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专题：中国人压力报告

shawshank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是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某种程度上也是病人。

　　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转变时期。无数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以前人们安居乐业，如今却不安于现状、纷纷冒险致富。在突然涌现发展机遇的上行社会里，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竞争透支，情感透支，学业与就业难两全，工作家庭难两全，物质精神单丰收，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会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是时候检讨并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了。

　　有压力的中国人

　　GDP增长率跟国民焦虑指数、睡眠指数、做爱指数紧密相关。当GDP飞涨，该国人民的焦虑指数必定上升，而睡眠指数、做爱指数齐齐下落。

　　文/肖锋

　　世界杯突然变成欧洲人的节日。

　　欧洲人本来就不缺节日。法国人一年法定休息日150天，该国《劳动法》甚至规定，周日是法定假日，商店不得开门。如果商店营业属非法，并受到重罚。 欧洲人的休息时间占全年时间的至少40%，这是法式“浪漫情怀”及意甲、德甲狂欢的基础。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当时代画饼变成“新三座大山”

　　“人无压力轻飘飘”，小时候老师经常这样教导我们，否则你怎么进步？这种变压力为动力的说法，颇与化悲痛为力量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那个时代激励我们前行的警句。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画饼。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到90年代的“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再到新世纪的“中产梦”，画饼越做越大。整个国家的画饼就是赶英超美，50年未变。

　　芭比娃娃是西方女孩的画饼，是中产阶级的形象教科书，她教诲了近半个世纪的西方女人。她是医生、记者、歌星、空姐、工程师、外交官、宇航员，还是游泳健将、时装模特、体操明星、舞会皇后和总统候选人，变身75种之多，她成为时代的首席代言人。

　　“新富”则是中国新中产的代言人。他们是高官、公司高管、大学教授、时尚传媒人。“中产阶级”是商家全力打造的金矿，被赋予极高的想象力，在荧屏上、媒体上、广告上被闪烁辉煌地描绘：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还有情调。全球跨国公司更是用“中产阶级”的菜牌大开消费主义的盛宴。年轻的中国精英正枕着媒体与商家炮制的枕头，做着中产梦。这个梦想具有商业原子弹的能量。

　　然而请看另一面。中国老板全球最累，平均年假仅10.9天，低于全球老板的15.4日及欧盟的21.7日。返贫白领开始同病相怜，再优厚的收入与高昂的医疗费与攀升的房价相比，都不过是杯水车薪。京沪穗鹏四城调查感觉“压力大”排位为：上海67%，深圳64%，广州46%，北京45%。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白领综合症导致抑郁症和自杀。加班没有加班费悄然变成职场潜规则。老板用一句“你的辛苦我知道，想要加薪办不到”予以回绝。一位海归叹道：“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写字楼。”

　　社会学家分析，中国经济正面临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窘境：楼价升、薪金升、工业原材料价格升，但由于国际竞争产品却无法加价。所幸香港遇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制造业成本内移，使香港中产阶层求得上升空间，延续至1997的十数年繁荣。香港公共政策解决医疗、教育等基本担忧使中产阶层扩张为社会的大多数。反观内地中产阶层却没那么幸运，所在企业成本无法转移，薪金不升，医疗、教育、房价成为“新三座大山”。

　　人无压力轻飘飘，我有压力向谁说

　　中国的GDP达到了空前的18.2万亿，微超英国，“赶英”终于实现。可没人计算过中国的焦虑总量几何，恐怕早就“赶英超美”了。有了压力就说出来，但做到这点似乎很难。

　　解压的前提是承认压力。你承认有“幸福的童年”这回事吗，好，请老师和家长放了孩子们。你承认有“幸福的晚年”吗，好，请干脆别生下一代。你承认要“住得像个人样”吗，好，请搬出大城市。傻瓜都知道，以上大多不可能放弃。

　　可能的，是继续变压力为动力。面向21世纪，全球竞争，终生学习。中产阶层下一代正苦读英语。杂志社旁的少儿精英英语班，一开开到十一点半，比夜班编辑还苦。新加坡电视剧《小孩不笨》宣称的人生的五个C正成为奋斗目标，最后那个C是Credit Card。

