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德十年 - 季羡林 in Goett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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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自述忆当年：《留德十年》

1935年，青年学子季羡林赴德留学，开始了十年羁旅生涯。数十年后，学术泰斗季先生已近耄耋之年，忆及往昔，遂写下一部《留德十年》，以时间的脉络，记述了先生当年抛家傍路赴德求学德经过。在赫赫有名的哥廷根大学，先生几经辗转选定印度学为主修方向，遂对其倾注热情与辛劳，最终获得博士学位，也由此奠定了毕生学术研究的深厚根基。在此过程中，先生饱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带来的戏剧性苦难，而于苦难之外，又更难忘学长深思，友人情深。先生虽言“自传”只述事实，不及其余，然“诗与真”并行不悖，洋洋十数万言，生命之诗性本已蕴集期间。


楔子



七十多年的生命像一场春梦似的逝去了。这样的梦并不总是像"春宵一刻值千金"那样轻灵美妙。有时候也难免有惊涛骇浪，龙蛇竞舞的场面。不管怎样，我的生命像梦一般地逝去了。

对于这些梦有没有留恋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人到了老年，往往喜爱回忆往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当然也不能成为例外。英国人常说什么"往日的可爱的时光"，实有会于我心。往日的时光，回忆起来，确实感到美妙可爱。"当时只道是寻常"，然而一经回忆，却往往觉得美妙无比，回味无穷。我现在就经常陷入往事的回忆中。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把这些轻梦或者噩梦从回忆中移到纸上来。我从来没有感到，有这样的需要。我只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伏在枕上，让逝去的生命一幕一幕地断断续续地在我眼前重演一遍，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旁观者，顾而乐之。逝去的生命不能复归，也用不着复归。但是，回忆这样的生命，意识到自己是这样活过来的，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来了，风风雨雨都经过了，一直到今天，自己还能活在世上，还能回忆往事，这难道还不能算是莫大的幸福吗？

啊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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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读过这本书，真的不错

plus

读后让人悟出不少道理。。。值得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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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 ein Kommentar zu dem Aufsatz


季羨林早年的異國戀情


在哥廷根的日子裏，季羨林飽受轟炸、饑餓、鄉愁的煎熬，有家不能歸，有苦無處訴，一切的不幸與委曲，只能默默地往肚子裏咽。只有在讀書和寫論文時，讓他暫時忘記世間的煩惱。一旦回到住處，孤身獨坐室中，煩惱又涌上心頭，無法排解。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他離開哥廷根回國。

但是，誠如《紅樓夢》中所雲：“大不幸中卻有大幸。”人生在世，安危相易，禍福相生，也是一條辯證規律。季羨林在哥廷根艱難歲月裏，有一件事情曾給他帶來過前所未有的幸福與快樂，使他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燒，發出耀眼的光芒。這便是他與一位德國姑娘之間的一段愛情經歷。

在季羨林住的同一條街上，有一家叫邁耶的德國人家。邁耶先生是一個小職員，為人憨厚樸實，老實得甚至很少說話，在人多的時候，更是呆坐一旁，一言不發，臉上總是挂著微笑。邁耶太太卻生性活潑，能說會道，熱情好客。他們夫婦有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大小姐叫伊姆加德，身材苗條，皮膚白皙，金髮碧眼，活潑可愛，年齡比季羨林小一些，當時尚未嫁人，待字閨中。她就是這個愛情故事的女主人公。

邁耶家是一個十分和諧、溫馨的家庭。她家也像歐樸爾太太家一樣，把多餘的房間租給中國留學生住。恰好，季羨林的好友田德望便是邁耶家的房客。季羨林常去田德望住處拜訪，一來二去，便同邁耶一家人熟悉了。季羨林當時不過三十上下，年輕英俊，個子頎長，待人謙和有禮，正在讀博士學位，又說得一口流利的德語。邁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歡上了這個來自中國的年輕人。

