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我们准备向重庆认错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24日09:46 时代信报

在成渝口水战的形成中具有“历史地位”的新闻策划《成都：第四城》之幕后操纵者——《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近日率60多人的大队人马来到重庆，声势浩大地启动了该刊为迎接亚太市长峰会在渝举办而推出的《重庆专题》。这个精明的男人很清楚，他此前“得罪”重庆人不轻，或许是为了试探虚实，面对记者，他说，我们甚至准备向重庆认错——
信报记者吴鹏/文黄伟/图

　　封新城本来只是一个媒体名人。但因为他执掌下的《新周刊》做了一期《成都：第四城》的专题策划，为本来就如火如荼的成渝之争投放了一桶汽油，因此在成渝两地行走时，他的角色似乎显得比一个执行总编更为多元。
　　《成都：第四城》让封新城成为“城市包装”的“江湖第一大佬”，却也因为利用了成渝纷争而使他在内心深处有了一个“愧对”重庆的“心结”，9年之后，在亚太市长峰会即将召开之际，封新城终于决定亲率他的团队来重庆了却这桩“公案”，也给重庆一个交代。面对信报记者，他面带狡黠的笑意，意味深长的表示——我甚至准备好跟重庆人说四个字：我们错了。
　　我们的队伍全来了！
　　时代信报：请问此次您率大队人马来重庆，有什么动作？
　　封新城：这次来重庆是来做我们的9周年庆典，我们是1996年8月18日创刊的，新周刊有个“出行”的文化传统，每次到了周年庆的时候都会选择中国的一个城市过生日。我们编辑部总共有60多人，这次整个队伍全部来了。
　　18日在重庆举行的酒会上，我们有一个《重庆专题》的启动仪式。预计在今年的10月15日推出这个专题。那天来的都是重庆艺术界、传媒界的朋友。像重庆的画家叶永青等我们都是很熟的朋友。
　　时代信报：那么您对重庆的观感如何？大家都知道2000年《新周刊》开启了“城市包装”的先河，在京、沪、穗之外给了成都一个“第四城”的封号。现在您又到了重庆，决定给重庆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封新城：这个我现在不好说，我是1986年第一次来重庆，那时候我去老山前线采访，路过重庆，第一次吃了火锅，是在街边吃的，那个汤是不换锅底的。当时我还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快20年了，之后一直都没有来过。我们跟西南的缘分大概始于2000年，那时候我们《新周刊》选四个地方举办我们的读者听评会，京沪穗之外，我们选的是成都，去的时候刚好是“西部论坛”之前，成都当时还是正火爆的时候。当时就跟成都记者聊天，记者问《新周刊》对“西部论坛”将会怎么报道，你在京沪穗之外选了成都是不是因为成都在你的心目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我说是，当时的这些对话启发了我，当天我坐飞机去北京，在飞机上就产生了“第四城”的想法。
　　城市包装的典范之作
　　这个策划确实利用了很多方面的文化和社会心理，第一、历史上确实有过成都“第四城”的说法，第二、当时重庆直辖了，西部在争龙头，当时的“西部论坛”却选择了成都，我们觉得“成渝之争”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可以挑起话题，这样就把“第四城”推出来了。当时下了飞机我就打电话给我们的编辑部主任，几天之内我们就派记者到成都采访，一个星期和任何媒体不见面，深入采访，做完了之后，直到杂志印出来了，成都人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一直到了首发式，“一语即出，举座皆惊”，第二天全部的头版头条都是“第四城”。之后的效应一直波及了一个多月，《新闻出版报》后来说这是一次“ 杂志品牌营销”的经典案例，认为这是由新闻媒体自身引发了一起“媒体事件”、挑起了“城市话题”。城市策划人王志纲说这是开启了“城市包装先河的典范之作”，成都花了一点点钱，给自己做了一张“城市大名片”。四年之后，就是去年，我们到成都再看“第四城”，这时候成都在做“东方伊甸园”，是他们的宣传部长搞的，我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完全不配合，我当时谈了我的看法，我说伊甸园不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做“第四城”就不做这个，当然我们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除非你让我们挣一大笔钱，《新周刊》算是成都的“荣誉市民”。最后这件事我们没有参与。
　　“第四城”的说法授予了成都人口实，也使得“成渝之争”陷入了白热化，让重庆人认为《新周刊》“欠了重庆人一大笔债”，八年中我们的确没有说过重庆什么。此前，在西部我们还给云南做了“体验之都”的专题。
　　在“成渝之争”的论战中，由于我们说了成都是“第四城”，所以我们就欠了重庆的。那天我们在开玩笑，这次到重庆后第一句话说什么？我讲了一个例子，香港著名的传媒大亨叫黎智英，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曾经也做过恶性竞争的事情，当时有一家报纸把价格从5块降到了2块，黎智英被迫也做出了降价的决定，但是之后，整个的报业市场就陷入了僵局，怎么办？这时候黎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在某天清晨的报纸头版上，写了大大的四个字，“我们错了”！，将报纸的价格重新卖回了5块，结果他胜出了。他总是主动。
