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汉武帝及其时代的各色人等(失眠的进来看)

  
     公元前156年(景帝元年),刘彻生于长安未央宫猗兰殿,乳名彘。讳彻,字通。其母王美人,共生三女一男。两女后嫁于匈奴,男即彻。汉制,美人俸比二千石(太守)。景帝共生13子,彻为第9子。或言第10子。时年,景帝32岁。传说在武帝母亲怀孕时梦见了太阳钻入怀中,汉景帝听说了,很高兴,认为是个吉利的梦,预示着小孩子将来会有大作为。在刘彻四岁的时候,景帝册封刘彻的哥哥刘荣为太子,刘彻为胶东王。按照封建时代的秩序刘彻是不太可能继承皇位,但由于其母王夫人生性聪明温和。巧于应付。她塑造了童年刘彻早熟机敏的个性,以及景帝的姐姐刘彻的姑姑馆陶长公主刘嫖的帮助,刘彻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馆陶长公主有个女儿叫陈阿娇,开始长公主是想把自己的女儿许给当时的太子刘荣,将来太子一即位,女儿就是皇后了。使人问栗姬的意思,她以为门当户对,一说便成。谁知栗姬不愿联姻,竟然一口回绝。原来长公主与景帝姐弟关系很好,许多后宫妃子为得宠幸,都奉承长公主。长公主也不忍却情,时常代为荐引。栗姬素来妒忌,对此事耿耿于怀,加上见识又短,因此当长公主为女议婚,便不顾情谊,随口谢绝。长公主这一气,非同小可,遂与栗姬结下冤仇。这使刘彻成了获利的“渔翁“。
  
  
   于是长公主又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平时自己也很喜欢的皇子刘彻,精于世故的王夫人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一口答应下来.王美人见了景帝,就说起长公主愿结儿女姻亲。景帝以阿娇长刘彻数岁,似乎不合适,所以没有遽然答应。王美人又将长公主请至,想她去向景帝求亲。要知道长公主并不是一般的公主,他在景帝时也算得上是个很有地位的人物,她对景帝的影响不容忽视。长公主索性带同女儿一起入宫。长公主顺手携住刘彻,拥置膝上,就顶抚摩,戏言相问道:“儿愿娶妇否?”刘彻生性聪明,对着长公主嬉笑无言。长公主故意指示宫女:“此等人为汝做妇,可合意否?”刘彻并皆摇首不悦。至长公主指及阿娇道:“阿娇可好么?”刘彻独笑着道:“若得阿娇为妇,当以金屋贮之。”景帝想他小小年纪,惟独喜欢阿娇,大概是前生注定姻缘,不如顺便允许,成就儿女终身大事,于是就认定了这门婚约。长公主与王美人,彼此更加情好关系深,两人就私下计议,怎样把栗姬母子除去。成语“金屋藏娇”就是这样来的。
  
  
    虽然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颇费周折,但景帝鉴于历代废长立幼的动乱教训,最终下决心立栗姬的儿子荣为太子,这样栗姬就成了皇后。长公主连忙进谗言,说栗姬崇信邪术,与人合不来,日夜诅咒其他妃嫔,每次与其他妃子遇见,往往唾别人的背后,肚量十分狭隘,景帝听后因此怨恨起栗姬,他打算试探栗姬的内心到底如何。于是有一天他问栗姬道:“我百年后,后宫诸姬,皆已生子,你应善待她们,千万别忘记了。”一面说,一面暗中看栗姬的反应。谁知栗姬的脸有怒色,半天不发一言。待了多时,栗姬仍然无语,并且转过脸不看景帝。景帝不禁暗中叹气,遂决意废去栗姬。他刚出宫门,就听见里面有栗姬的哭骂声,隐约有不逊之言。景帝忍气而去。
  
    此后长公主趁与景帝闲聊的机会,多次夸奖刘彻如何聪毅仁孝,若立为太子,必能缵承大统。景帝也有点动了心,但决心还没有下.王夫人知道景帝这时候正在生栗姬的气还没有消,于是暗底里派人指示大行(大行,礼官。行音衡。)上奏景帝说: :“‘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正在气头上的景帝被这不合时宜的话一激,不但诛杀了大行,而且废太子荣为临江王。栗姬从此彻底失宠,被贬入冷宫,连见景帝一面也难,不久因怨愤一病而亡。
  
