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河

5 逼上梁山

      王洪超被关押了七个多月之后，被“判一缓二”放出，终于又回到了王营。回村才知道，县里在对王营村清剿时，不仅把他家彻底砸光了，还把他买来的那八千包老鼠药，拌进了麦囤里，使得五千多斤粮食染有剧毒不能食用。妻子李兰当场吓出精神病；女儿王玲玲也由于受到刺激，无法继续读书，至今呆在家里，不能听到警车的响声，警笛一鸣马上犯病。
王洪超望着妻女蒙受如此冤屈，不禁泪流满面。他想起了过去在报纸上读到过的一位信访工作人员说的一段话：“历史上的农民首先选择告状，今天的农民首先选择上访，他们首先都致力于寻找一种能为自己主持公道的外部力量。当前农民的直接抵抗特别是有组织的直接抵抗，主要是在分散的、温和的上访努力失败之后，原来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变得不那么‘温良恭俭让’了。如果说农民上访中有过火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批评教育问题，这和有关部门不遗余力地包庇那些证据确凿的腐败村官、乡镇干部相比，对农民的做法是太过分了，反差太大了，立场太‘鲜明’了!”
当时看到这段话，王洪超确确实实被感动了。但是，此时此刻，王洪超想到这段话时不仅感到的是亲切，更多的还是吃惊，他发现那位信访工作者的论断，就像在评说临泉县眼前发生的事情。
他想，临泉县公安局之所以敢在中央信访局接济站抓他们三个上访代表，肯定编造出的谎言也把北京的同志给欺骗了。于是他首先想到的，已经不是立即去为妻子女儿寻医治病，而是再次进京，推倒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那一切不实之词。想到了这一层，就不禁想到县法院开庭时，作为公诉人的县检察院在法庭上宣读的那些证人证词。
王洪超开始行动了。他分别找到本村村民邵喜英、王来治和王海潮。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原来那些所谓的“证人证词”，全是经过精心炮制的!
县法院开庭时邵喜英并未出庭，村民回来告诉她，说庭上宣读了她的一份证词，邵喜英听了吃了一惊。她说，“四二”那天，天一黑，她就上床睡觉了，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她还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不可能写出啥证据，也从没在啥材料上按过手印。她不安地说：“如果真有我的证据，这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就是借我陷害其他人。”
王来治说，县公安局来的人曾找过他，拿出两份复印材料让他看，他说他不识字，对方就念着材料上的名单问他：“你们村有没有这些人?”他说：“有。”对方就又写了一份材料叫他按指印。因为他不知道对方在材料上写的啥，他不愿按。这时，白庙镇党委书记韩春生走过来说：“该按的就要按，保证没你的事!”有韩书记的这句话，他就在公安人员带来的材料上和现写的材料上都按了指印。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要他指控几个上访代表“罪状”的“证词”。
王海潮更是气愤。他根本就没说过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曾殴打过公安民警，他的“证据”纯属捏造。他说，我说的时候他们在记，记了些啥也不念给我听，就让我按了手印，谁知开庭时一宣读，内容全变了!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设圈套让人钻，他们这是栽赃!
被指控参预了“四二”事件“打砸抢”的王登友和王高峰，也分别愤然地写出了申诉材料，说明他们当时压根就不在村里，一个在河南，一个在山西，两人都在外地打工，这种狗屁“证词”实在是无中生有!
面对这些证人真正的证词，王洪超感到万分震惊。
这已到了一九九四年最后的日子，心中揣了一盆火的王洪超，迎着岁末寒彻肌骨的西北风，领着七十三位王营村的父老乡亲，第四次踏上进京的列车。
他们暂且把“农民负担”放置一边，专程赴京控诉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镇压无辜群众的血腥罪行。 ’
张西德得知王营村民又一次集体进京上访，真的是暴跳如雷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宁愿舍掉一条胳膊，也要和你们干到底!”
但是，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调查行动，因为调查组既然有临泉县委参加进来，去调查临泉县委本就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四二”事件，其结果的客观性注定要被大大打上折扣。
我们看到了由这个联合调查组抄报给中央信访局的一份《书面回访材料》，材料上不仅回避了国家减负政策的有关规定，只字不提王营村农民负担是否过重，罗列出的许多数字也是混淆视听，掩盖了问题的性质，甚至公然包庇镇、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如，一九九二年村里“上交镇”十一万一千七百九十多元，这些钱干什么用了?该不该由村里出?均不作说明。如，多处出现钱款的去向是“还前任村班子贷款”，或是“其他贷款”，而且数目巨大，这些贷款究竟是被村干部贪污了，还是挪用了?为什么这种不明去向的贷款要村民们摊派?均一字不提。总之，《书面回访材料》上大都是些糊涂账，“省地县调查组”却又有着惊人的结论：“账目账面处理清晰，没有发现村干部的贪污问题。”
调查组不仅按照临泉县委对“四二”事件定性的口径向中央信访局作了“汇报”，依然将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王洪钦、王洪章、王洪军六人统统称作“罪犯”；王洪超一出看守所，就再次带人进京上访，《书面回访材料》上却写道：“判决书送达两被告后，两被告均表示服判，不上访。”
这种官官相护的调查报告，被送到中央信访局，中央信访局没有理由不相信有着省、地、县三级党的组织派出的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所以，王洪超这次带领农民再次进京上访，虽然没有像上次那样，在中央信访局的接济站被抓，却也只能是无功而返。
省委、地委派下来的调查人员，也跟县里一个鼻孑L出气，这使得王营人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一九九五年的元旦，和随之而来的新春佳节，村子里没有了一点儿喜庆的气氛。开春过后，正是各地农村春耕春种的大忙时节，大批的王营人却相继离开了临泉县，纷纷去外埠打工谋生。
“哀莫大于心死”。人们不再上访，但白庙镇及王营村，镇村两级的党政机构，却也就沦为形同虚设。
表面的平静，掩盖了并未解决的尖锐矛盾。阜阳地委和行署并没有从王营村农民多次大规模的上访事件中汲取教训，县委书记张西德甚至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到了一九九五年，临泉县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地区下达的各种税费明显增多，仅“双基教育费”一项，农民人均就是二十五元；下面层层加码，到了白庙镇就变成了人均四十元。既然上面可以增收“双基教育费”，上行下效，各种各样的乱摊派跟着就五花八门地冒出来。白庙镇有的行政村，农民负担便占到上年人均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点二六，已超出国家“大限”的三倍还要多!
一九九五年秋天，已是家计萧条的王营村民，遭受到又一次的飞来横祸。九月一日，县里派往王营村“开展计划生育突击检查活动”，其工作队队员竟多达三百人!其中，不少队员素质极差，行为恶劣，侵权现象十分严重，他们对本不属于计划生育对象的也巧立名目，乱征乱罚，稍有不从，便赶猪、牵羊、挖粮、拉家具，甚而强行砸门扒房，打人抓人。这且不算，工作队居然敢将罚到的钱款私自分掉，每天还要村民们负担他们三百多人的工资以及往返车费。
王营村的村民们肺都气炸了，终于再一次聚集起来，爆发了第五次上访的高潮。这一次，上访的村民们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感。他们十分清楚，此次再不成功，王营人将无法生存下去。
没有退路。
他们也没给自己留下退路。
挺身而出，率领这支视死如归的上访队伍的，还是村民代表王洪超。
那是一九九五年的金秋十月，在中国的国都北京，令世人震惊地先后出现了两起与安徽省临泉县有关的事情，因此，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注定要为自己埋下的隐患付出代价。
十月四日，共和国四十六周年诞辰刚过去两天，临泉县城关镇李湾村农民李新文上访来到北京，反映县公安局为兴建水上派出所办公大楼，在没有解决拆迁补偿的情况下，就和城建局监督大队强行拆除农民的住房，使得他生活无着、居住无所，来京后钱又被骗，绝望的李新文先是在前门撞车未遂，于五日凌晨在永定门接济站跳楼自杀!
这是中办国办信访局设立接济站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这事，本不该发生的，或是说，不该在这样的地方发生，因此，它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
接着，十月二十七日，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七十四位农民就在王洪超的带领下赶到北京。几乎是脚跟脚地，十月二十九日，临泉县田桥乡赵庄、黄庄、张楼四十六位上访农民也抵达北京。
田桥乡和白庙镇一样不堪重负，而且，田桥乡平调、挪用各村的集体资金比白庙镇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一九九四年就平调了各村的提留款六十多万元，造成村级经费开支困难，各村疯狂地搭车加码；特别是一九九五年秋季开展的计划生育突击大检查活动，在田桥乡也前后搞了五十天，乱征乱罚款就高达二百五十多万元，闹得民不聊生。
一个县的两个乡镇大批农民集体上访，特别是白庙镇王营村这已是三年中的第五次进京上访，农民负担的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自然引起了中央信访局的重视；再说，他们已经察觉到，王营的农民这次是铁了心，一副“破釜沉舟”的样子，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便暗中作了防范。然而，防不胜防。十月二十九日，正是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如织，王营村赴京上访的农民群众还是躲过了接济站工作人员的目光，陆陆续续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按照事先的计划，来到国旗周围，突然集体下跪。
他们决心以生命的代价，吁请中央，以雪民冤，以昭国法。
他们知道，在这样一个世界瞩目的地方，这样做，会给国家，特别是北京，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会给党和人民政府脸上抹黑。但是，他们显然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想不出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才能够撼动那些对人民的疾苦已经麻木的灵魂。
自古道，官逼民反，可他们没反，他们依然只是来向组织上反映自己的委屈，找的还是党的机关和人民政府。他们对党的拥戴没有变，对人民政府的信赖没有变。冒死进京，找党，找政府，只是希望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政策，能早一天在他们生存的那块土地上得到落实；县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白之冤，能早一天得到澄清。
中央有关部门终于采取行动了。他们当即通知安徽省及有关地县负责人连夜进京，当天下午就把国家农业部、国家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以及国家计生委等中央、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到了一起，研究上访农民提出的那些具体问题。
王洪超和另外两个农民代表，应邀到会，并陈述了进京上访的原因。
农业部的同志态度十分明确：加重农民负担，这是严重违背党中央、国务院“减负”政策规定的，打击报复上访群众更是不能允许的；该退的款至今没有到位，应尽快解决!
中纪委、高检、高院的同志，也旗帜鲜明：农民反映的这些问题为什么久拖不决，而且还不断地激化这种矛盾，这显然是错误的，必须下决心解决，不应该再拖了。涉及到党纪的，要坚决给予党纪处分；触犯了国法的，必须以法论处。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王洪超在会上就“四二”事件的几个关键问题咨询了公安部的同志。他问：公安人员夜间巡逻的范围有没有什么规定?公安人员执法时应不应该公开身份?几个公安民警喝得醉醺醺的，半夜三更鬼鬼祟祟摸进村，既不说明身份，一盘查就跑，还掏枪威胁群众，群众把他们当成一伙冒充公安的刁徒给打了，车也砸了，这叫不叫“妨碍公务”?
公安部到会的同志回答得十分干脆：“巡逻主要是在闹市区，或是发生过诸女口拦路抢劫等情况的事故多发地，农村不是巡逻范围。公安人员执法时不出示证件是违法的，老百姓不知道你是不是公安，打了就打了，砸了就砸了，应该立即放人!”
王洪超激动地听着，真想当场伸出大拇指，表示他对与会者精彩发言的由衷敬佩。尽管他极力地克制着，却依然忍不住眼窝子一热，流下泪来。
十一月十一日，安徽省重新组织起一个调查班子，派出了只有省委省政府和阜阳地委行署两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十二位同志，深人到白庙镇和王营村实地调查研究，召开了各类座谈会，认真回访上访群众，并及时地把调查到的情况向群众作了公布，前后历时二十天，最后形成了一个相对公正的调查报告。
报告首先确认，临泉县的农民负担问题确实是严重的，“四二”事件发生前的一九九三年，白庙镇仅增项加码的农民负担就是十三万一干六百五十九元，此外，还平调村提留十三万五千一百七十六元，挪用集体资金三十四万一千七百二十九元，其“不合理开支”竟占到百分之六十八点七七，并指出：“退款不到位，影响很坏。”关于“四二”事件，调查组说了真话：“县委、县政府和县直有关部门及白庙镇党委政府都是有责任的”，“向农民提取款、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和工作上遇有难度，就动用公安干警出面协助，特别是对待农民上访解决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也动用干警参与”，“在执行任务中，少数干警和武警行动过激，伤害了群众的感情，部分群众目前仍有怨气，长欺(期)不能息诉罢访，给做好该村的稳定工作带来了难度。”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是王营村难忘的一天，被关押了一年零七个多月的王向东，被无罪释放，村里的老少爷们像过大年一样地喜庆，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扛着大红匾，上书“为民请命”，庆贺为大伙蒙受冤屈的村民代表胜利归来；东躲西藏，被县检察院批捕的王俊彬和王洪钦，也被大伙前呼后拥地接回村。紧接着，王营也从邵营行政村中划出，单独设村，王向东就在村民们的民主选举中，当上了王营行政村村委会的首任主任。王俊彬被开除的党籍也得到了恢复，并在随后不久，出任了王营行政村党的支部书记。
一九九六年年初，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被调离。一听说张书记要“走人”，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迅速传遍全县。这天，白庙镇的王营、邵集、贺庄，田桥乡的赵庄、任庄、三河庄、半拉庙、于营的农民，开出了几十辆机动车，赶到县委大院，把张的家团团围住。
人们直呼其名地怒吼着：“张西德，你出来!”
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县委、县政府的许多干部也在围观，却无人再替张书记“保驾”。
张西德十分尴尬地走出来，正想表达他愧对临泉县父老，他的工作没有做好的话，就被积怨已久的农民的队伍裹挟进熙熙攘攘的人流。开始，农民还只是大声责问，甚或夹带几声咒骂；渐渐地，人们开始涌动起来，涌动的人潮顿时成了愤怒的海洋。张西德就被跌跌撞撞地推来推去，时不时还被人暗中动了手脚。
曾经不可一世，自以为能够呼风唤雨的县委书记，感到了无助、无奈与心悸。
县公安局闻讯派出警车呼啸而至，虽受到围攻却十分清醒的张西德，见公安人员奔过来，忙大声哀求道：“你们千万不能抓群众，不能伤群众啊!”
这或许是他担任县委书记这么多年一直不明白，直到卸任时才悟出的一条为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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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怪圈

