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的沉默,就是在这种漫长的歧视和压抑中,渐渐养成的。

  孩子们从小就被父母反复告诫:“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做人做事都不可太高调,太高调容易节外生枝,招惹是非。一个人如果因为到处吹嘘自己很有钱,而招来强盗小偷,大家会嘲笑这人是“捉虫入屎忽”(自己给自己添麻烦)。广东人的性格是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对国家大事尤其如此。


  广东人真的患有“政治冷感症”吗?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用“是”与“不是”来回答的问题。无论说“是”或“不是”,都可以立即找出一大堆相反的证据,引致无穷的质疑、设臆、反诘、论辩。争论本来就不是广东人的强项。

  事实上,如果回答“是”,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政治变革,都与广东有密切关系?为什么广东会出现太平天国这样的运动?为什么广东会成为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为什么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心会在广东?为什么会有数十万广东工人参加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历史的是非功过,固可以从长计议,慢慢评说,但总不能把广东人的政治热情与献身精神,一笔勾销吧。

  但如果回答“不是”,也同样遇到麻烦。因为不仅外省人这样看广东人,就连广府人与潮汕人,也都承认自己对政治的态度,颇为疏远。这就不得不触及到问题的深层核心了:什么是政治?

  广东人对政治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政治并不仅仅是在庙堂之上参政议政,也不是非要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不可,更不是在茶余饭后胡诌些所谓的政治秘闻,就叫做忧国忧民。在广东人心目中,创造利润、积累财富也是政治,计算效益成本也是政治,提高效率也是政治,公平的商业竞争也是政治,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也是政治。凡涉及社会公众事务的,无一不是政治。钟南山院士说:“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是广东人最典型的政治观。

  回想当年,改革开放刚刚启动,人们还在为市场经济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甚至对开办经济特区,也有人端出一副“爱国”嘴脸,对广东怒目而视,严词质问“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意思是广东一搞特区,就是搞新租界,搞卖国!

  在一片沸反盈天的争论声中,广东人依旧默默地做着自己认准的事情。他们并不是完全无视争论,而是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去留意聆听,“遇着红灯绕路走”、“水路不通走陆路”。就这样,一个一个禁区被冲破了。在无尽的顺流逆流中,广东人的心境,用一段粤语流行歌的歌词来形容:“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

  有人说广东是“穿堂风”,近代史上许多新思想是从广东兴起的,许多革命是从广东出发的,但虽然尽得风气之先,最后却都是穿堂而过。在广东播的种子,开花结果却在别处。这种情况并不是谁抛弃了广东,而是中国的地理决定的,也是广东人的性格造成的。平心而论,这也没什么不好,无论做播种的人,还是做收成的人,都不要紧,各施所长而已,最要紧是粮食收回来了,大家有饭吃。

  不要小觑我们每天从事的具体事务和日常生活,虽然庸庸碌碌,琐碎无奇,但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就是一股移山填海的力量,就能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就能影响制度。广东人推崇一种“认认真真做事,忙忙碌碌赚钱,潇潇洒洒享受”的生活态度,好像与政治绝缘,其实,这三条已经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都概括进去了。

  从近代史看,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源头都在广东,难道与广东对外开放时间最长、接触西方文化最多、经济实力雄厚、绅商力量强盛毫无关系吗?从25年的改革开放历史看,深圳经济特区先行一步,探索经济改革的道路、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经济的高速发展、财富的积累、综合实力的提高、中产阶层的形成……这一切,对社会价值观的冲击与刷新,对国家制定政策的影响、对法制建设的推进,一句话,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已经够彰明昭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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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人看来,广东人都是土包子,土包子一夜发了大财,还是土包子。一个地方要让别人觉得你有文化,不是靠有多少茶楼食肆、多少烧腊店、多少人在炒股、多少人在买彩票,而是靠高等学府、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科学技术、卫生设施等等。

  一位北方朋友很轻蔑地对我说,你说广州人有文化,无非就是什么茶文化、酒文化、虾饺文化、及第粥文化、食蛇文化、喝汤文化、逛街文化、彩票文化、拜神文化。因为广州没
有文化底蕴,所以什么都可以称为文化。你们每年举办多少场高雅音乐会?有多少大师级人物出场?你们有多少名牌大学?有多少院士、博士?真是三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三年出不了一个贵族。莎翁这句话,说的就是你们广州人呢!

