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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会想到，正式查账只查到第九天，二月十八日的一大清早，张桂全就真的挥起了杀人的屠刀!
　　 这天，不大不小的雨点儿，不轻不慢地敲打在小张庄农舍的屋脊上，好像没完没了的催眠曲。
　　 天已经大亮了，庄子里的农民差不多都还慵缩在被窝里。五十八岁的魏素荣，这天依然早早就下床，像往天一样忙着去灶间。她知道，丈夫张桂玉被大伙推选为村民代表，他和另外十一个村民代表一样，风雨无阻地要去查村里的财务账，魏素荣生怕误了村里的大事，很早就把早饭做好了。
　　 谁知丈夫张桂玉和儿子张小松围着桌子刚坐定，家里的那台旧闹钟的指针正指向七点十分，张桂全便领着他的五儿子张余良和七儿子张乐义，出现在门洞里。接着出现的，还有村会计张家会及其子张杰。
　　 因为父亲就是村里的会计，对村民们的查账同样有着抵触情绪的张杰，首先冲着张桂玉说了句讽刺挖苦的话：“账算得怎么样了，俺们可能分两个?”
　　 张桂玉是个精明人，自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他离开饭桌，冷静地说道：“大家叫我出来算账，俺能不去吗?”[wenbin扫描]
　　 张桂全马上接茬道：“骂你不多!”遂向两个儿子喊道：“给我打!” 。
　　 由于这事来得太唐突，听到了张桂全一声喊打，张桂玉居然呆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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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二月六日，乡纪检书记王加文带领着三名会计，和乡政府负责小张庄片的薛兆成，进驻了小张庄。
　　 二月九日，在王加文的主持下，经过村民们的充分酝酿、民主协商，全村八十七户村民最后推选出十二名群众代表，组成了联合清账小组。深受大家信赖的张家玉、张桂玉、张洪传、张桂毛等人，均在当选之列。因为谁都知道张桂全的为人，也预感到清账工作不会一帆风顺，除制定了严格的查账制度和纪律，十二名代表还私下约定，如果张桂全到谁家闹事，其余的代表都必须赶到现场，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对于这样的清账工作，从一开始，张桂全就极力阻挠，先是散布谣言，说有人投毒要害死他的孩子，企图把水搅浑，转移人们的视线；接着，便多次在村级会议上扬言：“十二个鸟代表算我的账，存心搞我，没那么便宜!就是搞掉我，他们也没法子过；搞不掉，我叫他们更没日子过，不打死他们，也叫他们腿断胳膊折!”没出两天，张桂全的儿媳张秀芳就放出话：她的公公要杀人了。
　　 面对张桂全的这些威胁，村乡两级领导干部都没引起应有的重视，清账代表也只认为这不过是张桂全在吓唬人，全没当做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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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切，发生在五分钟内
　　
　　 随着商品大潮的奔涌而至，人们普遍对有着“发”的谐音“8”这个数字，产生了喜爱之情。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八日，自然就被认为是个大吉大利大喜大庆的日子。可是，这一天，它却永远成为安徽省固镇县唐南乡小张庄的忌日。[wenbin扫描]
　　 小张庄地处淮河岸边一个低洼地段，这些年涝灾不断，村民们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再加上村干部没完没了横征暴敛，家家户户几乎就变得度日如年。对村干部的胡作非为，小张庄的村民并不都是逆来顺受，张家全、张家玉、张洪传、张桂毛几个血性汉子，没少把要求清查村里账目的意见反映到乡党委和村支书那里。去年春天，村民张家昌还把举报信送到了固镇县人民检察院。
　　 对于村民接连不断的上访和举报，张桂全恨得咬牙切齿。虽说他在村里只是个“副村长”，但没谁不怕他三分，村民都深知“此爷”是个啥事都敢做绝的恶人。他本人也知道村民们的怨气主要是冲着他来的，可仗着乡里有人替他撑腰，就从未把这些村民放在眼里。一天，他把乡里的两个治安联防队员请到家中，然后假惺惺地让人通知到处告他的张洪传到他那算账，张洪传不知有诈，抱着有理走遍天下的心态兴冲冲赶去。张洪传刚进门，张桂全便破口大骂，指挥他的两个儿子和联防队员对张洪传大打出手，顷刻间就把张洪传打成血人。要不是张洪传的侄子张桂应闻讯赶去解救，张洪传还不知会被打成什么样子。
　　 张桂全的暴力威胁，非但没能压倒村民，适得其反，小张庄的全部党员、老村干部和八十多户农民空前团结起来，先后两次去乡政府、五次到村支书家，强烈要求查处张桂全，彻底清查村里的财务账目。
　　 村民们的反复呼吁，多次请求，终于引起了唐南乡党委的重视。恰在这时固镇县政府正布置各乡镇对乡村的经济账目进行一次全面清查，乡党委书记左培玉就对小张庄上访的村民说：“正好，借咱们县这次清账的东风，我们已经研究决定，由乡纪检书记王加文带领乡财政部门的三名会计，就先从你们村开始清理。”
　　 这消息，让小张庄的村民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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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一年早春二月，我们走进了丁作明的家。我们发现，一个六口之家，因为丧失了丁作明这个主要劳力，有如大厦折梁，当地政府虽然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免征了农业税，可是生活却依然过得十分艰难。我们注意到，大门上贴着的，分明不是红纸写就的对联，那对联惨白中透着浅紫，可以看出，他们至今没有从巨大的悲痛中走出来。
