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一个治国白痴的故事

laotun

毛泽东的内政包括两部分，一曰“抓革命”，二曰“促生产”。

“抓革命”是毛泽东的独到发明，是他对“治国”的理解，从未在中国历史上见过，也为文明世界憎恶。但至今还是党朋们的“治国”观。本坛某网友就以我总结的“三大硬件八大软件”为毛泽东治国才能的证明，那其实就是我党、舔共同志以及无数天生贱民为何认定毛泽东是史无前例的大英雄大天才的重大理由。

所谓“抓革命”的实质，就是故李慎之老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以小民为敌国” ， 用对敌斗争的战略策略去管理人民。

我已经在旧作中介绍过了，毛泽东和历史上所有的君王不同（唯一与之有三分相似的只有朱元璋，但仍不及其万一），不但把人民当成敌人，而且在潜意识里坚信自己一定会被人民推翻，因而引入和发明一系列监控和欺骗愚弄人民的硬件软件设施，以最大限度地削弱人民的实力，剥夺人民的能量，彻底剥夺人民的财产特别是生产资料以及一切政治经济权利，建立史无前例的天罗地网，将人民死死罩于其中，对人民进行“限制、利用、改造”，使得人民彻底丧失在物质上精神上反抗统治者的一切可能。其对人民的控制、监视、镇压与迫害之完全彻底，令世界历史上有过的一切异族统治者或占领军望尘莫及。

如果“治国”的涵义就是“将本国人民当成死敌严加监视控制镇压，确保其不敢有贰心”，那我完全同意，毛确实是“治国奇才”，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甚至超过了希特勒、斯大林，仅较波尔布特略逊一筹。在这点上我和党朋从来意见一致，从来不曾贬低甚至否认他在这方面的奇才。就在不久前推出的《小马过河》长文中，我还特地指出，从美学的角度来看，那三大硬件和八大软件的确是天才发明（当然绝大部分是斯大林的发明，但毛基于腐恶传统作出的个人独创也不能抹煞）。

本人只想在此指出，无论是按儒家政治思想，还是按现代西方文明的共识，“治国”似乎都不是把人民当成敌人严加控制。儒家讲究的是君王“爱民如子”──把人民当成自己的儿子加以爱护。现代文明世界对“治国”的理解似乎是“领袖为国家和人民谋求福利而行使人民信托给他的权力”。

无论是按哪种理解，毛式“治国”都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天下没哪个父亲──哪怕是芦某这种最不称职的父亲也罢──会把儿子当成死敌，驱之如牛马，耗之若炮灰，令其死伤相枕籍而无动于衷，也没有听说过剥夺人民所有的政治经济权利甚至迁徙择业自由，使其彻底失去改善自家福利的一切可能，叫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所谓“促生产”也就是管理国民经济，从事生产建设。我个人认为，这倒是可以算成是“为国家谋福利而行使权力”。虽然毛的本意是想通过增强中国国力而获得充当世界人民领袖的资本，并不是想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凡是过来人恐怕都不敢否认，毛从来反对人民变富，永远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认为“富裕”等于“堕落”），但主观动机并不重要。从客观上来说，哪怕毛真做到了林立果殿下说的“国富民穷”，那也符合国家利益，当然是治国活动。

敬请樊教授和党朋在此澄清自己的治国观，以免鸡同鸭讲，徒然浪费时间。如果诸位认为毛式“抓革命”就是治国，那我也不反对。诸位要以此去宣传毛是治国天才，则我也乐观其成，只是为免误会，各说各话，我只好把原命题表述为：

“在构思并实施将人民当成敌人严加防范、控制、镇压并加以欺骗愚弄的战略战术时，毛当然不是白痴而是天才；在为国家谋求福利而行使用枪杆子抢来的空前绝后的权力时，毛乃是震古烁今的白痴。”

希望至此已杜绝了发生误会的可能，敬请樊教授和党朋同志们看明白了。若有不明白之处，do feel free to ask，我老人家一定不嫌尔等蠢笨，哼哼教诲。

下面展开介绍。

一、抓革命

此乃毛的主要“治国”活动，他把主要精力和兴趣都放在这大头上了，提出“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国策。越到后期越是这样。自大饥荒之后，他把全部精力都转移到了这上头，不但自己如此，甚至不容许其他党干“促生产”。凡是文革过来人都知道，“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就是划定“走资派”的唯一标准（如果有什么标准的话，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是“走资派”，判据是什么，正如不知道什么是“牛鬼蛇神”一样）。

“抓革命”主要有三方面活动：

１、制度建设

也就是我总结的三大硬件，乃是斯大林的发明（熟悉我的旧作的读者可以跳过此段）：

１）强占国家一切物质资源，确保它们不会落在反抗者手中。扫荡一切独立精神权威和道义权威诸如宗教组织等等，垄断把持文化教育宣传新闻传播，以此垄断全国精神资源和信息资源。

２）将所有国民都编织入一个无比庞大而严密的组织网络中，将每个社会成员终生焊死在原位，从四面八方实行持续监控。

３）剥夺一切人民财产，实行党有制，控制了每个人的粮道，使得全民彻底丧失自食其力可能，造成“一饮一啄，莫非党赐”的局面，使党成了人民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人民则化为党的奴隶。

２、强制洗脑

亦即我总结的八大软件，部分是斯大林发明，部分是毛独创（熟悉我的旧作的读者可以跳过此段）：

１）将中国密封在罐头中，隐瞒本国人民牛马不如的生活，反复宣传西方地狱场景，进行虚幻“横比”，使人民庆幸自己没有活在别的制度下。

２）在政治上实行等级制度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严惩贪污，使得人民不会因“横比”产生不满情绪。只要大家一样穷，便穷死而无怨。

３）设置“阶级敌人”作“幸福对照组”，进行“正面横比”，让他们的低贱衬托出人民地位的崇高；以唆使、奖励、逼迫人民无止境地迫害阶级敌人作为“幸福致幻剂”，在这群体吸毒过程中让人民获得一种“当家作主”、“扬眉吐气”、高人一等的强烈幻觉。

４）剥夺人民一切发财致富的可能，并将人类发财致富的天然欲望当成最可耻的罪行加以反复的严厉谴责。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发财，无希望当然也就无所谓失望，从根本上杜绝因结果未达预期值而失望的可能。

５）开展持久的“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办“阶级教育展览馆”，以极度夸张的个例或纯粹虚构事例（例如最有名的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进行虚幻“正面纵比”，将“旧”社会描绘为人间地狱，使用西方发明的广告手段反复强制输入强烈信号，直到全国人民，就连知道真相的过来人也罢，都被彻底洗脑，为他们有幸泡在今日“蜜水”里而无限幸福。

６）通过控制人民粮道，变成人民的衣食父母，使得人民永远处在欠下了党和毛主席恩情的被动位置；指令无耻文人创作大量马屁作品诸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反复强化人民的条件反射，使得毛在人民心目中成了超过父母的第一恩公，连吃饭喝水都忘不了感谢毛主席。

７）将高干奢侈腐化的生活严密封锁在“军事禁区”中，让普通人绝对看不见，听不到。绝对不许百姓知道政府其实是靠抢劫人民而存在的，更不许他们得知被抢走的钱用到哪儿去了，只在媒体上强力宣传伟大建设成就。

８）将人民中能量最大的知识分子视为重点监控对象，不断发动运动痛打之，彻底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养成对党的终生敬畏心理，并向他们反复灌输“原罪”观念，使得他们终生处在诚惶诚恐、自觉自愿的“思想改造”中。

３、屡次发动祸国残民的政治运动

以群众运动治国乃是毛的独创，未见于苏联模式。政治运动每年至少一次，有时甚至在大运动中套小运动，例如文革本身就是个长达十年、祸延全民的大革命，但其中又包含了“清理阶级队伍”、“知青上山下乡”、“一打三反”等运动。要一一列举出所有运动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举其大端。如果党朋不识好歹，意识不到我这是大慈大悲放诸位一马，还要以为我有意 “列举离散事例”，那就敬请诸位详加补充，好让大家巨细无遗地认识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谢谢！

毛发动的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如下：

清匪反霸，镇反，土改，“思想改造运动”（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与抗美援朝交叉展开。所有在英美留学或受过影响的高知都必须忏悔自己“亲美、崇美、恐美”的罪恶思想，配合以批电影《武训传》与俞平伯红学），三反，五反，肃反（含胡风反革命集团），“一化三改造”（即工业化，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国民经济强制公有化），反右，合作化，公社化，“反右倾”，“拔白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文化大革命（用毛的话来说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上面三个分类有交叉，例如“思想改造运动”既是残民政治运动，又是强制洗脑，而“一化三改造”和集体化（含公社化）既是经济制度建设，又是政治硬件建设。这是因为毛以群众运动“治国”，而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有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的多重涵义，只是侧重不同，所以很难作严格逻辑分类。


４、“抓革命”简评


限于篇幅，不可能对毛的残民运动一一加以评论，何况那早就是吹过的轱辘笛，无非是樊教授忙着去给我党拍马屁以及到欧洲著名学府讲学，顾不上看而已。把旧作《为什么不许管铁锹叫“铁锹”》中的一段拷贝在此吧：

“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毛在内政上的重大举措，举凡是政治运动，除了
清匪反霸，镇反，土改，三反，五反之外，我党后来全给翻案平反了，
请爱党同志务必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至于没有平反的那几个，
如果同志们觉得正确，认为就是应该按指标滥杀无辜，‘不杀政权不足
以稳固’，则当然是同志们的天赋人权，不过恐怕得作点论证才能服人，
是不是？

在经济上的重大措施，也统统由我党拨乱反正了。解散公社并在城乡实
行私有化，乃是所谓‘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

早说过了，所谓‘改革’，其实是‘改错’，我党吃尽苦头之后，总算
发现‘３０年一场冤孽’，第一不该反帝，所以屁颠屁颠地把赶走的
‘帝国主义’请回来，磕头如捣蒜地请人家掏银子；第二不该反封，所
以把田地重新分给农民，并在《人民日报》上歌颂占有土地面积和使用
雇工数量都远远超过当年地主的‘种田大户’；第三不该反资，所以特
地请资本家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

这改错果然奇效如神，立刻就使中国经济死而复生，改错开放不过２０
年，中国就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正好从反面凸显出毛共当初决策错误
给民族造成的无比深重灾难。连白痴都会想到，既然如此，如果咱们停
留在５０年代初的‘新民主主义’时代，不要去犯上述列举的一系列错
误，亲手毁了自家经济的活力，中国岂不是在７０年代就能达到如今的
水平？耽误了３０年，白白死了那么多人，全民毫无来由地吃大苦受大
罪，到底是谁的错？

如今爱党同志大吹特吹我党的伟大成就，却忘记了那乃是拨乱反正的结
果。而且，我党还忘记告诉人民，如今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比起来，其专
制程度有过之无不及，社会经济结构只比当初更不合理，贫富分化更为
严重，既然如此，我党当初还有什么必要去杀人越货，造反夺权，反帝
反封反资，在付出亿万人民丧生的沉重代价之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所以，请诸位千万要告诉我，毛究竟伟大在什么地方，难道就因为他特
别擅长造反作乱，屠杀同胞的本领超凡入圣？”

这问题党朋一直没能回答我，请我党优秀的理论家樊弓教授这就代劳吧。我党既然礼请您去顶级理论刊物上发表无耻文章，想必定是爱上了足下超群出众的言伪而辩的才智。这就请您向天下人证明您没有辜负我党厚爱，并不曾尸位素餐，如何？谢谢！

当然，我已经在前头说了，光从智力的角度来看，毛 “抓革命”确实身手不凡，当然不是白痴。

但即使是在这些方面，他也有严重缺陷，乃是战术天才，战略蠢才（当然尚不是白痴），小处甚多发明而大处每见愚蠢，大愚若智，昏昏似昭。最致命的错误，乃是毫无必要地虚构出个敌人来并荒唐地想象出了对方的实力与威胁。最后的结果便是非但没有达到原定战略目的，反倒逼反了所有的忠实部下。以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不成功最凄惨的君王。

