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看轮功李教主的反华“退团”闹剧(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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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看轮功李教主的反华“退团”闹剧         
       
        文章来源: Shayang 于 2005-03-22 18:45:50        
       
本来鉴于轮功整肃异己的狠毒手段，怕殃及池鱼，连累网站，所以表态不再在此坛公开和他们过不去

。无奈流氓护法啤酒肚不知进退，非要用肚子来惹我，所以免不得投桃报李，略作讥刺。

四年前我在《说道》论坛，轮功不顾人家的忌讳（那是对国内开放的，生怕国内封网），强行上门布

道，惹恼了我，遂写了个帖子肆意嘲笑。在其中我说，李大教主当年在国内吹小号大概用力过度，震

动了脑子，所以净干蠢事。

如今这“教主退团”闹剧不就证明了这一点？请问，教主既然是全知全能的神，那他当初为什么要加

入魔鬼的力量？遮莫教主当年入魔鬼集团，也是修炼行为，神的行为？

那位信徒说了：教主入团乃是被魔鬼强迫，没办法的事。

姑不说大陆人都知道共党组织从不强迫人家加入。要入那些烂组织，您得积极表现，努力争取才行。

我这落后分子就只有本事入队（还多次给班主任下了红领巾，留队查看，以观后效），团的大门从未

对我敞开过，我打破了头也只能在门外兴叹。所以，谁也不能否认教主当初入那魔团，其实就是把灵

魂卖给魔鬼，属于政治上的主动卖淫行为。

就算教主是如老马说的，给“绑架入团”了，那也光彩不到哪儿去。您不是神么，怎么不效法耶稣死

在十字架上，而要向魔鬼势力屈服，被魔鬼强奸呢？

另外一位信徒说了：“不对！教主入团那阵，共党及其下属组织还不是魔鬼！所以入团也没有什么不

可以的。”

那请问共党是从几时变成魔鬼的？是从宣布镇压轮功那天起，还是最近的事？如果从教主退团那天才

算起，则以前的镇压行为似乎都不是魔鬼行为了，是不是？如果从宣布镇压那天开始算起，那请问教

主为何不当时就立即宣布退团，和魔鬼一刀两断，而要不清不白地和魔鬼调情，指望前奸夫回心转意

？

那笑话还不止此。谁都知道，那魔团的团籍并不像党籍一样，是终生的，似乎是２８岁就自动退团了

，正如少先队不是终生队籍一样（声明，因为没入过，还真不敢肯定自动退团的年龄上限）。教主如

今大概也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吧？那团不是早就退了么？怎么还可能再退一次？您能两次杀死同一个人

么？

那位信徒又说了：“教主这是显示与中共那魔鬼决绝的政治姿态！既然要号召党员退党，当然自己就

要先作表率。”

我也明白这意思，不过阿，是人都知道，党员当然可以退党，因为那没有年龄限制。而教主早就不是

团员了，何来退团一说？教主这修炼行为、神的行为的唯一涵义，就是他小人家认为人的政治历史可

以在几十年后由单方面任意洗刷。所以，在超龄自动退团后几十年，只要您愿意，您的一段丑恶政治

历史便会自动消失，这就是修炼行为，神的行为。

所以阿，如果不是吹小号震动了脑袋，一般人是绝对不会想出这闹剧来的，纵然是苏秦张仪再世，谅

他们也没本事糊裱这人类弱智笑话最高最活的顶峰。

轮功李教主的反华闹剧：所谓二十万人“退党”；“退团”；“退出少先队”；

非党员宣布“退党”；
非团员宣布“退党”；“退团”；
非少先队员宣布“退党”；“退团”；“退出少先队”；

chinesehejing

他病得不轻啊！
总觉得他是个小丑！

zycoc

不用理她，国外很多反华势力理他是因为利益挂钩，我们又和他没关系，理他干吗？呸一声就得

胖胖鸭

还有这么一出那，是最近的事吗？哪根筋搭错了，忽然想起自己是团员了，真逗

freiheitde

当年的单位，必须都是党团员，为此，年青时也被动的被入过团，虽然从来没当回事，也超龄了几十年了，早已不是团员了，还是声明一下退出好。当然不用给神看，给人看吧。





下面是北大校友的退党声明

美国谢田（北大80级地质系理学学士，美国乔治亚州大工商管理硕士、市场学博士）：
　　致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委员会：

　　本人特此公开声明，撤回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递交的入党申请书。同时，声明退出共青团、红卫兵、和红小兵组织。

　　鉴于本人终于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反宇宙特性、反天理良知、反人类善良本性的真实面目，认识到其对中国人民的一次次迫害及其对人类道德的粗暴践踏，本人特此公开严正声明，撤回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递交的入党申请书。同时，声明退出以前加入的共青团、红卫兵、红小兵组织。过去所填写的入党、入团、入红卫兵、入红小兵的申请书和宣誓时的“誓言”全部作废。特此声明，神明共鉴。

　　声明人：谢田
　　2004年12月6日
　　于美国宾州费城

　　美国潘洪义（北京医科大学85届本科，91届研究生）：

　　当六四凌晨目睹军队屠杀人民的一刻，开始对那个本来就令我讨厌的党彻底不抱任何幻想。之后在学校党“领导”找我来入伙时，我口头推说，“入党会让我失去自由，还是不入罢。”，其实当时心里在说，“该恶党不是我这等良心尚存，且不想借党票得到好处的人的去处。”

　　现在，自豪于成熟理智的青年时代拒绝与该邪党为伍，却耻辱于未谙世事的少年时代被骗入该团、该队。虽然已经和倍受该邪党强奸的团、队组织无任何瓜葛，但是为了洗清耻辱，郑重宣布，当时被骗的入团申请作废，退出那个少先队。

