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空

直到2010年12月13日，我被释放回家。此后两周，我和妻子可以出门，但必须告知在楼下24小时监控的国保警察，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家。十二月底，我返回四川老家，他们把我送到机场。此后，我在老家居住了四个月。在这些时间里，差不多每隔半个月时间，国保警察便前来盘问我的生活情况。他们是一个由一名自称姓姜的处长、自称姓张的科长和其他几名年轻下属组成专门负责我的“团队”。

此后一年，一遇到所谓的敏感时刻，比如节日、纪念日、开会日、外事访问日等，我就被非法监禁在家，或者被要求到外地去旅游。这样几乎三天两头，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我都失去或部分失去自由。我也被迫几乎停止了在海外发表文章，因为每有文章发表，国保警察立即上门来威胁。我们一个三口之家，被迫生活在三个不同地方：我被监控在外地，妻子在北京工作，孩子在四川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很快，由于国保警察三次去妻子工作的公司施加压力，她的工作也失去了，这种情形不是第一次发生。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也不能到教会参加聚会和查经，不能过一个基督徒正常的信仰生活。这对我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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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下午，他们看我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便将我从医院带出去，带到旁边的一个酒店，休息了一下午。傍晚，他们告诉我，他们的领导要来看我，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套房中。来见我的官员自称姓于，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和国保总队的总队长。他虚伪地说：“昨天的事情是个误会，是下面的人做得不对，你不要对外说出去。”之后的几天，他们在郊外安排了一个地方让我去住，每天审讯我这些年从事的活动和写的文章。他们强迫我写下一份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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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的那个国保警察宣布：“你有三个主要的罪状：第一，这十年来刘晓波做的所有反动的事情，你都积极参加，你们都是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工具；第二，你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好言劝告你不听，就只能用暴力来对付你；第三，你还在写作刘晓波的传记，如果你要出版这本书，我们肯定把你送进监狱。”

他还说：“如果上面下了命令，我们半个小时就可以在外面挖个坑把你活埋了，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就在此时此刻，外国人在给刘晓波颁奖，羞辱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打死你来报复他们。”他接着说：“根据国保掌握的情况，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总共也不会超过两百个人，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两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整个殴打辱骂的过程不知道持续了几个小时，后来我昏迷了过去，而且全身不断抽搐。他们开车将我送到医院抢救。那时，我已经没有了大部分知觉，只在迷迷糊糊中听到，这是北京郊区昌平的一个医院。医生说，这个人伤势严重，我们这里没有办法抢救，你们得送到城里的大医院去试试看。警察说：“那么，你们派个救护车，我们付钱。”医生说：“我们医院的救护车没有那些特殊设备，你们要立即从市内调有急救设备的车来，否则就没救了。”

不久，救护车从市内赶来，将我运送到市内的一家“高干医院”——北京医院。他们给我报了一个叫李力的假名字，对医院说：“这个人是癫痫病发作。”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我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到了第二天早晨，医生来查房，询问我的情况，我刚刚挣扎着说了一句“他们打我”，在旁边的一个警察头子立即将医生叫到一边。而另一名警察贴近我的耳边凶狠的说：“如果你再乱说话，我们把你身上的管子全都拔掉，你就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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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车开到了一个秘密地点。一名国保把我的头夹在他的腋下，将我拖进一个房间。他们命令我端坐在椅子上面一动不能动，一动便对我拳打脚踢。整个过程中我一直被戴着黑头套，呼吸十分困难。

到了大约晚上十点左右，他们解开我的黑头套，我刚要松一口气，立即又冲进来几个便衣，不由分说便对我进行劈头盖脸地殴打。他们脱光我的衣服，将我赤身裸体地推倒在地上，疯狂地踢打。在殴打的过程中，他们还拿出照相机拍照，并得意洋洋地说，要将把我的裸体照片发在网络上。

他们把我按住跪在地上，先后打了我一百多个耳光，甚至还强迫我打自己的耳光，我必须让他们听到响亮的声音，他们才满意，然后发狂地大笑。他们还用脚踢我的胸口，把我踢倒在地上后再踩在我的身体上。我胸口的一根肋骨像断了一样，后来疼痛了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连弯腰起床都感觉十分困难。

他们还强迫我摊开双手，然后将我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往反方向掰。他们说：“你的两只手写了许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要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折断。”他们还用用灼烧的烟头贴近我的脸，我的皮肤感受到了滚烫的疼痛，他们还侮辱性地将嘴里的烟喷到我的脸上。