　　压缩饼干时代盛产三明治阶层。之一就是看似春风得意的我世代，他们被父母的期待、爷奶的溺爱及将面对的国际竞争夹在中间，他们早恋，他们上网，他们飙车。但不足以延缓他们即将到来的压力。之二是三四十岁的职业阶层，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不仅上有老下有小，还要为过去几十年的社保还账。他们最大的压力来自身份焦虑，这帮从愤青跃升到准中产的阶层时时感受到地位不保。他们是中国14万亿民间存款的主力军，不过大多属预防性储蓄，动不得，因为稍不留神，即会沦为房奴、车奴然后是卡奴、病奴、学奴。

　　承认有压力是困难的，解决压力更困难。中国告解资源稀缺，“我有压力向谁说”都成了问题。“我有压力”的陈乙东喊出港人心声，中国的陈乙东们还闷在心里。喊出“解闷救台湾”的《全民大闷锅》为那个经济压力与国际地位焦虑症并存的小岛消解了不少社会情绪。它把陈乙东的“未解决、未解决、未解决”变成RAP的模仿秀，“阿叔”扭着发福的身段将压力释放出来。就像现代版生理卫生教材教导的，如果没办法解决就DIY一下。如果没人诉说只有自己找个洞把它喊出来。

　　改变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解压大法

　　过去30年里，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并没有使人们增加相应的快乐，这就是进步的悖论：今天的一代人比以前更富裕、更健康、更长寿，享受更大限度的自由，但比起上一代人，他们的生活似乎更压抑，因为生活比以前更复杂、诱惑更多了。疯狂购物，休长假，放单飞，看似能解决问题于一时。而网络上任何文体都可沦为解构对象。高人指路，根本的解压之道存在于生活方式之中，即回归简单生活。

　　但事实是当今社会无可挽回地走向复杂。无论是办公室尔虞我诈，还是老板的苦苦相逼，均把“与人斗其乐无穷”升级。“把公司当家”是妄想。过去单位领导就是主教，工会主席、妇联主任就是牧师，他们听员工“告解”，解决生活问题。现在一句话“干活去！”

　　全球过去50年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从增加到停滞，只有中国在疯长。北京零点研究集团《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显示，上海宜居指数列第10，北京列第19。而作为最适宜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城市，北京又排在第一位。在宜资与宜居之间，大城市们嫌贫爱富。

　　中国大城市的毛病是权力过分集中。西方不少知名大学都建在小城镇，中国的大城市们恨不能将所有名校都划拉到自己怀中。资源极端浪费。“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在一座城市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它的生产率便开始下降。”联合国经合组织官员如是说。

　　未来属于中小型的新兴特色城市。最宜居，创业、求职均不难，生活压力适中。零点的那个报告将宁波推上宜居城市宝座。宁波因城市规模适中，经济发达程度适中，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比例适中，正处于一个“不大不小、不前不后、不多不少”的最佳状态。宁波民营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居民富裕，工作压力相对较小，融合了大、小城市的共同优点，成为理想的宜居宜业型城市。

　　迈克尔·道格拉斯主演的电影《崩溃》，新失工作，前妻限时让孩子见面，而他正堵在路上，情急之下下车走路又遇劫。结果他——按美国人的方式，买了把枪，崩溃之下被警察射杀。我们不妨将这个倒霉蛋看作是大城市之过。焦虑的常见症状表现为紧张、不安、气闷、暴躁。最先是职业枯竭，然后是生理耗竭、才智枯竭、情绪衰竭、价值衰落，最后是攻击行为。

　　如果我们不想放弃大城市，不想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还有一条权宜之道就是封杀焦虑源。比如封杀那些说出“房奴”的嘴巴，老板不作榜样还说风凉话。好像没人说房奴大家就都不是房奴了。还是去行善最安抚焦虑，所以盖茨、巴菲特们最心安理得。焦虑的最后解决底线是宗教，不过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人无压力轻飘飘。摩擦力加压力产生动力，这是中学物理讲的行车原理。适度的压力是前行的动力。只是要适中。

shawshank

30年中国式压力K线图(1976-2006)

　　1976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

　　历史新一页掀开了，政治高压不见了，生存压力接踵而来。
1977年 恢复高考

　　下乡知识青年的大救星。

　　1978年 待业青年

　　一种中学毕业后坐在家里等待社会分配工作的特殊群体，20余年后，海归硕士博士都成了“海待(海外待业青年)”。

　　1979年 伤痕

　　伤痕文学热。

　　1980年 人生观大讨论

　　一个叫做“潘晓”的人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引起了刚刚苏醒的年轻人的重视，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人生大讨论”。