　　声明人：潘洪义

　　多伦多张令翊（北京大学博士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博士）：

　　鄙人2001年因坚持真善忍被邪教除名，当时心中甚感痛快。今天挂《九评共产党》之雄风再次声明绝弃邪教中共，真乃身心两处并发痛快。当年在狱中听警官细 数邪教之五大特征，心中诧异为何与那一向进步追求的共产党如此吻合。今细读大纪元之《九评》方大彻大悟：原来中共才是名副其实之邪教。贼喊捉贼实在可恶。 记得当时狱中的人犯们每言中共都以“老大”称谓，敬畏崇拜之情油然于污言秽语之中。今读大纪元之《九评》方才明白：中共实乃流氓之老大也。今劝吾昔日中科院之导师、同事，北大之导师、同事和同学，暗访搜寻大纪元之醒世巨作《九评共产党》，从新认识中共。一气读完得个痛快。宇宙洪流浩浩荡荡：顺者生，逆者 亡。焕发良知，不与虎狼为伍。远离中共邪教，洁身自好。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精神，铁肩担道义，为中华之根本福祉大声疾呼。

　　张令翊
　　多伦多，加拿大
　　2005-02-17 13:48

　　澳大利亚姜慧杰：
　　
　　 退！退！退！退出所有的邪恶中共下的任何组织

　　我是一九八六年进北京大学就读，在北大的4年中，我深受当时北大校园精神“自由、民主，独立、宽容”的薰陶启蒙，我就是在这种文化和思想氛围中，自由的发展，不断完善自己的对社会对人生对理想对未来的思考。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意识和为社会的责任感。

　　然而八九六四事件一举打碎了我对中国的政府所抱持的理想化信念，当全中国的媒体铺天盖地的把我亲身经历的挚诚学生的爱国救国举动诬蔑成反革命暴动的时候。我迷惘了，我没有想到这个一直灌输我们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的政党和政府及竟然会是个撒谎的流氓。

　　在随后的政府强制下的人人过关的思想过滤和整肃下，北大的自由氛围开始消散，人们开始一心追逐物质享受，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人，摧毁了 人性，摧毁了民族的骨气。连同北大精神都被他彻底摧毁。他们压制一切与他们不同的思想，在他们对民主人士，法轮功，地下教会的打压中我清楚地认识了中共的 的独裁和邪恶的本质。我在此郑重宣布，我退出中共统治下的任何自己参加过的组织，包括共青团，少先队，红小兵还有工会类的任何与中共有关的组织与所谓的党 团组织给给与的“荣誉”称号。我要尽我所有让更多的世人认识中共残忍的本质。让觉醒的世人不再受中共的欺压，让中华民族的精神不再被中共继续凌辱。

　　姜慧杰
　　澳大利亚
　　2005-02-16 07:30

　　日本东京庄金钟 ：

　　退团声明

　　初中时，因为成绩优秀的先入团，所以当时还把入团当成一种荣誉呢。还认为中共讲的都是对的。当时国外广播被当作“敌台”禁止听。父亲喜欢听，我曾劝他别 听。后来上北大，有机会到国外留学，才知道中共讲的很多都是胡说八道，在愚弄人，不是个东西，但也没想到那么坏。读了九评，才知问题的严重性。它把中国人 害惨了，它是邪灵，是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死敌。为了彻底清除中共邪灵的影响，特此声明入团及入邪党其他组织的行为作废。同时希望中国人都来与中共邪教组织 分清，尽快摆脱中共邪灵控制，拥有一个美好□未来。

　　庄金钟
　　2005-02-21 06:27

　　美国王枫（北大理学学士、美国理学双硕士）：

　　正式声明退党
　　
　　我小时被发展入少先队，曾经不够年龄就被发展入共青团。上高中和大学时是班里的团支书。 上大学时系里的党支部发展我入党，我记得当时并没有这愿望，但是为了所谓的“前途”就入了。不到一年，就发生了六四，我很难相信XX党所领导的军 队和政府会向民众开枪。当时我很想退党。听说不交党费就算自动退党，我就那么退 了党。那时才二十岁。从那以后我意识到加入XX党是个很耻辱的事。

　　看了大纪元的““九评”，我才意识到XX党的邪恶本质和对世人的毒害。我很高兴 大纪元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在此我正式声明退出XX党, XX团, XX队。我以前所交的所“入党，入团申请书”及宣誓作废。

　　王枫
　　美国

美国叶青 （北京大学80级学生）
　　正式声明永远退出共产党

　　借大纪元退党网站宝地，我正式声明永远退出共产党这个邪教恐怖组织，多年没有说出的话今天痛快地说出来。同时也呼吁北大的教工、学生、校友都来退党、退团，齐心协力摆脱共产党。鸡年行大运，退党保平安。

　　叶青
　　北京大学
　　2005-02-18 13:32

　　大陆钱思同

　　我于2000年已自愿退党

　　我，钱思同，名不见经传，二十一岁那年入中共党，即从事经济、政治、哲学等理论学习和工作，十五年之后，猛然醒悟中共体制是压榨人性的奴才体制，这个体制 是以诈执政，这跟我善良的人性格格不入，我之个性可综括为一个“真”字，而中共从头到脚都是一个“假”字，于是，我于2000年自愿退党。退党之后，我成 了自由人，继续利用上天赋予每一个人的良知和才能，多少也使用了一些在北大读书时所学习的经济、政治、哲学知识，潜心于哲学理论、经济实战、政治斗争等各 个领域，矢志把中共这个舶来品彻底扫荡出中华大地，恢复中华民族五千年之精神文明。

　　钱思同
　　大陆
　　2004-12-16 13:16

　　北京廖奕然

　　 在读大学时已经看破共党

　　很不幸，也很幸福呵　在读大学时就已经洞察共党本质，绝对不加入此没希望之党派，所以，今天谈不上退党。在此附和，更觉得共党必然灭亡，必须灭亡。就像我们在北大时讲的：共党不灭，北大不兴。

