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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

“当初投资‘如家’180万美元，如家上市时我们部分退出，上市前稀释股份获得1500万美元左右。当初投资搜房网100万美元，占超过20%的股份，后来澳洲电讯收购搜房网51%股份，其中我们卖出去10%股份，拿到现金大约4500万美元。此外我们投资的“远光软件”和“中通服”，都通过在深圳和香港上市实现退出。”

作为中国第一家外资风险投资公司，从1993年起，IDG就开始在中国进行风险投资业务，迄今已有十几家公司在美国及香港地区上市。熊晓鸽说，VC永远是在寻找有更好投资回报的行业。一直以来，IDG较为关注互联网、通讯、软件、新媒体等行业。 “风险投资是个笼统的提法，其实它与策略投资有不同之处。简单说，风险投资更看中短期行为:投资包装一个公司再卖掉，获取相应的收益。但我更愿意认同策略投资的运作方式，即在投资主营业务的范围内，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对象加以投资。”

1964年，美国人麦戈文以5000美元起家创办IDG时不会预料到，有一天他的公司会因风险投资业务著称中国。到2004年时，麦的个人身家已经超过20亿美元。IDG在美国主营媒体出版以及IT信息服务，1980年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传媒集团《计算机世界》问世，一直对中国非常有兴趣的麦先生用真诚打动了中国人，成为唯一的外资合作伙伴。1993年IDG的风险投资业务进入中国，则充满着各种看似偶然的契机。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你的箱子里装着你的见识和经历，扛着满满一箱智慧，最终回到起点。”熊晓鸽说，当他在美国的一个高级会议上偶遇麦戈文时，只是美国《电子导报》的编辑。这时候他的“人生行李箱”装着各式看似平淡而丰富的经历:1981年从湖南大学毕业后，曾在机电部任翻译和英语教师，后来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到新华社国际部工作。1986年熊晓鸽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拿到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弗费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国际经济与商理博士学位。

在美国做新闻的时候，熊晓鸽专门负责跑硅谷，“我在硅谷看到很多新兴产业依靠风险基金，迅速崛起，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相当大。也看到许许多多的创业者，这种公司都是中国人在做真正的技术，他们融不到钱，因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有技术还不行，更多希望得到他的资金，那时候我觉得风险基金很了不起，可是对于中国，没有风险基金这种机制”。熊晓鸽此时一直跃跃欲试，在美国如此成功的风险投资模式，为何中国没有成型呢？

在与麦戈文的几次接触中，熊晓鸽的激情和想法让老麦很有兴趣。“麦先生给我做了个小考试，他拿出一本台湾地区的《微电脑世界》，让我回家写一份分析报告。我写了4页的报告，他非常满意，特意问我要怎样的工资待遇。我当时跟他提了两点:第一，我也不知道应该拿多少工资，我在《电子导报》做编辑的年薪是4.5万美元，那么就给我这么多吧，半年后看我的成绩再说。第二，我必须直接向你汇报工作，我不希望卷入办公室政治之类的事情，而且你对中国最了解。麦先生对我的想法比较吃惊，他说他的职业生涯中面试过几百人，我是唯一一个不谈薪水、只谈机会的人。 ‘你既然敢赌一把，我也赌一把。’现在看，麦先生肯定赌对了，我是那种越是危急关头越冷静的人。”

1993年，熊晓鸽代表IDG投资2000万美元与上海科委合作，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技术风险公司，熊晓鸽亲自任总经理。同年与广东银行合作，成立另一家技术合资公司。1998年10月27日IDG与科技部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计划在7年间向中国提供建立一笔风险投资基金以扶持中小科技企业。熊晓鸽说:“这与其说是lDG在海外做的最大一笔投资，不如说是麦戈文商业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赌注。”

初次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早期只能摸索前行，“在有些国内的创业者看来，我们好像是说话天花乱坠的骗子。我们愿意投入资金，只做小股东，也不那么看重赢利，还会适时退出，他们都不相信，天下还有这种掉馅饼的好事？”