我们有这么多无辜的农民兄弟为争取“减负”被无情地剥夺了生命，而农民负担在各地依然是屡禁不止，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更是时有发生，且又是源源不绝，这是为什么?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显然走进了一个怪圈。
应该说，党和人民政府，为减轻农民负担是做了多方努力的。我们在开始这项调查工作时就发现，党中央、国务院下达的通知，颁布的条例，做出的决定，发出的通报，不但旗帜鲜明，而且许多措词也是十分严厉的。虽然，中央的态度如此坚决，下发的红头文件一个接一个，却依然还是解决不了各地普遍存在的农民负担问题；非但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为此，我们大惑不解。其实早在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一九九O年二月，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做出《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然而，有令不行，农民负担的问题仍然扶摇直上。有资料显示：到了一九九一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而同期农民人均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点七；农村劳动力承担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强制以资代劳就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七!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李鹏总理签署了国务院第九十二号令，明确地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做出了许多硬性规定。可是，收效甚微。
震惊中央的“丁作明惨案”，就是在《条例》颁布一年之后发生的。
一个风华正茂的农村青年，只因向县委反映了不堪忍受的重负问题竟被活活打死在乡派出所，这事震惊了中央，中央不仅派出调查组，还在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连续下达了两个措词严厉的紧急通知，并宣布涉及农民负担的项目取消三十七项，暂缓执行两项，需要修改七项，坚决纠正有强制、摊派和搭车收费行为的十四项，同时废除达标升级活动四十三项。以后不久，中央又转发了《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关于当前减轻农民负担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重申并“约法三章”：停止一切不符合规定和不切实际的集资、摊派项目；暂停审批一切新的收费项目，禁止一切需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中央《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已明令取消的项目，任何地方和部门都无权恢复，国务院规定的提留统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人的百分之五的比例限额不得突破。
奇怪的是，这些来自中国最高决策层的“红头文件”，一个接一个下发，农民的负担却并没有因此而减轻。
当我们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本该是最具权威性的文件之后，注意到，这些政策性文件，虽然都很具体，却并非治本之策，因为大多着眼于对众多分摊项目进行甄别，所以决定暂停的每一个项目，都势必影响到政府一些部门的具体利益，这些部门很快就会改头换面，创造出一些更新的、不在明令禁止之列的收费项目来。即便就是在明令禁止之例，这些部门也是可以通过本部门的政策文件，或是再由本部门起草代表部门利益的领导讲话，为项目的恢复执行提供新的依据。有的，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变通”，置若罔闻，照样拒不执行。
至于那些措词严厉的“红头文件”，虽然明确提出了“不许”或“严禁”的内容，可那又多半是一些原则或是精神。这种既非刚性约束，更非法律条文的东西，无法界定又无法操作，说了也等于没说。于是，决定取消的，没被取消；决定纠正的，没有纠正；决定暂缓的，也没有暂缓，而是比原先更多、更烂、更荒唐的分摊项目相继出现。于是，对农村中“三乱”的限制与治理，也就变成了“割韭菜”，或是“刮胡子”，割了又长，刮了又出，周而复始。
我们相信，这种情况也绝不是安徽一个省独有的。
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那位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就说过：“中央明明知道，问题虽然出现在乡镇，但根子是在上面，那么为什么不追究根源呢?不管原因是什么，反正中央不追究；不追究，地方官员的胆子就越来越大，机构和人员就一年比一年膨胀，农民负担就一年比一年沉重。中央政策对一些人而言，就成了聋子耳朵——摆设。”
一九九四年，农民负担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中央政府在全国全面推行了国税和地税分税制的改革，由于中央财经的集中，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就出现了空前的困难。农村中的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以及民兵训练在内的各项开支都抛给了乡镇一级政府。基层得到的政策就是：“超收不交、超支不补、多收多支。”这就迫使、同时诱使各地县乡政府，不得不依靠占有农业剩余、剥削农民来维持运转。
农民负担便像滚雪球似的，愈加沉重。
据国家农业部统计，一九九五年农业两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九点九，向农民征收的“三提五统”费用，也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三，而承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摊派等各种社会负担，就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二点二二。这一年全国三分之一省、市、自治区的农民负担，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
这显然还是一个保守的统计数字。
许多民谣俚语，表达了农民的愤懑与无奈：
“七只手，八只手，都向农民来伸手。”
“你集我集他集，农民发急；你筹我筹他筹，农民最愁。”
“催粮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盗防干部。”
一个流传更广的顺口溜，几乎就被农民当做歌唱：“吹牛皮，扯大蛋，村糊乡，乡糊县，一直糊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
安徽省临泉县的“白庙事件”，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
一九九六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形成了一个最为著名的“十三号文件”，这就是：《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决定十分明确地指出，“凡因加重农民负担，引发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要追究乡、村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的责任，凡涉及地、县领导责任的，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地、县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以吸取教训；连续发生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向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书面检查；对瞒案、压案、报而不查或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一经发现，要从严处理。要加快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立法工作。”
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务必认真贯彻十三条决定，“逐项逐条落到实处，决不允许出现任何梗阻现象，决不允许在执行中走样。”甚至还特别指出：“于春节后用一个月时间将决定内容同广大农民群众见面，并反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
为了检查中央关于减负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督促各地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国务院还派出了由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及有关新闻单位，分赴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五省现场检查工作。
其力度之大，参加者之众，都是空前的。
然而，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一年，中国农民的负担却比历史上的任何一年都重。
中国的改革是从安徽的农村开始的，那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改革，培养了一批既熟悉农村工作又敢讲真话的干部。
曾在安徽农口担任领导职务长达十七年之久的吴昭仁，是一位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老党员。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心情沉重地说：“中央有个‘十三号文件’，其实，安徽省委当时还有个更为严厉的文件，即一九九七年二号文件，明确规定，一个村‘提留统筹’费用突破国家规定人均纯收入百分之五的，县(市)委书记必须向省委、省政府写出书面报告。但是，文件归文件，我们并没见一个县(市)书记、县(市)长写过检查；即便发生了大要案，也全是秘书代笔，党委和政府盖章，说是‘集体承担责任’，其实是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更没谁可能会去吸取教训。 ”
“三令五申”，“令不行，禁不止”，这类字眼，这几年不断见诸各种文件和报刊，说者愤愤，听者藐藐。吴昭仁却认为：“我总觉得，这类事光怪下面也未必，恐怕主要还得从上面找原因。为什么要三令五申?领导机关要有威信，得自己树权威，讲话就要算数，讲到就要做到，谁不执行就要拿他是问，绝不拖泥带水。让下面禁的，得自己先禁，只管发令，不去督促检查，或查而不处，处而不严，又如何能禁住上行下效呢?”
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漩涡中走过来的陆子修，如今已从省人大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可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农村工作的思考。可以说，在安徽，乃至在全国，他都是—位排得上号的农村问题的专家了。二OO一年六月一个炎热的上午，我们在他的家里采访了他。他虽然现在已年届七旬，可一谈到农村工作，就依然像年轻人似的显得有几分激动。
他和我们提到了至今令他耿耿于怀的一次会议。那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在阜阳召开的一个全省有关减负工作的汇报会。在汇报减负工作落实情况时，有几个地市委书记都相继谈了自己的苦衷，虽然这些苦衷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陆子修却听不下去。因为几十年的农村工作的经历，他早已习惯于站在农民的角度看问题。尽管那几个地市书记和他都很熟，有的关系还很不错，他还是当场红了脸。
既然会议是放在阜阳开的，他首先就拿阜阳市委书记王怀中开了刀。
他没有顾及对方的面子，直呼其名：“你王怀中是只对省委负责，不对农民负责!你不顾农民的实际情况，大搞那些花花哨哨的‘形象工程’，摆弄花架子。你搞‘养牛大县’，牛只是养在公路两边做样子，开现场会把花钱租来的牛集中起来给人参观。你把农民坑得还不够吗?”
然后又直问滁州市委书记张春生：“你张春生衡量干部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乱征，乱罚，乱摊派，最后逼死人，这样的干部还能用吗?你呢，却把这种干部挪个地方，照样易地当官!”
随后又质问蚌埠市委书记方一本：“你方一本属下的怀远县上访不断，如今已称得上‘安徽省的上访大县’了。难道全都错在农民身上，你就没有——点问。题?”
接着他又把话题转向巢湖地委书记胡继锋：“你胡继锋不去掏农民的腰包路就修不成了?那路是该国家花钱的，你怎么可以叫老百姓花呢?没有钱就把公路开肠破肚了，谁叫你开的?你这不是只想着要给自己搞‘政绩’吗?”
他指名道姓地点了一圈之后，痛心疾首地冲着各路诸侯嗟叹道：“我们许多于部‘只看楼房一片片，不知谁人做贡献；只看公路直如线，不知谁人来出钱哪!’我们的农民日子刚刚过得好一点，大家就把他们当成‘唐僧肉’!农民实在太苦，什么人都可以欺负呀!当年我们搞的那个‘大包干’，轰动了全国，也影响了全国，总结起来就是那么三句话：‘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农民自己的。’可是现在呢，‘大包干’带给农民的好处一点一点地又都被各级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够国家的，留不足集体的，剩下就没有一点是自己的!’”
说着，他溢出了泪水：“没想到我们的干部，今天这样不熟悉农民，不重视农民，和农民交朋友的干部太少太少。我建议在座的各位能不能来一个‘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替农民考虑一下，再这么‘三乱’下去，农民还能不能受得住啦?”
陆子修的话似响锤砸在钢砧上，一声声震在大家心上。
被点名的几位地市书记，因为意外而不免感到诧异。
这时候，六安地委书记颇为侥幸，轻松地说：“我们在农民负担的问题上还没出过事。”
他这话不说还好，这样一说，陆子修忍不住又冒了火。他依然没给对方一点面子：“你的农民负担问题，我这儿就有一沓子群众来信!农民才把果木树栽下去，你的村镇干部就逼上门去收特产税，这是不是事实?”
六安地委书记显得十分尴尬。
会场上鸦雀无声。
其实，正常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历来就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克服自身缺点错误的一件“法宝”，曾几何时，却在我们的党章与宪法之外，官场仕途之中，渐渐流行开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其规则之一就是，凡事不可太认真，至少不要于己过不去，话要说得留足余地，甚至已经把认认真真说假话也看做是为官成熟的一个表现。因此，陆子修的快人快语，就使得许多人感到唐突。
休会期间，省交通厅一位副厅长有意落在最后，当他走到陆子修身边时，突然抓住陆的手，眼里闪着泪光说：“都说你陆主任人好，却不知道你竟然好到这个程度!”
会后，主持会议的省委副书记方兆祥找到陆子修的房间，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啊!”
吃饭时，省委书记卢荣景也走过来夸赞陆子修：“你讲得好，讲得好呀，是要有个‘换位思考’!”
陆子修没好气地说：“好个屁!你们这些话，会上为什么不说?我是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回你们的‘打手’!”
对于陆子修这种心直口快的性格，当年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就已经“领教”过。那时候，陆子修是滁县地委书记，一天温家宝来滁视察，陆子修接待时，开门见山地问：“温主任，你要看真的，还是要看‘闪光点’?”
温家宝一听，笑了，幽默地说道：“那我都看看。”
那次，陆子修领着温家宝把“闪光点”和“阴暗面”都看了看，他既总结了滁县地区改革开放中成功的经验，也剖析了依然牵肠挂肚地存在的问题，既报喜，又报忧。
一九九六年，陆子修参加了一个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在许多代表中间，温家宝一眼就认出了陆子修。他走到陆子修身边问道：“你认为现在农业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陆子修也不绕弯子，他说：“干部的作风问题。当然，这也包括我在内。再好的政策，没人落实也不行，现在的许多干部是‘官做大了，车子坐小了，公路跑多了，离群众太远了’!”
那天他们谈得十分投机，当温家宝知道当地正在做着有关“三农”问题的调查，便表示出极大的热情，话说得同样富有个性。
他说：“过去，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我看，严重的问题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如果农民的利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农村社会就难以发展，农业生产就难以为继，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就都成了一句空话。”
他还说：“亿万农民当年之所以跟随我们党闹革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我们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是带领他们翻身求解放的。今天如果我们不关心他们的实际利益，反而让他们感到不堪重负，他们会是一种什么心态?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就曾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水，说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嘛!唐太宗李世民知道农民的重要，历朝历代没人不知道农民的重要，可赶到一掌握了政权，就很难说再代表农民了，总是反过来剥削农民，甚而镇压农民。以史为鉴，我看中国共产党人同样面临着这个严峻的课题。”

