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60周年特别报道——第一辑：兵工 八年血战撑起天

鸟鸟爱装嫩

编者按 68年前，日本发动了全国性侵华战争。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付出了3500万人的伤亡和6000亿美元的惨重损失。战时首都重庆作为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名都（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重庆）之一，是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军事指挥和外交中枢。日军对重庆实施了长达5年的空中轰炸，其目的就是为了摧毁这座抗战中枢，摧毁国人的抗战意志！
庆幸的是，重庆城没有被炸垮，并最终看到了战争的胜利。由于战时的首要地位，重庆在战前战后发生了巨变。这种巨变，是无数重庆人用生命与汗水换来的。
抗战除了留给重庆人坚强的精神，也给这座城市的经济、文化留下宝贵的财富，延续至今。
一场抗战，成就了一座城市。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为期两月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特别报道——《一场战争与一座城市》，谨此纪念重庆城为抗战付出的生命与代价，以正书历史，还原真实！
本纪念特刊分为抗战兵工、战争英雄、重访北方战役、战争留给重庆什么四大部分。今天，我们推出第一部——《重庆兵工》。

[ Last edited by 鸟鸟爱装嫩 on 2005-7-11 at 1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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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伟大抗战，造就一座英雄城市。重庆，在60多年前的抗战烽火中，作为我国兵工业中心，为8年浴血奋战提供了坚强保障。9万多重庆兵工人与前方500万将士同仇敌忾，造出数以亿计的枪弹，奠定民族百年雪耻的基础。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本报将目光聚集在那些历经激荡岁月的兵工人身上，他们不但撑起8年血战的兵器之天，也撑起民族的脊梁。
今天刊发“兵工篇”第一章。
“我曾亲手制造几百挺轻机枪！”
“重庆晚报7月7日登载的《罪证》我看了，日本鬼子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啊！”7月8日，巴南区大江集团，79岁的老兵工黄焕章大病初愈，情绪激昂，“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修改教科书、政府官员去拜鬼、在钓鱼岛不断制造事端，这说明他们根本没对侵略战争作反省！”黄是著名的100高火炮专家，16岁进兵工署重庆21兵工厂（现长安厂）当学工，与兵器整整打了46年交道。
一说起抗战峥嵘岁月，他就抑制不住内心激动。“那时，我们工人成天想的就是多造枪，把日本鬼子打个落花流水。”黄进厂时正值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每天都能见到死人，我心里那个恨啊，难以言表！”进厂后，黄分到轻机枪所当钳工学徒，按规定要三年后才出师，但由于前方战事紧，生产任务重，他一年后就独立操作了。“轻机枪最终成品出在钳工手上。产品主要是捷克式，这枪性能比日军歪把子机枪强多了。我的任务就是对半成品作打磨、调准心、最后装配成枪。”黄焕章说，轻机枪所每月最多可造300挺枪，“我的任务基本上是一天一挺，几年下来，我亲手造了几百挺机枪！”据记者查证，21厂抗战期间共生产轻机枪1.17万挺。
在长江电工厂，记者采访了抗战时参加过枪弹生产的老兵工周建国，“我们厂当时叫20兵工厂，主要生产机步枪子弹，质量非常好。送到前线后，战士们用刺刀刷地将白铁皮弹箱划开，一看是20厂的产品，都要击掌欢呼，因为我们厂的子弹不卡壳。”据记者查证，20厂当年共生产子弹5.7亿发。
在烽火8年的浴血奋战中，像黄焕章、周建国这样的兵工人在重庆有9万多。6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作古，但他们用心血、汗水甚至生命凝聚成的兵工长城，彪炳千秋。