众所周知，毛给自己总结的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是打倒国民党，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件事他成功了，但第二件事惨败得一塌糊涂，没有达到任何一个目标：众叛亲离，除了四人帮几个无足轻重的小丑竟无一腹心，连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都要谋刺他，最后竟去投奔意识形态死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死后尸骨未寒便发生他刻意预防的右派政变，连爱妻和侄子都身陷囹圄，最后婆娘还让部下判了死刑；刻意打倒的“走资派”全面复辟，精心扶植的“新生力量”一律下狱；御制“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的党的基本路线被彻底抛弃，死后不到３０年中国便全面实现了官僚资本主义；就连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如今也为党章明文规定可以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 ……。毛若死后有知，不知该如何辗转反侧。

一言以蔽之，他晚年全心全意为之奋斗的反修防修的千秋大业完全彻底走向了反面：

“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相互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难道不是今日中国的局面？

历史对毛泽东的嘲弄在于，他用自己的折腾实践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笑话。本是杞人忧天，却因自己多事变成了现实。如果他不发动文革，今日中国只会是北韩式国家。但他却为病态恐惧所苦，把所有的亲密战友都视为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把事情作绝做到彻底过头的结果，便是彻底“走向反面”，反而通过反修防修的大革命提前实现了自己最怕的噩梦。历史上还真见不到这种可笑的弄巧成拙。笑死我了！

如果同志们不同意，这就请举出类似例子来证明，历史上确实有过哪位君王出自对“江山变色”的入骨恐惧，不惜将国家投入灾难，发动全面内战，打倒几乎所有部下，把国民经济带到崩溃边缘（这可是两报一刊上的话），最后一蹬腿便立即实现了他不惜一切想要防止的噩梦？世上难道还有比他更凄惨的失败者？就算是为我党豢养的利舌如簧的优秀理论家樊教授，只怕也没本事将这种失败者称为大英雄吧？

当然，“英雄”乃是价值判断，未免强加于人。可以肯定的就是毛惊天动地地折腾了一场却适得其反。这不但是观点，而且是铁的事实。便陈伯达同志亲来，谅他也没有本事洗刷，而况新秀樊教授乎？

不过，我必须客观地指出，毛这些祸国殃民、最终祸延自家的政治运动之所以取得与原设计完全相反的伟大成果，不是因为他选择性的智力障碍，而是心理严重变态使然。这和他在外交与经济建设中显示出来的智力障碍似乎不是一回事──毕竟，庸人自扰、弄巧成拙者虽然缺乏大智慧，但毕竟还不能算白痴。

[ 本帖最后由 laotun 于 2008-9-10 09: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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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痴发生学”与“白痴哲学”


某位爱党小同志说了好几次，“连证明一个人白痴不白痴都这么费劲，真是白痴”。这位小同志乃是文盲兼科盲，不知道建立一门学科的困难。例如如何鉴定一个人是否发疯，疯病有多少类型，有些什么症状，如何治疗，这些问题花费了科学家们几百年的努力，至今研究还方兴未艾，何况是老毛这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病例？何况本人正在建立一门崭新学科──白痴发生学？

网民大多数不是文盲，便是科盲。例如那青菜同志不知道智障有多种类型，可以是多数阻断但保留了一项智力，如我说的那位英国白痴数学天才（樊教授疑似此类数学大师）；也可以是只阻断某项智能，如我举出的失读症，却欣欣然出来献丑，还以为就此驳倒了我，逼得我不得不给他疗愚。

可按下葫芦漂起瓢，那“老道”不学无才还敢来耻笑我这自学成才，问我读写可以定位为大脑皮层的功能区，老毛的治国智障该定位于哪个皮层区域？

这人无知到连电视都没看过。记得我在旧作里介绍过电视上看来的烂知识：现代开颅手术可以做到开了瓢还能让病人保持清醒，于是大夫便趁机定位大脑功能区，发现涉及到高级神经活动的区域是分散的，而且因人而异。过去那种“一个功能一个区”的经典理论根本不成立。

就算没看过电视也罢了，上过学的人都该知道“偏科生”吧？托尔斯泰是文学天才，学起数学来可笨得要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最后也才只学会算术。毛泽东写诗填词有两下子，可当年在长沙第一师范数理化门门是零蛋，这可是他自己承认的。请问那又该定位于哪个区？莫非大脑皮层还有什么“数理区”、“文学区”之分？自然科学问世至今也不过几百年，难道这几百年中人类大脑竟然进化出了猿人没有的功能区？

所以阿，光是这些问题，就说明在咱们这个民族特别是所谓知识分子中间，白痴实在是太多太多！

这些当然是题外话，我研究评论老毛，不是要报私仇，而是因为他发明了一种极度有效的白痴哲学，不但能将自己卓有成效地变成白痴，而且能使一国人变成白痴。这玩意若不加以透彻解剖，则将来白痴哲学还有可能再度大规模泛滥成灾。

那天我在回答樊教授的质疑时指出，人类的智力障碍，可以是遗传、疾病、药物、社会文化等多种不同原因造成的。遗传和疾病引起的智障是被动丧失智能，而吸毒和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白痴丧失智力则是主动过程。换言之，后者是靠主观努力把自己变成白痴的。

最为人知的主动型白痴就是拳匪。我指出，所谓白痴，就是丧失了绝大多数成年人从生活经验里获得的简单预见能力。谁也不会从高楼上跳下去，那是因为预见到必然要摔死。同样地，谁也不会赤手空拳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去，那是因为预见到必然要被打死。但拳匪就是相信吞下香灰符咒之后便能刀枪不入，哪怕前驱者死伤枕籍也不会动摇他们这个坚定信念。类似地，这儿的报纸曾报道，某位青年吸毒后曾高喊着“我会飞” 从悬崖上跳下去。这都是主动型白痴的范例。

毛泽东就是这种主动型白痴。他原来就严重偏科，智力活动只限于搞阴谋诡计、造反革命整人控制人之上，在这些领域里他堪称天才，或起码是战术天才，但创造性思维能力则彻底阙如，不但缺乏具体的组织管理才能，更缺乏理论能力，有时甚至连人话都抡不圆（例如我指出的“凡是敌人怕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一定要去做，凡是敌人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就决不能去做”被他弄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白痴表述）。如果只是这样，那他还可以不失为明君。古人早就发现，其实当明君并不需要什么才能，只需“垂拱而治”──袖着手什么也不干就行了。

可惜他不甘寂寞，雄心勃勃地要作大有为的圣天子，“好人民之大，喜人民之功”，生动主动活泼地去摧毁自己原来贫弱的智力，铁腕镇压党内外一切保留了正常智力的事前诸葛亮，直到把全国人民转化为白痴，手拉手一块儿掉进了深渊。

那么，毛发明的致愚剂是什么？“纲式思维”和唯意志论。

所谓“纲式思维”是毛的弱智思维方式的最突出特点。他认为，诸事物中，有一个是最主要的，只需抓住那个“主要矛盾”，则一切迎刃而解。这纲式思维可以运用于一切宏观微观范围。例如哲学就是“万王之王”，是管辖一切其他学问的“学问皇帝”。掌握了这玩意也就能管辖指挥所有的学者，跟枪杆子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也没有什么差别。

这就是他白痴到居然下令“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古今中外还从未见过这种白痴笑话：第一，如果世上有一种学问是工农兵绝对不可能理解的，那就是哲学。第二，哲学乃是世上最无用的学问，根本没有使用可能，对任何实践活动都没有指导意义，这我已经在介绍哲学的有关文章中讲解过了。

以哲学去指导治国本身就是白痴笑话，何况毛信奉的是地地道道的白痴哲学，那就是伪装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唯意志论，也就是所谓“精神变物质”。

过来人都该知道“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乃是毛挂在嘴边的话。他其实根本不懂哲学，那“物质变精神”其实不过是伪装为唯物主义者的门面话，他真正相信的还是“精神变物质”，而那“变”并不是西方哲学说的理念的物化（例如柏拉图著名的桌子的理念最终物化为桌子的实物），而是财迷心窍的农民想象出来的民间故事中的“田螺姑娘”变戏法，无中生有地变出一堆花花银子来。

毛和斯大林的根本区别就在这点上，斯大林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因此在施政中特别是在国际外交领域是个非常谨慎的现实主义者，毛则从来没从理论上弄懂过唯物主义，从来是个感性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以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不受任何客观规律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创造出一切人类可以想象的人间奇迹来。这就是林副统帅说的“精神原子弹”。他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深得毛的真传。

毛治国的基本思想其实就是这段语录：

“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因素。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就什么人间奇迹都能造出来。”

毛多次重复过这一思想，如：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

上述毛思想的准确解读是：

１）人是世上最雄厚的甚至是唯一的资本，是决定性因素（林彪同志“人的因素第一”就是从这儿来的），由此演绎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２）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是最大限度地提取这资本的手段。

３）有了资本和提取手段就足以创造任何奇迹，这过程并不受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制约束缚。

４）因此，需要的只是“敢想敢说敢干”，“解放思想”亦即彻底忽略物资条件与客观规律的限制（所谓“打破常规，破除迷信”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反对爬行主义”等等，其实统统应该解读为“打破客观规律”），就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创造出任何不可能的人间奇迹。

５）因为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其实并不存在，胆敢提醒其存在的人就是在散布“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和无所作为的论点”，是必须踢开的绊脚石。

毛这思想一以贯之，反复多次重复，到死都没有放弃，这其实就是新时代的“刀枪不入”。这咒语有多种表述方式，诸如“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巧妇能为无米之炊”，“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等等，等等，凡是过来人大概都能背出几条来，其顶峰实践就是军垦战士手挽手跳下为台风袭击的大海，用肉体凡胎去抵挡海啸，保护大堤。

这就是为何毛会彻底丧失“农民不种田就要饿死人”、“没有矿石不可能炼钢”之类的正常成人的简单预见能力。不但他自己丧失了这官能，而且不许事前诸葛亮们行使这官能。大跃进中不是没有人提出过这些疑问，但毛坚信这些都是必须破除的“条条框框”。“巧妇能为无米之炊”就是对“没有矿石怎么炼钢”的响亮回答，而彭德怀受到的无情整肃，就是对“禾撒地，薯半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的疑问的迎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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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治国思想的形成


“建国”初期，毛因为是绝对科盲，以为苏联模式代表了“客观规律”，而斯大林则是真理的人格化，因此全面“以俄为师”，忠实地按苏联模式建国。就连所谓“过渡时期”（亦即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长短，都是按照苏俄从内战结束到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段长度忠实拷贝下来的。

苏联实行的是专家治国，“向苏联学习”（这是当时压倒一切的口号）自然也就是学这套。因此，直到１９５７年，国民经济发展还比较正常。这是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全面照搬“苏联先进经验”，按苏联“理性计划经济”模式管理经济；二是工业主要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一干正常人负责，毛基本没有介入；三是赫鲁晓夫慷慨援建了１４０多个大型工业项目，而苏联专家是说一不二的太上皇（毛下令凡中方和苏联专家发生争论，中方要一律“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虽然这使中国人丧失了民族尊严，毕竟也使文盲痞子党委书记的瞎指挥无以施其伎。中国的重工业框架就是那段期间奠定的，直到毛死也是那点本钱，只是多了个大庆。

如果毛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天生拥有威力无穷的自伤神功，守愚藏拙，老老实实按苏联老大哥的指挥棒转，那中国也就有福了。按苏联模式走下去，虽然“民富”断无可能，“国强”是没问题的，爱国者们盼的不就是这个么？就连老芦这种深受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熏陶的大汉奸，也终生难以摆脱这思维定式。

