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工作的" 全球著名企业领袖讲述成功之道

shishi

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

　　雷诺公司(Renault)和日产公司(Nissan)首席执行官

　　

　　注意力高度集中。戈恩就是这样做的，因为他同时管理著两家世界 500强公司。

　　我每个月都要从巴黎去东京，并且在那里待上一两周。在东京的那个星期，我要主持召开日产公司执行委员会会议、设计会议、产品决策会、投资会议以及董事会会议，所有重要会议都在这周举行。我在雷诺公司的工作也一样。我把做出的决定交给执行委员会，让他们付诸实施。

　　各月的情况不尽相同。3月份我在美国待一周(我还是日产公司北美业务区的负责人)，日本待一周，法国待两周。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在巴黎，第三个星期在日本。

　　我在法国、日本和美国各有一位助理。他们都精通两种语言:日语和英语或者法语和英语。我的助理负责筛选所有邮件和文件。我是个很挑剔的人。他们深知哪些问题是我感兴趣的，而哪些问题应该转交执行委员的其他成员。对于那些针对某个单独议题而又不属于业务例会的会议，我的要求很严格。会议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半小时。会上，一半时间用于提案演示，一半时间用于讨论。

　　清晨是我思维最活跃的时候。我一般要求，我参加的第一个会议不能早于 8点。如果需要更多时间思考问题，我会早起。我通常在 6点钟起床，不过如果睡眠时间不足 6小时，我就会没精神。

　　同时承担两份工作的风险，是你有可能丢掉一些细节。我们的组织方式让我仍然能够与许多人接触，所以我认为我的确能够准确地了解实际情况。我也必须牺牲一些东西。当我以前在日本管理日产公司的时候，我曾经每个月拜访一家经销商，每两三个月走访一家生产厂。如今，我只能每半年拜访一家经销商，每年走访一家生产厂。

　　和问题保持距离也很重要。我从不把工作带回家。周末我会陪伴家人，和 4个孩子一起玩耍。周一，当我工作时，我可以隔著一些距离来看待问题。经过休整后，我变得更加精力充沛，也就能想出更好的主意。

　　当你感觉到有问题存在，但又无法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而且也想不出解决办法时，压力就会不断增加。我们都是凡人。你要知道，我和大家一样，也会感到痛苦、感到压力，而且我也会有时差。由于承受著巨大的压力，有些夜晚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每个做类似工作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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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Roger Parloff

　　 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

　　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无时无刻不在用电话工作。

　　我从来没用过电子邮件，但我却对语音邮件推崇备至。我每天要处理几百封语音邮件，而且我会立即回复每个电话，无论对方是客户还是公司员工。这样做有利有弊。我没时间和人闲聊。偶尔有些难缠的人打来电话，我就把他们转给我的助理朱莉(Julie)。但是，朱莉从不帮我筛选语音邮件。高盛公司的人必须能够联络到我，客户也必须能够联络到我。

　　我一直在花大量的时间打电话。甚至在上世纪 80年代，手机还是个新鲜玩意儿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了。当时，我还在芝加哥，我一边拿著砖块一样的摩托罗拉手机打电话，一边走出火车站，直奔办公室。今年圣诞节，我和妻子温蒂(Wendy)、女儿阿曼达(Amanda)和女婿一起在智利徒步旅行了 10天，在此期间，女儿给我拍下了许多拿著大个儿的卫星电话通话的照片。

　　今年 1月回到办公室上班的第一个星期里，我总共给 60位 CEO打了电话，祝他们新年快乐。我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不过这种做法棒极了。我问了他们公司的发展情况，以及他们与高盛公司的关系。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培养高盛公司的职员和企业文化，我们必须成为本行业最优秀的雇主。因此，我抽出时间去商学院，并且亲自主持招聘工作。去年，我们开了一个董事长论坛，目的是提高人们对商业判断力的重要性的认识。我讲了不下 25节课，高盛公司在亚洲、欧洲和美国的 1,200名总经理都听了我的课。这就是在构建公司文化。