他们不断地用粗话辱骂我，骂我是卖国贼，是汉奸，是垃圾。同时，他们还辱骂我的家人和朋友。接着，他们强迫我跟着他们的说法来骂自己。如果我不骂自己，他们就加倍对我拳打脚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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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从11月初开始，我家的电话、网络和手机等全部被切断，任何人都不能与我们接触，我和妻子在家中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们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只能写在纸条上，由守候在门口的国保警察代为购买，然后再付钱给他们。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与父母和孩子联系，这样的日子一天天持续着，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感觉比坐牢还要艰难，坐牢还有个具体的刑期，有亲人探视的权利，每天还有放风的时间，但我们根本就是陷入无尽的黑洞，度日如年。这样差不多持续了两个月时间。

12月9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前一天，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降临了。下午一点多，此前常与我接触的朝阳区的一个名叫王春辉的国保，在我所在地豆各庄派出所的马副所长的陪同下，敲开我家的家门说：“我们领导要找你谈话。”我完全没有怀疑这是一个陷阱，身上还穿着一套家居服，只是在外面罩了一件大衣，便随同他们出门了。

一走到楼下，我就发现情况不对。有十多名便衣和几辆汽车在楼下守候，瞬间两个彪形大汉冲到我面前，一巴掌打掉我的眼镜，用一个黑头套将我的头套住，并把我拖上一辆轿车的后排。汽车立即开动，两名便衣左右两边扭着我的双手，不准我动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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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几天，我妻子还可以出门上班，刘霞托他弟弟与我的妻子联系，帮刘晓波购买衣服和食品。不幸的是，有一天，警察从刘霞弟弟身上搜出刘霞写给我妻子的纸条。由此，我妻子的手机也突然被停机，同样被日夜软禁在家，不允许去上班。

有一天，我妻子生病了，发高烧至四十度，几近昏厥，警察仍然不允许她去医院。朝阳区公安分局的一个名叫郝琪的国保穷凶极恶地扬言说：“你就是病死在家中，我也不让你出门，你死了上面自然有人来负责！”万分焦急之际，我上网求救，有一位好心的朋友从推特上看到我的求救信息后，打电话叫来120救护车。但是警察仍然把医生阻拦在门外，幸运的是，经过医生的力争，最终被同意进门来为我妻子量了体温。医生说高烧情形很危险，必须到医院输液救治。几经交涉，最后到了凌晨，妻子终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6名警察贴身跟随，而我被禁止陪同妻子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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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多以来我个人的遭遇是这样的：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奖的消息被宣布的当天，我正在美国访问，白天在南加州大学发表一场演讲，晚间听到了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当时，我感到万分激动和鼓舞，立刻准备回国。有朋友告诫我说，中国当局的反应一定是恼羞成怒，并导致国内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他们劝我暂时先留在美国。但是，十年以来，刘晓波是我最亲密的兄长和朋友，刘晓波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期间，我是副会长，这些年他参与的几乎所有的人权活动，我都是亲历者。从2008年12月刘晓波被捕之后，我就获得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授权，开始着手写作刘晓波的传记。因此，我迫切的希望回到国内，继续访谈刘晓波的亲友，以便尽快完成这本重要的著作。

获奖消息颁布五天之后，10月13日，我就从美国回到了中国。一下飞机，立即被北京的国保警察非法软禁在家中。四名便衣警察24小时守候在我家门口，甚至直接用一张桌子抵住我家的大门，并在我家前后安装了六台摄像头和红外线探测器，天罗地网，如临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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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1日下午，我们一家三口登上了从北京赴美国的飞机。五名国保人员从家门口将我们一直押送到登机口，并要求与我合影照像，之后扬长而去。

作出离开中国的选择，对我来说是艰难的，也是漫长的。

我自1998年在北大读书期间出版第一本书《火与冰》，便受到中宣部和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2000年从北大硕士毕业，在当局的干预下，一毕业即失业，从此成为靠写作维持生活的“不自由撰稿人”。在江泽民时代，我的部分作品还能够在国内发表和出版，在国内还有一定的言论空间。2004年，胡温上台之后，我遭到全面的封杀，从此不能在国内任何媒体上发表一个字，连其他人文章中提到我的名字都会被删去。我的人虽然在国内，却成了一名“内心的流亡者”和一个在公共空间中“不存在的人”。

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停止写作。作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我持续地批判中共的专制体制，并与刘晓波成为亲密朋友，并肩作战。我在海外出版了十五本左右的著作，发表了上千篇的文章。由此，我多次遭到传唤、软禁、恐吓等各种骚扰，处境日渐困难。那几年，我访问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时侯，有朋友劝我留下来，我的回答是：“只要没有生命危险，我就不会离开中国。”作为一名作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作为一名基督徒，宗教信仰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作为一名普通人，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从2010年10月8日我最好的朋友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之后，我便失去了这几项最基本的自由，非法软禁、酷刑、监视、跟踪和“被旅游”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历尽一年多的非人待遇和痛苦挣扎后，我不得不选择离开中国，与法西斯化的、野蛮的、残暴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彻底决裂。