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海外犯罪纪实面具背后的泪眼,谁探究之?欲一睹真实,需莫大勇气!

这一天,布拉格国际机场还如往常一样宁静。
  这里不是重要的航空枢纽,来往的旅客并不很多。今天最大的团队应该算从曼彻斯特来的一个中学生铜管乐队了,有一百多人。他们的到来使候机楼里短暂地热闹了一下,但很快就又安静下来。等待乘机的旅客们有的在办理登机手续,有的在逛候机楼里的迷你商店,有的在咖啡吧里喝咖啡,有的就干脆在打老虎机。

  巨大的电子显示牌在哗哗的翻动,红灯不住地闪亮,告诉人们又有什么航班在布拉格降落或起飞。

  两个中国人走到电子显示牌下边,仔细地查找着他们要接的航班。

  显然找到了,而且已经在降落,因为他们急急忙忙地向乘客出口跑去。

  谁也没有注意到,还有一拨儿中国人也走进了候机楼。

  在布拉格的一个小酒吧里,我正在和林海光喝啤酒。我们虽然做着不同的生意,但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知道他在捞偏门儿,他也多次劝我扔下纺织品生意跟他做。这不,今天他又旧话重提了——

  “我说老田呀,你那破生意有什么劲呀?扔了吧,和我一块儿做。多了不敢说,我保你一年挣一百万——美金呀!”

  我喝口啤酒,说:“月黑风高的勾当我可干不来呀。”

  林海光不满意了,“怎么说话呢?”他伸出白皙的手说:“干干净净。”

  我一笑:“那怎么会挣这么多钱?”

  林海光拍拍脑袋:“靠它呀!三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今天就有一桩大生意成了,这样吧,明天晚上我请你去希尔顿吃牛排,到时候掰开揉碎了和你说。”

  我说:“好啊,你也该请我吃饭了,我记得都是我请你的。”

  话音刚落,林海光的手机响了。他打开电话,神色渐紧,只说了一句话:“我马上去!”

  关上电话,他着急地对我说:“老田,你赶紧送我去机场!”

  我一边起身一边问:“来什么贵客了?”

  大街上,我把车开得飞快。

  林海光还在一边催我:“再快点!再快点!”

  我大声说:“你以为我是詹姆士·邦?”话虽这么说,我还是把油门狠狠地踩了下去。
  迈率表已经越过了140。

  我一辆接一辆地超车,循规蹈矩的捷克人吃惊地看着我。

  前面十字路口黄灯闪烁,我猛冲了过去。

  对面车里等灯的捷克人用手拍着自己的脑袋——这是欧洲人说你脑袋有问题的常用方式。

  前边就是候机楼了。我问林海光:“死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林海光铁青着脸:“现在我也说不清,但愿是一场虚惊。这么着,你先把我放到候机楼前你再进停车场。”

  我一脚刹车。

  林海光一跃而下,跑进了候机楼。

  我把车开到停车场,刚锁好车门,便听到从候机楼方向传来了枪声!我赶紧往候机楼里跑,迎面都是四散奔逃的捷克人。

  我冲进候机楼,直接上了二楼,往下一看——

  一个中国人在血泊里躺着。

  另外几个中国人用枪指着十几个显然是刚下飞机的中国人,喝令他们快走。

  远处,两个胖胖的捷克警察一边吹警笛一边向这里跑。

  十几个留着一样的分头,穿著不合体的西装,每人一个编织袋的中国人已经被押上一辆货车飞驰而去。

  我被惊得目瞪口呆!

  正发愣呢,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头。我回头一看,见正是林海光。刚想问他什么,只见他一脸严肃地说:“快走!”

  我俩快步走出候机楼。

  刚一拐出停车场,就看见几辆警车鸣笛呼啸而来。

  在回城的车里,我问他:“这就是你的大生意?还拉我做,明摆着害我嘛。”他不回答我的话,却在那儿自言自语:“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我拍拍脑袋:“靠这儿呀!”

  他毫不理会我的调侃,面无表情地说:“在前边加油站那儿停一下。”

  林海光下车了,对我说:“慢点开啊,忙完了我给你打电话。”

  深夜,电话铃声把我从美梦里惊醒。

  我好不耐烦地拿起电话:“谁呀?”

  是林海光的声音:“老田,你马上过来一下好吗?我有急事!”

  我懒洋洋地问:“你在哪儿呀?我困得要死。”

  林海光急切地:“拜托你快一点!我在希尔顿酒店门口。”

  我刚把车停下,就见他急匆匆从酒店的转门里走出,快步来到我的车旁,拉开门坐了进来。

  我问:“急着请我吃牛排?”

  林海光:“赶紧走,没心思开玩笑。”我缓缓驶上大街,问:“去哪儿?”
  林海光:“不好意思,去德国边境。”

  我急了:“这大半夜的你让我往德国边境跑?”

  林海光一笑:“我已经说了不好意思了嘛,你就走吧,路上我跟你慢慢说。”

  我摇摇头,加大油门,很快就驶出了布拉格。

  我看了他一眼:“说吧。”

  林海光想了想,说:“我这几年一直在带客人,你知道吗?”

  我笑道:“什么带客人呀,不就是蛇头赶鸭子吗?”

  林海光:“你还懂什么叫鸭子呀?是的,这活儿的利润你难以想象。”

  我点点头:“风险也惊人,我亲眼看到了。”

  林海光摇头:“不,今天的事情是一个偶然。”

  我反驳:“就是偶然也不得了呀。”

  林海光同意我的观点:“你说得对,所以,带鸭子有两条严格的纪律,第一是到了出境的口岸时不准给家里打电话……”

  我问:“为什么呀?”

  林海光给我解释:“这行也和咱们中国所有的行当一样,充满了竞争。鸭子就这么多,我带走了别的蛇头就没得带。如果鸭子们在出境的口岸给家里打电话,告诉家里他们什么时候出境,难免会传到其他蛇头耳朵里去。他们就会给口岸公安局报告,说什么时间有多少人要偷渡,一抓一个准。

  我不解:“为什么要这样呢?”

  林海光:“我带不走了他带呀!”

  我问:“你们不都是老乡吗?”

  林海光辛酸的一笑:“让我告诉你什么叫老乡?老乡老乡,背后一枪!”

  “那第二条呢?”我问。

  “也是不准打电话。不准鸭子给国外的亲朋好友打电话。”

  我问:“这又是为什么呢?早点通知国外的亲朋好友,也好给你们准备钱呀。”

  林海光批评我:“幼稚!你如果给国外的亲朋好友打了电话,告诉你哪天乘哪个航班到达,或者从哪个地方越境,那么,来接鸭子的恐怕就不是什么亲朋好友,而是全副武装的中国黑社会——今天的情况你亲眼看到了。”

  我:“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林海光:“很简单——鸭子们还没付钱。鸭子在谁手里,鸭子的亲属就向谁付钱。”

  我气愤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干?这不是不劳而获吗?”