兵工业中心为何选择重庆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第一次飞抵重庆。此时，中央红军正在贵州云南一带长征，并作出伺机强渡长江态势。蒋来渝目的，名义上是布防长江军务。
“这是他的口实，其实是想一箭双雕，”党史专家杨继宗告诉记者，“其一，以当时红军战力，强渡长江几无胜算，拥兵自重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军力至少120个团，桀骜强悍，以至老蒋一直无法染指川防。此番来渝布防，他的中央军10个师正好名正言顺入川。其二，时值华北日军嚣张，中日难免一战，老蒋来渝亦有考察退路之意。”
当年大部分时间，蒋呆在重庆，并进行了深入考察：重庆东有夔门，南有独山、娄山关，北有秦岭，均为天险；土地广阔，江河纵横，劳动力廉价；重庆的商贸、金融在西南地区最成熟，特别是工业和交通业已初具规模：工业有14个行业，占四川全省厂家总数的71%，总资本的61.5%，工人总数的68.9%；交通业的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7艘，总吨位3万吨，基本垄断了川江航运。据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调查，重庆煤、铁储量丰富，即使东部地区沦陷，沿海被封锁，仍能继续保持生产。“那时，老蒋就意识到，重庆作为长期抗战的大后方是绝好的选择。”杨继宗说。
当年5月29日，华北事变爆发，日本驻屯军以武力要挟，迫使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蒋震怒，在川致电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改运川黔两地，并不露形迹。”
“战时兵工选择重庆是明智的，”新型火炮专家、大江集团高工白大军说，“非但1937年，即使30年后的大三线建设，军工业的核心仍选择了重庆。”白认为这是由重庆的地形和战略地位所决定的：多山，隐蔽；两江环绕，交道便利，“任何战略家对她都会格外青睐！”
“9·18”事变前，国民政府掌控的兵工厂主要有汉阳、巩县、金陵和济南等6家。事变后，加快了兵工厂建设和对地方军阀兵工厂的统筹控制，到“七七事变”前，全国兵工厂近30家，能够仿制欧洲（德、捷）陆军系列的大部分轻武器和75加农炮、105榴炮等。重庆兵工史专家刘登仁说，“抗战爆发后，广东、上海、济南、金陵等兵工厂开始内迁，直到1940年才最终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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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当头，只有重庆奔腾的江水和博大的山川，才能敞开胸怀迎接那些自19世纪洋务运动就创办的兵工企业。
重庆兵工厂布局为何狭窄
1937年初的重庆，辖区只有46.8平方公里，人口40余万；1939年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及后被定为战时陪都，辖区也仅300平方公里。这狭窄地域内，曾先后建起17家兵工厂、聚集了9万余员工。
为何是这般布局？刘登仕说，迁渝兵工厂群聚重庆周边二三十公里范围内，“当时俞大维就认为不妥，并于1938年6月从汉口电令兵工署重庆办事处处长胡慰：在渝各厂现所觅地点皆嫌密集，应切实商讨疏散办法。”胡奉令召开各厂负责人会议，但与会者吼得更凶：重庆多山，为急谋复工，土石方工程浩，且如果远离市区，电力供应困难。
“于是便形成今天的格局，”刘登仕说，“除第40工厂（抗战后撤销）在綦江外，其余各厂均分布在两江河谷地带。从长江沿岸东起唐家沱西至铜罐驿，依次散布着兵工署第2工厂（抗战后撤销）、第50工厂（现望江厂）、第10工厂（现江陵厂）、第30工厂（抗战后撤销）、第21工厂（现长安厂）、第20工厂（现长江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现重钢）、第11工厂（后迁台湾）。嘉陵江沿岸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双碑，有第24工厂（现特殊钢厂），第25工厂（现嘉陵厂）等。这种分布便于各厂充分利用水运。”
据重庆市档案馆长陆大钺介绍，自19世纪洋务运动以来，我国兵工各厂为政、军械制式混乱，往往既生产炮，又生产枪，还生产弹药，但产品不精，产量不高。内迁后，兵工署统一械弹制式，确定每个厂集中生产一种或数个产品，如步机枪主要集中到第1工厂（现建设厂）、21厂；火炮集中到第10厂、50厂；枪弹集中到第11厂、20厂等，“统一制式，使兵工生产进入专业分工，这应该是兵工署对抗战的大贡献。”