  我没有与他争论,拉着他往外走。来到广州起义路,我对他说:这条马路是1930年代广州的中轴线,从越秀山中山纪念碑至起义路广州教育学院一段,都是笔直顺畅的,但就这里却突然拐了个弯,变得斗折蛇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告诉他,清代在广州起义路与北京路之间,是一片密集的书院群。广州教育学院的前身是千顷书院,名气虽不算很大,并不在广州最有名的七大书院——粤秀、应元、学海堂、广雅、越华、羊城和菊坡精舍之列,但在修筑马路时,为了避开千顷书院,市政府却宁愿让马路绕了一个弯。

  什么是文化?一条马路能为一间学校让路,这个城市就是有文化的。

  我又和他说了另一个故事。1920年代,海丰县修公路,刚好要从广东省长陈炯明母亲的房子前经过,为了避开这座房子,公路要拐一个小弯。陈炯明知道后,立即派人把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使公路能够拉直。这幢缺了一角的奇特楼房,至今还在海丰县城里呢。

  为了一间学校,马路可以由直变弯;为了让马路由弯变直,省长可以把自己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一种文化。如果你觉得非要穿礼服坐在国家大歌剧院听帕瓦罗蒂唱《托斯卡》才叫文化,那悉听尊便。你吃你的猪肉炖粉条,我吃我的生猛海鲜,大家各吃各的好了。

  我辈书生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广东人可以坦然承认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但北方人却往往不愿意承认南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呢?即使有影响,也是坏影响:贪婪、自私、庸俗、市侩、爱钱如命、包二奶、色情泛滥等等……

  事实上,文化就像地球上的水,名义上有五湖四海之分,其实是一个大的循环系统,一部分水沿地面流动,一部分渗入地下流动,互相融会,互相渗透,千回百转,经过江河汇集,终归大海作波涛,然后再蒸发成为水蒸气,聚而成云,一场大雨又回到地面。如此这般,运转不息。你能说只有黄河、长江流的才是哗啦啦的水,珠江流的全是泥沙石灰?

  广东的文化有一种很强的俗化倾向,经常会运用通俗易懂的市井语言,把深奥的哲学“庸俗化”。广东人不喜欢谈论过于抽象的东西,纯逻辑的、形而上的、玄虚的话题,勾不起他们的兴致。他们关心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新鲜的鸡肉,与冰鲜鸡、急冻鸡的肉,他们一吃到嘴里就能分辨出来,但他们却分辨不出什么是美学的历史主义与理智主义。因此,“宏大叙事”的学者们,对广东难免鄙夷,认为这是一个物质至上,物欲横流的地方。

  广东是不是真的只有吃喝玩乐的文化?当然不是。

  以报纸出版业为例,早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广东报业在全国就享有盛名。从1884年广东创办第一份报纸《述报》开始,到今天广东公开发行的报纸有110多种,并承印国内200多种报刊,日均发行约700万份报纸。虽然还说不上很繁荣,但绝对不是“沙漠”。1987年,《广州日报》在全国地方报纸中率先实行扩版,从原来的对开4版,扩为对开8版。这一举动,对当年的中国报界,轰动一时,触发了全国报纸的扩版潮。今天的《广州日报》,平均每天出报对开40大版,周末对开48版,号称有160万份的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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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报纸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有目共睹的。据说从《南方周末》出来的一位普通记者,到内地随便一家报纸,起码都是个中层的业务骨干。也许有人会不服气地说,《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大多数是北方人。不管是不是大多数,广东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外省人对广东文化的贡献。如果真是大多数,也恰恰证明了广东人并不排外,而是乐于与全国人民“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没有这些来自北方的年轻编辑记者们的努力打拼,《南方周末》固然没有今天,但如果没有广东这块平台,他们也绝对打造不出一份今天的《南方周末》来。这是相辅相成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人们在研究《南方周末》时,都只会把它作为一个“广东文化现象”来研究,而不会单单作为“北方人在广东”来研究的。

  让我们再看看图书馆的情况。

  据史书记载,广东历史上第一间图书馆是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由英德郡守王仲达所创建的涵晖书院。估计有人听了心理又会不平衡了,觉得广东人不可能有这种修为。广东历史上有很多书院,并不是每间都有能力刊刻收藏书籍,即使有也往往不肯轻易示人。而涵晖书院的藏书阁是对外开放,供人阅览的,与今天的学校图书馆类似。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广东的起步与发展,与全国文教发达地区亦基本同步。全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于1904年的湖北省图书馆;3年后,江苏省创办江南图书馆;1912年,具有国家图书馆地位的北京京师图书馆正式开放。而广东在1910年创办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廉州图书馆。1912年广东省图书馆正式对读者开放。到1930年代,全省已经建立了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65间。到2002年,广东全省县以上公共图书馆有131所,馆舍面积44.3万平方米、藏书2300.3万册。

  清末民初成立的岭南大学文物馆和1928年成立的广州市博物馆,是广东省最早的博物馆。至1993年,全省博物馆、纪念馆已达108座。1993年后,又陆续新建了32座、扩建了19座博物馆。广东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6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6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近2000处;古文化遗址2000多处;博物馆、纪念馆140座,馆藏文物54万多件。

