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短篇杂文选zz

1。不可偏废的利益

人民群众在我们国家是主人，这是人人清楚、人人知道、人人明白的。所以我们才总是听到有人强调群众利益，强调人民利益，却从未听到过有谁强调一下领导利益、干部利益。
   但——“领导也是人”，“干部也是人”，既然我们的社会如此地忽视或漠视这些专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的利益，时间长了，“这一群体”也会自己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于是以权谋私者有之，于是假公济私者有之，于是把“主人”的钱想办法弄俩个花花、再弄俩个存放在自己家里的人有之……
看来，一个社会要是过于强调“主人”的利益，而忽视了“仆人”的利益，时间久了也是不行的。

2。疾小恶如仇

社会上的恶有大有中有小。
   见了小恶人们群情激愤有喊有打；见了中恶人们多数喊打少数敢打；见了大恶，人可就蔫了：不要说打，连敢喊打的人也微乎其微了。

因此我建议，将“疾恶如仇”这句话改为“疾小恶如仇”，免得让大恶们听了笑话。

3。让人不解的“回流”

在战争年代，一封举报敌特的信函若是很快就到了被举报者手中，我们会说自己的队伍里出了奸细；今天，大量的举报我们队伍里蛀虫和异己分子的信件，源源不断地“回流”到被举报人之手，又是哪出了问题？

4。难与易

在中国，当官的收拾老百姓中的某个“害群之马”特别容易，简直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是老百姓要想除去一个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恶官，可就难多了，经常是用上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必能动其一根毫毛。
问题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他有多大的能量“害群”呢？而随便一个官作起恶来，对“群”的危害则要深重得多。可是我们社会长期以来防范的是前者，而非后者。
这其中的原因，值得几代人思考。

5。文人的灾难
文人最大的灾难是遇上如此对手：一只手拿着笔，另一只手握着枪；自以为有理时就用笔和你论理，理屈词穷了就把笔扔了，拿起枪对着你的脑壳，道：闭嘴，再不闭嘴崩了你！

6。一敬一畏显实情
中国人对宪法，好象从未敬畏过，虽然不断地有人在中国宣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违宪就是最大的违法”；中国人对国家的党政首脑和各自的父母官，好象却从未脱了敬畏，虽然有人一再地声称：我们的各级官员和领导干部都是社会的“公仆”，职位无论高低，全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似乎有点特别：国家根本大法无人敬畏，社会公仆却人见人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借鲁迅先生一句话：明乎此，明中国大半。

7。中式幽默

总有人说中国人缺少幽默，这实在是谬见。几十年了，肥肥胖胖坐在轿子上的一直在自称“仆人”，灰头土脸在下面抬轿子的一直被称作“主人”，双方在公开场合也断不了这样互相指称，哪一方也没有觉着有什么不妥，这还不够幽默？

8。白  说
有些话你对有些人说了等于白说。
比如你对某些瘾君子说“候车室内请勿吸烟”就等于白说；比如你对华君武笔下的那头猪说“请勿随地大小便”也等于白说；再比如你对作恶多端的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一样是白说。
还有，对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等于白说。
因为白说，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懒得说。

9。蚊子与马蜂
蚊子叮人一口，人会一巴掌把它拍死，马蜂蜇人一下，人只有叫痛的份。我发现，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倒不仅仅是马蜂的个头比蚊子的大，身上的“凶器”比蚊子的厉害；在马蜂“单兵作战能力”强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叫人恐怖的因素：你把某个马蜂惹下了，会飞来一群马蜂将你团团围住，“联手”给你一个教训——叫你满头满脸都是“红塔山”，永远记住与马蜂作对没有好处。
这有点象我们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小贪小污，小偷小摸，小恶小霸，欺到我们头上，我们还有勇气斗一斗，换成大点的恶霸为非作歹，我们就躲得远远的了。恶霸“大”又能大到什么程度呢，他总不能三头六臂？说得对。其实一个恶霸长三头六臂也没有多可怕，他要是肆意为恶，我们可以剁他的三头六臂。我们怕的不是他“个人”，我们怕的是他的那个“群”，怕他背后牢不可破的靠山！
情况往往就是这样：你得罪了一个坏人，结果上来一群和你作对，和你干——坏人背后往往“链接”着数不清的坏人。你背后有什么？有强大的什么什么专政？快不要自欺欺人了，真要有什么强大的专政做你的后盾，坏人何敢那么张狂，敢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你往死里整？惹下一个坏人和惹下一只马蜂，是不是有点相像？
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指好人可以，用在坏人身上是不确的。中国的坏人历来“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得象一群马蜂一样，正因为如此，好人被坏人欺负了以后，不是起而反击，而是互相劝说：算了吧，忍了吧，免得引来更大的祸。