    公元前150年,景帝立7岁的刘彻为太子,同时,刘彻的母亲王美人也被升为皇后,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盖侯。并选择儒生中尉卫绾、王臧为太子太傅、少傅。同时景帝还选择了汲黯, 郑当时两个黄老之士为太子洗马,和太子舍人. 武帝做了太子后,更加勤奋学习, 武帝的学习范围很广,包括了骑马、射箭和经学与文学。使刘彻在不同学说的侵淫下具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为其后登基施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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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光五年(前130),匈奴入侵上谷郡(今河北省西北部) 杀略无数,武帝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从上谷出兵;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由云中出兵;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由代郡出兵;卫尉李广当骁骑将军,由雁门出兵;每军各有一万骑兵,共伐匈奴。卫青领兵到达茏城(在今内蒙古,是匈奴祭拜祖先的地方),斩杀敌人数百人。骑将军公孙敖损失七千名骑兵,卫尉李广被敌人俘获,靠装死趁匈奴不备夺马逃脱而回。公孙贺也没有功劳。打了败仗的公孙敖和被俘逃脱的李广后被廷尉判为死刑,交了赎金,免了死刑,贬为平民。汉军四路人马,三路都失败了,只有卫青打了个胜仗,于是武帝封卫青为关内侯,自此后,卫青在抗击匈奴的战役中屡立战功,成为名垂青史,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 由于武帝内兴功利﹐又连年对周边少数族进行战争﹐汉朝的国家的财政发生很大困难﹐于是武帝下令初算商车,即政府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的财产税以税赋补国用。征收的对象为商人和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以外的其他车船所有者。具体税率不详。但这项增加财政收入的举措还是成效显著的,“一岁之中,甘泉仓满。民不益赋而天子用饶。”汉朝的财政危机得到缓解,初算商车实施至元狩四年(前119年)被算缗和告缗新的税收制度所取代。
  
     同年担负大司农职务的郑上奏武帝说:“往常从关东漕运的粮食是沿渭水逆流而上,这样一来等运到长安估计要用六个月,况且水路全程九百多里,途中还有许多难行的地方。若从长安开一条渠引渭水,沿南山而下,直到黄河才三百多里,是一条直道,容易行船,估计可使漕船三个月运到;而且沿渠农田一万多顷得到灌溉。这样既能减少漕省运粮的兵卒,节省开支,又能使关中农田更加肥沃,多打粮食。”武帝认为说得对,便命来自齐地的水利工匠徐伯表测地势,确定河道走向,于这年春天动员数万兵卒开凿漕渠,这项工程历时三年完工,通水后,用来漕运,果然十分便利。而且渠下的老百姓也从利民用渠水灌溉良田中获得了好处。
  
  
     元光六年(前129年)冬,匈奴屡次闯进边境抢掠,渔阳受害尤其严重。汉朝派卫尉韩安国材官将军驻军渔阳防御匈奴。第二年即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天,匈奴大举入侵边境,杀了辽西太守,等到侵入雁门,杀死和掳去几千人,车骑将军卫青出兵追击,从雁门郡出塞。驻守在渔阳的韩安国抓到了匈奴俘虏,俘虏供说匈奴已经远去。韩安国立即上书武帝说现在正是农耕时节,请求暂时停止屯军。停止屯军一个多月后,匈奴再大举入侵上谷、渔阳。这时韩安国的军营中仅有七百多人,出营与匈奴交战,自然无法取得胜利,只好退回军营中。被匈奴所围困,在这危机时刻,恰巧燕王的救兵赶到,匈奴才离去。这次匈奴共俘虏掠夺了一千多人和不计其数牲畜财物。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恼火,派使者责备韩安国。韩安国被调往东边驻守右北平。因为当时匈奴的俘虏供说要侵入东方。于是汉朝派将军卫青率三万骑兵走出雁门,李息率兵逼出代郡,攻打匈奴,杀死和俘虏匈奴数千人。第二年,卫青又走出云中郡西边及西部的陇西一带,在黄河河套南岸地带攻打匈奴属下的楼烦和白羊王,杀死和俘虏数千人,得到牛羊百余万头。于是汉朝就夺取了黄河河套南岸地区,在那里修筑朔方城,又修缮从前秦朝蒙恬所修建的关塞,凭借黄河做为抵御匈奴坚固的防线。与此同时汉朝也放弃了上谷郡的一些僻远的县如造阳一带给匈奴。这年是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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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八月,武帝出于政治改革的需要再次下诏书,征召贤良的,这是即武帝即位建元元年(前140年)以来的第二次征集贤良,下属的菑川国这次又推荐的是公孙弘。
  
    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薛县(今山东滕县南)人,表字叫季。早年当过狱吏,后因罪免职,曾放猪于海上,是个猪倌出身。到了40岁的年纪才发愤读书,师从胡毋生学《公羊传》,与大儒董仲舒同治一经,算是同窗。建元元年武帝诏举贤良,他应征对策,被录为博士。其年纪已经60。因出使匈奴不称圣意,武帝以为无能,遂告病回家。
  
