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进未来的王家卫

张曼玉曾在三个不同场合被告知，她在《花样年华》中的戏已拍摄完毕，但却被从巴黎的家中叫到剧组，重新拍摄一些镜头。张曼玉发誓再也不和王家卫合作，但她看完《花样年华》之后，立即收回了这句誓言。

多维编译宁方／2003年3月一天深夜，在澳门一条荒凉区域的街道上，一个电影摄制组的人们正在走来走去，打发时光，等待着导演王家卫的到来。和他的电影中一样，王家卫在生活中也想让你准确地知道时间，他的电影里充斥了时钟和日历，他本人却有着拖沓让人久等的恶名。人们等待他的新片正式开拍，每天等待他不知几时才开工，等待他经过漫长、多变的思考后拿出一个能让人明白的故事结构。

这天晚上，摄制组将拍摄王家卫执导的第八部影片《2046》的一些镜头，这是一部雄心勃勃、影星云集的未来主义电影，片名指的是香港主权移交后的第49周年。但拍摄现场却无未来可言：一个充满倒影和人工金色灯光的荒废街区，很像他上部备受好评的电影《花样年华》中构建出的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

午夜刚过，一辆小面包车开到，王家卫走下车，手里抓着一叠纸，上面潦草地写着下一个要拍的场景。一名副导演迅速将纸张分发给各人。王家卫好像刚从咖啡馆出来，然后在Kinko\'s停了一下，胡乱划拉了几笔字，事实上也差不多是这样。尽管因为在澳门拍摄，他不得不提前几天通知剧组成员，但王家卫的通常做法是，不到最后一刻不告诉演员开拍时间和拍摄地点，他也不打算提前给演员们任何对白或对某个场景进行具体说明，而是一上来就摇动摄影机，把演员扔进他们刚刚有初步概念的一些情境当中。

街上一家被木板遮上窗户的商店被用作化妆室，布景设计师和化妆师张叔平正为影片男主角梁朝伟整理头发和服饰。梁朝伟草草看了那几张纸一眼，对我说，“我是唯一能看懂王家卫字迹的人，因此总不得不向其他人解释对白的意思。”他扮演的角色暂时没有名字，他的对白前面只是简单地写着一个“伟”字。在《花样年华》中，梁朝伟成功演绎了多愁善感的武侠小说作家周慕云；在《2046》，他也演一名作家，但王家卫这次要求他演一个无情、粗心、邋遢、好赌、好色的家伙。梁大声读了一段剧本：“内景，旅馆，做爱。”然后开心地叫到：“有这么多床上戏哦！”

摄影机和灯光就位后，王家卫跟梁朝伟和章子怡把戏简单过了一遍。章子怡在本片中扮演一名时髦的舞场交际花。摄影机打开后，梁和章在空无一人的人行道上慢慢走着，边谈边笑。一名副导演给我翻译着他们的对白：梁朝伟对章子怡说，他很喜欢跟她一起，但他现在要走了。章子怡突然悲从中来，抱着梁朝伟哭起来。

“他要去哪？”我问副导演。

“哦，我们也不知道，”她说。

“没人知道他要去哪儿？也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走？”

“剧本本来就很含糊，”她耸了耸肩。

高兴地干着伤心的事儿

欣赏某一特定类类型电影的人会把王家卫视为最喜爱的导演。在一些传统风格的影片中(如情节剧《阿飞正传》、武侠片《东邪西毒》、动作片《重庆特快》《堕落天使》)，他在沉思中揭示了城市年轻人的情感--那些永远会成为他们的标记和他们无法逃避的时刻。诙谐的对白、充满色彩的视觉效果以及浪漫的情节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苦乐参半的满足感，如同阅读村上春树的小说，或者欣赏William Gedney的摄影作品。有人曾一言以蔽之地指出，“他们似乎正伤心地干着高兴的事儿，或许正高兴地干着伤心的事儿。”

王家卫最崇拜的导演是马丁斯考西斯。如同斯考西斯及其之前的Godard和费里尼一样，王家卫的艺术创新也常常被其他电影、商业广告和电视音乐的制作者偷师。过去10年，他的代表性动作迅速被吸收。即便你从未看过他的电影，你也能辨认他的风格。对细心的影迷来说，看电影变成了一个“发现王家卫特点”的游戏。许多不同风格的导演都借用了王家卫电影中的镜头、场景和音乐，包括Adaptation中的Spike Jonze，Vanilla Sky中的Cameron Crowe， Amelie中的Jean-Pierre Jeunet。斯考西斯本人也在《纽约黑帮》中模仿了王家卫幻觉般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打斗场面。甚至连Sam Raimi也在《蜘蛛人2》中让Tobey Maguire和Kirsten Dunst快速地经过中国城--看上去与其说是纽约，不如说更像王家卫电影中的香港。

