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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8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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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鸭子来了
虾米易回国组织鸭子已经一个月了。
我的生意不顺，行期一次次推。他老婆成天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走。以前她曾借过我一些钱，几年了，从不提。如今也主动还给了我，就是希望我能快点回去。
我终于飞回中国。
一下飞机就跟虾米易联系，他听到我的声音激动得不能自己，说你可算回来了，让我叫你一声爹吧！你要再不回来，鸭子都要跑光了！
我说不管怎么样，辈份就不要变了吧？咱们呼和浩特见。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接到了虾米易的电话。我问：“你现在在哪儿呢？”他哈哈笑着说：“我就在呼和浩特，解放区的天可真蓝呀！”
我们约好地方见面，是此地一家著名的海鲜大酒店——他执意要请我吃饭，说顺便给我介绍一个朋友。
在酒店门口一下车，虾米易早喜笑颜开地迎了上来：“老天爷呀，可算见到你田老板了！”
我说：“杂事太多，回来迟了。”
他领我进了一个小雅间，里面已经坐着一位汉子，壮得像大象。虾米易介绍说：“这是阿昌。人家都叫他大象昌。”
大象昌热情地上来握手。
虾米易端起酒杯：“老田，咱们预祝成功，干一杯！”
我们一饮而尽。
虾米易刚坐下，大象昌又站了起来，说：“田老板，我是从荷兰来的，我也敬你一杯。”
丁当一声儿，又见了底儿。
放下酒杯，大象昌问：“田老板去过荷兰吗？”
我说：“去过，那可真是个好地方。你在荷兰做什么？”
“原先做餐馆，现在不做了。太累，又赚不到什么钱。好家伙，这样大两口锅，”他用手比划着，“这样大两盆米饭，还有这样大一盆鸡蛋、胡萝卜丁、火腿丁，我一个人要在十分钟内炒好，不做了。做人，做人好。”他痴笑着，一脸傻相。
他对这两口大锅极为痛恨，经常向不同的人提起。
酒足饭饱，大象昌买了单，提议大家去唱歌。我听不明白，虾米易解释说大象昌要请我们去卡拉OK。我连忙拒绝，说还有事要办。虾米易知道我不愿意去，便说：“阿昌，今天就算了，还有时间嘛，改天。”
大家握手告别，散了。
第二天，我来到他们的住地——他们租了一套公寓楼，三室一厅，和鸭子们住在一起。这回他们也带了十个鸭子，八男两女。一见面，便和我商量如何走法。
我说：“在布拉格时不就说过了吗？我们还是去蒙古领事馆合法签证吧，偷渡太麻烦，花钱还多。“
虾米易怀疑地问：“田老板能签到？这可都是青田人呀，也没有邀请信。”
我一笑，说：“差不多吧。”当下便给旅行社一位朋友打电话。我说：“柱子，我的人可是都到了啊，能签吗？”
柱子也是蒙古族，因工作关系跟蒙古驻边陲镇的领事很熟。
柱子说：“只要花钱就能签，蒙古人就认钱，你给他钱他敢把国家给卖了。”
我问：“大约得多少钱？”
他沉吟了一下，说：“签一个两千块吧，不包括签证费。签证费一个三百。”
我捂住话筒问虾米易：“一个两千，签证费三百。签不签？”
虾米易眉开眼笑，连声说：“签签签！”
我对柱子说：“我们哪天去？”
他说：“随你，我反正自九大以来，基本是闲人。”
放下电话我问虾米易：“你看什么时候去签？”
虾米易说：“越快越好，夜长梦多，田老板你就辛苦一趟吧？”说罢把十本护照交到我手里，又点出两万三千块钱来，说：“这是签证的费用。”接着又单独数了三千块钱，说：“这是你路上用的。”