对投资商来说，外资风险投资公司的法规是空白的，与政府合作信心更强一些。IDG分别与广州、江苏等政府合作，但是这种模式在具体实施时遇到一些问题，“现在来回顾，很多东西值得探讨”。熊晓鸽说，与某区域的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后，投资受地域的局限，而风险投资看重的是潜力行业中的好项目，并不希望资金局限在某地区。而且按照当时政府规定，外资占25%以上的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IDGVC与政府合作后，基金只有占到50%以上，才能在整个比例中超过25%，但是很多企业不愿意，很难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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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晓鸽与IDGVC的中国样本

熊晓鸽担任创始副董事长及合伙人的IDGVC(IDG创业投资基金)，是第一家美国来中国大陆做技术信息服务的风险投资公司。与近两年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新基金不同，“IDG作为全美最大的100家私营企业之一，它的多数投资都是围绕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核心展开的，公司的经营发展是稳健而长期的。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也不用做取悦于股民的事情”。

让熊晓鸽自豪的是，IDGVC在中国的第一个基金年均回报36%以上，第二个基金甚至超过50%。在这个合伙人职业经验超过100年的团队中，已有数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超过100多倍……

记者◎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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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还带来了做风险投资的许多资源。例如温州有些企业在上市前夕，无数的风险投资机构都会跟着去议价，做PRE—IPO的投资，这种投资是肯定赚钱的。“我们中不少人和那些家族企业的管理人很熟悉，大家都是富二代，很多是从小玩的朋友，这种时候，我们很自然能拿到大的风险投资公司无法拿到的项目。而这种赚钱也是最迅速的。”

很多大项目他们也能采取跟投的方式，“这样我们投资不多，但可以和投资主导人学习到很多东西”。投资主导人愿意带他们跟着投资，恰恰是“一切都是利益”——“带我们投资就是因为我们有利用价值”。他们可能只是孩子，可他们的父母亲在当地有资源优势，“带我们投资就等于加强他们在地方的关系网络”。而这种关系网络，别说是海外投资机构，就是国内的投资机构也很难拥有。

陈豪很清楚自己这圈朋友的地位，他分析道，“最差的结果，我们也是合格的LP，手中都拥有大量资金，是以后这些风险投资大公司要拉拢的对象”。正因为如此，他们可以跟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一起去看各地项目，做各种调查研究，“他们甚至会把一些小项目给我们，他们可能觉得收益还不够多的，或者发展空间有限的，在我们看来可能都是能获利的”。

这些从小经商的孩子很少吃亏，“我们甚至会要求投资的项目方用房产来做抵押，这在大的风险投资公司是不可能想象的”。可是，对于从小放贷的这些孩子而言，这是最正常的商业手段。“可能有点野，但可以保证我们的投资不受损。”

陈豪是这批做风险投资的人中少有的愿意露面接受采访的，因为他想得明白，只有提高知名度，才能争取到更多的好项目找上门。采访之前，他还为了拉拢一批圈子的朋友打了高尔夫，所以见面时候，脸色非常不好。

这种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在他看来，是他最大的优势。“我们做了别人40岁时候才会做的事情，比别人多赢了一点时间。如果人人都能活到100岁，那么我估计很多人会成功，可是大家活不到那么久，那么我希望能走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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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荒而又合理的方法论

陈豪是蓝海天使基金的管理人，是他投资了杨沛的蓝海创投公司，正好两个公司名字一样，所以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很谈得来，按照杨沛的说法:连续3天聊天到夜里3点。

这样，两个人的优势造成了目前的蓝海创投，杨沛通过不断寻找扩展平台，而拥有许多等待投资的新项目。陈豪则通过不断拉自己身边的富二代朋友加入，使蓝海的投资者队伍越来越大。

陈豪无疑是目前这四五十人中最多投资经历的人。还在华东理工大学读书时，他就创办了自己的SP公司，为手机提供彩铃业务等，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快成功。虽然家里很有钱，“可是我没要家里一分钱”。

他给自己买了辆帕萨特，大学毕业后又和浙江的几个朋友投资了自己的网站“团购网”，并自己任总经理。管理了一年才发现，“我自己不是好的管理人才，尽管战略方向是正确的”。合伙的投资者一个40多岁，一个60多岁，都很看好他的点子，这时候劝他退出管理，专门做风险投资。