不幸的是接连发生了两件事，历史由此转向。

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在苏共２０大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报告给毛泽东很大震动。毛的最初反应是惊喜莫名，一面佩服赫鲁晓夫，说他“真了不起，敢整斯大林”（连个死人都敬畏到这地步，可见斯大林当初在毛心目中的地位），一面如梦初醒，发现原来苏联模式并非“普遍真理”，该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其实谁都没谱，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毛虽然没有明确说出这点来，但从他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笼前后的言行中不难判断，这确实是他与苏联模式决裂的转折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了盖子，解放了思想”。至于那报告会引起一连串灾难性政治后果，当时谁都没预见到。毛和赫鲁晓夫的政治局同事一样，是波匈事件爆发后才发现这点的。党史学者至今似乎没有看到毛对赫的态度有个从钦佩到鄙视到痛恨的转变过程，却为毛后期的态度迷惑了。

在此冲击下，毛攻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苏联模式作了批判思考，写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他也的确看出了苏联模式的弊病，那就是压制了人的主动精神。因为缺乏最起码的理论能力，他从来没本事如芦某这样清晰表达出来。不仅如此，他没有看出那是一切社会主义制度必不可免的内在弊病，却以为那是实行专家治国造成的。

毛从此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此出台。但他毫无列宁的理论能力和斯大林的制度建设才能。列宁干革命的方式是蹲图书馆查资料，然后坐下来写本书出来，推出新的革命理论，再以那纲领制造革命，就连制造十月革命他都要先去写本《国家与革命》，乃是典型的“秀才造反”。而斯大林的拿手好戏则是建立一系列的官僚机构，挑选能干而且干劲十足的干部去领导。这两项才干毛都彻底阙如，他只会以模糊口号发动群众运动，间或咕噜两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零言碎语出来，以致他的思想必须由芦某在几十年后使用考证代他总结出来，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就是典型范例（请参看我纪念张春桥的旧作）。

毛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尝试就是１９５７年的“百花运动”（这是西方的叫法，中国称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农民叫“大鸣大放，挖坑下象”）。其实毛的本意并不是挖坑下象，而是试图纠正苏联模式的弊病，给社会主义制度注入点活力。前些天为纪念反右５０周年，衮衮诸公在华盛顿集会。楼下就有某激进革命同志恶骂所有与会诸公的帖子。不知道与会者中有无人认识到了我上面说的简单真相，谅他们绝无这种洞察力。中国虽大，中国人其实非常之少，知识分子就更少了，举国也就寥寥数人而已。而那些人一个也没去出席那会议。

可惜毛叶公好龙，玩火自惊，被右派的反应吓得走向反面，为维持“全知全能，永远正确”的神话形象，不能不“因势利导”，将计就计，举起了屠刀，还要厚颜诡称那是预谋。这也倒罢了，最致命的还是“共产党不学有术，民主党派有学无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现在是共产党小知识分子领导我们这些大知识分子”等右派言论，诱发了毛深重的自卑情结，促成了他与苏式专家治国的彻底决裂。

这两件事诱发并促成了毛的白痴治国症，赫鲁晓夫解放了毛的思想，让他意识到原来其实不必学习苏联，而右派言论促使他彻底抛弃专家治国，改用拿手的人民战争去创造奇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因而以史无前例的大手笔，写下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见所未见的白痴壮丽篇章。


四、促生产


如上所述，１９５７年以前，毛并未具体管理工农业生产，但他嫌经济成长太慢，于是在１９５８年亲自过问经济管理，召开了南宁会议，批判刘少奇和周恩来主持的“反冒进”，把周恩来整到请辞地步。此后他推出了“社会主义总路线”，并同时发动公社化和大跃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合称“三大法宝”，毛泽东也果然因此三大法宝名垂青史，万古不朽。

所谓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毛在中央会议上说，本来还想加个“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作“主词”，但后来又放弃了。其实就连白痴都该看出，无论有无那话，“总路线”都是句口号，乃是所谓“命令式”或曰“祈使句”，只有谓语动词，根本没有主语。例如“调动”本是个动词，动作发出者乃是接受命令者，在句中根本就没有指明。

以口号作为国家建设总路线，本身就是白痴事体，更何况那口号充分体现了毛的白痴建国思想，那就是：“抓生产的原理和鞭打牛马毫无二致，无非是将人民的干劲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只要蛮干就能创造奇迹。”此之谓“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而“多快好省”貌似面面俱到，其实体现了毛“为省一寸布，撕破一条裤”的false economy（假省钱）的白痴拿手好戏，这点还要在下文详论。

１、工业

１）“鞍钢宪法”

总路线算是工农业都适用的口号，工业的经营原则则是所谓“鞍钢宪法”：

“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乃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毛分子至今还在网上吹嘘这“宪法”，完全不知道它的出笼背景和在中国引起的巨大灾难。

鞍钢宪法是针对苏联“马钢宪法”提出来的，是对苏联“理性计划经济”的彻底否定。“理性计划经济”又称“数理计划经济”，目的是使用数理手段精密计算确定原料、产品、能源和生产能力之间的配比（主要是解一系列的线性方程组，到后期更是用大型电脑计算），以求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达到最高生产率。

这一套完全是科学的，它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经济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忽略了人性的贪欲，也与市场供求脱节。大前提既然错了，当然计算再精密也无法使得经济焕发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活力，甚至无法避免资源的浪费。尽管如此，如果中国也学着搞这套，那就绝对不会有后来的大规模自伤行为。

所谓“马钢宪法”则是苏联马格尼托尔斯克钢铁公司总结出来的一套科学管理体制，强调专家治厂，实行“一长制”。鞍钢所属各个厂矿全面落实了一长制，建立起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化验师、总检验师、总会计师的制度。

可惜其时正值大饥荒，鞍钢工人吃不饱，劳动纪律松懈，怪话牢骚频出，产量下降，党委于是便抓起“阶级斗争”来，以此维持劳动纪律，还写成报告送上去。毛看后龙颜大悦，钦定为全国工矿企业必须实行的“宪法”（请参考高华先生有关论文）。

这宪法提倡的“两参”从未兑现——工人根本就没有能力和时间参加管理，干部也尽可能逃避劳动。一直到毛死，这都是空话一句。但其他的倒是落实了。所谓“党委领导，政治挂帅”，就是党委挥舞“阶级斗争”的鞭子去将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最大限度地榨取出来。所谓“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是废除苏联人制定的科学管理制度。到我进厂时，竟然起码的操作规程都给废除了。岗位责任制、操作规程等等乃是１９７５年邓小平搞整顿才重建的。“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也在天天搞，为《当代笑林广记》增添了无穷笑料。这我已经在旧作中提到过了：

“全国到处建起炉温连铁的熔点都达不到的‘土高炉’来‘炼钢’，为此把锅碗瓢盆、甚至农具砸了，塞到炉子里去炼出百无一用的‘牛屎疙瘩’；用‘老虎灶’喷出来的水蒸气制造万能的‘超声波’；在报上证明人其实不需要睡觉，可以24小时连续不断地工作；大搞‘群众性技术革新’弄出来的‘车子化’和‘滚珠轴承化’（用手推车代替扁担，连山区都不例外）；在大车上装上帆；深耕一米，把生土翻上来；每亩地施万斤肥；密植到小孩能站在谷子上；放火烧去森林来制‘炼钢’用的‘焦炭’；把农家版筑墙或土坯墙推倒作‘肥料’；……”

总而言之，鞍钢宪法的推出虽然晚于“大跃进”，但它是毛企业管理“思想”的非口号式表述，这在他这个彻底缺乏构建理论能力的人还很少见。它的精神就是上面说的那条：砸烂苏式理性企业管理的“框框条条”，利用党委组织人民战争，全心全意地相信、依靠主要由文盲半文盲组成的群众，尊重他们异想天开的“首创精神”，去打破一切客观规律和物质条件的束缚，创造出不可能的奇迹，在短期内便“超英赶美”，让毛成为财大气粗的真正世界领袖。

２）全民炼钢

此乃毛亲自出马管理工业后的第一个大手笔，也是工业大跃进内容，最典型地显示了毛的白痴“纲式思维”。

毛的名言是：“以钢为纲”、“以粮为纲”，“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在他看来，钢就是工业建设的“主要矛盾”，只要炼够了钢就成了工业大国。所以，它就是全党全民的“中心工作”，一切都要为这中心工作让路（当时的口号是“为钢铁元帅让路，请钢铁元帅升帐”）。

这证明了人可以白痴到何等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毛居然就想不到，让全国各行各业的人改行去炼钢，就算如愿以偿炼出钢来，其他产业不是统统要破产了么？难道那钢铁竟然是黄金，可以换来其他产品包括粮食在内？

这还不算。毛根据57年年产量535万吨，规定58年年产量指标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姑不说这指标以翻番方式人为规定就是胡闹，更可笑的是它体现了毛的“多快好省”到底是什么意思。

毛为何要发动全民炼钢呢？很简单，要按常规方法让钢产量增加到两倍，就必须建造新钢铁厂，但国家又没有这笔钱，于是毛便灵机一动，让地方政府和百姓自己去筹资自行解决。在他看来，此乃最省钱的买卖，中央一个大子儿都不用掏。中央的钱是钱，地方政府和百姓的钱就不是钱！

要这么干其实也可以，以税收、捐献、公债等方式直接从百姓头上刮就是了，是人都只会想到这条路上去。可他那特殊脑袋却“打破常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竟把整个事推到民间去，让群众自行解决！

世上再没谁比他更“全心全意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了。可他怎么就会想不到，就算人民是万能的，毕竟没有田螺姑娘无中生有变银子的神通。那钱非但省不了，而且大轰大嗡的骡马大会根本就无法有效计划管理，造成的财富浪费和资源毁灭根本就是不可控的。南方大部分树林就是毁在大炼钢铁的狂热里。

这就是毛的“多快好省”。我在旧作中介绍过，苏联某专家曾参加修建１３陵水库义务劳动，在评论中频繁使用了idiocy（白痴行为）这个词，说任何非白痴都看得出来，各行各业的人工损失、交通费用等加起来完全是天文数字，只有白痴才以为那是无偿劳动。全民炼钢其实就是这种“多快好省”的白痴哲学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应用。

这还不算，一直到最后，毛都竟然想不到，要全民炼钢就得向他们提供矿石和能源。据李志绥回忆录，毛后来对“小土群”（亦即小土高炉集群）能否炼出钢来也产生了怀疑，曾多次喃喃自问：如果土高炉真能炼出钢来，那西方资本家为何还要花钱去建大钢厂？他们又不是傻瓜，是不是？这人当真有严重智力障碍。他若是根本不想这事还不足以说明这点。既然成天冥思苦想，怎么就会想不到问题还不是小土群能否炼出钢来，最起码的，你得让大家有东西下手才行阿！这是人都能想到的事，为什么他就是想不到？！

更有趣的是，据李大夫说，毛前往各地视察，铁路两侧一望无际，全是小土群，入夜炉火烛天。毛和李在专列上为那壮丽景象深深打动了，觉得一场改天换地的大奇迹正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发生。李大夫乃是城里长大的洋学生，毛可是农村长大的土包子。他怎么就想不到，他在专列上看到的映红了半边天的土高炉，燃料到底从哪儿来？莫非也是万能的田螺姑娘变出来的？

在这点上，毛绝对可和历史上著名的白痴皇帝晋惠帝媲美，区别只在于晋惠帝只是留下了点笑话，没有害死几千万人还被后人当成大智大慧的上帝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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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


毛的“三大法宝”威力无穷，比有限核战争还厉害，不但一举使得国民经济全面破产，而且饿死了史无前例的几千万人，远远超过八年抗战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破坏。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毛并不是有意要破坏中国的工农业，也不是故意杀死那么多人。相反，他比谁都盼望中国明天就强大起来，好让他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强国领袖。这完全是愚蠢而非邪恶造成的灾难。