明河

2 税费如牛毛 达标价更高

在近两年的日子里，我们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八皖大地的阡陌之间，一直想弄清一个困惑着我们的问题：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究竟有多少项?后来才发现，这居然是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件事，其名目之繁多，令人触目惊心!
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统计，仅中央一级的机关和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就有九十三项之多，涉及到二十四个国家部、委、办、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则多达二百六十九项；还有大量的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许多压根就是乡村干部们的随心所欲。有些，你一听就会感觉到其中的荒唐，有些，甚至还带有几分黑色幽默，似在开玩笑，但征收起来你少缴一文也是不允许的。
我们虽地毯似的在安徽省的五十多个县(市)跑了一遍，现在坐下来清点一下农民负担的那些科目，也还只能做到“以升量石”。
集资类有：建乡镇办公楼集资；建乡镇教学楼集资；建乡镇科技网集资；建乡镇医疗门诊部集资；建乡镇党员活动中心集资；建乡镇计划生育宣传站集资；建乡镇广播站集资；建乡镇影剧院集资；兴建乡镇企业集资；改造乡镇环境以及打击刑事犯罪经费补助集资等。
村干部及非生产人员支出有：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的定额补贴；民兵连长、治安委员、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村民小组长的误工补贴；兽医员、农技员、广播员、护林员、护坡员、报刊投递员、清洁卫生人员补贴；电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里安排的一切勤杂工的补贴等。
教育支出有：民办教师工资；公办教师补贴；校舍建设改造费；学校正常办公费；报刊图书资料费；教学仪器和文体器材设备费等。
计划生育支出有：独生子女保健费；节育手术营养费；计划生育委员补贴；计划生育小分队补贴等。
民兵训练支出有：民兵训练生活补助；民兵训练误工补助；看守枪支弹药执勤补助等。
公益事业及优抚支出有：敬老院建设；敬老院服务人员补贴；合作医疗建设；农村医务人员补贴；烈军属优待；残废军人优待；现役义务兵家属优待；老弱病残复员退伍军人优待；工伤民工照顾；困难户照顾；五保户照顾等。
此外还有交通建设义务工补贴；文明村建设用工补助；开街建集修路费、宅基规划费、房屋准建费；种子检疫费、畜禽防疫费、牲畜保槽费、架设电线费、统一灭鼠费；以及为派出所民警购置对讲机和摩托车、为司法人员添置的服装费……
有的地方，仅乡镇学校就增收有赞助费、辅导费、试卷费、资料费、扫帚费；仅喂猪一项就有生猪税、屠宰税、增值税、所得税和城建税，许多村镇不管你养不养猪，一律要按人头征收猪头税。
非但如此，几乎所有的涉农部门，列入了政府机构序列的和虽没列入却承担了政府职能的，特别是粮食、供销、金融等部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都成为政企不分并有着明显企业化倾向的组织，具有了执行政策和增加盈利的双重功能，常常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依法制定的政策规章，将不应收费的业务活动也强行收费，或搭车收费，这就越发加重了农民的各种负担。
我们调查还发现，有些乡镇仅结婚登记一事，就得征收十四项费用。除收取结婚证工本费外，还要征收介绍信费、婚姻公证费、婚前检查费、妇幼保健费、独生子女保证金、婚宴消费费、杀猪屠宰费、结婚绿化费、儿童乐园筹建费、计划生育保证金、晚育保证金、夫妻恩爱保证金、金婚保证金等。
自从国家颁布了《环境保护法》，个别地方竟把农民烧锅做饭冒出的炊烟也视之为“污染了环境”，振振有词地向各家各户征收“污染物排放费”。有敢说话的农民向上门的村干部讨说法的，不讨则已，一讨就又冒出一项“态度费”，并且祭起“文革”时流行的一个理论：“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征收多少视其“态度”好坏而定。
有些，干脆什么名目也不说，伸手就要钱，谁敢说个不字，或是皱皱眉头瞪瞪眼，立马大打出手，直打到你喊大爷。
当一种权力是以直接利益作为驱动权力运转的轮子，利欲的膨胀就必然会使权力异化成加速度疯狂运转的魔鬼，也必然导致其权力的无限扩张。
当今，管理就是收费，这已经成了许多部门巧取豪夺的一种顽症。
既然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已给众多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来好处，而且许多税费项目就是中央国家机关下发“红头文件”予以同意的，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条例、规章和决定，到下边就统统成了“一级一级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压力大了，就收敛一点；风头过去，便卷土重来。于是，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中，便出现了一个常被提及的力学名词：反弹。压力越大，反弹力越大，很快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据农业部会同国家计委的调查统计，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中央国家机关“红头文件”规定的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和名不叫“达标”却实质是“达标”的活动就有四十三项，加上地方党委政府下达的“达标”项目就多达七八十项。其中，包括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计划生育、广播电视、程控电话、国防教育、民兵训练、民政劳动保险、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基层组织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文明村镇建设、绿化工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农村工作的领域。大到小康县验收、教育“双基”达标、卫生“初保”达标、计生服务达标、创文明卫生县、镇、村等等，小到订报、灭鼠、改水、改厕等等达标。
每一项都要农民出钱，汇集起来又何止是“一筐甚至两筐”鸡蛋钱!
上级部门在那闭门造车，出方案，拿主意，压任务，钱是一毛不拔的，即便给一点，也是“虾公钓草鱼”，达标后给上一点象征性的奖金，还美其名曰：“以奖代拨”。
每一项的“达标”内容又是十分具体的。比如，教育“双基”达标是：两层楼，六粉刷，砖墙铁门花园化。要求村村建小学，泥墙改砖墙，砖木结构改混泥预制，还要设施标准化、墙壁瓷砖化、环境花园化。仅此一项，就把农民压得抬不起头。还比如，乡镇派出所达标标准是“三五一一工程”，即三个人、五间房、一辆摩托、一部对讲机。其实，这“三五一一工程”到了下边，十三个人也不够，三间房就变成了一幢楼；一辆摩托一部对讲机也就成了一部警车几辆摩托人人配个“大哥大”。又比如，“村村通公路”，公路的标准是“二化”：“油路化”和“黑色化”；沙石埂土不算数。再比如，广电部门下达了一个十分具体的“小喇叭人户率”，这就叫今天的农民摸不到北，因为，如今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在中国农村已经比较普遍了，干吗还硬性搞个“小喇叭人户率”，真叫人哭笑不得。
更不用说，小康验收达标的指标就有几十条，条条听起来都重要，少一条也通不过，每项都是要农民拿钱去垒的。
农民们怨声载道，县乡干部也叫苦不迭。
“乡官”们为此编了一串顺口溜：

“这验收，那验收，都要县乡干部筹。”“这达标，那达标，上面从不掏腰包。”“这大办，那大办，都是农民血与汗。”

当我们了解到寿县八公山乡欠款的情况时，着实感到了意外的震惊。可以说，八公山乡是安徽境内最小的一个乡镇了，它总共只有四个行政村，一个区区弹丸乡镇，在“达标”活动中，却也是累计欠款一千多万元，以致鲍广喜出任乡党委书记时，连正常的经费都难以维持，情急之中，居然跑到火葬场去借钱。
借死人头上的钱，为活人发工资，这恐怕是闻所未闻的一大新闻!
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有如一杯苦酒，让人难以接受。

明河

3 龙多作旱

舒城县水利局离休老局长李少白，是当年大军渡江时舒城十大支前模范之一，因为这种殊荣，建立人民的新政权时，他便有幸被选为这个县第一位“民主乡长”。谈起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充满蓬勃朝气的那些岁月，他至今还十分激动。
他说，刚解放那会儿，百废待兴，即便这样，舒城县政府也只设有民政、财政、教育和建设四个科，一个科不过五六个人，最多十多个人。“县委和县政府的人围在食堂吃饭，几张桌子就全坐下了。”
那时一个乡，除了乡长、指导员，就是文书和财粮员，加起来拢共不过五六个人。人虽少，当时的事情却不少，由于大家齐心协力，一个乡的各种工作，也就生龙活虎地干将起来了。就是到了一九五六年，扩大了乡的规模，那时，乡党委就只有正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委员，群众组织也只有团委书记、妇联主席、武装部长、农协主席，也才增到六七人；乡政府相应配有正副乡长，下设少数几个委员会，乡长依靠这些委员会开展工作，委员会配备文书和民政、财粮、生产、武装、公安、农业、工业、商业助理或干事，也就八九人左右。党委政府两套班子加在一起只是十四五个人。
我们也查阅了当年的一些资料，结果发现，一九五二年，中央有着明确规定，每乡脱产干部限定三人。即便是以后，扩大了乡的行政区划和设置机构，乡政府各委员会委员也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担任，均为不脱产人员。加上当时政令畅通，纪律严明，世风日上，脱产、半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大家基本上能上能下，能出能进，能官能民。可以说，从五十年代初直到八十年代初，乡镇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皆由县财政拨款，乡镇政府无权也无钱增设机构或供养编外“帮办”。就是在公社化时期，相当于目前乡镇一级的人民公社实行的政社合一的体制，当时，党、政、武装、经济合为一体，领导班子除了公社党委书记、公社主任、若干副职、武装部长、团委书记、妇联主任以外，便是“八大员”：农机管理员、畜牧管理员、水利管理员、农技推广员、林业管理员等。当时的农村机构还是非常精干的。
农村实行了“大包干”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之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在历时三年的“撤社建乡”的工作中，全国五万六千个公社改制为九万二千个乡镇。国家允许乡镇政府可将乡镇企业上交的利润和管理费、各种集资和捐款收入及各种罚款收入，都作为乡镇财政的自筹收入，这就为乡镇任意增设机构与人员，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的“三乱”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以后，随着一系列“分权让利”趋向很强的改革措施，以及“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的相继出台，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利益关系，于是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分兵把守”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便迅速成为既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益的行为主体。我们的干部、旦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与民争利的事就将不可避免了。
截止到一九九O年，仅由国务院各部委下达文件可以向农民征收的各种项目就高达，百四十九项之多!于是，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利益开始膨胀，收费项目越来越多，收费范围越来越广，收费标准越来越高。由于管理上没有相应的约束与制衡，许多本来属于政府部门工作范围之内的事，为了收费，也都纷纷成立了专门的事业单位，并聘请“帮办”。
是谁消耗掉了农村改革的成果?——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
八十年代是中国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时期，但它又恰恰正是县乡机构和人员增长最快的时期。
我国在编的党政机关干部，一九七九年是二百七十九万人，一九八九年则上升为五百四十三万人。其中上升最快，几尽失控的，当数县乡两级。县乡两级的机构与人员，在这种不断的精简之中至少增长了十倍!到了一九九七年，我国在编的党政干部便达到了八百多万人，而增加的干部人数与同期国有企业下岗人数一百二十六万九千人大体相当。这期间县乡两级机构和人员的飙升更是空前的。
“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大精简——大膨胀”，这似乎不可思议，却又是铁的事实，不能不叫人感到莫名的悲哀。
我们从查阅到的有关资料得知，在当今的二百多个国家中，有八个小国仅设一级中央政府；二十五个只设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有六十七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大国，也只设三级政府；而我国现在却是五级制：中央——省——市——县——乡，堪称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
非但机构的层次多，每一级的机构设置又都是叠床架屋、分工过细。仅在同一县级机构中，与“三农”有关的，过去只有一个农业局，现在除有农业局；还分别设农垦局、畜牧局水产局、水利局、林业局、乡镇企业管理局、农业资源开发局等多个部门，业务相近，却是部门林立。人人管事，又无人负责，这种交叉重复，注定产生扯皮推诿现象。
一个人就可以干完的事干吗非要这么多人去干呢?
那么多部门根本不管农民的事，却为什么都要农民出钱养活呢?
单说乡镇。现在的乡镇已同县级机构设置保持对应关系，除“六套班子”外，工、农、商、学、兵、财、青、妇等等二级机构一应俱全。原来人民公社时的“八大员”，如今都已经升格为站、所、办，而且许多人头上戴上了执法的大盖帽。有人戏言：乡镇除了没有外交部；其他机构基本同中央国家机关一样齐全。
庙多，菩萨就多。一般乡镇机关二三百人，发达地区甚至达到八百至一千人。这些人不创造一文钱的产值和利润，却要发工资，还要发奖金；不仅要多拿，还要吃好住好，还要建办公楼、住宅楼，还要配备车辆，配备电话，配备“大哥大”。这许多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因为那时一个县也不过一两辆吉普车，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到死骑的都是自行车。
农民自嘲道：“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
一九九八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其实，不再需要什么触目惊心的事实，仅这些简单的数字就足以说明政府机构改革的紧迫程度。