    对于这次武帝征集贤良,自己再次被国人推选,公孙弘一开始并没有信心,于是向国人推辞拒绝说:“我已经西去京城接过受皇帝的任命,因为无能才罢官归来。希望大家能换个人选,不要再选我去了。”国人却坚决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只好勉为其难到了太常署那里。太常让所征召一百多个儒士分别对策,在这次对策中,公孙弘强调应当以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为“治之本,道之用”。同时,他又把法家标榜的法、术、功利揉和到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之中,认为“致利除害”是仁的重要属性,朝廷之上必须是“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又说:“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这就把法术同礼义熔为一体,强调礼义与刑赏的交替为用。此外,他还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用以控御臣下的术,又把二者熔于一炉。这种揉和儒法、以仁义为表、法术为里的治术,也就是杂王霸之道。所以这篇对策,完全符合武帝的旨意。而主持征辟的太常在评议对策等级名次时,把公孙弘的对策评为最后, 后来太常把对策的评议上奏武帝,武帝把他的等级颠倒过来,“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这时,汉朝的巴郡、蜀郡、广汉郡、汉中郡正在开通西南夷的道路,戍边的士卒、运送物资和军粮的人很多。可是道路修了几年,也没修通,士卒疲惫饥饿和遭受潮湿而死的很多,西南夷又屡次造反,调遣军队去镇压,耗费不少钱财和人力,却毫无成果。武帝对此很是忧虑,便命公孙弘前去视察。公孙弘视察归来,向武帝报告,极力诋毁西南夷没有用处,不过武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虽然他这次提的建议没有被武帝所接收,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公孙弘还是越来受武汉帝的宠信, 公孙弘从狱吏出身,通晓法令,后来又攻读儒书,精通儒术,所以能够以儒术饰法术,即外儒术而内法术,由此得到了武帝的赏识。公孙弘深谙人情世故,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他每次上朝同大家议论政事,总是在开头陈述种种事情,让武帝自己去选择决定,不肯当面驳斥和在朝廷上争论。乙此武帝认为他的品行忠厚,又善于言谈,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场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学观点加以文饰,所以非常喜欢他。在两年之内,他便官至左内史。公孙弘升任左内史后,更加小心谨慎,向武帝奏明事情,有时不被采纳,也不在朝廷加以辩白,恐怕当面辩论会引起武帝的反感。他知主爵都尉汲黯以好直谏深受武帝的器重,所以在朝廷奏事时,往往先问清汲黯所奏何事,了解他的意图,等到汲黯发言后,然后推衍其说,加以发挥,武帝听后非常高兴,他所说的事情都被采纳,从此,公孙弘一天比一天受到武帝的亲近,地位显贵起来。他还用一种诡诈的方法来取得信任。有时同公卿大臣事先约好在上奏时采取一致的意见;但到了武帝面前,则察颜观色,看风使舵,,不惜违背约定,而顺从武帝的意旨。汲黯曾在朝廷上当面指责公孙弘说:“齐地之人多半都欺诈而无真情,他开始时同我们一起提出这个建议,现在却全都违背了,这种人实在是太不忠诚了。”武帝听后问公孙弘,公孙弘替自己辩解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诚。” 武帝深以为然,认为弘忠于自己,后来凡是有人揭发他的短处,武帝不仅不听,反而更加信任他。元朔三年(前126年),武帝免去御史大夫张欧官职,以公孙弘代之。公孙弘当左内史不过三年,又超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公孙弘也不是一开始就变的这么圆滑世故的, 从前辕团曾警告他“勿曲学以阿事”,他刚开始也是以此为行为处世的原则的,但因为后来的为官的两起两落,再加上艰苦生活的磨砺,使他对人生有了自己独到的认知,为他以后为官奠定了思想和行为基础,而复出以后又因为直谏接二连三的碰钉子,公孙弘开始认真琢磨为人和为官之道,并对自己的言行做了一些调整。
  
  
  
    公孙弘虽为三公,但生活非常节俭,吃饭时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睡觉也只盖布被子。在和一些密友聚谈时说帝王就是和普通人不一样,他可能最大的毛病在于心胸不广大,用人的时候容易感情用事,这样就会对国家不利,做为人臣的毛病在于只追求奢侈,不节俭。这样,他们就看不见百姓的疾苦,处理问题就会迷失方向,也对国家不利。对于公孙弘的廉洁, 汲黯很不以为然对武帝进言说:“公孙弘处于三公的地位,俸禄很多,但却盖布被,这是欺诈行为。”武帝感到很好奇问公孙弘,公孙弘承认说:“倚这样的事。九卿中与我好的人没有超过汲黯的了,但他今天在朝廷上诘难我,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我有三公的高贵地位却盖布被,确实是巧行欺诈,妄图钓取美名。况且我听说管仲当齐国的相,有三处住宅,其奢侈可与齐王相比,齐桓公依靠管仲称霸,也是对在上位的国君的越礼行为。晏婴为齐景公的相,吃饭时不吃两样以上的肉菜,他的妾不穿丝织衣服,齐国治理得很好,这是晏婴向下面的百姓看齐。如今我当了御史大夫,却盖布被,这是从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没有了贵贱的差别,真像汲黯所说的那样。况且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怎能听到这些话呢!”武帝认为公孙弘谦让有礼,越发厚待他,在薛泽罢相后,终于让公孙弘当了丞相,封为平津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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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审理陈后巫蛊狱的结果让武帝很满意,认为张汤能干,所以迁升他为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同编定了《越宫律》(宫廷守卫)《朝律》(朝贺礼仪)和“见知故纵”(官、民对犯罪行为必须举报,否则就是故纵)等法律。张汤制定的条文十分严刻,特别是对现职官吏尤严。
  