王家卫的电影里弥漫着失落和分离的忧郁情感，看来是与生俱来的。他1958年出生在上海，5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哥哥姐姐却被留在上海。文革王家卫十多年不能同他们见面。他从小很孤独，13岁前不能讲粤语。他下午会陪母亲看电影，晚上有时会跟着在夜总会当经理的父亲上夜班，得以培养了对肮脏的城市下层居民生活、自动电唱机以及多种语言混杂的流行文化的浓厚兴趣。

王家卫后来到一所艺术学校就读，但1980年辍学，转进剧作班。随后大约十年，王家卫在妻子的支持下，艰难地在香港电影业较低层发展，直到自己开始当导演。吞云吐雾、书呆子般的王家卫给公众某种不可捉摸的感觉，仿佛总在做着神秘的梦想，总是戴着墨镜，时而用简明或者模糊的语言宣布一些事情。面对面时他还是很有个性的，说话直截了当，富有幽默感。当他需要说服投资者资助他拍摄没有剧本的电影时，或者帮助害羞的女演员克服对性场面的担心时，他的这些品质尤其重要。

《花样年华》在国际上获得成功后，王家卫有机会拍摄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商业广告。他指导了Lacoste的全球广告宣传，导演了宝马公司系列广告中的一部短片。但是，拍电影对他来说仍是一件费劲的事--部份原因是他坚持自己那种唐吉□德式的工作方式。

未履行的承诺

王家卫最初想尝试科幻题材，因此《2046》被定位为一部未来派的惊耸片。该片最早于1999年王家卫在曼谷拍摄《花样年华》的间隙开拍，随后被搁置。接下去的几年，该片被多次宣布即将拍竣、拍摄又被延期，以致亚洲媒体戏称，该片要等到2046年才会完工。

王家卫终于赶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前拍完了《2046》，但仍在继续修改润色，并拒绝让该片在纽约电影节上放映。长期以来，王家卫一直是纽约电影节上的热门人物。过去十年，王家卫的每部电影都曾在纽约电影节上展映，《2046》的缺席和它参映一样引人注目。

不过，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的《2046》并非一部未来主义的惊耸片，而是一种更复杂更个人化的东西--一个主要场景是王家卫儿时的20世纪60年代香港、部份场景是未来的故事。片名最初指的是中国政府对香港50年高度自治承诺结束的时候。王家卫希望这部影片成为他审视自己最钟爱的主题--流逝的时光、潜在的变化，或者用他的话说，“未履行的承诺”--的一条新途径。

王家卫重新拾起被搁置的《2046》时，却觉得预测50年后香港的未来似乎太实在、太直接了。于是，他利用2000年和2001年重新构思，同新的演职人员签约，并在曼谷、上海和韩国的釜山等地宣布影片重新开拍的时间。但由于经费不足、演员未到位、拍摄许可申请在官僚机构受阻等等因素，开机时间被迫一次又一次推迟。王家卫最近说，“我已忘了这部电影曾有过多少个版本。每次如果能把它拍完的话，我们都会拍完的，但每次都将是一部不同的电影。”

与此同时，《花样年华》证实是王家卫情感爆发的影片。他一直把《花样年华》和《2046》视为姊妹篇，前者回忆过去，后者预测未来。但现在，他开始认为，后者或许是前者的延续。按照起初的构想，梁朝伟将扮演一名未来派的邮递员；如今，他将再次扮演60年代的一名香港作家,但这次他写科幻小说，而非武侠小说。因此，《2046》中将穿插很多梁朝伟过去扮演的女性化角色的场景；同一演员将扮演20世纪60年代和2046年的不同形像。即便到这时，王家卫仍不清楚是否要让梁朝伟重新演绎周慕云这个角色，为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他在没给任何角色命名的情况下开始拍摄《2046》。这种极端的不确定性在他的拍摄中一直是家常便饭。