但是，季羨林與伊姆加德小姐之間產生戀情，還有另外一段因緣。

季羨林當時正在寫博士論文。他用德文寫成稿子，在送給教授看之前，必須用打字機打成清稿。可是季羨林沒有打字機，也不會打字。稿子因為反復修改，很亂，打字量也很大。適逢伊姆加德小姐能打字，又自己有打字機，而且她很願意幫助季羨林打字。這樣一來，季羨林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幾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季羨林的論文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亂，對伊姆加德小姐來說，簡直像天書一樣。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時，季羨林必須坐在旁邊，以備諮詢。往往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季羨林才摸黑回家。

季羨林獲得博士學位後，又在德國呆了四五年，其間，他又寫了幾篇很長的論文，都是請伊姆加德小姐打字的。所以，直至1945年季羨林離開德國前，還經常去她家打字。

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季羨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間漸漸產生了感情。就連邁耶太太也看出來了。除了打字季羨林去邁耶家外，後來，邁耶家凡有喜慶日子，招待客人吃點心，吃茶什麼的，邁耶太太必定邀請季羨林參加。特別是在伊姆加德生日那一天，季羨林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每逢季羨林到邁耶家，伊姆加德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滿面笑容，格外熱情。邁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時，總讓季羨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邊。

季羨林和伊姆加德還常常一起去林中散步，去電影院看電影，去商店裏買東西。兩人並肩而行，邊走邊談，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每次見面，兩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伊姆加德美麗的姿容，悅耳的語聲，嫣然的笑容，使季羨林怦然心動，感到一股股暖流在全身涌動。季羨林初次嘗到了愛情的滋味，心裏充滿激動和幸福的感情。同樣，伊姆加德也流露出對季羨林的愛慕之情。他們同時墜入了愛河。

但是，每當季羨林回到寓所，內心便充滿矛盾與痛苦。他想，自己是一個有妻子，有兒女的人，儘管那是一次沒有愛情的包辦婚姻，但是現在他必須面對這個現實。如果他敞開自己的胸懷，讓愛情的激流涌瀉出來，和伊姆加德由相愛而結合，自己未來的生活大概會是幸福美滿的。但是，那樣做，不僅意味著對妻子、兒女的背叛和拋棄，也意味著把自己的親人推向痛苦的深淵。這是違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則的，是他無法辦到的。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讓正在燃燒的愛情之火熄滅，又會使已經深愛著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會遺憾終生。兩條路水火不容，沒有第三種選擇。這使季羨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幸福與痛苦，歡樂與自責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著他。最後，他終於決定，為了不傷害或少傷害別人，還是自己來咽下這個苦果，背起這個沉重的十字架吧。他想，伊姆加德還年輕，她以後還會碰到意中人，還會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她會慢慢地忘記自己的。季羨林雖然作出了這樣的決定，然而理智與情感之間，從來就沒有不可逾越的界線，這段苦澀的愛情始終折磨著他。

1991年，八十歲的季羨林在寫長篇回憶錄《留德十年》時，不知出於什麼考慮，首次披露了他五十年前這段鮮為人知的愛情經歷。他在《留德十年邁耶(Meyer)一家》中寫道：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離開邁耶一家，離開伊姆加德，心裏是什麼滋味，完全可以想像。1945年9月24曰，我在日記裏寫道：

吃過晚飯，7點半到Meyer家去，同Irmgard打字。她勸我不要離開德國。她今天晚上特別活潑可愛。我真有點捨不得離開她。但又有什麼辦法？像我這樣一個人不配愛她這樣一個美麗的女孩子。

同年10月2日，我在離開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記裏寫道：

回到家來，吃過午飯，校閱稿子。3點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只是依依不捨，令我不知怎樣好。

日記是當時的真實記錄，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當時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

我就是懷著這樣的感情離開邁耶一家，離開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過幾次信，回國以後，就斷了音問。說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話。l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時，曾打聽過她，當然是杳如黃鶴。如果她還留在人間的話，恐怕也將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還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會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時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沒有了。