  但偏偏有些人,你要他承认广东有文化,比登天还难。你列举再多数字也没用,他撇撇嘴说:广东人除了赚钱,什么都不懂,你兴建再多博物馆,但终日门可罗雀,没人光顾,也是白搭。

  这话又说错了。许多广州人都记得,2003年11月18日,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博物馆免费开放日。这天,人们空城而出,扶老携幼,争相到各大博物馆参观。仅仅一个陈家祠民间工艺博物馆,便一下涌进了4万多名游客,到处人声鼎沸,热气腾腾。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广州刺绣展厅,竟密密麻麻挤着上百名参观者。这种蔚为壮观的盛况,在国内任何一家博物馆,都是难得一见的。陈家祠工作人员说:“免费开放日,我们简直在打仗!”这里既不是购物中心,又没有游乐设施,又没有即刮即中的彩票出售,广州人争先恐后跑来干吗?你以为他们真的是闲得发慌,把陈家祠当成欢乐嘉年华吗?

  如果这样想,就太看低广州人了。2004年的博物馆日,陈家祠又涌进了两万多观众。你可以嘲笑他们过于精明,为了省十几块钱门票,非得等到免费日才来;但你不能说他们不是来参观,纯粹是为了乱挤一气。

  自1996年以来,广州市先后投资约20亿元,建成了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馆等一批文化基础设施。2003年至2007年,广州将继续投入107亿多元,建设包括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广东科学中心、广州图书馆新馆和广州大剧院在内的26个文化设施项目。希望这些数字能让某些人放下偏见。

  我们在谈论人类文化时,往往会说,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不能以西方文化作为人类唯一终极文化和普世原则,不能奉行一元文化论。但在谈论中国文化时,许多人却又情不自禁地以中原文化为正统,陷入一元文化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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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是广东人鲜明的性格特征之一。

  广东人胆大包天,他不但敢吃第一只螃蟹,还敢吃蛇吃猫吃龙虱,所以天底下没有什么是广东人不敢吃的;广东人敢踏浪扬帆,闯荡四海,所以广东华侨最多;广东人敢做改革的排头兵,敢杀出一条血路,所以办经济特区,先行一步,非他莫属。不仅在衣食住行方面,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工艺等各个方面,广东人都敢于探索,敢走前人没有走过
的路,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历史书上说,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什么促使他开眼看世界的呢?是广东这片土地。广东人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英锐之气,鸦片战争之后,他们开始热衷于学习西方的制炮、造船、铁路、电报、电灯、电话、望远镜、钟表等工艺技术,同时有一批先觉的广东人已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这些“淫巧奇技”,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经济、教育、舆论、立法、司法等方面,都比中国优胜。

  今天,我们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年那批忧患之士的思想脉动。郑观应是中山人,曾在上海英商宝顺洋行任职。1878年以后,受直隶总督李鸿章重用,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并正式委派为织布局总办,后来又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晚年退隐澳门,埋头著述。1894年,写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毫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从而提出了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方案,在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康有为、孙中山都深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后人甚至评价郑观应这些思想家,是第一批从树上下到地面站起来走路的猴子。

  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我们看到了广东人性格中的另一面,当他们投身政治时,同样迸发出惊人的热情。

  1891年,南海举人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康有为在礼山草堂读书时,已表现出“大胆创新,勇于尝试”的精神了。有一回学生们到西江参观苏东坡南贬时遇风泊舟处的古迹,康有为不愿同往。有人问他原因,他慨然回答:“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

  日前《南方都市报》发表一位大学老教授的访谈录。在谈及近代岭南精英的思想渊源时,老教授说:“康、梁生于广东,但广东的维新变法最为落后;而康有为是25岁时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回粤‘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思想的源头活水也是黄浦江。值得追问的倒是为什么广东的文化环境不适应维新变法?”

  我非常敬重这位老教授,但对他的这种说法却不敢苟同。

  首先我不认为广东的维新变法“最为落后”。也许比起京津、两湖、两江这些地方是落后一点,但与中国大部分省份相比,她还是要活跃得多。其次,我不认为康有为是25岁经过上海时,才开始萌发维新变法思想。仅以这么一段文字来证明康有为的思想源于上海,未免轻率。如果要抠字眼的话,我亦可以从文中“益知”二字,断定康有为早就留意西学,有变革思想,上海之行只是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信念而已。广东没有在戊戌变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文化传统与环境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原因亦应注意,这场变法乃由朝廷官僚为主导,而广东远离京师,一向是官僚势力较为薄弱的地方。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的分纂和校勘,为托古改制作好了舆论准备。1898年,鉴于外患日深,人心激昂,光绪皇帝被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所打动,封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推行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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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百日之内,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在朝野刮起了一场改革风暴,所触及的范围包括:经济方面,鼓励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允准创立报馆、学会;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裁撤闲散重叠的机构,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军事方面,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旧军,督练新军。