　　廖奕然
　　北京
　　2004-12-14 17:56

　　纽约胡朋

　　严正声明：永远不加入共产党

　　我本人不是共产党，也从未申请加入过共党。尽管在高中及北大就读期间，曾有各级书记百般拉拢引诱本人靠近党组织，并以不能分配到中直机关相威胁，也从未动 摇过本人坚决不入恶党的决心。父母亲也曾多次力劝本人要尽早混入党内，”劝进“非但未成，我的有三十六年党龄的老父反倒让我在于一九九五年终于给劝说退党 了。当时党组织起初是不允许退党，但见老父铁了心要退党，最终竟给予“劝退”处分。足可见这恶党是十足的“阿Q”革命党。“劝退”的确是事实，但“劝退 “老爸的是他儿子！

　　现在，我借用大纪元一角，再次郑重声明：本人今生今世永远不加入共产党！我还要尽我最大努力阻止我的子孙后代成为恶党成员，力劝我的已入共党的亲友尽早发表退党声明，还要劝所有的身在中国大陆的非共党亲友都尽早公开声明永不加入共产党。

　　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人都公开声明永不加入共产党。只有如此，那些已声明退党的孟伟哉们才不再孤单；只有如此，那些还在犹豫退党的共产党员们便会痛下决心；只有如此，那些欲置孟伟哉们于死地的恶党恶棍们才会有所收敛；只有如此，那些大大小小的江泽民胡锦涛们就会有如过街老鼠一般；只有如此，那恶党再邪再庞大也将很快断子绝孙！

　　我们就是要公开地让共产党明白地知道：我们不怕你！我们不服从你！我们坚决不同你同流合污！我们及我们的子孙将永远不给你提供任何新鲜血液！我们鄙视你！我们将会让你们全党都在我们面前发抖！

　　胡朋
　　纽约
　　2004-12-13 08:27

　　大陆王新策（ 某省理科高考状元）

　　退出中共党

　　我是一个诚实善良的人，今年37岁，北大毕业，高考是某省理科状元。入党后才发现共产党是假的，我被骗了！其实我已于前年（2002年）退党了，今天是声 援一下大纪元，我现在已辞去公务员职务有3、4年了，自己做买卖。我希望世界和平，人人民主、幸福、自由、公平、公正。我觉得炼法轮功的人是对的，真善忍无容质疑是做好人的准则。我真想找着一个真正的法轮功人教我道理，可是在这个红色恐怖共党国，不敢明来，否则掉脑袋。呜呼！吾谁与归！天下到哪找清莲 呀！！！？？？

　　王新策
　　中国大陆
　　2004-12-06 09:19

美国王秦川

　　退出共青团

　　本人在二十几年前的中学时代误入共青团，特此郑重声明退出, 在那被欺骗时代所说所写一切维护共党言论全部作废。

　　王秦川
　　
　　2005-02-16 01:46

　　美国文中（理学硕士）

　　声明一：从肮脏中彻底解脱

　　以前自以为“荣幸” 地向别人吹嘘：因为考上名牌大学，我被高中自愿地 封为“团员”。 虽然作为团员我并未参与什么危害别人的共青团活动，但是在大学期间 总是每周都去听报告、 学习文件， 那可是在危害自己——把自己溶入了那肮脏的氛围中。 现在遇到真正荣幸的机会了——把自己的心灵从那肮脏的氛围中解脱出来——彻底地！

　　文中

　　声明二：退团

　　80年代被一个一流大学录取后，我所毕业的高中自动的为我开了一个团员证书以便使那个一流大学认为我在高中就入团了。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申请过，因此也没有宣誓过自己是团员。 为了抹去邪恶给打上的兽的印记， 虽然已十多年没有与那团组织有任何联系， 我还是要声明：退团。

　　文中
　　USA

[ Last edited by freiheitde on 2005-3-25 at 00:16 ]

freiheitde

古往今来，爱国主义始终是一个时代话题，也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含义。在当代，我们的爱国主义表现是什么？有的人说，爱国就是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的人说，爱国就是要反对中共，因为中共对中国的统治是非法的，中共统治中国五十五年时间里，所到之处总是伴随着饥荒、战乱、暴力、恐惧，中共的专制制度就是一种封建主义的现代翻版，没有中共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好。我们不但要反共，而且还要为结束这种专制而努力。那么，反共是什么？爱国是什么？反共与爱国有何关系？为了弄清这些问题，让我们从追溯历史开始。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曾经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这些贡献对整个人类的发展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

是什么使得中华民族在华夏大地不停地生存与发展？除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传统美德等之外，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把中华各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尽管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不断地以分分合合的形态展现出来，但每当遇到外敌入侵时，中华民族又表现了团结。当历史的车轮驶向十九世纪中叶，世界各国战争风起云涌，中华民族也因为从鸦片战争起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任人宰割，腐朽的清王朝根本就没有能力挽救中国的败局，各种变法、改革都相继失败。后来，在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当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从而民主共和又被专制复辟。但是，中华民族此时又联合起来，讨伐袁世凯，使袁世凯的皇帝美梦破灭。由于各种原因，当袁世凯倒台之后，各利益集团又开始相互混战，瓜分天下，直到北伐战争，中国各力量才基本上过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

或许中国的历史进程注定要在曲折中发展，这是一种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是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当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共产主义这种幽灵时，中华民国就面临了巨大的威胁，只是这种威胁在早期是隐蔽性的、潜伏在人们不注意的角落里。共产主义这种理论在世界发展一百多年来，对人类历史所犯下的罪行是很大的，难以竹书。共产主义是一种大私有主义，它的产物也是一种大私有化的产物。由于共产主义的政党即中共，在早期时机不成熟，力量很小，它就善于伪装，把很多有生的力量加以吸引，使人们错误的认为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共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间，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作为幌子，用谎言把中国人民以欺骗并趁外国势力侵略中国、国民党奋起抗战之时，不断地聚集各种力量，这为后来中共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取得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好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致着中共用暴力与谎言夺取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权，使专制体制复辟成功。中共之所以夺取政权，这与中共所宣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很大关系，因为中共就是打着“民主革命”的旗帜。然而，当中共的政权巩固之后，中共所讲的民主从来都没有实现过，政治以专制的形式存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已有五十五年之久，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始终被中共的专制所控制。