其他导演也用过类似的方法：格里菲斯(D. W. Griffith)在拍他那部三小时的历史巨片《党同伐异》(Intolerance)时，也没有明确的剧本；在他之后，卡萨维蒂(John Cassavetes)、奥特曼（Robert Altman）和雷格(Mike　Leigh)也都在拍摄中使用过各种不同的即兴手法。但王家卫拍电影却像作家创作，每天都尝试新的东西，并做好了今后放弃或重拍今天拍的东西的准备。他会拍摄一些互相矛盾的场景，要求演员不对角色或剧情有特别固定的理解；同时，他尝试不同的视觉风格。总之，为了在拍片过程中发现影片，他采用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开放方式。

给合作者们巨大的自由

去年影片开拍后大约一个月，我来到剧组。当时拍摄的故事发生在1967年，梁朝伟可能演周慕云，也可能不演。他住在一家肮脏汽车旅馆的2047号房间，连续同从隔壁2046号房间经过的数名女子有染。王家卫一开始专注于梁朝伟扮演的角色同章子怡之间的关系，他要看这种关系会把他带到哪里。

王家卫和剧组人员把几间废弃的房子改造成破败的“东方旅馆”，室内的装修是一层层正退掉的深绿、褐色和黑色，墙上到处是污点，坑坑□□，好似一幅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画作。

一天晚上，我挤进梁朝伟拥挤的房间。被放置在天花板轨道上的摄影机镜头向下，对着梁朝伟那张凌乱不堪、堆满烟头的书桌。这是一个俯拍镜头，具有王家卫的经典氛围：夜深人静之际，梁朝伟在一小圈灯光的照射下，疯狂地奋笔疾书，不时停下来抬头望着天花板，吐一口烟圈。

王家卫坐在监视器前思考场景的构成。他的烟灰缸已经满了。书桌应该居于镜头正中呢还是偏一点？摄影机应该从近景拉到远景，还是反过来？这只是一个不到一分钟的场面，但它正是王家卫电影着称于世的地方：对一个不可言传的情感时刻进行完美的提纯。

梁朝伟走进来的时候，身材瘦长、长着一双蓝眼睛的摄影师杜可风将镜头拉远，然后移动摄影机，从近景一直往上拉到天花板，以取得一种反向螺旋前进的效果。梁朝伟呼了一口气，王家卫突然喊到，“停”，接着用一连串普通话批评这个镜头，最后甩出一句英语，“Not. Creative. Enough. (创意不够)。

“我知道，”留着一头疯狂科学家发型的杜可风回应道，“这是我第一天拍这部戏呢。”杜可风和王家卫经常像夫妻般斗嘴。这样的一幕时常发生：杜可风摆好机位，用灯光照亮某件令人惊讶的道具，或是采取了一个复杂但有效的动作后，王家卫就面无表情地说：“克里斯(杜可风的英文原名)，这就是你的最高水平吗？”

热情善变的杜克风是当今世界最着名的摄影师之一，同王家卫的沉默寡言相映成趣。杜克风得以成名，很大程度上因为他同王家卫复杂但富有成果的关系。两人的合作始于1989年王家卫执导《阿飞正传》。杜克风在澳大利亚出生，迄今已在大中华地区生活了约25年，几乎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了亚洲电影的拍摄之中。他总是动个不停，滔滔不绝地自言自语，王家卫电影中的招牌性视觉效果主要源自他那双极其敏锐的眼睛。杜克风还是一名出色的作家，写了几本记述他同王家卫等人合作的书。他写道，“电影看重真实性，但基于真实故事创作却是一个大大的谎言。电影迫切需要的是真实的颜色或者奇怪的梦想。”

另一个对王家卫电影的发展起到同等重要作用的人是49岁的张叔平，他在王家卫的所有影片中都身兼美术指导与服装师两职。具有催眠作用的墙纸、令人叹为观止的服装以及充满艺术性的氛围都是他的杰作。王家卫最多只说一些类似“章子怡是一名舞场交际花”之类的话，余下的全都留给张叔平想像。张叔平的工作方式与王家卫一样，两人几乎同等依赖直觉和突发的灵感。在“东方旅馆”的走廊里拍了几天之后，张叔平忽然认为应该从天花板上吊一块红色幕布下来，所有在该地点拍摄的镜头被迫重拍。张叔平对精确的要求最终总能达到一种近乎偶像的超自然美，这一点在女演员身上尤其明显。