10。无法洗刷的耻辱
在《顾准全传》的序言中，作家高健国就顾准在专制主义的残酷迫害和严酷的思想禁忌下，英勇地担当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冒死进行独立思考、从而为我们留下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写下这样一句话：“正是他对真理的执著，为一代知识分子洗刷了身上的耻辱”。对于这句话，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顾准能在一种极端的、中国近百年来十分罕见的、完全法西斯式的、禁绝一切独异思想存在的专制主义的疯狂肆虐下，坚持独立思考，并且是在沦为“反党右派”、深陷炼狱、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下，以异常的清醒、自觉和坚毅这样做的，不能不让人感佩和敬仰。可是顾准的这一“行为”，怎么能“洗刷”掉旁人身上的耻辱？如果说一个英勇顽强冒死冲锋陷阵的战士不能洗刷掉一个逃兵的耻辱，一个徒手搏血刃死在歹徒手下的人不能洗刷掉周围看客的耻辱，一个考了百分（用它最公正的情况下所代表的最纯正的意义）的人不能洗刷掉一个白卷先生的耻辱，那么顾准的作为，也不能洗去任何一个在专制面前放弃职责、停止思考的知识分子的耻辱。至于说在反右和文革中那些不仅放弃了独立思考、而且放弃了起码的人格，跟着权力的指挥棒跑前跑后、热心地跳“忠字舞”的知识分子，顾准更无法洗去他们的耻辱。我的感觉倒是相反：顾准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卓尔不群和英勇无畏，让这类知识分子更显卑琐和渺小，让人深为中国出了这样一群又一群精神上的侏儒和懦夫感到耻辱。

是的，“中国有顾准！”，“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是，在骄傲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为中华民族悲哀：在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面前，几乎全体知识分子都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不仅放弃了独立思考，甚至连站出来发一声质问的人都少有，这是多么叫人心痛的“惨象”！出了一两个顾准，实在不应该又让我们忘乎所以，而放弃必要的自省。况且，在精神上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岂能用一方的光荣为另一方“洗刷”耻辱？

当然，说顾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脸面争回了一些光彩，倒是不错的。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曾经的耻辱。忘掉了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灵魂中卑污的东西找到新的“掩体”，从而在类似或不类似的情形下再次显露出它的怯懦和丑陋。

11。魔鬼的辩护士
中国有句俗语叫“真理越辩越明”，这句话无论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还是在大老粗中间，其知名度都相当高。由这句话我想起这样一件事：

欧洲中古时期，教会里有一种特殊职业的人，叫“魔鬼的辩护士”，那时候的神学者，凡提出了一种新理论，必须请另外一个人，站在敌对的立场、提出反驳。建立新理论的人，要通过与“对手”的反复辩驳、较量，回答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挑剔，直到再无懈可击，其理论才告最终完成。这种有意的魔高一尺的做法，目的并不在消除新理论，而在于使新理论一开始就能避免一些潜在的错谬和不足，具有接受各种挑战和驳诘的力量，最终达到道高一丈、甚至道高十丈的境地。这些提出反驳的人，形式上是站在神的对立面、站在魔鬼的立场上讲话，所以被称做“魔鬼的辩护士”。

神学理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大概只是一些无稽之谈，是一些荒谬的胡说。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神学家曾经对于自己的理论这样认真，竟报以这样严谨的态度和采取这样严格的辩驳论证的方法，使其具有说服力？我们许多人自称是信仰无神论的，也是信仰辩证法的，这些自称信仰无神论和辩证法的人对待自己的学说、理论，是不是也有如此的胆魄和“雅量”呢？
真理越辩越明。如果连神学家都有勇气有意为自己“树敌”，都敢接受来自魔鬼的反驳和挑战，我们对待自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的态度，是不是该好好反思一下呢？