  许多改革举措,已扣住了国家体制的命门,而不仅仅是流于形式的皮相之谈。虽然他们的做法,近乎蛮干,最后的失败,乃势在必然,广东人亦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场维新运动,起到了千年暗室,一灯即明的作用,“开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却是悬诸日月的不刊之论。历史将永远记下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张荫桓、黄遵宪、容闳这些广东人的名字。

  翻开史册,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比比皆是。

  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是广东人。他在学成归国后,历任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公使。1872年,他又亲自带领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到美国求学;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活动,著有《西学东渐记》。他被形容为是第一个“打开窗口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制定出第一部先进的治国纲领《资政新编》的洪仁玕是广东人。《资政新编》吸收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某些精华,对中国现实有很强的针对性。比起《天朝田亩制度》,脱离中国现实,空谈“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乌托邦世界,无论在思想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上,都要先进得多。

  甲午战争后,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中国人冯镜如是广东人。他在日本横滨办了一家印刷店,积极支持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孙中山也是受到他的感染,第二年在他家里把辫子剪掉的。剪辫不仅意味着对大清臣民身份的否定,而且象征着精神上和意志上获得自由与解放。

  孙中山在广东发动反清革命时,被天下视为大逆不道,骂革命党是“反贼乱”。1900年,革命党发动三洲田暴动,民间几乎没有支持者。孙中山自己也承认,“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在滔滔者天下皆非的处境下,孙中山独能坚守其宏愿孤怀,以担当世运的精神与魄力,一往直前。就凭着他所经历的艰难、奋斗与牺牲,称他做“敢为天下先”的革命先驱,也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杰出的光学专家、摄影师邹伯奇是广东人。他精于天文历算,26岁那年就写了《格术补》一书,运用数学方法解释平面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的规律。他的《摄影之器记》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全面的摄影专著。邹伯奇还亲自制造摄影绘图仪器。他有两项成就最为人所称道:一是他在1844年最先设计出以摄影术测绘地图的方法,与欧洲基本同步;二是他最先以玻板摄影术成功拍摄人物肖像。

  中国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沅是广东人。1854年他在南洋经商时,遍历南洋各埠,考察机器生产。1873年,他在家乡南海西樵开办继昌隆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蒸汽缫丝厂。他也是中国第一位采用机器缫丝新法,使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系统化经营的实业家。陈启沅还是一位学者,他的《蚕桑谱》、《周易理数会通》、《陈启沅算学》等学术著作,对广东实业和对改良蚕桑贡献良多。

  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家冯如是广东人。1906年,他从纽约到旧金山,倡议华侨集资创办广东飞行器公司,誓言“成一绝技,以归飨祖国”。1909年,他终于试制成功第一架飞机。随后他把两架自制飞机带回祖国,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航空之父”。

  后来,陈炯明在福建漳州建设“闽南护法区”,广东华侨杨仙逸从美国回来,孙中山鼓励他到漳州筹建中国第一支空军飞机队。1923年,杨仙逸又在广州大沙头创办了中国第一间飞机厂。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成功生产出第一架真正由中国人设计、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国产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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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和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是广东人。1872年他考取幼童出洋预备班,在容闳的带领下,到美国念完小学、中学,再考入耶鲁大学木土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1905年,中国修筑京张铁路,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筑路工程。

  中国第一个电影导演郑正秋是广东人,1913年,他和张石川合作导演的中国第一部短故
事片《难夫难妻》,就是以潮州地区的包办婚姻习俗为题材,描写一对素未谋面的少男少女被父母逼成夫妻的故事。

  写到这里,准有人提出疑问:这些精英虽然是广东人,但像郑观应、容闳、詹天佑他们的事业,都不是建立在广东。老教授在访谈录中也提出类似的质疑:“既然谈地区文化就要严肃坚持地区原则,以便吸取地区文化发展和挫折中的经验教训;而人们津津乐道的好些近代岭南精英其思想渊源和主要活动场所,都不在岭南。”他以郑观应为例,“虽然在香山出生和长大,但哺育他的是上海的西学,事业也主要以上海为基地。”

  然而,我以为无论他们在哪里学习,在哪里创业,哪怕已经移居到天涯海角,我们都不应忽略他们最原始的地缘、血缘、部族文化背景——恰恰是这种建立在土地与族群之间的“原始缔结”(社会文化心理学者把它叫做“Primary ties”;在中国也有人称它为“神秘的人格传递”),最能潜移默化,影响人的一生。