     不久,武帝以张汤明法令,擢其为掌管全国刑狱的廷尉,赵禹迁为掌山海池泽税的少府,皆居九卿之位。两人交谊虽深,而志趣不同。赵禹为人廉洁傲慢,当官以来,家中没有食客。三公九卿前来拜访,赵禹却始终不回访答谢,务求断绝与知心朋友和宾客的来往,独自一心一意地处理自己的公务。他看到法令条文就取来,也不去复查,以求追究从属官员的隐秘的罪过。张汤为人多诈,善施智谋控制别人。他开始当小官时,就喜欢以权自谋私利,曾与长安富商田甲、鱼翁叔之流勾结。待到了九卿之官时,便结交天下名士大夫,自己内心虽然同他们不合,但表面却装出仰慕他们的样子。当时武帝方提倡儒术,重用文学之士。张汤判决大案,就想附会儒家观点,乃从博士弟子中选拔学习《尚书》、《春秋》的人为廷尉史(廷尉属官),使其按照古义来解决疑难狱案。在上奏前,张汤先向武帝说明原由。凡是武帝同意的,就接受并记录下来,作为判案的法规,以廷尉的名义加以公布,作为断狱的依据,用以宣扬武帝的聪明善断。如果所奏不合武帝旨意,张汤即主动承担责任,认错谢罪,顺着武帝的心意,而不推过于贤能的属吏。这样,即使所议有错,甚至有罪,也能得到武帝的谅解而免于罪。如果所奏事得到武帝的嘉奖,他就奏禀武帝说:所奏事非我所能知,这是属官某人的意见。他想推荐官吏,常常表扬人家的好处,而把别人的过失掩蔽起来。
  
    在判断刑事案件中,如果此人是武帝想要治罪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严刻的属官去办;反之,如果案中此人是皇上想要释放或从轻发落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轻平的属官去办。为了更好地揣摩武帝的意志,他还专门将武帝原来对疑难案件的批示定为律、令、程、式,以此作为将来办案的最高法律。他所想要治罪的,即使是有权势的豪强,必定“舞文巧诋”,引用严刻的法令条文,多方罗致其罪;例如他审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案件,都从严追究党羽,受株连者很多。与淮南王案件有牵连的严助、伍被,武帝以严助是素来亲信的臣僚,伍被曾劝说淮南王尊重朝廷,“欲释之”。张汤争辩说,伍被本来为造反出谋划策,严助本是亲幸之臣,乃私交诸侯,如不杀他,以后就不好管理臣下了。”武帝从其议。而他所想要开释的,即使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虽然具文上奏,按律应当治罪,他却常在皇上面前为之开脱,往往得到从轻发落或无罪开释。
  
     张汤除了刑法严苛以外,还创造发明了一项新的罪名“腹诽”, “腹诽”正式作为罪名而出现,是在大农颜异受诛之时。汉武帝与张汤合谋制造了白鹿皮币,向颜异征求意见,颜异提出了不同看法,武帝不悦。张汤本来就与颜异有矛盾,及有人举告颜异发表异议,武帝让张汤审理颜异一案。于是,《史记 平准书》所有了所如下的记载:颜异曾经与客人闲谈,客人说到某法令初颁下时有些弊病,颜异没有说话,客人以为他与己见不同,反唇讥刺几句。张汤知道此事后上奏武帝说,颜异身为九卿,见法令有不妥处,不向朝廷进言,只在心中诽谤非难,其罪当死。于是颜异被杀,其实张汤的这项发明的灵感还要归功于前上级田蚡的启发, 早于颜异被杀十余年的魏其侯窦婴与武安侯田蚡相争一案,田蚡强加给政敌魏其侯窦婴的罪名是“腹诽而心谤”(《汉书·窦婴传》)。这成为导致窦婴最终被杀的原因之一。
  
     以“诽谤”之法制裁人,至少还需要受害者发表批评言论的“不法行为”被确认;而“腹诽”之法,则完全可以出自统治者的主观臆断,不需要任何客观证据,执法的随意性空前增加,为枉法杀人开启了方便之门。无法确切定义的“微反唇”之类的面部表情,都可以作为“腹诽”定罪的依据,专制君主自然可以把臣民的生死置于绝对控制之下。从“诽谤”到“腹诽”的立法转变,形象地展示了武帝时代君主独裁制度的强化过程。
  
