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外国人名的翻译问题

Ampelmann

王保贤



一般说来，在翻译外国人名（我这里主要指的是学术着作中的，而不是文学作品中的外国人名）的问题上，当一个外国人有现成的中文译名，而译者却要另取新译名时，大概有三种情况：一是译者认为现成的译名不妥，需要有新译名来代替──在这种情况下，认真的译者是会采取注释等形式来说明自己另译的原因的，由于这是翻译中的学术问题，笔者以为这种说明非常重要，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第二种情况很简单，就是译者要标新立异，别出心裁──这种做法违背了翻译外国人名时众所周知的“约定俗成”的原则，是不可取的。不客气地说，这是在有意制造混乱。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是不会有什么说明的，他不是不想说什么，而是根本就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知道他的“与众不同”。而第三种情况则更简单，就是译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要译的这个外国人的人名已经有了现成的译名，或者压根就不了解这个外国人的基本情况。当然这第三种情况要再仔细分析一下的话，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外国人在中国的确还不出名，他的名字虽然也有现成的中文译名，但并不为学术界和翻译界的大多数人所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新译，笔者以为还是可以理解的，情有可原；另一种可能则是，这个外国人在中国已经比较出名，起码在有关专业领域是出名的，但是译者自己本身却不了解这一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新译，无论如何是说不下去的。依笔者看，这样的译者大概是不适宜于翻译他所面对的那篇文章或那本书的。

罗嗦了这么多，是因为最近看到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的《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一本书（译者叫万家星）。我在这本书中发现的在翻译外国人名时存在的问题，应该说属于上述第三种情况中的第二种现象。

请看，在这本译作中，被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和学术界广为人知的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狱中札记》的作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ic，1891~1937）被翻译成了“格拉姆齐”（第44页）；在那段狂热的岁月中几乎被全世界广大青年学生所崇拜的着名的“三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之一、法兰克福学派中最激进的思想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被译成了“马居斯”（第30页）；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尔都塞（Louis Althuser，1918~1990）被译成了“阿尔蒂塞”（第28页）；至今仍被全世界很多人爱称为“切”的着名的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中文译名中的“切”被译成了“谢”（第27页）……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放着现成的译名不用而硬译出来的。由于上述人物都绝不是无名小辈，所以很显然，出现新译的原因，不能说是译者在标新立异，而只能说译者根本就不了解这些人。而一个根本就不了解这些人的译者，他所翻译的介绍和研究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着作，其质量又怎能让人放心呢？

平心而论，从这本译作的体例来看，译者的态度也倒是认真的，在形式上，译者还是比较严格地遵循了翻译的一些基本规范，比如，涉及的外国人名，一般都附有外文形式，有些还加了译者注，书后还附有专门的《译名对照表》（这一点，现在一些译文质量较高的着作也没有做到）──但是，由于译者对该书所涉及领域的基本事实特别是有关人物的基本情况不熟悉，因此，他所作的译者注，也就不能不存在问题了。比如，与对其他人的注释相比较，译者对葛兰西（即他翻译成的“格拉姆齐”）的注释，文字是比较多的，但在这段文字中，却出现了葛兰西“着有《新秩序》”的话，而事实上，《新秩序》只是葛兰西1919~1920年间参与主办的一份报纸，并不是着作。还有，对葛兰西的注释中，有生卒年份，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关于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的注文中，既没有这两个人的生年，也没有他们的卒年，而我们知道，原作出版时（该译着未附原着版权页，从译者序中知道，这本书大概出版于1989年前后），马尔库塞、阿尔都塞两人已经先后作古。另外，一般说来，在同一部译作中，对一个人的介绍，只需在书中最早出现这个人的地方作注就可以了，但让读者不可思议的是，同一个马尔库塞（即译者翻译成的“马居斯”），居然至少在第30页、第71页、第97页中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译者注”，而且三处地方的文字一字不差，都是：“马居斯（Macuse）：德国左派理论家，避居于美国。”对于同一个人，如此不厌其烦地作这同样的注释，真不知道译者是出于何种考虑。

按说，这本书的题材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法国1968年发生的“五月风暴”不仅对此后法国的内政外交，而且也对整个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所以，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国际学术界几十年来都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的，国内学术界也是需要这方面的译着的。原作翻译成中文出版，本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但是，这本译着的质量实在让人难以恭维！老实说，我本来是兴冲冲从书店买回这本书，准备好好读一读的，但当看到这一个个既陌生又古怪的译名时，再也提不起把它往下看的兴趣了。

以上过多地批评了译者，但我这个爱管“闲事”的人，还想把人得罪到底。我最后想说的是，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的，责任编辑叫黄义和，作为一个责任编辑，黄先生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究竟负了什么责任？

该书反映出来的问题，不能不让人对近些年来外国学术着作翻译水平的一再下降感到进一步的担忧！翻译绝不是简单地把一种语言文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特别是，在翻译学术着作的过程中，它除过需要良好的语言文字修养外，还需要有关专业领域中起码的学识。

（原载“光明观察”。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