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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解池——古代产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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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宝源山盐泉——国内最早的盐泉，距今至少5000年历史

宝源山盐源的分卤孔见证了宁厂5000年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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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巴人从建国到亡国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一个依赖一种贵重资源生存的文化，在制度性优势的强大压力下的脆弱。天然资源的有限性、迅捷性，决定了它对一种文明的支撑的短时性和松散性。巴人内部为争夺资源的战争，自始至终就没有停止过。巴人“好斗”并非立足于历史真相的客观判断。历史的悲剧所告诉我们的，是隐藏在自然馈赠背后的危机。而这，对现实生活是富有启发的。秦国也好，楚国也好，无疑都在坚实的制度文明基础上生成其强大的文化张力。也许，这正是我们这次发现之旅的收获。


下期预告：巴人疑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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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宝源山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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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的巴王剑（图中最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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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人 疑 踪

※※巴人消失了吗※※

事实上，很早就有学者提出“巴人并不曾消失”的论断，但由于缺乏考古学成果的支持，这个声音消失在纷纷扰扰的争辩中。随着三峡考古一系列成果的问世，这个论断的依据也越发清晰起来。

    ■□悬棺里的青花碗■□




      
峡江悬棺

悬棺在高高的悬崖上默默注视峡江急流，三千年后，它们开始讲述一些故事。

    巫山巴雾峡的悬棺葬风俗，从西周至明代持续不断。对于巫山文物管理所所长易军来说，那次明代悬棺的发现，意义非同寻常。

    “从保护性抢救发掘三峡文物工程开始，我们对巫山地区的悬棺进行了普查。那天我们要探察的悬棺位于高出水面100多米的悬崖上，天气燥热，时近中午我们才爬到悬棺所在的位置。”

    “这是个洞穴悬棺，能容纳两个人站立。我和另一个同事揭开悬棺，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只陪葬的青花瓷碗，这在以往的悬棺探察中是罕见的。后来确信，这是只明代的清花碗。毫无疑问，这个悬棺属于明代，它也是三峡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晚的悬棺。这说明，这里的悬棺葬俗从西周一直持续到明代。”

    但这些明代悬棺是否就是巴人遗留下的呢？

    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蓝勇分析：“悬棺葬俗在西南地区很多地方都有发现，但峡江流域有悬棺葬风俗的民族却只有巴人。因此，这个发现完全可以证明，直到明代，峡江地区都有巴人后裔生活。”

    悬棺并不是唯一的佐证。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巴渝史专家熊笃认为：在古代，人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发生在战争中的大规模屠杀，除了像秦将白起坑杀三十万降卒那样针对军人的屠杀外，很难想象发生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从史书记载看，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兵灭巴，设巴郡，让巴人做当地各部落的领袖，采取的是安抚政策。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巴人完全成为秦的编民，并向秦朝交纳赋税。因此可以断定，巴国灭亡时，并没有遭遇灭绝性的屠杀。

    ■□文化的覆盖■□

    为什么汉代以后，有关巴人的历史记载就嘎然而止？我们能否寻找到失落的历史环节，了解巴人历史断代的真相？

    蓝勇的看法是，秦统一后，巴人的文字被统一的汉字强行抹掉，巴文化渐被强势的中原文化覆盖，失去了自己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管维良也有大体相同的推论。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巴人记载和流传自己的历史都是致命的打击。在这样的打击下，巴文化作为一支弱势文化，被摧毁了生存土壤，甚至连自己的文字传播都受到禁止，这是巴文化秦末汉初以来消失于史书记载的重要原因。

    但巴人的“消失”仅仅是文字记载意义上的消失，或者说仅仅是古代巴国的消失。作为一个族群，“巴人”从来就没有消失，正如玛雅人并没有随同玛雅文明的消失而消失一样。

    那么，神秘的巴人究竟去了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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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衰与挣扎※※

巴人很可能是中国民族史上一个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族群。追踪他们的去向，意味着闯入一座由无数岔道组成的迷宫。这个迷宫的形成，根源于巴文化的一个特性——迁徙。

    ■□流动的巴人■□


     

巴人迁徙路线图

按照中国历史地理专家蓝勇的观点，迁徙，是了解巴人历史的重要元素。他认为，即使在巴人受西周分封建立巴子国以后，巴人也处于一种部落联盟式的松散状态。伴随着战争和商业贸易而来的迁徙，构成了巴人的全部历史。