在这点上他和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也在乌克兰等地制造过饿死几百万人的大饥荒，但那完全是冷静的谋杀，通过有计划地抢走农民的全部粮食包括种子粮，以饥饿粉碎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抗，迫使他们加入集体农庄。通过比较这两件貌似雷同的事件，读者或许会明白我为何多次强调是愚蠢而不是邪恶，才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穷灾难的根源。

大饥荒爆发后，毛开头还死不承认自己因愚蠢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反倒铁腕整肃敢指责他“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发作”的事前诸葛亮彭德怀以及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在党外则“补反右的课”，把党外事前诸葛亮们统统“拔了白旗”（“拔白旗”运动其实在５８年初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５９年的反右倾。许多右派逃过了５７年，却在５８年给“补了课”），并号召全国“反右倾，鼓干劲，实现今年（５９年）的特大跃进”，直到全国一头栽进深渊。

此时毛不能不间接承认失败，曾难得地讲了点实话，说干革命和搞建设不同，干革命只需钻空子捣乱就行了，搞建设就要复杂得多，甚至表示过对陈云那自学成才的店员的“经济才能”的佩服。这些话现在已非秘密，直接就登在国内网上，请爱党同志们加强学习，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毛只有自伤神功，对结束灾难却毫无办法，好在他总算有了自知之明，放手让刘邓出来收拾残局。刘邓请教了“经济奇才”陈云，后者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据说那“提高”乃是周恩来提议加上去的。这人当真老奸巨猾，知道不加上那好听字样，肯定要触怒毛。

八字方针其实就是“下马”二字。用刘少奇的话来说就是“工业要退够，农业也要退够”。工业所谓“退”，就是停建所有大型工程，把几千万从乡村招来的工人退回农村，摆脱国家喂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回老家去自行挣命。农业所谓“退”，就是把根本无法操作的巨大的公社改小，并制定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制度。这改革的实质就是承认工农业已经彻底破产，当务之急不是搞建设而是善后救灾。

除了使用人为通胀大量回笼货币外，最重要的善后救灾措施，还是在农村实行“三自一包”，亦即“自留地、自由市场 、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其实只在重灾区安徽由大跃进的积极分子省委书记曾希圣作过有限试点，很快就被毛禁止了。所以其实没起到太大作用。和文革期间的宣传相反，毛的宝贝公有制从未受到过挑战。

在我看来，刘邓采取的救灾措施虽然必要，但国民经济的恢复其实是个自愈过程。最关键最有效的措施，还是毛暂时停止用自伤神功生事扰民，极度有限、极度短暂地实行了道家“无为而治”。哪怕是这有限的放松也能使得人民迅速地从死亡边缘挣扎回来，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毛泽东自伤神功的强大威力以及中国人民那举世无双的生存能力。

顺便插句评论：我接受再教育的结果，就是发现中国人苦吃苦做苦撑苦熬的本事确实是世界第一。如果全球爆发核大战还有人能幸存下来，那一定是无论在什么恶劣条件下都能存活的中国人，而娇生惯养的老美肯定死得光光的一个不剩。全球所有民族中，大概只有中国人会吃观音土，也只有中国才会出峨眉山上那种用前额和躯干承受约两百斤负荷，爬上海拔两千多米的金顶的脚夫。

尽管死不认错，毛毕竟还是对自伤神功有所察觉，总算知道农民不种田就会饿死人的成人常识了，以后再度发功便有意避开农村。可惜他又走过了头，从此只看见粮食，提出了“以粮为纲”、“备战备荒为人民”、“广积粮”等口号，以另一种自伤神功摧残农业，这当在农业章节里介绍。

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期间，毛基本没有管建设，转去从事他真正的专业“阶级斗争”。在１９６２年的８届１０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此后发展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毛对经济的干预只在于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空泛口号，并没有制定什么具体政策。此外，为毛分子吹到天上去的“两弹一星”也是在此期奠定的基础。

下面介绍一下“大庆精神”和我对“两弹一星”的看法。

Ａ、大庆精神

毛的智力构型有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毫无创造性思维能力。这还不光是指经济建设而是泛指所有的建设。毛不但缺乏理论建设能力，制度建设能力，就连制定明确的施政措施的能力都阙如。他能察觉现状的毛病，但只有一种朦胧的感觉，由此形成一种朦胧的追求，只有美好浪漫的目标而无能力发明理论，描绘出理想社会的蓝图，制定实现它的具体措施。根据这朦胧的目标，他便提出非常模糊的口号，发动人民群众起来大轰大嗡，指望人民群众这个“真正的诸葛亮”发挥“首创精神”，替他想象并建造出那个人间天堂来。这就是毛特有的“无设计乱施工”，连自己到底要什么都不知道，就发动百姓起来胡搞。所有不是单纯整人而涉及到制度建设的政治运动莫不如此，大跃进、公社化、文革等概莫能外。

正因为此，许多人才以为毛搞运动完全是为了权力斗争，其实我已经在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四十周年的长文中指出，毛确实是想通过文革摸索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模式来。可惜因为他的特殊智力限制，他自始至终也不明白哪些是“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应该制定出什么样的合理规章制度来才能建起这理想社会的框架，真正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得以实现。这人的本事，乃是连自己都不知道要什么就把人民驱赶煽动起来大轰大闹。等到把绊脚石统统踢开了，他却袖里空空，无法拿出个新社会的模型来取代旧社会。如果不是苏联老大哥发明了苏式社会模式，他根本就连国家都无法建立起来。他能察觉那模式的毛病，却绝对没有足够智力去另创一个取代之。一言以蔽之，此人天生的智力倾向是破坏毁灭而不是建设创新。

“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也是这样。到底让全国工矿企业学习大庆什么？只能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精神，毫无具体措施，连“鞍钢宪法”都不如，那好歹还有点条条。您若不信，请随便去问问过来人，请他说出大庆精神究竟有些什么具体实施细则，可以让其他厂矿照办。

所谓大庆精神，其实就是我已经介绍过的毛的“治国思想”，那就是无论是抓革命也好，促生产也好，“主要矛盾”（或曰“决定性因素”）就是尽最大限度把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出来，只要人民肯拼命，那就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摆脱一切客观规律和物质条件的束缚，创造出人间奇迹来。

至于如何引爆人民群众的“精神原子弹”，毛原来靠的是苏联学来的党组织，以此作“导火索”，把他的电脉冲忠实传到群众中去。具体的引爆措施则是政治思想工作，一是正面鼓动，二是“以阶级斗争为鞭”，双管齐下，诱惑驱赶人民去拼命蛮干。后来这引爆方式又有改变，这当在文革章节中介绍。

这就是所谓“大庆精神”，那就是不管物质条件限制，“先生产，后生活”，把物质需要压到最低点（所谓“干打垒精神”，亦即居住在使用干土坯搭建的原始窝棚中），不管气候如何恶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最主要的是藐视客观存在的必胜精神，这在王铁人的豪言中表达得最清楚：“我就不相信中国那么大，石油只会埋在外国”，“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其实是“有无条件都要上”。“创造条件”隐含的假定，就是世上所有的物质条件都可以凭空创造出来。这种无比豪迈的唯意志论，就连当时我那个高中生都能察觉。我当时就想，万一石油真的不埋在中国呢？那又怎么去创造出这个起码的条件来？

总而言之，所谓“工业学大庆”作为一个模糊口号，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助长了毛共治国特有的蛮干精神，在此蔑视客观规律的大无畏精神感召下，导致“边设计边施工”甚至“无设计乱施工”成了标准作法，出现了头年竣工、次年炸坝排沙的三门峡水库，竣工后才发现没有能源供应的武钢等无数人间奇迹，一直延续到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前门大街盖没有照明水电配套设施的“鬼公寓”，盖完才发现没有矿石供应的宝钢……。直到９０年代我回国讲学，还有老教授向我抱怨，说当时流行的是还没有研究课题就先盖个非常漂亮的研究所，买来大批昂贵设备。由此可见毛的反智主义流毒之深之广。

Ｂ、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乃是舔毛者唯一可以歌颂的毛的内政政绩，好像那是他老人家造出来的。这也倒罢了，决定搞这些东西，当然是毛的决策，７０年代初卫星上天，举国嚷嚷的就是最高指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但决定搞，并不意味着就能搞出来。原子弹和导弹是苏联传授的绝密。导弹机密基本全部传授了，可以说火箭技术是人家援助的结果。没有这个，谈何卫星上天？原子弹也差不多，关键工作是老大哥干的，先援建了原子反应堆，这可是最关键的一步，后来悔约没提供的，也就只是原子弹样本。倒是氢弹完全是自力更生，这是热核聚变，和裂变原理不同，并不能从原子弹直接发展出来。以邓稼先为首的中国科学家的功不可没。

我认为，无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如何，是否赞成搞这些东西，都必须肯定中国科学家的奉献。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中共的英雄们。尽管我痛恨中共，但我从来没骂过为国捐躯的杨靖宇将军和赵一曼烈士，对他们非常崇敬。

要讨论的还是两个问题，小孙已经指出了：第一，两弹一星是否应该搞？第二，毛在这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对第一个问题我的看法已经在旧作中《中国的原子弹是光荣还是耻辱，是福音还是祸根？》中讲过了，不拟在此重复，请大家去看看那文章（http://hjclub.com/ShowTopic.asp?ID=535885）

想重申的是老子这些话：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

还亏毛手不释卷天天看线装书，《老子》尤其烂熟，居然不懂这最简单的道理：聪明的弱国领袖，乃是善于使用“均势”外交，巧妙地借力打力，避免使国家处于与强国直接发生冲突的险境，这才是上之上策，神圣罗马帝国首相梅特涅就是光辉先例，斯大林也是此道高手。几曾见过毛这种白痴，终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到处树敌，得罪一切可以得罪的人，尽一切努力把所有的强国都卓有成效地迅速转化为死敌，专把国家置于死地，多次处在亡国灭种的大祸阴影里？

等到处在险境中，那用白骨堆出来的寥寥几枚核弹非但不能吓阻强敌，反而起了烧香引鬼的神效，逼得对方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全力以赴，请问这是哪家龟孙子兵法？在和斯诺谈话中，毛自己就坦承中国的核武器不过是个小拇指，对苏美两霸毫无威慑作用。可见连他自己都知道那是什么丰功伟绩，舔毛同志还来什么劲尼？

人日本西德根本没有核武器，说起话来总比毛中国响亮三分吧？老修乃是世上第二军事强国，为何90年代要作国际丐帮，沿门托钵呢？我们的同志只能看见最明显的东西，就连所谓“高知”都如此，以为所谓大学就是有大楼之谓。所以，要指望读者能明白在当今世界，真正的实力不是军事实力而是经济实力，而核武器乃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最昂贵最没用的武器（对弱国不能使，对强国不敢使）的简单道理，看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国内报刊早就有了大量答案，请爱国同志们养成读报习惯，去看看文革给两弹一星工程带来了什么样的干扰和破坏，而我们的科学家们又是怎样冒着风险排除阻力坚持研究的。这种蠢事绝对只会发生在毛中国，世界历史上并无二例。

laotun

３）“备战备荒为人民”

中苏关系的转折点，是１９５９年赫鲁晓夫在北京出席建国十周年庆典上受辱。此后双方关系急转直下。６２年左右，中苏公开大论战爆发。１９６４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因苏联采取主动，两国关系一度有了转机，但毛执意扮演国际共运教皇，致使双方交恶更甚。此后毛即开始以苏联为假想敌，外交由亲苏反美变成“反帝反修”，最后苏联取代美国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毛为此作了一系列备战部署，准备和苏联打仗，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这就是著名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国策始于６４年左右，一直延续到毛断气，以６０年代末中苏爆发流血冲突，林副统帅下第一号战备命令为最高潮。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主要措施，乃是抄袭先总统蒋公在抗战前夕采用的战略，把西南三省当成所谓“大三线”，亦即对苏战争的战略后方。在毛的病态设想中，中苏一旦交战，中方就要以西南三省为根据地，进行抗战那样的持久战。