[ Last edited by 明河 on 2004-1-13 at 23:06 ]

明河

4 城乡分治与马太效应

探究农民的负担问题，不能不正视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也就无法回避一个严酷的事实，这就是，中国亿万农民至今还生活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发展的结构之中，他们每天都面对巨大的精神和经济的压力、强烈的心理失落以及沉重的思想苦闷。绕开农民负担制度上的原因，来谈减轻农民负担就等于没说。
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是用在了解决城市失业和通货膨胀，用在了即将开始的工业化发展等重大经济问题上，无力照顾地方财政开支，也无暇顾及地方建设，因此，中央对地方政府参与农民利益的分享十分宽容，允许各地在征收农业税正税的同时，按一定比例征收农业税地方附加。这种地方附加，尽管有着最高限额的规定，但它显然不能满足乡村财政开支的需要，于是各种各样的变着花样的摊派随之而出，不久便相当严重。
通过查阅当时的文件我们了解到，解放以后第一个提出“农民负担”的，是那时负责农业工作的廖鲁言。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所报告的《关于乡村财政、农民负担、乡村小学教育及乡政工作的情况和意见》中反映，各种乱收费现象已经在各级新政权中开始出现。根据六十一个乡的实地调查，他发现，国家公粮、地方附加、抗美援朝捐献和乡村摊派四项税费合计，就已占到农民常年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三，除此而外，还有许多数目难以估计的项目，例如，银行、贸易、合作社、邮政局、新华书店等涉农系统，都以“发展业务”为幌子，强迫农民“认购”与“乐捐”。群众意见很大，说乡村干部已经成了卖画的、卖邮票的、卖红茶的、卖粉条的、卖税票的，影响极坏，已经造成农民“苛重的负担”。
廖鲁言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中央政府随之做出专门规定，严格控制农业税地方附加，限定地方附加不得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并随同农业税附征。
可是，各地政府由于有着地方利益的驱动，不但如数向农民征收中央规定的农业税地方附加，各种各样的乱摊派依然禁而不止，甚至比原先还要严重。
毛泽东主席了解这个情况后，甚为不安。为平息农民的不满，当即指示政务院做出一个釜底抽薪的断然决定：取消一切附加税，把乡村干部的津贴、乡村政府的办公费及教员薪资统由国家财政包下来；坚决禁止再以任何形式向农民摊派；乡村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必须基于群众的完全自愿，有条件地允许自筹经费，并规定这种自筹经费不得超过农业税正税的百分之七。
当时政务院的这个决定，被简称为“包”、“禁”、“筹”的三字方针。这一措施不但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调动了刚翻身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充分体现出蒸蒸日上的新中国的优越性，农民们无不拍手称好。
但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朝鲜战争就不期而遇，紧接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面对如此内忧外患，当时的中国再不可能做到从容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
而且，迫于那种形势，我们这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似乎也就只能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国家工业化的积累，除了让农村和农民做出牺牲外又是别无选择的。可是要把中国农民的劳动剩余价值转化为城市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如果没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和组织上的安排，任何政府也休想解决从高度分散的四亿农民手中获取农业税剩余所引起的矛盾，因此，分到土地不久的中国农民，就在中央政府有计划的组织下，一步步走上了集体化，用毛泽东一句十分形象的话说，“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了。于是，服务于国家城市工业化的农村高度集体化的基本制度，逐渐形成了。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体制下，为了不让农村人口拥入城市，在城市的就业制度方面，一开始实行的劳动用工制度，原则上就只是负责“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寻找职业。在粮油供应制度方面，自然也就有了“特别办法”，随着一九五三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中国开始实行了粮油计划的供应制度。与此同时，户籍制度上的“特别办法”便也随之产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其中的第十条第二款则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做出了带有约束性的规定，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在这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的负担是巨大而沉重的，却又是隐性未发的。因为，农民负担由“台前”转移到了“幕后”，从此国家不再跟亿万农民发生直接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派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三千万个农户，变成了七百万个互助组；进而减少成七十九万个农业社；“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只用了三个月，就在一片锣鼓声中，又将全国农民一个不漏地组织到五万两千七百八十一个人民公社里。中国农民原有的，或土改时被分到的田地、耕牛、农具、粮食乃至大部分的生活资料，都无一遗漏地被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五万多个人民公社就变成国家在农村基层的财政单位，从此可以随时随地、十分方便地通过“一平二调”无偿占有公社范围内的一切资源和劳动力。
中国的农民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城乡分治“二元结构”最大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不能整体性地均衡发展，势必导致现代化在一个国家中出现断层：一部分人迅速走向了现代化，而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从此，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就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彼此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条件上的巨大差异，生活条件与居住环境的天壤之别，使得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便逐年扩大。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发端于安徽省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亦即“大包干”，革了“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命，中国农村很快出现了“上至七十三，下至手中搀，一家三代人，都在忙生产”的喜人局面。安徽省肥西县原大柏公社党委书记王／—友曾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过去，社员就像一笼鸭子，被关久了，急得嘎嘎叫。现在，包产到户，就像鸭笼打开了，被关久了的鸭子到了塘里有展翅拍水的，有钻猛子翻跟斗的，有相互追逐嬉戏的，多欢实啊!”
这个县金牛乡上圩村六十多岁的农民廖自才，也高兴地说：“责任制就是好，我家阴沟里终于漂油珠子了。照这样下去，要不了多少年，就会城乡不分，咱乡下人就会过上城里人一样的日子!”
发生在七十年代末的那场大变革，是新中国继土地改革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农业革命。它带来了中国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四年农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的好成绩。当然，这只是带有恢复性的发展。无论是公社书记王广友，还是老农民廖自才，他们对大包干后的农村都显得过于乐观了。面对中国农村开始出现的这种喜人景象，这场伟大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却十分冷静地提醒说：“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其“文章”之一，就是指从建国初期便形成的“城乡分治”的格局，至今没有改变。
二OO一年早春三月的一天上午，我们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走访了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这是一位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更是一位农村工作研究的专家，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就任副所长，潜心地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以后又调入社会学研究所任所长。正因为他有着此番特殊的人生经历，研究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就站在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上，并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思考。
“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目光须在农村之外。”那次的谈话，他就这样直截了当地打开了话匣子。
“农民的这种负担不光是沉重的，而且是带有歧视性的。”陆学艺说到动情时，会突然变得慷慨激昂，对农民处境的关切溢于言表。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就这样人为地分割出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用户籍制度把人分为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将几亿农民拒之于城市之外；用统购统派制度把吃的粮食也分为农业粮和商品粮，让农民供养市民；用劳动制度把人分为工人和农民，又将农民拒之于工厂之外；用工资福利制度把人分为有权享受和无权享受的两种人，最后将农民拒之于一切社会保障的制度之外。这种把城市和农村截然分割，对城市、市民是一套，对农村、农民又是一套的“一国两策”的体制，就使得中国的农民，无论是在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养老、福利这些社会待遇上，还是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税赋这些经济待遇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城乡之间人为划定的这种“楚河汉界”，就成了中国亿万农民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使得每一个农民，打娘胎一出来，注定就是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
就在农业的文章“还没有破题”，深化农村改革方兴未艾之时，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的关于城市改革的决定，又将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
城市改革的启动，从理论上看，它既可以向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提出新的要求，也会为农村改革特别是涉及城市的问题创造出新的机遇，一个城乡改革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局面即将出现。可是，人们希望看到的这种理想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因为任何改革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改革重Jb的转移，就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必然要向中国的城市倾斜，这就必然使得中国的农村经济再次陷入一个极端困难的境地。
历史的事实是，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中央每年都制定一个指导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连续五年，下达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这些文件，对中国农村的改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巨大促进作用。
人们或许还记得，一九八四年，首都举行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的游行时，京郊农民抬着“中央一号文件好”的巨幅标语通过天安门广场，它确实代表了中国亿万农民的心声。可是随着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农业上可以“放”的政策就已经不多了，这以后有关农村改革的中央“一号文件”就只能越写越抽象、越写越原则，没有了新内容和新措施，最后，用来指导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便悄然消失。于是，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事实，重又浮出水面：旷时三十二年之后，建国初期由廖鲁言提出的“农民负担”问题，就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也就是改革重心转移当年的年底，被在京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提了出来。
当时农村经济才刚刚开始活跃，先富起来的只是极少数，但各级政府居然就认为农民都已经很富了，许多部门便通过提高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和增加税费等途径，纷纷从农民腰包里去掏钱。
中国的农民就在这无休无止的行政事业费及各色各样的摊派、集资和罚款的沉重负担中，正在丧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依赖，当年大包干引发出的那种火热的激情已荡然无存。
曾在安徽亲自领导那场席卷全国的农村改革，后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就曾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农民得到的利益不能往回收，一定要再出一个继续给农民鼓劲的文件，否则，农民就不会再听共产党的话了。”
但是，农民已经得到的利益，一点一点地还是被收回了。
尽管，这期间，邓小平曾提醒：“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而且强调：“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位置上。”但是后来的事实却是：为了解决城市改革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同时，又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向农民获取税收所需要花费的交易成本，全国农村撤消人民公社后，接着就改制为九万二千个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利益和相应的税收权力的乡镇政府。后来，这些农村基层政府的摊子越拉越大，不仅建有党委、政府、纪检、人大、政协、武装部六套班子，还相继产生代表上级政府部门的“七所八站”，于是，财政、税务、公安、工商、交通、卫生、粮管、农技、水利、种子、植保、农机、畜牧、食品、渔业，应运而生。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日益膨胀的单位和日益庞杂的人员，无一例外地都是需要由农民来养活的。
农民的负担从此就由“幕后”走到了“前台”，而且，日趋严重!
这以后，国家非但没有把臃肿的机构及大量冗员下决心精简，而是为满足地方党政组织及下设部门不断增长的开支需求，不断地又以各种“红头文件”的形式硬性地给农业和农民增加了多种负担：比如，不但从农业税中派生出了农业特产税，颁布了《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甚至还把村级组织的公积金、公益金、村干部的报酬和管理开支，以及乡村两级的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修建乡村道路所需要的“村提留”“乡统筹”也强加在农民的头上，并做出征收标准的刚性规定。这其中有许多本该是政府拨款解决的，最后却都发展成了农民负担的主要内容。
特别是，陆学艺说，纵观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以来的四十多年的历史，当国民经济运行出现波动、遇到困难时，倒霉的总是农民。国家通过财政、税收、价格、金融、信贷的政策倾斜，首先保证城市和国家工业的发展，农民和农村在这种条件下，就要做出更大的贡献。
他把“贡献”在嘴里咬得很重，听起来实际上就成了“牺牲”。
他说，一九八八年，通货膨胀，国家进行了一次宏观经济调整，由于经济的天平向城市倾斜，就使一九八九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明显减少，并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纯收入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随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又一次国家宏观经济调整，农民付出的代价比历次都更大。当时国家下决心进行国企改革，宏观经济调整的动作很大，全国各地就有上千万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登记失业率也逐年上升，有些老工业基地的下岗失业人员甚至超过百分之十，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但是，由于物价特别是粮食等产品的价格，是在逐年下降的，大米每斤从两元降到一元以下，鸡蛋从三元五一斤降到了一元八，蔬菜瓜果的价格更是连连下跌，所以，职工下岗后发的津贴虽然很少，生活却还能过得去，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的稳定。
一九九六年，中国农村粮食总产为一万零九十亿斤；一九九七年为九千八百八十三亿斤；一九九八年为一万零二百四十六亿斤；一九九九年为一万零一百六十七亿斤。平均以一万亿斤计，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大米、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的平均价格为每斤一点零三五五元，当年农民粮食所得便是一万零三百五十五亿元；可是，到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这三种粮食的平均价格就减到每斤零点七零七五元，农民从粮食所得则是七千零七十五亿元。这就是说，一九九九年中国农村粮食总产并不比一九九六年的少，但增产不再增收，农民实际收入反而减少了三千二百八十亿元。
除粮食而外，其他的一切农副产品的价格也都是大幅度下跌的。初步估算，仅一九九九年与一九九六年相比，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至少也要减少四千亿元。二OOO年农业减产又减收，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就比一九九六年减少得更多。
可以说，仅从一九九六年到二OOO年短短的四年之中，中国农民实际减少的收入就至少在一万六千亿以上!
这就是忍辱负重的中国农民，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调整，顺利实现援助国企改革稳定城市社会安定所做出的巨大的牺牲!
自从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差距就逐渐被拉大，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各地的城市在迅速地变大、变高、变美，城里人的生活水平也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而广大的农村，却反而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第一次“增产不增收”，出现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在农业生产喜获大丰收的情况下，扣除物价因素，农民一九八九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为百分之二，一九九一年就成为负增长；第二次出现在一九九六年之后，人均纯收入的连续两年大幅度跌落，先是由百分之九的增长率降至百分之四点六，一九九八年就落到了百分之四!
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财富上的这种“马太效应”，正在中国广大的城市与农村之间日益加剧地显现出来。
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件工作，将一九八六年以来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国务院公开的文件中有关政策与评论性的文字，输入电脑进行处理分析，结果发现：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的文字部分，出现了一批新的词汇，这是中国汉语言文字史上前所未有的：“吃农业”、“吃大户”、“打白条”、“口头农业”、“农民负担”等等；而使用得最频繁的，就是“减轻农民负担”。
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思的分析。
就在我们动手写这部作品时，一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不少专家呼吁：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求，我国的农业政策必须进行重大调整，不仅要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而且要减税。各国普遍对农产品实行补贴，人为地压低了国际市场农产品的价格，而我国不但是少数几个不给予农民直接农业补贴的国家之一，还是为数不多仍在向农民收税的国家之一。一九九O年到二OOO年，只有十年时间，我国从农民那里征缴的各种税收总额，就由八十七亿九千万元，迅速增加到四百六十五亿三千万元，增加了四五倍。农民人均税额高达一百四十六元，而城镇居民的人均税赋只有三十七元；在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已是农民实际收入六倍的情况下，农民缴纳的税额反而是城镇居民的四倍!这已是巨大的不公平，然而不堪重负的农民，除了要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还有着名目繁多的提留统筹费和各项社会负担。且不说中国的农民已苦不堪言，这在根本上也使得中国的农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合理通货紧缩尚能够做到一方面降息，一方面降税，大幅度裁减行政人员和政府开支，难道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只能降息，而不能为那些穷人降税减负吗?