　　公司 40%的收入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因此我经常出差。出差的时候我总要抽出时间锻炼身体。我每次去中国的时候(16年来，我去过大约 70次)，都乘坐早晨 6点到达的航班，这也是飞机著陆的最早时间。我一入住酒店，就直接去健身房踩单车。随后，从 8点开始，我连续工作，直到晚上 9点。第二天日程照旧。我会确保在晚上离开，这样我就能在第二天一大早回到纽约的办公室上班。

　　我向来非常讲求效率，而且很有规律。如果我设商务晚宴，大家都知道宴会 6点半开始，8点半结束。当我在纽约家里时，我 10点睡觉。凌晨 5点半起床，并争取每周锻炼四五次。我每周在中央公园跑一两次步，每次 4英里。我以前 7分钟跑一英里，现在改为 8分半到 9分钟。

　　采访者: Patricia Sellers

　　(来源：《财富》杂志中文版，译者:萧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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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Devin Leonard

　　 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

　　芝加哥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审判庭法官

　　 寻找最有效的交流方式。

　　我对于数字革命的看法是，它能减少信息转移的成本。我的工作主要是脑力劳动，而不太需要人际交往，因此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而言，其影响完全是积极的。老式的、传统的信息收集、交流和处理方法非常落后。数字革命让我可以在家里办公。

　　我来这儿之前，与纽约大学(NYU)的一位政治理论家共进了午餐，这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谈话。对他而言，要想表达对我的著作的看法，谈话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只是在我的工作中，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相对较少，就连声音对声音的也不多。我几乎不在电话里与人交谈。

　　我对电子邮件的依赖程度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连在外过夜也得带上笔记本电脑。我甚至不能代之以 BlackBerry掌上电脑，因为我的许多文件都有大量附件。因此我到哪儿都带著笔记本电脑。有了电子邮件，你就有了压迫感，尤其是在周一。但这种代价实在微不足道。

　　我一般在 7点 45分起床，大约 9点半到 10点之间到办公室。我在午餐后回家，除了吃晚餐，我从下午一直工作到晚上 11点半左右。我忙著写审判依据，撰写书稿，写博客，或者做些其他事情。

　　法庭开庭的时候，我们每天听审 6起案件，现场坐著由 3位法官组成的审判组，我们把案件平分，每个法官负责写两份审判依据。我通常在听完辩论的当晚写好两份审判依据初稿。因此，我有大约 4个小时来写两份审判依据。我的写作速度很快。我一晚上能写二三十页文稿。之后我会进行修改，但我发现更有效的做法是做一些记号，指出在哪些地方还需思考，还需做哪些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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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Ellen McGirt

　　 简·弗里德曼(Jane Friedman)

　　哈泼-柯林斯公司(HarperCollins)首席执行官

　　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不速之客”。

　　

　　真的，我必须承认:我是个电子邮件狂。它让我即使不在办公室也能与工作时刻保持联系。早晨起来，我先浏览报纸，然后用大约一小时的时间处理电子邮件。我中午通常得外出就餐，但我很讨厌这样做。我宁愿趴在办公桌上，一边吃午餐，一边在会议间隙浏览电子邮件。我大约在下午 6点结束一天的工作，但晚上我会参加两三个聚会。公司里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作家了，如果 CEO能够出现在他们的活动中，他们会感激不尽。聚会间隙，我会用 BlackBerry掌上电脑查阅电子邮件。我会做些回复，但我还是不知道如何在 BlackBerry上设置邮件。我并不喜欢我的 BlackBerry，但它却能让我与工作保持联系。无论多晚回家(通常已是深夜)，我至少还会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处理邮件。我经常还同时收看重播的电视剧《法律与秩序》(Law& Order)。