我也不推辞，都拿过来装好，说：“那我今儿晚就走。”
早晨和柱子到了，直奔边陲饭店——蒙古国驻边陲镇领事办公室就在这里。柱子和那领事就是熟，推门就进。两人像老朋友似的握手寒喧，蒙语一串又一串，我一句也听不懂，但看得出是在争执什么事情。
说了一大顿话，柱子转向我，说：“田力，把护照给他，再给他一万五千块钱。”
闹了半天儿俩人是在讨价还价呢！
我赶紧取出护照，又数出一万五千块钱来，一齐恭恭敬敬地交给领事。
领事并不看护照，细心地数了一遍钱，装进了贴身的西装口袋，然后又是一串蒙语。
柱子说：“签证费一本三百。”
我又连忙点出了三千块。
领事接过来，又仔细数了一遍，放进了抽屉里。
我心里暗笑：这外交官公私倒是分得很清呀。
收齐了钱，只见他伏在桌上，摊开一本本护照，掏出笔来刷刷地写，细心的贴。然后打开身后的保险柜，取出签证专用印鉴来，小心翼翼地一个接一个盖上。对我说：
“OK？”
“OK，OK。”我收起护照，一脸笑意地说。
柱子对他说了一串蒙语，他看看表，又回了一串，笑嘻嘻的。
柱子告诉我：“我说咱们请他吃饭，他很高兴，说再等一下，他儿子就要放学回来了，一块儿去。”
我含笑点头。
不大一会儿，儿子背着书包回来了。是个小学生，在这里一所小学就读。很有礼貌，用汉语向我们问好。
午宴就在边陲镇饭店举行。
我原本担心在这儿吃饭被领事馆的其他工作人员看到会对领事不利——平白无故怎么会有两个中国人宴请你？但他毫不在乎，一副浑不吝的样子。他不怕，我们还怕个鸟！便在大厅里拣张桌子坐下，请领事点菜。
他倒不客气，点了一条烤羊腿。
又请领事儿子点，小家伙想了想，用汉语说：“过油肉土豆片儿！”
我们都笑了，乱七八糟要了一桌菜，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
在返回呼和浩特的列车上，我把剩下那五千块钱交给柱子。柱子说咱俩分吧，一人一半儿。我说不不，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柱子说那就谢谢啦，把钱收了起来。
到了虾米易他们的住地，我把十本护照都扔在床上，虾米易和大象昌都趴在那儿一本一本地看，喜出望外的对我说：“太好了！太好了！只不过时间少了些，15天。不过也够了，田老板，你真有办法！”
大象昌也喜气洋洋，说：“我做东，走，去喝酒！”
喝了个一塌糊涂。
从饭店出来，虾米易坚持要去唱卡拉OK，说不去就是看不起他。
只好去了。
随便找了一家歌厅，刚在包厢里坐下大象昌就喊来妈咪，说让所有小姐都进来，排好队，我们要挑。
妈咪知道来了豪客，早把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儿，飞快地去了。不大一会儿，十几个浓装艳抹，袒胸露臂的小姐就站到了我们面前。
大象昌说：“请田老板先挑。”
我慌忙推辞，说：“不不不，你们挑，你们挑。”
小姐们都把目光对准我，一齐媚眼儿乱飞，认定我是今天的重要人物。
见我不肯挑，大象昌说：“田老板，我来替你挑一个，不知道你喜欢肥的还是喜欢瘦的？”
倒像是在市场买肉。
我赶紧说：“随便随便，都挺好。”
大象昌笑了，说：“那就吃五花肉吧！你，过来。”他指着一个高个子，不胖不瘦的小姐，“伺候我们田老板。”
那小姐一听，飞快地跑过来，一屁股坐在我腿上。
“小姐，是不是眼神儿不好？”我拍拍沙发，“这儿才是坐的地方。”
她从我腿上出溜下来，说：“对不起。”
我大度的说：“没事儿，谁都有看不清的时候。”
再看他们，也一人一个小姐入怀。大象昌又点了些酒水果盘之类的东西，便吱吱呀呀地乱唱了起来。
听他们唱歌，你绝对想喊救命！
大象昌喝多了，嫌点歌簿上没有黄梅戏，“我是最爱听黄梅戏的罗！”他搂着小姐对我说。“为什么没有？嗯？为什么没有？”他捏着小姐的鼻子问。
“没有你也可以唱嘛！”小姐从他手中把鼻子挣脱出来，已经红得像个尖辣椒。