中共在政治上的专制体制，使得中国人民只能像奴隶一样生存与发展，如果你想成为奴隶主，那么你只有加入中共集团，并且不断地为这个专制集团效力，把你的一切个人利益、人的生命置之度外，那么你就会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奴隶主。中共统治集团剥夺人们的政治权利，人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权利被剥夺，甚至于很多人的生存权也被剥夺；中共剥夺了人民的自由，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其他自由被中人无情地剥夺；中共在政治上，用暴力与谎言、欺骗的方式来统治国家，当这个统治集团出现危机时，它就会用政治的方式发动群众，让群众以中共的利益为重，互相残杀、人人恐惧，这样，中共的统治危机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缓和。除了在国内用暴力运动、思想运动之外，中共还要煽动民族主义把暴力输出，转移人民的视线；中共拒绝实行政治改革，对民主政治恨之入骨，对敢于挑战中共专制的力量进行无情镇压，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共专制集团把社会财富占有，人民的生存条件被中共所控制。人民的私有财产被中共控制，只要中共需要，它可以无偿地把私有财富国有化。中共专制集团控制人民的私有财产，实际上就是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民主和信仰的基础。土地、企业、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中共都可以根据其需要支配。中共统治下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财富绝大多数被中共的官僚非法地占有。在中国，“富人们”的财富很多是通过非法手段，而在民主国家，财富的积累是在法律所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中共也有法律，但是中国的法律只代表中共集团及其既得利益者们的利益，而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国家的文化被中共的党文化所代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华被中共最大限度地破坏了。中国人民不能继承几千年的传统美德，而只能在中共所定的文化道德领域内发展，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党文化无处不在，从幼稚园开始，人们就被强制地注入了党文化的基因。西方进步的文化在中国往往会被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知识分子的真实才能得不到发挥，中国人的创新思维、创新才能就因为中共的文化专制制度落后于西方国家。其实，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力水平不足，而是因为中共专制所障碍。

我们有无数多理由使我们不得不反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我们反共，就是因为中共对中国的统治在各个方面令我们不满，但我们并不是不爱我们的国家。要爱国，就要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要关心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教等各方面与世界其他发展国家之差距。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国家如此地落后于西方民主国家呢？有很多人把它归结于中国人的素质之低下。而素质问题难道不是中共专制恶果造成的，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体制，我们如何去发挥才干！我们的思维之僵化、我们的行为之拙劣、我们的精神是如此之麻木、物欲主义严重地腐蚀我们的进步，这些现实的问题我们应该去探索其根源。

中共历来就让我们混淆一个基本的概念，也就是“中共”和“中国”。有无数人总是错误地认为“中共”就是“中国”。如果不爱中共，就是不爱中国，反共就是反华，反共就是不爱国。其实，中共根本就不能代表中国。中共只不过是一个党集团，而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家，在没有中共的历史里，中国的历史车轮仍在行驶，中国并不会因为中共的灭亡而停止发展，相反，没有中共，中国将变得更好。只要你看一看中国统治中国五十五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近八千万人非自然死亡的代价，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共是好的？有人说，如果中共倒了，中国将会天下大乱，就会四分五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前苏联倒了，但各加盟国还仍然存在，仍然稳定地发展，比苏联时期更好。以前的苏联各国绕圈子七十多年，最后还是回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起点。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再信中共了。

中共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总是利用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结。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就会变为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就是不顾历史与现实的状况，一味地煽动人们对其他国家的仇恨，并且试图用一些无谓的事件把民族主义极端化和复杂化。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都应得到人类的共同认可，世界各国要相互支援与合作。尽管每个国家的背景不一样，但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不能一味地排外。中国有很多人都做一些荒唐的事情，他们认为通过抵制什么日货、美货等，日本美国等就会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中国人民必须认识到世界发展的主流，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要走自由化、民主化、法治化的道路，绝不能用所谓的“国情论”来排斥一切民主自由的诉求。如果中共拒绝民主改革，只能使国家在世界上很落后、更孤立。

中共的大国沙文主义，使国人形成了藐视其他国家的不良意识。中共为什么非要自以为是，非要把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其恶果就是使中国与世界主流社会越走越远，人们对民主国家充满了敌意。中共统治集团利用人民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来转移国人的视线以缓和国内矛盾的做法也众人皆知。从越战到台海危机，这无一不是此手法之表现。

在中共的统治下，有无数人都标榜自己是爱国者，都在整天高喊爱国口号。然而，绝大多数人都是以爱国作为幌子，不断地为自己的私利而行事。那些叫得最凶的人，很多是一些中共党员信徒或是专制制度过的鼓吹者，他们的目有很清楚，就是要进入这个专制集团以谋取更多的利益，即使不加入这个集团，他们也会利用这个集团的势力来达到自己目的。这种类型的人根本就不配称为爱国者，至少他们不是真正的爱国者。

那么，真正的爱国者是什么人呢？就是反对中共专制统治，想把中国带入一个民主自由的世界的这种人。爱国者不一定是反共者，但是反共者一定是爱国者。因为反共者如果不爱国，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漠不关心，对人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民主自由加以排斥，那么他们的反共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爱国者就是反共的爱国者，只有他们才会认识到中共的真正本质，才会要为埋葬这个罪恶的专制政权而奋斗，那怕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不反共就不是真爱国，而是假爱国，想借爱国之名，行私利之实。要爱国，就必须反共，只有埋葬中共专制，中国人民才能真正地获得自由、民主和解放。

爱国者爱国是没有罪的，而爱国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反共以及反对一切专制独裁，所以反共者反专制独裁者也是无罪的，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如果推翻专制政权是不爱国的表现并且是有罪的话，那么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中共推翻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岂不也是有罪？所以，爱国无罪，反共也无罪。为什么中共自己可以推翻其他政权，而自己的专制政权不可被推翻？中共同样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因为中共颠覆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一个政权颠覆了另一个政权，根本就不存在有罪与无罪之分。