在朋友带领下，陈豪认识了风险投资业的专业人士。“去他家里，他在那里吃面，我在旁边滔滔不绝说我自己做过的事情，面吃到一半，那位资深人士放下碗说，你做过的其实就是风险投资，但你要完成从企业家到资本家的转变。”并劝他专心做风险投资，不要介入到直接管理。

这位专业人士很看好陈豪，帮他从海外召集了3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专门用于投资中小企业，“因为觉得我眼光好，对新经济有判断力”。蓝海创投就是陈豪投资的新经济企业，“我和另外的投资人不仅仅给他投入了基金，还带来了很多资源，比如说我带来的富二代群体，而伙伴带来的是海外公司管理的经验。”

虽然团体里的富二代都是刚接触VC，但陈豪觉得，他们已经有比别的VC公司不同的种种优势。“最要紧的是他们与众不同的成熟”，从小在商业环境里摸爬滚打成为他们的最大优点。

比如戴寅，虽然只有22岁，“可是他很能建造自己的团队”。戴寅能将别的公司拿2万元月薪的人挖到他公司来，只拿几千元工资，而他开出很多别的优惠条件给人，例如升迁、干股、合伙人计划等等，“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成套企业管理经验都可以拿出来”。再比如那位留学归来的温州富二代，“他也能把世界500强企业的员工挖到他的小公司，给人家不高的薪水，也是给大家美好的未来愿望”。杨沛最佩服他的，还是他的定力，“他弟弟整天开着保时捷去做私募。可他一点不受影响，专心做风险投资。买了3000本书，每种书都买两本，一本收藏，一本快翻烂了”。

这种家庭背景，在陈豪的经验里，帮助他们做成不少判断。“有人拿来贵州矿山的项目，可是我们这些人中不少人家里都有矿山，能很快判断出那个项目的成本核算不实在，所以几个人一讨论就决定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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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风险投资怎么会那么容易？”

而不少杨沛圈子里的人，一边学习风险投资，一边还在炒股票。童世豪也觉得惊奇:“在行业内是没有这种行为的，专业的GP怎么会去做股票。完全是两个行业嘛。”而且，做VC成功的话，利润是股票市场的许多倍，可是这些从小做生意长大的孩子完全不肯放弃身边任何一个获利机会。朱舜睁大双眼为自己辩护:“当然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童世豪自己是从研究员做起，一直做到今天的VC公司合伙人。“我们的经验是只选择最好的，最合适在美国上市的项目，因为那样获利丰厚。”他们投资的China—Edu在美国上市，只花了短暂时间。“我们从美国拿来3亿元LP的钱，一个项目就获益翻番，按照我们公司拿20%的利润计算，我们一年可以收入几千万元，已经是VC行业中的较为稳妥的收入了。”

他的公司也不乏80年代出生的优秀研究人员，全部是海归或北大、清华毕业生，“如果他们一帆风顺，而且不断展现自己的才能，那么三十五六岁时，也许他们能成为合格的GP，会让他们直接负责投资项目”。

尽管对国内民资看好，可是童世豪还是对这些在20岁已经开始做GP的年轻人充满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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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沛觉得，网络游戏就是人生的对应。刚开始玩游戏时，“大家都是小兵，经过一段时间积累，有了钱和装备，那时候再看各人的进攻方式，有可能装备丢失，就等于破产，有的人会放弃不玩，有的人会积极进取，重新开始。这时候，我肯定会找后面的那种人投资”。杨沛觉得，后面的那种随时会东山再起，“而且在游戏中他有朋友，有资源，所以成功的机会比较多”。他觉得这就和现实生活中名利的来到和失去一样， “关键还是看平时积累，会玩网络游戏的人，失去了也很快能找回来。这就是胸怀”。

而项目负责人的性格可以在K歌中发现，“喜欢出风头的适合媒体、广告等行业，缩在后面的也许只是适合传统行业”。除此外，他们还会关心对方的花钱方式，每次都会直接问对方——“100万元你怎么花?”“刚创业就想着花钱，当然不是合适的人选。”