  
    张汤虽然执法严酷,内心嫉妒,处事不纯正公平,但张汤当大官后,注意修身之道;结交宾客,供给饮食;对于故人子弟做官吏的以及贫穷的亲族都加以照顾厚待。拜访公卿大臣,他不避寒暑,非常殷勤。个人声誉还是不错的。丞相公孙弘多次称赞他的美德。由于武帝推行外儒内法的治术,需要依靠张汤等人为之推波助澜;张汤也能迎合武帝旨意,虽用法严刻,亦附会儒术,礼遇文学之士,于是,张汤更加受到尊宠和信任,。元狩二年(前121年),武帝任命张汤为御史大夫。十余年间,由小吏升迁到三公。除了执法方面,他还参与了武帝的币制改革,以及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活动,用法律来加强对富商的打击,所以,当时有了“天下事皆决汤”即天下大事都由张汤来决断的说法,可见其权势之重,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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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帝开拓西南的时候,武帝的后宫也不太平,自从卫子夫入宫再次得到武帝的宠幸,很快就有了身孕,这件事被嫉妒心极强的陈皇后知道后,气的几乎要发疯,这也不能怪卫子夫媚君有道,谁让陈皇后天生不育呢,其实陈皇后非常希望自己也得子嗣。光求医问药的钱就花了九千万之多,可就是始终没有成效。 陈皇后气闷非常,眼见卫子夫越来越得宠,而自己越来越失宠,于是病急乱投医,召一个名叫楚服的女巫入宫,要她设法祈禳,以挽回武帝的心意。楚服设坛斋醮做法,折腾了好长时间就是不见应验。武帝听说这件事后,怒不可遏,当下叫御史张汤彻底查究,张汤可是有名的酷吏。
  
     张汤,西汉京兆杜陵县(在今西安市东南)人。少有吏才,精通刑律。幼年时,父为长安县丞,因事外出,命汤守家,回家后,发现肉被鼠盗食,大怒,责打汤。汤乃挖掘鼠洞,捕得盗肉的鼠和吃剩的肉。他把鼠放在堂下,像审问囚犯那样加以审讯。审讯程序从传讯到定案非常完备,然后取鼠与肉结案定罪,按刑律将鼠处以磔刑。他的父亲把判决书取来观看,文辞非常周详而准确,同老狱吏一样,感到非常惊异,以其有狱吏之才,命他学习刑律。其父死后,张汤为长安县吏,做了很久。
  
    田胜(武帝母王太后的弟弟)为九卿时,因罪关押长安狱中,“汤倾身事之”,对他关怀备至。田胜出狱后,被始立的武帝封为周阴侯,同张汤结为至交,引其拜见当时的权贵人物。宁成出任内史时,用汤为内史掾,以其能干,向丞相府推荐,得以调任茂陵尉,掌管为武帝预建陵墓事宜。武安侯田蚡为丞相时,征辟张汤为丞相史(丞相府幕僚),不久,又向武帝推荐他,任为侍御史,办理案件。
  
     张汤审案的特点则是根据武帝的喜怒而决定,张汤不但判斩楚服一个人。而且使用类似明成祖瓜蔓抄的审理手段揪出与本案相关的三百个同党,将这些党羽统判一概处死。而陈皇后则被武帝废黜了,册书被收,玺绶被夺,废徙于长门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后巫蛊狱。
  
  
    陈皇后刚被废的时候,陈皇后的母亲大长公主自武帝即位后已经升格成窦太主了,对武帝不顾自己当初拥力有功,忘恩负义废了自己女儿而愤愤不平,窦太主自然无法向武帝发火,只能责备向武帝进献卫子夫的平阳公主说:“皇帝没有我就不能即位,过后竟抛弃了我的女儿,怎么这样忘恩负义呢!”平阳公主回敬说道:“那还不是因为陈皇后没有儿子的缘故才废的啊。”窦太主听后无语。
  
    陈后巫蛊狱也使窦太主恐惧害怕起来,多此向武帝致歉谢罪。武帝安抚他说:“皇后行为不当,不得不废。太主因当放宽心,不要听信谣言而无端担心害怕。皇后虽然被废,不过供奉还是和以前一样,长门宫和原来皇后的寝宫也没什么两样。”
  
  
    陈后自从入居长门宫中,终日抑郁寡欢,遂辗转想出一法,命一个心腹内监,携了黄金千斤,向大文士司马相如求得代做一篇赋,请他写自己深居长门的闺怨。司马相如得悉原因,挥毫落墨,落笔千言。这赋叫作《长门赋》,诉说一深宫永巷女子愁闷悲思,写得委宛凄楚:“……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旁……”陈皇后欲借文人笔墨,感悟武帝,她命宫人日日传诵,希望为武帝所听到而回心转意。但“长门赋”虽是千古佳文,却终唤不回武帝的昔日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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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婴死的冤,田蚡也不得好死,元光四年的春天(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所以一年中先冬天,后春天。)魏其侯被判弃市斩首后,田蚡就病倒,嘴里老是叫喊,讲的都是些服罪谢过的胡话。于是wu让能通神见鬼的巫师来诊视他的病,巫师说看见魏其侯和灌夫两个人的鬼魂共同缠着田蚡,要杀死他。终于田蚡在过度惊吓中暴死了。田蚡死后,由儿子田恬继承了武安侯爵位。不过田恬没能守住自己老爸挣来的爵位了,元朔三年(前126),武安侯田恬因穿短衣进入宫中,犯了“不敬”之罪,封爵被废除。
  
