有了影响。张若名为纪德作品中通篇闪烁的纯洁、诚实、自然而优雅所吸引，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才能用于研究之中，从纪德的个性、作品、心理、情感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论文完成后，张若名把打印稿寄给了住在巴黎的纪德，不久，纪德回信写道：“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得到了新生。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全信充满了赞扬和感谢的话语。

　　张若名仅以国内中等师范学校肄业，没有一点法语的基础，凭着她的聪明才智和顽强奋斗精神，寒窗7年，终于以优异成绩取得了文科博士学位。当时与她先后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女学生约有40余人，而能够获取博士学位的唯有她一位。

　　她成为中国第一个留法女博士，同时又是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女主角。

　　这是20世纪中国留学史上闪光的一笔，更是中华女性的骄傲和荣誉。

　　【昆明最后一次握手】

　　1931年元旦刚过，杨堃张若名夫妇便回到了古都北平。

　　1937年底，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著名教授吴文藻准备举家南迁，特为推荐杨堃接替他的几门课程，于是杨堃一家搬进了“燕南园”原先吴文藻，谢冰心夫妇的住宅，环境幽雅，生活舒适方便。

　　1948年春，受到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邀请，杨堃、张若名举家南迁，搬进了云南大学条件最好的教授住宅小楼，担任中文系的教授，讲授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

　　昆明解放后，张若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于1950年开始，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许多留过洋的知识分子相比，张若名很快地适应了新社会，因为她毕竟在青年时代信仰过马列主义，当过革命的“急先锋”。

　　1955年春，对于杨堃和张若名夫妇来说，显得格外温馨暖人。他们与30多年前曾一起留法共勤工俭学的战友，今日的国家总理周恩来外长、陈毅有过一次愉快的会面。

　　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此后大家又一同共进午餐。

　　当张若名把至今还未能加入党组织的苦恼告诉周恩来，并询问30年前自己在法国入党的经历时，周恩来简单而明确地告诉她：“你当时加入的是团，不是党。”张若名听了大吃一惊，杨堃也感到意外。

　　这个谜样的说法，杨堃事后才省悟出其中的意味：周恩来也许是为保护张若名，故意这样说的。

　　因为退团比退党的错误要轻些。

　　这是周恩来张若名的最后一次见面。

　　回到北京后，邓颖超问了许多张若名的情形，总理一一详答，两人对若名的命运不胜欹嘘。

　　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里开反右批判会，要她承认诸多罪名。张若名倍感羞辱，当得知，下午批判会还要继续，并且还要“加温”时，她不寒而栗，默默地咀嚼着苦涩的泪水……她来不及等候亲人，来不及为自己分辨，来不及写下遗言，就匆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投水自尽。当时杨堃正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议，会没开完，就接到云南大学拍来的一份电报，说张若名病重，速赶回。当杨堃急匆匆返回云大，见到的只有张若名的骨灰盒。

　　一对相濡以沫28载的夫妻就这样生离死别了。

　　【尾声】

　　1963年，法中关系正常化时周恩来想起了张若名，可惜太晚了！

　　周恩来了解到张若名的屈死，又怒又气。

　　周恩来邓颖超的过问下，云大党委才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进行了甄别，向家属赔礼道歉。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杨堃挨斗、挨打，几乎丧生。家被抄4次，玻直到1978年，经胡耀邦亲自批准，杨堃才调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室任研究员。（东方书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