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放是中国外交教父钱其琛嫡系,而同是钱其琛爱将的现任外长李肇星明年将届退休年龄,沈国放这次被调是人事斗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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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钱其琛一箭之仇 唐家璇放倒沈国放

在中国前外交“教父”钱其琛离开将近三年之后,其影响力已经被稀释的差不多,原来在外交部作为“天之骄子”的“新闻司系”,目前已经被唐家璇的“亚洲司系”取而代之。

中国外交“教父”钱其琛的嫡系人马、外交部前发言人,现任部长助理沈国放日前突遭免职,离开外交部的核心业务,调任隶属外交部的世界知识出版社,贬职担任据称仍属正局级的总编辑职务。外交部这个“小小”的人事变动,由于沈国放的知名度和他多年来在各界留下的良好印象,瞬间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震汤。

沈国放在外交部现任四名部长助理中排在首位,按照中国官场轮资排辈的规则,铁定是下一位升任副部长的人选。但恰恰就在升官的前夕,却突然落马,离开了“部领导”的班子,官方也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日前甚至强调,沈的新职务属“正常的调动”,据称他也继续享受原部长助理待遇。但沈国放职务被贬显然是事实,暴露了中国外交部的派系之争,即在中共十七大之前,有关各方已经开始了激烈的卡位,也显现了中国外交系统目前的派系格局,在前外交“教父”钱其琛离开将近三年之后,其影响力已经被稀释的差不多,原来在外交部作为“天之骄子”的“新闻司系”,目前已经被唐家璇的“亚洲司系”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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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璇以匿名信放倒沈国放

沈国放目前被解除部长助理职务,证明了钱其琛在外交系统的影响力已经不再。在外交部目前的“部领导”里,其嫡系只有硕果仅存的部长李肇星和“主管行政、财务和机关服务中心”的副部长吕新华。李肇星和沈国放都同属钱其琛的新闻司出身,是承前启后的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更曾是钱其琛自1984年至1993年的“大秘书”,而吕新华则是在沈国放之后,从1988-1998年担任钱其琛的秘书。

但自从2003年3月“钱退唐进”,由唐家璇升任主管“港澳台侨外”的国务委员之后,钱其琛的影响就日渐消退,具体就体现在有关的人事安排上。两年多来,唐家璇积极进取,精心部署经营,胡锦涛和温家宝外访的陪同任务,基本上由李肇星独力承担,唐暗地里则在进行相关的政治运作,以逸待劳。而李肇星多年来则是疲于出访任务,整个钱系人马整天忙于日常外交事务,政治上则是处于守势。此消彼长之后,中国外交部的派系力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钱其琛的“新闻司系”逐渐失势,尤其是在人事安排上,一切都是唐家璇说了算,几乎没有现任外长李肇星说话的余地。

北京消息人士称,唐家璇与钱其琛和李肇星不久前的一次较量,是2004年六、七月间,有关一个副部长职务的补缺问题。据称沈国放原本有望补上,并且已经获得钱和李的支持,但关键的时候,唐家璇以有人匿名状告沈国放的“莫须有”问题将沈拉下,换上了同样出身亚洲司的亲信、驻日大使武大伟,将他直接从东京“空降”到了这个副部长的空缺,并出任七方会谈中方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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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璇报钱其琛一箭之仇

武大伟出任这个“主管亚洲事务和条法工作”的副部长职务,据称是由原副部长、曾经担任驻日大使的徐敦信强力推荐。徐敦信与唐家璇和武大伟都出身亚洲司系统,徐曾任亚洲司司长,可以说是唐家璇的上司,而唐和武大伟则曾先后担任亚洲司副司长和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和公使。因此,徐敦信、唐家璇和武大伟三人,显然都属一个派系,几乎有着同样的经历和背景,都来自亚洲司,都处理过与日本的关系。

但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显然都没有处理妥当,中日双方有关人员都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尤其是先后负责对日关系的唐家璇和武大伟,其实都应该对目前严重恶化的中日关系负有重要的责任。可他们不但没有被问责,反而获得了重用,得到了提升,而被认为是一位开明、优秀外交官的沈国放,虽然为中国赢得了很多朋友,增进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反而被打翻在地,这就是中国外交部的现实。

其实在武大伟提为副部长之前,钱其琛和唐家璇已经有过一个回合的较量,结果是唐先输了一小回。那是在1998年至2000年底唐家璇担任外交部长兼党委书记期间,由于唐大权在握,在打压钱系人马的同时,大力提拔自己的亲信,因为出手太过明显,引起了钱系人马的反弹,使得钱其琛不得不将当时出使美国的李肇星提前调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党委书记,对唐家璇进行了一定的制衡。