    其实所谓不敬之罪只是一个借口,关键是同年淮南王刘安谋反的事被发觉了,武帝让追查此事。后来查明淮南王前次来朝,当是田蚡担任太尉,亲自跑到到霸上来迎接淮南王献媚说:“圣上没有太子,大王最贤明,又是高祖的孙子,一旦圣上去世,除了大王继承帝位,还能有谁呢!”淮南王听了十分欢喜,送给田蚡许多金银财物。自从魏其侯的事件发生后,武帝就渐渐的就不再信任田蚡了,只是碍着王太后的缘故罢了。等听到淮南王向田蚡送金银财物时,武帝就气愤的说:“假使田蚡老儿还活着的话,朕一定要灭他全族了。”虽然田蚡已死,他的儿子还在,找个碴整治他还是很容易的。
  
  
    由于田蚡暴亡,丞相的职位就出现了空缺, 于是武帝就任命资历很老的御使大夫韩安国代理丞相的职务,韩安国这下干劲十足心想争取把那个代字去掉,侍奉武帝更加殷勤,可惜殷勤过了头,一次韩安国给皇帝导引车驾时堕下车,跌跛了脚。这一跛真不是时候,正赶上武帝商量决定任命丞相的时候,打算任用韩安国,派人去看望他的伤情,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韩安国脚跛得很厉害,一时半会好不了.于是武帝改用平棘侯薛泽担任丞相。煮熟的鸭子还是飞了,韩安国因病免职几个月,等他的跛脚养好了,武帝任命韩安国担任中尉。一年多后,调任卫尉。韩安国好象命中与丞相无缘,等到下次武帝有意向想任命他为丞相的时候,已经是韩安国临终前了。
  
    这一年,汉武帝向大西南开疆阔土,早在建元六年(前135),大行王恢攻打东越,王恢凭借兵威派番阳令唐蒙把汉朝出兵的意旨委婉地告诉了南越。南越拿蜀郡出产的杞酱款待唐蒙,唐蒙询问徙何处得来,南越说:“取道西北牂柯江而来,牂柯江宽度有几里,流过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长安,询问蜀郡商人,商人说:“只有蜀郡出产枸酱,当地人多半拿着它偷偷到夜郎去卖。夜郎紧靠牂柯江,江面宽数百步,完全可以行船。南越想用财物使夜郎归属自己,可是他的势力直达西边的同师,但也没能把夜郎象臣下那样加以役使。”唐蒙就上书武帝说:“南越王乘坐黄屋之车,车上插着左纛之旗,他的土地东西一万多里,名义上是外臣,实际上是一州之主。如今从长沙和豫章郡前去,水路多半被阻绝,难以前行。我私下听说夜郎所拥有的精兵能有十多万,乘船沿牂柯江而下,乘其没注意而加以攻击,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奇计。如果真能用汉朝的强大,巴蜀的富饶,打通前往夜郎的道路,在那里设置官吏,是很容易的。”汉武帝同意唐蒙的主张,任命他为郎中将,于元光五年夏,率领一千大军,以及负责粮食、辎重的人员一万多人,从巴符关进入夜郎,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唐蒙给了他很多赏赐,又用汉王朝的武威和恩德开导他,约定给他们设置官吏,让他的儿子当相当于县令的官长。夜郎旁边小城镇的人们都贪图汉朝的丝绸布帛,心想汉朝到夜郎的道路险阻,终究不能占有自己,就暂且接受了唐蒙的盟约。唐蒙回到京城向武帝报告,武帝就把夜郎改设为犍为郡。这以后就调遣巴、蜀两郡的兵士修筑道路,从僰直修到牂柯江。这时候蜀郡人司马相如也向武帝建议西夷的邛、筰可以设郡,于是武帝就派司马相如用郎中将的身份前去西夷,明白地告诉他们,朝廷将参照南夷的方式对待他们,给他们设置一个都尉、十几个县,归属于蜀郡。从此,汉朝开始经营大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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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改道夺泗入淮,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大溜向东南直奔巨野泽,夺泗水故道转注淮水入海。有16个郡遭受水灾, 灾情十分严重.武帝派汲黯、郑当时率领兵卒十万去堵塞决口,屡塞屡坏。当时,丞相田蚡自己的封邑鄃(今山东平原)在旧河道以北,未受水灾,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田蚡不但不为防洪工作建言献策,反而劝武帝说:“长江、黄河发洪水而使堤坝决口是上天的意思,不应该用人力强塞,如果强塞的话未必合天意。”武帝很迷信天意,天象一类的东东,于是便把治理黄河的工程停滞了下来,这一停就是20多年。
  