八九民运之所以最后被中共血腥地镇压下去，原因之一就是八九民运只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最主要强调是爱国运动。这场运动至始至终都没有提出要反对中共专制，没有对中共的统治的合法性进行挑战，它最开始要求实现改革、要民主，而最后却发展到要中共承认学生们是爱国的。因为强调是爱国，没有反共，因而中共专制不仅没有“施舍”民主，反而要用暴力血腥镇压。事实证明，当国家受专制政权的奴役统治时，人民只是高谈爱国而不反对专制政权，那么，这种爱国行动最终必然失败。

在当代中国，如果我们是真爱国，那么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专制统治，我们必须反中共专制。如果中国不能通过和平的变革过渡到没有共产党社会的话，那么通过其他方式使中国过渡到民主社会也是可行的。我们要付出实际的行动。基于当前的现实状况，我们要对以下几点加以重视。

首先，我们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打倒中共专制的垄断控制地位，为将来的社会变革作好思想基础。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就要把很多重要的被禁止的资讯、资料文献、书籍通过任何方式在大陆进行传播。让民众了解真相，重新审视历史、现实和未来。揭露中共血腥镇压学运的《天安门文件》（又名《中国六四真相》）以及各种有关六四的真相资料让广大民众了解，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共的本质进行深刻揭露与批判的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书籍及其图像资料、多媒体资料向国内广泛传播，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从思想上清除中共的毒害；要把其他禁书，如袁红冰的《自由在日落中》、《金色的圣山》、《回归荒凉》和《文殇》尽可能快、广泛地用任何方式传入中国，这些都有利益人们认清中共本质。《九评共产党》是最重的著作，这本书很有利于人们推翻中共。

其次，号召人们退党退团退队。目前，由九评退党所引发出来的浪潮正在不断地冲击中共政权，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退党（团）也是终结中共统治一种方式。目前快有五十万人退出中共了，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共将被迫公开应战，到那时全国人民将响应我们。

再次，除了海外的各种民运力量要重新组合之外，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力量也要重新发展起来。凡是知识份子都应觉醒，从根本上摆脱中共对思想的控制，然后以笔作为武器，与中共彻底决裂，号召人们起来结束中共专制。最重要的是实际行动，要联合各种被压迫力量及反共力量。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只有强大的人民力量，才能对中共的专制形成对抗。中国民主党及其它民主党团体绝对不能在此时发生任何分裂，而要团结起来抗击中共专制。

最后，尽可能地用非暴力革命使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用暴力或暴力与非暴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放弃革命的权利就等于放弃一切！”如果孙中山不用辛亥革命，清朝可以不会在那时被结束，中华民国也不会那么快都建立起来。专制与民主是一个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的过程。

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一定能够胜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作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历史责任之重大，道路是艰难险阻的，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并付诸伟大的实践，那么，中共专制必然倒台。民主自由的旗帜不能倒，我们必须将反共进行到底，直到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为止。

freiheitde

一个民族的未来最生动地蕴涵在教育的内核之中。可是我们的内核发霉变质已有半个多世纪了。
教育是播种，你种下什么，将来收获什么。

就一个社会来讲，未来图景的辉煌或暗淡，至少有百分之五十决定于教育的取向、内容和方式。

而所谓教育的取向，我在这里是指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能独立思考、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还是培养“家奴”（完全不需要思考能力，完全没有人格尊严的 “顺民”、“良民”）。一个社会，所办教育只有“定向”在培养“人”这样的目标上，其未来才会辉煌。而我们的社会最忌讳、最怕的就是自己的公民有独立意识、有头脑、有做人尊严的要求。

中国目前在教育上出现的问题，已远远不是“失误”两个字所能定性和概括。“失误”总归是无意的，不自觉的，非所愿的。而中国教育今天的状况则是中共长期自觉而为的结果。一个社会只要是专制性质的，那么它推行的教育就只能是愚民教育加奴化教育。我发现许多人忽视了这一点。不改变中国社会专制独裁的性质，中国教育就永远不会摆脱被“捆绑”的命运，不会改变扼杀人的“性灵”人的尊严、制造“愚民”的性质。

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中国的教育简直办得太出色了太成功了太有“战略眼光”了，我们今天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独裁者是从根子上把“确保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问题解决了。因为只要“教育系统”源源不断向社会输送的是“愚民”“顺民”而非有独立人格独立意识的人，那么不管中国社会未来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都难逃“少数统治多数”的魔掌，最终都得重回一党专制的“轨道”。

正因为独裁者办的教育太出色了太成功了太深谋远虑了，所以我要说，如果换个角度，如果站在整个民族的立场，中国近50年来施行的教育简直就是断子绝孙的教育，是“自毁长城”的教育，是导致中华民族长期愚昧、重蹈东亚病夫之境的教育。

有人可能会问：谁愿意断子绝孙呢？谁又想自毁长城呢？统治者不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吗？是的，没有人愿意断子绝孙，没有人要自毁长城。但由于统治者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它的这一地位必然导致的无限膨胀的权力欲和私心，使它别无选择地站在了整个民族对立面，且与整个民族形成了“二律背反”的关系：凡是对民族的长远发展有利但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的事，他们就坚决反对；凡是有利于他们的统治但有损于民族未来的事，他们就毫无顾忌地去做。教育是一支笔，书写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也书写着统治者的未来。统治者自然要利用这支笔，尽可能地把未来描绘成他们理想、他们盼望的样子——人民永远是“愚氓”，他们永远是主人，以此保证“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让我把话说得更明确一点吧：今天统治着中国、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这帮人，是中华民族肌体“内生”的一个恶性肿瘤群，一群民族异己分子，一伙新式的戕贼，海盗，他们压根就没有把自己当做中国人，他们其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国只是“暂住”。当他们在中国享受够了，肆虐够了，捞足捞够了，或发现自己统治的根基动摇了，不稳了，“社会主义航船”摇摇欲坠了，他们会立即“蒸发”的，立即——像一群海盗——弃“船”而逃的。