“好的，那你跟我一起唱。”大象昌莆扇般的大手又捏住了小姐的细脖子，把她拖到电视机前。
屏幕上，以搔首弄姿的比基尼泳装美女为背景，正在放着任贤齐的《你总是心太软》。
屏幕前，大象昌正捏着小姐的脖子狂吼《天仙配》，调儿已经跑到荷兰去了。
我偷偷看看虾米易，这家伙正在角落里摸索小姐的乳房，脸上全是小姐的口红。
我说去一下洗手间，逃之夭夭。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但再好色也还好不到歌厅小姐身上。而且这里毕竟是我长期生活过的地方，万一被熟人看到我在勾栏出入，还不把脸丢尽？
第二天虾米易告诉我，昨夜他们一人带一个小姐去了宾馆，堂而皇之地开了两间房，折腾了一宿。
我警告他，小心给警察抓去。 他笑了，“吓我？谁不知道你田老板！”
我只有苦笑的份儿。
要想不惹事，只有快点打发他们走，我便催他们上路。虾米易说：“田老板，我比你还急呀！我带鸭子是大包，每天的吃住花费，都是在用我老易的钱，我不急？是那边来接的人现在去不了乌兰巴托，我们去了怎么办？只有15天的签证。”
我颇为同情虾米易时下的境况，更担心到了目的地他收不到钱，便重提以前向其他蛇头问过的老话：“鸭子到了不付钱怎么办？那你可就亏大发了。”
虾米易笑眯眯地说不会的，“大家都是乡亲，很讲信用的。”
我这人执拗，坚持问万一有人就是不付钱或家里付不出了怎么办？我想知道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像在报纸上看到的那样，做几年苦工，把钱慢慢的还给蛇头。
虾米易小眼睛一瞪，“男的杀掉，女的奸死。”
“有不付钱的吗？”我战战兢兢的问。
“也有，”虾米易说：“去年在布拉格四区，不是从9层楼上扔下一个中国女人吗？”
我知道这件事，布拉格的华人都知道这件事。捷克各电视台和新闻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中国大使馆官员和新华社驻布拉格首席记者也都到了现场。
但好像没人知道原因。
既然走不了，那就每天胡吃闷睡吧。他们两个照样是夜夜笙歌，——蒙古签证握在手里，等于钱已经进了自己的账号，还担心什么？
我没事做，就跟鸭子们打扑克，有时也聊聊天。
一位年轻的小分头对我：“田老板，碰上你我算是有救了，我已经在外面转了一年多了，这回总算到头了。”
我非常吃惊：“怎么会转了一年多？”
年轻的小分头说：“可不是嘛，蛇头开始说是从上海买关，带着我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说不行了，从香港走。在香港一住就是三个月，蛇头天天找人教我广东话，怕过关时露馅儿呀。结果白学了，还不行。又说从新疆走，转道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还好，没让我学维吾尔语。吃了三个月抓饭，又不行了。改走云南，在瑞丽又住了好几个月，蛇头说去缅甸接应的人失踪了。他没办法了，才把我转给了易老板。”
中年分头对我说：“田老板，你看看他的护照，都盖满章了。”
我说：“是吗？拿来看看。”
我打开护照。
翻过一页页：法国拒签，德国拒签，意大利拒签……只有一个签证——以色列。
我问：“以色列给你签了呀？你怎么没从以色列走？”
年轻的小分头苦笑：“我真是命不好，从以色列往欧洲带我的蛇头在加沙踩上了地雷。”
大家都笑了。
中年分头插话：“你小子是个倒霉鬼，这次可不要给我们带来霉运呀？”
年轻分头反唇相讥：“你的霉运是我带来的吗？你进了德国还让人家给送了回来。”
我问：“怎么回事儿？”
年轻分头：“田老板你问他，谁倒霉也倒不过他。”
我笑了：“讲讲看？”
