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经典文革武斗电影《枫》（1980）

fussfun

优酷上有在线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cc00XOTUyNzcxNg==.html



很有时代特点的一部电影，小朋友们可以看看

转个评论：


《枫》：湮没的青春之血

法兰(北京) 发表于：2006-6-5 22:53:46

   

回忆的开端
　　
　　这是一部影评人们从来不提的电影，可是机缘巧合，几年来陆陆续续遇到一些互不相干的事件却像拼图一样慢慢在我眼前拼出了它的全像，直至亲眼看到这部电影。
　　
　　从我记忆的乱麻里抽出第一根线头的，是《大逃杀》。几年前在《大逃杀》的讨论帖里有人提了一句，说，以前有一部国产片，可以算是《大逃杀》的中国版，那部片子叫《枫》。
　　
　　猛然间我想起了家人曾带自己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电影，因为年纪太小，演员的形象、电影的名字、详细的情节已经完全记不清，但在记忆中深嵌着一些碎片：铺天盖地的绿军装、声音高亢的广播、火焰、枪炮声。最大的一块碎片是：里面有个年轻的女子在片子快结束的时候举着一面红色的旗子从高楼上纵身跳下，天空仿佛血一样的红。
　　
　　以前家人带我看戏或者电影总有些标识性的事物让观众迅速分清“敌我”，而对小孩子来说，这些标识通常体现在：古装片里强抢民女的和X（薛杨呼……）家将作对的冒认官亲的一定是坏人，战争片里的日本鬼子、国民党、特务也肯定是坏人。
　　
　　可这部电影里，人倒是死得不少，但打得你死我活的那些人既不是为了抗日也不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超出了小孩子的知识储备。尤其是那个跳楼的姐姐，她以那么壮烈的方式死去，我却不明白她是为什么死的，我也没看懂她的敌人是谁。谁是“敌”谁是“我”？这种敌我不明的死亡让下意识自居为好人一方的孩子陷入痛苦的混乱。
　　
　　后来有没有向大人要求解释好人和坏人的问题呢？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但不知该以何种情绪正确回应这种死亡的迷茫像潮湿的棉被裹着自己，每每回想起来就觉得不自在的感觉如此鲜明，当有人再次提起跳楼一幕的时候，我立刻就想起来了，那部电影肯定就是《枫》。

　　
　　久远的线索
　　
　　现在很少有人提《枫》，当我开始寻找有关它的资料，才发现原来它也曾经大有来头。
　　
　　《枫》的原著小说作者郑义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曾经在太行山插队五年，还当过四年煤矿工人，直到四人帮倒台才得以重返校园上大学。小说完成后投给《文汇报》，报社起初不敢发，请巴金看过后才予以刊登，登载在1979年2月的《文汇报》上，小说一见报即引起轰动，作者收到了数百封读者来信。同年《连环画报》8月号发表陈宜明、刘宇廉、李斌三人合作的同名连环画《枫》，杂志推出三天即被文化部出版局勒令停止发行，至于理由，可以在这年9月的《美术》杂志上刊发的群众意见中找到：《枫》让人们回顾大武斗，不利于安定团结，没有现实意义；里面出现了林彪、江青像，而且“林彪像是彩色，江青像是照片似的，感到是正面形象，使人看了感情上不能接受。”
　　
　　《连环画报》的编辑部不能接受这个结果，遂越级申诉，据理力争。《美术》杂志的副主编何溶组织文章进行讨论，自己则以《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为题力赞《枫》的优点，《文汇报》、《工人报》、《美术研究》等报刊也都相继刊发专题评论文章，几方的努力下，《枫》和《连环画报》总算度过禁售难关，杂志得以顺利发行并且加印了10万份，在随后的建国30周年全国美术展览评奖中《枫》还获得金奖，由此成为连环画又一个黄金时代开始的标志。
　　
　　在连环画的这个黄金时代里，你可以惊奇地发现电影常常紧随连环画的脚步奔向同一个题材：《伤逝》、《伤痕》、《爬满青藤的木屋》、《人到中年》、《老井》……
　　
　　《枫》更是改编的热门，数家电影厂的竞逐中最终是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得到了拍摄权，峨影厂专门把小说作者郑义接到四川担任编剧，由张一担任导演将《枫》搬上了银幕。电影完成，审查修改又是好一番曲折，终于还是在全国公映了，但很快又被禁掉。
　　
　　此后，在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的各种回顾与报道里，很少看到有人再提《枫》。最近一次看到和它终于有一点沾边的一篇报道，是《中国青年报·冰点》的“终有一天见天日”，报道的是8月23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展的画家刘宇廉作品展上首次面对公众的连环画《张志新》背后的故事，本该1979年10月出版发行的连环画《张志新》直到26年后的2005年才真正得见天日，而参与创作《张志新》的刘宇廉正好也是连环画《枫》的创作者之一。

