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女性与性[转帖]

最近读了两本关于长征的书，一是哈里森&#8226；埃文斯&#8226；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是他妻子夏洛特&#8226；索尔兹伯里的《长征日记——中国史诗》。颇有可记之处。
   “长征”一词作为一个政治术语的出现，肯定晚于1934年这场被称为“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在这个词成为政治术语之后，它的内涵就被用一定的语言固定下来了。这种固定排除了在这场实际的长征中所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从这两本书中摘录的主要是关于长征中的女性。
   1934年10月8日红军的实际人数是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具体分为：
第一军团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第三军团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第五军团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人；第八军团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第九军团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还有两个独立纵队：中央军事委员会纵队四千六百九十五人，以及有时被称为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的九千八百五十三人。这还不包括雇佣的担架员。为了宣传，当时号称十万人。在长征一方面军有三十名妇女，四方面军则有两千名，组成了一个妇女独立团。一开始男女之间产生矛盾，男人们宣称妇女待遇比男子好。后来把妇女重新编队，博古的夫人作队长，不得自由散漫，于是情况好了很多。三十名女干部无一人在长征中牺牲，但根据后人回忆，正并不意味着妇女们少受了苦难。比如蔡畅很少骑她的马，而是让给伤病员。那时，她24岁，身材纤瘦，但翻越了五岭，并且进行宣传鼓动，康克清将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据幸存下来的人回忆，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但1936年朱德曾经告诉海伦斯诺，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严明了纪律，才得到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当时的红军中清教徒色彩浓厚，战士未经批准不得结婚，干部和军官获准才能结婚，但并非轻易就可以得到批准。而且红军百分之五十四的战时都在二十四一下，根据傅连暲的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未曾有过性生活经历。有个叫危秀英的女性，她本是童养媳，自动参加到红军队伍里。她记得和一个年青的战士一起趟水过河，战士看到她的经血万分惊慌，以为她受伤了。刘英回忆起她还没成为洛甫妻子的时候说，那时由于劳累与在敌人追击下患难与共的精神，使的男女之间并没有两性的考虑。当时军队中关于性别的外在区分也是很不明显的。在女兵身上，当时社会中的一些典型的女性特征都不存在了。1935年，部队到达甘肃小镇哈达铺，那里的妇女见到长征中的女兵们万分惊奇，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手枪的人真是女人吗？她们把女兵请到家中，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才消除了疑虑。
   正是制度、无知与精神三者使长征着的这个群体对于性的意识颇为朦胧。性只在结婚了的干部们之中存在。
   朱德与康克清：按照当时的规定，在行军时，夫妇不能在一起。只有康克清作为例外，因为她使得一手好枪，被准许与其丈夫朱德在一起。并且她善于骑马与行走，在长征结束后，她曾对海伦&#8226；斯诺说，长征好比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不过康克清对朱德的义务似乎主要在警卫方面，她后来声称从来没有在家庭主妇的意义上照料过朱德，他们有警卫员做这一切。
   毛泽东与贺子珍：贺子珍在西行途中怀孕，被安排在休养连，毛泽东派了他的警卫吴吉清和王亚堂去照料。【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博古夫妇：长征开始的时候，博古的夫人27岁。她在11岁的时候被卖给一位工程师做童养媳，14岁，逃走做工人。1927年上海大屠杀前入党，被派往苏联，她在苏联待了四年，与博古结婚。在长征前约一个月，她流产了。
   陈昌浩的夫人张秋琴、凯丰的夫人廖似光、肖克的夫人都怀孕了，活流产或生下了孩子。
   在不与丈夫在一起的时间里，她们做宣传工作组织当地妇女编织草鞋。
   唯一在这支部队中提出了强烈性要求的大概是德国顾问李德，他对苏区没有妓女极为不快。中央为他寻找女性伴侣，但中国女人很快对他退避三舍。中央为她从共青团中找了个“长征夫人”——肖月华，在长征开始后，她也被送入休养连，经常与李德吵架，虽然他们各自不懂对方的语言。在延安，她与李德离婚了。她被康克清、丁玲等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