张叔平也是王家卫电影的剪辑，影片最终的结构和节奏有他很大的功劳。大多数电影一拍完就立即开始紧张的剪辑工作，但对王家卫的电影来说，拍摄、剪辑和剧本写作总是同时进行的，有时重叠，有时交替。去年一天下午，我跟张叔平坐在一起，观看梁朝伟和章子怡的那场床上激情戏片段。张叔平靠在沙发上，身体前倾，肘部放在膝盖上，双手托腮，眼睛盯着屏幕。一名助手在一边放映片段。他通常在一个镜头拍完后开始审查，寻找可以引起共鸣的场面；一旦有所发现，便会加以扩充，并让其他素材模仿它。

张叔平当时承认自己尚未进入状态。他说，“很奇怪，有这么多男女演员。”他指的是梁朝伟扮演的角色在影片中卷入了多段感情。他补充说，“通常，两个星期后我便感觉自己把握了故事情节，但现在我却没有这种感觉。”不过，王家卫相信张叔平总会找到答案，并未给他施加压力。

王家卫给合作者们巨大的自由，然后选择他认为适合的东西。这种自发性成效显着：如果对剧情了解太多的话，杜克风就不会不加思索地填补正拍摄的某个镜头中的一段空白；张叔平则要等到最后一刻，才会告诉王家卫自己对色彩和服装的看法。他们之间的互动，造就了一种可以感知的直接，一种看着故事情节在银幕上自然发展的感觉。

王家卫也明白藏而不露的价值。他尽量不发表意见，不表示赞同，以此作为让演员和合作者更主动取悦于他的手段。他最终有所反应时，便会取得强化他们的努力之效果。拍摄时，他通常采取一种实验般的超然，试图尝试各种音调或技术上的变化。这可能很耗时，令人疯狂，同时却可能很有趣。除了给演员播放一段音乐，或者要演员演绎某种情绪外，他通常不会下达直接的指令。王家卫简单地认为，正确的事情并非事先已想像好的，相反只能被发现。

但在这个过程中，演员可能失去信心。5年前，《2046》在曼谷开拍时，日本超级歌手和演员木村拓哉应邀在片中饰演一名杀手。他是王家卫的影迷，但作为演员，他只有日本电影那种团组式的拍摄经历。头几个星期，他无比狼狈。他原本以为将同中国流行乐坛天后王菲演对手戏，但王家卫却让他即兴同牛、猪和大象表演。木村事后在日本接受电台访问时，略带嘲讽地向听众描述了混乱的拍摄现场，并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回去继续拍这部电影。

即便像张曼玉这样的坚定支持者，其耐性也受到考验。王家卫的早期影片为张曼玉赢得了严肃的声誉。她曾在三个不同场合被告知，她在《花样年华》中的戏已拍摄完毕，但却被从巴黎的家中叫到剧组，重新拍摄一些镜头。张曼玉发誓再也不和王家卫合作，但她看完《花样年华》之后，立即收回了这句誓言。

《花样年华》曾导致王家卫和杜可风发生严重分歧。在该片开拍后一年多，由于事先承诺要到好莱坞拍摄另外一部影片，杜可风被迫离开剧组。他的工作由李屏宾来接替，但剧组花了几个月时间，才确定新的视觉方式，王家卫和杜可风因此闹得很不愉快。王家卫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他想要的东西，以致《花样年华》最终版本的绝大多数镜头是在首映前六个星期内疯狂赶工完成的。尽管该片的摄影看上去几乎一切都归功于杜可风，但一半以上是由李屏宾完成的，两人成为该片的共同摄影。这次过节让杜可风和王家卫几乎一年没有说话。

在批评家和诽谤者看来，王家卫是一个缺乏修养、浪费成性、没有诚意的人。当被问及他的习惯性边缘政策造成的紧张时，王家卫富有哲理地回答说，“我能理解那为何会发生，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正是我的工作方式。”

离不开60年代的香港

但从艺术角度看，王家卫引出的问题是，能否用其他方式达到他想要的结果。去年，当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找到王家卫表示有兴趣合作时，他警告说，他拍电影很费时间，而且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基德曼离开的时候，兴趣似乎有增无减。

去年3月萨斯疫情肆虐，香港被封闭数月，《2046》的拍摄又一次被打断。初夏拍了几天后又停机，直到去年秋天剧组前往上海拍摄未来的场景。圣诞节回到香港后，剧组持续拍摄到今年4月。

结果，《2046》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因其姗姗来迟而迫使戛纳电影节日程改变的影片。该片的印刷品从巴黎某实验室新鲜出炉后，便被空运至尼斯(Nice)机场，旋在警车护送下，运抵电影节现场。其时距离已被推迟的《2046》首映式只有不到3小时。