    据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潘守勇的研究，关于巴人起源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刘向的《世本》。这本早已失传的书说廪君在今湖北长阳县境内的武落钟离山征服了巴人的五姓部落，时间应当是距今五千年前。这个征服过程的传说，我们已在上期的《致命财富》中有所解读。

    但潘守勇认为，鄂西地区并非巴人最早的起源地。“长江三峡地段的巴人遗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代早期，而湖北长阳一带出土的遗物最早只能追溯到夏代晚期，这一带至今没有找出巴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到夏商时期的实物证据。这说明，巴人起源之地应该在三峡一带，后来才迁徙到长阳等鄂西地区，并正式形成了巴族”，潘守勇说。

    然而史书记载及考古发现表明，巴人最终又西迁回到了三峡地区。他们为何要回迁到惊涛骇浪的三峡？是谁在逼迫着他们吗？

    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黎小龙认为，是巴楚之间的恶战，导致巴人从鄂西清江流域向三峡地区迁徙。春秋战国之际强盛起来的楚国对巴国的盐业资源垂涎三尺，由此引发了几次残酷的战争。楚国一次次穿越天险三峡攻打巴国，巴国也曾长驱东下，直捣楚国腹地洞庭湖。到了战国七雄并起称王，巴国已日渐衰微，在北秦东楚的夹击之下，被迫进入三峡地区，进而溯江西进，逐渐征服和融合了当地的土著民族，控制了北接汉中、南及黔涪、东至奉节、西到宜宾的大片地区。”

    但来自楚国的逼迫并没有停止。原重庆博物馆馆长董其祥曾认为，古人将迁徙国都看作亡国，巴子时期虽然建都江州（今重庆主城），以后又相继建都垫江（今合川），平都（今丰都），最后移至阆中。巴人数易其都，正是当时巴国被秦楚紧逼，不断被迫迁移的真实写照。

    而这种迁移，我们在“荆人”鳖灵建立古蜀国开明氏王朝的过程中也得到明证。

    古蜀开明王朝建立的时间是战国后期。此时，也正是巴人迁徙最频繁的时候。

    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管维良认为，在涪陵小田溪战国晚期巴人王陵墓群的出土物中，青铜剑已经开始明显出现秦剑特征——尺寸较长，利于砍劈，这表明此时涪陵已被秦国占领，巴国实际已经灭亡。”

    但巴人最后毕竟还定都阆中，而且史家也是以秦国最终攻陷阆中作为巴人亡国的标志。巴人为什么最终要离开世居的峡江而远迁阆中？

    ■□最后的生存■□

    管维良认为，巴国最后迁都阆中，是因为当时阆中一带有巴人的分支板楯蛮的聚落。板楯蛮使用板枪防御敌人，这是一种特殊的木盾，当地人就称这些巴人为板楯蛮，又叫賨人。

    据管维良解释，板楯蛮其实本属峡江巴人的一支，他们进入峡江后并没有停止迁徙，而是一直沿嘉陵江上走，到达了今天广安、阆中等地才安定下来。因为远离峡江的连绵征战，板楯蛮所居之地成了巴人的最终避难所。如今矗立在阆中一带的古堡，就是巴人的遗迹。

    黎小龙认为，通过巴国的迁徙、兴衰的大致路线，我们最终可以确信，巴国作为一个政权符号虽然消失了，但是在鄂西、三峡以及蜀地的巴人并没有消失。他们大部分最终与汉族，或者与相邻的民族融合而保留了下来。例如，至今流传于广安、渠县、华蓥一带的巴渝舞、云童舞，仍保留着巴人“前战后舞”的遗韵。

    阆中的最后一战，并非巴人的“最后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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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巴人的后裔※※

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之后，我们总要追问，是否有一支巴人逃过了被融合的命运，最终保留了血缘的纯粹，在历史的缝隙中遗留下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否就是巴人后裔的乐土？今天，还有巴人纯正的后裔吗？

    ■□桃花源迷踪■□

   
  
身着冬装的土家妇女

这个让人迷醉的“桃花源”究竟在哪里呢？

    陶渊明告诉我们，是一个打鱼的武陵人,一不小心闯进了“桃花源”。

    武陵，究竟指的是哪里？

    中国先秦史专家黎小龙是这样分析的：秦统一后，在原巴人故地设巴郡、黔中郡、南郡。西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指的就是武陵郡，大体就是现在的武陵山区。

    秦灭巴后，巴人逐渐演化为廪君蛮、板楯蛮、武陵蛮、江夏蛮、五水蛮等，他们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较有影响的民族，其后裔大部分融合于汉族，少部分融合于与之邻近的其他少数民族。而其中一部分迁徙到湘鄂渝黔毗邻地区的巴人，恰好正是武陵蛮。