然而同样一件事，蒋公干出来是英明睿智，毛泽东效法则是典型的白痴行为。蒋公在战前竭力避战备战，战争是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毛则是竭尽全力把原来的盟国制造为死仇，亡国的危险乃是他胡搅蛮缠倒行逆施自己制造出来的。蒋公采取的方略符合中日国力对比以及旧式战争特点，毛效法则是刻舟求剑，最充分不过的暴露了此人彻底缺乏与时俱进，更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的起码智能。

毛曾以其白痴世界观多次使得赫鲁晓夫那个正常人瞠目结舌。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多次表示了对毛这种智力怪物的困惑：毛既然能在党内外权力斗争中胜出，当然不是傻子，那他怎么还会说出愚不可及的蠢话来？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毛的确是个非常有趣非常特殊的病例，其智力结构之畸形，岂但令没受过多少教育的赫鲁晓夫大惑不解，只怕也要难倒全世界的科学家们。

下面这段文字摘译自《赫鲁晓夫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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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毛的著名口号“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实在无法相信毛能把美帝国主义这样一个危险的凶兽当成纸老虎加以否定。“纸老虎”的口号喊出来之时，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还很好。因为它出自我们的朋友 、中国人民的领袖毛，这给我们带来了某种程度的难堪。不过现在中国人似乎暂时安静了些，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喊“纸老虎”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毛和我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旁，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对我说：

“赫鲁晓夫同志，你觉得怎么样？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与社会主义世界相比，你就会看到我们对敌人拥有明显优势，想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建立多少师吧。”

我说：“毛泽东同志，这种想法在如今已经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拥有最多的人来计算实力。在用拳头或刺刀解决纠纷的旧时代，哪一方具有最多的人或刺刀当然是决定因素。但后来机关枪就发明出来了，这时拥有最多部队的那一方就不一定再具备优势。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具有的部队数量在比较实力时就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一方拥有的部队越多，炮灰也就越多。”

毛却试图向我保证原子弹本身不过是个纸老虎！

“听着，赫鲁晓夫同志，”他说，“你需要做的，就是挑起和美国的战争，然后我就向你提供足够的部队去消灭美国人，不管你要多少师，一百个，两百个，一千个师都没问题。”

我试图向他解释，一两个导弹就能把中国的那些师化为齑粉，但他根本就不想听我解释，很明显，他把我看成了懦夫。

【英译者注：在这段宝贵的素描中，两个共产党国家领袖在北京游泳池的阴凉中休息，以幼稚园的术语谈论战争、和平以及原子弹，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赫鲁晓夫对毛的个人的激愤的开端。毛后来甚至说，即使在世界核大战结束后，中国还能有三亿人活下来。】

毛后来却改了口风。１９５７年，毛来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一次亲切坦率的会谈中，他对我说：

“赫鲁晓夫同志，我从报纸上看到，你们的国防部长朱可夫说，如果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受到攻击，你们就要迅速回击。这是一个错误。”

我说：“毛泽东同志，朱可夫不是代表自己发言，他是代表中央委员会表达集体的观点。我自己也这么说过。”

我们不是在吵架，我们是在举行友好的讨论。

毛答道：“如果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应该干预。让我们自己打。你们的任务是生存下来，让我们自己照料自己。不仅如此，如果你们受到攻击，我认为你们不应该回击。”

“那我们应该干什么？”

“撤退。”

“撤到哪儿去？”

“你们过去不是撤退过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你们一直撤退到斯大林格勒去。如果你们再度受到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退到乌拉尔【芦注：乌拉尔山脉纵贯苏联，是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毛建议人家放弃整个欧洲部分的领土，而那乃是苏联的精华所在】，在那儿坚持两三年，我们就是你们的后援。”

“毛泽东同志，如果现在战争爆发，你认为它能持续多长时间？这可不像上一次那样，是用空军和坦克进行的战争，如今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凭什么认为我们能有三年的时间撤退到乌拉尔？我们可能只有几天时间，在那之后，除了几个勉强存活的衣破褴褛的幸存者之外，就什么都剩不下来了。如果我们告诉敌人我们不会反击，那就是邀请他们来进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让敌人知道，我们的警告是要制止他们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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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哪怕舔毛成癖，看了这两段精彩对话，恐怕都得承认毛的确是个智力怪物吧？和这种彻底缺乏世界知识、科技常识和成人常识、终生抱残守缺、把自己囚禁在原始战争经验中的怪物，怎么可能共同谋划世界战略？赫鲁晓夫不和中国翻脸何待？

然而苏联人可以摆脱这种疯子，中国人民却没有这种幸运。毛无法指挥苏联人采用他的“诱敌深入”战略，却有完全的权力以空前气魄实施那原始人战略，以其固有的宏大手笔破坏中国的国民经济。他不但把穷国的宝贵资金大量用于无利可图的军费开支，人为阻碍了经济起飞，而且下令把沿海和内地的大量工厂特别是军火工厂，搬迁到西南三省的崇山峻岭之中去。

我曾到这种“大三线工厂”出过差，发现那儿荟萃了中国机械工业的精华，其设备根本就不是一般民用工厂可以梦见的。在那儿我首次见到了从西德进口的数控机床，那魔术玩意乃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现代技术奇迹──此前我知道的只是国产C630，C640之类欧洲１９世纪的珍稀文物。如此精良的设备，却用去按照苏联人留下来的过期图纸，制造人家早已淘汰的武器，去装备部队，对付武装到牙齿的北极熊！

不仅如此，尽管荟萃了中国最精良的设备和技术人员，那些工厂却严重开工不足，原因很简单：道路崎岖，所有的原料和员工的一切生活资料，都必须用“解放牌”那四吨卡车，翻越过崇山峻岭，沿着唯一一条窄窄的三级公路不远万里地运进来，产品再以同样方式万里迢迢地运出去。就连白痴都能想象那生产率会是个什么样子，而生产成本又会有多高昂。

那个“军火工业基地”包括二十多家工厂，全都建在一个极度狭窄险峻的盲肠状的山谷中，只有一条独路贯串连接之，并作为峡谷的唯一出口，将所有的工厂和外界连接起来。那唯一的三级公路就是山谷里几万人的的生命线和幸福线。

当时看了那情形，我不能不惊叹毛当真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会出一个的白痴。任何正常成人，哪怕是大老粗也罢，都会想到，只需炸断了那生命线，扎紧了那“口袋”口，峡谷里那几万人就得困在那盲肠里活活饿死。他们的一饮一啄全都是从外面千辛万苦地运进去的。一旦供应断绝，不但２０多家厂子立即因缺乏原料停产，而且顿时要出现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活路就是从“口袋”两侧的大山中翻越出去。但那山之高之险，为我平生未睹，爬到顶峰就很不容易，更何况据说那是山连山、山靠山的荒山野岭，爬到有人烟的地方时，十停人恐怕没有一停能活下来。

改革开放后，那些烂厂便是毛留给邓小平的无法清理的债务。若要讲求经济效率，那些烂厂只能统统关闭──谁听说过故意把工厂建到毫无infrastructure支持、难以接近的穷山恶水之中去？但若政府真的下狠心割除那些慢性出血溃疡，岂不是牺牲曾经是中国最精良的制造产业？改革的一个步骤是让那些军工企业改为民用企业。在我朦胧印象中，８０年代四川生产的“嘉陵牌”摩托就是那些烂厂中的某一个制造出来的。但即使转向，上文说到的那些地理问题引起的经济效益问题仍然存在。除了把那些工厂搬迁回原址或附近的大城市，我还真想不出什么高招来治疗那些人为溃疡。但真要这么做，就算搬迁成本不计，岂不是要引起许多社会问题？

列宁同志在电影里教导我们：一个傻子问出来的问题，十个聪明人都回答不了。芦笛同志教导爱毛同志：一个白痴因愚蠢犯下来的错误，全国人民几代都无法弥补。

那次我去西南出差的另一重大发现是，原来无论是贵阳还是成都，都有铁路和昆明相通，分别称为“贵昆线”和“成昆线”。可这两条铁路根本就不存在于任何地图上，它们的竣工也从未在报上披露过，乃是国家绝密。若是不到贵阳站和成都站，无论你去全国哪一个火车站看地图和时刻表，都绝对找不到那两条铁路以及在其上运行的班车。正因为此，在去西南出差之前，我和绝大多数全国人民一样，一直以为云南和西藏一样，没有火车和外地相通！

当时我真是吃惊到说不出话来，尽管那时我早就知道毛是震古烁今的白痴了，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this白痴！莫非在卫星时代，他还以为那么长的两条铁路可以藏在袖子里，不让帝修反知道？Incredible！就算他是科盲，不知道卫星能摄影，那总该看过从被击落的美蒋高空侦察机上缴获的高分辨率摄影胶卷吧？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另一重大措施，是把无量民脂民膏扔进狗洞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中苏在６０年代末发生边境流血冲突后，林副统帅下了一号战备命令。这命令虽然因为刺激起伟大领袖的疑心病，被他烧了，但基本精神却执行了，那就是把城市里所有的“不可靠分子”“疏散、下放、遣送”到边远农村去实行监督改造。城市里则开始大规模的“深挖洞”。不仅所有的城市都大规模兴建人防工事，而且每个工厂都得挖防空洞。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难以想象的蠢事烂事一桩。毛自己把国家毫无必要地带入与强大的邻国发生全面武装冲突甚至核大战的险境中，用来“化险为夷”的“善后之策”却是遍掘老鼠洞！

说是“老鼠洞”，其实一点不夸张。除了北京的人防工事比较深外，其他城市的人防工事完全是笑话。敝乡的人防工事是在大街上挖明沟之后，使用所谓“沉箱法”，亦即把预制的方箱状钢筋水泥封闭走廊放到沟里去，再盖上土铺好路面。那深度也就是地下过街道的水平，恐怕连二战中小日本的轻磅炸弹都能穿透，就算不能穿透，土层太薄，无法吸收爆炸引起的震荡，里面的人个个得震得七窍出血而死。更搞笑的是，那隧道顶多也就能容纳几万人，其他几百万人躲到哪儿去？

工厂修建的防空洞就更是笑话了。我厂的防空洞倒是能让全厂职工挤着站在一起（还不能坐下来，跟大陆公车拥挤的状况差不多），但只有两个低矮的烟囱自然通风，照明则从外面拉电线进来。毫无食物存储和饮水，也没有发电机和主动驱动的排气扇。我进厂时那防空洞已经修好。我进去看了一眼，当下就决定如果战争真的爆发，我宁愿死在外面。

就为这些正常人无从想象的愚蠢，国家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基本建材和人工。芦某无知，还真不知道世界历史上有过如此荒唐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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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文革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文革是一个复杂的运动，它最触目的特点，在于它和世界历史上一切革命截然不同，竟然毫无社会重建内容。在这点上它甚至不如中共所谓“民主革命”。

暴力革命的目的，无非是使用暴力手段，取得按自己的意愿强行改造社会制度的权力。中共革命就是这样。如所周知，它是苏联革命的忠实拷贝，在革命成功后按苏联模式全面改建了社会结构。

文革却只有单纯的权力斗争，在夺权斗争胜利后竟然毫无制度更新。在踢开了一切绊脚石，挣脱了所有的束缚之后，毛终于获得随心所欲缔造新社会的良机。可他什么都没干，在把全民折腾得万死千伤之后，却两手空空地撒手归西，扔下个烂摊子让后任收拾。历史上还真没见过这种惊天动地的白痴行为。

愚以为，此事不但彰显了毛泽东的严重智力缺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敝民族的致命弱点。我在旧作中指出，中国人政治上的想象力和发明力，已经萎缩了两千年。世上的“主义”有万万千，没有一种是中国人发明的。咱们不但没有发明能力，甚至没有学习能力，只有画虎类狗的抄袭能力。于是当毛泽东扔开苏联模式想创新之日，也就是灾难降临中华大地之时。

