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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9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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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和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是广东人。1872年他考取幼童出洋预备班,在容闳的带领下,到美国念完小学、中学,再考入耶鲁大学木土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1905年,中国修筑京张铁路,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筑路工程。
中国第一个电影导演郑正秋是广东人,1913年,他和张石川合作导演的中国第一部短故
事片《难夫难妻》,就是以潮州地区的包办婚姻习俗为题材,描写一对素未谋面的少男少女被父母逼成夫妻的故事。
写到这里,准有人提出疑问:这些精英虽然是广东人,但像郑观应、容闳、詹天佑他们的事业,都不是建立在广东。老教授在访谈录中也提出类似的质疑:“既然谈地区文化就要严肃坚持地区原则,以便吸取地区文化发展和挫折中的经验教训;而人们津津乐道的好些近代岭南精英其思想渊源和主要活动场所,都不在岭南。”他以郑观应为例,“虽然在香山出生和长大,但哺育他的是上海的西学,事业也主要以上海为基地。”
然而,我以为无论他们在哪里学习,在哪里创业,哪怕已经移居到天涯海角,我们都不应忽略他们最原始的地缘、血缘、部族文化背景——恰恰是这种建立在土地与族群之间的“原始缔结”(社会文化心理学者把它叫做“Primary ties”;在中国也有人称它为“神秘的人格传递”),最能潜移默化,影响人的一生。
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活动场所,也不在湖南,但能够把他与湖南的文化历史割裂开来吗?陈寅恪虽然在广东生活了20年,但如果因为他的活动场所在广东就把他的思想归入“岭南文化”,就算大家都举手通过,毫无异议,我也觉得脸上有点发烧呢。
对于“先行一步”,广东人有一种天生的勇气与执着。他们不仅敢为天下先,也乐为天下先。也许在历史上广东地处蛮荒之地,受名教影响最浅,人们喜欢冒险,喜欢闯荡,喜欢我行我素,身上透着一股“我是南蛮我怕谁”的气概。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是最先在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地区之一;广东还有许许多多的第一:第一个在国营宾馆中试行经营管理责任制;第一家商业银行向外发行股票;开办中国第一家超级商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旅游酒店;第一家合资医院;中国第一盒立体声录音带是在广东生产的;第一台模拟移动电话是在广东开通的;在中国实行了50多年的专业作家体制首先在广东被打破……
“个体户”、“万元户”这些一度在中国人心中魅力无穷的名词,也都是从广东这个新世界的摇篮里诞生的。曾几何时,“创新”几乎成了深圳的同义词,成了特区的同义词,成了广东的同义词。市场观念、法制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效益观念,都在这里得到全面更新。
一位大企业的CEO在谈到美国公司与英国公司的区别时说,在美国公司,如果有人提出一个新构思,大家会很兴奋地你一言我一语加以补充,使它变得更加精彩。但在英国公司,人们则会首先慎重考虑它有什么潜在危险,会不会产生负面效果,然后制定十几个危机处理方案,以求万无一失。
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很难说谁更好一点。但我觉得,广东人的性格,比较接近美国公司的作风。而北方人的性格,则接近英国公司的作风。
《道德经》有云:“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但现在观念变了,不敢为天下先者,不再被视为具有领袖风范,相反,只有敢为天下先,才能站在时代的尖端。湖南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湖南精神,浙江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浙江精神,甚至宁夏人也说敢为天下先是宁夏人的精神。好像“敢为天下先”成了一顶桂冠,人人都想往自己头上戴。
然而,这顶桂冠却不是那么好戴的,很多人其实十分讨厌这种性格,你要跑到天下人前面去,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有些人就巴不得你摔几个嘴啃泥,碰掉几颗门牙才好,他们就有热闹可瞧了。康有为、梁启超敢为天下先,所以要逃亡海外;孙中山敢为天下先,所以被清政府驱逐出洋,有国归不得;冯如敢为天下先,所以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奠基;改革开放敢为天下先,所以广东人要用他的铁肩,扛起漫天的风雨。
中国人喜欢枪打出头鸟,从来都是“誉见即毁随之,善见即恶从之”。因此,敢为天下先是一种高风险行为。在大多数时候,它并不代表荣誉,而只是万谤集于一身的箭靶。你要有变成一只刺猬的充分心理准备,才好说出“敢为天下先”这句话。
这是广东人的经验之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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