  林海光笑了,说:“这本来就是一个在刀尖上行走的行当,虽然有暴利可图,但也有难测的风险和四伏的杀机。既然捞的是偏门,就别指望有什么游戏规则可言。据说正宗的黑手党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他们非常爱护自己在业内的名誉。但那是产地在西西里岛的洋人,他们经营大规模有组织犯罪活动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我们,一切都还在初级阶段。对于特别善于取其糟粕,弃其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于能把西方高雅的台球当做赌具一摆满大街的中国人来说,要求我们的黑社会组织在干活儿时像个绅士,也太奢侈了。”

  “那你这次赔大发了?”我问。

  林海光:“是的。我这次不是偷渡,至少从中国到捷克这一段不是。我是花巨款托人从捷克大使馆签证官那里买来的签证——算算我该损失多少?”

  “天呀!”我为他心疼。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已经来到了距德国边境很近的一条盘山公路上。这里是捷克7号公路的尽头,山那边就是德意志。

  我问他:“从哪个关走?”

  林海光:“哪个关也不走,从左边进林子。”

  我大惑不解:“你不是有西班牙身份吗?可以进德国呀?”

  林海光苦笑:“我还有德国签证呢。”

  我一边拐进林间小路一边问:“那为什么要钻林子?”

  林海光:“我回国带人的马仔死了,临死前说出了我的名字。捷克的所有海关肯定都得到了通报,我从海关走是自投罗网。”

  “就今天中枪的那个?”

  “对。”

  我们都沉默了。

  很快就到了小路的尽头,我把车停下:“山下就是德国。”

  林海光下车,说:“我走了,再见。”

  我说:“等等。”

  我从车里拿出两瓶矿泉水:“带上吧。”

  林海光点点头,说:“谢谢,后会有期!”

  我目送他消失在密林里。





                      

第二章 鸭子来了
虾米易回国组织鸭子已经一个月了。

  我的生意不顺,行期一次次推。他老婆成天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走。以前她曾借过我一些钱,几年了,从不提。如今也主动还给了我,就是希望我能快点回去。

  我终于飞回中国。

  一下飞机就跟虾米易联系,他听到我的声音激动得不能自己,说你可算回来了,让我叫你一声爹吧!你要再不回来,鸭子都要跑光了!

  我说不管怎么样,辈份就不要变了吧?咱们呼和浩特见。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接到了虾米易的电话。我问:“你现在在哪儿呢?”他哈哈笑着说:“我就在呼和浩特,解放区的天可真蓝呀!”

  我们约好地方见面,是此地一家著名的海鲜大酒店——他执意要请我吃饭,说顺便给我介绍一个朋友。

  在酒店门口一下车,虾米易早喜笑颜开地迎了上来:“老天爷呀,可算见到你田老板了!”

  我说:“杂事太多,回来迟了。”

  他领我进了一个小雅间,里面已经坐着一位汉子,壮得像大象。虾米易介绍说:“这是阿昌。人家都叫他大象昌。”

  大象昌热情地上来握手。

  虾米易端起酒杯:“老田,咱们预祝成功,干一杯!”

  我们一饮而尽。

  虾米易刚坐下,大象昌又站了起来,说:“田老板,我是从荷兰来的,我也敬你一杯。”

  丁当一声儿,又见了底儿。

  放下酒杯,大象昌问:“田老板去过荷兰吗?”

  我说:“去过,那可真是个好地方。你在荷兰做什么?”

  “原先做餐馆,现在不做了。太累,又赚不到什么钱。好家伙,这样大两口锅,”他用手比划着,“这样大两盆米饭,还有这样大一盆鸡蛋、胡萝卜丁、火腿丁,我一个人要在十分钟内炒好,不做了。做人,做人好。”他痴笑着,一脸傻相。

  他对这两口大锅极为痛恨,经常向不同的人提起。

  酒足饭饱,大象昌买了单,提议大家去唱歌。我听不明白,虾米易解释说大象昌要请我们去卡拉OK。我连忙拒绝,说还有事要办。虾米易知道我不愿意去,便说:“阿昌,今天就算了,还有时间嘛,改天。”

  大家握手告别,散了。

  第二天,我来到他们的住地——他们租了一套公寓楼,三室一厅,和鸭子们住在一起。这回他们也带了十个鸭子,八男两女。一见面,便和我商量如何走法。

  我说:“在布拉格时不就说过了吗?我们还是去蒙古领事馆合法签证吧,偷渡太麻烦,花钱还多。“

  虾米易怀疑地问:“田老板能签到?这可都是青田人呀,也没有邀请信。”

  我一笑,说:“差不多吧。”当下便给旅行社一位朋友打电话。我说:“柱子,我的人可是都到了啊,能签吗?”

  柱子也是蒙古族,因工作关系跟蒙古驻边陲镇的领事很熟。

  柱子说:“只要花钱就能签,蒙古人就认钱,你给他钱他敢把国家给卖了。”

  我问:“大约得多少钱?”

  他沉吟了一下,说:“签一个两千块吧,不包括签证费。签证费一个三百。”

  我捂住话筒问虾米易:“一个两千,签证费三百。签不签?”

  虾米易眉开眼笑,连声说:“签签签!”

  我对柱子说:“我们哪天去?”

  他说:“随你,我反正自九大以来,基本是闲人。”

  放下电话我问虾米易:“你看什么时候去签?”

  虾米易说:“越快越好,夜长梦多,田老板你就辛苦一趟吧?”说罢把十本护照交到我手里,又点出两万三千块钱来,说:“这是签证的费用。”接着又单独数了三千块钱,说:“这是你路上用的。”

  我也不推辞,都拿过来装好,说:“那我今儿晚就走。”

  早晨和柱子到了,直奔边陲饭店——蒙古国驻边陲镇领事办公室就在这里。柱子和那领事就是熟,推门就进。两人像老朋友似的握手寒喧,蒙语一串又一串,我一句也听不懂,但看得出是在争执什么事情。

  说了一大顿话,柱子转向我,说:“田力,把护照给他,再给他一万五千块钱。”

  闹了半天儿俩人是在讨价还价呢!

  我赶紧取出护照,又数出一万五千块钱来,一齐恭恭敬敬地交给领事。

  领事并不看护照,细心地数了一遍钱,装进了贴身的西装口袋,然后又是一串蒙语。

  柱子说:“签证费一本三百。”

  我又连忙点出了三千块。

  领事接过来,又仔细数了一遍,放进了抽屉里。

  我心里暗笑:这外交官公私倒是分得很清呀。

  收齐了钱,只见他伏在桌上,摊开一本本护照,掏出笔来刷刷地写,细心的贴。然后打开身后的保险柜,取出签证专用印鉴来,小心翼翼地一个接一个盖上。对我说:

  “OK?”

  “OK,OK。”我收起护照,一脸笑意地说。

  柱子对他说了一串蒙语,他看看表,又回了一串,笑嘻嘻的。

  柱子告诉我:“我说咱们请他吃饭,他很高兴,说再等一下,他儿子就要放学回来了,一块儿去。”

  我含笑点头。

  不大一会儿,儿子背着书包回来了。是个小学生,在这里一所小学就读。很有礼貌,用汉语向我们问好。

  午宴就在边陲镇饭店举行。

  我原本担心在这儿吃饭被领事馆的其他工作人员看到会对领事不利——平白无故怎么会有两个中国人宴请你?但他毫不在乎,一副浑不吝的样子。他不怕,我们还怕个鸟!便在大厅里拣张桌子坐下,请领事点菜。

  他倒不客气,点了一条烤羊腿。

  又请领事儿子点,小家伙想了想,用汉语说:“过油肉土豆片儿!”