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毛当然是个纵横捭阖、无所不用其极的卑鄙政客，但他更是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后一特点加上严重智力障碍，便构成了他那自伤神功情不自禁地时时发作的发病机制。

无庸置疑，促使毛在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的一个强烈主观动机，乃是《水浒传》式的“替天行道”，推翻万恶的旧世界，创造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来。但与旧式痞子造反不同，毛从留苏海龟那儿学来了列宁的“革命工艺学”的新发明，立刻发现它威力无穷。

终其一生，毛都没有学会马列主义，不用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连哲学他也始终没弄懂。他对马列的理解也就只有两个内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以及列宁的“革命工艺学”。后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毫不相干，可与不同意识形态挂钩，甚至可以用于极右的法西斯国家。它算不上什么理论，乃是一种制造革命的实用操作工艺。其核心内容，就是如何通过革命党这个政治军队，把人民组建成更大的政治军队，形成势不可挡的巨大合力，去推翻强大的旧政权。

毛应用这个工艺学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过程，也就是他本人变成“拜人民教”的忠实信徒的过程。看过《愚公移山》的读者都该记得，毛把人民当成能搬走两座大山的上帝。他真是这么相信的。中共革命的胜利也似乎证明了他的信仰确实是万古不磨的真理。的确，共军在淮海战役的后勤给养靠的就是人民的推车扁担。

可惜他却看不到，列宁工艺确实是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潜在能量的手段，但它的工作原理，是把全民组织为彻底丧失个人意志的政治军队。在使用这种令行禁止的政治军队建立起来的国家中，想要让人民自由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和“首创精神”完全是白痴梦话，遑论让人民当家作主。

这就是毛为何在建立了苏式国家后要感到幻灭──他发现在这种新社会中个人意志毫无释放余地，因而也就彻底缺乏生机，由此萌生对理想社会的朦胧憧憬：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这话写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其实也就是他发动“百家争鸣”的初始动机。如果不是他叶公好龙，按这条路走下去，也未尝不能摸索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来，可惜那完全超出了他低下智能决定的狭小视界，最后反倒“走向反面”，让社会变得更加万籁俱寂。

的确，“走向反面”乃是毛的盖棺论定之词，他建国后干的事没一桩不符合这四个字，文革尤其如此。毛发动文革确实有着强烈的社会改建动机。和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一样，他也看到了“新阶级”的存在，将其称为狗屁不通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

毛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拿手的群众运动，先是“社教运动”，后是在全国范围内砸烂旧政权的文化大革命。

毛的弱智在于，他终生没有认识到，列宁的革命工艺学操作要点，乃是先建立革命党作为核心政治军队，再以它为骨干，把群众层层组织起来，形成更大规模的政治军队。军队的特点是上级绝对服从下级，非此不足以保证战斗力。因此，党民关系只能是绝对服从关系。这种政党一旦执政后，必然要变成为所欲为的奴隶主等级。要改变这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就只能解散党组织，从头另建新社会。但一旦扔开那核心部队之后，则人民必然化为无从控制的暴民，社会立即陷入无法无天的无政府局面。

这就是实际发生的事。１９６７年初，全国所有的党组织都给砸烂了，代之以群众组织的暴民统治，用李志绥大夫的话来说，全国只留下了中南海一个党委。毛不得不在全国实行军管，以更严厉的统治手段控制乱局。最后又不得不回到万能的党组织，声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如果他有正常人的预见能力，又何必兜那个大圈子再度回到原点？

说到底，毛泽东之蠢，蠢就蠢在他死也不知道甘蔗没有两头甜，你要让人民作百依百顺、俯首帖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奴隶和炮灰，就只能造出“一元化”的奴隶社会来，绝无可能同时让他们“有民主，有自由，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列宁工艺只能保证让愚民最大限度地献出体力、鲜血乃至生命，却绝无可能让他们发挥什么“首创精神”，形成万能的“集体智慧”。共产制度的本质正在于它只允许总司令一个大脑工作，因此其特点必然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甚至更愚蠢（我也知道这是病句，不过毛主席既然能是我们最最最最热爱的伟大领袖，那卑贱者当然可以是最最愚蠢）。

不仅如此，您要砸烂旧社会，fine，砸烂之后怎么办？总该建造一个新社会吧？既然如此，您得先有个蓝图，作出科学的严密的政治制度设计，确保人民能在您建立的新社会中当家作主，不但能在遭到“官僚主义者阶级”迫害时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能从此杜绝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产生，是不是？

可惜这连白痴都能想到的事，伟大的天才领袖就是想不到。他脑海里有的，就只是朦胧的对旧体制的不满，以及更模糊的对理想社会的盼望，比从未见过异性裸体的青春期男女的春梦更模糊。

不难看出，“毛病”其实是我们的国症，如今仍是政治上的两极的同病。“民主”革命党人同样只有朦胧的对旧体制的不满，以及更模糊的对理想社会的盼望。而毛派分子只知叫嚣以毛式革命推翻官僚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重建人民乐园，却从来没有想到连他们的毛祖宗都不知道怎么去建立这个乐园，最后不但死在他要砸烂的苏式奴隶社会中，而且更因他的蠢动使得中国跑步进入官僚资本主义。

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右派章伯钧在１９５７年主张设立“政治设计院”确实不符合国情，因为中国人普遍缺乏政治设计能力。不但５０年前如此，今天仍然如此。唯一从事这工作的，举国只有王力雄先生一人。而全国人民到现在也不知道最起码的公民权利，就是在跟随那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家们蠢动之前大喝一声：“先把你的理想社会设计蓝图、具体操作步骤、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再说！”

更有趣的还是，毛有恃无恐，因为人民那个万能的上帝会去帮他解决一切他无能解决的理论问题。毛最突出的智力缺陷就是彻底缺乏创造性灵感，指望获得解放了的人民去自动弥补他这个缺陷。他著名的群众路线的公式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在他那个灾难深重的畸形大脑中，人民一旦被解放了，就会焕发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不但能创造愚公移山的physical奇迹，也能替他填补理论空白，“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会上去了”的疯话就是从这白痴哲学来的。

可惜那解放并非思想解放而是短暂的政治解放，于是解放了的愚民仍然只会是愚民，只会忠实执行毛的已有号召，绝无可能发明出可行的制度建设措施来。

毛唯一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一斗二批三改”，亦即“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里所有的定语都没有明确界定，要执行它就绝对只可能是“斗倒当权派，斗倒学术权威，废除一切规章制度。”

这就是在全国所有工矿企业内一度发生的事，所有的“老当”被斗倒，技术人员统统靠边站，所有的规章制度都被当成“资产阶级管、卡、压” 废除了，工人群众“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当真快活。毛忘记了人类最起码的常识：好逸恶劳乃是人类本性，如果没有党干在后面挥舞鞭子，干多干少不干全一样，那无论路线觉悟有多高的革命同志都不会主动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１９７４年，上海码头工人代表我伲工人阶级喊出了心里话：“要作码头的主人，不作吨位的奴隶！”这就是毛式“解放”的必然后果。

唯一能遏止这“解放”的利器就是“阶级斗争”，可惜那玩意也未必“一抓就灵”。从文革爆发后到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那“阶级斗争”就是“派斗”的同义语。两派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辉传统，以武力消灭对方，使工厂化为战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工厂则变为一部分工人阶级毒刑拷打另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刑讯场。解放了的人民焕发出来的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只表现于发明出无数匪夷所思的毒刑，而他们行使民主表决权利的神圣时刻，则是决定是否该把孕妇吊到龙门吊上去。

只是在１９７０－１９７４这几年，“阶级斗争”才重新变成了奴隶主驱使奴隶流血流汗的鞭子。可惜奴隶已经学会了如何用“两类矛盾”来保护自己，那鞭子再也没有文革前的神效了。等到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运动”爆发，派头头们再度造反，便迎来了我伲工人阶级的第二个春天。那阵子咱们一边上班一边竖着耳朵，一心以为派头头们将至。但等他们去冲击党委闹事，我等立马关了机器，载歌载舞冲回家去，学裁缝的学裁缝，学木工的学木工。这大好形势一直延续到毛咽气。

总而言之，毛的文革实验，唯一的成就就是把人民变成刁民、政客加土匪，使得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再度蒙受了比战争更严重的打击，使得国民经济再度到了崩溃边缘。除此之外，它根本就没有让人民获得什么“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没有作任何制度改革尝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白痴胡闹。

毛不但没有作政治制度改革，而且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开历史倒车，那就是有名的“五七道路”。这倒与“土高炉”不同，不是“从群众中来”的，好像是来自于线装书。毛的理想社会与老子的“小国寡民”颇有共通处。他对社会分工怀有莫名其妙的憎恶，毕生想废除它。当初建立人民公社的动机之一就是废除劳动分工，这当在农业章节讨论。

同样地，他在工厂也试图推行这“桃花源”蓝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从国家宏观水平到企业微观水平，这政策一体通行。毛的智力结构实在奇特，他一方面迷信“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为此把高级社并成庞大的人民公社，鼓吹它的优点是“一大二公”。另一方面，他又对“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情有独钟，下令企业办社会，其理想就是把所有的企业都变成能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小社会。

毛时代略有规模的工矿企业无一不是这种五脏俱全的小社会，堪称“工农兵学商并举”，工厂办农场、民兵、学校、商店、幼儿园、托儿所乃至医务所。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来没有过这种大规模重复劳动奇迹，浪费了无量人力物力。别的不用说，我厂办的农场的收获与投入之比堪入吉斯尼世界大全。光是每年把工人运到农场去的汽油开支和汽车折旧，大概就足够为全厂职工买下一个月的口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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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摧残国民经济特别是工矿企业的另一大自伤神功，乃是他出自“群众路线”以及“卑贱者最聪明”的“拜人民教”教义而发动的“群众性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

不瞒列位，鄙人正是这“群众性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的元老。本人的obsession，乃是人活着必须用脑，否则与动物无异。于是进厂之后，便恶补工科大学教科书，最后居然成了本厂的本行“技术权威”，不但在厂子里搞了点狗屁“技术革新”而名声大震（虽然绝大多数女工还是认定我是大傻，没人愿意嫁给我），而且作为工人技术权威多次出席了省里组织的技术鉴定会，颇知那“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是什么烂污事体。

就说本人搞的那“技术革新”吧。我在剧毒的电镀车间工作，为了逃避剧毒环境，便千方百计搞革新，这样就能天天在无毒的机修车间上班。那阵子正兴“可控硅”，于是我就弄了个无级变压调压的可控硅整流设备出来。那其实是烂污事体一桩，好使倒确实好使，可惜它把电网输送的正弦波变成了非正弦波。懂点高等数学的同志都该知道，非正弦周期函数可以分解为所谓“傅利叶级数”，也就是无穷个高次正弦函数的迭加。这在实际中就变成了所谓“高次谐波”，反馈回电网初级去，把整个电网的输电品质搞得一塌糊涂，造成大量的虚功消耗。

我对此心知肚明，开头还很心虚，觉得这完全是挖肉补疮，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唯一可以告慰的就是，这并非我的发明而是运用他人先进经验。没成想那竟然成了“重大技术成果”，使我旦夕之间成了“技术权威”，因此得以多次出席“技术成果”鉴定会，这才发现其实大家都在这么乱搞一气。比起他们来，我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记得有个所谓“重大成果”最烂污，我好歹还用了全波整流，那家伙用的则是半波整流，用的还不是整个半波，而是把一小部分截下来，于是电压平均值当然就降低了，从２２０伏变成了１２伏。那唯一的“优点”就是省了个变压器，但由此造成的高次谐波对电网输电品质的败坏简直是无法形容。