而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他们中的一位温州富二代则喜欢看对方的穿着打扮。他家里有多家上市公司，在国外已经开始做VC了，创办了一个垂直招聘的网站，专为蓝领招聘而设，“他和我们这里很多在中国受教育的富二代不同，很多中国的富二代只开最普通的帕萨特，穿得也一般”。

他很讲究穿着，自己有3辆车，一辆凯迪拉克，一辆悍马，还有一辆宝马，开什么车配什么衣服，一丝不苟。所以他面对来寻找资金的项目方时，有一项要求，“对方穿不穿西装，穿什么牌子的西装，他都看在眼里，因为他觉得这代表修养”。而会不会讲英语，成为他要求项目方的另一条件，“他是我们当中要求最多的一个”。

“‘80后’的投资人最有优势的一点，是他们对新媒体熟悉。”杨沛觉得，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项目和他们沟通起来很顺畅，这是他们胜过比他们年长的投资人的方面，“那些人很多都不能理解新商业模式，而我们是玩游戏长大的，你看“盛大”的模式，就因为投资人也玩游戏，所以他们才能很快拿到投资”。

而另一优势，就是这批投资人都是从小做生意的。朱舜10多岁时，就帮他父母亲卖过服装，“都有很好的商业头脑，不会像别人那样轻易上当”。

可是在童世豪这样成熟的VC行业的人看来，尽管这批孩子有生意头脑，也确实熟悉新媒体，“可是他们还是头脑发热型投资，远非成熟的投资基金管理者”。一个成熟的VC公司，一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跟随研究，研究后还要经过决策组的讨论，这些决策人都是相关的研究者和各领域权威，“即使这样，全世界风险投资成功的比例还是只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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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LP还是GP

在与杨沛他们接触前，朱舜已经意识到资本投资的获利空间极大，他已经开始了自己的VC试验，试验项目包括:在千岛湖买了3个岛，每个岛投资几百万元，“是和我们当地商会会长一起买的，和他交流过，不会吃亏，还可以趁机向他学些东西”。在东北投资一家挖沙厂，因为那里有新认识的朋友，觉得是个机会。在义乌投资了培训学校，因为他自己喜欢那培训。投资了几家网站，因为觉得义乌的此项产业不发达。还投资了电视剧，“我自己就很喜欢商战的电视剧”。投资的钱，部分来源于自己的炒楼放贷收入，更多来自父母支持。

在专业VC人眼中，这些投资看上去都很滑稽。40岁的徐新是“今日资本”的总经理，她很冷淡地说:“这些浙江的孩子，家里有钱投就投呗。”她显然觉得，这些VC连入门级水平都没有，“专业的风险投资企业只投行业中最好的企业”。

朱舜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到上海后，他觉得自己过去的最大问题是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而现在，他觉得要找个好项目，“搞个大的”。而上海，在朱舜看来，是搞大的最佳试验场，“那么多的新项目都在这里，这在义乌完全不能想象。在那里，身家几十亿的老板们买了电脑也就是玩扑克，现在刚刚知道QQ了”。和朱舜想法一样的人很多，杨沛他们的圈子里，很多是打算在上海挖掘他们资本运作的第一笔财富。

在VC行业，LP指出资人，不参与任何管理，叫“有限合伙人”，而GP指的是投资的专业管理人员，又叫普通合伙人。按照国外经验，很多家族财产的继承者多是做LP，只管出钱，等着收入就可以了，可是杨沛他们身边的人没有只肯做LP的，他们更渴望自己能成为成熟的GP，自己管理投资基金。

作为成熟的GP，最关键是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包括合适的项目管理人。酷爱打游戏的杨沛提供了一套理论基础:“做风险投资就是看人，而看人就要在日常生活中看。”他们会和来寻找投资的人一起打游戏，K歌，上酒吧，看对方怎么做，然后判断对方是否合适。一般说，来这里找投资的很多也是年轻人，大家一说起玩游戏，都有各自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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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到处去挖人才，为了挖一个著名厨师，半年时间内，每个月飞两次北京。”他四处搜罗来的管理团队都比自己年纪大，“都是有野心的人，但是那种野心是我能控制的”。他反复强调野心，觉得这是自己将来成功的关键。