“内迁奠定了重庆兵工的中心地位。”刘登仕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大后方各省兵工厂共27家，重庆占17家，同时，拥有5000人的大厂全部集中在重庆，总计员工94493人，占当时全国兵工总人数的77%，“这9万多人，撑起了我国抗战兵工三分之二的天！”
重庆兵工业撑起怎样的天
抗战初期，战事激烈，械弹大量耗损。1937年11月，军政部上报国民政府，“战前库存械弹几乎用尽，余弹仅够20个师作战3月。”据记者查证兵工署资料，8年抗战中，我军共损耗步枪80余万支、轻机枪49392挺、重机枪11456挺、迫击炮、榴炮6980门、子弹17.99亿发、各类炮弹颗近千万发。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国军正面战场共进行大规模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其他战斗38931次，毙伤俘日军250万人，我军阵亡官兵130余万人，负伤170余万人。惨烈战争带来武器弹药的巨大消耗，尤以1939年及大反攻时的1945年损耗最大，前者年耗子弹3.38亿发、手榴弹483万枚，后者年消耗战防炮、火箭炮等炮弹240余万颗。我八路军、新四军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毙伤俘敌伪军171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八路军、新四军整编前期，都装备过由重庆兵工提供的武器弹药。
重庆兵工史专家柴文官说，抗战爆发后，国际对华军援主要靠四条线路：一是以香港为中心的走私通道；二是西北地区与苏联的连接线；三是越南海防与中国昆明的法属印支线；四是从缅甸仰光到昆明的滇缅线。苏德战争爆发后，苏援冻结。1940年9月，日军占领法属印支线，这条运输量最大（月运量15000吨）的交通线被切断。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全境，切断滇缅线。中国外援完全断绝，此后虽开辟了驼峰航线，但由于喜马拉雅山雪峰阻碍，在三年半时间里，美军牺牲飞机员1000多人、损失飞机600余架，且运量有限。面对艰难环境，迫使重庆兵工“断不宜作依赖谁何之想”，只能“力图自存自强”。
黄焕章、周建国等众多老兵工回忆当年，“加班加点是常事，每天至少工作10小时，有时十四五个小时，谁也没怨言，因为都知道这是为前线干！”抗战期间，重庆兵工人还因日机轰炸死伤数百人，工友的鲜血并没使人动摇，而是“上下一心，坚逾金石”。正是9万员工的同仇敌忾，从1938年各厂相继复工至1945年抗战胜利止，重庆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54亿发，步枪29.34万支，轻机枪1.17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2万挺，火炮1.4万门，炮弹599万颗，甲雷43万个，手榴弹956万颗，各式掷弹筒6.79万具，掷榴弹154万颗，炸药包376万个；1945年生铁产量达48495吨、钢产量达18234吨。
“重庆兵工对抗战胜利起到了兵器上的支柱作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统计是：重庆兵工承担了全国械弹三分之二的份额，“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白大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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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兵工人物群星璀璨
黄焕章告诉记者，除工人们挥汗如雨、努力劳作外，各厂厂长更是殚精竭虑。他们大多留过洋，如21厂厂长李承干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终身未婚，从1919年进汉阳兵工厂到主持21厂，在兵工界服务30余年，成就卓越，先后改进陆军的八二炮、马克沁重机枪、捷克轻机枪、120迫击炮、2.36火箭筒及前线广泛使用的中正式步枪，“这枪的性能超过日军三八大盖。”
