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ity

1958年的岁末，一位来自荷兰的电影人来到中国江浙，准备拍摄一部反映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纪录片，但他最终把镜头对准了江南水乡的孩子们和祥和温馨的乡村生活，因为，这是荷兰人伊文思第二次来到中国，他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37年的岁末，本该是孩子们欢笑着迎新年的时刻，但长江下游安徽、江苏流域，到处是被日军飞机炸死炸伤的儿童。

　　当时的伊文思在一位美国商人的资助下，准备拍摄一部关于中国人民抗战的影片，他一踏上这块战火纷飞的土地，就被滚滚而来的难民潮所震撼，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逃难路上的那些孩子们。

　　60多年过去了，当年幸存下来的那些孩子们还记忆犹新。

　　在汉口港码头，伊文思发现，有一位漂亮的小姐在难民中走来走去，专门给一些孩子发放食品，她就是著名影星陈波儿，1932年由于主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桃李劫》而一炮走红，成为当时街谈巷议的大明星，但人们却不知道她还有另外一个秘密身份，就是中共地下党员。

　　此时陈波儿正主演一部后来轰动一时的故事片《八百壮士》，但她的心思却并没有在电影台本上。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陈波儿直接来到一座小院，参加一个上层各界妇女形势座谈会，会议的组织者是中共地下党员刘清扬与宗教人士陈纪彝女士。

　　陈波儿在会上迫不及待地提出，战区有很多受难儿童失教失养，能否把他们收容起来进行教养，这迫在眉睫的事。刘清扬女士也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死亡的军人和成年人只有120万人，而死亡的儿童却有130万人，在战争中受到伤害最大的是儿童。

　　《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慈九则愤愤不平地说：我们的舆论界忽略了我们的第二代，应该深深自责！陈波儿气愤地说：自责的应该是我们的政府。

　　中国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员李学通介绍说，当时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是中共党员，她首先提出要组织妇女、组织社会力量到前线去抢救难童，得到了很多响应。

　　然而，陈波儿几位妇女人微言轻，难民本已成灾，谁还会去关注势单力薄的小难民呢。

　　南京陷落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各地的报纸杂志纷纷云集武汉，其时《新华日报》社的一名记者从沦陷区死里逃生，他带回一则令人心惊的消息：日军正在苏杭一带抓捕8岁至12岁的儿童，运到日本，被抓儿童已经不下10万，但日军目的何在还不得而知。

　　汉口《大公报》立即派遣记者深入敌占区了解具体情况。不久《大公报》登出报道：“日军掳掠我国强壮少年运送到日本，以奴化教养，待学成以补充军人之数，以支那人制支那人。”

　　逃到武汉的儿童，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迫近年关的武汉三镇大雪纷飞，冬天的夜就显得特别漫长，从江淮一带逃出来的孩子还穿着单衣单裤，他们沿街乞讨，夜里卷屈在街巷，每天早晨都有冻饿而死的难童。

　　美国女记者斯特朗向来到武汉的伊文思叹道：到处都是儿童的哭声，这不仅是人道的问题，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你们应该多拍摄那些难童，让世界人民看一看，日本人到底在中国干了什么！

　　国民政府办公楼里的官员们没有理会关于难童的各种报告，他们正在默默等待着远在大洋彼岸的帮助，但是，美、英以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为借口，取消了对中国武器及物资的供应。

　　日军攻陷南京以后，气焰更加嚣张了。

　　这时，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武汉，一时引起民众的恐慌：山东陷落，徐州告急。南京、杭州失陷后，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司令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放弃了黄河和泰山两道天然屏障，使日军迅速推进到了徐州附近，与南京之敌遥相呼应。如果徐州丢失，江苏、山东连成一片的日军就会沿着黄河、长江流域向武汉扑来，武汉将腹背受敌，此刻的国民政府已经无暇顾及流离失所的下一代。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了。

　　就在那几天，汉口《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慈九女士收到一封来自前方战地服务团的信件，信中说战地服务团跑遍了苏皖一带，看到到处是儿童的死尸。据一个被俘的日本军医透露，日本军队认为儿童的血液可使伤兵早日恢复健康，所以在淮河、运河流域掳掠精壮儿童抽取鲜血，抽血致死者装入麻袋投入江河。