然而这群海盗至今每人都还带着一副“民族振兴者”的面具，每人手持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的盾牌，他们面对电视镜头时，至今仍一脸道貌岸然、要救百姓出水火的样子。他们究竟是什么货色，我们其实只看两件事就能清楚。一件事我们看他们如何办教育，另一件事我们看他们如何对待环境。教育和环境，都是关乎我们民族未来的大事。正是在这样两件大事上，这些头顶“民族振兴者”、“国家领导人”光环的窃国大盗，漏出了自己的马脚。中共独裁者用于教育投资的数额之低，掌控教育的手段之严厉，以及办教育的方式，无不说明它是中华民族这棵大树身上的毒藤；而他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和做法，更表明他们压根就不考虑、不关心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将来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只要一说起教育（包括治理环境），这些道貌岸然的“民族振兴者” 就会举起“国家穷”这面旗子。但是他们大吃二喝起来，却一点也不显“穷国”的样子；他们搞“形象工程”的时候，出手也极大方；每年被他们“换名存盘”的国有资产，更是不记其数。在教育（及环保）上“节约闹革命”，说明什么问题呢？只说明一点：他们并不是这里的主人，而是一群“暂住”者。正因为他们是“暂住”者，所以他们并不在乎中华民族的未来什么样。他们“博大的胸怀”早已大白于天下了：只要自己吃足捞足享受够了，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教育和环境，正在成为射向我们民族心脏的两支毒箭。而发射这毒箭的人，今天正以“民族振兴者”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统治着我们。由于我们被这些“占领者” 统治太久了，以至于竟忘掉了自己主人的身份，而误把这伙强盗当成了这里的主人。让我们快快醒悟，认清这群窃国大盗的嘴脸，快快团结起来，协力赶跑这群占领中国这艘巨轮半个世纪之久的“海盗”。

中共不除，中华民族永无复兴、振兴之日。

[ Last edited by freiheitde on 2005-3-25 at 00:37 ]

freiheitde

吴葆璋先生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余年，曾是新华社驻巴黎记者，89年因不满中共杀害无辜百姓而辞职，后受聘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直至退休。他的记者生涯经历两种制度，独裁和民主，他表示中共搞统战，特别是在海外搞宣传统战这一套，包括许多中外人士都没有看清它的实质：把海外独立媒体变成中共的喉舌。
记者：中共在海外对媒体搞统战，具体是怎么回事？

吴先生：这件事情在海外有了很多披露，但我能告诉你的是，让我感到很吃惊的是，前年在中宣部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跨部委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专门处理对外文宣的工作，在这看的很清楚，除了一些宣教以外，还有一些组织的措施。所针对的对象是各大机构的电台，广播，报纸，也就是做这里边的人的工作，想通过各种关系影响这里边的报导方针，使他们能够把中共所需要的东西报导出去，把中共所不需要的东西不报导或少报导出去，这就是他们所有的努力。这是值得密切关注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海外的媒体，只要有一点独立性，就是他们所针对的目标。

记者：您能举一些具体例子吗？

吴先生：2000年我被中国驻巴黎参赞叫去，说要和我喝咖啡。我去了咖啡店发现他来的时候带一个大口袋来。开宗明义，他上来就讲，吴先生，我现在要和你谈法轮功的问题。就是在你所领导的法广不要再报导法轮功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是邪教，我给你带来一大堆材料。我才明白他那个口袋是他们印的小册子，录影带，CD。 我说，第一，你别忘了我们谈话的地方是法国，不是中国。第二，我所领导的机构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法轮功的事情，没有经过任何独立的媒体调查，你们把他打成邪教，我们就跟着你们说他是邪教吗？这是不可能的。法轮功的事情被你们弄得政治化了，而且国际化了，我认识的人，包括阿拉伯人，印度人，我这个法广有点象个小联合国。各国人都有。他们不一定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一听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都非常愤怒，他们认为这是人所不能共耻的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不让我不报导法轮功，我是失职的。我作为一个独立的正直的新闻工作者，我是不能不报导法轮功的。

另外，我的广播是对华广播的，法轮功这么多学员，无故受到了这样迫害，他们一些人逃到了国外，在国外仍然受到各种干扰和迫害，他们在国内的亲友一定想知道在国外的法轮功亲友的情况，国外的亲友也一定想知道在国内的法轮功亲友的情况，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也希望你们能从新审视一下法轮功，特别你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官员，应该如实的把国外舆论和国外法轮功学员他们的真实情况报告回去，不要按领导意图做报告。

我想我这段经历，在英国，在美国，在德国，只是中国官方在法轮功的这个问题上，在对外宣传上，在搞统战上的一个例子而已。他们这方面工作是大量的。比如在全世界外交部网站上，只有在中国网站上开辟了反对法轮功专栏。这件事情让曾是外交部的人感到好笑，这件事情和外交有什么关系。他们发动大量人力物力，在一个问题上，在一系列问题上，想让你接受他们的观点，不只是说服你，而且用各种办法诱导你，控制你，威胁你。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工作。有记者问我，中共的特派人员已经打入了海外的媒体机构，你了解不了解这样的情况？我的回答是，我呢没有证据来说明谁是派进的人员，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中共当局是不会放过你们这样有影响的国际媒体的。这点是绝对肯定。