据记者查证，云集重庆的兵工专家群星璀璨，如第2厂厂长熊梦莘，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第10厂厂长庄权，毕业于德国撒克逊工业大学；第28厂厂长周志宏，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第30厂厂长李世琼，毕业于美国满鸠司特大学；第50厂厂长，毕业于德国勃莱斯劳工业大学；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杨继曾，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这批海外归来的学子，大多三十余岁，风华正茂，为民族存亡，他们在重庆奉献了才情与年华。长江电工厂原志办主任陈文全告诉记者，长江厂前身的20厂厂长陈哲生，是留学法国的工学博士，回国后授少将军衔，“我们厂能生产出5.7亿发子弹，陈厂长做了很大贡献。他后来定居加拿大，有一年，我们把厂志辗转送到他手里，九十多岁的老人看后热泪长流。在重庆，有多少兵工专家付出过血汗啊！”柴文官认为，“如果没有这样一大批专家，抗战后期那么多新式或改进武器，重庆是造不出来的！”兵工署长俞大维更是传奇人物，他的外曾祖父是曾国藩，表哥是陈寅恪，亲家是蒋经国。俞先后留学哈佛、柏林大学，主攻哲学和数学，听过爱因斯坦授课，成为国际著名弹道专家，到台湾后三任国民党“交通部长”、四任“国防部长”，被认为是蒋氏内阁中最有学问最具国际声望的“部长”。
新中国蜚声世界的兵工专家俞濯之、李乃暨、任新民等，青春岁月也在重庆度过。任新民是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曾担任风云一号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1940年在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后，任21厂技术员，在重庆的8年岁月，历练了他的才干。
（感谢大江工业集团对本文采访提供帮助）
■记者 张卫 李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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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实例
长沙会战：重庆兵器显威
湖南是中国著名谷仓。抗战时期，我第9战区驻防于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我军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三次长沙会战。“特别是1942年1月的第三长沙会战中，我军重创日军，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虏139人，”兵器史专家李意志告诉记者，此役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军队接连失利形势下中国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国际反响强烈，“重庆产兵器在这场会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意志认真研究了中日军队的兵器——
日军使用的兵器
1、6.5mm友坂三八式步枪：口径6.5毫米，射程2400米，是日本明治38年（1905年）定型产品。其枪盖上有一防尘盖，防止沙尘进入，又称“三八大盖”。该枪瞄准基线长，射击精度好，加之日军射击准确，曾给我军造成不小伤亡。但该枪口径小，杀伤威力小。
2、6.5mm九一式轻机枪：口径6.5毫米，该枪外形怪异，枪托偏右，俗称“歪把子”。采用漏斗式供弹。该枪口径小，威力不大，故障较多，射程1500米。
3、九二式重机枪：口径7.7mm，射程2700米，射速500发/分。由于采用30发弹板供弹，其实际射速只有200发/分，加之全重54.4公斤，在战场上机动性受限制。
4、九五式军刀：会战中，中日军队多次肉搏。日军当时大量装备的是九五式军刀。该刀俗称“曹长刀”，刀柄长230毫米，刀鞘长737毫米，刀刃锋利，制作精良。日军用其与中国军队的鬼头大刀对阵，并没占到多少便宜。
5、火炮：日军火炮原占有一定优势，多为100mm以下的山炮和野炮。
中国军队使用的兵器
1、7.9mm毛瑟步枪：我军部分使用是由德国、捷克进口的7.9毛瑟98式步枪，更多是由重庆21厂、1厂和41厂仿造的各型7.9步枪，又叫中正式。该枪射程2000米，性能优于三八大盖。