    被称为武陵蛮的古代巴人，就是《桃花源记》中的先秦遗民吗？

    黎小龙认为这样说并不恰当。秦汉时在武陵山区活动的少数民族，除属于巴人的武陵蛮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如苗、瑶、侗族等。《桃花源记》是真实游记还是幻想性质的文字，至今没有定论，我们无法将巴人与之对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被称为武陵蛮的人，活动地域与土家族所在地相吻合。”一个大胆设想就此提出：今天的土家族是否就是被称为“武陵蛮”的巴人的纯正后裔呢？

    ■□土家族的形成■□

   

身着秋装的土家妇女

三国时，“武陵蛮”又称为“五溪蛮”。“五溪蛮”中既有土家族的先民，也有苗、瑶、侗等族的先民。进入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的分裂，各族大混杂，巴人及其他各族的迁徙也更频繁，史书记载很混乱，都统称为“蛮”，有“酉溪蛮”、“零阳蛮”、“溇中蛮”、“建平蛮”、“巴建蛮”、“酉阳蛮”、“宜都蛮”等称呼。

    在唐宋时，把居住在渝鄂湘黔交界地的土家族先民以地名命族名，称为“夔州蛮”、“信州蛮”、“彭水蛮”、“施州蛮”、“辰州蛮”、“石门蛮”、“溪州蛮”、“高州蛮”等。宋代史书把这一带的少数民族都冠以“土兵”、“土人”、“土丁”等名称，这些称呼的出现，标志着土家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已初步形成。

    “土家”作为族称，是在汉人大量迁入后出现的。特别是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后，汉族大量迁入，为了将外地迁入人群与当地土族相区别，“土家”一词开始出现。表明土家族正式形成。

    黎小龙认为，土家族是多元一体，除了巴人的后裔外，还有长期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土著人、迁入的汉人及其它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武陵山区，相互交融，逐步形成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生活方式、心理素质的土家族。巴人有可能是土家族的祖先之一，但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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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验证※※

历史充满了巧合，巧合常常导致谬误，但当无数的巧合凑到了一起，谜底就即将揭开。土家族和巴人之间，就有着太多的巧合。

    ■□通往远古的长江路■□


      
长江路临江一面的石制护栏上，572个虎头兽面

在重庆长江路临江一面的石制护栏上，572个虎头兽面张开血盆大口，整齐排列，从肖家湾直达两路口。这些兽面就是巴人图语中的虎头纹。

    《世本》及《后汉书》都记载，巴人最早的首领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巴人认为白虎嗜人血，开始了以人祭祀廪君的习俗。

    572个兽面纹，572双廪君的眼，无声地注视着每天经过长江路的重庆人。

    文化史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图腾崇拜，往往会像基因一样永久性地遗留在这个民族的文化里。今天，我们能在哪里找到这个白虎“基因”的遗留痕迹呢？

    彝族是崇拜虎的民族，在他们的创世史诗《梅葛》里，就有老虎“尸解”成万物的记载：“虎头作天头，虎尾作地尾，虎鼻作天鼻，虎耳作天耳”。但我们不能说彝族是巴人的后裔，因为远在川西的彝族与巴人并无亲族关系。除彝族外，云南的拉祜族、纳西族、白族等，也都崇拜虎。但是这些民族与巴人所在的峡江地区找不到内在联系。

    传承“巴虎”的民族究竟在哪里呢？

    文献考证发现了我们身边的土家族与巴人的关系，在图腾“基因”的延续上，有没有相应的联系呢？

    今天，570万土家人分布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重庆等地，他们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保持着跳摆手舞、过赶年等古老的风俗。

    在土家今天还保留的跳丧动作中，有些细节引起了专家的注意———跳丧人双足前后蹦跳的同时，两只手在脸部前方来回虚拟抹脸的动作；在绕过棺木时，总要晃动肩部，同时左右转动头部，有时还大幅度扭动臀部。

    已故民族学专家潘光旦教授曾指出：“土家族跳丧者的抹脸动作是模仿老虎洗脸，而晃肩转头，扭动臀部，则是分别模仿老虎跳跃和摆尾。这些动作反映了土家人对老虎的崇拜。”