　　 丁继营老人因体弱多病，已苍老得无缚鸡之力，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老泪纵横。他拿出过去的《判决书》和地区法院开出的收据告诉我们，白纸黑字的《判决书》上判决的附带民事赔偿，至今没有兑现，他们多次找过阜阳地区法院执行庭，并在几尽一贫如洗的窘境中，交纳了对他们不啻于天文数字的执行费，但时隔七年，当时判决的赔偿款，至今杳无音信。
　　 丁作明母亲丁路氏现瘫痪在床，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苦不堪言。丁作明爱人祝多芳在一次外出拉化肥时摔断了右臂，基本上不能再干重活。三个孩子被学校照顾可以免缴学杂费用，但十四岁的丁艳和十二岁的丁卫，还是中途辍了学，不得不在家帮助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过早挑起生活的担子。
　　 离开路营村时，我们去了一趟丁作明的墓地。阴阳相隔的现实，使我们无法和他进行对话，但我们还是默默地祈祷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丁作明以他年轻生命的陨落，震惊了中央，从而使得九亿农民终于有了呵护自己的尚方宝剑。
　　 本来，我们以为他是第一个殉道者，也应该是最后一个。然而，接下去，当我们走近固镇县唐南乡张桥村小张庄时，才知道，丁作明的悲剧并没结束。它不但依然在延续，发生在小张庄的血光之灾，其性质之恶劣，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场面之血腥，以至让人无法相信。它发生在“丁作明事件”后的第五年，并且，是在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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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0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安徽省委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当了十七年省农经委副主任的吴昭仁，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外面的走廊里十分宁静，宁静得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地分辩得出走廊上传来的忽远忽近的脚步声，但是，当吴昭仁回顾发生在七年前中央调查组来安徽的那段往事时，周围所有的动静就全在我们的意识中消失了。
　　 我们发现，退居二线，已经身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咨询员”和“安徽省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的吴昭仁，谈起当年这个调查组的事，好像那一切就发生在昨天。他说，是他把联合调查组一直送到北京的。他强调他同调查组的同志踏上同一趟进京的列车，是因为他也正有事要进京，属于“顺便”；但他并不回避，当时的省里领导确也极想知道这些同志下到利辛到底调查到了哪些情况，又形成了哪些看法。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他至今还能说出国家农业部参加到调查组中去的两位成员的名字，他们是合作经济指导司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处处长李显刚和副处长黄炜；黄炜是个十分能干的女同志，李显刚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秘书。农业部分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正副处长一齐上阵，也说明了对这事的重视。
　　 联合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
　　 吴昭仁告诉我们，曾晓东在谈起利辛县农民的生存状况时，眼泪止不住地就流了出来。这个细节，给吴昭仁的印象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一个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什么场面没有见过呢？
　　 在人们的想象中，执法监察干部早就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但是，讲到调查所闻，感情竟一下变得如此脆弱。他红着眼睛说：“真没想到，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农民还这样苦，负担会这样重，有些党的干部对农民的态度竟又是这样恶劣------”
　　 他一边流着泪，一边甩着头。
　　 他告诉吴昭仁：“我们实际调查到的，其实比新华社记者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整个路营都很困难，只有村支书和几个村干部住的是瓦房，问题一看就十分清楚。路营有两个生产队，连续几年就靠卖血为生，苦到这个样子，各种各样的负担还没完没了，大大超出中央规定，已是让人无法忍受。丁作明根本不是他们讲的什么‘计生问题’，只是因为他反映了农民的负担，被就活活打死！”
　　 这位中央特派员本不应该是个爱激动的人，他说到这儿话却被打住，因为过于激动了，下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泪珠划过两颊跌落在手上。
