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日本：不怕别人硬，就怕自己软！

我想我们大家大多会有一个比较深切的体会，那就是每当日本这个国家一再摆出各式不友好姿态、作出各种挑衅行为的时候，我们许多义愤填膺的国人就会要求有关方面强硬起来，并拿出那些已经强硬起来了的国家作为对比。结果自然不消多说，仿佛都是早已注定了的似的，几乎每次都会软弱得让我们看着心寒。
而每每就在这时，总会听到一些仿佛很理性的声音，比如说什么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啦，要考虑的、要顾虑的方方面面很多啦，经济不能掉啦，社会不能乱啦，睦邻友好不能丢啦，等等等等。

于是我们便在愤怒当中多添上了一层失望，在切齿之余空留了几声叹息，在拍案以后开启了无数疑窦：这到底是咋的了？那些强硬态度统统都被挪用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我们便坐等着下一轮的咄咄逼人和“韬光养晦”的恶性循环的到来。

我有时也会因此而感到深深地困惑——难道是“大国”的都有这么多的“难处”吗？难道就只有咱们才是“大国”吗？难道“难处”就只有咱们才有吗？难道别国要考虑的地方，就比咱们要少吗？难道别人就都是不顾后果的市井莽夫，只有咱们才算得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贤士智者吗？仔细琢磨一下，我发现根本就是不那么回事。

总是跟我们过不去的那个日本，怎么也算是个“大国”了吧！但是，这个国家做起事来，倒真好象没有咱们那么多所谓“顾虑”的。人家更象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认准了的事马上就去干，决不瞻前顾后，进退失据。

这不，这头刚跟你德国、法国竞争中国的京沪高速铁路，雄心勃勃地要拿下这条“京沪新干线”，那边就已经在卯足吃奶的的劲大撬中国的墙角了——大搞针对俄罗斯的日式“公关”，提出更“科学合理”、更优惠的方案及许诺更丰厚的金钱资助，将中俄两国本来已经在原则上大致敲定了的输油管道“安大线”一度扳得岌岌可危，大有用什么“安纳线”取而代之之势头。虽然其后经中方一再奋力相保，形势有所缓和，但时至今日仍处于未定之天，煮熟的鸭子随时可能眼睁睁地飞到别人的餐桌上，成为别人的美味佳肴。

“新干线”和“安纳线”虽表面上都属于经济上的争夺，但在它们的背后，都能很清晰地看得到日本政府部门运作的影子。人家咋就不因为这边要竞争京沪高铁，而“考虑”放弃对那边“安大线”的争夺呢？或者“考虑”管道的事先缓一缓，等快刀斩乱麻把京沪高铁弄到手了，再全力以赴争夺已经吃到了中国嘴边的俄罗斯石油资源呢？

我们看到的，倒是日本对“新干线”和“安纳线”都摆出了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他们在中俄两国同时展开同样积极进取的“公关”活动，决不因为要“照顾”其中的一头，而让另一头有任何收敛。于是，我们有幸在自己国家观赏到了这样一种令人啧啧称奇的“奇观”：那边厢我们的能源部门正在为捍卫“安大线”不让日本抢走而在困境中苦苦支撑着，这边厢我们的铁道部门却在为京沪高铁能上日本的“新干线”而投入了千倍万倍于解决民工春运问题的热情和精力上窜下跳，奔走呼号。

我们只要放下任何偏见深入去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日本这种行事风格，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也很值得我们去深思。

在他们的眼中看来，反正很多事情都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的了，只要实力跟得上，与其人为地存有那么多的“顾虑”，总是瞻前顾后，怕这怕那，作茧自缚，裹足不前，最后却因为坐失最佳时机而一事无成，倒还真不如索性都放开手脚去大干一番，即使最终不成也无怨无悔。何况，只要所有的事情都尽力去争取，好歹总会有一部分是成功的，当然也不排除最终迎来的是所有的事情都大功告成的皆大欢喜结局——放到上面的例子，这种结局便是既令中国的京沪高铁采用了“新干线”技术，又让俄罗斯的石油管道采用了“安纳线”方案。

倘若只致力于争取其中的一件事，或仅仅为了争取到其中的一件事而在另外一件可能存在冲突的事之上自废武功的话，那么这种“大小通吃”的完美结局是不可能出现的，全盘皆输的可能性倒是大大增加了。

眼下的形势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就是日本一方面努力争取“入常”，另一方面却又在大改历史教科书。反正现在教科书已经改完了，你邻国跳起来就跳吧，看你跳得了多久，等你跳累了我再展开针对你的“公关”，跟你争取对“入常”的支持。

在把准了日本的这种“行事风格”后，我们就好对症下药了；而且，真要让它也尝到失败是什么滋味的话，我们就应该及时对我们现有的对日态度有所调整。对付日本的关键在哪里？我认为，说穿了其实应该是：“不怕别人硬，就怕自己软”。

日本虽说以所谓的“忍”出名，什么“忍术”、“忍者”长期大行其道，但那只是其对待他们自己人是这样。对待外人，尤其是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的外人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兴这一套，而是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攻击性极强，对别人的感受根本不作任何考虑，一如上面所枚举的实例一般。对于这种行事风格，你要是跟他去谈什么“忍”的话，那实在是大错特错的，无异于与虎谋皮。

将“忍术”研究得极通极透，也玩得炉火纯青的日本，对于“忍术”的破解之道，自然也有如庖丁解牛一般熟谙的。对于不同的对象，日本能够最准确地把握住他们各自“忍术”的道行，并且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上能够最准确地掌握住他们将“忍”到什么程度，能够“忍”多长时间，会对刺激反弹到什么程度，然后恰到好处地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我们要是对日本采用“忍术”的话，虽然也不见得是“孔夫子门前卖弄三字经”，但至少是在以己之短去迎击对手之长，很难不令自己陷于极度被动的状态，此历来为兵家所大忌。反观被施以“忍术”的另一方，日本轻松应对之余，从上到下还都视你的所谓的“忍”为软弱可欺，并一再得寸进尺，逼着你继续“忍”将下去。

