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2）---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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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大门要用“革命”来打开
世界历史用大量的事实表明，在专制制度的土地上，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但民主的大门需要用革命来打开。在英国，没有克伦威尔的革命和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就不能打开英国民主的大门。在法国，在一七八九年革命後，经历了波旁王朝、七月王朝和路易·波拿巴王朝的复辟和几次革命，法国民主的大门才打开。在专制制度的土地上，革命与复辟、民主与专制总要经过若干次较量，民主政治才能稳固地建立起来。中国辛亥革命後一百年的历史，同样是革命与复辟、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的历史。
袁世凯、毛泽东和“六四大屠杀”後的“江胡时代”，是辛亥革命後专制主义猖狂的三个时代。
猖狂的高峰一过，迎来的就是衰败。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造成了辛亥革命後的又一次“权力和财产”的大转移，共产党革命剥夺了国民党权贵在大陆的财富、剥夺了许许多多勤劳致富的人的财富。而最近二十年的“江胡时代”，少数权贵家族利用政治权力掠夺了亿万财富。中国的高速增长是建筑在大量消耗中国资源、破坏环境和榨取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的。官场腐败、两极分化、司法黑暗、摧残人权、环境污染已愈来愈严重。慈禧太后当年还用“预备立宪”来推迟革命，而今日中国，维权运动、示威抗议此起彼伏，遍布中国。专制政权只能靠军队和警察来对付人民，企图把人民中的任何不满用暴力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中国今日的专制政权已经把人民视为敌人。
革命并不总是与“饥寒交迫的奴隶”连在一起，那是农民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许多革命是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在缺乏“制度化”的情况下发生的。革命不是少数人煽动起来的，革命是一种社会变革的需要。恩格斯就说过：“任何地方发生社会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革命与改革的区别在于，改革是有当政者从上而下进行的，革命需要人民的广泛参与，需要从下而上的推动，革命是一场根本变革。激烈的革命将排除当政者，温和的革命往往借助于原来当政者的影响和力量，上下结合，实行变革。辛亥革命前的从上而下的改革，要保留君主、皇室及其他封建残余，而革命要求坚决清除这些东西。在今天，“单方向的”改革不可能改变“党在国上”、“一党专政”的体制，而二次革命要彻底革除“党在国上”、“一党专政”，要把“政治局凌驾在政府之上”的体制、要把“党政不分”、把受操纵控制的选举、把军队警察和公检法中的党委统统扫进垃圾箱。
当共产党自己关上了政治改革的大门或搞骗人的假改革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现在的中国，正在蕴藏着一场大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首先是为了发扬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

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在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每到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现在中国又到了历史转折的关头，愈来愈多的人卷入政治、关心政治。中国向何处去？现在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如何解决中国愈来愈严重的官场腐败和司法腐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今天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能部分回到毛泽东时代吗？民主有东西方之分吗？实行民主会给中国造成大动乱吗？“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是什么关系？是坚持一党专政，还是实行两党或多党政治？两岸统一能在“一国两制”下实现吗？未来中国是坚持中央集权，还是实行联邦制？实行联邦制会使中国分裂解体吗？这些争论、辩论，在大转变的关头，往往会导致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坚持一党专政的人说，民主就是有东西方之分。中国只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不能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当中国愈来愈远离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的时候，所谓的“社会主义”也愈来愈黯然失色。今天的中国，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带有较多公有制残余的资本主义”。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自由竞争的私人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专制与民主，是两种对立的国家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既可以实行专制统治，也可以建立民主政治。今天的中国，就是“专制资本主义”——“典型的专制主义”加上“不典型的、旧式资本主义”。十九世纪法国是资本主义大发展时代，在建立民主制度前，法国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专制资本主义”。在希特勒统治下，德国宣称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实行的是“法西斯专制资本主义”。在专制制度下，最高权力不受制约，人民的权利不受保障。而民主政治，不僅是議會政治，而且是程序政治、政黨政治、責任政治、多元化社會的政治。民主要解決的是各級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如何按民意定期地和平更迭的問題。愈是多元化程度高的民主社會，愈難形成固定的、長期的政治分裂。民主要造就国家长期的、动态稳定。
美国的金融风暴不是民主造成的，一些亚非拉民主国家的落后现象，也不是民主造成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不是“社会制度”。民主不是田园诗，但没有民主，人民就没有政治权利，动乱政变就会层出不穷，国家就没有长期的动态稳定。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权力制衡的具体方式，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而民主的实质，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民主需要与法治结合起来才能健康成长，民主使人民权利得到宪法和法律充分保障、使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限制，但未来中国的民主制度，将是新型民主，中国可以采取新的权力制衡方式，不容政府权力侵害人民权利，同时保证政府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国家发展问题上强而有力。