　　
　　失色的拼图
　　
　　《枫》的主题严格来说和《大逃杀》类比不太贴切，尽管这两者都充斥着年轻人自相残杀的鲜血。
　　
　　我曾经觉得最适合与《枫》类比的是《第四十一个》----苏联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丘赫莱依导演的作品，1957年中国曾经引进该片，译制完成之后却被封杀未能公映。
　　
　　《第四十一个》和《枫》都有着天真而坚定的女主角，无论是爱人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为了“理想”，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将这些献祭。区别只在于，《第四十一个》中十月革命时期玛柳特卡的牺牲（爱人）是无法避免的选择，而《枫》中文攻武卫年代卢丹枫的牺牲（自己）却是狂热造就的枉死。
　　
　　对于从来没有听说过《枫》的人，我想我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故事：一九六七年，一对曾经是恋人的青年学生卢丹枫和李红钢分别参加了井冈山和造总兵团两个相互敌对的群众组织。真枪实弹的武斗里，两人在战场上重遇，卢丹枫面对“敌人”，“至死不做叛徒”，高喊着口号跳楼身亡，李红钢则被后来掌权的井冈山派诬判为枪逼卢丹枫跳楼的凶手而处以死刑。
　　
　　《枫》里自相残杀的惨烈十倍于《大逃杀》。枪弹横飞的场面是如此熟悉，曾经，在许多革命战争片里有过类似的战斗场面，只是在这里，交战的双方曾经是同学、朋友、恋人……他们以高涨的热情商讨着作战方案，计划着怎么有效地杀死对方……而《枫》的作者郑义说，拍电影的时候居然找到一处武斗打得比小说中写的还凶的地方，曾经有一方出动汽油桶装炸药爆破，电影中的断壁残垣即是用了当初的残楼当实景。《芙蓉镇》里胡玉音和秦书田挨批斗与《枫》里的武斗一比，前者实在算文明世界了。
　　
　　2005年影评人们各种盘点中国电影百年的文字里没有人提《枫》，我曾经以为只是它的题材太过犯忌讳的关系，愤愤不平得很，但后来终于找到这片子来看，我黯然发现：《枫》的电影版艺术表现上的幼稚生涩辜负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题材，当跳出一切唯主题先行的框框以电影艺术本身的指标来对它进行考量的时候，《枫》没有足够的底气为自己占取到重要的席位。导致它今日寂寂无名的，艺术和艺术之外的原因应该是各占了一半。
　　
　　拍摄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枫》有着那一时期许多国产片常见的毛病：表演造作，舞台剧味十足。演员们像在风景区留影生怕相机没拍到，每个动作完了非老端着停一会儿以便摄影师好按下快门似的。摄影机也非常配合，这种时候必是定定地拍个两三秒镜头才切走。
　　
　　而旁白那过度感情充沛，典型拙劣朗诵者自我陶醉的抒情语气让我难受得看了三分之一后被迫使用“快进”，画面上没演员的时候我才采用正常速度观看。
　　
　　这片子里我认为最有冲击力的一幕也正是看不到演员的：在那著名的数十万红卫兵们激动的泪流满面，人手一本语录一遍遍高喊着“万岁”的集体朝拜镜头之后，接着是一列火车呼啸着在隧道里飞驰，画外音配的是林彪的资料录音，通篇是要打倒打倒打倒……列车轰隆隆不断开着，仿佛没有终点。
　　
　　可惜这部电影的主角不是火车，当镜头一拍到有人的地方，则时时可见过火与夸张，彻底葬送了《枫》通往“杰作”之路。
　　
　　一个凭着本身的真实足以震撼千万人的题材却碰到了最虚矫造作的表演，世间最不幸的事莫过于此。
　　
　　最最不幸的事呢？恐怕是，曾经机缘巧合有这么一个的拍摄《枫》的机会，有些人没有好好珍惜，错失了造就一部经典的机会。而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人们仍不知道第二个拍摄它的机会哪年哪月才能等到。