  我们都笑了,乱七八糟要了一桌菜,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

  在返回呼和浩特的列车上,我把剩下那五千块钱交给柱子。柱子说咱俩分吧,一人一半儿。我说不不,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柱子说那就谢谢啦,把钱收了起来。

  到了虾米易他们的住地,我把十本护照都扔在床上,虾米易和大象昌都趴在那儿一本一本地看,喜出望外的对我说:“太好了!太好了!只不过时间少了些,15天。不过也够了,田老板,你真有办法!”

  大象昌也喜气洋洋,说:“我做东,走,去喝酒!”

  喝了个一塌糊涂。

  从饭店出来,虾米易坚持要去唱卡拉OK,说不去就是看不起他。

  只好去了。

  随便找了一家歌厅,刚在包厢里坐下大象昌就喊来妈咪,说让所有小姐都进来,排好队,我们要挑。

  妈咪知道来了豪客,早把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儿,飞快地去了。不大一会儿,十几个浓装艳抹,袒胸露臂的小姐就站到了我们面前。

  大象昌说:“请田老板先挑。”

  我慌忙推辞,说:“不不不,你们挑,你们挑。”

  小姐们都把目光对准我,一齐媚眼儿乱飞,认定我是今天的重要人物。

  见我不肯挑,大象昌说:“田老板,我来替你挑一个,不知道你喜欢肥的还是喜欢瘦的?”

  倒像是在市场买肉。

  我赶紧说:“随便随便,都挺好。”

  大象昌笑了,说:“那就吃五花肉吧!你,过来。”他指着一个高个子,不胖不瘦的小姐,“伺候我们田老板。”

  那小姐一听,飞快地跑过来,一屁股坐在我腿上。

  “小姐,是不是眼神儿不好?”我拍拍沙发,“这儿才是坐的地方。”

  她从我腿上出溜下来,说:“对不起。”

  我大度的说:“没事儿,谁都有看不清的时候。”

  再看他们,也一人一个小姐入怀。大象昌又点了些酒水果盘之类的东西,便吱吱呀呀地乱唱了起来。

  听他们唱歌,你绝对想喊救命!

  大象昌喝多了,嫌点歌簿上没有黄梅戏,“我是最爱听黄梅戏的罗!”他搂着小姐对我说。“为什么没有?嗯?为什么没有?”他捏着小姐的鼻子问。

  “没有你也可以唱嘛!”小姐从他手中把鼻子挣脱出来,已经红得像个尖辣椒。

  “好的,那你跟我一起唱。”大象昌莆扇般的大手又捏住了小姐的细脖子,把她拖到电视机前。

  屏幕上,以搔首弄姿的比基尼泳装美女为背景,正在放着任贤齐的《你总是心太软》。

  屏幕前,大象昌正捏着小姐的脖子狂吼《天仙配》,调儿已经跑到荷兰去了。

  我偷偷看看虾米易,这家伙正在角落里摸索小姐的乳房,脸上全是小姐的口红。

  我说去一下洗手间,逃之夭夭。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但再好色也还好不到歌厅小姐身上。而且这里毕竟是我长期生活过的地方,万一被熟人看到我在勾栏出入,还不把脸丢尽?

  第二天虾米易告诉我,昨夜他们一人带一个小姐去了宾馆,堂而皇之地开了两间房,折腾了一宿。
  我警告他,小心给警察抓去。 他笑了,“吓我?谁不知道你田老板!”

  我只有苦笑的份儿。

  要想不惹事,只有快点打发他们走,我便催他们上路。虾米易说:“田老板,我比你还急呀!我带鸭子是大包,每天的吃住花费,都是在用我老易的钱,我不急?是那边来接的人现在去不了乌兰巴托,我们去了怎么办?只有15天的签证。”

  我颇为同情虾米易时下的境况,更担心到了目的地他收不到钱,便重提以前向其他蛇头问过的老话:“鸭子到了不付钱怎么办?那你可就亏大发了。”

  虾米易笑眯眯地说不会的,“大家都是乡亲,很讲信用的。”

  我这人执拗,坚持问万一有人就是不付钱或家里付不出了怎么办?我想知道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解决方式,像在报纸上看到的那样,做几年苦工,把钱慢慢的还给蛇头。

  虾米易小眼睛一瞪,“男的杀掉,女的奸死。”

  “有不付钱的吗?”我战战兢兢的问。

  “也有,”虾米易说:“去年在布拉格四区,不是从9层楼上扔下一个中国女人吗?”

  我知道这件事,布拉格的华人都知道这件事。捷克各电视台和新闻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中国大使馆官员和新华社驻布拉格首席记者也都到了现场。

  但好像没人知道原因。

  既然走不了,那就每天胡吃闷睡吧。他们两个照样是夜夜笙歌,——蒙古签证握在手里,等于钱已经进了自己的账号,还担心什么?

  我没事做,就跟鸭子们打扑克,有时也聊聊天。

  一位年轻的小分头对我:“田老板,碰上你我算是有救了,我已经在外面转了一年多了,这回总算到头了。”

  我非常吃惊:“怎么会转了一年多?”

  年轻的小分头说:“可不是嘛,蛇头开始说是从上海买关,带着我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说不行了,从香港走。在香港一住就是三个月,蛇头天天找人教我广东话,怕过关时露馅儿呀。结果白学了,还不行。又说从新疆走,转道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还好,没让我学维吾尔语。吃了三个月抓饭,又不行了。改走云南,在瑞丽又住了好几个月,蛇头说去缅甸接应的人失踪了。他没办法了,才把我转给了易老板。”

  中年分头对我说:“田老板,你看看他的护照,都盖满章了。”

  我说:“是吗?拿来看看。”

  我打开护照。

  翻过一页页:法国拒签,德国拒签,意大利拒签……只有一个签证——以色列。

  我问:“以色列给你签了呀?你怎么没从以色列走?”

  年轻的小分头苦笑:“我真是命不好,从以色列往欧洲带我的蛇头在加沙踩上了地雷。”

  大家都笑了。

  中年分头插话:“你小子是个倒霉鬼,这次可不要给我们带来霉运呀?”

  年轻分头反唇相讥:“你的霉运是我带来的吗?你进了德国还让人家给送了回来。”

  我问:“怎么回事儿?”

  年轻分头:“田老板你问他,谁倒霉也倒不过他。”

  我笑了:“讲讲看?”

  中年分头叹口气,说:“我们是从捷克往德国偷渡的,一共十一个人。我们是晚上由越南人带着翻山,蛇头有德国签证,白天开车过去。我们一人一个密码箱,嫌拎着翻山不方便,正好蛇头有车,就说都放蛇头车上吧。我们成功的越过了边境,在一个废弃了的房子里休息,等待蛇头接我们去汉堡。”

  我问:“这不已经过去了吗?”

  中年分头:“你听我讲呀,蛇头过海关,交验护照,一切合法。上车要走了,一个德国老警察漫不经心地往车里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出事了。”

  我问:“出什么事了?”

  中年分头:“他看见后边座位上堆着十一个密码箱!蛇头得意洋洋地开着车在公路上跑,他哪儿知道后边不远不近的跟着一辆德国人的车,头顶上还有一架直升飞机。到了我们休息的地方,大家都跑出来拿自己的密码箱。我突然听到有动静,抬头一看,妈呀,眼前站了一排荷枪实弹的德国警察!”