  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活动场所,也不在湖南,但能够把他与湖南的文化历史割裂开来吗?陈寅恪虽然在广东生活了20年,但如果因为他的活动场所在广东就把他的思想归入“岭南文化”,就算大家都举手通过,毫无异议,我也觉得脸上有点发烧呢。

  对于“先行一步”,广东人有一种天生的勇气与执着。他们不仅敢为天下先,也乐为天下先。也许在历史上广东地处蛮荒之地,受名教影响最浅,人们喜欢冒险,喜欢闯荡,喜欢我行我素,身上透着一股“我是南蛮我怕谁”的气概。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是最先在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地区之一;广东还有许许多多的第一:第一个在国营宾馆中试行经营管理责任制;第一家商业银行向外发行股票;开办中国第一家超级商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旅游酒店;第一家合资医院;中国第一盒立体声录音带是在广东生产的;第一台模拟移动电话是在广东开通的;在中国实行了50多年的专业作家体制首先在广东被打破……

  “个体户”、“万元户”这些一度在中国人心中魅力无穷的名词,也都是从广东这个新世界的摇篮里诞生的。曾几何时,“创新”几乎成了深圳的同义词,成了特区的同义词,成了广东的同义词。市场观念、法制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效益观念,都在这里得到全面更新。

  一位大企业的CEO在谈到美国公司与英国公司的区别时说,在美国公司,如果有人提出一个新构思,大家会很兴奋地你一言我一语加以补充,使它变得更加精彩。但在英国公司,人们则会首先慎重考虑它有什么潜在危险,会不会产生负面效果,然后制定十几个危机处理方案,以求万无一失。

  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很难说谁更好一点。但我觉得,广东人的性格,比较接近美国公司的作风。而北方人的性格,则接近英国公司的作风。

  《道德经》有云:“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但现在观念变了,不敢为天下先者,不再被视为具有领袖风范,相反,只有敢为天下先,才能站在时代的尖端。湖南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湖南精神,浙江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浙江精神,甚至宁夏人也说敢为天下先是宁夏人的精神。好像“敢为天下先”成了一顶桂冠,人人都想往自己头上戴。

  然而,这顶桂冠却不是那么好戴的,很多人其实十分讨厌这种性格,你要跑到天下人前面去,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有些人就巴不得你摔几个嘴啃泥,碰掉几颗门牙才好,他们就有热闹可瞧了。康有为、梁启超敢为天下先,所以要逃亡海外;孙中山敢为天下先,所以被清政府驱逐出洋,有国归不得;冯如敢为天下先,所以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奠基;改革开放敢为天下先,所以广东人要用他的铁肩,扛起漫天的风雨。

  中国人喜欢枪打出头鸟,从来都是“誉见即毁随之,善见即恶从之”。因此,敢为天下先是一种高风险行为。在大多数时候,它并不代表荣誉,而只是万谤集于一身的箭靶。你要有变成一只刺猬的充分心理准备,才好说出“敢为天下先”这句话。

  这是广东人的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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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粤剧是老年人的艺术,是乡下人的艺术。我认为不尽然。粤剧是广东人的艺术。正如京剧是北京的艺术,越剧是上海的艺术,川剧是四川的艺术,粤剧当然是广东的艺术了。

  粤剧之所以在老年人、乡下人中更受欢迎,并不是因为这些人落伍、老土、文化层次低,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广东人身份,具有比许多城市年轻人更强烈的认同;他们
拥有比年轻人更深厚的广东传统文化的积累。据我观察发现,对广东人身份的“认同度”,与对粤剧的“喜爱度”,往往是成正比的。

  虽然我也不太会欣赏粤剧,但我从心底里尊重她。当我在西关寂静的麻石巷中行走时,蓦地听见从褪了色的满洲窗里传出一段粤曲时,我内心会涌起深深的暖流。我觉得那旋律和唱腔很亲切,亲切得就像听见母亲唱过的儿歌一样。

  近年来粤剧之所以式微,有人说是因为她用粤语演唱,出了五岭之外,谁听得懂你的“鸟语”?没人听懂,自然就无法普及。这种说法有两个很大的问题。首先,粤剧根本不应该把五岭之外视作普及的目标,粤剧就是粤语地区的剧种,你孜孜不倦地向陕西、山东、青海推广粤剧干吗?就算精力过剩,也没必要这样浪费。

  其次,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不了解粤剧的历史。粤剧原来并不用粤语,而是说“桂林中州话”的,即所谓北方中州口音的“戏棚官话”。真正用粤语来做舞台语言,是从清同治年间才开始,迄至1920年代,“戏棚官话”才完全被粤语取代。这一改变,对粤剧的发展来说,是上了至关重要的一个台阶。