　　我有个嗜好，就是阅读所有的电子邮件。大多数人对邮件是删除、删除、再删除，但我不这样。除了很明显的垃圾邮件之外，我会阅读收到的所有邮件，甚至包括那些主动投稿。我不会从头读到尾，但我一般会读说明信，有时我会感到这个人谈的东西有点内容。我曾收到过一个 12岁的中国女孩的来信，写得棒极了，我把它转发给了儿童读物部门，现在他们正准备出版她的书，书名叫作《雪鸟》(Snow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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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Jia Lynn Yang

　　 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

　　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

　　

　　这是一场弹子机游戏，而你就是弹子球。

　　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决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今天早晨，我们借助远程通讯召开了一次委员会会议。现在，我要去处理有线电视的节目点播问题。我不明白，森城的某个寡妇为什么要花钱开通她根本就不想开通的 ESPN。同时，我还得赶去军事委员会(Armed Services Committee)，因为我们卷入了一起我认为是与 C-130运输机有关的丑闻。接下来，我要和商会主席汤姆?多纳休(Tom Donahue)会面，他正与我一起处理移民问题。晚些时候，我还要和一个游说改革团体的成员会面。然后，要见一位国会议员，帮他解决一些事情。关键是你得判断哪个问题最重要，需要重点处理。事情的轻重缓急取决于选民意愿，如今我大多凭直觉来决定。我在这一行已经干很久了。

　　我阅读电子邮件，但我从不写邮件。我是个远离文明的人，我甚至不会打字。我也掌握了一些上网的基础知识，能看看《纽约时报》网络版这样的东西。我没有笔记本电脑，也没有 PalmPilot掌上电脑。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把日程写在便签上，并把它们放在夹克衫的口袋里。但是，我的妻子却无所不能。如果想要什么东西，我就让她帮我去做。她简直是个天才。她甚至能帮我办理登机手续，现在大家都能做了。当我们去看电影时，她还可以提前拿到电影票。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最宝贵的资源就是马克?索尔特(Mark Salter)，他既是我的总顾问，也是我的写作搭档。我们共事 17年。我无法想象我的职业生涯中没有他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一起撰写书稿或演讲稿，他会在下午或晚上拿著录音机到我办公室。我们一起讨论提纲，然后逐步细化，最后再完成所有细节。大部分内容由他撰写，然后我们再一起检查。

　　我们的合作天衣无缝，他干了大部分工作。他很了不起。有一次，我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总结大家对虐俘修正案的辩论。当时整个参议院鸦雀无声，这种场面是前所未有的。而这篇演讲稿正是我们二人合写的。

　　我放手让下属处理那些我认为他们能够胜任的工作，在亚利桑那更是如此。我们聘请了一些才华横溢、经验丰富的人来解决与选民有关的事宜。民众并不在乎是由我本人亲自参与，还是找一个比我更聪明的人来处理事务。但是，如果某件事非常重要，需要我认真对待，如移民问题(“9 11”事件之后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那我就会全力以赴。

　　至于是否做周日节目，我们会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决定，如果节目能把我的观点或见解传播出去就参加。我想再做一次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的节目，另外还有《柯尔伯特报告》(The Colbert Report)。这些都是不错的节目，我对它们的观众很感兴趣。

　　在政治上，也会有失利的时候。我会火冒三丈。真的非常气愤！我对上帝发誓，我绝不会再被他们打败。我不喜欢认输。2000年总统候选人竞选结束后，我至少有 10天时间是在自哀自怜中度过的，不过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也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经历。它真的很有趣。是一种解脱。随后我从中清醒过来，并且说该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你所代表的民众不希望你这样下去。你仍然是他们的参议员。另外，美国不喜欢脆弱的失败者。我也不会因此而怀恨在心。那完全是浪费时间。有什么意义呢？坦白地说，取得成功才是最痛快淋漓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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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Roger Parloff

　　 王薇薇(Vera Wang)

　　Vera Wang Group首席执行官

　　