  年轻分头意犹未尽:“然后呢?”

  中年分头:“然后就送回来了呗!”

  小胖子分头插话:“就怨自己懒!为什么要放车上呢?”

  中年分头反唇相讥:“早知道尿炕还睡筛子呢,废话。轮到谁说也轮不到你说,天底下就没有比你再笨的人!田老板,我好歹还进了德国,你让他说说,丢死人了!”

  我说:“是吗?怎么回事?”

  小胖子分头不好意思了,说:“听他乱讲。”

  中年分头:“你不说是吗?田老板,别带他走。”

  我说:“对,不说就不带。”

  小胖子分头急了:“我说我说,是这么回事,带我们的蛇头是个女的,姓于,也在捷克,田老板认识吗?”

  我点头:“认识,以前是公派公司的翻译。”

  小胖子分头:“对,她有一个同居的男朋友是捷克人,是个律师。”

  我说:“叫瓦尼亚。”

  小胖子分头:“对对。瓦尼亚和捷克驻上海领事馆的领事特别熟,两个人就飞回来想做一单大生意。于小姐陪着领事夫人天天逛商店,什么裘皮大衣、黄金首饰之类的东西可没少买,钱花得海了去了。看看差不多了,于小姐跟领事说,她有一个农民企业家考察团想到捷克考查汽车工业,请领事给予签证。领事问有几个人,于小姐说有十几个吧。领事说人多了一点,我一个人作主不好。你明天带他们来吧,我让商务参赞也听一下,然后就给你们签证。于小姐就到酒店找我们,跟我们说今天下午就去捷克领事馆,所有细节我们都商量好了,领事什么都知道,但必须通过一下商务参赞。你们只要记住两句话六个字,事情就成了。领事会问你们去捷克做什么?你们就说买汽车。问你们买什么汽车,你们就说斯柯达。记住了吗?十几个人一齐回答记住了。于小姐不放心,说咱们试一遍,‘你们去捷克做什么呀?’我们一齐回答:‘买汽车。’于小姐又问:买什么汽车?我们又一齐回答:‘斯柯达。’于小姐满意了,夸我们聪明,一学就会。说你们继续练,一定要背熟,我下午来接你们。下午我们到了领事馆,在花园里于小姐又最后和我们演练了一遍,我们都说对了,于小姐眉开眼笑地说OK。”

  我说:“我不知道还能出什么问题?”

  小胖子分头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可是一进领事馆的会客厅,我们的头就都大了。瓦尼亚陪着领事和商务参赞走进来,于小姐站起来问好,我们都老老实实坐在沙发上。领事上来就问,‘你们去捷克干什么?’我们像小学生一样集体回答,‘买汽车。’商务参赞的中国话说得不如领事好,但也能听懂,他问我们要去捷克买什么汽车?我们一下子全哑了,面面相觑,谁也想不起来买什么汽车了。领事有点急了,问,‘说呀?买什么汽车?’领事一急我们更急了,十几个人一齐脱口而出,‘买桑塔纳。’于小姐两眼一翻,瘫在沙发里了。”

  年轻分头:“后来呢?”

  小胖子分头:“哪还有后来?”

  我哈哈大笑。

  这十个人中有一男一女我比较喜欢,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男的名叫叶土根,今年35岁了,他的目的地是巴黎。叶土根读过初中,能讲一点国语。他给我介绍了偷渡潮在他的家乡是如何呈波浪态势发展,也讲了父老乡亲对偷渡的看法。

  他不是青田县人,是距青田县不远的永嘉县七都镇人。他告诉我永嘉县也是非常著名的侨乡,几乎家家在海外都有人。“就拿我们七都镇说吧,现在已经没有年轻人了,除了老人就是孩子。全镇11000多人口,有将近9000人分布在全世界,绝大部分在欧洲和北美。”

  “全是偷渡过去的?”我惊问。

  “95%以上。”他说。

  这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赞叹不已。

  “偷渡费用很大的,你们……?”

  他明白我的意思,轻轻一笑,说:“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家里已经出去的人寄钱回来——为什么说是波浪式发展呢?就是这个情况。出去的人是借钱走的,到了目的地打一年黑工,把债还了,再挣的钱就拿回家往出办别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偷渡潮两年一个高峰的道理。再一个办法就是找村子里的亲朋好友甚至左邻右舍借,只要是说去偷渡,有钱都会借给你。借给你不怕呀?你肯定能还他。”

  “你们是为了生活才偷渡的吗?”我问。

  “完全不是。现在我们那边生活蛮好的,至少比你们呼和浩特市好。几乎家家都是三四层的小楼房,每户都有开通国际的电话,村庄和村庄之间都是柏油路,日子相当不错。人嘛,都希望过得更好。谁都知道这楼房是从外边寄钱回来盖的,外边肯定比这里还好呗。而且,你要是不出去,人家都看不起你。就拿我说吧,我在家里开着一个榨油的小作坊,一个月赚不多,但也有两三千块钱进账。两个孩子一个老婆,也够用了。我不想出来,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蛮好的。可我老婆不干,非让我出来不可。唉,没有办法。”

  我笑了,让老婆逼出来的偷渡客还真不多见。

  女的叫刘蓉,今年23岁。眉清目秀,皮肤白晰。喜欢唱歌,但跑调儿跑得相当厉害。她是青田人,姐姐一家在意大利的米兰,也是她此次偷渡的终点站。姐姐和姐夫是四年前偷渡过去的,现在不但已经获得了意大利身份,而且还开了一家中餐馆。她没上过学,她告诉我在她的家乡女孩子很少上学。“但这没什么,我姐姐也没上过学,照样过得可好呢。”她对我说。

  我劝她今后如果有机会,还是要去读读书。“读书和不读书绝对不一样,不信你以后试试。”我说。

  她笑了,说:“我看我们那边学校的老师都蛮傻的,又穷。”

  叶土根和她开玩笑,说:“读书才好嫁鬼佬嘛!”

  刘蓉撇撇嘴,不屑地说:“谁要嫁鬼佬?我姐姐说他们都很穷的,只懂得玩,不懂得赚钱,笨死了。”

  我微微一笑。


  又过了几天,还不见要走的样子。再看虾米易和大象昌,每人都是一副愁眉不展的苦相,连卡拉OK也不去了。

  我问大象昌:“出什么倒霉事儿了?”

  大象昌说:“是来乌兰巴托接应的人节外生枝了。在布拉格时他们说好鸭子到了布拉格再付钱,未到之前一分不付。可他知道老易赶着鸭子到了内蒙古,而且已经办好了蒙古的签证,马上改主意了,非要在布拉格先付钱,两万美金一分不能少。他说的也有道理——鸭子到了布拉格你们不给我钱我找谁去?老易没辙儿了,给你问题也不大,可你要是万一签不过去呢?老易又该找谁去?正犯愁呢。”

  “谁都不信谁,还做什么事?”我说。

  “江湖险恶呀,田老板。”大象昌说。

  第二天早晨,我还睡懒觉呢,让虾米易的电话吵醒了。虾米易说请我马上去一趟,有事情要商量。

  一见面,虾米易就说:“田老板,咱们准备走吧,越快越好。”

  “解决了?”我问。

  “给了他两万美金!他娘的,反正迟早也要给,我老易不欠任何人的钱。田老板,你安排吧。”虾米易虎着脸说。

  当天晚上,我们就登上了开往边陲镇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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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二连浩特

我把他们安排在边陲镇一家很不错的宾馆——康泰大酒店住下,便拿着鸭子们的护照去找公安局的朋友,问他们能不能顺利出境。

  朋友看了看,还给我,说:“肯定不行。”

  我问:“为什么?”