  粤剧就是粤语地区的剧种,是唱给广东人听的。这一点切不可忘。不要总是抱着“让全中国都来听粤剧,让全世界都来听粤剧”的空想。有些人一听洋人在晚会上用英语唱京剧,就沾沾自喜,以为连外国人都加入了保护国粹的行列了。殊不知那些只是噱头而已,对真正的京剧发展并无裨益。

  无论物换星移几度秋,粤剧在广东始终有一批忠实拥趸。广东人把粤剧叫做“大戏”。推敲起来,粤剧属于皮黄系统,但并没有明显的师承,博采众家之长,血缘十分庞杂。昆、戈、汉、徽、秦、湘等剧种的唱腔,在粤剧里都能找到一点影子。还有南音、粤讴、木鱼、龙舟、板眼等广东民间说唱的元素。广州方言属声调性,各种道白形式都有很强的音乐性,因此,从广义来说,粤剧的道白也是一种音乐。

  在有戏院之前,戏班都是坐着一种绘有龙鳞菊花图案的红色木船,在水乡渔市间漂泊,哪里乡下有迎神赛会、喜庆宴席,就去那里演出。“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幕红船泊晚沙”。有时天气骤变,红船在茫茫江海之上,风雨交加,雷电大作,戏班便会全体动员起来,在船上大演《八仙贺寿》。我们试想当时情景:黑云压顶,洪波涌起,红船就像一根断苇,随波逐流,艰难前进。全体演员们在锣鼓锵锵声中,冒雨向天跪拜,齐声高诵:“东阁寿筵开,西方庆贺来,南山春不老,北斗上天台。”这种场面,既悲壮万分,又凄凉至极,使我们不禁为这些粤剧演员的境况怆然而涕下。

  粤剧的历史,以前人们没有很好地整理保存下来,残缺散失严重。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覆水不可收,行云难重寻。我们除了深深地惋叹,无能为力。就像红船,虽然大部分在战争时期被毁坏,但战后仍有幸存,却因无人照料,随着光阴荏苒,已全部付之逝波,连一条也没有剩下了。一些粤剧界的泰斗,曾经红透半边天的,但考其生平,竟几近空白,就像南海十三郎。

  南海十三郎,原名江誉銶(一名江枫)。是粤剧界著名的开戏师爷(编剧),才华横溢,为薛觉先写过不少经典剧本。抗战时期,广东韶关沦陷,南海十三郎带着救亡剧团,冒死穿越日军封锁线,逃往粤东的故事,在梨园传诵不绝。抗战胜利后,南海十三郎得了精神病,到香港定居,生活相当落魄潦倒,终日衣衫褴褛,蓬头垢面。1956年薛觉先逝世,刺激他病情恶化,被送入香港青山精神病院,1980年代初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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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来,以南海十三郎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都出过不少,但其实人们对他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大部分都是口耳相传的故事,未经征信考核,甚至连他的笔名来由,也众说纷纭。一代天才,留落人间的形迹,皆如鸿爪,恒在依稀仿佛间,令后人低迴叹息不已。

  喜爱粤剧的人,谁也不会忘记唐涤生这个名字。他所写的粤曲唱词,清隽雅丽,音韵和
谐,被粤剧爱好者形容为“字里行间有一股馥郁芬芳的余韵,袅袅无穷”。曾经有人问我,粤剧唱腔的特点是什么?我虽非行家,但一提起粤剧,总有一种凄凉婉转的意味,涌上心头。我觉得唐涤生写的唱词,最能代表粤剧的神韵。试举一段,以飨读者:“画栏风摆竹横斜,如此人间清月夜。愁对萧萧庭院,叠叠层台。黄昏月已上蟾宫,夜来难续桥头梦,飘泊一身,怎分派两重痴爱?不如彩笔写新篇,也胜无聊怀旧燕,谁负此相如面目、宋玉身材?”真是一唱而三叹,读唐诗宋词,亦不外如此。

  已经失去的,我们无法让它再生,但还没有失去的,断不能让它从我们手上失去。

  我有时在电视上看见香港的歌星登台唱粤剧,感触很深。他们唱得那么自然,那么投入,甚至连功架台步,也学得惟妙惟肖,好像他们本来就是粤剧演员。反观我们广东,有几个流行歌手肯在台上唱粤剧的?他们宁愿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喊什么“翠花,上酸菜”,也不愿唱一唱自己家乡的粤剧。

  如果我们不加以爱护,一个剧种的失传,并不是危言耸听的事情。据统计,在中国已知的360多个地方剧种中,有半数以上目前已走向消亡。

  陕西过去有地方戏30多种,现在,全省有名称和演出团体的剧种不到10种;

  江西省流传的34个剧种中,大约有8种已完全消亡;