　　我对我的同志说，我们到重庆来说什么？要不就说我错了？！
　　让我们暂留一个悬念
　　时代信报：做报纸和做人是一样的道理，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也很常见，您是在做自己的事情，你没有得罪任何人。那么您这次的重庆专题准备怎么做？
　　封新城：我必须要将这把火烧得更旺，让这个话题继续。这次我们找到的点火的时机就是今年在重庆的“亚太市长峰会”，这个时候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躁动，这是需要一种表现力的时刻，有冲动，有自我需要反思和构想的时候，这个阶段非常的热，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角度来找一个点。
　　时代信报：找到了吗？
　　封新城：找到了也不能说。我们要留一个悬念。
　　封新城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带着狡黠的笑。也许9年来主导这本面向城市中产阶级的新锐杂志的经历，使得封养成了这种“资产阶级审慎魅力”，是的，他必须欲言又止，否则，他擅长的“一本杂志和一个城市互动”的游戏就无法再玩。在《重庆专题》的启动仪式上，封新城让他的手下拿出答题板，像王小丫一样让重庆的一干名人写“重庆是什么？”。而他伺于一旁，什么也不说。
　　时代信报：《新周刊》观察社会的角度非常独特，能谈谈你们是怎么构思这些新概念的吗？它是如何和当时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意识的演变相切合的？比如说“飘一代”概念？
　　封新城：“飘一代”的正式提出是在2000年的五六月份，选题的提出是在一年前，那时候有报道“漂一族”的报道，是三点水的漂，比如说：北漂等等，但当时我就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毕竟是面上的东西。直到有一天，我对大家说，大家换一个思路，把“漂”改成“飘”，我们第一句话就是：“漂泊者还在路上跋涉，飘一代已经在天空飞翔”。那个“漂 ”还是一种生活表层的漂，但是这个“飘”是一个精神的、思想的，就是说，一代人因为这个“飘”，而跟我们上一个时代区别开来，因为时代的演变，我们的心态变了，过去在那样的体制和时代下，中国人的心态其实是很沉重的，你的思想能不能飞翔，你的心灵能不能轻，是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背景相关的。这个“飘一代”除了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为主体外，还包括了其他年龄层的凡是拥有这样心态的所有人，只要你有了这样的心态，你就可以做“飘一代”。所以我们用这种总结心态的方式为我们的时代断代。
　　《新周刊》还是杂志吗？
　　时代信报：外界有质疑的地方就是你们的定位，那么你把自己看做是杂志的主编还是公司的CEO，《新周刊》是杂志吗？你们做的是新闻还是媒体产品？
　　封新城：这两个方面都是存在的，你可能会因为你的媒体的定位决定你的操作的特色，《新周刊》除了一般的资讯、视觉和综合的杂志元素之外，还提供看问题的方法，和一个视角，作为一个身在广东，以传播新观念、新方法为己任的新锐媒体，我们给自己明确的要求和定位就是，做我们这个时代的“前沿记录者”，做中国人的心态史的记录者，一切的变化我们归结为生活方式的变化，改革开放20年，中国人什么变了？就是生活观和生活状态变了。
　　肯买我们杂志的人，大而化之的说的话就是白领阶层的意见领袖吧。这还是一种趣味使然。我们的读者人群有这种特征，他喜欢新东西，有影响其他人的能力。《新周刊》还有一个特点是经常被媒体二次传播。你利用了这样的一种社会心态，让媒体或者广告人对你二次开发，这也是一种深层次的传播力。
　　时代信报：你是要把《新周刊》做出《花花公子》杂志那样的品牌效应吗？你是否希望《新周刊》的影响力涵盖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领域？
　　封新城：实际上更好的一个范例是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我去过它的美国总部，它的品牌效应非常牛，有“国家地理电视频道”，有图书，它是一个地理人文的东西，可以开发的东西非常的多，它的一个记者出去采访，各种媒体形态都会出动，比如说做一个非洲专题，他们可以把所有的媒体形式做遍，做书、做杂志、做VCD，其他衍生产品。我们在中国的土壤上自己实验这个事情。
　　时代信报：最后谈谈您个人，您还会在《新周刊》呆多久？
　　封新城：我早年在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和现在凤凰卫视的窦文涛是同事，后来出来创《新周刊》。
　　我们的社长喜欢和王石他们登山，我平时喜欢打打乒乓球。现在我在《新周刊》是执行总编，过去五六年选题会都是我来开，现在基本上不再参加编前会了。才刚刚呆了9年嘛，还有很多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