  朋友说:“证卡不符。不光在这儿,在全国任何一个口岸也出不去。”

  我懵了。

  所谓证卡不符讲起来又是一段啰嗦话。在前边我已经讲过中国护照里有一张薄薄的小纸片儿——出境卡。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有。当时中国政府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规定:中国公民出境不仅需要有护照,护照上有所去国家驻华使馆的合法签证,还需要有出境卡。别看这纸片儿薄,却重于泰山!那上面写着你在领取护照时所持邀请信上国家的名字。出国一次,要领;出国回来再走,还要领。到哪儿领?门儿难进、事儿难办、话难听、脸儿难看的公安局。后来大概自己也觉得不合适了,就改成首次出国者必须持有出境卡,再次出国的就幸免了(现在人权状况日益改善,据说连首次出境也不要这捞什子了)。可这帮鸭子领取护照时的邀请信没有一个是蒙古的——去蒙古干什么?

  这可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虾米易他们,一下子都急了,让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我在脑海里苦苦搜索昔日朋友的名字,突然,一张漂亮面孔出现在眼前。

  对,就找她!

  她叫莎仁高娃,女警察。警察学院的毕业生,当年的校花。曾在边防系统工作多年,后来调回了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我们过去挺熟的,但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先给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打电话,说在一个分局呢。又给这个分局打电话,说在一个派出所呢。又给这个派出所打电话,说没上班儿,在家呢。问清家里的电话,又打,正是她接电话。

  “嗨,莎仁高娃,猜猜我是谁?”

  “老马?”

  “不是。”

  “二牛。”

  “不是。”

  “你是骆驼!”

  我皱皱眉,说:“你那儿多会儿改牲口圈了?我是田力!”

  “哎哟喂,怎么是你呀?你不出国了吗?”

  “出国就不兴回来了?我是专门回来找你的。可你倒好,把我忘了个一干二净。我现在是心如刀搅,万念俱灰,只想最后见你一面,你能来吗?”

  “你就神经病吧!你在哪儿呢?我马上过去。”她问。

  “我在边陲镇呢。”我说。

  “边陲镇我怎么过去呀?你多会儿回来?”

  “我不回来了,我从这里直接上车回欧洲去。你当然能过来,而且你必须过来。你今天晚上上车,明天早晨我手持鲜花在站台上迎接你。顺便问一句,你是喜欢郁金香呢还是喜欢红玫瑰?”

  “喜欢你个大头鬼!你到底在哪儿呢?”

  “我真的在边陲镇,而且还真有一件事儿求你。”我说。

  “别逗了,你有什么事儿能求到我这小警察头上?”

  “这事儿还真就得求你,没法儿求公安厅长。你边陲镇边检熟吗?”我问。

  “什么事儿吧。”她说。

  “有几个人想出去,可就是出不去。”我说。

  虾米易和大象昌一看我全说出去了,而且对方还是警察,急出一头汗来,比划着让我不要讲。我烦了,干脆背过身去。

  “是通缉犯吗?”

  “保证不是。”

  “有前科吗?”

  “都是老实巴交的浙江农民,一辈子奉公守法,从来不知道派出所的大门儿朝哪儿开。”

  “我不熟,但我有个朋友熟,他刚从边检退役不久。我马上跟他联系一下,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你在什么地方住?”

  我把宾馆的名字、房间号、电话号码都告诉了她。

  “行吗?”虾米易苦着脸问。

  “差不多吧。”我说。

  第二天一早,我在梦中被门铃声惊醒,穿着裤叉去开门。

  一身警服的莎仁高娃尖叫一声,说:“你能不能穿上裤子再开门?这里是中国!”

  赶紧穿好衣服,再次开门。莎仁高娃领着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走了进来,给我介绍说:“朝鲁,我的朋友。”

  我知道这就是那位退役武警,急忙上前握手寒喧。

  “花儿呢?郁金香和红玫瑰都行。”莎仁高娃坐下说。

  她还像以前那样漂亮,只是稍稍丰满了一些。我说:“谁知道你今天就到呀,一会儿让人给你买去。”

  “得了吧你,你以为我还信呀?咱们有十年没见了吧?你怎么胖成这样?”她问。

  “你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特坏,啤酒比水便宜,鸡蛋牛奶跟白给一样,猪蹄儿猪下水几乎不要钱,专门迫害咱们中国无产阶级。也怨咱自己不争气,一吃一个肉蛋!”

  “跟以前一样贫。”她笑嘻嘻地对朝鲁说。

  “怎么样,离婚了吗?也该离了。”我说。

  “离了也轮不上你!”

  瞎侃了一顿,我打电话把虾米易大象昌都叫了过来,然后把事情原委给他俩叙述了一遍,让他们想办法疏通关系。“太君钞票大大的有。”我指指虾米易。

  虾米易笑眯眯地点头。

  “走一个多少钱?”朝鲁问。

  “三千块怎么样?虾米易问。

  朝鲁点点头,又打了个哈欠。

  “先开个房休息一下。”我说。

  大象昌抓起电话说:“我来订房。”

  我们的队伍日见庞大,吃饭要开两桌才能坐下。问朝鲁什么时候能走?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别急,然后就不停地打电话,哇哇哇地讲蒙语。

  莎仁高娃只住了一夜就回去了,她得上班。虾米易给她买好火车票,又塞给她一叠人民币。她有点不好意思,看看我说:“这好吗?”

  我说:“乖乖儿拿上,走,我送你到车站。”

  她高兴地走了。

  可朝鲁还没动静,每天除了打电话就是吃饭喝酒去歌厅,还领回来一个白白净净的四川小姐同住——当然是虾米易付款。

  大家都心急火燎的。

  第三天早晨6点钟,有人摁门铃。开门一看,是睡眼惺松的朝鲁。我说你有事怎么不打电话?他说不行,涉外宾馆里都有安全局的人在监听。让我通知虾米易他们,今天要走一拨儿。

  他上嘴唇的胡子上粘了一根四川小姐弯弯曲曲的阴毛,一说话就乱动,一出气也摇摇摆摆。我想提醒他拿掉,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便在肚子里想词儿,根本没听明白他说什么。

  “一会儿走五个人,听清楚了吗?”见我心不在焉,他不满意的又说了一遍。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我马上去找老易。你不先洗把脸?”我说。

  “一会儿再说,你去找他们吧。”他说。

  我赶紧去敲虾米易他们的门,希望回来时那根毛已经不在了。

  遗憾得很,虾米易他们都在我的房间里坐下,那根毛还顽强地挺立在他的短胡茬儿上,摇曳生姿。

  大家都看到了,谁也不说。

  朝鲁严肃地说:“马上做准备,今天上午先走五个人。”

  “剩下那五个呢?”虾米易着急地问。

  朝鲁看都不看他一眼,继续说:“有一条必须告诉这些人,一年之内不准回中国。因为他们出境时虽然盖了出境章,但并没有在计算机里输入他们的名字——证卡不符嘛。计算机记录保存一年,在这一年时间里,不管他们从任何一个口岸进入中国,边检人员一敲计算机就出问题了。我们的行话叫‘漏检’,属于重大责任事故。当时谁值班,谁就要负责任,接受审查。最轻的处理是转业。所以,千万不能在一年内回国。”

  虾米易满口答应,说:“没问题,其实他们五年也回不了中国——没有弄到身份怎么回?回来就再出不去了嘛!”