　　1981年 托福啦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首次托福考试举行，出国留学之路被打通，出国潮开始。

　　1982年 家用电器热

　　冰箱、空调、洗衣机被称为家庭必备的“三大件”。

　　1983年 “严打”风暴

　　许多交往过多个女朋友男朋友的人开始惴惴不安。

　　1984年 《中英联合声明》

　　1985年 5.19

　　中国足球“5·19”事件，足球事件上升为关系国家民族的政治事件。

　　1986年 物价大涨

　　家家户户水缸里盛满酱油，水桶里储满盐。

　　1987年 大兴安岭森林火灾。

　　1988年 下岗现象出现。

　　1990年 深圳股票热潮

　　“百万富翁”取代“万元户”，成为靓女择偶的第一要素。

　　1991年 第二波下海经商潮

　　一批学者知识分子夹杂其中，他们在一些实业领域开辟出一片片天地。

　　1992年 海南开发热潮

　　中国房地产界的风云人物至今还在为那时的作为睡不着觉。

　　1993年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国家公务员制度正式诞生。

　　1994年 通货膨胀高企

　　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超过了24%,是建国后计算这一指数以来纪录最高的。

　　1996年 高校开始收费

　　上大学由脱贫工具而变成致贫之路。

　　1997年 亚洲金融风暴

　　1998年 取消福利分房

　　“房奴”元年？

　　1999年 高校扩招第一年/黄金周

　　旅游度假挤死人。

　　2000年 中国加入WTO/互联网泡沫

　　风险资金、26岁创业、35岁退休成为社会流行语。

　　2001年 电脑文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重新定义了文盲标准，不会看地图、不会使用电脑，也属信息时代的“新文盲”之列。

　　2002年 毕业即失业

　　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

　　2003年 全民抗非典

　　还有可以吃的食品吗？

　　2004年 雅典奥运金牌榜第二

　　2008不拿第一，无脸再见国人。

　　2005年 超级女声
　　中国的少女都不见了，原来都参加选秀去了。

　　2006年 房地产国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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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压洲”？

　　文/陈漠

　　为什么压力最大的在亚洲
本人非常不快乐，27%的人承认不快乐，5%的人说自己根本活得很惨；韩国电影《交换温柔》里，“汉江奇迹”的生活节奏让韩国城市人始终缠绕着一种暴躁和暴躁的莫名其妙；黄子华表演“栋笃笑”时描述清晨的地铁上班族：“香港人的精神，就是没精神”；台湾都市人生活在几米所描绘的那种繁忙、压力与希望、梦想交织当中；中国大陆的城市人则在焦虑房子、教育、医疗……

　　如今的亚洲，似乎变成了“压洲”。每个亚洲人都向往香榭丽舍大街的露天咖啡座、托斯卡纳的艳丽阳光，每个亚洲人都期望生活可以慢下来，但亚洲慢不下来，亚洲还嫌自己的速度不够快。

　　西方资本向亚洲转移，同时也转移了压力。亚洲要成为全世界的加工厂，亚洲要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亚洲要让欧洲和北美有兴趣跟你玩，亚洲要迅速崛起，亚洲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亚洲要让未来的某一个世纪成为亚洲的世纪，还要让这个时刻尽快到来。而这一切，都要让亚洲以最低下的劳动成本来换取向顶级生活爬升。当这一堆迫切要求分解到亚洲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亚洲的每一个部分还要时刻提防其他部分对它们的威胁，小心翼翼地看守着自己的碗，伸长脖子看着别人的锅。所以，先有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然后有亚洲四小龙的压力；先有中国大陆的广大市场，然后有印度软件的飞速发展。总归都是亚洲。

　　有着全球“住房价格最昂贵的城市”之称的东京，市民的住宅因面积最小、人口最挤而被日本人自嘲为“兔子窝”，2003年新建住宅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7平方米左右。而在中国大陆，即使想拥有这样的兔子窝，需要付出年薪的15倍。当一个人不吃不喝15年才能独立购买到一个狭小的容身之所，你怎么敢说你能体会他这15年来所承受的压力？

　　早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两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2亿城市人住房的“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都达到一个β临界点。高房价导致5大城市家庭债务比率奇高，北京为122%，上海为155%，都远远超过美国；其他城市青岛、杭州、深圳(85%)大有赶超美国之势。