　　从日常事务中摆脱出来。

　　我的卧室就是我的圣殿。它就像个避难所，我在这儿完成了大量设计工作，至少是想出了概念。我彻底放松地躺在床上，要么看书来获取灵感，要么只是躺著冥想。工作人员把材料送到家里，我经常阅读到深夜，也只有这个时候不会有 7个人同时来找我。比起我处理日常工作时的情况，这时我能更加平静地思考问题。而我的日常工作基本上就是整天在办公室里解决问题。

　　要想同时扮演好商人和创意人员这两个角色，绝非易事。你必须有条理，公关部的人需要我处理公关问题，特许经营部的人需要我去解决特许证的发放问题，婚庆部的人需要我安排婚礼方面的事宜。我还得优先考虑即将举行的时装展览。时装展的规模越来越大，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我讨厌电话。所有的事情都是找我的，而我总是尽量给予回复，但有些时候电话接二连三，以至于我只能疲于奔命地接听电话，别的什么也干不了。我让助理 P.J.问清楚，打电话的人是否要在 3分钟内得到答案，是不是能再等两天，是不是可以等我打给他们。现在，如果我使用电子邮件的话，就得承担更多责任，因此我有可能会穿著一件白色夹克出现在贝尔维尤。

　　我的员工随时都能找到我。作为一个老板，我容易接近。这是很大的差别。我是 CEO，而不是 COO，但我有时仍然得担当一些 COO的角色，解决无数可能出现的问题:安抚不满的客户，与想要离职的员工谈心，或是重新谈判。这些事务和创造性工作一样都很棘手。而这正是掌管一家创意公司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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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Patricia Sellers

　　 埃米·舒尔曼(Amy W. Schulman)

　　DLA Piper Rudnick Gray Cary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做一个有强制力、有条理的人，同时要知人善任。

　　许多成功女性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她们极有自制力、格外有条理，而且扎实肯干。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特点又成了障碍。我觉得男性在管理过程中一般不会事无巨细，这样比较好。控制欲太强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如果你紧盯著某些事情，就很容易钻牛角尖。把任务分派给其他人，尤其是派给合适的人选，是一种解放。我百分之百地信任团队中的每个成员。要记住，我花了 10年时间才组建起这支队伍。

　　现在我有两个助理，一人从早晨 7点工作到下午 4点，另一人从 4点工作到午夜。我早晨 5点到 6点之间起床，8点左右赶在有电话打来之前到办公室。只要不出差(我有约一半的时间在出差)，我会尽量在 7点半到家。晚上我通常处理电子邮件，直到午夜。

　　我每天会收到大约 600封电子邮件。我会立即把它们分为 4类。第一类邮件是需要我转发给其他人的；第二类是其他人提供给我的信息，我提出指导意见后再转发给其他人；第三类是可以晚些时候在飞机上阅读的；最后一类则需要我立即回复。

　　由于手机信号不太稳定，所以我通常带两部手机。我自己判定，哪家服务商在这里的信号最好，而哪家服务商在那里最好。有时我觉得这么做有些疯狂。

　　我不开手机。我经常要么在开会，要么在会见客户，所以我不希望别人以为他们能够打我的手机找到我，除非是紧急情况。如果你正在与 CEO或证人会面，你就不能开手机。集中精力处理手头的问题的确非常重要。谈话是有节奏的，而你必须尊重这种节奏。当人们感到自己的谈话会被打断时，会变得焦躁不安。一名优秀的律师除了能够想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外，还应该是位悉心的倾听者。你绝不能一心二意。

　　起初，BlackBerry掌上电脑对我的家庭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干扰。但是，我的家人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能处理电子邮件，我会变得更放松。我一般很少在吃饭的时候看电子邮件，而且我也尽量不在电影院里查看邮件。

　　我所认识的有 BlackBerry的人，都有过把它掉进马桶的经历。我的故事则发生在飞越美国上空的时候。有一次卫生间里的指示灯亮了:“不许丢弃异物”。我想，“天哪，那是通向机舱的。”我跑去告诉空姐:“实在抱歉，我的 BlackBerry掉进马桶了。”我想这种事情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她说:“好吧，你要手套吗，你可以把它够出来？”我喜欢我的 BlackBerry，但我绝不会为了找到它而把手伸进脏兮兮的飞机马桶里。我想:“上帝啊，难道真有人戴上手套去找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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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富礼(A.G. Lafley)