记者：前段时间，中共国内国外重炒自焚，把美联社又请到国内，后来美联社就出了一篇和中共口径一样的文章，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吴先生：关于自焚，有个最简单的问题。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如果需要了解真相，必须通过多方面的，多家的，独立自主的媒体自主地进行调查，才能得出结论。你不能说在我家发生一件事情，我做一个调查，然后得出结论，这是非常荒唐的。任何有一点常识的人都觉得这里面是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东西的。所以他们坚持这样的做法，是为了继续诋毁法轮功。我始终认为法轮功是提倡另外一种人生哲学的运动，不是什么邪教。因为我见过邪教，在中国的农村，在法国，我都见过。这种邪教是藏在小角落里，不见人的活动，搞这个东西。法轮功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在法轮功被禁止以前，多少个中国的官方媒体，电视台，用多么洪亮的声音说出“法轮大法”这四个字，怎么一夜之间他就变成了邪教？我知道他们曾到天安门去，为了争取一点活动的空间请愿，那么这样的活动触怒了中国官方，它就要制造出一个罪名，说你是邪教。还到处告你，和外国人说你是邪教。这等于它们自己把法轮功的事情推到了国际舞台上。适得其反。国际上，包括我所认识的一些法国的国会议员，无论左派，右派，他们都有人强烈的反对镇压法轮功。认为不管是一种信仰，你对他有什么看法，不能这样做。即使是一个邪教，也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也就是通过真正的法律程式，法律传讯，到法庭打官司这样来解决。不是半夜把人抓去，弄到牢里，打得死去活来。这是中世纪的做法。所以很多国际有志之士已经开始明白,中共所宣传的法轮功是一种x教只不过是罗织的罪名。正像它们几十年来罗织了地富反坏右，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人，反革命叛乱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它们一定时期就要制造一批政治上不可接触的人，制造这么一个阶层，通过打击这个阶层，实现它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次又一次制造阶级敌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了它们这个做法，像赵紫阳这样的人他们都明白了，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谈不上民主和法制。它们说我们现在有法制啊，你有什么法制啊？如果一个国家有了法律就是法制，那秦始皇那个时代早就有了法律了，秦汉时期中国就是法制国家了，是吧？所以它们在无产阶级专政这点上始终没有放弃，这是最危险的，它们还坚持这样一个教条，用这样一个宣教，来镇压它们认为任何不顺眼的人，任何它自己认为不愿意跟着走的力量。企图以这个东西来制造一种假像的稳定，就是把这种稳定建立在多少人无辜死亡这样一个基础上。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教育下做出来的这样一个事情。有很多人，我认识的国际人士中，已经明白了，对法轮功的指责就像当年对右派的指责一样，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中共政权制造的又一次政治斗争。

记者：英国BBC前段时间搞了一个中国周，请问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吴先生：现在西方有些记者，特别是欧洲的一些记者，他有一种迷思。他就认为在中共体制下仍然可以进去做一些甚至中共不大喜欢的事情。因为开放改革了，或由于各种原因。这个中国周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所有的即使用英文进行的敏感一点的题目都被中共取消了，都发不出去。从这意义上，我不知道BBC此举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要在中国创自己的牌子呢？还是要真正为中国和世界的听众更好的了解中国做一点贡献呢？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所怀疑的。因为如果真正想客观深入报导中国会有其他办法的，用这样一种秀的办法，我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看，不知道这要花多少纳税人的钱，而这些钱是不是花的太冤枉了一点？

记者：BBC它有个节目叫《问答时间》。这次他们在上海做的，中国观众是看不到，都是在国外播放，用英文。对这样一个节目，您怎么看？让一些中国人的觉得，BBC 也可以在我们中国自由做节目了，中国也有观众说中国十年前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吴先生：是的。中共接受BBC 去做这个东西，目的很简单。就想在它开放改革的脸孔上再加一道好看的油彩。向世人说，你看我开放了，我改革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实质上他们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对所有的节目进行非常缜密的审查，只有他们通过，即使是用英文讲的东西，他们通过的东西才能过。他们通过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歌颂开放改革，歌颂世界贸易，歌颂中国GDP又上了多少，中国的文明有多么伟大，让人明白或不明白这样伟大的文明是不是就是共产党的？所以这样的东西双方都有需要。西方记者的迷思给我的感觉是要向统战高手的中共玩一点统战，我是从好的意思上理解BBC的动作。但是中共正好把球接过来，在自己脸孔上再加一道开放改革的油彩，仅此而已。

记者：另外，中共在海外限制它不喜欢的媒体，像大纪元，新唐人这些讲真话的媒体，它们都用什么样的手段呢？

吴先生：它把媒体拿去划一下类，分个左中右。左派，尽量提供新华社的新闻，在采访上给以特别的照顾，让他们搞一些时髦的独家的东西，就是从业务到技术安排上给以充分的照顾。中间派的报纸，它们采取拉拢的做法。请你吃吃饭，谈谈话，给你提出要求，有些事情是不是不要报了，应该反击啊，做这种事情。对立场坚定，非常独立不愿受控制的媒体，有几种做法。一是他们通过掌握的媒体攻击这些个媒体，通过他们指派的媒体指责独立的媒体，说他们是卖国，汉奸，什么脏话都可以说，诋毁这些媒体。另外一种做法是切断他们的广告来源。因为当地的媒体都是当地的广告，当地的商人经过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不给这些媒体广告，断了他的财源，收入。除这以外，它对这些媒体，这也是它们工作的重点， 对编辑记者做个别的工作。请他们吃饭，用各种软硬的话跟他们交涉，或者你退出这个媒体，或者你写东西的时候要按他们要求的写。厉害的时候他们动用当地国的力量来反对这个媒体，甚至威胁它们的存在。中共有一笔经费来支援所谓的民主主义政党或它们的兄弟党，比如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道报》驻北京的经费是由中共出的。另外。在五十年代，它们培养一些人为它们的亚非兄弟国培养游击队员、军事干部，还给与金钱和武器装备的支持，这么一大笔钱作援外的。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决定把原来援助民主解放运动和兄弟党的经费收回来，用于对外宣传。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的对外宣传经费的主要来源。那么，现在估计可能也不止这一种来源了。所以，他为了在海外立足，在海外搞统战，特别是搞对外宣传，争取海外的媒体，不仅有强大的班子，阵容，缜密的工作计划，而且有强大的经济来源。

记者：听说您也是新唐人的观众。这段时间新唐人对亚洲广播的这颗卫星，就是欧洲的卫星公司把合同终止了，亚洲的观众看不到新唐人，如果有一天您在法国也看不到新唐人，您会怎么想？