明河

1 罕见的电报

目睹沉重的农民负担，走在一个又一个仍未从贫穷中突围的村庄中间，我们的良知常受到煎熬。
一位朋友讲过的一个故事长时期地在我们眼前挥之不去，它使得我们的内心非常不安。
这位朋友说，有一次，他陪一位地区官员到县里去检查工作，因为彼此是同学，所以同住一家宾馆又同居一室。这天，大清早，服务员送来一份电报，这电报吓了两人一跳，它像长长的哈达，足有三四尺长。细看才知道，这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赶来想见这位地区官员的农民打来的。
他带着全村人的希望，带着满肚子的苦水，想找“父母官”诉说，可宾馆门卫不让他进，后想方设法进了宾馆却又被秘书挡了驾，情急之下，老农倾尽卖猪的几百块钱，跑到近在咫尺的邮电局，把带来的上访信的文字变成了电文，这才“来到了”宾馆。
地区官员捧着老农倾诉真情的电报，潸然泪下，颤着声说：“我离他们远了，太远了……”
我们看到、听到的高级领导机关下去的人，都被一级级一层层的下级干部前呼后拥，按事先定好的“视察”地点、事先布置好的人员去了解访问，能有多少真实情况?
我们想到了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是那样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纵横捭阉，战无不胜，但解放后怎么会提出一个“一九八O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呢?现在，回头再看，这个号召已显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而外，这种决心多半来自对当时中国农业，甚至包括对当时中国工业的真实状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它背离了社会实际，留下的，就只能是一位伟人的一桩憾事。
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末，曾做出过两项承诺：一项是“要让淮河水在二OOO年变清”；一项是“不将贫困带给下一个世纪”。
为使淮河水如期变清，中国政府拿出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壮士断臂的勇气，在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凌晨之前，毅然关闭了淮河沿岸上千家小造纸厂，并在最后期限的日子里，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零点行动”。
为消灭贫困，基本解决农村中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政府从一九九四年到二OOO年的七年时间里，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动员起社会各界力量，还为此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并向全世界宣告：“二OOO年，消除贫困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但是，奇迹和成功，掩盖不了依然存在着的事实，这就是，淮河的水并未因为一个旧世纪的结束便从根本上改观，淮河的现状，依然让我们为之忧虑；同样，我们也没有把贫穷堵截在新世纪的门坎之外，它现在仍困扰着一些地区的农民兄弟。
我们承诺的决心，无疑是对真实状况的严峻性及复杂性缺乏准确而可靠的估计。
这自然又使我们想到有关教委对灵璧县冯庙镇中学进行的一次九年义务制教育的“达标”验收。在验收大员尚没到达冯庙之前，镇政府就已急令各村突击把失学在家多年的青少年，统统“动员”回校，并由在校学生替他们赶做了各门功课的作业簿，同时派人赶往百里之外的江苏省徐州市，采购来名烟名酒。验收大员们对验收的结果据说是十分满意的，但验收的队伍前脚离镇，可怜的失学青少年后脚就被“驱出”了学校。
假如我们对农村的教育状况都依凭冯庙这样满意的判断，并据此制定发展计划，岂不是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吗?

明河

2 可敬的领导

温家宝对下面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显然是有着十分清醒认识的。
可以说，温家宝是中央领导层近年来深入到安徽农村搞调研次数最多的一位，同时，也是让陪同他的地方干部最头疼的一位。为了解到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他常常不给地方官员留面子，想方设法冲破对他的“封锁”，使得刻意弄虚作假者不知所措。
一九九六年五月，麦收之前，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到安徽检查扶贫工作。一来，就约法三章，不搞迎送，不搞陪吃，下去时更不许前呼后拥，一切轻车简从。
他的随行人员也是屈指可数，除秘书田学斌，警卫参谋张振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各来一位局长，还有就是农业部的一位有关领导。
那次他们来了后，就同安徽省的有关领导分乘两辆普普通通的中巴车，直奔大别山革命老区。
在从金寨县通往霍山县的山道上，温家宝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他招呼司机说：“我要方便一下。”司机当即把车停住。
车上的人都以为温家宝真是下去“方便”，谁知，他跳下车后，走得很快，沿着一条小路就一直往前走去了。
坐在另一辆中巴车上的安徽省的领导，这才发现，前面有座不大的村庄，温家宝正向那村庄走过去，他们不免感到诧异。因为这显然是在事先安排要视察的计划之外。而且，看上去，还是一处十分贫穷的地方。
大家赶忙下车，快步跟了上去。
温家宝见几个农民扛着树皮走过来，就迎上去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一个妇女见问话人面相慈善，话声和蔼言虽是干部打扮，却没有想到这会是中央下来的干部，因此答得就很随便：“现在青黄不接，山上没东西可卖，供销社正在收购树皮，听说造纸用，就削点树皮去卖，好买点口粮回来。”
温家宝转身又去打问一位男青年，当得知对方是位民办教师，便仔细了解他的工资情况。民办教师发愁地说：“乡里一个月只补助五十元，连吃粮的钱也不够。说是补助，也只是欠着，赶到要过年了才给，平时就连买粮的钱也没有。”
温家宝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点着头。
他在村子里各处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这才上车。到了霍山县城后，他随便用了一下餐，就要求听县里汇报。
霍山县委书记不知道温家宝在来的路上已经没按“规定”下过车，依然像往常一样地作着汇报，他甚至激动地说道：“这几年，我们霍山县有了很大的发展，既脱帽，又加冕，脱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县的国民生产总值、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农民增收的各种数字，熟练地报了一遍。他还准备把各种成绩的统计数字一一报来，温家宝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忽然问：“你这个县这么好，可以按时发工资吗?”
县委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不缺全县职工一分钱!”
温家宝点到了他下车看过的那个村庄的名字。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指出：“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村。”
温家宝幽默地笑道：“你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
县委书记这才知道遇上了麻烦，偷偷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委领导，见省领导都在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不由急出了一头汗。
温家宝严肃地说：“同志们，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数字，我更看重农民家里的生活是否真的提高。你们都很年轻，我希望你们，多到农民群众的家里看看，真正做好脱贫很不容易，何况有些脱贫了还会返贫呢。”
也就是在那一次，温家宝要看龙河口水库淹没区农民的生活状况，舒城县却安排了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村子让他看。他一眼就发现了问题，问：“这儿是淹没区吗?”
县委书记见瞒不过，只得照实说：“不算淹没区，只是边缘地带。”
“我要看淹没区，看最贫困的村子。”
舒城县委书记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因为以往下来检查工作的中央领导或省领导，没谁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安排领导参观“形象工程”，视察“闪光点”，早已成了一条程式化的不变的“规矩”。于是，这位县委书记搪塞道：“那儿路不通。”
“你说的不通，是不是车子开不进去?”温家宝认真地问。
“是。”
“走路要走多远呢?”
县委书记想了想说：“十公里吧。”
温家宝一听，朗声笑道：“不算远，那我们就走去。”说着，做了个挽裤角赶路的动作。
当时的省委书记卢荣景见温家宝决心已定，马上接过话：“快上车，开到哪儿不能开了，就下车走嘛!”
于是大家陆续上车。
不曾想，舒城县委书记说“路不通”，只是不希望温家宝看到穷得不像样子的地方，不过，他又是一个实在人，见省委书记表了态同意去看，也就没再留点儿心眼，把自己曾说过路不通还须走上十公里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指挥着司机顺顺当当将车开进了一个村子里。
省农经委的吴昭仁在和我们讲起这段插曲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无地自容的神色。他说：“我当时一听县委书记说：‘到了，下车吧!’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心想，你这个县委书记真要命，说过这村子车开不进去，你至少也要停得远一点，让大家走几步，哪能让车一下进了村?这让陪同的省领导在中央领导跟前，脸往哪搁?这时就听走在我边上的王昭耀副省长说：‘地上有缝都能钻进去……’搞得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硬着头皮走下车。”
那确实是个很穷的村子，房子不像房子，阴暗潮湿，因为农舍里太黑，大白天走进屋，半天看不见东西。其实，看见跟没看见都不重要，许多农户家徒四壁，半个村子跑下来，没看到谁家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温家宝一连看了几户农家，心情很是沉。
又一次，温家宝到安徽检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工作。在阜南县，县里安排是看小陈庄，这是一个新建的村，两排楼房十分漂亮地拥路而立，中间的马路也修得很宽，看上去不仅富足，还透出几分气势。但是，温家宝下车后只看了一眼，就拒绝进村去看。 ·
这弄得陪同的领导十分尴尬。
吴昭仁是多次陪同温家宝到安徽各地视察的，彼此已经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说道：“既然来了，进村看看吧!”
“不看，”温家宝不为所动，“要我看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有钱人，盖了几幢新楼房。”
县里领导忙解释：“还有个座谈会……人已到齐了。”
温家宝坚持说：“这个座谈会不参加。”
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窘迫。
这时，走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温家宝于是上前打问：“搬到这儿来，你们是自愿的吗?”
对方高声答道：“完全是自愿的。”温家宝若有所思地又问：“住这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哪?”“两万多。”温家宝朝村里望了望，空无一人，就打量起走过来的这两个“农民”。显然他已从对方回话的口气中悟出了什么，指着其中的一人问：“你在村里具体干什么呀?”对方说：“支部书记。”温家宝幽默地笑了：“那我就问问你，为什么要修这么宽的马路，占用这么多的耕地呢?”支部书记哑口无言。
重新回到阜阳市，市委将温家宝一行安排在国际大酒店，温家宝一听是“国际大酒店”，坚决不住，要求住进招待所。由于温家宝的坚持，最后下榻在作为市委招待所的“颍州宾馆”。晚饭后，．温家宝也不愿休息，他要求安排两个县委领导汇报有关工作。汇报时，太和县委书记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刚念了个开头，温家宝就示意对方停下来：“你们不要念稿子好吗?”离开了稿子，这位县委书记竟不知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了，变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狈。温家宝失望地摇了摇头，说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气，在阜南县的那个村子里，见不到一个群众，不知道你们想让我看什么?去年，我到河南省，一个县委书记也叫我去看一个这样的村子，见不到农民，村里的马路修得比你们这儿看到的还宽，房子也比这还漂亮，我就问那个县委书记，这样好的村子在你县占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说，百分之二十吧。我说，好，就是占到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更想知道你们县那百分之八十农村的情况，你带我去看看好吗?他马上说，路不通，不好去。我说，车子去不成，人总可以走进去吧，那么多的农民可以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呢，你带路，我要进去看看!”
说到这，他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陪同的安徽同志，当然听得出此番话的意思。借故路不通，不希望他看到自己管辖范围的落后面、贫困状况的，不止是河南省的那位县委书记，他在安徽舒城县就有过同样的遭遇。只给上面展示“政绩”，看“莺歌燕舞”，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中国各地蔓延成灾。
那天晚上，温家宝谈了很多，谈得推心置腹：“阜阳地区我来过几次，通过前后对比，我看有很大发展，农民生活也有很大提高，当然离小康的要求、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一个地区里面也还有很大的不平衡。可能有很好的村，但也有相当多的一般村，还有很多贫困村。就一个村子来讲，也很不平衡，有富裕户，有大量的一般户，也有比较困难的户。我觉得我们的农民非常知足，就吃几碗白米饭，没什么菜，住的又是那个样子，但是对党，对政府，却没有什么怨言，非常朴实。我感到我们的农民，是非常有觉悟的，越是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应该越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怎么帮助农民尽快地富起来，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说：“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我的好多政策上的想法，都是我随便下车了解到的。地方上准备的东西，和让看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比较典型、比较成熟的闪光点，不是说这些地方不真实，但常常不具备普遍性。所以，我非常喜欢随便走走看看。我的调查研究很简单，就是开车随便进一个村，有时要谈一个小时，也可以跟农民谈一天。最长的一次是在铁岭，我坐在炕头上和农民谈心，从中知道了好多事情：土地关系、分配关系、干群关系。不坐下来深入地谈，就很难了解到。即使这样，我仍觉得自己对农村的了解恐怕至多只有十分之一，大量的情况还是不了解的。我知道农村的情况并不都是好的，需要我们去看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座谈，能畅所欲言，有什么情况就讲什么情况。”
他是从天津市旧城区一个普通的胡同里走
出来的，有着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米的经历，因此，“平民情结”一直根植在他心中。他非常喜欢深入基层，在全国的两千多个县中，他居然跑了一千八个多个县，这在中央一级的领导中，恐怕是最多的。
那一天，他动了感情地说道：“我们党的政策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我还希望去看绝大多数群众；如果农村都这么好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在北京郊区的房山，我看到过许多农民仍在看九英寸的黑白电视，难道你们这里比北京郊区还好吗?共产党人一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关心少数人!”他特别强调：“我再说一遍，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参观的，请你们不要只让看‘闪光点’!”
坐在会场上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中是个绝顶的聪明人，这一听，马上离开会场，慌忙要人·给颍上县打招呼，原安排第二天去颍上参观“全球环境五百佳”的小张庄与八里河的计划被取消；并交待，从阜阳宾馆拉过去的那些高档餐具和借去的厨师，统统连夜撤回，不得有误!