  山西省在建国初期还有52个地方小剧种,现在只剩下10多个剧种有专业剧团;从1984年至今,平均四五年就有一个小剧种消亡。

  这只是冰山一角,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很严重。粤剧会不会有一天也面临这样的处境?这不是杞人忧天。虽说广东是经济强省,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一不缺少资金,二不缺少人才,三不缺少观众,一些资深的粤剧界人士也认为,粤剧在广东还是很有观众缘的,在许多地方电视台的收视率中,常常高踞第二、第三位,但问题是怎么把这上面所说的三者有效地串起来,使整个市场真正活起来。

  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在做这件事了。从报纸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粤剧名家进校园”、“大学生粤剧生活体验”、“大学生粤剧一日游”、“粤剧与大学生零距离对话”……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一次两次的活动,能有多大成效,实在无须过分介怀。广东人的性格一向平实,只求做好自己的本份,尽了人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到了收获的季节,自然会有所收获。

  希望每一位广东人,就算你不会听粤剧,就算你不爱听粤剧,也请你为粤剧鼓鼓掌。因为,这是你家乡的戏剧。

  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靓少佳、新马师曾、文觉非、千里驹、白燕仔、萧丽章、罗品超、郎筠玉、罗家宝、梁醒波、芳艳芬、红线女……当我历数着这些广东人十分熟悉的粤剧名伶的名字时,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段凄怨缠绵的《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深红色的天鹅绒大幕缓缓开启,聚光灯下,他们的扮相、他们的台风、他们的唱腔,成了几代广东人的回忆,不可磨灭。舞台因他们而精彩,人们的庸常生活也因他们而有了一缕悠然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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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把广东建设成文化大省的呼声愈来愈高,相关的讨论也很热烈。10年前,人们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而激动,现在又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而激动。这口号确实很振奋人心,但它的潜台词似乎是:广东现在还不是文化大省。或者说,广东现在是人口大省,文化小省。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总和,不是论斤秤的,也不在乎先进与落后,只在乎有多少人买你的
账,有多少人愿意按你的方式去生活。

  “文化沙漠”本来就是强加给广东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就像《西游记》里的“唵、嘛、呢、叭、咪、吽”咒语一样,压得孙悟空翻不过身来,其实揭开一看,什么也不是,破纸一张。很多时候,癞子就是这样炼成的,别人不停地说你是癞子,说啊说啊,听多了,你也开始相信自己是癞子了。

  因此,建设文化大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广东从虚构的“文化沙漠”中拯救出来,也不是为了洗脱“南蛮”的嫌疑,更不要为了建设文化大省,而把广东固有的文化毁坏了。一位头脑清醒的广东CI专家在《羊城晚报》上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认为广东没文化,或文化很少、很小,所以要建文化大省,我认为没什么意义。如果从区域竞争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文化建设来提高广东的竞争力,这我倒赞同。因为区域或地区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竞争。”

  他说到了关键之处。早就有学者指出:国家、区域之间,10年比的是经济,50年比的是制度,100年比的是文化。

  可是有人不同意,反驳说:这是偷换了“文明”与“文化”的概念。衣食住行、民风民俗,乃属于“文明”范畴。大家说广东没文化,通常是指狭义的“文化”,偏重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等人文学科。

  文学本来就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查查《辞源》,或指文章博学,或指文献典籍,并非指以文字表达的某一类艺术形式。中国的传统文人,都是诗文书画,无所不通,艺术与学术融为一体。像张九龄、陈献章、湛若水这些大家,既做学问,也吟诗作赋、也挥毫写字,闲来也治印,画竹子,也弹琴,既可以教书,也可以做官。他们的学问通常是以优美的文章辞赋,流传于世,从老庄到孔孟,由唐宋至明清,这个传统乃一脉相承。很少有人会故意把学问做得晦涩难懂,以此标榜自己是职业的哲学家、思想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文学家。

  南宋以降,广东文坛,以诗最为繁荣。广东诗风一向以沉郁雄浑为主调,大有盛唐遗风,这也与人们以为岭南文学就是市井文学的偏见,迥乎霄壤。四库全书对宋昴英有一段评语,视作对广东文学的一个概括,亦无不可:“其文质实简劲……诗间有粗俗之语,不离宋格,而骨力遒健,亦非靡靡之音。盖言为心声,其刚直之气有自然不掩者矣。”

  金元入主中原,停废科举达80年之久。由于宋代儒学兴盛,儒生多如牛毛。到了元代,重武轻文,儒生大量过剩,流离失所,连衣食都成了问题。强汉盛唐的遗风,在中原早已荡然无存,惟剩下散曲杂剧当令,纤巧颓靡之作,大行其道。然而,这时的岭南诗人,依然保持着一贯雄远壮烈的气度,傲然独存。

  明清数百年间,广东诗林开亘古未有的盛局,有如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又如挟五湖百渎之水赴海朝宗。前有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的“南园五先生”,后有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岭南三大家”。