以上内容引自： http://www.mtime.com/my/100310/blog/294309/

[ 本帖最后由 fussfun 于 2008-10-12 10:46 编辑 ]

fussfun

关于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之争。

我小时候老听俺妈说，造反派的口号是：造反有理。保皇派的口号是：青山不倒，保皇不老。两派经常在街上如何打斗得场面壮观，炮火横飞，鲜血横流。

[ 本帖最后由 fussfun 于 2008-10-12 12:25 编辑 ]

fussfun

我所知道的保皇派与造反派

保皇派又叫“老保”，大中学生当中基本没有，主要是教职员当中的一种人，而且，只存在于1966年六月到八九月间。“批判资产阶级路线”之后，保皇派就彻底臭掉，“全面内战”中各家各派争取的都是正宗造反派的头衔，互相指责对方是“老保”。

一般关于文革的记载说到保皇派，总是将其定义为“党团员积极分子”，其实不尽然。要了解保皇派的由来，就不能不提到1957年的反右。“大鸣大放”开始的时候也是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包括党中央发布的政策和各单位领导。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响应号召的都被打成反党分子，划为右派，轻则降级降薪，重则发配边远地区劳改。多少人家破人亡。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对反右运动有记忆的人们，即成年人的反应是“阳谋又来了，这是引蛇出洞，千万不要上当”，所以纷纷“保”本单位的党政领导。但是中共中央已经发出了 “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不能不搞，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就把“老运动员”——共产党的经典敌人地富反坏右又揪出来“运动”了一遍。各单位党政领导也积极配合，抛出大量档案，谁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谁的父母是地主资本家，谁乱搞过男女关系，谁是“摘帽右派”……不过大体上还比较“讲政策”，都是“文斗”，没有“武斗”。

老毛见成年人发动不起来，其“伟大战略部署”无从落实，于是在“八一八”接见以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有伟大领袖撑腰，红卫兵开始“破四旧”，大规模的打人，抄家，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游街等都发生在这个阶段，“革命对象”将共产党的经典敌人和各级党政领导囊括无余。我所在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是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就因为“出身是地主”，在受尽折磨后死去。校长、副校长、教务主任都是党员，也被强迫劳改，白天扫厕所搬城墙砖，晚上写检讨，挨打。全校斗争会上陪斗的，则是几个“有历史问题”或者“老右派”教职员。（王友琴博士的“打老师”研究中有详细记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后，又兴起将工作组揪回来斗的高潮。

到1967年初，模仿巴黎公社成立了上海公社，保皇派已经销声匿迹，“ 造反派”成为各派势力争夺的桂冠。不论是“大联合”还是“全面内战”，军管还是“抓军内一小撮”，“清理阶级队伍”还是“清查五一六”，都是以 “革命造反”的名义进行的。这段时间里，“被压迫者的反抗”有过一点，但立即被打了下去。当时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经典敌人们试图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机会翻身，都遭到更残酷的镇压。另外跟维护自身权利有关的一个插曲，就是1966年末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要求转正。按说工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文化革命的领导阶级，但也被当作“刮经济主义妖风”迅速打了下去。