在中国要不要实行联邦制问题上，也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二次革命的具体目标之一是建立“联邦制”。反对联邦制的人会说，中国实行联邦制，会与苏联一样，导致分裂和解体，联邦制会使中国大卸八块。
联邦制与民主一样，不是社会制度，而是国家制度。联邦制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结构可以分为“单一制”、“复合制”两种形式。复合制国家又可以分为“联邦”和“邦联”。在“单一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中央政府授予的。香港《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超过联邦制下‘州’的种种权力”，但《基本法》第二条明文规定，这些权力都是由北京的“全国人大”授予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单一制”国家的“一国两制”。 联邦制是联邦整体与组成联邦的各个部分（邦、省或特别行政区）的一种分权关系。在联邦制下，组成联邦的“成员邦”（或称“州”、“省”、“区”），其权力来自宪法，中央政府本身不能单方面改变宪法。在联邦制下，成员邦、州的权力不受中央政府立法机关的支配。
在当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的国家结构，是典型的联邦制。德国、印度虽然也称“联邦”，但中央政府有非常大的权力，有人称它为“准联邦制”。
邦联不同于联邦。邦联是几个独立国家为了军事、经济等原因组成的国家联合。一般来说，邦联没有最高立法机关，也没有统一的军队、赋税、预算、国籍等。邦联不是国际交往的主体，而组成邦联的成员则是主权国家。邦联和联邦的重要区别在于，邦联是多国联合，邦联政府或机构并不对人民直接行使权力，而联邦是一个国家，联邦中央政府与成员邦政府都直接对人民行使权力。

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一种可行模式是“邦联式联邦”，这是带有“邦联”特征的“联邦制”。在这种联邦制下，台湾、西藏、香港等作为“成员邦”与联邦的关系将不同于上海、湖北、云南等省市与联邦的关系，将有更多的“自主权”。
建立“联邦中国”的构想，并非始于今日。早在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前后，联邦制思想就传入中国。孙中山曾提出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想法。一九一一年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使最早期的中华民国带有“联邦制”的某些特征。北洋军阀时期的“联省自治”运动也促进了“联邦制”思想的传播。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也是联邦制的拥护者。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主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使联邦制思想在中国重新抬头。二00八年发表的《0八宪章》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这是“联邦制”思想在中国再次抬头的最突出、最明显的标志。
苏联解体的根源是苏联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苏维埃”不是“国家”的名称，苏维埃联盟本来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联盟，苏联“一党专政”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联邦制的美国、联邦制的加拿大、联邦制的印度、联邦制的瑞士都没有解体。中国东西部经济、台海两岸经济的融合，将使民主的联邦的中国成为坚如磐石的统一国家。

“二次辛亥革命”必须是“和平革命”
革命有暴力革命与和平革命之分。历史上许多革命是暴力革命，一六八八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当代许多革命都是非暴力革命。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全国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太平天国和毛泽东式大规模的农民暴力革命不再可能。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革命会愈来愈不同于以往的革命。这场革命，不需要地道战、巷战，不需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不需要地下工作、秘密串连，而需要依靠网路、依靠手机、依靠电视、依靠各种媒体的配合，这是一场广泛动员公民力量的革命、一场转变全国人心——包括共产党人、政府官员、军人和警察的人心的革命。
一百年前为结束大清王朝的革命已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革命，是在清王朝的改革陷入困境，一次一次全国请愿、抗争後、清王朝统治者自信心日趋低落，一九一一年“皇族内阁”的成立更使清王朝失去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就像在大风中的“沙雕”一样，迅速被吹散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暴力最少的一场革命。中共王朝外表由于奥运、世博和电视上的节日欢庆，而显得煦丽灿烂，但官场腐败和社会溃败使中共统治者同样失去了自信心。资本主义周期的规律开始在中国起作用，一旦有一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或者经济泡沫突然破灭，中共“一党专政”就会像烈日下的“冰雕”一样，将迅速融化。为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王朝的二次革命，将是一场和平革命。
清王朝的历代帝王都是专制独裁者，也是专制独裁体制的维护者。光绪皇帝在变法维新时，就成了专制独裁体制维护者慈禧太后的敌人。然而，在清王朝行将灭亡之际，爱新觉罗·溥仪和袁世凯在革命当头没有成为“专制独裁体制的维护者”。在民国初期，袁世凯复辟帝制，就成了“专制独裁体制的维护者”。