然而，故事到此還沒有結束。

據說，近年來，有好事者在讀了季羨林的《留德十年》以後，被這段愛情故事所感動，專程到哥廷根遍尋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最後終於找到了她。當然，今天的伊姆加德小姐，已是滿頭銀發的老人，然而精神矍鑠，風韻猶存。詢問的結果都大出人意料之外：伊姆加德小姐，終身未婚，獨身至今，而那臺老式的打字機依然靜靜地放在桌子上。

季羨林在無可逃遁的厄運面前，為了不傷害別人，把已經降臨的愛情忍痛拒之門外，自己背起這沉重的十字架，但是，六十餘年來，他心中的愛情火花並未熄滅，只不過深深地埋在心底，不為人知罷了。在後來漫長的歲月裏，他獨自默默地承受著心靈上時時襲來的痛楚與折磨，個中滋味，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外人是無法揣摩的。這又不能不讓人為之扼腕長嘆！

季羨林平時給人的印像是不茍言笑，一臉嚴肅，其實他是一個感情極為豐富、充滿愛心的人。只要讀過他的散文的人，都會有同感。季羨林還是一個先人後己的人，他曾經說過：“我認為，能為國家，為民族，為他人著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一有道德的人，能夠百分之六十為他人著想，百分之四十為自己著想，就是一個及格的好人，為他人著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準就越高。”凡是與季羨林接觸過的人都知道，他為別人著想的比例遠遠超過百分之六十，而為自己著想的比例則遠遠低於百分之四十。從這出苦澀的愛情悲劇中，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了。

本文節選自張光璘所著《季羨林先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千龍文化 2004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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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业 尝试回国(2)


Hartmann（哈特曼）去了。他先祝贺我的考试，又说：Prof．Krause对我的论文又赞不绝口，关于Endung matha(动词语尾matha）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他立刻抄了出来，说不定从这里还可以得到有趣的发明。这些话伯恩克（Boehncke）小姐已经告诉过我。我虽然也觉得自己的论文并不坏，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得了。这样一来，自己也有点飘飘然起来了。

关于口试和论文，就写这样多。因为这是我留德十年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所以写多了。

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们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有时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时候又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候熠熠闪光，有时候又晦暗不明。这使得我时而兴会淋漓，时而又垂头丧气。一个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现在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国和家。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适逢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南京汉奸汪记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被迫撤离，撤到瑞士去。我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从那里再设法回国。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张天麟那时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决心既下，就到我认识的师友家去辞行。大家当然都觉得很可惋惜，我心里也充满了离情别绪。最难过的一关是我的女房东。此时男房东已经故去，儿子结了婚，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里。我是她身边惟一的一个亲人，她是拿我当儿子来看待的。回忆起来她丈夫逝世的那一个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门找医生，回家后又伴她守尸的。如今我一旦离开，五间房子里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戚戚惨惨，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听到我要走的消息，立刻放声痛哭。我一想到相处七年，风雨同舟，一旦诀别，何日再见？也不禁热泪盈眶了。

到了柏林以后，才知道，到瑞士去并不那么容易。即便到了那里，也难以立即回国。看来只能留在德国了。此时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虽然小的轰炸已经有了一些；但真正大规模的猛烈的轰炸，还没有开始。在柏林，除了食品短缺外，生活看上去还平平静静。大街上仍然是车水马龙，行人熙攘，脸上看不出什么惊慌的神色。我抽空去拜访了大教育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E.Spranger）。又到普鲁士科学院去访问西克灵教授，他同西克教授共同读通了吐火罗文。我读他的书已经有些年头了，只是从未晤面。他看上去非常淳朴老实，木讷寡言。在战争声中仍然伏案苦读，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学者。就这样，我在柏林住了几天，仍然回到了哥廷根，时间是1942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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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业 尝试回国(1)