  在三大家中,陈恭尹与屈大均的诗,以气节自负,山川清高悠远之气,一一从胸襟中自然流出。而梁佩兰的诗文,则以酬赠咏物见长,往往情寓于物,物中见情,浑然物我,情景俱出,读来韵味无穷。郁郁乎文哉!中原虽然是诗礼传家的冠冕之乡,但面对广东一时无两的气势,亦不得不退避三舍。

  这是中国古体诗最后的辉煌。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日益呈现千疮百孔的病态,古体诗词被视为“文章小技,能与不能,无足轻重”,不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到新文化运动兴起,文学界主张废弃古典语文,改取白话的语体语文。文学革命的飓风,平地而起。人人争作白话诗,广东以梁宗岱、黄药眠等人为代表的新诗,恍如一夜东风吹,为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空气。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曾称赞梁宗岱是“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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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启超鼓吹“新文学”、“新史学”,到黄遵宪首倡“我手写我口”的新诗革命,广东新文化异军突起,开始酝酿转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经历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的嬗变。及至1920年代,南方弥漫着红色革命的气氛,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成为舞台主角。大动荡的年代,广东崛起以欧阳山、草明、萧殷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他们的目光与笔触,开始转向普罗大众,当时以《广州文艺》周刊为旗帜,发表了一系列粤语小说,从而揭开岭南文学的新一页。


  关于岭南文学的内涵,多年来迭经争论。有人说是海洋文学,有人说是市井文学,有人说是水乡文学,也有人说是都市化文学。无论如何定义,经过“左联”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洗礼之后,以南方城乡下层人民的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已渐渐成为广东文学主流。岭南特有的乡土味、市井味和浓郁的风土人情,是其重要表象。

  到了1950、1960年代,随着欧阳山的《一代风流》、黄谷柳的《虾球传》、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等长篇小说相继问世。这类型的文学,从形式到内容,均日臻成熟,登上了一个高峰。无论将来如何评价其文学价值,但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他们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是无法抹杀的。

  文革以后,广东的文学创作也一度领尽风骚。《花城》作为广东最大型的文学杂志,跻身于全国“四大名旦”之列。直到今天,无数文学杂志已纷纷改换门庭,有的成了时尚杂志,有的成了生活杂志,有的索性关门大吉,但像《花城》、《广州文艺》这些广东杂志,却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文学的阵地。

  有一次,我陪一位北方朋友逛广州西关古玩城,然后在泮溪酒家饮茶。席间他忽然大发感慨:“字画作品还是外省精品多,像吴昌硕、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李苦禅、丰子恺、启功,数得出来的都是外省的,你们广东就没几个大师呀。”我嘴里的茶差点喷了一桌。我说:“你拿全中国的大师与广东一省比,不公平。你试着一个省与一个省比,广东绝对不会比别人差。苏六朋、居巢、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黄君璧……这些可都是广东人啊!”

  岭南画派兴起于20世纪初,由“岭南三杰”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所开创。主张折衷中西,融会古今;最终目的则是通过艺术的陶冶以“改造国魂”。岭南画派有四大艺术特点,一是主张创新,以岭南特有景物丰富题材;二是主张写实,引入西洋画派;三是博取诸家之长;四是发扬国画的优良传统,在绘画技术上,一反勾勒法,而用“没骨法”,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

  这些纯技术的解析,大部分门外汉听了,还是一头雾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人,是那些曾经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水土上人。他们和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头上顶着同样的天空,大家都是广东人,何以他们就能够活得比许多人都有声有色得多?何以他们就能够冲破世俗的宗尚,以一己的才情与气魄,开辟岭南文化的新生机?究竟是天赋?是学养?还是奋斗的结果?实在让我等晚辈感慨万端。

  岭南画派虽然是“岭南三杰”所创,但不可不追溯到他们的师承——人称“二居”的居巢和居廉。

  居廉在花卉草虫画方面的成就,与顺德黎简的山水,前后辉映,同为清代广东最重要的两位画家。黎简性格耿介,一生不仕,靠卖画、卖文及教馆为生,自称“狂简”,以诗、书、画三绝,饮誉中原,作品是当时的朝贡精品。而居廉却一生潜隐治艺,足不出五岭,与中原画坛素无交往。

  居巢所绘山水、花卉清雅绝俗,草虫则活灵活现。明清绘画极重人品胸次、品德修养,认为只有人品高尚,才能画得出优秀的画作。“二居”的人品与画风,对岭南画派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高剑父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广州“三.二九起义”(即黄花岗起义),是敢死队员之一。起义失败后,逃亡香港,担任“支那暗杀团”团长,专门暗杀朝廷官员。民国成立后,他功成不居,献身艺术,创办春睡画院,主教南中美专、市立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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