最有趣的还是我参观过的一个全省技术革命的先进典型。那先进事迹曾多次上报，而且还不光是省报，还上过《人民被日报》。我跟着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和其他厂子派去的参观团一道去学习经验，开头还诚惶诚恐，跟去朝圣也没什么两样，结果到后一看大吃一惊，简直不能相信世上有这种烂污事体。

那是家部级厂，乃是苏联在５０年代援建的，厂房布局设计一看就很正规，跟见惯的烂污厂毕竟不一样。后来该厂生产规模扩大了，用电量远远超出了变压器的负荷。在这种情况下，本该换用更大负荷的变压器，或是再装一台变压器。但该厂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由副厂长、技术人员和工人一道组成攻关小组，大搞技术革新，打破常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了“土法上马”、“鸡毛上天”的“多快好省”的人间奇迹，使得该厂在沿用原变压器的情况下还倍增了产量。

凡是有点科技常识的人都该知道，不管什么设备，都有个功率限制。超过那个负荷，设备就要发热，超过到一定限度，设备就要烧毁。人也是这种设备：跑步就要发热，体力透支到一定程度人就要倒毙。

该厂使用的变压器，乃是把电网的高压电变为３８０／２２０的工作电压，供应全厂的用电。那功率是限死了的，具体数字早忘了，姑且说它是１万千瓦吧。这就决定了全厂所有电器的功率总和决不能大于１万千瓦，否则变压器就要发热。可该厂的实际用电量却是２万千瓦，超出了负荷一倍，而那变压器却安然无恙，这岂不是打破了常规，破除了迷信？

这奇迹是怎么实现的？大家都见过变压器，外壳有一根根金属管，那是散热管。变压器的线圈和铁芯其实藏在铁盒子里，浸泡在绝缘的冷却油中。线圈和铁芯散发出来的热量就通过那冷却油靠热循环流到外面的散热管去，被空气冷却后，再流回内部。如此就能保证变压器在不超载的情况下散发电阻产生的热量。这是个天然散热过程，利用的乃是冷却油天然的热循环。

当变压器超载运转时，就要大量产热，此时若还是天然散热，就无法及时散发额外产生的热量，变压器的线圈越来越热，到一定程度就要烧毁。

那工厂的技术人员当然也知道这点常识，他们便对症下药，使用了强制循环，在变压器的天然冷却系统中加了一个泵，使冷却油原来靠天然热循环自然流动成了为泵驱使的高速流动，再把冷却管延长，在外面用冷水浇灌，于是不管变压器无论怎么超载，产生的大量热能都会被及时排放，当然线圈也就不会被烧毁了。这就是整个奇迹的秘密。

我当时看了真不敢相信世上有这种蠢事。那时毕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下就问那“张工”（文革前工程师很少，那老家伙是个工程师，那锼主意大概就是他想出来的吧）：

“您这只解决了散热问题，确保变压器超载后不会被烧毁，但变压器超载时，铁芯的磁通量必然要被饱和。因此，次级电压必然下降，请问这问题您怎么解决？”

老家伙白了我一眼，支支吾吾什么也没说出来。率我前去的副厂长立即变色，示意我不许再问。我不甘心，还要追穷寇。他一把把我拽出人群，低声嘱咐道：

“人家这是上了两报一刊的先进经验！你怎么能这样不顾大局胡来？!”

我又何尝不知道？但我实在忍不住，于是便嚷嚷道：

“刘老当，我知道你不懂电，跟你解释也没用。但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去问他，输出的线电压一定很低，绝对不会是３８０伏。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是说，他们厂的马达烧毁率肯定比其他工厂高多了。所有的工人都知道：‘电压高，烧灯泡；电压低，烧电机。’他们为省钱不买新变压器，结果就是烧毁大量马达，钱非但没省下来，还只有多出去的！”

刘老当脸都白了，紧张地看看人群，又看看我，颇有伸手出来捂我的嘴的架势。可我还是忍不住，更加大声地嚷道：

“我还没说完呢！他们不但害自己，还害了别的厂子！变压器铁芯磁饱和之后，必然要产生高次谐波，回送到电网中去，不但造成大量虚功消耗，而且降低了整个电网的供电质量……”

刘老当忍无可忍，又不好当众斥责我，只好拽着我的手臂，把我拉到了外面去，疾言厉色地警告我，说他当初让我来不是来作刺儿头的，是来学习怎么把这先进经验推广到我厂去的。早知道我会这么胡说八道一气，他就绝对不会让我来了。我这种人要是早生几年，肯定要当大右派，云云。

刘老当算是领导中比较关心生产的老同志，文革中没少为此受过罪。我也知道他人很正直，虽然自己没什么文化，难得我党的反智主义教育对他似乎没起到太大作用，所以他是所有领导中唯一重视我的技术能力的人。更何况他说的也是实话，人家是让我来吹捧的，不是让我来砍旗的。

于是我就软了下来，跟他说：

“老当，别生气了。我们用不着学习他这先进经验，咱们厂又没超负荷。你去跟那家伙说，用不着这么蛮干，在变压器次级并联个电容柜就行了。那才是省钱的主意……”

老当如梦初醒，说：

“着阿！他们没装电容器。你不说我还想不起来，刚才就没注意这事。”

“没装，我早看过了。你去跟他说，没错的。这才是真正省电的路子。我可以帮他们算出该用多大的电容器，能省下多少电能来。如果节省的电能等于或是大过他们超出来的负载，那就把这套强制循环的烂污发明撤了，也用不着换新变压器。”

懂点物理的同志都该知道，工厂用的电器主要是电机，在电工学上称为“电感负荷”，因为电磁感应，产生了一个滞后的电流，这电做的功称为“虚功”，虽然并不实际消耗能量，但仍然构成了变压器的负荷。换言之，变压器供应的电能无法被完全利用，有一部分消耗在做虚功里。如果在变压器次级并联一个电容器，就能起到蓄水池的作用，吞吐滞后的电流，抵销了电机造成的虚功，使得变压器供应的电能完全用来作实功，这相当于扩大了变压器的负荷，而且改善了整个电网的供电品质。刘老当虽然没文化不懂电，却是知道那玩意能省电的。敝厂就因为装了那玩意，改善了整个电网的品质，年年获得供电局的奖励。

于是刘老当就在适当场合给人家提了这真正的合理化建议。我当然不在场，以免引起副作用。过后我问他怎么样了，他沮丧地摇摇头：

“没戏。这技术革新是人家的先进经验。那电容柜装上去了，先进经验也就没有了，还怎么当典型？”

我一想也是：装电容柜乃是常规作法，并非独出心裁的发明。那家厂子没装，乃是他们不懂规程。现在装上去并不可能因此变成先进典型，反倒证明了他们的发明多余。人家怎么会干这种拆自己的台的蠢事？

这就是毛“群众性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神功的自伤机制所在。光从字面上看，这口号似乎一点都不错。但它的出笼背景乃是毛的反智主义。毛不但自己不承认世上有客观规律，而且千方百计发动群众起来破除客观规律，谁要是胆敢提醒客观规律的存在，谁就立刻要变成“拦路虎”。于是谁都不敢打击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特别是技术人员更是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生怕泼了冷水被当成“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大老粗一旦被发动起来砸烂一切框框条条，踢开所有的内行绊脚石，自然就只会搞破坏。

还不止此。如果只是单纯的大老粗胡闹，造成的损失总是有限的。但毛还为这种烂事赋予了政治意义，把它变成是否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于是烂事变成了路线斗争先进事迹之后，便永远无法改正，否则就是否定新生事物，打击革命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因此，这运动的实质就是千方百计发动群众大干蠢事，一旦干出来后便把它变成圣迹，使得错误永无改正可能。“群众性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也就必然成了群众性技术破坏与技术颠覆活动。

这的确是当年在神州大地上普遍发生的荒谬绝伦的现象。我参加过另外一个鉴定会。某家农机厂造出了一个“争气机”，吹得惊天动地。那是个手扶拖拉机带动的插秧机。但那烂污货实在太下流，毛病百出，就连我这和农机不搭界的“技术权威”都看得出来根本不能工作。有如用那破玩意，本人不如下田自己去插，比它还要“多快好省”得多。因此之故，那会和其他我参加过的不同，开得很激烈，与会者指出了大量毛病，最后就轮到东道主发言了。

尽管事隔几十年，那位同志的发言我记忆犹新。他大义凛然地站起来，说：许多同志对这新生事物抱着怀疑态度，指手划脚，说三道四，这也怀疑，那也指责。有的同志甚至还说，日本进口的插秧机如何如何先进。那当然先进，可那是帝国主义国家制造的！为什么说出这种话来的同志就不会脸红？！起码的路线觉悟上哪儿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难道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就是崇洋媚外，跟在洋人屁股后亦步亦趋地爬行，对西方资产阶级洋货顶礼膜拜，看不起东方无产阶级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用自己的双手造出来的机器？！这不是党内走资派鼓吹的“造船不如买船”的奴隶主义、洋奴哲学又是什么？

这番慷慨激昂的革命演说句句掷地有声，全场顿时哑然，直到最后散会都没有谁敢再发言。

那农机厂离城颇远，与会者只能住在该厂招待所里。我有幸和省科委的两位领导同室。两位领导其实也就只是一般干部，四十岁来往。是夜，两位领导都转侧不安，长吁短叹。最后其中的老王干脆坐了起来，在黑暗中说：

“老李，那家伙那番话真他妈的够呛。本来这事明明白白，连瞎子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折腾了好几年，弄了个没法用的烂机器出来，花了国家几十万，想让我们掏腰包替他们填这窟窿。本来也没啥，可听他那意思，还不是只是个堵窟窿眼儿的问题，是要投产的问题。这事可就大了，光是试验就花了那么多钱，大批生产出来可就不得了了。你说这事到底该怎么办？”

老李长叹一声，听上去比老王还凄凉，说道：

“还能怎么办？你就没听出他那个意思来？如果不按他说的办，就是崇洋媚外，就是造船不如买船！”

老王更加激愤，说：

“不行！这些年来，从咱们手上出去了多少冤枉钱？国家的钱全他妈的塞狗洞里去了！难道你就不心疼？这次我可再不干了，说下大天来也不行！”

（芦注：这话令我终生难忘，后来我写的“取之于民，塞之狗洞”就是从这儿来的。其实那阵子我党的基层干部还是有点良心的，知道心疼国家的钱。）

老李仍然犹豫不决，老王便痛陈利害，举出他俩经办的各种先例来证明那必然是个无底洞，必须不断往里扔钱。那些例子当真是离奇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他越说老李越叹气，最后也加入他的二人转，不断给他补充遗漏的事实或细节。最后两人说累了，仍未达成共识，终于先后住嘴，老王颓丧地倒了下去。

我刚要朦胧入睡，突然又被老王的叫声惊醒。睁眼一看，老王再度坐了起来，兴奋地叫：

“老李，他们能这样糟蹋国家的钱，我们就不能糟蹋么？我跟你说，咱俩报个项目去出差，从东玩到西，从北玩到南，所有的城市都玩过来，怎么样？”

老李也来劲了，于是两人就开始设计最佳旅游路线，把所有的风景名胜一一列举过来。我听得实在无趣，便再度朦胧入睡。

后来两人又商量了一次，总算达成了共识，会议结束时，老王代表科委肯定了那“重大技术成果”，这就意味着该厂为此花的钱有了报销处，不再是必须自己承担的亏空了。但对是否投产，老王却说科委需要会同计委讨论后再决定。官场运作我不清楚，似乎是科委负责鉴定，计委负责掏钱。老王的表态纯粹是太极拳——避免了否定了新生事物伟大意义，却回避了投产问题。这招是否有效地“默杀”那新生事物于腹中，散会后我便再无可能与兴趣去跟踪了。