明河

3 骗你没商量

在安徽省南陵县，我们就采访到了朱基一次被骗的经过。
当时，朱基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来皖考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看看安徽的广大农村对他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农业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决策时，我往往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
那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下旬，朱基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春正、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尹成杰的陪同下，来到了安徽。
这是朱基第五次来安徽。他高兴地伸出右手的手指，给安徽的同志细数五次来皖的情景：第一次是一九八七年，他还在国家经委工作的时候，到芜湖来参加一个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会议；第二次是一九九一年安徽特大洪水后来看灾情；第三次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中旬，粮食涨价时来安徽；第四次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底，粮价下跌，又到河南和安徽；这是第五次。他一再表示：“我跟安徽有缘。”
然而，安徽欺骗朱总理却也是没商量的。
安徽的同志当然知道安徽的南陵县是朱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县。南陵是江城芜湖市辖下的一个产粮大县。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芜湖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米市”的盛誉就是靠“南陵粮仓”支撑的。事实上，南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
南陵作为产粮大县绝非徒有虚名，但是，当得知朱基总理将前往南陵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还是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粮仓里确实又是无粮的。
国有粮仓无粮，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让地方实在难以执行。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地方财政补贴。这几年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产粮大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往粮食上补贴呢?没有补贴，负责收购粮食的粮站，就只有变着花样压级压价，扣斤扣两，限收，或干脆拒收。所以，许多粮站宁愿让粮仓就这样空着。
现在朱基要来，无论南陵县，还是芜湖市，都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明知这种政策不大切合实际，却只想让总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于是只有造假。
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去其中的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外，其余号仓基本无粮。峨岭造假是从五月十八日这一天就开始的，可以说，兴兵动师，声势浩大，突击调运的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连驾驶员在内，前后二百余人参预了粮食的运输和进仓工作。五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这四天，峨岭粮站的职工们几乎没睡上一个囫囵觉。粮站站长刘鸿第一个晚上忙到凌晨两点，第二个晚上千到凌晨四点，接下去就又连干了两个通宵。在那令峨岭人难忘的四天四夜里，小镇上所有的饭店和茶馆，都挤满了轮番前来吃饭或喝茶的搬运工人；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的居民彻夜不宁。
那时县里分管粮食工作的是胡锡萍副县长，考虑她是位女同志，难胜此任，就将主管教育工作的年轻副县长汤春和派到运粮第一线。刘鸿站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说个头不高、长得胖胖的汤春和副县长，始终就在现场坐镇指挥。朱基到达的前一天，芜湖市委副书记倪发科还领着省、市、县一大帮人赶去验收。因为倪发科在南陵当过县委书记，南陵县的老百姓大都认得他，至于这场造假的最高策划者是谁，谁也说不清。
总理视察的这一天，粮站的所有职工被告知不得进站。站长刘鸿被临时降为仓库管理员，峨岭粮站站长由三里中心站站长俞水华所取代。身降大任的俞水华，那几天比谁都忙，忙着背熟预先由上面写好的材料，背熟预先编好的各种数字，特别是中央有关粮食工作的政策规定，要求烂熟于心，以应对朱总理随时可能会提出的一切问题。
于是一切安排就绪，就这样，朱基一行浑然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诱人的骗局。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许，朱基不可能会想到，他与在场的人高兴地握手问候，被握手问候的居然没有一个是这个粮站的职工；站长刘鸿此刻已被打发到一个无法享受到总理握手问候的角落。
回答朱基提问的，是峨岭粮站的假站长俞水华。俞水华其实也不过是这场闹剧中的一个活道具，他必须按照预先为他编写好的台词，在别人的导演下现场演戏。
这一切，都被中央电视台录制在后来向国内外公开播放的新闻画面上。
朱基关切地问：“你们敞开收购了吗?”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由于农业上连续丰收，粮价不断下跌，各地粮站的收购不积极，再不按照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里的余粮，农民就会吃亏，同时还会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而使得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就难以得到保证。
只见俞水华字正腔圆地回答：“敞开收购了!”
朱基十分满意地点着头问：“你去年收了多少粮食?”俞水华满怀豪情地撒开了弥天大谎：“去年收购五千吨，而过去一年都在一千七百吨左右。”朱基又问：“你这个粮站收一个乡还是几个乡的粮食呀?”“一个乡。”这时朱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串问题：“这个乡有多少亩田?亩产一般是多少?总产量又有多少?”俞水华不假思索地答道：“全乡两千三百亩田，一年产量一万五千吨。”俞水华只知道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背数字，却忽视了这些数字背后可能会出现的破绽。
果然，朱基反过来给俞水华算细账了：“你虽然收了不少，但除去农民口粮和种子，你还是没有完全收尽余粮嘛!这怎么叫‘敞开收购’呢?双季水稻难道亩产不到七百斤吗?你得讲实话啊!”
俞水华是个机灵人，事先早已对各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都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这时明知露了马脚，却并不慌乱，反倒显得更加镇定，并且自自然然地摊开双手，为难地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有的粮库都用上了，已经爆满了!”
朱基环顾一下四周的粮仓，微笑了。这时，俞水华恰到好处地作了一个欢迎总理进仓视察的手势。朱基于是在俞水华的引导下，走进了三号粮仓。
望着堆码整齐的高高的粮垛，朱基忍不住要亲自登一登粮堆的高处。因为粮堆的一边非常陡峭，为安全起见，随行的两名保卫人员不得不慌忙跟上去，各自伸出一只手从后面紧紧支撑着总理的后背。
登上粮堆最高处的朱基，看到由他制定的粮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实处，而且还完成得这么好，显然是出乎他意外的好，就十分开心地笑了。
当天，在芜湖市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动情地说道：“在我担任副总理期间，我最重视的，就是农业；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可以说，我在农业上粮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过金融方面。我担任总理之后，第一次下来，考察的就是安徽的农业!”
他说，即使是城市，不管你那个城市的工业化的比重有多大，最重要的还是农业。各级党政一把手，最熟悉的应该是农业，应该了解民间的疾苦，特别是农民的疾苦。否则，你怎么当书记，当市长?中国最多的群众是农民，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是农业嘛!
他语重心长地谈到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下来调研。他说，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是个这么大的国家，一项政策执行起来会有一个过程，实施以后，也要有一个被实践检验、修改和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他特别指出：“安徽是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之一。”
朱基绝对想不到，他高度赞赏的“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不仅在执行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肠子。
在江南的一场豪雨之后，我们在已经卸任了的刘鸿站长的家中，听他痛心疾首地给我们算着那次造假的损失。他说一千多吨粮食不是个小数字叼，来回运输、清理卫生、拆包倒包、清仓垫仓、水电消耗、粮食损耗、各种招待花销，外加影响了一季菜籽的收购，里里外外，就是十多万元呀，对已经严重亏损的峨岭粮站更是雪上加霜。他这算的还只是经济账。
望着新华社记者于杰拍下的现场照片，望着照片上一向严肃的朱基总理，在听取“假站长”汇报“工作”时满意而又兴奋的神情，我们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悲哀。在最痛恨做假账的朱基总理面前竟敢这样造假，还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够让人相信呢?这种骗局，不但玷污了朱基四处奔波的求实求真之心，更亵渎了他对九亿中国农民由衷的关爱关切之情。
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无法得到真实可靠的民意社情，又怎么能够保证中央出台的政策万无一失呢?更不要说弄虚作假将对调研工作产生的可怕的误导，这种危害是谁也无法估量的!
我们注意到，朱基的安徽之行，直接坚定了他继续实行粮食国家统购统销的决心。事实上，在结束安徽的这次调查研究回京之后；只有十多天时间，他就以总理的名义签发了一道国务院令，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他将粮食收购政策，由过去的《通知》，上升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刚性的《条例》。而这期间，全国已有七个省六十多个县正在进行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条例》的正式实施，使得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不得不中途夭折。
当然，这是后话。
可以说，朱基签发这项国务院令之前，专程前往安徽考察，就是要看一看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被实践检验”过后，还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为此，他还特地向安徽的同志作了专门的解释：“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遗憾的是，朱基出任总理后的第一次重要的调研工作，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社情民意，无论是总理，还是《粮食收购条例》，都丧失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修改和完善”的机会。