2、7.9mm捷克ZB-26式轻机枪：该枪是一种性能优异、在世界枪械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轻机枪。射程1500米，射速550发/分，重庆21厂大量生产该机枪，性能优于“歪把子”。子弹产于20厂。
3、7.9mm马克沁重机枪：民国23年金陵兵工厂由德国获得1908式马克沁重机枪图纸，进行仿造。重庆21厂大量生产该枪，射程3500米，射速600发/分，性能优于日军九二式。
4、火炮：主要装备重庆产60、82、120迫击炮和37战防炮、75步榴炮、100榴弹炮，分别产于重庆第10厂、50厂等，炮弹产于第10、11、21和50厂，由于弹药充足，我火炮发挥了威力。
“此时，中国的外援基本被敌切割，但我军强大的火力予敌大量杀伤，”李意志分析，“这与抗战初期我军炮火稀缺形成鲜明对照。”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日酋阿南惟几大将率4个师团来犯，声称“要到长沙过新年”。由于新墙河至长沙的道路被我彻底破坏，日军仅能用马匹驮来不多的山炮和平射炮。我守军将重庆制造的重炮放置岳麓山上，予日军毁灭性打击，“这次会战消灭的日军比台儿庄多几倍，10万川军作战勇敢，重庆的兵器作用巨大，以至日军多年不敢再犯长沙！”
（记者 陈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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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笑 at 2005-7-11 06:30 PM:
这篇文章来自狗狗就总觉得怪怪的。

资料有限

下次有资料的话也转下其他地方，比如成都创造历史的一幕santasmile

拔足狂奔的猪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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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生：内迁路险拿命换


彭林生，1923年生，河南开封人，16岁入兵工署第11工厂;1938年6月，湖北汉阳兵工厂迁至湖南辰溪，改称第1工厂（现建设厂前身）。1939年底，11工厂并入第1厂迁往重庆谢家湾鹅公岩一带。
    彭林生今年82岁，大高个，红红的脸庞，洪亮的嗓门，透着一股子北方人豪气。
    彭的父母是老兵工人。17岁那年，他进湖南辰溪第11兵工厂当学徒。“那时的兵工厂可谓全副伪装，房子外全是松皮木头架子，就为了躲空袭。”但彭没想到，1939年底的那次空袭如此厉害，“我躲飞机后回来一看，厂里的设备起码有一半被炸成了铁砣砣。”
    这次轰炸彻底改变了彭林生的命运。不久，兵工署下令：11工厂随刚迁来辰溪的汉阳兵工厂一起迁渝组建第1工厂。
    按兵工署部署，汉阳兵工厂的大部分机器设备由辰溪启运重庆。由于陆路交通不便，唯一的捷径是坐船由沅江经洞庭湖、转长江上重庆。就在此时，宜昌失守，入川水路中断。十几只满载设备已经出发的船只，不得不折回湖南。按上面的安排，彭林生一家改走旱路，从烟溪至辰溪、经贵阳白河转水路到酉阳、彭水抵重庆。
    途中最惊险的莫过于从白河雇民船到酉阳龙潭镇。“一路全是上水，风高水急。沉甸甸的机床、铜料全压在船底，一只白木船载重十几吨，怎么装得起？”
    不敢过也得过。当时，二三十人分批过河，大船装两家人，小船装一家人。“大家看着浑浊的河水在眼皮子底下打转，心里直哆嗦。有些小船当场被打得粉碎，人和设备淹没水里。到了酉阳，军方才派了两辆汽车来，时走时停，好不容易将我们送到第1厂。到厂一对人数，有些人已经没了。”
    到鹅公岩后，彭林生干起了制枪老本行。“在岩洞里工作，每天必须生产200条枪。”彭父被分配到枪筒车间，彭的一位同学则专门为总工程师描图。据彭介绍，1939年-1940年，分批从湖南迁入重庆的兵工有上千人。他们来渝后被安插在兵工厂各个重要岗位，为兵工发展做出了不菲贡献。
    抗战胜利后，第1厂奉命撤消，资谴人员三千余人。彭一家领了四五十万元（旧币）遣散费，“这点钱啥都干不了。”这次资谴，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彭只好自谋出路。几经辗转，于1946年应聘到25厂（现嘉陵厂）做机修厂车工，1981年退休，时任工具科科长。
    “以前有人开玩笑，说我一辈子都在伪军厂里跳来跳去，是个‘老伪’。他们哪里知道，我这个‘老伪’，可是内迁路上拿命换的！”