　　 他说，反映问题的农民见到他们，首先就是长跪不起，其中有的竟是步履蹒跚、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心受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震撼。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呢？
　　 这不都是常被我们挂在嘴上，说是已经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中国农民吗？他们被压弯的脊梁和被扭曲的灵魂，使联合调查组的每一个人无不在吃惊之余陷入到长久的沉思。
　　 丁作明的死，引起中央的重视无疑是空前的。就在丁作明惨死后的第二十六天，即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接着，同年六月二十日，国务院就在京召开了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会议。这以后，仅仅又只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再次联合发出《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将涉及农民负担有强制、摊派和搭车收费行为的有关项目，被取消、暂缓执行、需要修改或坚决予以纠正的，计一百二十二项之多！
　　 这么短的时间内，针对农民负担问题不仅迅速下达了紧急通知，而且这么快就拿出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并召开了全国性的工作会议，这一切，在人民中国的建国四十四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安徽省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七月二日，在利辛县城公开审理了在“丁作明事件”中负有法律责任的六名罪犯。依法判处王进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赵金喜无期徒刑，纪洪礼有期徒刑十五年，彭志中有期徒刑十二年，祝传济有期徒刑七年。
　　 同时，为严肃党纪、政纪，阜阳地委和行署，在此之前，还分别作出了以下决定：给予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党内警告处分；副县长徐怀棠行政降职处分；纪王场乡党委书记李坤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康子昌留党察看、撒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撒职处分。并要求全区人民群众更好地监督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责令各县（市）务必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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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联合调查组一杆子插到了案发现场，这使得安徽省阜阳地区及利辛县三级党委政府有关领导都大出意外。
　　 调查组首先对丁作明的家人进行了慰问，然后就同路营村的村民们见面、开座谈会。可以看出，调查组的调查范围显然没有也囿于一个路营村，还扩大到了附近的黄楼和彦庄。调查时，不让地方干部陪同，并对被调查人实施政治上的保护，于是乎，周边的村民们也纷纷找上门，向调查组反映实情。
　　 于是，京城下来了“包青天”，“微服私访”的消息立马传遍了利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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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想得很多，但他最后还是采取了当今大家都早已熟习了的办法：报喜不报忧，息事宁人。他认为只要不把丁作明的死与“农民负担”扯到一起，剩下的，一切事情都好办。
　　 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利辛县委、县政府就向省委、省政府写出报告：丁作明的死，纯粹是由一般的民事纠纷引发的，与农民负担无关。
　　 戴文虎绝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抱有侥幸的回复，竟断送了自己本该拥有的锦绣前程。
　　 安徽省委、省政府希望看到的，当然也是“与农民负担无关”的结论。回复的电话当即打给了陈俊生。
　　 谁知，陈俊生是个办事一丝不苟的人，再说这事又有那么多的中央领导批了字，盯着这事不放。他接到安徽作出的这个结论，疑窦顿生：到底是新华社的记者“谎报军情”，还是安徽省在“欺骗中央”呢？需要关心的，似乎已经不应该是这事处理的情况，倒是丁作明案件的性质了。
　　 陈俊生把问题交给新华社回答。
　　 新华社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电话后，觉得事有蹊跷。因为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的调查文章写得已经十分具体了，那些事实不可能是坐在办公室凭空捏造得出来的。但为慎重起见，还是把陈俊生的电话内容及安徽省报上来的意见，一并通知了安徽分社。
　　 现场采访和处理稿件一向认真严谨的孔祥迎，看到了安徽省对“丁作明案件”所作的调查结论，十分意外。他感到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安徽的这种结论，无疑是对他了解到的事实的一种彻底的否定。他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安徽分社回答总社的态度十分坚定：为了澄清事实，请求中央直接派人调查。