  “那好,”朝鲁说:“9点钟出发,由我的朋友带他们乘汽车去蒙古的扎门乌德,再把他们送上去乌兰巴托的火车。”

  “那五个呢?”我替虾米易问。

  “过两天,一次太多不行。”他说。

  我放心了。

  朝鲁说回去洗脸,走了。

  虾米易说:“好家伙,不知道跟那四川小姐怎么折腾的,把那地方的毛弄嘴上了。”

  大伙儿就叽叽呱呱地笑。

  “怎么眼都那么尖呢?”我笑着问。

  9点整,五个鸭子在宾馆门口上了三轮车。虾米易给他们每人一个纸条儿,上面写着在乌兰巴托要住的饭店及联系方式。一个戴墨镜的汉子跟朝鲁招招手,领着一串三轮车去了。

  我们在宾馆房间里等电话,朝鲁说他们到了扎门乌德就会来电话的。国际列车应该在中午1点钟到,大致会在这个时间来电话。

  果然,1点30分,朝鲁接到了电话,哇哇的一通蒙语后,说:“全部过去了,已经上了国际列车。”

  虾米易急问:“我能不能跟他们随便哪个人讲一句话?”

  朝鲁轻蔑地一笑,说:“你还信不过我呀?”不等虾米易解释,又哇哇的跟对方说了几句,把手机递给虾米易。

  虾米易开口就是家乡话,我照例听不懂。只是看他眉开眼笑的样子,知道他非常满意。

  “很好。”他把电话还给朝鲁,“你那朋友很负责的,一直把他们送到火车上。”

  “你以为他是对你们负责呀?他是对自己负责!一旦出个什么闪失,干系大了去了。”朝鲁说。

  大家都笑了。

  “老田,……”朝鲁看着我,眼睛直直的。

  我明白他的眼睛为什么直,便对虾米易说:“还愣什么?快给人家拿钱呀?”

  虾米易嗫嚅道:“不等全过去了一块儿付?”他是怕剩下的走不了。

  朝鲁登时就把脸放下来了,说:“耍赖?”

  大象昌赶紧站起来,说:“哪有的事,哪有的事,走走走,我们去取钱。”

  几个人便又一起去了虾米易的房间。

  按事先讲好的,走一个人3000,朝鲁收了15000块钱,眉眼都是笑。

  送走了五个鸭子,大家都挺高兴,像是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似的,中午又开始大喝起来。我对朝鲁说:“这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拍拍胸脯说明白,都包在我身上。

  几杯下肚,大象昌开始给朝鲁讲荷兰那两口大锅。

  过了两天,剩下那五个也走了。十个人全部安抵乌兰巴托,我们也打道回呼和浩特。

  虾米易一天给布拉格打一个电话,让那姓杨的赶紧去乌兰巴托,因为签证时间有限。再说了,每拖一天都是在花他的钱呀!

  头一次打,姓杨的是在赌场,说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去定机票。

  第二次打,姓杨的是在妓院,说已经定好了第二天飞乌兰巴托的机票。

  虾米易把一张小脸儿笑得稀烂。

  紧接着就音信全无,手机也关了。虾米易急得嘴唇上起了个大泡,明溜溜儿的。

  眼瞅着虾米易的脸一天比一天绿。

  又过了几天,电话终于通了。原来那姓杨的那天夜里一出妓院就被仇家雇打手放倒了,如今还在医院里躺着,头上缠着纱布,一条腿吊得老高。

  虾米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象昌也一脸肃穆,好像同时死了娘。

  终于有一天,他接到了十个鸭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们等不到接应的人,签证期限已到,只得飞回北京。

  好半天,虾米易才气若游丝地开了口:“老田,你算算我这次赔了多少钱?给了那边两万美金,给了朝鲁三万人民币,这就是二十万。蒙古签证花了两三万,这十个家伙坐飞机去北京,还有这么些日子人吃马嚼,开销大了!对了,还没算要给你田老板的钱呢,你说我要赔多少?”

  他双手抱住小小的脑袋,不说话了。

  干蛇头也真不易,我挺同情他,便说:“老易,我的钱就不要了。”

  虾米易抬起头,说:“那怎么能行?不是你出的问题,是我老易无能,钱一定要给。我老易是说话算数的,否则以后谁还会帮我做事?”

  我说:“得了吧你,赔成这样了还给我钱?真是瘦驴拉硬屎,等你赚了再说吧。”

  虾米易还不干,大象昌出来说话了,“老易,人家田老板够意思,你就别那个了。”转头又对我说:“人都有背的时候,我刚到荷兰那会儿,两口这么大的锅……”

  虾米易打断他对那两口大锅的深情回忆,说:“那好,田老板,先记到我账上。你放心,我老易绝对够朋友。”

  刚消停下来,正准备出去吃饭呢,朝鲁把电话打过来了,找着虾米易就骂,汉语里夹杂着蒙语。

  原来,那十个鸭子回到北京,北京边检在计算机里一查,全部没有从边陲镇口岸出关的记录。

  一个电话打过来,朝鲁的朋友出事了!

[ 本帖最后由 爱情的笨蛋 于 2008-2-8 19:5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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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喜欢我就继续贴,如果没人顶我也就不费事了

[ 本帖最后由 爱情的笨蛋 于 2008-2-8 19: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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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说还是纪实?
第一贴,老田还未走偏门,刚刚看到一个朋友出事,第二贴,就已经在为这个事情奔波了,中间好像少了些什么
在付出里死去, 在失去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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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you:
用影子恋爱,用右手写字,用左眼流泪
过着不用吸食牛奶的生活
努力享受生活,不要问我过的好不好
我只有一种回答,能活着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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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纪实,但是是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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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坐板凳等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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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虾米易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姓杨的已经出院了,给他臭骂了一顿。现在虽然腿还有点拐,但是能出门了。“咱们还得干呀,我已经把鸭子们都叫回来了。”他说。

  我一进门,鸭子们就热情地欢呼起来。

  我乐了:“咱们见面可够快的呀?”

  刘虹说:“是呀,老天爷不让我们和你分开。”

  叶土根嘻嘻笑着说:“一想到又要见到田老板就高兴。”

  虾米易脸一沉:“烦死了!回你们屋里去,我们要说话。”

  鸭子们都走了。

  虾米易问我:“老田,你说怎么办?”

  我摇头:“我可没办法了,就那么一点关系,全让你给祸害了。莎仁高娃见了我都不说话,好像是我把朝鲁给坑了。”

  大象昌说:“再想想办法嘛,田老板还能没有办法?”

  我想了想:“咱们要不从满州里走?”

  大象昌问:“怎么走?”