                        记者  王蓉  陈国栋  李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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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迁史诗 八千里路云和月

内迁前期有失误
    在外地兵工厂迁渝前，重庆兵工业是一片空白吗？
    对此西南兵工局兵工史编纂室原主任刘登仕予以否认，“战前重庆不是没有兵工厂，而是不敢这样叫。”据刘介绍，1928年春，军阀刘湘就在临江门杨家花园开设重庆武器修理所，随后又一古脑地建立了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子弹厂、华兴机器厂、重庆炼钢厂等。“当时老蒋不允许地方军阀搞军火，刘湘的厂就只敢称修理所或机器厂。”
    兵工厂内迁以广东首开先河。为封锁中国南方物资运输线，1937年7月27日，日军利用停泊在南海上的航空母舰，对广东兵工企业大肆轰炸，广东第二兵工厂“倾家荡产，由无宁晷”。1937年12月，兵工署首先对广东第一兵工厂颁发迁厂令。至1938年夏，武汉沦陷前，我国兵工厂内迁达到高潮。
    “但前期国民政府对战局估计有失误，”兵工史专家柴文官说，“当局原计划将兵工厂迁到河南洛阳、湖北汉阳、湖南衡阳即‘三阳’以西就安全了。但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本人很快打进内陆，导致不少兵工厂一迁再迁，如1938年，原迁于西安的济南兵工厂、迁于汉阳的上海炼钢厂调整后再次迁往重庆；而受长沙会战的影响，直到1940年10月，原迁于湖南的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巩县兵工厂才最终迁来重庆。”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是内迁各厂中规模最大、机器设备最多、吨位最高，同时组织也最严密的一个兵工企业。该会于1938年2月7日奉令迁重庆，共动用了8000多艘船只，运输物资设备上万吨，“当时老蒋已经意识到随着中国出海口被封锁，兵工材料肯定紧张，因此他专门给经济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和及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下命令：汉阳钢铁厂限三月底迁移完毕。”市档案馆馆长陆大钺说，“老蒋的想法是将设备运到重庆，利用綦江的铁矿和南桐的煤矿，建立兵工用钢生产企业。”
    但10多万员工和10万吨设备怎么运？
兵工人鲜血曾染红江水
    从1937年12月到1940年底的内迁，史称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最壮丽的迁徙诗篇”。刘登仕说，“成千上万的轮船、驳船、木船汇集于川江，来回穿梭。”很多兵工厂是由宜昌转运至渝的。抗战前，我国兵工厂一般以所在地命名，如金陵、济南、巩县兵工厂等。内迁后，厂名与新迁地已不相符合。为保密，1938年2月，兵工署决定重新拟定厂名，拟每省暂定10个单位，“如第1-9工厂在湖北，第10-19工厂在湖南，第20-29工厂在重庆。”刘说，“由于有些工厂一迁再迁，这种编号被打乱，所以重庆各种编号的工厂都有。”
    为能及时将撤至宜昌的机器、设备安全抢运重庆，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作出了巨大努力。刘登仕说，“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9年，仅民生公司运输到渝的兵工器材就达9.6万吨，占公司全部运输物资总吨位16.47万吨的58.3%。”运输途中，船队既要克服川江险滩激流，又要防止日机袭扰，任务艰巨。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内迁途中，10万兵工人夜以继日、不遑宁息，终于为我国兵工保留下元气，仅在湖北境内，钢铁厂的船队就遭日机轰炸9次，炸死员工23人，伤50余人，损失物资2000余吨。鲜血染红了江水，但却换取了近10万吨兵工物资安全抵渝，兵工署长俞大维为此感慨万千，“我员工热血愈之沸腾，鼓舞奋发，不分昼夜，诚有一心报国、视死如归之慨！”
                            记者  王蓉  陈国栋  李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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