　　我们的压力当然比美国人大。

　　亚洲式家庭及社会结构

　　1853年，马克思所提出“亚洲式的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虽然在如今的亚洲已经大半被现代工商业文明和全球化所摧毁，但这些旧社会经济架构所遗存的传统家庭观念和价值观依然使得亚洲和西方有着截然的不同。

　　中日韩东亚三国有着更为接近的家庭结构。孝顺长辈和传宗接代成为东亚三国家庭里向上和向下两条伦理主线的通俗解释，上有老、下有小成为了成年人最大的压力源泉。中国的“二十四孝”目的在于让人们遗忘下一代，只向上负责；而今村昌平的《 山节考》中展现的“弃老”，则描画了日本社会放弃上一代，只向下负责的习俗。这种种看来并不人道的行为，却正反映出面临双重压力之下的亚洲人逃避压力的无奈之举。

　　如今的中国，则还有着421的中国式家庭的特殊性。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让421中的1成为了现在最受宠爱、未来责任最重的底座，无论这种压力来自物质还是精神，他们都必将孤独地承担。

　　亚洲的道德观还有着比西方更为细致和感性的划分，从每一个“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马克思语)的家庭，到社会整体价值观，它无处不在。每一个家庭角色都要担负相应的社会角色，每一个社会角色都有着相应的道德评价，这其中有着有时模棱两可、有时泾渭分明的红线。亚洲人的每一个个人行为，必定都会从道德角度成为家庭行为，甚至社会行为。这一点无论是农业落后地区，还是高度工业化的地区，都是如此。中国的农妇选择喝农药自杀，日本的财阀喜欢跳楼自杀谢罪，从个人的失败衍生到荣誉感、人生意义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对社会的责任感，背负如此大的命题，自然压力巨大。

　　现代社会的生存重压和传统的古老价值观，亚洲的压力无处纾解。

　　功利性价值观

　　德国精神治疗专家麦克·蒂兹说：“我们似乎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人人都拼命地表现，期望获得成功，达不到这些标准心里便不痛快，便产生耻辱感。”

　　是的，社会如此，世界如此。

　　最高最快最强成为所有亚洲城市的口号。台湾城市的压力来自失去标杆荣誉的失落，中国大陆城市的压力来自如何尽快成为标杆，香港的压力来自已经成为了标杆，而有人觊觎已久。

　　无论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乃至东南亚各国，资源短缺、人口众多都是亚洲大同小异的压力基础。背负最重的包袱、要走最长的路、正跑着最快的速度、但是还要完成最高的目标，让亚洲成为一个飞速前进而没有刹车的汽车，可想而知司机和乘客的压力。

　　毫无疑问，亚洲人的第一压力永远来自生存，无论是想生存下去，还是想生存得更好。但生存本身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有力证据。城市的压力来自如何在城市竞争中生存下去或生存得更好，来证明自己；而城市人的压力则是如何在这个急切盼望成为标杆并不惜抛下一些人的城市里生存下去或生存得更好，来证明自己。

　　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社会价值观是无法逆转的。无论怎样，你必须证明自己，功利价值观的计算器已经开动，你的人生将被统计。

　　不同城市间的解压妙方

　　所有城市人都觉得自己睡不够。所有职员都认为薪水不够多。所有老板都认为下属在偷自己的钱。所有的招聘广告都要注明一个必要条件“要有承受巨大压力的能力”。

　　每个人都在压力之下，每个人都在心怀怨恨，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解压妙方。

　　香港人选择“栋笃笑”式的自我嘲讽。黄子华在台上说：“负资产就等于 家铲(全家死)”，台下的“负资产”们笑得开怀。

　　上海人选择全盘接受现实。北京人选择侃。任何话题、任何地点，即使是出租车司机也能跟你侃上一小时的国计民生。那一刻，富豪生活成为平民口中的谈资、明星派头变成百姓口中的娱乐，生活的压力似乎也得到缓解。

　　成都人选择泡茶馆。茶馆的悠然天地，自然可以忘却世间的烦恼。有茶馆的楹联便是“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几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倒一碗酒来”。

　　一些人选择电视，把所有的闲暇时间交代给肥皂剧和综艺节目，不再思考、不再焦虑，思考和焦虑变成了肥皂剧编剧和节目制作人。一些人选择自我放逐，到丽江、到西藏去感受原始气息、舒缓压力。

　　丽江人、西藏人没有压力？有的，只是你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