我只是个小工人，也就只参加过次数有限的技术鉴定会。人家可是科委干部，吃的就是这碗饭，知道的乃是全省的情况，又是自己人内部闲聊，绝无可能撒谎编造。如果那两位同志现在还活着又能写回忆录，把自己所有的荒诞经历写下来，肯定能成畅销书。不过，光是我本人种种耳闻目睹，也足够显示毛发动的“群众性技术破坏与技术颠覆”的自伤神功是何等威力无穷了。

laotun

２、农业


毛泽东对农业的“管理”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改造农村经济生产结构，二是制定农业生产方针。前者包括土改和农业集体化（最后发展到公社化），后者包括制定“八字宪法” 、大跃进、以及“农业学大寨”。

１）土改

土改和农业集体化都是从苏联主子那儿抄袭过来的，不过毛有自己的独创。

布党和中共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它秉承马克思的思路，重视无产阶级，鄙视甚至敌视农民。马克思把农民看成是“农村白痴生活的囚犯”（"Prisoners of the idiocy of rural life"），布党沿袭这一思维定式，把农民看成是危险的反动派。所谓“工农联盟”的口号完全是一种统战策略，而“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才是布党的远期奋斗目标。

毛也常常叫嚷“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但他和洋祖宗的用意恰好相反。布党的意思是改变农村的落后反动的生产方式，使得农民变成使用先进的大机器生产的农业无产阶级，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先进文化，和城里人一样文明卫生。而毛则是把城里人统统变成手上有老茧、脚上有圣洁的牛屎的泥腿子。到了波尔布特那三传弟子，便干出了消灭城市，把金边的水泥马路犁成水田的人间奇迹。

斯大林之所以对毛满腹狐疑而且极度鄙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认定毛是个“农业革命者”，把毛叫作“中国的普加乔夫”。普加乔夫乃是１８世纪冒充沙皇的俄国痞子暴乱头子。斯大林使用这称呼，体现了他作为国际政治家和国际共运理论家的洞察力。其实就连毛自己都承认，他是陈胜、吴广、洪秀全等人的传人。

因此，苏共主要把农民看成是利用和掠夺对象而非依靠对象。十月革命后，列宁签发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两个法令都是漂亮而空洞的姿态，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当时前线士兵大量逃亡，对德战争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而土地也早被农民自己分了，用不着布尔什特去为他们作主。

革命前的俄国农村和中国农村并不一样，私有土地主要集中在列宁那样的贵族大地主手上。这些地主居住在大城市，地产一般交给经理经营或是租给二地主。二月革命爆发后，农民便趁乱把大地主们的房地产分了。俄国农村本来就有村社（commune）这种特殊的自治组织，“分田分地真忙”其实是村社主持进行的，和布尔什特没什么相干。大地主们先居住在大城市里，后来又纷纷逃亡国外作“白俄”，因此这自发土改倒也没有多少流血事件。

在内战期间，布党实行残酷无情的所谓“战时共产主义”，使用了“余粮征集制”的非常手段，亦即动用城市工人组成的“赤卫队”，靠枪杆子把农民的余粮抢光，胆敢反抗这一政府组织的武装抢劫的农民不是被枪决就是被投入集中营。这野蛮政策使得农村经济破产，于是列宁便在战后实行“新经济政策”，靠短暂走资来救命，果然立刻就使得经济恢复了生机。

经济一旦有所恢复，列宁便终止了“新经济政策”。但对于是否立即实行农业集体化，党内争论很大。对于当时俄国是否具备这条件，党内巨头们莫衷一是。斯大林本来和布哈林一道反对集体化，但等他把政敌一一打下去后，反过来又命令实行集体化，并把布哈林打入地狱。

关于农业集体化的争论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分歧，而是关系到布党生存的现实考虑。斯大林著名演说是：

“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５０年到１００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消除这差距。要么我们做到这一点，要么他们粉碎我们。”

这演说是在１９３１年２月间作出的。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德国便入侵了苏联，可见他的预见何等准确。这所谓“赶上先进国家”，指的其实是国防能力也就是军火工业，而军火工业的脊梁乃是需要大量投资、生产周期较长的重工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本，而这只能去农村抢夺。集体化就是保证这种有组织的抢劫（organized robbery）的必需硬件。

集体化的第一步就是血淋淋的清算富农。当时的口号直接就是“消灭富农”。这消灭乃肉体消灭，数百万富农不是被枪决，就是全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北极圈内去。列宁当初从城里派出“余粮征集队”充当抢劫农民的主力，斯大林则从城里派出秘密警察ＮＫＶＤ的特殊部队去“消灭富农”。

但血洗农村并未压下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抗。除了大量宰杀牲口，破坏生产资料外，农村还普遍发生了暴动和骚乱。为了彻底粉碎农民的抵抗意志，斯大林竟然派出部队抢光农民的口粮，人为制造了乌克兰的大饥荒，饿死了几百万人。德国入侵后，苏联西部新边疆的农民又起来反抗苏维埃政权。一直到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农民的暴乱才被陆续荡平。可以说，直到斯大林咽气，苏联的城市与农村其实一直处在某种程度的交战状态，这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如所周知，中共革命在本质上乃是中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农村痞子造反，与前驱的区别只在于引入了列宁革命工艺学。和苏共不同，农民乃是中共革命的依靠对象，农村乃是革命根据地，城市无产阶级和这场“无产阶级革命”毫无相干。因此，中共对农民的控制，根本就不是老大哥能比拟的。无论土改和集体化都是在党的主导下，通过发动农民进行，既用不着城市工人赤卫队，也不必劳动秘密警察的特殊部队，甚至出动正规军，动用坦克飞机平暴。

不仅如此，毛泽东比斯大林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对软刀子的酷爱远远超过了硬刀子。斯大林喜欢痛快，充满磅礴的“阳刚之气”。他的名言是：“把那个人杀了，问题也就不存在了”。相比之下，毛泽东则富于某种传统阴毒气息，可谓“阴之大柔”。他用来收拾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等亲密战友的阴柔高招，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吕后收拾戚夫人、太监魏忠贤收拾“清流”杨涟、左光斗的手段来。

独裁者的个人品味自然要反映在他们的施政上。从全国范围来看，除了陕北老区肉体消灭了地富之外，其他地区只处决了所谓“恶霸地主”。毛泽东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对农村地富进行整个阶级的肉体消灭，而是把这些人留下来，为贫下中农充当了整整３０年拳击沙袋。就连处决所谓“恶霸地主”，他也舍不得浪费宝贵的革命子弹，多半是让农民的拳脚棍棒完成那光荣的革命任务。

毛泽东这种独出心裁的发明创造，从维护其统治而言当然是高明的。在这点上，我与樊教授和党朋们并无争议。

我只想重复过去说过的话：对所谓“阶级敌人”持续３０年的迫害，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是全体中国人民永远洗不去的耻辱。这种丧心病狂的罪行，就连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纳粹都没干过。人家迫害的还是异族不是本族，使用的还是“最后解决”那种痛快手段，不是没完没了的羞辱、批斗、毒打以及各种各样花样百出匪夷所思的迫害、糟践与蹂躏，更没把这种野蛮犯罪奉为神圣国教，变成全民圣洁的生活方式，检验革命接班人忠诚度的试金石，教育后代的圣经，文艺创作的唯一灵感来源！

如果中国总有光明的一日，那么我坚信，后世子孙必然会把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推倒，改建一个“‘阶级敌人’死难纪念碑”，用以表示全民对那滔天大罪的无穷忏悔。

这当然是个人的价值判断，与毛泽东治国才能的客观讨论无关，并不想强加给樊教授和党朋们。可以和诸位心平气和讨论的是，对国民经济而言，土改是否有必要。

从单纯的经济效益角度（也就是前任经济沙皇朱镕基“抓大放小”的视角）来看，土改当然无助于实现经济效益的最优化。黄克诚同志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指出，东北土改后，原来由少数人管理的大农业变成了个体农业，产量急剧下降。所以，如果那阵子是朱总理当家，大概要疯狂反对土改。这或许也就是《人民被日报海外版》几年前肉麻吹捧那些占有土地远远超过当年地主的“种田大户”的原因吧。

但从远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性来看，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迟早要造成社会动乱，妨碍经济发展，甚至摧毁经济，因此土改确有必要进行。实际上，台湾经验之一就是先总统蒋公在学者襄助下进行的人道土改：由政府掏钱出来买下地主的土地，再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这既大幅度改善了民生，缓解了社会矛盾，又让发了财的土地主们跑到城市去经营工商业，促成了社会的和平转型，为最终实现健康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但漫说是由政府赔偿地主损失的人道土改，就连北韩那种无偿剥夺地主地产、但一般不对地主施暴的“和平土改”，都为毛所不容。他曾在中央会议上多次谴责北韩这种作法，说什么“和平土改，后患无穷”。在他看来，没有充分煽起“阶级仇”的政治运动就不配叫运动，乃是所谓“夹生饭”，必定后患无穷。

为什么后患无穷？毛一如既往地没有论证，需要芦某在几十年后代他完成这个工作。

在毛，土改根本不是什么经济改革，而是一场为巩固统治所必需的政治运动。它的目的根本不是把土地分给农民──毛早在上台前就决定将来要效法苏联，把土地收归国有了──而是以此作引诱贫苦农民犯罪的赃物，使得贫苦农民为了得到终生盼望的土地，乖乖听任工作队教唆煽动，大规模实施集体犯罪，在自己的手上染上地富的鲜血，从此把命运和党连在一起。这就是《水浒传》上早就传授过的逼良为匪的“投名状”策略。

金日成没搞这手，只是把土地从地主手上拿过来分给农民。地主即使要怨恨，也只会恨到政府头上去，农民和地主之间并没有因此产生深仇大恨，对“变天”毫无恐惧：反正那是政府分给我的，又不是我抢来的。现在既然说不行，那我退回去不就完了？

谁都看得出来，这两者的高明度当然有天壤之别。毛式暴力土改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平均地权”，而是以此把贫苦农民巧妙地变成地富的死仇，使得前者终生生活在被报复的恐惧之中，彻底断了后路，只能挺共到底。

终其一生，毛都念念不忘这绝招，随时随地提醒贫下中农他们当初做过些什么事，用“变天”的恐怖场景吓唬他们，驱使他们出于恐惧，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过来人大概都记得《艳阳天》那烂小说烂电影上某地主巨细无遗留地记载“变天账”的场景。就是这种虚构直接引出了高干子弟红卫兵1966年“破四旧”的大规模犯罪。

可惜直到今天，我党也从来没能拿出一本缴获的“变天账”实物来给大家看看，证明他们的欺骗宣传确有根据，而除了芦某这种异数外，８亿人中似乎也没几个人会想到这问题。其实我早在1966年间的红色恐怖高潮中便悟出了，中国人随便让政府怎么蹂躏都没意见，哪会处心积虑地去想变天报复！

这就是内战中我党何以能在“解放区”以史无前例的大手笔动用民力。张戎在其毛传中也提到淮海战役中的“车轮滚滚”，可惜她把那完全归结于我党在“解放区”实行的恐怖统治，却忽略了普通农民的恐惧是双重的，更怕的还是还乡团杀回来。能如此巧妙地exploit人类恐惧心理，将其化为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强大动力，这当然可以说是天才之举，我对此毫无异议。

但若从真正的治国角度（亦即我在前头给出的定义“治国就是国家领袖为国家与人民谋福利而使用人民信托给他的权力”——我迄未见到樊教授和党朋们反对这一定义）来看，则无论是土改还是集体化都后患无穷。虽然我党后来解散了人民公社，再度恢复个体农业经济，但农民只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这结果就是将来一旦政权崩溃，则农民则立刻失去了使用土地的法理依据，必然要引起无数地产争夺纠纷，使得农村失去独立于全局动乱的自治基础。动乱对于中国并非新鲜事，但在以往的乱世中总有幸免于乱的农村。未来的动乱则连这条恐怕都做不到。

这就是毛的土改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从头到尾，它从来就不曾是一个经济问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大概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