  我说:“找一家旅行社办出境游嘛,七日游,去赤塔。到了赤塔你们撒丫子就往莫斯科颠。”

  虾米易摇头:“不行,必须去乌兰巴托,姓杨的只能在那里买到签证,去了莫斯科不管用的。”

  我想了想:“行呀,我们就办去赤塔的七日游,我跟他们一块儿过去,一过境我就把他们的护照揣上回来,赶紧去蒙古领事馆签证。签好了我再赶到赤塔,把护照交给他们,让他们从赤塔直接去乌兰巴托,比从边陲镇走还近呢。”

  他们一听,都觉得不错。

  我说:“现在重要的是找一家熟悉的旅行社。”

  “为什么?”大象昌问。

  “因为他们的护照都在导游手里攥着。”

  “为什么他们不能自己拿自己的护照?”大象昌又问。

  “因为他们是浙江人——地区歧视,你们应该向有关部门反映反映。”我说。

  “能找到熟悉的旅行社吗?”虾米易问。

  “应该没问题。”我说。

  “那好,”虾米易说:“田老板你先联系一下。”

  我当下就给柱子打了电话,约他晚上过来吃饭,说有要事相商。为了慎重起见,我只带虾米易去了,嘱咐他少说话,只听便好。

  要了一桌菜,干了一杯酒,柱子说话了,“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啥事儿?说吧 。”

  我把情况叙述了一遍。

  柱子说:“好事呀!我们社就正好办这种境外旅游,由我们社组团走。”

  “他们可是一出去就再也不回来了啊!”我提醒说。

  他略一踌躇,说:“交点押金,怎么样?少交点。交了押金我们就好说了,上边查起来我们就说你看我们也做了预防工作,押金都交了嘛!不交押金可不行,非让上边把境外游资格给撤销了不行——那就惨了。”

  “交多少呢?”我问。

  “一人交一万吧,不能再低了,再低我不好办。”柱子诚恳地说。

  我看看虾米易,他轻轻点了一下头。

  我说可以,不能让你为难。但有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也过去,导游得把护照交给我。

  一听这话,柱子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一连声儿地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护照在我们手里,出了事我们还可以讲话,说这帮南蛮子连护照都不要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可如果护照不在我们手里,事情可就大了。没有一个旅行社敢办,不信你试试?”

  我愁眉不展地说:“这就难了,都是浙江农民,领本护照容易吗?”

  “你说什么?他们有护照?”朋友问。

  “当然有了。”我说,“还是你给签的证嘛。”

  柱子笑了,说:“还是这拨儿呀?怎么没走?”

  我说:“你就甭管那么多了,说怎么办吧。”

  柱子说:“这就好办了,我以为他们没护照呢!这样的,我在满州里给他们每人办一本旅游护照,给导游带上。去了赤塔以后再让导游带回来,反正他们自己都有护照,要这本旅游护照也没有用。”

  我心里想,这可真是个好主意,还省了我一会儿一趟的往俄罗斯颠。

  再看虾米易,小眼睛里全是笑意。

  我说:“办法倒不错,但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进入俄罗斯海关的时候,让你的导游负责在我们自己的护照上盖入境章。”

  虾米易赞许地点头。

  他沉吟片刻,说:“多少再加点小钱,是打点那边儿的。要知道旅游护照上也必须盖上俄罗斯的入境章,否则回来更说不清了。可是让他们一个人盖两个入境章,不给点小钱怕是不行。”

  “多少?”我问。

  “给个三两千吧,一共。”柱子说。

  “OK,干杯!”我端起酒杯和柱子轻轻一碰。

  我问柱子:“旅游护照跟咱们的护照有什么区别?”

  柱子说:“什么区别也没有,就是因私护照,只不过在护照的备注页上盖了个章,写着‘一次性出入境有效’。中国字儿,老外根本看不懂。多余。”

  三杯酒下肚,柱子向我叹起了苦经,说旅行社的日子不好过。“内蒙古有什么呀?就有一条边界线。几十家旅行社在竞争,都搞出境游,杀价杀的太厉害,根本没钱赚。以后有这样的事儿,全给我带来。”

  这次相当的顺利。

  一应杂事都由官方色彩的旅行社办理。很快,旅行团组好了,我和虾米易陪鸭子们去满州里。导游我也见到了,是一个精明的小伙子。我们在一起喝了一顿酒,虾米易又给他塞了点钱。他很高兴,说你们放心,我保证一个也不给你们带回来。

  要出境了,叶土根和刘蓉来和我告别。他们分别把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米兰的地址写到我的本子上,嘱咐我去法国和意大利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他们。刘蓉留的是姐姐的电话,叶土根留的是一个好朋友的电话。我说:“好的,我一定去。到那时你们说不定已经是老板了呢!”叶土根说:“老板当上当不上不好说,刘蓉老板娘是肯定当上了。”

  两个人笑着打成一团。

  十个人顺利抵达布拉格。

  据虾米易说没多久,他们便分别偷渡到法国、意大利、荷兰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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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此役的成功,据说极大地刺激了盘踞在欧洲的各路蛇头。他们纷纷往这里赶鸭子,希望能够在边陲镇口岸和满州里口岸甚至在4000多公里的漫长边界线上找到一个可以钻出去的缝隙。

  但成功的极少,大部分都被查获。

  而我,却由于此次偷渡行动的圆满成功在欧洲蛇界获得了普遍的声誉。于是,他们想方设法通过关系来布拉格找我。然而,我再也没有做过此类事情。但这并不是说我不给他们出主意和提供咨询,包括介绍可靠的关系。只是我不耐烦事必躬亲,身体力行了。因此,我与许多蛇头和更多的鸭子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让我逐渐了解了偷渡潮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也慢慢知道了大部分鸭子的偷渡经历并不是像我带他们走的那样惬意和轻松,而是充满了艰难和恐怖。黑在欧洲的特殊滋味,也不是我们能够体会的。

  是什么驱使他们花费巨资走上这条艰险莫测、有时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的偷渡之路呢?

  我不明白。

  生活在欧洲,仅有的几份中文报纸上几乎天天都能看到中国偷渡客被擒的消息。翻开案头并不太旧的报纸,那真是琳琅满目。

  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据韩国媒体报道,26名中国偷渡客因藏匿在狭窄的船舱内窒息而死。韩国蛇头为了消灭罪证,将偷渡客的尸体投入大海。韩国警方已将8 名涉案船员拘捕。韩国联合通讯社昨天发自该国南部全罗南道丽水港的报道指出,韩国渔船“大昌”号船长李判根等8名船员,涉嫌将藏匿船舱企图偷渡韩国,却因空间过于狭小而窒息死亡的26名中国大陆偷渡客的遗体投入大海,目前已被丽水海洋警察部队以“非蓄意杀人”及“尸体遗弃”的罪名逮捕归案。

  一名警官从丽水通过电话说,当局仍在搜寻26具尸体。这26人是试图进入韩国的60人的一部分。

  这名官员说,34名幸存者的健康状况良好,并被拘禁。在接到中国驻汉城大使馆提供的新的旅行证件后,他们将被驱逐出境。

  这是法国欧洲时报:法国警方本周突袭当地最大的中国人洗黑钱集团时,意外侦破了两个专门安排中国人偷渡的人蛇集团。

  警方说,商业罪案调查组的探员在本周初突袭两家中国人开的外汇公司,逮捕了27名洗黑钱集团成员,其中9名首脑级人物过后被定罪坐牢。据了解,他们在过去18个月里经手的黑钱约达17亿法郎,合两亿四千七百万美元。