和平革命只有一个敌人：专制独裁体制或一党专政体制的维护者。
和平革命是上下推动的全面变革。
和平革命是最大限度团结、包容各种力量的革命。
和平革命是网路革命。
和平革命是传播普世价值的革命。
和平革命是为结束专制的、有明确目标、依靠网络联系起来的公民力量的革命。

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夕。中国的政治气温只要提高一度，“冰雕”就要融化。中国的革命将会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或严重的突发事件而突然爆发。电脑、手机、电视、广播的普及，将使革命立即发生。
为了实现二次辛亥革命的三大目标，
中国需要公民力量的广泛动员，需要共产党改革派与专制派的决裂，与中国人民一起积极参与革除中国专制政体的伟大变革，为中国民主的光明前途奋斗。
中国需要各民族的大团结，需要西藏流亡者和国内藏族同胞、国内外新疆的维吾尔同胞、在维护中国统一和联邦制的基础上，在发展民族团结友好的基础上，共同地妥善地解决西藏、新疆存在的各种问题。
中国需要台湾的民进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合作，与大陆人民一起，为结束大陆的一党专政、为台湾建设更好的政党政治、为在联邦制基础上实现两岸统一而共同努力。
中国需要使“维权运动”合法化，把“维权运动”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推动力量，为维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集会游行自由而共同努力，需要为***请勿发布这里不欢迎的主题，谢谢！***在中国遭受的严重迫害而伸张正义。
中国需要的是和平革命——广泛动员“公民力量”、非暴力的、上下推动的全面变革。
中國是所有有不同信仰、觀點的人的中國，是藏人、維吾爾族人、蒙古族人、漢人和五十六個民族的中國。對中國人，不因他們的信仰、觀點不同而打擊、排斥他們。善待“天安門母親”和所有“六四”受難者、停止迫害維權運動和法輪功修煉者、釋放因信仰、觀點不同而監禁的人們、讓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回到中國、締結兩岸和平協定。

中国的前途充满光明
中国对电视、网路和媒体的严密控制，使人们难于看到一个完整的中国。当海峡两岸“两个中国”正在“邦联化”时，中国大陆正在分裂为“两国中国”，一个是经济增长和竭尽奢华的中国，另一个是由冤民灾民访民组成的“悲惨世界”的中国。和平革命将把另一个中国放到光天化日下，和平革命将消除“两个中国”的对立、并把它们统一为“新资本主义、新共和、联邦制的中国”；和平革命是一场大变革，是全民动员、上下结合来共同革除阻碍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的大变革。
为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废除辛亥革命後产生的“新帝制”，为了中国崛起而有利于东亚和平和世界和平，全中国人民联合起来，为驱除专制、恢复共和、保障人权、建立联邦、为改善中国今日原始落后的资本主义、建设二十一世纪的新资本主义而共同奋斗！
中国的前途充满光明。秦、汉、唐、宋、元、明、清、国、共的“王朝循环”行将结束，“联邦共和”也将最终结束“分合循环”。经过和平革命建立的联邦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未来岁月中，将成为民主、自由、富强、文明、充满地区多样性和创造力的中国，一个维护东亚和平和世界和平的中国。到那时，全世界会发现，超越宗教的儒家文明将成为连接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犹太文明和其他文明的最好桥梁。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的民主化是对二十一世纪全球和平和发展的最大的贡献。
（附记：这篇文章在今年1月7日E-mail给一家刊物，因嫌太长，要求压缩一半。1月28日E-mail給香港《前哨》月刊，3月1日全文发表。由于写作时间关系，未涉及现在北非伊斯兰国家的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