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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13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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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撰文《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全文
本周在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以头条文章的位置刊发了已退休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所写的《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田纪云在文中罕有地回忆了自己在国务院内度过的十二个春秋，赞扬当年中南海国务院机关节俭、朴素、任人唯贤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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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4 \( ^' I6 `4 }: O人在德国 社区 田纪云在文章开篇说，自己十二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没有机会受正规高等教育，又无政治背景，且长期在边远的地方工作，于自己，中南海挺遥远的。但是，历史的大潮却把自己涌入了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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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F' ^# D9 C$ Q( w人在德国 社区 从秘书室到副总理，田纪云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十二年给他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他终身难忘。在这里，他讲讲当年国务院机关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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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1981年至1983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1985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4月—199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1997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p* h- w9 G* V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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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曾任全国绿化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主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1993年5月当选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1994年11月任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名誉会长。 " Z& N# t; a& p4 V& S5 `3 u
6 ^# c( F7 e; Q 田纪云是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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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于1991年创刊，编辑部设在北京，社长为已退休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杜导正﹑副社长则包括退休的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杨继绳、全国记协《桥》杂志社原副社长吴思等人。吴思任执行主编。2 [. Z6 o u( E3 _4 E%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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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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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2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没有机会受正规高等教育，我又无政治背景，且长期在边远的地方工作，于我，中南海挺遥远的。但是，历史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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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秘书室到副总理，我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我终身难忘。在这里，我讲讲当年国务院机关的风气。) V1 v$ X5 Q( }! Y3 O$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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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在周总理的长期熏陶下，有着许多优良传统。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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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0 p" P5 T6 d+ x* [人在德国 社区 第一，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不欺生，不排外，没有这帮那伙，同志关系比较融洽，能够很好的合作共事。在内部，包括行文，从总理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以同志相称，从不叫官衔。我刚到国务院时，真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姥姥初进大观园，不知东南西北。对于办公厅机构设置、工作运转、行文程序、各方面的关系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对这种情况，我给自己立下三大任务：首先是尽快熟悉情况。我衷心感谢国务院办公厅特别是秘书局的同志们给予我的热情帮助。当时秘书局有一位副局长叫刘冰清（女同志，回族，她的爱人给华国锋同志当秘书，直到辞世），她从周总理时代就在办公厅工作，几朝元老了，对国务院情况非常熟悉。她一有空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同我聊天，介绍情况，有时也带我在大院转转，到各局处坐坐，让我熟悉情况，使我受益匪浅。二是把好文件关。因为一到国务院就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文件比较多。我的任务是控制数量，不能有半点差错。对于重要文件，我的办法是把有关负责人和撰稿人找在一起，集体作业，咬文嚼字，认真推敲。先后当过秘书局副局长的候颖、周锁洪、李树文、张克智、安成信等人，经常与我在一起抠文件。这种办法也使我向工作人员学到不少知识。八十年代国务院文件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三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对此，在战争年代过来的我，有点优势，很容易做到。有段时间我的家属还没来北京，我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唯一的特殊是秘书长们有个固定的饭桌，不要端着碗到处找位子。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工作人员的距离。我很快结识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与我说古道今，谈天说地，这些，却帮助我很快进入角色，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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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在我任副总理第一任期还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是管干部的，但从来没有人到我这里跑官要官的，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么多局、部级干部，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或者送点什么礼品，所谓“红包”，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而且至今也没听说那时提起来的干部，有哪个因腐败而落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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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艰苦朴素的作风。国务院机关是很节俭的。比如，从周总理时代就有一个规矩，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喝茶收费。八十年代初，与会人员喝一杯茶要放一毛钱，后来物价涨了，放两毛，喝白开水不收钱。有几年，上午开会到十八点时可以吃一顿饭，但要收八毛钱，喝酒一杯收四毛。国务院北门与院子不对称，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修一下，但基于节约的考虑，始终未下决心。一九八六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它会议室没有再换会议桌。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不良风气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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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我在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任期内，多次陪同国务院主要领导去外地调研，轻车简从，与陪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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