精神是苦闷的，形势是严峻的；但是我的学业仍然照常进行。

在我选定的三个系里，学习都算是顺利。主系梵文和巴利文，第一学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梵文语法，第二学期就念梵文原著《那罗传》，接着读迦梨陀娑的《云使》等。从第五学期起，就进入真正的Seminar（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戏，他的老师H. 吕德斯（H．Lüders）和他自己都是这方面的权威。第六学期开始，他同我商量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定为研究《大事》（Mahāvastu）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我从此就在上课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我的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真正是诲人不倦，第一次上课他就对我郑重宣布：他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地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我，一个是《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最后是吐火罗文，他是读通了吐火罗文的世界大师。就这样，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从军期间，我就一方面写论文，一方面跟西克教授上课。学习是顺利的。

一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我也照常上课，这些课也都是顺利的。

专就博士论文而论，这是学位考试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教授看学生的能力，也主要是通过论文。德国大学对论文要求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已经待了六七年，学位始终拿不到，关键就在于论文。章用就是一个例子，一个姓叶的留学生也碰到了相同的命运。我的论文，题目定下来以后，我积极写作，到了1940年，已经基本写好。瓦尔德施米特从军期间，西克也对我加以指导。他回家休假，我就把论文送给他看。我自己不会打字，帮我打字的是迈耶（Meyer）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Irmgard），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孩子。这一年的秋天，我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为梵文字母拉丁文转写，符号很多，穿靴戴帽，我必须坐在旁边，才不致出错。9月13日，论文打完。事前已经得到瓦尔德施米特的同意。10月9日，把论文交给文学院长戴希格雷贝尔（Deichgraeber）教授。德国规矩，院长安排口试的日期，而院长则由最年轻的正教授来担任。戴希格雷贝尔是希腊文、拉丁文教授，是刚被提升为正教授的。按规矩本应该三个系同时口试。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正值休假回家，不能久等，英文教授勒德尔（Roeder）却有病住院，在1940年12月23日口试时，只有梵文和斯拉夫语言学，英文以后再补。我这一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早晨5点就醒来。心里只是想到口试，再也睡不着。7点起来，吃过早点，又胡乱看了一阵书，心里极慌。

9点半到大学办公处去。走在路上，像待决的囚徒。10点多开始口试。Prof．Waldschmidt（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先问，只有Prof．Deichgraeber（戴希格雷贝尔教授）坐在旁边。Prof．Braun（布劳恩教授）随后才去。主科进行得异常顺利。但当Prof. Braun开始问的时候，他让我预备的全没问到。我心里大慌。他的问题极简单，简直都是常识。但我还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像。

12点下来，心里极难过。此时，及格不及格倒不成问题了。

我考试考了一辈子，没想到在这最后一次考试时，自己竟会这样慌张。第二天的日记：

心绪极乱。自己的论文不但Prof.Sieg、Prof．Waldschmidt认为极好，就连Prof．Krause也认为难得，满以为可以作一个很好的考试；但昨天俄文口试实在不佳。我所知道的他全不问，问的全非我所预备的。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极难过。

这可以说是昨天情绪的余波。但是当天晚上：

7点前到Prof．Waldschmidt家去，他请我过节（羡林按：指圣诞节）。飘着雪花，但不冷。走在路上，心里只是想到昨天考试的结果，我一定要问他一问。一进门，他就向我恭喜，说我的论文是sehr gut（优），印度学（Indologie)sehr gut，斯拉夫语言也是sehr gut。这实在出我意料，心里对Prof．Braun发生了无穷的感激。他的儿子先拉提琴，随后吃饭。吃完把耶诞树上的蜡烛都点上，喝酒，吃点心，胡乱谈一气。10点半回家，心里仍然想到考试的事情。到了第二年1941年2月19日，勒德尔教授病愈出院，补英文口试，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也参加了，我又得了一个sehr gut。连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sehr gut。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博士考试一幕就此结束。

至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颇引起了一点轰动。轰动主要来自Prof．Krause（克劳泽教授）。他是一位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像照相机那样准确无误。他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北欧几种语言，他都能说。上课前，只需别人给他念一遍讲稿，他就能几乎是一字不差地讲上两个小时。他也跟西克教授学过吐火罗语，他的大著（《西吐火罗语语法》），被公认为能够跟西克、西格灵（Siegling）、舒尔策（Schulze）的吐罗火语语法媲美。他对我的博士论文中关于语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