　　这封信立刻引起武汉各界的震惊。

　　但面对沈慈九发出的呼吁，响应者只是一些无职无权的文人学者，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

　　徐镜平是当年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之一，她在回忆保育会创办过程的文章中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保育会筹办迟迟不能如愿，她与朱涵珠、曹孟君3人找到中共长江局妇女部的邓颖超，邓颖超当即指示：把力量集中起来，好好干。

　　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一江春饭店举行保育儿童发起人会议。那一天，救国会领袖沈均儒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文化名人郭沫若、蔡元培等183位发起人参加了会议。

　　从此，中共长江局妇女部承担起了儿童保育会的筹备工作。

　　但保育会成立后将怎样救助儿童呢？2月13日，中共长江局的喉舌《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救济保育我们的儿童》社论，提出一条抢救难童的途径：在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中，成千上万的西班牙儿童被送到苏联、英、法等国去，由工人家庭抚养，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但一个实际的难题摆在邓颖超面前，战区这么大，难童这么多，经费哪里来，而且这项工作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展，这就需要一位在社会上有影响而且能实干的人来主持，邓颖超考虑后认为，时任国民党政府副主席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最为合适。

　　2月14日早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从汉口坐船到武昌，在千家街福音堂会晤了冯玉祥将军，将军与夫人李德全当即表示同意。

　　这时，汉口的舆论界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他们把难童的境况归罪于抗日的结果，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指责主张抗日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高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与此同时，中共长江局妇女部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局的秘密监视，友人通报有特务正在准备阻挠保育会的成立，因为这个筹委会云集了中国知识界绝大部分名流和各民主党派，而组织者又是共产党，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的担忧。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虽然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并没有停止杀害共产党人的行动，武汉儿童保育会发起人顿时陷入紧张当中，如果中统局的特务执意捣乱下去，这项拯救难童计划肯定不能顺利进行。

　　邓颖超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到：在宣布保育会成立大会的日期后，特务机关狂呼要破坏大会，使大会开不成，我们便去约请宋美龄出来主持保育工作并出席大会。

　　对于约请宋美龄出来，大多数发起人充满疑虑与不安，宋美龄会支持吗？不同政见者能在一起工作吗？

　　第二天，邓颖超请刘清扬、史良、沈慈九3位女士去见宋美龄，刘清扬是著名政治活动家张申府的夫人，史良是著名七君子之一，她们地位显赫，与宋美龄交往较多。宋美龄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将保育会纳入她所领导的妇女组织名下，宋美龄想借助社会力量扩大自己的影响，确立自己在中国妇女界的领导地位。

　　宋美龄的加盟，果然使保育会的成立一帆风顺。

　　发起人背后的跟踪者也突然没有了踪影。

　　事隔60多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仍保留着当时会场的记录，当年的《大公报》《新华日报》都全文登载了。大会不仅提出救助难童，还提出教育难童，为后来保育工作指出了方向。

　　那天，宋美龄参加大会，一身黑色丝绒旗袍，显得与众不同。

　　她向邓颖超表示要真诚合作，全力抢救难童。

　　儿童保育会为扩大社会影响，先后聘请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政要人为保育行动发起人、名誉理事。

　　但一些国民党要员的加盟，也为后来的拯救难童工作埋下了隐患。

　　会后，宋美龄在汉口酒店宴请保育会常务理事，提议邓颖超为组织委员会主任，但国民党理事却力争要占有保育会组织、宣传、保育3个主要部门的领导职位，要将中共代表邓颖超排除出去。

　　邓颖超为了大局，坦然表示，我们是为保护儿童才走到一起的，我不要任何名义。后来，邓颖超一直以常务理事的身份参与工作。

　　儿童保育会刚一成立，立刻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救助难童的经费从何而来？面对1000多万四处流浪的难童，财政极度困难的国民政府当然没有这笔资金，只有靠向社会募捐。