  
     丞相田蚡无心治河防洪,却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失势的前丞相魏其侯窦婴争斗上.这也正应了主席那句:“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场斗争的实质是政治新贵田蚡与元老勋旧窦婴之间的斗争,由于先前的争田产和灌夫醉酒辱骂田蚡的事情,田蚡总想找机会整治他们. 元光四年(前131)的春天,田蚡向武帝说灌夫家住颍川,十分横行,百姓都受其苦。请求武帝查办。武帝认为他小题大做说:“这是丞相的职责,何必请示。”灌夫知道田蚡向武帝打他的小报告,也控告揭发了田蚡的贪污受贿,和私自接受淮南王的金钱并说了些不该说的话的不光彩的事情。双方争执不下,谁也整不到谁,于是宾客们从中调解。双方才停止互相攻击,彼此达成和解。
  
    同年夏天,田蚡为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娶已故的燕王刘嘉的女儿做夫人,王太后很高兴,于是下了诏令,叫列侯和皇族都去祝贺。魏其侯拜访灌夫,打算同他一起去。灌夫推辞说:“我多次因为酒醉失礼而得罪了丞相,丞相近来又和我有嫌隙,还是不去为好。”魏其侯说:“事情已经和解了,还是一同去吧。”硬拉他一道去。酒喝到差不多时,田蚡起身敬酒祝寿,在坐的宾客慑于田蚡的权势都离开席位,伏在地上,表示不敢当。过了一会儿,魏其侯起身为大家敬酒祝寿,只有那些魏其侯的老朋友离开了席位,其余半数的人照常坐在那里,只是稍微欠了欠上身。世态炎凉,让灌夫看了不高兴。他起身依次敬酒,敬到田蚡时,田蚡自然不会买他的帐,照常坐在那里,只稍欠了一下上身说:“不能喝满杯。”灌夫火了,便苦笑着说:“您是个贵人,这杯就托付给你了!”当时田蚡怎么也不肯答应。敬酒敬到临汝侯时不我待,临汝侯正在跟程不识附耳说悄悄话,又不离开席位。灌夫没有地方发泄怒气,便骂临汝侯说:“平时诋毁程不识不值一钱,今天长辈给你敬酒祝寿,你却学妇人一样在那儿同程不识咬耳窃窃私语!”田蚡对灌夫说:“程将军和李将军都是东西两官的卫尉,现在当众侮辱程将军,仲孺难道不给你所尊敬的李将军留有余地吗?”灌夫说:“今天杀我的头,穿我的胸,我都不在乎,还顾什么程将军、李将军!”座客们便起身上厕所,渐渐离去。魏其侯也离去,挥手示意让灌夫出去。田蚡认为灌夫有意拆他的台,于是发火道:“这是我放纵灌夫的过错。”便命令骑士扣留灌夫。灌夫想出去又出不去。田蚡的门客籍福起身圆场替灌夫道了歉,并按着灌夫的脖子让他道歉。灌夫越发火了,就是不肯道歉。田蚡便指挥骑士们捆绑灌夫放在客房中,叫来长史说:“今天请宗室宾客来参加宴会,是有太后诏令的。”于是田蚡弹劾灌夫,说他在宴席上辱骂宾客,侮辱诏令,犯了“不敬”罪,把他囚禁在特别监狱里。这次田蚡不但新帐老帐一起算,不但追查灌夫以前的事情,而且还派遣差吏分头追捕所有灌氏的分支亲属,把他们都判决为杀头示众的罪名。魏其侯对此感到非常惭愧。于是出钱让宾客向田蚡求情,田蚡当然不会答应释放灌夫。灌夫被拘禁,便无法揭发田蚡那些不光彩的事情。
  
     事情紧急,魏其侯打算挺身而出营救灌夫。他的夫人劝他说:“灌将军得罪了丞相,和太后家的人作对,怎么能营救得了呢?”魏其侯说:“侯爵是我凭战功挣来的,现在我即使把它丢掉,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再说我总不能让灌仲孺自己去死,而我独自活着。”于是就瞒着家人,私自上书向武帝求情。武帝看到魏其侯的上书,马上把他召进宫去,魏其侯就把灌夫因为喝醉了而失言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并且认为这样的小事情不足以判处死刑。武帝也认为他说得对,赏赐魏其侯一同进餐,说道:“双方都是亲戚,其是非可到东宫去公开辩论这件事”。
  