经典敌人不许翻案，工人要求改善待遇是“经济主义妖风”，那么允许的是干什么呢？就是革命造反。革命造反也需要资格，就北京的大中学校来看，出身好是参加造反的必要条件。中学的老红卫兵主要由干部子弟构成，包括少量工人家庭出身者。在1966年之前，已经贯彻了好几年“阶级路线”，因此大学生主要由贫下中农子弟构成，干部子弟不多，连工人子弟都不多，反映了当时城乡人口比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五大领袖，除早已不是学生的聂元梓外，其他四位，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都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

当然也有例外。一种很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当时跳得最高的有两个极端：经得起“查三代”的“根正苗红”者，还有就是家庭出身有 “严重政治问题”者。我知道至少有两个这样的例子。其一的父亲在五十年代初被镇压，自己六十年代入了党，文革前后整哪拨人都有她，整来整去就是整不到她头上。其二的父亲肃反运动中被关进监狱，此人居然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跟老（红卫）兵辩论。而一般地主资本家出身的，跟大部分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都比较低调，不“积极参加运动”。

关于造反的动机，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比较单纯，就是在革命洪流裹挟下身不由己的冲刺；还有一种，就是政治赌博。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地派”（地质学院）学生跟我们学校一个高三学生谈到打击还是保护高层人物时眉飞色舞的神情，那从“底层”一跃而接近权力中心时难以掩盖的兴奋，至今栩栩如生。还有一个造反派头头，文革开始时已经三十来岁了，在某教育部和专业部双重领导的学院工作。此人曾透露心声：“造反成功了可以进部党委，失败了还回来做资料员。”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经历了清查五一六运动，“说清楚”之后，他还是回到原来的资料室，继续做他的资料员。

关于造反派的行为，贴大字报大标语，兼及打砸抢抄抓，“全面内战”动用原子弹之外的一切武器，还都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无法作“同情之理解”的，就是腐败。当年的造反派当中，不仅有人吞没抄家物资，而且有人“挪用公款”。某贫下中农子弟原来属于享受助学金的学生，参加造反后，人们眼看着他的衣服光鲜起来，而且戴上了贵重的手表，不由得怀疑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一位“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早年参加抗敌（日）演出入过国民党，后来拥有些地产，“本人成分”是资本家，“生活作风”也有疤拉褶儿，总之是标准的经典敌人。文革开始劳改，“清队”运动中又被隔离审查。造反派头头在某次提审时暗示，不妨用“性”来换取提前解脱，遭到她的拒绝。

也许，老毛发动文革拿群众当打击政敌，为进行乌托邦社会实验扫清道路的工具确实是失策的。他没有想到，人性中不仅有冲破一切文明束缚，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砸抢抄抓的部分，而且会产生追求权力的强烈冲动。以干部子弟为主的中学老红卫兵完成发动文革的“历史使命”之后被一脚踢开，成为最早反对中央文革的群体。以贫下中农子弟为主的大学红卫兵以为踏上了通往权力顶峰的捷径，在原官僚集团卷土重来之后，由保皇派出面“清查三种人”，也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有这样一个贫下中农子弟造反英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遣返回乡，后来又被当作“三种人”清查了一遍。此期间一直下地劳动，挣工分吃饭。过了很多年，领导忽然想起来，此人读过洋书（外语专业），见过大市面，乡里正好缺一个收购鸡蛋的。叱咤风云的造反英雄就这样成为走村串户的鸡蛋收购员。

经过历时十年的轮回，社会各阶层还是大体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只是很少有人再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了。


转自多维博客： http://blog.dwnews.com/?p=1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