吴先生：我想法国记者无疆界组织已对此发言了，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这完全是中共在背后运作的结果。我想记者无疆界组织会想一切办法使新唐人和那家卫星公司的合同能够继续下去。如果不能继续下去的话，也想把为什么这家卫星公司终止合同的真正原因揭示出来。我个人看法，从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埋藏了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以后，某些西方资本与中共政权已经实现了在中国的反民主的慕尼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但是很多人却回避这个问题，不愿意这样想。这表现在中共政权和西方国家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说给很多法国人，他们都不懂，怎么会和一个共产国家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里边的得与失，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实在不清楚。所以我觉得新唐人这样一个问题也完全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但是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他们个人有个人的目的，个人有个人的利益。而且欧洲人他不可能永远做一个不承认欧洲价值的欧洲人。这种人可能在一时维持一定的局面，做一些事情，但长久以来，如果一个欧洲领导人没有一个欧洲宪法里面规定的欧洲人标准，不符合欧洲人的条件的话，我想这样的政权也不会维持很久，因为欧洲是民主的，在实践着民主。

记者：吴先生，您做新华社的记者几十年后，又到法广工作，在这种自由国家做记者，您觉得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吴先生：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一个是结构的区别。在新华社，和在中国的其他单位都一样，是两套人马。就是说有一个新华社的编辑部，有一个新华社的编委会，但是同时有一个新华社的党委会，有各级的党总支和党支部，它是一个双重机构。那么在所有遇到的重大问题上，人事问题上，报导方针问题上，编委会只是外面的一个牌子，真正要说话的是党委。这个稿子能不能发，应该怎么发，真正的决定权是从党系统下来的，这个编委会是虚设的。在西方我所在的法国这样新闻机构是没有这样的双重机构的。从西方人的观念来看，他也付不起两套人马的钱。所以我在法广工作那段时间，每一个记者都是一个责任编辑，就是说你自己所有电台里的采编播都是一个人做，这是一个责任制，没有一个播音员的制度，就是你给我写稿子，我给你念，没有这样的。另外，这个法广是外交部出钱办的一个国际广播电台，法广的所有的报导方针他是不应该干涉的。在我退休以前，我没有发现有什么人明确的跟我说你要发这个，你不能发这个，就像中共中宣部向所有的报纸，广播电台都要下指示，这是一个结构的区别。

另外一个是报导方针上的区别，最大的一点就是说中共它的新闻机构不是真正的新闻机构，是宣传机构。新闻机构与宣传机构区别在哪里呢?新闻机构它以新闻为主，有什么事情，有闻必报，重大的事情必报，有客观的分析。一个宣传机构它完全要根据一党或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利益来决定新闻的取舍。即使要报，决定给它一个什么色彩，要往哪引导读者和听众，这是新闻导向问题。在西方很简单，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这几个字大家共同来遵守，共同来做。你不能违背事实，事实是神圣的，你不能碰它，不能窜改。评论是自由的，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法，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所以他这个工作方针就比较开放。在这样情况下，工作效率是比较高的，每个新闻记者，他的稿子不需要另外的人再去审查。但是工作上有个整体的部署，做什么不做什么，大体上，因为时间有限，尽量做得好一些。在中国记者写的稿子送编辑部，编辑部说我做不了主，送总编室，总编室一看，我也做不了主，怎么办，送中宣部。另外一点91年我曾经到BBC来过，访问的时候BBC亚洲部的主任跟我提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我们注意到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人员变动非常大，上上下下波动非常之大的一个阶段，可是为什么在文革时期新华社记者始终是一个人呢？我这样回答，你们一定研究过这个十年不换的新华社驻伦敦特派记者到底是不是记者，大家哈哈一笑。这一点说明，在新华社的队伍里边还有为中共其他部门服务的人员，这一点也是和西方真正新闻机构的区别。

freiheitde

昨天给父亲打电话，谈到了九评和退党。父亲似乎是很敏感，说了一句，搞好自己的技术就可以了，不用研究这么多政治的事情，如果能留在国外，将来也不要回来，这些事和你们也没什么关系。
突然感觉心里很有感慨。其实从小我就不喜欢政治，父亲成分不好，受了很严重的迫害，虽然成绩很好也不能上大学，交往了很多年的女朋友为了参军和他分手了。我真的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样承受这么大的打击的。在长辈的教育下，我从小也对共产党没有什么好印象，只知道共产党没干过什么好事，政治书上说的为人民服务都是骗人的鬼话。但是我从来不和别人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父母一再警告我。去北京上学前，家人和亲戚都告诉我，到了北京，千万别谈政治，别象89的学生那样· · · · · · 他们只是说，好好学习，将来出国，出去了就别回来了。我从小就很乖，就这样，顺着长辈的意思，一直到现在，我已经在国外几年了。

也许是父母没有叮嘱我，到了外国千万别谈政治。不知不觉，我开始经常读大纪元，经常关心国内的各种动态，非典疫情，法轮功，香港23条，九评共产党，并不时向家里汇报一番。好像现在不知不觉，又触动了他们的敏感神经。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象我家里人这样的想法，但是数量应该也不会少。普遍的想法是，在中国不敢谈政治，到了外国，觉得中国的情况和自己没有关系了，也就不用了解了。

其实父母只是告诉我要出国，出去了就别回来，但是他们很少谈及为什么要这样。我只知道共产党不好，但是不清楚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杀人，他们以后会不会突然变好，不再杀人。我也知道外国的政府不是象共产党那样，但是不清楚为什么，他们将来会不会象共产党那样。其实很多父母都不愿谈及自己所受的迫害，也许是因为害怕中共再来一次文革，把他们这些话又作为罪证；也许是不愿再伤害自己，很多经历回忆起来都是很痛苦的；也许是希望孩子们都快乐的成长，不愿谈及这些事情伤害幼小的心灵，或引起他们的激烈反映。渐渐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很多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父母的经历。他们对共产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幻想，以致于89的时候，中共用机关枪和坦克才使他们清醒起来，明白过来。历史仅仅是在重演而已。如果父母能用语言、文字使自己的孩子们就清醒的认识到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我们就不需要付出鲜血和年轻的生命。

给你爱的人都读九评吧。这不是搞政治，而是因为你真的关心他，希望他不再受到伤害，将来的某一天他会发现这对他的生命是很大的一笔财富。谁能说爱一个人是搞政治呢？

laoyuan

对于法论功的本质，不给予评价，不了解，不爱凑那热闹。
但是对于李傻逼跟二混子似的在国际上胡闹，真他妈看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