12。狼与混入我们之中的异己
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混入一群羊中，旁观者也许会一时被其表象所迷惑，但羊们总不至于稀里糊涂，不知道这是一个“异己分子”吧？至少，这位“老兄”从不吃素，总该给羊们留下异样的印象，从而对它怀有一丝警惕、保有一些距离吧？
一个极端的自私自利分子，混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者组成的队伍，局外人一时半会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但长期与其在一起相处的那些人，所谓“同一战壕的战友”，总该清楚其为人和一贯表现吧？至少，当这位“战友”迅速地由面黄肌瘦变得脑满肠肥，由两手空空变得腰缠万贯，总该叫周围的同事感到讶异，从而推想，这位“仁兄”或许是一个与自己有着完全不同信仰、不同追求的“异类”吧？因为无论如何，一个人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迅速“发福”，在“公仆”的位子上突然“暴富”，总是一件内含蹊跷的事，总是与他所在组织的宣言、宗旨不甚协调的事。然而这样的事在我们生活中似乎越来越平常，“这样的人”在我们的队伍里也日见其多；他“同一战壕的战友”对此也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混入我们队伍的“异己分子”比狼更善于伪装自己呢，还是我们之中的某些“我们”发生了异化，和混入的异己分子没了什么差别，彼此早已“彼此彼此”，因而待在一起不仅心照不宣相安无事，有些甚至还真成了“战友”呢？

13。正义需要剑的护卫
一位文弱的书生，与一位五大三粗的蛮人同处一室。
书生笃信“人人生而平等”原则，坚持自由主义理念：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独立的两个人在一起，要相互尊重；任何一方，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要共同遵守一些“公共生活准则”，只有这样，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你我，才能和谐相处。
蛮人仗着自己五大三粗，不信书生那一套。他信的是：拳头决定胜负，力量产生领导；虽然屋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但总得有个人当“指挥”，另一个人当被指挥，不然，何来“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没了“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和谐，岂不无从谈起了。今天你打不过我，就乖乖听我的
这样的两个人，天天冲突不断，是自然的了。而冲突的结果，百无一外，总是书生鼻青脸肿，蛮人旗开得胜。
时间长了书生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和一个蛮不讲理的人讲理，你必须比他强大：你不仅要比他有知识，还必须比他有力气，最好，你得会两下中国功夫，在对方动粗时，你能三下五除二把他“拿下”，让他“就范”——就公共准则之“范”。
德国学者鲁道尔夫•封•耶林说：“正义之神一手提天平，用它衡量法；另一只手握剑，用它维护法。剑如果不带着天平，就是赤裸裸的暴力；天平如果不带着剑，就意味着软弱无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正义之神操剑的力量和掌秤的技巧并驾齐驱时，一种完满的法治状态才能占统治地位。”
如果我们把前文中的两个人“放大”——书生代表渴望自由、平等的社会群体，蛮人代表钟情于独裁专制的集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渴望自由、平等的人们，当你们手中没有“剑”的时候，公平、正义是不会来到你们身边的。
公平，正义，永远需要剑的护卫。

事前玩忽职守，事后高度重视
中国只要出现什么重大安全事故责任事故，你随即就能听到这样一句话：当地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展开抢救云云。
这几乎成了一种惯例。
我不解的是：这“高度重视”为什么总是出现在事后，而不是在事前——如我们常说的，还处在“萌芽状态”，还未被“引爆”的时候？
一次一次的事后高度重视，总有一天会让傻子都明白，国家的财产和老百姓的生死其实根本就没有人重视；一心想着金钱美女和怎样往上爬的人，“高度重视”的其实只是怎样设法让自己逃避掉责任，怎样尽力保住乌纱，怎样变着法子让世人相信，他治下发生的一切灾祸都是“天灾”，都与他的“英明领导”无关。