明河

4 火爆三个月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还了解到发生在小岗村“火爆三个月”的故事。面对这样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我们感到的，已经不仅是悲哀，而是震惊!
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现在恐怕没有谁不知道了，因为它率先在全国农村中实行“大包干”，被社会各界认为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源地；十八户农民冒死按手印分田到户的决心，更是激荡过千千万万个中国人。
说到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这儿就得多说几句。
公正地说，一九七八年中国农村最早搞起“包产到户”改革的，是在离安徽省城合肥市不远的肥西县山南区。那一年的九月十五日晚上八时，山南公社黄花大队的二十一名共产党员开了一个惊动省委、事关亿万农民命运的支部大会。主持会议的是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人称“汤大胆”，大会形成的决议就是包产到户。这比凤阳县小岗村出现的那个后来轰动中国、震惊世界的“秘密契约”早了两个多月。汤茂林主持召开的那次特殊的支部大会仅仅五天之后，包产到户在山南区就势如破竹，风靡了一千零七十三个像小岗那样的生产队，发展到了十万多人!
当然，肥西县山南区也还不是包产到户最早的地方。比它更早的，是和风阳县同属一个滁县地区的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这公社的名字看上去有点怪，因它离县城是十二里半而得名。大胆支持十二里半公社“包产到户”的，是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 ’
然而，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又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今天众所周知，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成了凤阳县小岗村，而肥西县山南区和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却鲜为人知。究其原因，并不复杂，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但在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次再伟大的全会也不可能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问题全部解决，根深蒂固年久日深的“左”的思潮的阴影，不可能不继续影响着新颁布的党的政策，因此，就是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已经到来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也还明确指出：“不准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而肥西县和来安县搞的就是“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正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相悖，于是就应了一句俗话：“出头的椽子先烂。”当时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成了全国集中批判的靶子，火车、汽车经过来安附近时，车身上都被贴上了斗大标语：“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由于王业美成了众矢之的，万里主持工作的安徽省委自然不便再作宣传。肥西县山南区虽然曾是万里暗中支持的改革试点，但县委个别人竟也慑于当时的形势，不敢再坚持，自己下了个文件把分到户的田地再次收回，结果，功亏一篑。相比之下，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就更聪明，他不说小岗村是在搞“包产到户”，而是说包干到组，组里再悄悄地分到户。凤阳县的这种做法得到了滁县地委的支持，地委书记是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王郁昭，他不仅亲自参预，还和地委政研室主任陆子修一道亲赴凤阳，最后决定将小岗村的做法称为“大包干”，这就在策略上高了一招，而且总结得也好：“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既避开了“包产到户”这个字眼，又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都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出来。这种上上下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小岗村的经验一经宣传，自然风靡全国。再说，凤阳县还是安徽省最穷的地方，历史上又出过朱元璋，再加上有那么一个凄凉悲怆的凤阳民谣：“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就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卖儿郎，身背花鼓走四方。”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因此，穷到这个分上的凤阳县小岗村敢于率先改革也就顺理成章，并且显得十分的典型。
问题是，小岗村到了后来，越宣传，故事越多，也变得越传奇，先是有了十八户农民按红手印的故事，接着就有了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号为"GB54563”的那张“秘密契约”。
我们走访过许多当事人，似乎都对那件“珍贵的藏品”提出过质疑，说“藏品”的纸张那么平展，几无皱折，何以被农民密藏这么久而如此光鲜?说秘密会议在谁家召开，契约又由谁执笔，这些重要的细节至今亦无定论；甚至连参加秘密会议的是十八户还是二十户也有不同说法，而博物馆的“藏晶”上写着的二十个人的名字，“严宏昌”就出现了两次，出席会议的竟又成了十九人。 。
二OO一年六月十四日上午，我们在访问陆子修时，陆子修也作了否定回答：“小岗村按手印是假的，这我能不知道吗?”他使用的是设问方式，结论却是不容置疑的。他当时曾是这个地委政研室主任，以后又担任了这个地区的地委书记，他的判断应该是可信的。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却觉得，那张“秘密契约”是真是假，现在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岗村的大包干当时确实是顶着天大的压力，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做出的严峻的选择。
他们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连续多年的粮食大丰收，这是与推广他们的经验分不开的。
小岗村被称为改革的“源头”是当之无愧的。
发生在小岗村的，那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甚至可以说，它的深刻性比一九四九年那次解放也毫不逊色，因为这次解放的对手不是敌人，而是自己!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小岗人因为获得了承包土地上的生产自主权，粮食连年大丰收，这以后至少有五年时间，小岗都是属于比较富裕的生产队。一九八O年新年刚过，万里专程来到小岗，他挨家挨户地看，看到小岗村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有衣服穿，心里特别高兴，说你们终于可以把讨米箩、要饭棍，甩到海里去了!他对当年带头大包干的严俊昌说道：“中国几千万共产党员不敢干的事，你们干了，因为你们头上没有乌纱帽。只要敢想敢干，没有干不成的事。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解放三十年了都没有得到解决，你们却冒着风险自己解决了!”
后来，随着国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靠种田打粮过日子的小岗人，就一下变得雄风不再。尽管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都有衣服穿，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改革开放快二十年了，也就一直停留在了“温饱”二字上，盖不起楼房，修不起马路，用不起电话，吃不上自来水，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家企业，甚至，没有一处称得上卫生的厕所，作为引发了中国一场伟大变革的发轫之地，竟也建不起一个起码可以供人参观的展览室。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这个“闪光点”，这么多年却无人刻意为它“打磨”；各地都在大搞“形象工程”，而足可以大大提升安徽形象的这一“小岗工程”，安徽省、地、县三级党委政府，均无人问津。这事看上去似乎有点儿怪，很是让人不得要领。
当然，话说回来，小岗村二十年“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广大农村中，同样有着一定的代表性。且不说西部欠发达地区，就是沿海城市，周边先富起来的也只是有限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农村其实并不比小岗好到哪里去。从这一点上来看，认真解剖一下二十年“江山依旧”的小岗村，对认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肯定会有着“经典”意义。
不过，就在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临近二十周年的日子，突然有消息传来，说它有了一个崭新的变化。变化之大，就连小岗人也感到像是做了一场梦，确实又不是梦，恰恰验证了当下一句时兴的话：梦想成真。
变化是从这一年的六月开始的。
六月中旬，省委一位领导亲率省交通厅、省建设厅、省教育厅、省水利厅、省卫生厅、省新闻出版局等省厅局的负责人来到小岗。
当时，小岗人并不清楚这么多领导的到来，会给小岗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好处。因为这么多年来小岗参观、访问、视察、指导工作的领导太多，他们来这儿转转、看看、问问，来来往往，小岗人也就没把它当回事。
可是，这一回大不一样。一场改天换地的工程很快在小岗村拉开了序幕。
首先赶到的，是凤阳县教委主任徐彪，他给小岗带来了福音：一所可容师生一百六十人，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条龙五个班的小岗村小学，六月动工，八月竣工，确保九月一日正式开学的工程开始了。
接下来，省建设厅、省水利厅和省卫生厅联手要为小岗建造一座水塔，说干就干，并于七月底完工，让小岗人破天荒地像城里人一样吃上了自来水。据说，原约定由三部门平摊的五十万元资金，只有建设厅的十万元到了位，水利厅和卫生厅的承诺却都打了水漂，那四十万元工程款的缺口，最后只好由风阳县水务局垫付。
紧接着，由凤阳县建委统筹，县委、县政府六部门联合出资，为小岗村家家户户住房的墙面，一点不拉地刷上一遍涂料，涂料一上墙，整个村子就好像摇身一变，光鲜了许多；为提高文明的程度，又为一家一户建造了卫生厕所；“大包干”的展览馆，也随后平地而起了；村支部的办公室，也因为装修美化而“土枪换炮”了。这当儿，县建设局还按照省厅的要求，设计出了四十套村民住宅的规划。工程扫尾之后，总共用资二十三万元原是由本县宣传部、计生委、卫生局、供销社、人武部和县建委大家伙一道“抬石头”，谁知五家变了卦，建委赖不掉，咬着牙垫付了其中的二十一万两千三百三十二元，余下的一万七千多元就不愿再出，害得施工单位多次上门讨债，直到我们采访结束，此项“狗头账”尚未扯清。
要说，还是风阳县电信局雷厉风行，接到任务，立马就替小岗村家家户户装上了程控电话，而且事情办得漂亮，明说收费，实际并没让小岗人掏多少腰包，电信局是用贷款解决的，从银行贷了一百万元，至于将来连本带利这钱谁还，自然成了糊涂账。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之前，小岗人虽然修不起路，但并不说明小岗村就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再早，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曾投资一百二十万，无偿地为小岗铺了一条取名叫“友宜路”的水泥路。只是美中不足，四公里路段的两边光秃秃的，不好看，现在凤阳县林业局的队伍开进了小岗，虽然正值五黄六月，酷热难当，他们却自有办法，不但自筹资金从百里之外的凤台县林场买来八百三十棵蜀桧，每棵都在两米高以上，而且搞起了科学试验，将起运的蜀桧都在根部包上营养土，趁夜抢运，当天入土，还专门雇用了两位懂业务的工人，吃住在小岗村，精心浇水、培土、看护。高温植树，棵棵成活，为了这桩奇迹，凤阳县林业局的技术员由此撰写出的论文，后来还荣获了安徽省科技进步奖。
以上各项工程总投入两百七十万零一千四百元，无偿的人力以及各家自备的材料，当然不在其中，那是无法统计的。这一项又一项工程，变戏法儿似的出现在小岗人的眼里，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直到了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江泽民总书记来到了小岗村，小岗人这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偏偏总是发生这一类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呢?
有人说，小岗村的这种变化跟南陵县弄虚作假原本两回事。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面红旗，接受一点支持和惠顾，算不上过分，而且也是受之而无愧的。
有人说，小岗村对整个中国的改革都有着历史功绩，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解囊相助，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的。
有人说，为迎接“大包干”二十周年，迎接江总书记视察，对小岗村面貌进行一次筹划和必要投入，没什么不对，不过是例行必办的公事。
可是，小岗人似乎对这种“改天换地?的事情并不领情。水塔建成送水时，修水塔的工人老大哥想喝口水，小岗村却有人站出来制止，说，那不行，拿啤酒来换!修路植树要用土，对不住，要动小岗土，每平板车要付十元钱，少一文也不成，这比在风阳县城用土贵上一倍!好像这些工程与小岗村毫无关系。 ·
当然，这只是个别小岗人干出的不体面事，但饮水者不一定思源，却让贴钱帮扶小岗的人伤了一回脑筋。这恐怕是对帮扶者只帮物不扶志的一种报应吧。
小岗人显然还感到委屈，他们说：你早不帮，晚不帮，单拣江总书记要来看望小岗了，小岗村的小学校就开办了，墙也带彩，路也变平，“大包干”的展览馆也冒出来了，两排冲天的蜀桧也平地而起了，家家户户电话也通了，厕所也变了，也都喝上自来水了。除非傻子看不出来，小岗村由“温饱”一下成“小康”，显然不是变给小岗人看的。
最初听到小岗村的这段故事，我们确实感到过震惊。静下来一想，这事发生在安徽，但类似的故事即便出在别的省市自治区，又有多少人会感到大惊小怪呢。我们的干部为什么敢于乐此不疲，倒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甚至这样想：假如，小岗村没有这个“火爆三个月”的故事，江泽民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看到的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江山依旧”的小岗村，说不定会使总书记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着更多更深刻的思考，那样，必将会给九亿中国农民带来更多更实惠的好处，给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村带来更加令人鼓舞的明天。
事实是，没有假如。总书记和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已经基本达到“小康”的小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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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税费改革第一人