  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这个组织的真正业务是安排中国人偷渡,非法移居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

  这是法国欧洲时报:据克罗地亚报纸昨天报道,克罗地亚发现26名中国非法移民,这些偷渡者藏身在一辆集装箱车中。

  报道说,他们藏身在一辆波斯尼亚注册的集装箱车里,试图偷渡到西欧。集装箱车在萨格勒布以西100公里的代尔巴采接收检查时,他们的偷渡计划得以暴露。

  警方说,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取道克罗地亚偷渡到西欧。直到五月底,有6000名非法移民落网。

  警方和专家说,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非法移民偷渡到西欧,他们每人交付两万英镑做为偷渡费用。偷渡旅程充满风险,而且时间漫长。

  这是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据美国移民归化局估计,每年大约有三万名中国非法移民偷渡到美国。这些偷渡客携带伪造证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美国。有关专家说,每年大约还有十万中国人偷渡到其他国家。

  美国联邦调查局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寻求从香港引渡女蛇头陈翠萍,她是中国偷渡集团的“大姐大”。

  陈在纽约中国城开了一家纪念品商店,做为贩运非法移民活动的掩护。相信她在过去16年间,福建省的长乐县将几千名中国人贩运到北美和其他地方。

  陈翠萍目前被关押在香港监狱等待引渡回美国,到时,她将被指控洗黑钱、人口走私、勒索等七项罪名。

  非法移民养肥了偷渡集团。一位美国参议员在他给国会提交的报告中估计,陈的净资产超过了三千万美元。官方说,除了在中国城的商店外,她还在长岛和新墨西哥州拥有农场。

  一般认为,这些非法移民是因贫穷被迫离开中国。但长乐县的建筑承包商林建知先生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他们离开中国的原因,是福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

  他说:“这里的收入比北京还高。但若想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那只能到国外去找。”

  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美国联邦干探日前捣毁了一个从中国运载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偷渡集团。这个集团利用经过窜改的日本护照,取道加勒比海地区把非法移民偷运到美国。

  另一方面,匈牙利警方上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共逮捕了103名中国非法移民。与此同时,荷兰警方上星期四拘留了23名企图潜入英国的中国偷渡者。英国警方前天也拘留了21名中国非法移民。

  美国移民归化局迈阿密分局助理局长戈德曼前天说,6名中国蛇头被捕后,已被控共谋和偷运外国人入境的罪名。

  联邦干探在截查一群从加勒比海地区抵达迈阿密国际机场的中国人时,见他们的人数很多,顿起疑心,结果发现他们所持的是经过伪造的日本护照。

  过去18个月以来,迈阿密移民官员已拘留了653名类似的中国乘客。

  戈德曼说,这批偷渡者每人缴付了3。5万美元的偷渡费,乘飞机取道香港、越南或寮国飞往欧洲,再经过加勒比海岛国从迈阿密进入美国。

  这个集团接载的偷渡者,多数为来自中国福建省的农村妇女。他们通常把偷渡者分成三、四人一组,乔装成日本旅客以掩人耳目。

  戈德曼补充说,美国很少发出旅行签证给中国公民,因此中国偷渡者通常使用日本护照。日本旅客无须签证就可入境,中国偷渡者使用日本护照比较不会使海关官员起疑心。

  这是匈牙利旅欧导报:意大利警方前天侦破一个中国人蛇偷渡集团的重大罪案,逮捕40名嫌疑犯。据说,这个集团在过去一年内将5000名中国人偷渡进入意大利。

  由于检察部门怀疑有部分非法入境者是以“交换器官”方式付款给蛇头,当他们抵达意大利后可能遭到人蛇集团强行索取器官,使案件更受意大利各界重视。

  这起偷渡案也是意大利警方今年破获最大规模的人蛇集团偷渡案,涉案蛇头包括中国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意大利人。

  据报道,意大利东北部海港城市德里雅斯特打击犯罪特警小组稍早救出50名遭人蛇集团控制的“奴工”后展开了这次调查。结果查获了三个人蛇集团,并在罗马、波隆纳、乌第内及维诺纳等地逮捕了40名重要嫌犯。

  特警小组的调查发现,每位偷渡客是以270万里拉的代价,登上人蛇集团的胶筏,由斯洛文尼亚横渡亚得里亚海进入意大利。估计过去一年里已经有5000人由这个管道偷渡进入意大利,涉案金额高达130亿里拉。

  由于偷渡费用高昂,不是一般偷渡客可以支付,检察官怀疑有部分偷渡者是以“交换器官”方式支付偷渡费用而获准登船偷渡。

  当偷渡者到达目的地后,就会被当地蛇头或黑帮人士强行器官移植,严重危害人权和触犯法律。因此,有关单位目前正在扩大调查工作。

  这是法国欧洲时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偷渡和非法移民,中国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包括制定有关法律,加强对公民的宣传和教育,加大边境口岸的检查力度。中国愿意同所有有关国家加强磋商与合作,妥善处理有关偷渡和非法移民问题。

  这是法国欧洲时报:朱镕基总理告诉记者,中国政府反对非法移民活动。只有进行国际合作,才能有效打击这类犯罪组织。

  这类的消息还有许许多多。

  最使我震撼的,是2000年的多佛尔港惨案——6月18日深夜,当英国海关官员在多佛尔港对一辆在荷兰注册的冷藏车进行例行检查时,赫然发现里面横陈着58具尸体,其中54名为男性,4名女性。另有两名奄奄一息的男性幸存者。经查证,全部是中国偷渡客。

  我问鸭子们:“知道这件事了吗?”

  “听说了。”

  “你们害怕吗?”

  “怕什么?”

  “家里人还会继续偷渡吗?”

  “当然了!”

  我真的不明白了。

  我读过一份资料,说美国纽约一位专门研究偷渡的专家声称,海外移民每年仅寄回福建家乡的款项就有五亿美元之巨,成为福建省的重要外汇来源之一。也许此说有偏颇夸大之处,但绝非空穴来风。福建沿海偷渡活动屡禁不止,日盛一日,一位在布拉格的福建长乐县朋友对我说:“你到长乐看一看就知道为什么偷渡禁不住 ——到处都是一幢一幢漂亮的欧美式别墅,全部是偷渡客从外边寄钱回来盖的。活生生的教材摆在那儿,怎么禁得住?”

  我说:“那多佛尔死了那么多人也是活生生的教材呀?”

  他笑了,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你知道我的老乡们在美国怎么说吗?俄国怕美国,美国怕长乐!长乐人大批偷渡美国,搞得老美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很有些得意的样子。

  也有另外的福建朋友对我讲过,他们那边的许多村庄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寡妇村,村里的男人不分老少都偷渡走了,而留在村里的女人们也并不觉得日子凄凉,因为她们与偷渡到国外的丈夫或儿子都怀着同一个淘金梦,相信浪子总有衣锦还乡的一天。

  也有报道说,一旦进入目的地,偷渡客们的厄运才真正开始。他们受尽了蛇头和黑社会组织的盘剥勒索,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凡此种种,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在生意之余,我开始有计划地访问蛇头和鸭子,我想,如果能写一本有关蛇头和偷渡客生存状况的书,大概也有些意思。

  虾米易当然是我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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