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鸟爱装嫩

.巴治蜀的重大意义在于开明帝为蜀国作出的重大贡献.开明九世帝将蜀国都城由郫县迁建至成都,使成都由茅野之地变为都城,并一直繁荣于现在.
开凿玉垒关,开创了治理都江堰的先河.
始立宗庙,建立礼乐祭祀制度,结束蜀国混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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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屈原

湖北省姊归屈原庙。这位伟大的诗人被人们供奉在寺庙中。姊归县乐平里。这里是屈原生命的起点，至今民风儒雅，香火旺盛。但1997年的一次考古发掘，一把洛阳铲打破了人们延续了千百年的对屈原身世的认知。在屈原故里乐平里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没有找到他们想象中的楚文化遗存。考古学家们几乎有些失望。考古学家林春把屈原戏称为外来户。屈原来自何方？出土在此地的巴文化遗存已使一切明朗起来。

作为人们想象中的巴国诗人，屈原曾在他的诗句中流露出许多迹象。屈原作为才华横溢的诗人。曾一度受到楚王器重，但最终仍处于受排斥的地位。这可能与他的出身有关。资料表明，屈原的祖上应为巴地庸国的巫官。这就无怪乎屈原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神巫色彩。死去两千多年的屈原的身世被留在了历史的烟云中，但古老的巴歌楚韵却仍然被后人广为传诵和品味。作为一种前驱文化，巴文化毫无疑问地影响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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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文化在走上一条不同于中原文明的道路时，一段中华文明的绚烂时代见证了多元文化生态下的地域交流。战国，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孕育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正是这个充满激情的名字，记录下巴人对于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

　　这个名字对于重庆，将不再仅仅让人想起三峡、抗战、国泰大剧院和一代文豪郭沫若。今天，这个名字与重庆人很可能有了非同寻常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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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一次三峡考古的偶然发现，这个问题也许永远不会被人提出。屈原，这位过去被认为代表楚文化巅峰成就的卓越诗人，为什么他的身上带着那么强烈的巴人色彩？他真的如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是一个楚人吗？

      
传统认为的屈原形象




■□乐平里的“籍贯谜团”■□

    一个偶然事件，仿佛在地下耐心等待了两千多年，现在终于爆发出来，执意要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这个事件发生在湖北省秭归县乐平里。

     乐平里是屈原生命的起点，至今民风儒雅，香火旺盛。两千多年前，屈原正是从这里走出三峡，前往当时的楚国都城——郢都，施展他满腔的抱负和才华。作为楚国的重臣，楚怀王身边的亲信，一个为楚国的利益鞠躬尽瘁的人物，屈原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地道的楚人，一位楚国的爱国者。两千年来，没有人怀疑这一点。

    即使在大规模三峡考古发掘开始以后，鄂西地区大量巴文化遗址被发现，人们也丝毫没有怀疑过屈原的楚人身份。

    但三峡考古在推进至1997年的时候，一把洛阳铲打破了我们延续两千年的屈原身世传说。在屈原故里乐平里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并没有找到他们想象中的战国时代的楚文化遗存。令考古人员震惊的是，乐平里暴露在世人面前的，几乎全是巴文化的遗存。

    眼前的考古证据与长久以来的历史认知发生了坚硬的对撞。到底是历史的哪个环节出错，还是我们对一些记载和传说的认识发生了误解？

    一个大胆的猜想浮上专家们的心头：屈原并非楚人，而是巴人！

      
乐平里战国墓葬发掘现场




乐平里的发掘给我们长久以来的认知造成的冲击之大，有学者甚至用“彗星撞地球”来加以形容。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真理”突然被发现很可能是“谬论”，这个发现对我们将是怎样的一种冲击！

    现在的湖北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副馆长余波，当年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全程参与了这次发掘。这是一次因盗墓贼的觊觎而带来的偶然发现。

    余波向我们回忆：“在我们前往发掘的时候，已经有‘志愿工作者’——盗墓贼先期抵达。幸好我们在接到群众举报后火速出击，否则又只能当‘拾荒匠’了。”

    在秭归这个三峡文物埋藏丰富的地方，自大规模三峡文物抢救性发掘开始以来，普通群众对文物保护法逐渐有了一定了解，这一基础性的成就，客观上促成了屈原身世的惊世发现。

    余波还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一开始，盗墓贼在乐平里长江岸一个台地上挖出了一些战国时代的青铜器。考古工作者凭直觉判断，这里很可能埋藏着大面积的战国墓葬群。随后，他们对这片台地进行了大范围清理发掘。在这里，一共找到数十个战国墓葬。