中年分头叹口气，说：“我们是从捷克往德国偷渡的，一共十一个人。我们是晚上由越南人带着翻山，蛇头有德国签证，白天开车过去。我们一人一个密码箱，嫌拎着翻山不方便，正好蛇头有车，就说都放蛇头车上吧。我们成功的越过了边境，在一个废弃了的房子里休息，等待蛇头接我们去汉堡。”
我问：“这不已经过去了吗？”
中年分头：“你听我讲呀，蛇头过海关，交验护照，一切合法。上车要走了，一个德国老警察漫不经心地往车里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出事了。”
我问：“出什么事了？”
中年分头：“他看见后边座位上堆着十一个密码箱！蛇头得意洋洋地开着车在公路上跑，他哪儿知道后边不远不近的跟着一辆德国人的车，头顶上还有一架直升飞机。到了我们休息的地方，大家都跑出来拿自己的密码箱。我突然听到有动静，抬头一看，妈呀，眼前站了一排荷枪实弹的德国警察！”
年轻分头意犹未尽：“然后呢？”
中年分头：“然后就送回来了呗！”
小胖子分头插话：“就怨自己懒！为什么要放车上呢？”
中年分头反唇相讥：“早知道尿炕还睡筛子呢，废话。轮到谁说也轮不到你说，天底下就没有比你再笨的人！田老板，我好歹还进了德国，你让他说说，丢死人了！”
我说：“是吗？怎么回事？”
小胖子分头不好意思了，说：“听他乱讲。”
中年分头：“你不说是吗？田老板，别带他走。”
我说：“对，不说就不带。”
小胖子分头急了：“我说我说，是这么回事，带我们的蛇头是个女的，姓于，也在捷克，田老板认识吗？”
我点头：“认识，以前是公派公司的翻译。”
小胖子分头：“对，她有一个同居的男朋友是捷克人，是个律师。”
我说：“叫瓦尼亚。”
小胖子分头：“对对。瓦尼亚和捷克驻上海领事馆的领事特别熟，两个人就飞回来想做一单大生意。于小姐陪着领事夫人天天逛商店，什么裘皮大衣、黄金首饰之类的东西可没少买，钱花得海了去了。看看差不多了，于小姐跟领事说，她有一个农民企业家考察团想到捷克考查汽车工业，请领事给予签证。领事问有几个人，于小姐说有十几个吧。领事说人多了一点，我一个人作主不好。你明天带他们来吧，我让商务参赞也听一下，然后就给你们签证。于小姐就到酒店找我们，跟我们说今天下午就去捷克领事馆，所有细节我们都商量好了，领事什么都知道，但必须通过一下商务参赞。你们只要记住两句话六个字，事情就成了。领事会问你们去捷克做什么？你们就说买汽车。问你们买什么汽车，你们就说斯柯达。记住了吗？十几个人一齐回答记住了。于小姐不放心，说咱们试一遍，‘你们去捷克做什么呀？’我们一齐回答：‘买汽车。’于小姐又问：买什么汽车？我们又一齐回答：‘斯柯达。’于小姐满意了，夸我们聪明，一学就会。说你们继续练，一定要背熟，我下午来接你们。下午我们到了领事馆，在花园里于小姐又最后和我们演练了一遍，我们都说对了，于小姐眉开眼笑地说OK。”
我说：“我不知道还能出什么问题？”
小胖子分头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可是一进领事馆的会客厅，我们的头就都大了。瓦尼亚陪着领事和商务参赞走进来，于小姐站起来问好，我们都老老实实坐在沙发上。领事上来就问，‘你们去捷克干什么？’我们像小学生一样集体回答，‘买汽车。’商务参赞的中国话说得不如领事好，但也能听懂，他问我们要去捷克买什么汽车？我们一下子全哑了，面面相觑，谁也想不起来买什么汽车了。领事有点急了，问，‘说呀？买什么汽车？’领事一急我们更急了，十几个人一齐脱口而出，‘买桑塔纳。’于小姐两眼一翻，瘫在沙发里了。”
年轻分头：“后来呢？”
小胖子分头：“哪还有后来？”
我哈哈大笑。
这十个人中有一男一女我比较喜欢，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男的名叫叶土根，今年35岁了，他的目的地是巴黎。叶土根读过初中，能讲一点国语。他给我介绍了偷渡潮在他的家乡是如何呈波浪态势发展，也讲了父老乡亲对偷渡的看法。
