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民国四大家族后人：豪门只在传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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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民国“四大家族”的后人聚首上海。

　　一个甲子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权倾一时；如今，蒋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陈家的后人，则十分低调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们来自“四大家族”，却刻意回避“豪门”背景。对于先人功过的种种争议，他们也坦然处之。

　　时过境迁，这些家族的后人，如今对那些历史人物的回忆常常只是衣香鬓影；可喜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浮出水面，显族神秘的历史正逐渐丰富与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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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工作需要大量投入，并非短期能解决。宋子文档案有几十盒，每盒都有数以百计的文件，其中大量是英文档案，中文档案有很多是手写稿，字迹辨认很困难。这些资料用特殊方式记载了我们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很多问题，获取很多重要信息和经验教训，它不仅仅属于胡佛研究所，也不仅仅属于宋家后人，而属于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

　　记者：作为首次在大陆召开的关于宋子文研究的论坛，宋子文的后人也从美国专程赶来参加。在您看来，我们现在研究昔日民国显族的历史具有怎样的价值？

　　吴景平：关于近代中国重要人物的会议此前就已有，譬如关于张之洞、盛宣怀、袁世凯的会议；而关于孙中山的会议则更多了，宋子文并非第一个。但将以往我们给予负面定义的国民党高层人物以研讨会方式进行直接研究，这是第一次。

　　国共两党的历史、昔日民国显族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财富，我们对这段历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们的获益就越多。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一定要具备这样一个责任感：在实事求是研究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风气上起引领作用。如果我们无限制地对前人拔高或贬低，那么我们的后人也会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要对特定历史事件和人物负责，对以往结论我们要客观看待，分析这种结论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战犯”的提法都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不赞成简单否定以前的评价，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当时提出这些评判的历史条件和它起到的历史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对宋子文个人和他处的时代，我们的了解是有过程的，我个人的认识也在不断升华，这种升华是必需的。我们不是简单重复前人，而是要尊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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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中共指称“四大家族”聚敛巨额财富、操纵国家经济命脉，主要指的就是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起初隶属军事委员会，宋子文无法从制度上影响它。后来资源委员会控制着糖业、钢铁业、纺织业等重要产业，对其发展和膨胀起作用的第一是蒋介石，其次是孔祥熙，宋子文对资源委员会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影响，这个时候宋子文本人以及宋家族到底有多少份额，也很难讲清楚。

　　记者：宋子文出身于近代中国一个不平凡的家庭，他本人曾经担任过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出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从1923年到1949年，有长达26年的重要政治生涯。对您而言，研究像宋子文这样一位有着复杂经历的民国高层人物，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吴景平：我之所以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宋子文，得益于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社会大环境，实事求是成为主要工作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机会看到宋子文档案文献。

　　对我而言，所谓敏感问题并非很大障碍，我认为这段历史的尘埃已落定，去年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历史性的握手更说明，国共两党在1949年前的恩怨已成为历史，现在无论作为政党还是公众，都已能用更健全心态来看这段历史。大陆学术界和学者也能够用更开阔的胸襟和更充分的自信心来对以往国共关系的历史进行客观的、建立在可靠史料基础上的研究。

　　作为学者，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尊重历史，对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权本身和民国人物我们都可以进行研究讨论。当然，研究中国内部事务和研究中外关系取向不同，我们判断中外关系问题时首先考量的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判断中国内部问题，我们要看有关当政者是否符合社会进步与民主化进程，我主张看大的方面；另外，一定要将具体问题和这个问题发生的具体历史环境、制度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网络联系，不要脱离具体历史条件。

　　此外，我们还需要多视野、多角度的比较观念，比如，我们研究宋子文时，要将宋与同时期的其他人物做比较，还可以将宋的前后不同阶段比较，给予他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个评价基于具体时间、具体事件而言，不要轻易做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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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需要尊重历史

　　记者：以往都是将宋子文作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宋子文与官僚资本的关系？

　　吴景平：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发展演变可分为几个阶段，在不同阶栁，宋子文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关系不同。

　　在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形成初期，宋子文与其关系密切，从1928年到1933年，宋子文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第一任央行总裁，为国民党政权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打下了制度基础。宋子文显然很注意制度建设，他对当时的银行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建设，对关税、盐税和统税制度的改革都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今天来看这些制度，至少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思想素材，对我们今天的国企改革和金融、外汇市场建设等都有借鉴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旧中国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急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在曲折、反复地往现代化方向行进，中国同时也在被动应对国际化的挑战。

　　从1933年宋子文先后辞去央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职务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得到了极大加强，但是宋子文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宋子文虽然以董事长的身份直接掌控了中国银行的经营管理大权，但他实际已退出国民党政权的决策核心，而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于一身的孔祥熙职掌着财经大权。