历史上类似的事例也有过不少，所说明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例如，据有关文章披露，1991年5月28日解除软禁后定居美国的张学良先生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八人访谈，当被问及据说“蒋介石下手谕，命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时，张学良当即予以明确地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而当年张将军正是出于这样的“忍”，一枪不发地放弃了整个东北，拱手让给侵华日军，让它们在东北炮制了一个什么“满洲国”。但即便是如此这般地“忍”了，也无法填满侵华日军无底洞似的欲壑，反而狠狠地撑大了它们的胃口，它们于是继续长驱直入，麾其虎狼之师进犯关内，将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华，为我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

设若坐拥重兵的张将军在东北时就能够象其后壮烈殉国的张自忠、饶国华、赵登禹、李家钰、王铭章、郝梦龄、冯安邦、唐淮源、佟麟阁等等等等可敬的将军那样跟侵占东北的日军鬼子拼了，那么日军进关的时间将大大推迟是毫无悬念的，甚至它们进不进得了关都很成问题，抗战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可能会因此重新改写了。

在欧洲战场亦复如是。有关介绍二战的文章透露，早在1936年，希特勒就曾派兵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挑衅法国，他后来承认这是自己一生当中最紧张的时刻，因为德国当时的军事实力远远低于法国，一旦英法予以反击，德国则必败无疑，甚至就算没有英国的支援，法国单枪匹马也有足够的力量把德国逐出莱茵兰，同时会对他的狂妄给予致命的打击。但英法当时却以一个“忍”字当头，纵容了希特勒的勃勃野心，使得他从此踏上了一条扩军备战、穷兵黩武的不归路。

那些打算去侵犯别人的人，在一开始准备作侵犯尝试的时候，无论其表面上再怎么显得强悍，内心都会或多或少地感到心虚的。如果受到侵犯的人在一开始时就把一副强硬的状态给坚守住了，那么侵犯者就会感到这是一块不好啃的硬骨头，从而大大收敛其攻击性。

但是，要是被尝试侵犯的人在一开始却以“忍术”相待，那么只会被侵犯者视为软弱可欺，从而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越到后面越棘手，越忍气吞声越被动，想再强硬起来都困难，即使付出若干倍于开始时就强硬的代价，恐怕也只能收个事倍功半的效果。因为，侵犯者早已吃透了此时的被侵犯者外强中干的本质。

相对于懵懵懂懂的我们，韩国人倒是从官方到民间都看透了日本的这一点，从不在日本面前班门弄斧地摆弄什么“忍术”，而是能有多硬就摆出多硬的姿态来，让日本狐狸咬刺猬无从下口。

这便是面对类似日本这样深谙“忍术”的侵犯者时，“不怕别人硬，就怕自己软”的终极道理。当然，这也是使得日本对中韩两国“区别对待”，对此倨而对彼恭的终极原因。

其实，不仅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此，一般的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的。行文至此，倒令笔者勾起了一段自己的人生经历：

九○年的时候，我在粤北某市的第一中学读高三。当时分了文理科班之后，其他班一些选读理科的同学被编到了我们班，他们中一些住校的同学被编在同一个宿舍。我与他们并不熟悉，虽宿舍只是隔了一间，但平时往来得很少。过了一段时间，我隐隐感觉到他们宿舍中的两位比较高大壮实的同学，总摆出一副想要欺负我的样子。同时我也了解到，那两位同学在他们的宿舍里头，经常以欺负弱小为乐。

有一回当只有那位弱小的同学在的时候，我在他们的宿舍亲眼看到他打回宿舍的饭盒里头的饭，被那两位同学往里倒满了绿色的洗发水。我于是问这位被欺负的同学，为什么不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他却苦笑着说，一开始的时候就软弱了，现在哪里还硬得起来！而事实上，他的体格比我还壮实，我比他单薄得多。至于别的同学，基本也当没看到这回事，宁肯与这两位同学保持“良好”的关系，也不愿出面主持公道。

我从此便多留了一个心眼，当这两位同学再度尝试欺负我的时候，我便毫不客气地还以了颜色，之后他们果然收敛了不少，直到毕业时基本都做到了相安无事。在毕业十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中，我听说其中一位同学因犯了事进了监狱，具体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也不知道现在出来了没有，反正不排除可能是由于对别人欺负得太过火了的缘故。

总之，在现实之中，国家之间也好，人与人之间也好，彼此的关系尚远远达不到“君子之交”的理想状态；不和谐之音符乃至刺耳的杂音比比皆是，我们不可能只活于高度理论化的抽象真空里。

早在上个世纪初，鲁迅先生就曾经明确提出过“‘费厄泼赖（fair play）’应该缓行”，我觉得即使到了现在这条原则也还存在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的。在这个大社会之中，相对于只适用于君子之间博弈的费厄泼赖，更现实、更实用的，恐怕还是流行于俗人或小人之间的各种游戏规则。

当然，对于君子和君子之国，我们应该努力尝试建立互相之间的费厄泼赖，而不应以俗人或小人的游戏规则相待之；而对于那些俗人或小人及不折不扣的俗人国、小人国，则恰好需要相反。

只有我们大家都能够坚守住这个原则，让那些君子国家得到善待，让那些小人国、无赖国寸步难行，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在不断的磨合中得到实质性的提升，真正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才有可能牢固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