    对考古工作者而言，峡江流域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墓葬并不稀罕。但这次清理发掘带来的，却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颠覆。

    在这个战国时属于楚国版图的地方，清理出来的战国文物却并没有多少楚文化痕迹。这些文物以青铜器为主，包括少量的玉器、琉璃器等。而这些青铜器，无论从造型还是纹饰看，都显示着强烈的巴文化色彩！

    李正权说，典型的楚文化器物造型和纹饰是龙，乐平里发现的这批战国器物中，羊、鸟等典型巴文化的造型和纹饰却成了主角。

    而这批青铜器中的兵器更是关键，剑、矛、钺、斧等，相对于当时中原及楚国兵器的长度，都明显短小。这是巴人兵器的明显特征。而且，兵器上清晰可见的虎纹等巴人图语比比皆是。

    专家们注意到，尽管这里也发现有少量的楚文物，但代表楚国青铜器典型技术的错金、错银，却很难见到。这种现象，在楚地战国墓葬的发掘中是少见的。

    楚国地域内的战国墓葬没有楚文化特征，却处处显示这是一个巴文化盛行的地方。这说明了什么呢？一个惊人的疑问由此提了出来——

    生长在乐平里的屈原，难道是巴人？！

    看似艰深的考古，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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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弄错了？■□

   



乐平里战国墓葬发现的巴人兵器




  “楚人屈原”的传统认知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这个矛盾，一直以来被忽略了。

    让我们耐心一些，来看看古文献的记载。这些记载并不枯燥，它会让我们发现更多有趣的东西。

    关于屈原的身世，历史上最明确的记载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这句话，在中学语文和历史课程里已经为我们所熟知。

    但正是这句话，让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楚之同姓”的意思，如果是指屈原和楚王同姓，但楚王却姓熊，不姓屈；如果说屈原与“楚国”同姓，又显然说不通。

    司马迁这句话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史记》里有一百多人的传记，介绍姓氏的时候，几乎很少使用“某之同姓”这一表述方式，为什么唯独在介绍屈原的时候用了这奇怪的表述？

    如果《史记》的记载让人无法理解，那么读过屈原自传式的诗歌《离骚》之后，就更让人一头雾水。

    屈原在《离骚》里自述道：“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翻译成白话，就是“家人根据我出生的日期，给我起名为正则，取字为灵均。”显而易见，正则、灵均，与屈原、屈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姓名体系。

    为什么屈原的自述与司马迁的记载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是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记载有误，还是屈原在《离骚》里的自述不可信？

    按照科学的研究态度，任何一部权威的著作都并非不可以质疑。我们可以质疑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的记录吗？

    对于《史记》这部名垂千古的历史巨著，其所载古史内容的可信度，在学术史上并不是没有人质疑过。中国近代史学开始以前，传统史家曾经长期将《史记》奉为遥不可及的史学顶峰，对其有关中国远古历史的记录毫不怀疑。而在近代史学的最初阶段，一些学者开始对《史记》中有关夏商以前的远古历史记载表示无法采信。但随着上世纪初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殷墟甲骨文的成功破译，《史记》中受到最多怀疑的有关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被证明是真实的，甚至连这些帝王的姓名都准确无误。从此，《史记》作为“信史”的可靠程度被史学界广泛承认。

    专家们认为，对远在西汉以前一千多年的商代，司马迁能够准确记录其帝王的世系传承，那么，他对距自己并不遥远的战国，应当掌握有更加丰富可信的资料。以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严谨态度，他不太可能在记录一个自己高度推崇的人物时，连这个人物的基本身世都模糊不清。因此，与其在屈原的身世问题上质疑司马迁的记录，倒不如从别的方面去着手探究。

    那么，会不会是《离骚》的说法出了问题呢？

    专家们注意到，《离骚》里自述的“正则”、“灵均”这两个名字，分明又带着强烈的巴文化色彩，其中蕴涵的巫术气息，简直可以用“扑面而来”形容。这和屈原故乡乐平里发现的大面积巴文化遗存不谋而合！巴人正是一个以巫文化著称的族群。

    质疑司马迁的记载并没有足够的依据，而《离骚》的自述又显示着明显合理的成分，屈原身世之谜的正解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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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大合唱”的秘密■□

      
秭归屈原祠




文献记载的矛盾，证明屈原身世的疑问并非空穴来风。但考古发掘并不是唯一的证据。战国时代的巴楚疆域，也许能给我们更多的线索。

    到这里，我们的发现之旅需要拐一道弯，去往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郢（音颖）都，一个很浪漫的城市。