　　宋子文再次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有直接关联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行政院长身份复出，并通过担任中央银行总裁的贝祖诒对战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运作机制发挥影响。

　　还应该指出，在上述整个过程中，有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是孔、宋无法掌控的——军方的力量，军方直接掌握的经济力量，包括对外军工贸易，这是蒋介石直接掌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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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如何定位宋子文？

　　吴景平：首先，宋子文对中国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非常强烈和坚定。

　　其次，宋子文对国民党政权和作为国民党阵营主体部分的蒋介石，可以说是“从一而终”。比如 1931年，蒋介石宣布下野，宋子文也宣布下野；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台，宋子文也宣布辞去广东省主席职位。尽管宋子文和蒋介石在具体政策、价值取向、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差别、分歧有时甚至矛盾冲突非常大，他内心也知道蒋介石并非最理想的当政者，但宋认同蒋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

　　再次，宋子文对西方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的了解在他那个时代是比较多的，宋在留美回国后，无论身处不同的阶段和身份他都希望将西方制度引入中国。不过他并非简单照搬，而是考虑将西方制度与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相结合。

　　最后，宋子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相当关注，他比较务实，政治倾向也不像国民党营垒中的“顽固派”那样强烈。宋子文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力量和代表人物，比如说他能比较客观看待中共、看待周恩来和毛泽东，和他们也有过较好交往。没有这样的基础，宋子文不可能在西安事变中发挥很好作用。西安事变解决后，宋子文也感到对不起张学良，对蒋介石等人没能信守诺言也非常不满，对张学良本人及其亲属则千方百计予以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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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鲜明的宋子文

　　记者：您曾赴胡佛研究所专门查看和研究宋子文档案，胡佛所开放的宋子文档案对研究者带来哪些重要突破？

　　吴景平：2005年，我去胡佛所看宋档，在那里呆了两个月，侧重研究抗战时期宋子文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宋子文和国民党政要和名人间交往的信件、电报、与美方会谈记录等，以及宋子文带到美国的国民政府重要政策文件等。

　　现在胡佛所典藏的宋档的开放度相当大，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反映宋子文的私人生活的。比如宋子文会关心：他人到美国了，可是张乐怡的首饰还留在国内；或者他的某幅字画还在挂在寓邸的厅里，不知下落怎样……(笑)

　　我还发现，战时作为蒋介石个人代表和外交部长的宋子文虽然长驻美国，但他对个人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对自己能否获得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政要的信任，并没有把握，宋子文也因此感到非常压抑。

　　记者：在您看来，宋子文与哪位姐妹的关系最好？

　　吴景平：宋庆龄在宋家三姐妹中，性情最温和，对弟妹的关爱如同母亲。在宋子文看来，妹妹宋美龄贵为“第一夫人”，不缺乏财富和尊重；而二姐宋庆龄需要更多亲情关怀和理解，宋子文与庆龄的关系最好。

　　记者：在您看来，宋子文与蒋介石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宋子文在1949年赴美后处于怎样的境况中？

　　吴景平：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态度包括，一方面，蒋对宋的理财和外交才能颇为器重；另一方面，蒋认为宋的个性并不为自己所驾驭。所以，蒋表面上授予宋对美交涉的全权，但实际上蒋并不完全信任宋，很多问题蒋仍要宋向他请示。但宋子文却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很多问题宋子文更是先直接找白宫和其他美国军政当局了解情况和进行必要的疏通，在他看来，要谈到有把握时才告诉蒋。特别在后来，宋子文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之间的互信都成为问题。

　　孔祥熙被称为“Yesman”，宋子文也会说“Yes”，但他会搞清楚说“Yes”的原因，实在忍无可忍时，宋子文干脆说“No”。当固守自己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时，宋子文会同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要员发生冲突，他的个性相当鲜明。我在宋与蒋交往过程中能看出，宋子文表面恭敬的言辞背后实际是对蒋介石相当的保留。

　　以往我们都说，宋子文最后是被蒋介石抛弃的。不是这么简单，这种结果也是宋子文的选择，宋子文已不愿意将他的政治生命和那个已经走向末途的国民党政权有过多公开和直接的联系。对大陆战败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宋子文已不再抱现实期望，虽然他和这个政权还有各种联系，偶尔也去台湾，但宋和这个政权实际已做“切割”，可以说宋子文是“哀莫大于心死”，也可以说他认识到定局已很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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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明的是，在已有制度的限制下，宋子文或其他人要直接把国外借款中饱私囊，是不那么容易的。但这个过程中也不排除以下情况的发生，比如，无论是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还是资源委员会，在美购械购料过程中是否涉及回扣；甚至孔祥熙、宋子文以及在美国中方机构各级人员是否收取回扣……对于这些疑问到现在为止还没见有可靠史料的支撑。我的看法是，今天我们只是简单地提出以往已有的疑问那是不够的，仅仅简单地重复以往的指责甚至加以泛化，则是不科学的，这里需要用科学求实的精神，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我们从宋子文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来，无论是作为驻美特使，还是作为外交部长，宋子文确实关注着和他个人相关的事业，比如广东银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业务，这几家机构有重大具体事务都会向宋子文请示，宋再以电文告知。从频繁的通信中，我可以看出宋子文对自己的事业和家人投资很关心，同时宋子文还是很有制度约束和规范的意识，他常提醒弟弟宋子安等人千万不要干违纪之事，比如他告诉宋子安，你们不能违反美国政府的规定，私人信件中不能夹寄股票和有价证券。