14。观杀猪

在农村看过一次杀猪，印象十分深刻。那是一所农村的学校，要过什么节，学校里自己养有十多头猪，于是几个人拿了棍棒绳子和刀，前去猪圈挑选“达标”的猪作这节日的牺牲。
猪们一看来者不善，纷纷警觉起来，有几个胆大的，还发出声声怪叫。三五个粗壮的汉子并不理会这叫声，开始在猪圈外拉起阵势，有的手里拿棍子将猪往圈的一隅赶，有的拿着挽好了套的绳索等在一边，只等哪头倒霉的家伙跑过来将其一举擒获。
然而猪们竟然一点也不似我们中国人，你把一个中国人从一群中国人中间拉出来杀了，这群中国人常常安安静静的，不大有什么反应；可是我眼前的这群猪却激昂得叫人有所畏惧：它们全体竖起了耳朵，他们全体发出了怪叫，它们全体左冲右突，来对抗人的围捕。我从未见过猪这样英勇过，想杀它们的人也个个惊出一头的汗来。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人是无往而不胜的，终于有一头猪被套住了，但见它四脚立地，全身用力往后挣扎着不肯向前一步，它的伙伴们更用巨大刺耳的叫声向它声援，向杀手们抗议。看着此情此景，我忽然产生一个古怪的联想：我若有一天或明或暗被杀的时候，有这勇气反抗吗？我被刽子手从人群中莫名其妙抓走的时候，我的同胞们会稍稍地有所表示吗？

15。软骨病的另一个非医学原因
小时候听父母讲，一个人要是缺了钙和维生素D，就会得软骨病，长大以后我发现这一结论不够全面。还有一种情况同样可以造成软骨病，这就是：一个人要是骨头太硬，就打断他的骨头。

如果有谁不信，可以作作调查，看自己周围的软骨病患者有多少是由于缺钙，有多少是由于怕折了骨头？

16。 “无能”与“低能”

政府作为整个社会力量的整合者、组织者、协调者，它的政策法规总是被阳奉阴违，它的三令五申总是被当作耳旁风，我们说它“无能”该不会是在造谣诬陷吧

另一方面，民众作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它不仅不能积极地影响政府，制约政府的行为，反而受制于政府，被政府牵着鼻子走，甚至在政府严重失职或胡作非为时也束手无策，只有唉声叹气的份，我们说它“低能”，也不应该有太大的错吧。

究竟是“无能”的政府造就了“低能”的民众，还是“低能”的民众孕育了“无能”的政府，可就不太好说了。

17。 “重”武器
不断地有人规劝那些个人权益受到侵害的人“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实在是一个可喜可贺的“历史性进步”。

不过听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回来讲，那“武器”仿佛是八百年前造的，又笨又“重”，小百姓根本使唤不动。

唉……

18。故事片和记录片的区别

小时候看《南征北战》，看《英雄儿女》，看《铁道游击队》，自始至终以为那是“真”的——真事在那里发生，一个人跟在“事件”后面，拿个摄影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给我们这些“革命的接班人”看。

等到忽然有一天，知道了电影的秘密——那些可歌可泣的场面，都是演员演出来的，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一帮演员和一个“摄制组”，另外还有一个核心人物：导演；演员们在导演的指挥下，让冲锋冲锋，让缴械缴械，让流血流血，让流泪流泪，摄制组跟在演员后面，把这些认真表演的“戏”一一拍下来，最后来个“后期制作”，一部电影就算完成——整个一个造假过程，我一下失落惆怅了好几天。

后来年龄渐长，看的“幕后花絮”多了，我给故事片下了一个定语：弄虚作假的艺术。从拍摄角度看，故事片，其实就是弄虚作假。

记录片就不同了。它拒绝作假，拒绝捏造，拒绝随意摆放道具，拒绝催泪弹和事过境迁后的“重演”。它的生命惟系于一丝：静悄悄的在现场如实地“记录”，静悄悄的在事后如实地“放映”，仅此而已。

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我想说：我们中国，只有故事片，没有记录片。

为什么没有？
我个人的一个猜测是：中国的“真”让许多人害怕，于是免“记”、免“录”。

[ Last edited by 土豆炖牛肉 on 2005-5-30 at 1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