　　 一个由中央纪委执法监察室、国务院法制局、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组成，他们没同安徽省的各级领导打招呼，从北京出发，就一路南下，直接开进了纪王场乡路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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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一串电话号码，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深知案情的重大，同有关领导联系过后，就把电文发给了阜阳地委和行署。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这时才知道，纪王场乡的这件事“漏子捅大了”。他很清楚，丁作明的死如果与“农民负担”有个因果关系，这问题就大了，纪王场乡党委政府有关的领导将会被追究责任，县委也难脱干系。虽然他调到利辛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才一个月，许多情况还不是太了解，按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所能承担的充其量不过是“领导责任”，但接到省里发来的紧急电文后，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思想一下变得复杂起来。首先，他不希望这件事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或是说，不希望因为利辛这件事影响到安徽的形象。一九九一年大水以来，外地人都把安徽人当作“灾民”看，丁作明一案的真相再传出去，安徽的农村还成了个什么样子？如此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在利辛，作为利辛县委书记，他还有什么面子？
　　 当然，戴文虎并不知道，就在丁作明的案件发生前不久，四川省峨眉山下的仁寿县，也是因为农民负担太重，引发了上万人大规模地上访，农民与警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愤怒的农民竟烧了警车。这事已使中央领导为之忧虑；紧接着，安徽这边就死了人，自然就格外关注安徽对这事的处理情况，不希望由此引发出更大的事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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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打来的电话，不禁呆住了。在这之前，无论是阜阳行署还是利辛县政府，都没有将这件事汇报上来，再说，上面打来这样急迫的电话，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历史上还从来没遇到过。
　　 陈俊生劈头就问：“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的青年农民丁作明，因为反映农民负担被迫害致死，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情况怎么样了？”
　　 这事根本不知道，自然无法回答。那边，陈俊生马上又说：“处理情况随时告诉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都对这事批了字，十分重视，我在这里随时等候你们的电话。”
　　 接着，陈俊生不仅留下自己办公室和住宅的电话号码，还把他在中南海内部的“红机号码”也提供出来；因为他当时正在一个会议上，并把他在会议期间的具体联系方法也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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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迎是因为别的采访任务去利辛县的，获悉“丁作明事件”之后，他深感震惊和痛心。当时他在安徽分社负责农村报道，自然会对发生在安徽农业上的一切新闻格外敏感，再说，一个中国最高新闻机关的记者，处理新闻稿件也不会像地方上的记者有那么多的约束与忌讳。仅凭着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他就觉得“丁作明事件”折射出了当今中国农村中太多的“社会信息”。更何况，减轻农民负担，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密切关注并已有了明确规定的一件大事，而纪王场乡一个有文化懂政策的青年农民，只是依据党的决定，向党的组织提出了正当要求，并得到县委的支持，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这一切还是发生在人民的执法机关！其性质的恶劣，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及典型性，都无不使他感到触目惊心！
　　 于是他迅速改变了采访计划，顶着一连串的压力和干扰，深入到纪王场乡作了认真调查，很快把事件的真相写成一篇“大内参”，发往北京的新华总社。总社同样很快地就将这篇调查报道全文刊登在送往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动态清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