李肇星是在2001年初提前离开驻美大使任上,回国担任外交部党委书记,掌握了原来由唐控制的人事权,并利用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的机会,与美国合作反恐,趁机改善了中美关系,主导了中美关系的处理,使中美合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稳定了中国的外交大局。但李肇星虽是个处理外交问题的高手,却不是个搞权力斗争的内行,因此在之后几年,尤其是唐担任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之后,仍然无法阻止唐系人马对外交部权力的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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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星已失势成光杆司令

就在唐家璇的“亚洲司系”日益壮大之际,这边的“新闻司系”,除了已经被唐系人马逐渐“渗透”之外,不但没有后备力量前赴后继,而且连已经上去的亦被逐个 “分割包围”或牵制。即使连现任外长李肇星,在奔波了几年之后,亦已到了强弩之末,而且现在也已经是65岁的老人,疲态已现,按照中国官场的有关规定,已经即将“到点”,再干一年也就差不多了。而唐家璇则是后发制人,其控制下的“亚洲司系”目前已经显然成了外交部的主导力量。


一边是唐家璇系这股上升的力量,而另一边则是钱其琛系逐年凋零的现实,这在中国外交部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在人走茶凉的潜规则中,据称目前的外长李肇星没有像数年前那么风光,已经深感世态炎凉的滋味。北京消息人士表示,李肇星显然失势,从最近胡锦涛和温家宝数次出访时既带上他,也带上唐家璇的做法中已经可以看出端倪。而且,在目前外交部的领导班子中,据称李已经颇感孤立,颇感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保不了沈国放,一封所谓的匿名信,一个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当然可以随时把沈的仕途一笔勾销。


显然,沈国放事件说明,当年曾被海内外嘲笑的唐家璇,尽管不久前还曾大言不惭表示“中国的人权记录是全世界最好的”,引起全世界的不屑,给胡温实事求是的形象抹了灰,但这并不影响他取代钱其琛,成为中国的外交新“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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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篪接任下任外长?

其实,沈国放被免除外交部长助理职务,与未来外交部的权力布局密切相关,更与谁是一年之后的中国外交部长相关。目前,随着李肇星的“到点”下班,谁是其继任人的问题已经引起海内外的注意。而下任外交部长的肥缺,更引起北京官场各路人马的兴趣,尤其是外交部系统内,所有可能的人选都在暗中角力,特别是几位现任副部长,很多都希望幸运之神能够眷顾。

北京消息人士表示,这些竞争者中,可能性最大的,莫过于现在副部长中排名第二的杨洁篪,似乎是志在必得。1950年出生的杨洁篪1998年即升任副部长, 2001-2005年任中国驻美大使,现任主管美大、拉美、涉港澳台事务的副部长。但消息人士认为,杨洁篪由于出身翻译,日常事务处理能力较强,但要作为一个处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事务的外交部长,格局、眼光和魄力还得考验,尤其是杨的身体,如果作为外长,实在令人担心,因为他的心脏搭了五根桥,随时可能出问题,这是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去年9月,当杨洁篪与唐家璇和李肇星陪同胡锦涛到加拿大、墨西哥和纽约时,杨洁篪跟在唐家璇的身前马后,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的样子,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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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长应该政治任命

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总是从外交系统提拔、从职业外交官中“近亲繁殖”出外交部长的做法,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进入世界前四位的时刻,显然已经需要与时俱进。由于中国外交系统长期形成的职业习惯,他们在封闭性环境中从事外交业务的做法,由这种官僚系统中选出这种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外交部长,其政治眼光、魄力与气度,显然非常有限,很明显已经不符合中国今天外交的需要,且与中国目前日益上升的大国地位不对称。

而且,这种做法还是未来继续出现沈国放、张国放和李国放的土壤,因为沈国放显然是外交部派系斗争的牺牲品,他今天碰到的问题,显然就是这种派系斗争的产物。“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事实上已经不合时宜,因为这种派系斗争不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外交官僚体系,胡温新政应该以“沈国放事件”作为契机,改革以前从外交部提拔外交部长的做法,就像欧美民主国家一样,改以政治任命的方式任命国务卿或外长。而实际上,对外交部长政治任命制度的改革,也是中国目前政治改革的重要一环。

因为这种教训实在太深刻,今天的唐家璇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据北京外交口消息人士透露,当年唐家璇接任钱其琛外长职务,事实上就是钱推荐的,但却是钱没有选择的选择。据称,当时的副外长刘华秋其实很想接任外长职务,但刘被认为是钱的对头,受到钱的强力抵制,而钱又不敢让自己嫡系的李肇星接任,避免给刘以口实,因此就推荐了被认为比较“中性”的唐家璇。

这种“矮子当中选高个”的做法,其实是钱其琛的悲哀,也是中国外交的悲哀,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悲哀。正因为有了这种悲哀,才出现了沈国放今天被贬职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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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鞑虏反清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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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是残酷无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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