　　保育会负责征款工作的是李德全、郭秀仪，这样两位地位显赫的贵妇人何曾伸手问人要过钱？然而为了孩子们，她们豁出去了。李德全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家卫生部部长，她曾回忆道：“我一遇到能捐款的人就脸红，他们看见我就头疼。”但她不放过一切募款机会。

　　这些妇女的募捐行动感动了不少武汉市民，他们纷纷向中国保育会伸出援助之手，汉口一些富豪之家也派子女到设立在汉口第一女子中学里的保育会，捐献金银首饰，以表心意。

　　1938年3月下旬，武汉进入初春，从冬天熬过来的难童们又恢复了顽皮的本性，他们三五成群活动在大街小，保育会首先把在武汉三镇流浪的难童收留起来，但一些失去双亲的孤儿在保育院吃饱肚子就逃走了，他们自由惯了，害怕受老师的管束。而有亲人的难童，亲人则宁愿他们跟着挨饿，也不愿把孩子送到保育院，难民们不相信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只干算计百姓的事，哪有无偿救助百姓的道理。

　　汉口临时保育院设在原日本同仁医院里，院长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昆源，她刚刚接到丈夫在山东聊城战役中阵亡的消息，20多岁的她从此把毕生的爱都献给了孩子们。

　　汉口临时保育院接收的第一批难童来自河南省开封和安徽省芜湖，约500人，年龄在5岁左右。

　　难童刚来的那几天，武汉军政界的太太小姐都去保育院帮忙，但当她们看到的是一群脏兮兮的流浪儿童时，这些贵夫人大都借故离去了。

　　院长李昆源只好从汉口第一女子中学借调50名女生充当保育老师，但由于没有经验，难童大量得病，情况很危急。

　　常务理事邓颖超立即在保育会理事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拯救难童事业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必须尽快训练一大批专业保育人员，任何凭感情用事的行为都要不得。

　　常务理事刘清扬主动提出，由她来承办保育干部的培训工作。4月初，第一届培训班在汉口第一女子中学开学。

　　郑州、开封告急的消息顿时引起武汉三镇的又一阵恐慌。

　　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平汉、陇海铁路交叉而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便把河南作为国防重点，修筑了大量军事工事。

　　1938年2月初，日军土肥原师团发动了向河南北部地区的进攻，担任守卫任务的是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但10万大军在宋哲元的指挥下，却是力求避免与敌决战，以图保存部队作为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

　　蒋介石十分气愤，命令黄河南岸守军不得放宋哲元的部队渡过黄河，并取消了宋哲元集团军的建制，宋哲元不得不带领部队逃亡山西。

　　土肥原师团15000人如入无人之境，仅用20天便占据河南黄河以北地区，与中国军队隔河相望，黄河南岸的城镇顿时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郑州、开封的难民与日俱增。

　　中共地下党员曹孟君、沈慈九听到消息，立即率队赶赴汉口火车站，拉开了保育会到各战区抢救难童的第一幕。

　　在郑州街头，她们发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流浪儿，整天在军事工事和政府驻地乱窜，引起她们的警惕，当地警察抓住3个流浪儿，问话一句也不答。警察威胁要枪毙他们，流浪儿却满不在乎说：哪个怕死！我们死后可以成为日本的大力士，历史上还会有我们的名字。

　　这个回答使曹孟君、沈慈九大吃一惊。

　　后来她们从流浪儿嘴里得知，在郑州一带他们还有27个同伙，都是最近从东北被日军派来刺探情报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灭东北儿童的民族意识，下令停办所有的学校，1932年伪满洲国一成立，日军马上就对停办的中小学进行整顿，强令全东北不许使用中国教材，把日语列为国语，定为学生考学就业的必备资格。

　　伪满洲国在东北存在了14年。

　　为了长期占领东北，日本军方直接参与学校管理，在每一所中小学校都派一名日本人担任副校长，监督管理学生的思想教育。

　　一些中国孩子被日本人灌输武士道思想后，甘心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特别是1940年以后，日伪军部队中充斥着大量伪满洲国的学生，使人触目惊心。

　　保育会的妈妈们感到，抢救战区儿童是与日本军国主义争夺中华民族下一代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是刻不容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