公元一九八九年，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安徽电视台录制了一部名叫《土地·人·乐园》的电视专题片，片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
“大包干的实行，使农业摆脱了令人焦虑的困境，但也把农业置于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土地承包后向哪里去，如何再进一步发展生产力?”
这部荣获了全国电视文艺专题片节目展播一等奖的片子提出了问题，却并没有道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实行大包干已经十多年了，安徽的农村确实处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整个中国的农村无疑也都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
人们期待着中国农村出现第二次飞跃，中国农民渴望再一次笑起来。可是，农村中不断加深的各种矛盾和出现的新问题，让人焦虑不安：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其实，就在那部电视片播放的一年之前，就在安徽，在与安徽电视台近在咫尺的省政府办公厅的调研室里，已经有人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人就是高级农艺师，后来被誉为“中国税费改革第一人”的何开荫。
这是一个有着坎坷经历的男人。他长得有些特别，很瘦，清癯的脸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着一只高耸的鼻子，和一双仿佛每时每刻都陷入在思考中的眼睛。这是一个爱较真，敢说实话，又爱关心国家大事的知识分子；因为这种特殊的性格，一九五七年，还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他就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了北大荒一个几近蛮荒的青年农场，在那里一呆就是二十年。后来，右派改正了，四十三岁的何开荫终于回到了安徽省天长县的家乡。本来，他完全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但是随之而来的中国农村的伟大改革又一次点燃了他的激情，加上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是他的老领导，又比较爱关心国家大事，喜欢思考社会热点问题，当王业美全国第一个拍板在来安县搞起“包产到户”时，他就紧随王业美，走到了农村改革的第一线；以后又追随积极支持风阳县小岗村搞起“大包干”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冒死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的“大包干”在全国赢得成功，王郁昭作为那场改革的功臣，出任了安徽省省长，随后也就把他调进了省政府办公厅。一个农业科研技术干部，跑到行政机关能干什么呢?打那他就开始了宏观农业政策的研究工作。
说来也巧。一九八八年十月，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社等几个部门，发起了一次“中国农村十年改革理论研讨会”。这时，王郁昭已出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由他所在部门牵头搞起的这样一次理论研讨会，自然忘不了他十分欣赏的老部下何开荫。王郁昭让他的秘书崔传义专门把论文征集函，直接给何开荫寄了过去。
何开荫收到征稿函，感到十分兴奋。于是他紧张地行动起来。他找到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室的金进和朱文根，还有在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工作的妻子顾咸信，四个人一道，进行了一番深人的调查研究。
也就是从那一年的春天开始，中国出现了汹涌澎湃的“民工潮”。“民工潮”的出现，使何开荫敏感地意识到，种田已经人不敷出，农民的收入增加趋缓，出现了负增长，而农民的负担却与日俱增，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又缺少必要的改革措施，各种各样的矛盾越积越多，已经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因为大包干十年到期了，农民担心耕地不再是自己的，那种世世代代生死相依的土地情结没有了，纷纷涌向城市去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且不说出现了土地的大面积抛荒，留在农村中的，因为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造成粮食的大减产，农村工作更是徘徊不前。
何开荫想，要找准中国农村第二步改革的突破口，首先就必须闹清出现的这些新的矛盾。
到底有哪些新矛盾呢?综合四人调查研究的结果，何开荫认为大致可以归纳为：
一、承包耕地所有权、使用权与产权的矛盾；
二、农产品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矛盾；
三、城乡二元结构与经济一体化的矛盾；
四、小生产与大市场，粮食的买难与卖难交替循环的矛盾；
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负担不断加重的六、封闭的社区结构与大开放大流通的矛
七、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矛盾；
八、相对贫穷与共同富裕的矛盾；
九、生产力水平低下与科学技术水平不相适应的矛盾；
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不同步的矛盾。
当然，还可以梳理出一些别的矛盾并列举出它们的具体内容。不过他认为，归根到底，还是计划经济旧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转轨时期难以避免的磨擦与碰撞所引发出的必然现象。
要解决以上矛盾，就必须拿出各项相应的改革措施。
当时，由于小岗村大包干精神的影响，安徽省学术界的思想还是相当活跃的。何开荫在下面调研时发现，各级党委政府中都出现了一批想干事、能干事又敢干事的领导干部，他们已经针对农村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分别进行了不同内容的改革尝试。
那段时间，何开荫变得异常地亢奋。在认真分析了其他几位同志下去调查研究的情况以后，何开荫觉得，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土地的永久承包，给农民一个长期的使用权；其次就是必须改革农业税费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
当他把自己深思熟虑的这一切变成文字之后，一篇很有见地的论文便已经完成。他把它定名为：《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何在?)，然后寄往北京。
因为这篇文章，何开荫开始踏上了农村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之路，尽管这条路上布满了荆棘和泥泞，但他却一直没有回头。
何开荫撰写的这篇论文引起了中央政研工作高层官员的重视，还在那次征稿活动中被评为优秀论文。但是，他没有想到，不久，一些极“左”思想的再度抬头，有一股否定农业大包干的思潮正在各地涌动，发现这一点，他感到吃惊不小。他正费尽心机地研究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呢，有人竟连第一次改革的成果也要一笔抹煞!
何开荫心重如铅。他想，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十亿人口，就有八亿农民，农业的状况如何，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历来事关重大，团结和依靠广大农民应当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出发点，但长期以来，我们已经欠农民太多；尽管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涉及到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可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可是，重新审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种报效祖国献身农业的欲望使得他热血奔涌。
于是他坐了下来，旗帜鲜明地写了篇针对否定“大包干”思潮的文章：《建议实行耕地永久承包，给农民长期使用权》。
他建议：“我们宜及时采取一个大的动作，这就是对耕地的所有制进行一次改革，将土地一律收归国家所有。国土国有，理所应当。同时把耕地的所有权(田底权)与使用权(田面权)彻底分离，实行永久承包制，即在现有承包地的基础上签订契约，长期承包给农民耕种，并对零散土地进行适当的串换调整，使每户的承包地集中连片。而且，使用权可以继承，也允许转让，但转让决不是出卖，只是在土地管理部门鉴证下收回该地块的农田基建投资和相应的承包权益。如果耕地依然归集体所有，让农民上缴各种农业税，就有违法理；由于耕地是国家的，农民向国家承包耕地，那么，农民向国家纳粮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认为农业税征实的具体办法应该是：“以近三年到五年的年均耕地亩产计征，收百分之十的公粮直到本世纪末不变，增产也不增税，以刺激农民增产的积极性，以后每十年签订一次契约合同。考虑到农村干部的补贴工资和各项提留极不规范，农民普遍反感，叫喊负担过重，我们不妨把农村各项提留负担与公粮合并在一起征收，加征百分之五，也就是征收耕地亩产的百分之十五，一并作为公粮和提留，原有的农业税金和各项提留负担就都没有了，乡村干部补贴工资和各项提留，由公粮的三分之一按定购价款返还乡财政统一使用。从此以后，任何人无权再向农民摊派或征收一分钱，这样，农民的权益就有了法律保障，获得了相当于法人的地位。”
他认为，走好这两步棋，全盘即活。这样做，非但激活了农村经济，农民不堪重负的局面也将得到根本遏制。
他提出“农业税征实”的税费改革方案，是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他甚至花了大量时间，认真研究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三次税费改革。
唐代推行的“两税法”可以说是首开中国费 改税的先河。“两税法”把混乱繁杂的税种归并为户税和地税两种。收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集中了征收时间，一年分夏、秋两次，这样就改变了“科敛之名凡数百”以及老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中央统一控制了税费征收大权，又明文规定官吏不得在“两税外加敛一钱”，否则，同样要以贪赃枉法论罪。
明代的“一条鞭法”是继唐代“两税法”后又一次较大的税费改革。它是把徭役、田赋和各 种杂费并为田赋一种，以田亩为对象，一次征收，征课的田赋一律折合成银两交纳，而且，不再由地方的“里长”、“粮长”办理征收管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后解缴国库；并同时下令不得再征他费，允许农民照章纳税并拒纳所列税目以外的杂派。这种“一条鞭法”化繁为简，税费合一，有效地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权收费和地方官吏巧取豪夺的腐败行为，稳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中央财政的收入。
清初雍正皇帝采纳了“火耗归公”的税费改革，将暗取改为明收，各省统一了税率和征收数额，由省统一征取，州、县代收，提解布政司库，地方官僚不得另外私派；原来由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银，改为统一上缴国库，然后再由中央F拨一部分银两作为地方官吏的养廉银和地方行政开支的“补助”，同时实行查核和督察，严厉肃贪，打击地方官吏任意摊派的行为。“火耗归公”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非但使一向归地方支配的耗羡收入也牢牢控制在中央财政手中，整饬了吏治，减轻了老百姓负担，而且使得国家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农民种地交皇粮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解放后，中国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耕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耕种，但“皇粮”也还是要缴的。建国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公粮实物税。
何开荫认为，恢复农业实物税国家可以用无偿征收的公粮供应城镇居民的平价口粮，卸掉财政补贴的沉重包袱，同时彻底开放粮食市场，让农民从发展商品粮生产中获得更多的实惠。
他把自己设想的这种具体办法，简化为一句话：统一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
这样，他就把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同第一步改革作了有机地联系，使用了同一句话。他甚至把第二步改革也称作“第二次大包干”。他认为，这恰恰是对当年“大包干”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为进一步说明他的这种设想的可行性，何开荫还算了几笔账。
“以安徽为例。安徽全省年产粮食约五百亿斤，按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收取地租，可无偿得到租粮七十五亿斤，而现在每年的定购任务为七十一亿斤，加议转平部分同样为七十五亿斤；如按耕地面积计征，全省六千五百万亩耕地，除去贫困地区暂时核免田赋外，至少可有五千万亩耕地收取地租，全省平均每亩收一百五十斤(南北不同地区根据具体情况可有差别)，则五千万亩耕地同样可收地租粮七十五亿斤，保证了正常的需要。这样做，不但可使省财政卸去每年粮食补贴十二三个亿的沉重包袱，而且以无偿取得的田赋粮按现在的平价供应非农人口，多少还可以取得一点收入，一来一去，对国家的好处就大了。”
“再从全国来看。全国每年粮食总产量约八千亿斤，按总产的百分之十五收取田赋粮国家可得公粮一千二百亿斤；若按田亩计征，全国十六亿亩耕地，去掉贫困地区的四亿亩暂不计征，还有十二亿亩耕地，平均每亩收一百斤公粮(各省各地区自当有别)，同样可收公粮一千二百亿斤。而目前国家每年定购不过一千亿斤，还不容易收上来。如实行租赁制度，国家每年就能掌握一千二百亿斤粮食，并且都是无偿获得的，用它去供应全国非农人口，总比现在的一千亿斤宽裕得多。”
何开荫算罢了安徽省和全国的大账，回头又替农民算了几笔细账。
“那么，农民向国家交纳无偿实物田赋粮是否会减少了收入呢?结论是正好相反。以安徽省人均产粮最多、定购任务最重的天长县为例，天长县农民人均耕地一点九三亩，产粮两千五百斤，人均定购任务六百一十斤，按提价后每斤稻谷两角两分两厘钱计算，就可得一百三十五元四角二分；假如每亩向国家无偿交纳地租粮二百斤，人均应无偿交粮三百八十六斤，则原先定购的六百一十斤中余下两百二十四斤可以卖议价，按目前集市贸易价每斤五角五分计算(市场价高时曾达每斤七角)，就可卖得一百二十三元两角，比原先的定购价款少收十二元两角两分，可是，人均两千斤粮食中，去掉这六百一十斤，每个农民手里还有一千八百九十斤，至少尚可拿出一千斤卖议价，得款五百五十元；若按规定，余粮必须以每斤三角五分的限价卖给粮食部门，只能得三百五十元，农民余粮卖议价可多收入二百元，补足定购部分少得的十二元两角两分，每个农村人口可从议价粮中净增收益一百八十七元七角八分。这就是说，取消粮食定购，彻底放开粮食市场和价格，天长县每个农村人口向国家无偿交纳田赋粮后，多余的粮食自由进入市场，农民得到的好处很大。”
当然，天长县产粮多，是个突出的典型，对其他县农民是否也合算呢?
何开荫便又以定远县为例，算了一下细账，即便像定远县这样落后地区，也是能够多收入三千五百万元的。
这些，还是明账，是明摆着的，也都是可以用数字计算出来的。他指出，特别是实行了“什一税”法，不再向农民额外收取别的任何税费，又明确了耕地的长期使用权，农民自然会提高种粮的积极性，舍得增加投入，进而去努力提高土地的生产率与商品率，农民打的粮食愈多，就得益愈大。
至于实行税费改革和耕地永久承包制的优越性，何开荫一下子就归纳出十二条。诸如：“国家收回了耕地所有权，使用权长期归承包农民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再滥占耕地，如果再有人征用耕地，除经过批准外，还必须解决该地块承包户的生活出路，同时每年要交纳相当于该地块应交公粮款的耕地占用税，这样，就能有效地控制耕地的减少；农民自己占地建房或养鱼挖塘，烧窑建厂，每年照样要交纳规定的公粮数量，这样，农民也自会十分珍惜耕地。”诸如：“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任何人无权再向农民征收一分钱，就能有效地刹住乱摊派乱收费的不正之风，减轻农民负担；乡村干部不再伸手向农民要钱，工资补贴及提留等一应费用由公粮中返还乡政府，干部的任务就只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只服务，作贡献，不向农民伸手索取，自然会极大地改善于群关系，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
当然，这种改革牵涉面广，必然会触动一些部门的利益，何开荫在文章最后又写道：“这就需要国务院出面进行协调，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并且，“建议国家先在一省或数省选择不同类型的县作为试点，进行探索。”
文章写好以后，何开荫决定仍然把它寄给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因为，那儿是中央和国家有关农村工作的最高研究部门，况且，兼任这两个部门要职的王郁昭，是他最熟悉的老领导。
他先给北京打了一个电话。
不打则已，这一打，他差不多吃了一惊。原来，一九八九年以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已被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降格为农业部的一个下属部门。就是说，属于党中央、国务院这样高规格、高层次的农村政策与农村发展的研究机构已经不复存在!
王郁昭还在电话里告诉他：北京有人正组织文章，准备对他上次应征获奖的那篇论文进行批判呢。
何开荫更是吃惊不小。
这次的文章，不仅把上次那篇论文的有些观点作了更充分地阐述与论证，其设想之大胆无疑也走得更远了。既然有人已经要组织批判那篇论文，这个文章还能再寄吗?
如果要寄，又该寄到哪里呢?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没有了，直属国务院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放到了农业部，可他这篇文章涉及到的那许多设想又岂能是农业部就可以解决的?
何开荫一时犯了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