    郢都是战国时候楚国的都城，据说就是今天湖北的钟祥。两千多年前，这个城市流行两首“通俗歌曲”，一首叫《下里》，一首叫《巴人》。

    屈原的得意门生，《楚辞》的另一个作者宋玉，曾经在一次与楚王的谈话中说：“有个外地客人在郢都的繁华闹市唱歌，一开始唱《下里》、《巴人》，跟着就有几千人附和着唱起来；再唱《阳阿》、《薤露》，跟着有几百人合唱；而当他唱起《阳春》、《白雪》的时候，跟着合唱的仅仅几十个人而已。”宋玉用这个近在眼前的生活现象告诉楚王，曲愈高而和者愈寡，他要楚王放弃对他的猜忌。从此，“下里巴人”被作为一个成语，用来形容一个人的低品位，与“阳春白雪”的高品位形成对照。

    今天的重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成语里的“下里巴人”与巴渝大地的文化渊源有着深远的关系。这个成语，让我们这次发现之旅有了更接近真相的线索。

    《下里》和《巴人》都是战国时代流行的巴人民歌，这一点已不用怀疑。几千人在楚国的都城里合唱巴人歌曲，这居然成了两千多年前郢都城里一道突出的景观！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专家们注意到这个奇怪而又充满趣味的现象。

    古史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引导着专家们的思路。楚国从春秋时期开始逐渐富强，它的扩张之手在与列国的争霸中伸向了周边地区。进入战国，其西部版图已包括了鄂西、川东、滇、黔等现在的广大西南地区的很多地方，而屈原的出生地秭归县乐平里，正位于川东与鄂西交界之地。

    专家们认为，当时许多巴国的土地不断遭遇楚国侵吞，两国交界之地实际上形成了犬牙交错的状态。而这种版图上的交错，对巴、楚文化的交融产生了深刻影响。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良皋：

    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不是板块结构，而更像是太极图式相互包容的结构。它们交错、纠缠、互渗、互补，难解难分。

    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师大教授管维良：

    郢都是当时楚国的都城，《下里》、《巴人》是两首当时很著名的巴人民歌，这两首歌竟然在楚国的都城里引发几千人的大合唱，说明什么？当时楚国虽然已经占领了大部分巴国疆域，但当地仍有巴人居住，所以才有深受大众喜爱的“通俗歌曲”——巴歌在楚地流行。数千人合唱不可能全是巴人，应该也有楚人附和，才能有这样令人咋舌的大场面。巴楚两国人同唱巴歌，证明巴文化在当时已深深浸入了楚文化。

    宋玉目睹这样的情景，作为宋玉导师的屈原，也肯定置身于这样的生活环境之中。所以，屈原同时深受巴楚两种文化的影响，这个立论是可以成立的。

    在接下来的探索中，我们将进一步展示更多的发现——在屈原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歌中，也最终可以证明这一点。

    屈原身世的秘密，渐渐露出了蛛丝马迹。谜团正在逐步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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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灵山的巫师■□

     

山海经“灵山十巫”




作为楚国政坛核心人物的屈原，身上竟然烙下了如此明显的巴文化痕迹。这一点，是否暗示着屈原的某种身份？

    让我们重新回到《离骚》的自述上来。

    北京山海文化企划苑首席学者王红旗：

    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离骚》的自述：

    屈原出生于楚地的巴人世袭巫师家庭，而他本人也是巴族的大巫师。

    《离骚》里说的“正则”、“灵均”都是巫师的法号。在《山海经》里有关于“灵山十巫”的记载。古汉语研究证实，战国时代的楚地，“灵”“巫”这两个字相通，“灵山”就是巫山，也就是上古巴人所居的中心地带。正则、灵均都是“十巫”内传的巫师名称。

    这就能够解释屈原自述里的“正则、灵均”之意。而《史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应当解释为楚王所赐的姓氏和名、字。“屈”是楚国三大贵族姓氏（屈、景、昭）之一，而这三大姓，均源于楚国王族。

    ■□楚国政坛的“外来户”■□

    这个用天才般的激情影响中国文学两千多年的一代文豪，难道真的是巴人吗？如果屈原是巴人的推测成立，另一个千古之谜也许就迎刃而解了——屈原在政治上的失败。

    两千多年前的政治舞台同样扑朔迷离。

    屈原因其才华横溢的文学造诣和出类拔萃的政治理想，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司马迁记载他一度官至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这样一个楚王身边举足轻重的人物，最后竟落得一再流放，悲惨死去的地步，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画家张生太笔下的屈原形象已带有浓厚的巫师色彩