而野心的最新出路，就是资本投资。自己管理了一年投资，觉得要学的还有太多，包括想把自己变成专业的投资基金管理者，“那样才能保证自己家族的资产不断升值”。在温州商会的网上看见了这群人的相关消息，第二天他就和杨沛约着见面了。

像陈栋这样急于将家族财富由制造业转向资本运营的第二代，杨沛至少每月能见到一两个，“数目还在不断扩张中”。昨天还有准备将家族企业上市的福建商人的第二代打电话约见，想马上飞来上海，加入杨沛他们的团体，能帮助家族从上市中套利。

“他们很多有同样的背景，家族的生意做得很大，但又不是像“阿里巴巴”、“携程”那样的新型企业，基本上是传统制造业，而父母亲那辈大多想守成，不太想把家族企业上市。而他们则觉得自己年轻，能够玩转资本市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自己能超过父母亲，能超过自己周围圈子里的朋友。”杨沛解释。

从义乌开着奔驰跑车来上海的朱舜也是这样的心思，认识杨沛后，一听到有交流机会，他都会半夜开车出来，赶在9点前到上海参加“学习”。听见杨沛他们讲到新媒体，1983年出生的他，表情都会无比严肃，像重新回到课堂的中学生。

他家在义乌的外贸加工厂，每年“也就几亿元的收入”。在朱舜看来，这几亿元收入并不牢固， “现在人民币升值，利润已经下降5个点”。父母亲竟也希望他能到单位当个公务员，“家里的钱，只要不吸毒，几辈子也花不完”。可是朱舜也是大学上到一半就退学，“当时可以用义乌本地户口炒土地，一下就能赚几百万元”。他的目标也是将家族企业上市，可是父母也完全不听他的。

他过生日时，让妈妈送他一套房子当礼物，“想炒楼，我从小就不喜欢工厂的生意，喜欢做资本游戏”。他的资本游戏主要就在义乌炒楼和放高利贷，“我们那里是小城市，一方面是外贸生意极度发达，另一方面是金融意识极不发达”。20岁的朱舜发现，当时房市交易信息还不发达，很多直接张贴在墙上，“我很快就成为那里的炒楼高手”。靠10多套房子套利1000多万元，然后做地下钱庄的生意，也迅速成为高手。以至于他刚到上海参加VC讨论时候，开口就是这个项目“几分利”？至今成为杨沛他们笑话他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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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的缘起

“国外发现中国10%的发展速度是真实的，结果风险投资终于大规模地进来了。”2005年，童世豪终于将自己任合伙人的启明维创投咨询公司搬到了上海金茂大厦。之前，他在台湾和香港等地做风险投资，更早以前，东南亚是各国基金看好的热土，也是他的工作地。作为国际化的专业投资人，他说:“各地的风险投资热潮我都经历过，而现在，大规模的海外风险投资基金选择的是中国。”

而中国本土，涌动的这些由富二代带着浮出海面的风险投资基金，是童世豪早就注意过的“中国民资”:“规模还不大，一些想在海外上市的公司不想要这些钱。”因为中国民资相比起海外的基金，不是“好钱”——对想在海外上市的企业帮助不大，这些企业会去找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投资基金，拿到钱的同时也拿到经验。

可是2007年，众多的新政策如股改、全流通、A股上市退出机制刺激了投资基金的狂热，尤其是VC退出时的高利润吸引着以往和这行业无关的“中国民资”，加之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刺激，“父辈通过制造业赚的钱急于想找到出口”。而这批20多岁的VC 行业的新人则成为出口的寻找者。

