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诺贝尔奖:一花一世界 /or being out standing in your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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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把和平奖颁发给这样一个缺乏常识，只会以夸夸其谈鼓动公众的妇女，而不是另外一些真正让我们的星球更安全的人？”在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关于“HIV病毒系由实验室中故意制造”的讲话被全世界的媒体公布后，已经持续了几年的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争议一下子进入白热状态。

和平奖的最终得主大爆冷门早已不是新闻。去年，几乎名不见经传的伊朗女律师希林·伊巴迪就战胜了呼声最高的教皇保罗二世和巴西总统席尔瓦。今年早些时候，虽然一些国内媒体还在热炒到底是布什—布莱尔一方，还是反对入侵伊拉克一方会最终赢得和平奖，一些美国的政治评论博客则早已将两者排除在外。甚至有报道指出，在评选委员会给马塔伊打电话通知其获奖消息时，已经有预先知道结果的媒体守候在侧了。

环保主义者马塔伊是否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按照正统的观点，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正如挪威前副外长埃迪指出的，“诺贝尔委员会的一项使命是确定这个时代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主题。如果将范围扩得太大，就有可能影响到和平奖的核心作用。”毕竟，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这个奖项是颁发给“为和平积极努力的个人或组织”的。而现在，正如法新社援引的评论指出，马塔伊关于艾滋病的讲话显示出，她并不能“恰如其分地实现一个和平奖得主对当今时代的有益影响”。

其实，马塔伊只是近几年来关于诺贝尔奖评判标准获得众多争议中的一个例子。因为和平奖和文学奖没有太高的专业门槛，在公众中最引人瞩目。而实际上，在专业的学术圈子里，对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和医学奖的质疑，声音更为尖刻，影响更为重大。这些争议的实质，是诺贝尔奖自身定位上的摇摆不定。在一个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如此剧烈的后正统时代中，怎样选择才可以被称为正确的选择？诺贝尔委员会对各个奖项得主的选择斟酌，便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奖项对自身怀疑与修正的体现。

在随便一场飓风便夺去3000多条生命，摧毁25万人的正常生活的事实面前，已经没有人会怀疑，环境问题将影响到整个人类未来的命运。用3000万棵绿树来保卫人类，和以暴易暴、以恐怖的手段反恐怖，两者之间，不难看出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选择马塔伊的良苦用心。

一年一年，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和生物奖的得主身上的传奇色彩越来越淡。翻开他们的履历，是几乎没有差异的平静学院派生活。这是一个没有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的时代。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天才，而是学术的规范化和体系化已经使传奇的根基不复存在。对这一事实的承认，也就令根据某个学科某一领域研究的重要性或流行程度来预测奖项得主的尝试变得徒劳无功。

今年的文学奖得主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坦言，她绝没想到自己会当选。的确，以她的作品表现的主题和运用的手法而言，同以往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都有某种截然的、在某个时代甚至可以划入两种阵营的差别。但评委会正是看中了那种“用非凡的语言激情对社会上陈腐现象和禁锢力的荒诞不经的揭示”。

苏格拉底说过，我承认自己一无所知。你可以把它解释为谦逊或怀疑，但事实上，他要讨论的，是一个关于骄傲、自以为是、偏见和判定的问题。或许是因为意识到一切价值判断归根到底都是危险的，所以现在的诺贝尔奖，愿意肯定参差多态的存在，尊重自由选择，承认每一朵花所代表的每一个世界。但丁不是说过吗:人与神的区别在于人并非全知全能，但人类的长处是用记忆保有每一种可能。

物理学奖:夸克的世界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全部来自美国，分属卡维利理论物理研究所（Kavli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看物理学奖得主的履历是一件有趣的事。如果把近20年来全部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接受教育和任职其中的研究机构全部列出，得出来的数字会令人吃惊。《华盛顿时报》说“诺贝尔奖推进了美国科学”，倒不如说美国基础科学的繁荣和实力反映在了诺贝尔奖上。

大卫·格罗斯（David J. Gross）、大卫·普利策（David Politzer）和弗兰克·魏茨克（Frank Wilczek）因为解答了物理学上最基本的几个问题而获奖:什么是组成自然界的最小模块？这些粒子是如何构成我们见到的万事万物的？是什么力量在驱使它们运动？它们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三位物理学家在1973年共同阐释了原子核中强作用力的规律:夸克彼此之间的距离越近，它们的强作用力就越弱，而当距离增加，强作用力反而相应增加。这就像橡皮筋，越是收缩，力量越大。他们对这一理论的阐释，使“用公式表示大统一场理论”的梦想离实现又近了一步。

和平奖:非洲的世界

1961年12月11日，当来自南非的阿尔伯特·卢图利（Albert Lutuli）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1960年诺贝尔和平奖时，他说，“这个奖不是仅颁给我个人的，也不是仅颁给南非的，而是颁给整个非洲的”。这一席话，对今年的和平奖得主旺加里·马塔伊来说，也同样适用。