    到了东宫,由武帝主持,双方陈词。魏其侯在廷议上极力夸赞灌夫的长处,说他酗酒获罪,而丞相却拿别的罪来诬陷灌夫。田蚡听了则竭力诋毁灌夫骄横放纵,犯了大逆不道的罪。魏其侯思忖争辩不过田蚡,便攻击揭露田蚡与淮南王交往受金谋变之阴事。田蚡反击说:“天下幸而太平无事,我才得以做圣上的心腹,爱好音乐、狗马和田宅。我所喜欢的不过是歌伎艺人、巧匠这一些人,不像魏其侯和灌夫那样,招集天下的豪杰壮士,不分白天黑夜地商量讨论,腹诽心谤深怀对朝廷的不满,不是抬头观天象,就是低头在地上画,窥测于东、西两宫之间,希望天下发生变故,好让他们立功成事。我倒不明白魏其侯他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于是武帝向在朝的大臣问道:“他们两人的话谁的对呢?”御史大夫韩安国是个骑墙派,两面讨好说:“魏其侯说灌夫的父亲为国而死,灌夫手持戈戟冲入到强大的吴军中,身受创伤几十处,名声在全军数第一,这是天下的勇士,如果不是有特别大的罪恶,只是因为喝了酒而引起口舌之争,是不值得援引其他的罪状来判处死刑的。魏其侯的话是对的。丞相又说灌夫同大奸巨猾结交,欺压平民百姓,积累家产数万万,横行颍川,凌辱侵犯皇族,这是所谓‘树枝比树干大,小腿比大腿粗’,其后果不是折断,就是分裂。丞相的话也不错。希望英明的主上自己裁决这件事吧。”主爵都尉汲黯认为魏其侯对。内史郑当时也认为魏其侯对,但后来又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去回答武帝。其余的人都不敢回答。武帝看到这种尴尬的局面,便怒斥内史郑当时道:“你平日多次说到魏其侯、武安侯的长处和短处,今天当廷辩论,畏首畏尾地像驾在车辕下的马驹,我恨不得一并杀掉你们这些人。”于是起身罢朝,进入宫内侍俸王太后进餐。王太后也已经派人在朝廷上探听消息,他们把廷辩的情况详细地报告了太后。好容易媳妇熬成婆的王太后受了婆婆窦太后几十年的压制有气没地方撒,越想越生气,不吃饭了,对武帝说:“现在我还活着,别人竟敢都作践我的弟弟,假若我死了以后,都会像宰割鱼肉那样宰割他了。再说皇帝怎么能像石头人一样自己不做主张呢!现在幸亏皇帝还在,这班大臣就随声附合,假设皇帝死了以后,这些人还有可以信赖吗?”武帝没办法只好说:“都是皇室的外家,事关重大,所以在朝廷上辩论他们的事。不然的话,只要一个狱吏就可以解决了。”这时郎中令石建向武帝分别陈述了魏其侯、武安侯两个人的事情。
  
    田蚡廷议退朝,出了停车门,招呼韩御史大夫韩安国同乘一辆车。在车上田蚡生气地说:“我和你共同对付一个老秃翁,你为什么还模棱两可,犹豫不定?”圆滑世故的韩安国过了好一会儿才对田蚡说:“您怎么这样不自爱自重?他魏其侯毁谤您,您应当摘下官帽,解下印绶,归还给圣上,说:‘我以陛下的心腹,侥幸得此相位,本来是不称职的,魏其侯的话都是对的’。像这样,圣上必定会称赞您有谦让的美德,不会罢免您。魏其侯一定内心惭愧,闭门咬舌自杀。现在别人诋毁您,您也诋毁人家,这样彼此互骂,好像商人、女人吵嘴一般,多么不识大体啊!”田蚡听后认为有理,向韩安国致歉说:“争辩时太性急了,没有想到应该这样做”。
  
    于是武帝派御史按照文簿记载的灌夫的罪行进行追查,发现与魏其侯所说的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犯了欺君的罪行。魏其侯被弹劾,拘禁在名叫都司空的特别监狱里。汉景帝时,魏其侯曾接收过他临死时的诏书,诏书上写道:“假如遇到对你有什么不方便的事情,你可以随机应变,把你的意见呈报给皇帝。”等到自己被拘禁,灌夫定罪要灭族,情况一天比一天紧急,大臣们谁也不敢再向皇帝说明这件事。魏其侯便让侄子上书向武帝报告接受遗诏的事,希望再次得到武帝的召见。奏书呈送武帝,可是查对尚书保管的档案,却没有景帝临终的这份遗诏。这道诏书只封藏在魏其侯家中,是由魏其侯的家臣盖印加封的。于是大行便弹劾魏其侯伪造先帝的诏书,应该判处斩首示众的罪。元光五年(前130)十月间,灌夫和他的家属全部被处决了。魏其侯过了许久才听到这个消息,听到后愤慨万分,患了中风病,饭也不吃了,打算绝食而死。有人听说武帝没有杀魏其侯的意思,魏其侯又开始吃饭了,开始医治疾病,讨论决定不处死刑了,制造了许多诽谤魏其侯的话让武帝听到,因此就在当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这是田蚡故意挑选的日子,因为春天是赦免犯人的时候,田蚡怕武帝赦免窦婴,所以在这一天,将魏其侯在渭城大街上斩首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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