陈栋刚坐下来就宣布:“我是标准的‘二世祖’。”他端坐在那里，服务员过来倒水，他连最小的配合都没有，在他看来，这是保持身份的意思。

他家族的低压电器出口几十年都排在中国第一位，1982年出生的他轻描淡写地说:“每年也就几十亿元的收入。”这些都是他父亲的成就，可是一谈到自己刚刚接触到的VC，口气立刻大了很多。刚刚做投资一年，脸上满是青春痘，头发也少了不少，他说这些都表明自己的焦虑。而焦虑来源，除了对家族制造业前景的担忧，也来自超过父亲的野心。

他总觉得喜欢摄影、动不动上新疆拍照的父亲不是一个合适的投资者，“他是个艺术家，根本不知道制造业已经日薄西山了”。

他们属于从温州搬迁到上海的家族企业，可是父亲不想让陈栋继承企业，当陈栋考上公务员的时候，父亲特别兴奋，觉得儿子的日子可以安稳地过下去。可是陈栋想了一天后，还是跑到父亲身边，对他说:“我觉得制造业已经利润微薄了，我要帮你管理企业。”父亲听都不听就把他赶走了。

后来，父亲把工厂给了哥哥管理，“我再去说制造业的危机时，他都会说，那是你哥哥的事情”。而给了他近1个亿，让他去做酒店投资，憋着气的陈栋自己面对管理所有的问题，“被人骗了根本不明白”。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合格的投资者，应该去找合适的人来管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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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出生的戴寅，2006年底从武汉到上海，刚与“蓝海创投”的出生于1980年的总经理杨沛见面时，举止僵硬，脸上红了又红，“完全是一个大孩子的模样”。和一般大孩子不同的是，他是携带着几亿元投资基金，从家里到上海创业的。

不过当时他还不知道VC是什么，在一所大学上了没多长时间就退学的他，以往熟悉的是用他父亲的钱，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上赚钱。

一年后，戴寅的身材也从当初的清瘦变成了现在的庞然大物，他和几个合作伙伴共同组建的基金公司“同辉创投”，一年投资了12个项目，而专业的投资基金，可能一年只有一两个项目。他的项目从800万到3000万元投入不等，其中包括创业投资的热点新媒体领域，也包括去了一趟巴基斯坦，在当地投资一项公用事业。“他什么都投。”周围的伙伴这么评价他，带点嘲笑的口气。

不过他们也好不了多少。蓝海创投是个召集投资者和投资项目的新平台，在这个平台周围，聚集了四五十名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不怎么懂创业投资、却渴望加入这行业的人。绝大多数是富二代，他们的父辈不乏各省首富，有的家族拥有3家上市企业。每个人背后，最少也有几亿元资产，所以杨沛会有些夸张地宣称，这些资产如全部用于创业投资，至少会有千亿元。

1982年出生的陈豪是蓝海创投的投资人，他看好这个平台，但他没有杨沛的夸张。陈豪的父亲是浙江嘉兴富豪，他从小被教育谨慎从事，他说，目前核心的四五个成员的投资基金只有几十亿元，“父辈还没有放心地把钱交给他们”。跃跃欲试的10多个成天和专业的风险投资研究者看项目的人的基金，加起来有上百亿元。全部成员的基金总量不知道，可是，“如果有一天，他们的父辈放手，把制造业赚来的钱放心交给他们投向资本市场，那就不是上千亿的问题了”。而这些民资，进入VC市场后，将成为一股新的力量。

陈豪将10多个各省的富二代带进了这个团体，他们开会讨论时会穿上名牌西装，“平时很随便，有几个喜欢网吧气氛，坚决上那里打游戏的，穿得尤其普通——主要原因是，从小什么名牌没见过?”所以，这批富二代和别的“二世祖”群体不同，他们中多数开普通车;每周在茶馆集会多次，“思想PK”。他们的总部，蓝海创投的办公地点在上海浦东一家普通得可以用简陋来形容的办公楼里，月租才1万多元，和一般的创业投资基金办公地点没法比。“我们觉得能做事就行了，不要排场。”杨沛说。

唯一带上纨绔子弟气息的，是一些酒吧的聚会。一次集会上有人说没有美女，结果其中一个打了个电话，立刻来了10多名美丽的模特和芭蕾舞演员。但这是他们不愿说起的，他们竭力展现自己健康、向上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