今年64岁的马塔伊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女性。在马塔伊身上还有许多个和第一有关的头衔: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东非和中部非洲女性，肯尼亚第一个女性教授和大学系主任。从1977年开始，马塔伊发动肯尼亚妇女栽种树木，以保护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这个被称为“绿色地带”（Green Belt）的运动目前已经在坦桑尼亚、乌干达、马拉维、莱索托、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等国家得到大力推行，20多年来共在非洲栽下了3000万棵树。这一运动不仅缓解了大肆砍伐森林所带来的自然环境退化问题，还使家庭妇女有了收入来源。一系列教育活动也使当地农民学到了更先进的耕种技术。

除了种树，“绿色地带”还在肯尼亚全国上下推行公民教育、计划生育、增进健康和反腐败运动，使草根阶级的声音得以影响政府决策。2002年12月，马塔伊以98%的得票率被选为议员。随后，肯尼亚总统任命她为环境、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保护部副部长。

马塔伊说，“我们往往放眼庞大的目标，却忘记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献上一份力量。有时我会告诉自己，我可能只是在这里种一棵树，但试想一下，如果数十亿人都开始行动的话，这将产生何等惊人的结果？”

文学奖:畸恋的世界

拜电影《钢琴教师》（The Piano Teacher）所赐，本届诺贝尔奖得主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在文学界以外的公众中享有远超出前几任的极高知名度。根据她完成于1983年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的电影2001年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男、女主角和评审团大奖三个奖项，并且成为电影史上最具争议的畸恋作品之一。

故事讲述一个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中年女钢琴教师，外表冷漠严厉，但私下习惯于观看色情电影，偷窥他人做爱和自残。因为对舒伯特的共同喜爱，她与一名学生发展出一段被彼此误读的另类之爱，结果只能以悲剧告终。如果你足够细心，可以发现在电影中扮演女钢琴教师艾莉嘉的法国女性伊莎贝尔·于佩无论从长相、发型还是着装上，都与现实中的耶利内克十分神似。

耶利内克1946年10月20日出生于奥地利，她的父亲是个有犹太血统的捷克化学家，“二战”时因任职于重要的国防工业部门才免于被处决。她的母亲出身维也纳望族，使耶利内克从小就受到良好的音乐教育，并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作曲。21岁时，耶利内克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从此进入文坛。和许多奥地利作家一样，耶利内克用德语写作，并在德国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

受早年亲历学生运动的影响，耶利内克的作品带有一种冷峻、阴郁的政治批判风格。1975年的《追逐爱的女人》（Die Liebhaberinnen）、1983年的《钢琴教师》、1989年的《欲望》（Lust）是她最著名的几部小说。除此之外，她还写话剧、广播剧、诗歌、电影剧本和歌剧脚本，并且将托马斯·品钦、乔治·菲多和克里斯托弗·马洛等人的作品翻译成德文。她的最新作品是一出针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政治讽刺剧《邦比国》（Bambiland），去年上演时曾经在德国和奥地利引起轰动。

因为在作品中大量描写女性受虐和自虐等传统上被认为是性变态的内容，对耶利内克作品的争议很多。1996年后，因为奥地利右翼自由党公开指责她的作品有悖道德，耶利内克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过上了一种半隐居的生活。事实上，也是因为题材问题，《钢琴教师》的中译本在出版社雪藏4年后，才因为她的得奖而终获出版。

耶利内克是第10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之前，一度谣传今年的评审委员会急于把奖颁给一位女性。这种谣传的依据之一是耶利内克只有57岁，相对于以往的文学奖得主来说太年轻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另一个花絮是歌手鲍勃·迪伦也获得了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答案在风中飘’”一度占据了许多杂志和报纸的标题栏。

在获知得奖消息后，耶利内克表示不会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定于12月10日举行的颁奖仪式，因为她有“社交恐惧症”。

化学奖:蛋白质的世界

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两位以色列科学家阿龙·切哈诺沃（Aaron Ciechanover）、阿夫拉姆·赫什科（Avram Hershko）和美国科学家欧文·罗斯（Irwin Rose），以表彰他们在蛋白质分解机理领域中的杰出贡献。

蛋白质构成了一切有生命的事物，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科学家们已经在阐释细胞如何生成各种不同的蛋白质方面获得了许多突破，但蛋白质是如何分解的问题却没有太多的人来关注。从80年代初开始，三位获奖者就通过一系列研究，找出了蛋白质分解的秘密。

他们指出，细胞就像一个高效的检查站，蛋白质在这里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合成和分解。一种由76个氨基酸构成、被称为“泛素”（ubiquitin）的多肽就是主宰蛋白质分解的“上帝之手”。它就像是一个标签，被贴上标签的蛋白质如同接受了“死神之吻”，等待被送往细胞中的“垃圾站”——蛋白质降解体（Proteasome），在那里被切成片段，最终摧毁。最神奇的是，作为标签的泛素仅仅充当一个押送员，一旦蛋白质到达蛋白质降解体，它就会自动分离开来，从而重新被利用。