在戛纳电影节上播放的《2046》色彩亮丽，风格奇怪，60年代香港的凌乱以及昏暗的色彩同梁朝伟想像中的奢侈、跳动、以绿色和橙色为主的未来形成鲜明对比：摇摇欲坠的东方旅店2046号房间成为2046次子弹头高速列车的一站，成为一座闪光的大都市。在我那次到剧组观看拍摄后不久，王家卫确定梁朝伟的角色仍是周慕云，把他同张曼玉在《花样年华》中命运多舛的一段恋情演变为一场风流戏。

除了章子怡之外，梁朝伟还同其他一串女人关系暧昧：王菲饰演的东方旅店老板的女儿及梁朝伟小说中的机器人，刘嘉玲饰演的一名注定失败的歌女，巩俐饰演的着一身黑衣的神秘赌徒。梁朝伟强迫自己写作，却无法同60年代中期的情节建立长远的联系；他将自己的不愉快生活移入小说中，故事中的人物试图在情况可能不同的未来中立足，并悲哀地喊出：“我要改变。”

日本超级巨星木村拓哉4年后重返《2046》剧组，在王家卫的劝慰下，他这次以梁朝伟的化身形像出现。《2046》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映时，木村拓哉仍对拍片经历感到困惑，态度却发生了巨大改变。他惊叹道：“这部电影很美，有一种美丽的悲哀感。”

再次传来王家卫和杜可风各行其道的消息，可谓另外一种悲哀。两人都将不会谈论这次决裂，但杜可风一月份离开了剧组，电影的摄制人员名单上则增加了两人：杜可风的前助手黎耀辉和关本良。尽管王家卫和杜可风重归于好并非不可能，但这很可能标志着他们合作关系的结束。

戛纳电影节之后，王家卫谢绝了其他电影节的邀请，专心完成《2046》的特技镜头，补拍一些场景，修改影片的开头和结尾。8月中旬，王家卫终于宣布，《2046》摄制完毕。新版本尚未放映，但较之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映的那个版本以梁朝伟饰演的角色大呼“我要改变”做结，王家卫暗示，他后来找到了一种解决主人公所面临的僵局的方式。

把每句对白当作寓言来读，可能是懒惰的解构主义者的一种陈词滥调，但从某种意义上看，《2046》创造了它。梁朝伟写的小说《2046》中有一段写到：“2046是一列难以下去的列车。我在车里已待了多久？”和费里尼的《8 1/2》一样，王家卫本人让《2046》变成了在职业生涯中期的一种反思。王家卫在《2046》里故意暗中提及了他以前拍摄的影片，并把梁朝伟刻划成一个无法摆脱过去的人物。王家卫最初要拍一部探索未来的科幻片，却发现也必须回顾过去。

王家卫为何一直围着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打转，先是《花样年华》(该片开拍时是想讲一个现代故事)，之后是现在的《2046》？如果王家卫的职业生涯中有个“心结”的话，应是他执导的第二部影片《阿飞正传》。该片演员阵容强大，背景是1960年的香港。王家卫原本雄心勃勃，打算拍上下两集，下集的故事发生在1966年。但上集的高成本以及发行后在商业上的惨败，使得下集胎死腹中。《2046》可谓颇费周折但创造性地结束了从《阿飞正传》开始的故事。和Garcia Marquez电影中的Macondo居民或Balzac电影中的巴黎市民一样，王家卫电影中的人物也生活在一个高度重迭的宇宙中，欲望、拒绝和损失构成一个个幻想。王家卫前不久从剪辑室给我发电邮说，“在制作这部影片的过程中，我从未想过不能完成。有时，我想草草了事算了。”现在，过去的负担--不仅是周慕云的，还有王家卫自己的--都被卸去，王家卫或许能够向前进了。

王家卫采取何种方式往前走，仍是一个未知数。但他最近勇敢地迈出了一步，同意为福克斯公司构思、制作三部英文电影。王家卫尚不能确定自己会导演这三部影片，但与其他导演和编剧合作对他来说是个新的尝试。他大概不会放弃即兴创作的方法，不过他表示愿意寻找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或许他也会有剧本(比如，福克斯公司筹拍的电影之一)，或许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拍一部影片(他一直在筹划拍一部以李小龙的香港师傅为原型的影片，演员仍是梁朝伟)。这样可能给王家卫一个更明确的框架，以免他在无数中可能性中迷失了自己。但和过去一样，王家卫心甘情愿继续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