　　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的档案机构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中，还没有发现大家所公认的足以证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需要指出的，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无论蒋介石、宋子文或者其他民国政要，都是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作为都不仅仅代表个人，在可靠史料基础上弄清他们的主要经历和作为，予以全面、客观与科学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应当重视分析社会的和体制性的因素。如果仅仅关注个人操行问题，那就无法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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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宋子文存在疑问的地方是，由于宋子文参与了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大量财政经济援助的谈判，有说法认为宋子文有可能将这些财政经济援助转换为个人与家族利益。

　　实际上，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宋子文就主张确立一个严格的预算和决算制度。比如，1933年，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的身份访美，和美国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其后宋又参加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并访问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宋子文回国后，审计部门就致函宋，要求他将出访账目报告清楚，宋子文就逐一报告。这说明，一些现代化制度已开始确立。

　　1933年宋子文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之后，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广东银行，他确实有个人股份。

　　应该看到，无论是抗战爆发前宋子文直接参与谈判的5000万美元“棉麦借款”，还是抗战爆发后宋子文作为驻美代表谈判先后达成的钨砂借款、金属借款、平准基金借款和后来宋子文以财政部长身份达成的5亿美元借款，这些大数额的国际借款在银行开设账户和动用账户数额在当时已建立非常严格的制度。比如，这些借款的动用均受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这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胡佛研究所都有相关档案，我们可以看到，军方占了很大一部分支出，用于购买美国武器和卡车、军用医药设备等物资，借款支出方向非常清楚，并向国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国民参政会和美方备案。这说明，对战时借款的动用总体上是有相应的制度约束的，并非个人行为。

　　1946年底和1947年初爆发了黄金风潮，当时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抗战后期通货膨胀日趋严峻，政府是消极顺其自然还是积极应对？宋子文选择了后者，从1946年2月份开始，对获得美国援助的期望和对国内秩序的自信是宋的外汇和黄金市场政策出炉的重要动因。从实际情况来看，外汇和黄金市场的开放供求无法平衡时，问题就会显现，特别是随着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利开始显露端倪时，对外汇和黄金的需求更是到了非理性状态；制度的腐败开始显现，一些军队长官和军政机关的首长往往克扣下属薪水，在外汇和黄金市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现实的军事、政局、体制、外交处境都不利于宋子文继续维持外汇和黄金的开放，最后蒋介石紧急叫停。在黄金和外汇风潮中，宋本人或宋家族是否获利，目前没有材料能支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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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作为中国大陆最权威的宋子文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的吴景平教授以《宋子文评传》、《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等著作享誉学界。他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悉心研究宋子文档案，并数次前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台湾地区的档案机构发掘相关史料，并且发起和主持了近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美、日、韩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著名学者云集的“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6年6月23日，吴景平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详尽解读宋子文。

　　宋子文遗产净额：500多万美元

　　记者：1985年，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一书，《宋家王朝》中文译本首页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宋家王朝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在您看来，西格雷夫的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资产？

　　吴景平：在宋子文所处的那个时代，不要说全球范围，即便在中国，宋子文也谈不上是最富有的人。现在的宋子文档案，经有关方面核实，在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他的总资产达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遗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

　　我在晚年宋子文档案中看到，当时宋子文非常关注股票和债券的价格，他会仔细抄下股票行情，用笔记下股票原始价、涨跌幅度，这是散户的个人 理财心态，比尔·盖茨显然不会关心这些。(笑)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所谓的“宋子文贪污敛财”这个疑团？

　　吴景平：上世纪40年代后期，有关“四大家族”敛财的提法就已出现，如认为蒋、宋、孔、陈 “四大家族”聚敛了中国整个财富的80%，这种说法显然是针对一个政权整体而言。具体到孔祥熙、宋子文这样的国民党高官，他们的事业与他们所处地位有着怎样的关联、他们是否违背了当时的制度许可非法获取个人财富，我们都必须用非常严谨和科学态度去分析，要反省当时制度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以往提法是正确的，就应该用可靠的史实去充实它，使得以往提法在今天仍具有独到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