他不是青田县人，是距青田县不远的永嘉县七都镇人。他告诉我永嘉县也是非常著名的侨乡，几乎家家在海外都有人。“就拿我们七都镇说吧，现在已经没有年轻人了，除了老人就是孩子。全镇11000多人口，有将近9000人分布在全世界，绝大部分在欧洲和北美。”
“全是偷渡过去的？”我惊问。
“95%以上。”他说。
这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赞叹不已。
“偷渡费用很大的，你们……？”
他明白我的意思，轻轻一笑，说：“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家里已经出去的人寄钱回来——为什么说是波浪式发展呢？就是这个情况。出去的人是借钱走的，到了目的地打一年黑工，把债还了，再挣的钱就拿回家往出办别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偷渡潮两年一个高峰的道理。再一个办法就是找村子里的亲朋好友甚至左邻右舍借，只要是说去偷渡，有钱都会借给你。借给你不怕呀？你肯定能还他。”
“你们是为了生活才偷渡的吗？”我问。
“完全不是。现在我们那边生活蛮好的，至少比你们呼和浩特市好。几乎家家都是三四层的小楼房，每户都有开通国际的电话，村庄和村庄之间都是柏油路，日子相当不错。人嘛，都希望过得更好。谁都知道这楼房是从外边寄钱回来盖的，外边肯定比这里还好呗。而且，你要是不出去，人家都看不起你。就拿我说吧，我在家里开着一个榨油的小作坊，一个月赚不多，但也有两三千块钱进账。两个孩子一个老婆，也够用了。我不想出来，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蛮好的。可我老婆不干，非让我出来不可。唉，没有办法。”
我笑了，让老婆逼出来的偷渡客还真不多见。
女的叫刘蓉，今年23岁。眉清目秀，皮肤白晰。喜欢唱歌，但跑调儿跑得相当厉害。她是青田人，姐姐一家在意大利的米兰，也是她此次偷渡的终点站。姐姐和姐夫是四年前偷渡过去的，现在不但已经获得了意大利身份，而且还开了一家中餐馆。她没上过学，她告诉我在她的家乡女孩子很少上学。“但这没什么，我姐姐也没上过学，照样过得可好呢。”她对我说。
我劝她今后如果有机会，还是要去读读书。“读书和不读书绝对不一样，不信你以后试试。”我说。
她笑了，说：“我看我们那边学校的老师都蛮傻的，又穷。”
叶土根和她开玩笑，说：“读书才好嫁鬼佬嘛！”
刘蓉撇撇嘴，不屑地说：“谁要嫁鬼佬？我姐姐说他们都很穷的，只懂得玩，不懂得赚钱，笨死了。”
我微微一笑。
又过了几天，还不见要走的样子。再看虾米易和大象昌，每人都是一副愁眉不展的苦相，连卡拉OK也不去了。
我问大象昌：“出什么倒霉事儿了？”
大象昌说：“是来乌兰巴托接应的人节外生枝了。在布拉格时他们说好鸭子到了布拉格再付钱，未到之前一分不付。可他知道老易赶着鸭子到了内蒙古，而且已经办好了蒙古的签证，马上改主意了，非要在布拉格先付钱，两万美金一分不能少。他说的也有道理——鸭子到了布拉格你们不给我钱我找谁去？老易没辙儿了，给你问题也不大，可你要是万一签不过去呢？老易又该找谁去？正犯愁呢。”
“谁都不信谁，还做什么事？”我说。
“江湖险恶呀，田老板。”大象昌说。
第二天早晨，我还睡懒觉呢，让虾米易的电话吵醒了。虾米易说请我马上去一趟，有事情要商量。
一见面，虾米易就说：“田老板，咱们准备走吧，越快越好。”
“解决了？”我问。
“给了他两万美金！他娘的，反正迟早也要给，我老易不欠任何人的钱。田老板，你安排吧。”虾米易虎着脸说。
当天晚上，我们就登上了开往边陲镇的列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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