王红旗认为，导致屈原这种政治遭遇的根源，很可能正是他的巴族身份。

    王红旗推测，在秦国强大的兼并压力下，长期交战的巴国与楚国终于达成联合抗秦的协议，屈原也许是作为巴国的结盟代表，进入了楚国政治核心——郢都。有巴族崇高的巫师身份，有绝世的才华，正是当时楚王应对秦国压力的理想人选。在战国合纵连横的时代，两个国家为抵抗外敌而结盟是常有的事情。巴人以骁勇善战著称，早在周武王讨伐商汤的时候，就是一支勇猛的力量。在秦国大敌当前的时候，楚国与巴国结盟顺理成章。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屈原在巴楚结盟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而这个时候，楚王赐予他“屈”这个楚国王族的姓氏，完全是可能的。司马迁说屈原“与楚同姓”，既可以暗示其异族身份，也同时说明其“屈”姓来源于赐予。

    发现屈原巴族出身的人，并非只有王红旗，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屈小强也是其中之一。他在《屈原悬案揭密》一书中，试图复原屈原的身世。他认为，屈原本是巴人的巫师，巴楚结盟以后，才进入楚国的上层。可惜两国的结盟关系最终破裂。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楚人还没有遭遇丧权辱国的切肤之痛，答应了放弃抗秦的主张。而作为巴国结盟代表的屈原，自然在这个时候被楚怀王冷落，进而遭受政敌的排挤和打击。如果屈原不是“巴”巫而是“楚”巫，世袭的巫师在战国时代的南方国家拥有极大权势，就算屈原的抗秦主张被楚王抛弃，也不会最终落得四面受敌，自身难保的地步。正因为他是“巴”巫，才会出现身份地位随政治地位的丢失而一落千丈的现象。

    而王红旗也向我们强调，在屈原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对楚王背约的质疑，隐约透露愤怒与失望。在《离骚》里，屈原问“同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又问“初既承于言兮，后悔顿而原它”，字字句句都在责问楚王的背信弃义。

    于是，我们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青年才俊，胸怀满腔抱负，从巴人聚居的乐平里走出峡江，来到繁华的楚国郢都，在这里成长为一个长剑高冠，风华绝代的政治英才。白天，他为呼吁连齐抗秦而奔波；入夜，他在竹简上完成法令制度的撰写；忙碌中，他也会稍事休息，徜徉于海阔天空的诗歌世界。但可怕的命运正向他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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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之谜※※

巴楚联盟和齐楚联盟的破裂，将一位渴望施展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突然抛向了深渊。一再遭遇流放的屈原，最终离开了他至爱的第二故乡——郢都。而他生命中更辉煌的成就，也在人生的苦旅中诞生。

    ■□峡江命运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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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插图



有很多迹象在暗示屈原的巴人影子。楚辞的奇幻特征，究竟源于一种什么文化？现在我们知道，神秘的峡江，注定要浇灌出这朵灿烂的文学奇葩。

    绝大多数人没有读过《楚辞》，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这段探索的路程，一些必备的知识由别人来替我们归纳。

    以屈原诗歌为主体并代表屈原文学成就的《楚辞》，以其奇异的想象、梦幻般的意境、雄阔的场景和瑰丽绚烂的色彩，为中国浪漫文学树起一面旗帜。这种以一个人的苦难为灵魂的浪漫诗歌，在《楚辞》诞生以前并没有先例。上古诗歌在《楚辞》之前的代表只有《诗经》，那是西周和春秋时代手摇铜铃下乡采风的“文化干事”从民间采集，又经过周游列国的孔子精心删节编纂的先民歌曲，其风格多为现实的写真抒情。显然，浪漫派的《楚辞》无法从中借力。

    一种高度发育的诗歌体裁突然出现在中华大地上，这给文化学研究领域画出了一个重重的问号。屈原诗歌中那些绚丽的梦幻色彩，是从哪里汲取的养料呢？

    专家们发现，能为屈原的诗歌提供如此养料的文化，正是巴文化！

      
《楚辞》插图




在一幅历史地图前，重庆师大教授管维良指点着说：“屈原之前，我们现在所知峡江地区能称得上“强大”的族群，只有巴人和楚人。而楚人在春秋以前，还只是一个小国，比一个部落大不了多少。楚国直到屈原所在的战国时代，历史也是短暂的。这样国度的文化根基，要作为屈原《楚辞》的土壤，恐怕还无力承担。”