    古代巴人为了祭祀先祖廪君，年年杀人祭白虎。虎纹大量反映到各种出土的巴人器物上。蓝勇认为：“虎纹发现的地域非常广大，但是，土家族聚居的鄂渝黔湘地区，却是虎纹器物出土最密集的地区，这说明土家与巴人的血缘关系非常密切。”

    管维良教授认为：“今天土家族崇拜的白虎家神，是从战神发展过来的。古代巴人与其他部族和邻近国家的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巴人历史。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很多兵器和战旗、战鼓上都有白虎标记。巴人、土家人的原始文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具有强烈的异时性，但它却以一种共同性的面貌呈现在今人面前，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它们的同根性。”

      
跳摆手舞的土家人

■□舞蹈风流■□

    虽然从远古巴人战神到土家族家神的转变中，老虎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但证据还是太单薄了，能找到更多的证据吗？

    歌舞风俗往往在人类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让我们想到了土家族的“摆手舞”。

    摆手舞来源于土家人的生活和生产劳动，所以至今土家族的摆手舞中，还保留有磨鹰闪翅、跳蛤蟆、拖野鸡尾巴、打鸟、犀牛望月，以及勇敢擒猎的高浪、切削、五花盖顶这样一些模拟人类早期生活环境的舞蹈语汇。摆手舞除娱乐外，还保留有祈求家神护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和平安宁的意义。

    其实，有关摆手舞的史料记载早就存在。《龙山县志》记载土家摆手舞蹈：“男女相携，蹁跹进退”。南宋朱熹的“摆手临行一寄声”诗句，也是对土家摆手舞的一种朴素描述。

    而表现战斗的“巴渝舞”则有更悠久的历史。《尚书》记载：“周武王伐纣，得到巴蜀精锐力量的帮助。巴师勇锐，唱着歌跳着舞打败殷商的军队。”专家们认为，这是关于“巴渝舞”最早的记录。

    管维良认为，用歌舞来帮助取得战斗胜利，是巴人与土家人的一贯做法。古代巴渝舞是“歌舞以凌殷人”，帮助周人取得了胜利，而“摆手舞”既是对战争的演练，也是对祖先武功伟业的追思和祭奠。同时，两者伴奏乐器上也有相似处。“巴渝舞”善用鼓，在宫廷里的巴渝舞都保持了用鼓的特点。今天土家族的歌舞中，鼓同样是重要的伴奏乐器，“击鼓为节，踏地而歌，就是土家族从古代巴人那里继承下来的”。

■□DNA实证■□

    关于土家族人的巴人后裔身份的探寻，有没有科学的实症呢？

    从1995年开始，由庄孔韶、潘守勇等专家组成的三峡研究小组，将三峡和清江流域土家族人的血液与悬棺骨骸进行了基因检测的比对，以分析古代巴人和今天土家族的关系。这是国内第一次从峭壁上的悬棺里取出骨骸实施DNA检验，也是第一次用DNA鉴定手段来追寻巴人后裔的疑问。

    据潘守勇介绍，骨骸样本是从巫溪、巫山、奉节三个地方的悬棺上取出骨头和牙齿，从中提取DNA。他们从战国至西汉以及更早的商代悬棺中取出37粒骨骸进行测定，同时还选取了明代悬棺中的骨骸样本，另一方面，他们从三峡、宜昌、长阳等10个土家族居住区选择了十几个不同的家系进行活体抽血，提取DNA。研究人员对两项DNA结果进行了比较。

    对比的数据显示，西汉以前的古代巴人与土家人的基因联系已经不是特别紧密，只有70%的概率。明朝悬棺里提取的DNA与今天土家人的DNA联系概率达到99％以上。

    如此巨大的概率差距，究竟说明什么问题？

    潘守勇分析，根据DNA直系血亲辨认概率，通常要达到98%才能确认两个DNA样本之间的血亲关系。战国西汉时期的巴人与现代土家人的联系只有70%的概率，这显然无法确认两者之间的直系血亲关系，我们只能认为他们之间可能有亲缘关系；而明代悬棺样本的DNA与现代土家人DNA的联系概率高达99%，完全可以确认两者的直系血亲关系。“从西汉到明代，DNA联系的差距说明，巴人在这段时间里，有旁系血缘的加入，如今的土家族人已经不能算战国、西汉巴人的直系后裔，但两者之间有亲缘关系”，这是潘守勇得出的结论。



土家族学者、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彭英明说：“土家族作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也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居住在湘西、鄂西地区的土著巴人为主体，融合了其他一些部族如汉人、乌蛮等，在唐、宋时期逐步形成的混血族群，他们并非纯粹的巴人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