　　宝洁公司(Procter& Gamble)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休息一会儿，即使是在周日晚上加班的时候。

　　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调控我的精力。过去我只注意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我早晨 5点到 5点半之间起床。我先锻炼，然后在 6点半到 7点之间到办公室，接下来一直埋头工作，直到晚上 7点，下班回家后我会与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小憩片刻，之后再投入工作。我每天就是埋头苦干。

　　在我接受这份工作的第一年，每个周六和周日早晨我都要工作。现在，我集中精力工作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会休息一会儿，四处走走，和大家聊聊天。休整的时间大约是 5至 15分钟。这就好像运动员的间歇训练。

　　我从为宝洁公司管理人员举办的一个所谓“公司运动员”的活动中学到了这些。我参加了那个为期两天的项目，在活动中我还学会了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过去，我几乎不吃早餐。现在我要喝一杯 V-8果汁，吃半个百吉饼，喝一杯酸奶。而且我一天吃五六顿。这是为了控制血糖水平。你可不希望自己的血糖水平忽高忽低。

　　“公司运动员”项目的另一项内容是有关精神方面的，也就是让你做到心平气和。我正在学习沉思。我有 60%的时间在出差，每当这时，我发现晚上在酒店房间里静思 5分钟、10分钟或 15分钟的效果，与健身锻炼一样好。总的来说，我觉得比以前更了解自己了。这一切有助于让我在巨大的压力下保持冷静。

　　保持冷静的关键是把海量信息最小化。我记不得最后一次写备忘录是什么时候了。我在信笺上大致做些记录，然后用我的 BlackBerry向外发送一段或是更少的内容。其实我更喜欢与人交谈。正因为如此，我的办公室以及整个高级经理办公区是开放式的。CEO办公室通常不是什么温馨好客的地方，但大家觉得自己可以来这里和我谈谈。我们配备了模样滑稽的粉红色和淡黄绿色的椅子，坐垫和靠背都是软的，框架是镀铬金属制的。

　　我周末仍然加班，但不像以前那么拼命了。周日晚上，我会和(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狄克 安东尼(Dick Antoine)谈谈我们的领导力开发计划，要么在他家，要么在我家，或者是打个电话。我担任 CEO后没多久，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因为我知道自己能够为公司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帮助下一代领导人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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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Jon Birger

　　 温顿·马萨利斯(Wynton Marsalis)

　　林肯中心爵士乐团(Jazz at Lincoln Center)艺术总监

　　 竞争，但不要有怨恨。

　　你不要指望让小号手和音乐家成为你主要的业务决策人。我不可能一边从事这项工作，一边作曲、为演出季做策划，同时还要指挥乐队。实际上，我让大家各司其职。因此，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不过我参与了每项工作。

　　我从未发过电子邮件。我有电脑，但从未打开过。我是有部手机，但我刚刚学会如何写短信。我要么把所有事情草草记下来，要么口述给下属，然后由他们输入。

　　除了演出和作曲外，我还有许多其他工作要做，比如演讲和筹款，但所有工作都是为了爵士乐。即便我谈论的是美国文化或美国人民，其实还是和爵士乐有关。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和我的专长相联系。我真的算不上井井有条。对我而言，原则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只管去做事”。我很依赖我的团队。目前，我们正在就巴锡 (Count Basie)的音乐编写剧本，为年轻人准备一场音乐会。中心主任菲尔?沙普(Phil Schaap)负责该剧的历史部分。我负责解释音乐，如即兴重复段、换音点、呼应、管弦乐、短和弦等，这些都是我教过千百遍的内容。我们聚集在一起，畅所欲言，提炼要点，然后再逐一修改。