    管维良认为，地理条件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当时中原人的心目中，楚国仍是蛮夷之地，心有鄙视，中原文化向峡江的传播更受阻挠。

    但屈原毕竟创出了《楚辞》这样高度的文学成就，他必然有所汲取。在峡江地区，只有巴文化在远远早于楚文化的时候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在这里向四周流传的巴歌与神话传说，都成为屈原创作的灵感来源。《楚辞》不仅在屈原置身楚国政治舞台以后吸取了大量的楚文化甚至中原文化，更深刻地保留了来自巴文化的源泉。这是我们理解屈原作品充满出色想像力的最合理思路。

    与管维良共事的重庆师大教授董运庭，同样对屈原诗歌里的梦幻色彩充满兴趣。

    他说：《楚辞》里的巫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巴人正是崇尚巫鬼的民族。《山海经》里记载的“灵山十巫”，早已被证明是巴族的先人，其中的“巫咸”甚至建立了一个以巴人为主体的“巫咸国”。巫文化在巴人中源远流长。如果说屈原的《楚辞》不是受巴人巫文化的影响，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楚辞》里最常见的神人对话，甚至神人相恋，无不让人窥见巴文化的痕迹。

    古籍里记载的一则神话引起一些专家的重视。这个神话说，盐水女神化为小虫亲热巴人的祖先廪君，被廪君击杀。这是巴人最古老的传说之一。

    专家们发现，在《楚辞》里也有一个相似的神话，那就是著名的“巫山神女会襄王”的故事。一些学者认为，这正是巴人神话的翻版。只不过在这个翻版里，廪君变成了楚襄王，盐水女神换作了巫山神女，对抗转为亲密。在战国时代的楚地，巴楚文化水乳交融，再无分彼此。

    事实上，“巫山神女”与“盐水女神”这两个传说之间的关系，已被一些学者视为屈原所受巴文化深刻熏陶的实证。

    现在，经过我们不断的追问，屈原的巴人身世渐渐凸现。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回到现实里来看看。

    ■□隐藏在身边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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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中的巴文化成分，不仅藏于远古神话，更藏于现世的生活之中。

    证据比比皆是。在屈原的诗歌里，经常有召令神灵为其服务的华丽词句；《招魂》等作品中，还经常变换主人公的男女性别。专家们认为，这些让普通人难以理解的修辞手法，如果放在巫师的身份上，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身份的变换通常出现在巫师祭神表演时的角色变换中，当需要神的支持帮助时，巫师常常要以女性的口吻说话，使用女性思维；当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追求时，巫师又经常用男性的口吻说话，使用男性思维。

    令人吃惊的是，专家的说法，与我们在实地采访中发现的一些生活现象竟惊人地吻合。

     
请神的“土老司”



本报记者在对重庆黔江、酉阳一带的走访中发现，今天被视为巴人后裔的现代土家人中，仍有“土老司”（巫师的别称）在作法时，使用这种转换角色的表演方法。比如，有亲人去世的家庭想知道死者心事的时候，就会请土老司来转达死者的意愿。在表达死者意愿时，土老司会转换表情，从祈祷时的虔诚，变成严肃，庄重等。

     对远古神话有深入研究的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熊笃对我们这个发现表示了肯定。他说，这正是《楚辞》与现代巴文化的暗合之处。

    现在的巫山、巫溪等地，“土老司”跳丧时必身着长袖大袍，头戴特定的头箍，手拿法杖、司刀。这样的风俗，在许多文化学者看来，都与《楚辞》中屈原的形象非常吻合。在《涉江》里，屈原描述自己头戴高冠，长袖大袍，腰配长剑，以奇特的造型引起了楚王的关注。土老司的大袍、头箍、法杖、司刀，正好对应了屈原的长袍、高冠和长剑。而现代“土老司”跳丧的舞蹈动作，在屈原的《招魂》里也有明确的表现。

    这一切难道只是巧合？如果说这林林总总的相似都是“巧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请神的法器



华中师大教授张正明在他的研究中透露，鄂西地区一些土家人中，至今还会在一些节庆场合吟唱屈原的《九歌》片段。土家族人为什么会唱《九歌》？难道他们的祭祀歌谣与《九歌》有着某种跨越时空的神秘联系？抑或是，土家人在纪念屈原？在土家族人古老的习俗中，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他们的祖先和屈原的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