由泛素调解的蛋白质分解过程对于生命体非常重要。细胞中合成的蛋白质并非个个都是优等品，通常而言，约有30%的新合成蛋白质会因为无法通过“质量检查”而被销毁。如果这个分解过程出现了问题，比如销毁过多的新生蛋白质，或让不良蛋白质未经检查而过关，就会诱发疾病。子宫颈癌和囊肿性纤维化就是两个例子。

掌握了蛋白质分解的知识，也让制药工业可以借此研发出抗癌和其他疾病的新药。在两位以色列科学家获奖的消息传出后，以色列制药公司Proteologics随即宣布，他们正在根据切哈诺沃和赫什科的研究结果研发抗艾滋病新药。他们计划借诺贝尔奖的东风，在未来的一周内从以色列亿万富翁莫里斯·卡恩（Morris Kahn）和基因药物巨头Teva制药那里筹来900到1000万美元的投资。在2001年，这家公司用筹到的1700万美元开始了最初的研制工作。但由于资金紧张，目前还没能进入动物试验阶段。

医学和生理学奖:气味的世界

莎士比亚说，玫瑰不管被叫做什么名字，都是一样的芬芳。然而，这种芬芳的感觉从何而来？几个世纪以来，嗅觉一直是最难破解的生理学问题之一。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理，让我们可以识别和记忆多达1万种不同的气味，无论是甜美的玛德莱娜小甜饼，还是清淡的青木瓜香？

今年的两位医学和生理学奖得主，来自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理查德·阿克塞尔（Richard Axel）和任职于弗雷德·霍奇逊癌症研究中心的琳达·巴克（Linda Buck），因为他们在嗅觉系统研究领域做出的开拓性工作受到表彰。

1991年，他们合作发表了一篇奠定该领域研究基础的论文。两人发现，一个约占人体全部基因数3%、包含有1000种不同基因的庞大基因族决定了对应数目的嗅觉受体类型。这些受体位于嗅觉受体细胞上部，而后者则分布于人的鼻腔上皮细胞顶部，警惕地侦查着从鼻腔吸入的每一个气味分子。

每一个嗅觉受体细胞都只包含一种类型的气味受体，而每一种受体都只能检测到很少的几种气味。因此，我们的嗅觉受体细胞对于某几种气味特别敏感。当检测到该种气味存在时，细胞将讯号通过神经直接发送给大脑中负责感知气味的嗅球。能够感知某种气味的受体细胞将讯号发给嗅球中固定的部位，而大脑则通过受到刺激的位置形成某种嗅觉记忆模式。正是基于这一原理，我们才能够在多年以后，仍可以回忆起久违的气息。

这一研究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时候，我们对食物美味与否的判断完全依据闻到的香气。一瓶好的葡萄酒和一篮新鲜熟透的野草莓能够调动起多个嗅觉受体细胞。而一条开始腐败变质的鱼和它曾经带给你的不愉快的经历，则会让你在以后遇到类似气味的食物时本能的提高警惕。丧失嗅觉在许多保险公司的条款中都被认为是等同于双目失明或聋哑的严重残疾。

1991年后，阿克塞尔和巴克开始独立工作，但他们都把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到整个生物界。他们发现，鱼的嗅觉受体比人类要少，约为100个左右，而老鼠则略高于人类，在1000个以上。在进化过程中，一些原有的嗅觉受体会因用尽废退的原理而丧失。对于像狗这样的动物，嗅觉是它们最重要的感觉，狗的嗅觉上皮细胞总面积是人的40倍。

正是因为阿克塞尔和巴克的工作，嗅觉系统才成为人类感官系统中第一个被使用分子技术破译的系统。他们找到了为不同嗅觉受体编码的基因，并找出了某些内在的编码规律。

与物理学奖一样，今年的医学和生理学奖又是完全被美国人垄断。英国媒体对这一点颇为不爽。《卫报》引述2001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得主、英国癌症研究专家蒂姆·亨特（Tim Hunt）的话说，2003年英国科学家做得也相当好，但却无人得奖，这说明，作为冰山一角的诺贝尔奖，已经成为美国霸权铺天盖地而来的标志。

《卫报》的文章讲了个笑话:有人看到一个农夫在滂沱大雨中站在田里，非常奇怪，就问他为什么。农夫的回答是:“我要得诺贝尔奖。你知道，如果你站在外边的田里（being out standing in your field，与‘在你的领域中表现杰出’的英语谐音），你就能得到一个诺贝尔奖。”《卫报》调侃道，在今天，可能你还需要一本美国护照，或者至少是一本美国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