　　从管理林肯中心爵士乐团(Lincoln Center Orchestra)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爵士乐这个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我们的工作就是营造宽松的氛围，这也是音乐所传达的内容之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爵士乐手，因此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这里也总有压力。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对付压力。如果工作中没有了压力，你就不会认真对待你手头的工作。

　　但是，这里当然也有温暖和亲情。我们互相竞争，我们奋斗，但我们很少心存怨恨。音乐是一种即兴创作，它是在与人交往的时刻激发出的新事物。能在最佳状态下创作的人并不多。要想完美地演奏爵士乐，就得练习、练习、再练习。对此我是一丝不苟的。我们反复排练，而且所有人都得参加。如果你演奏得不好，就得走人。

　　我现在的确很容易发火。如果乐队的年轻成员不练习，不能很好地演出，我会狠狠地骂他们。但我并不是反复无常的人。我们拥有相同的认知体系、相同的音乐和相互间的爱。这是一种自然流露。采访者: Ellen McG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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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Andy Serwer

　　 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

　　Pimco公司首席投资官

　　

　　远离喧嚣。

　　我凌晨 4点半起床查看市场情况。我楼下有彭博(Bloomberg)财经信息、Telerate财经信息以及其他设备。彭博资讯最重要，你既能看到纽约某场最新演出的评论，也可以找到巴西里亚尔半个世纪的货币发展史。它能让人获得如此众多的信息，真是太神奇了。总之，我查看了日本和欧洲市场的情况。我给自己准备些早餐，然后工作到 5:45，6点左右到办公室。

　　头一两个小时是熟悉市场情况以及各种经济数据公报。大量重要的宏观数据，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人数以及其他就业统计数字通常在凌晨 5点半左右(太平洋时间)公布。这些因素会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胀率上涨，并进而影响债券价格。

　　对于一位组合投资经理而言，剔除干扰尤为重要。你必须把信息量精简到最低水平。否则你就得整天阅读不同的观点。对于不想看的邮件，我不看也不回复。除了给我妻子打电话之外，我每天只打三四个电话。我没有手机，也没有 BlackBerry掌上电脑。我的座右铭是，我不想与外界联络，我希望与世隔绝。我坐在三楼一间可容纳 70人的交易大厅的中央，从我们的办公楼能够俯瞰太平洋。我周围有 6台显示屏播放彭博资讯。在吸收消化了经济公报和市场动态之后，我开始著手处理投资组合。Pimco管理著约 5,500亿美元资金，我直接负责的资金约为 2,000亿美元。我检查由我管理的各种组合的状况，并且决定其中某些部分是不是太多了，某些部分是不是不足，然后进行调整。

　　当然，有些日子实际交易量可能并不多。当管理著 2,000亿美元资金时，我们需要市场其他部分能够在数量上予以方便。如果某一天没有太多令人兴奋的事情，这一天的工作能力就像是受到了遏制。因此，如果你是一只趴在墙上的苍蝇，你就会看到，我只是坐在那里，浏览屏幕，研究不同债券或货币之间的关系。有很多沉闷的停工期。局外人看了可能会问:“他究竟在搞什么名堂，竟然能挣这么多钱？”但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对我而言，一天中最重要的时间并不在交易大厅。每天早晨 8点半，我起身离开办公桌，去马路对面的俱乐部健身。从 8点半到 10点，我在那里用一个半小时左右练习瑜珈、健身。过去 30年里，只有两三次有人穿过马路跑来告诉我赶快回办公室。其中一次是 1987年崩盘。大家都知道，这里是我的天堂。我的一些最好的想法实际上就是当我倒立练瑜珈时想出来的。我离开办公室，离开喧嚣的环境，离开彭博资讯的大屏幕──还有呢，倒立也增加了大脑的血流量。在做了约 45分钟的自行车练习以及 10或 15分钟的瑜珈之后，灵光就会突然闪现。我把这一个半小时视为一天中最宝贵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